我一点都不了解，惭愧

记号

[2006-06-07 09:29 补充如下]

细细读来，挑挑毛病。

第一帖：

怎见得？

应为圭臬、造句：“searching happy guy”看起来将是一个奉老婆的话为圭臬的人...

[2006-06-07 09:56 补充如下]



赛赛跟苏州有什么关系？我去皖南（歙县到宏村路上）倒是看当地大修所谓赛金花故里

嘉靖朝的苏州八年抗战
　　
　　
　　
　　
　　 倭寇起源，最早是来自日本的海盗，14世纪，日本南北朝分裂，※※失权，诸侯纷争。失败的南朝诸侯，收罗武士浪人，带着武器，从东南沿海流窜入浙江、福建、江苏一带富庶之地，并与内地盗匪勾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史称“寇患”。东南沿海倭患，从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开始到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嘉靖皇帝逝世为止，前后约十五年，而明朝开国初，其实就面临着倭寇骚扰。明初，沿海就有军备，专门防御倭寇。《四友斋丛说》里说：
　　
　　沿海防守之处，起自吴淞。所历川沙南汇青村柘林而西抵金山卫营堡，凡五处，中间所设之兵，虽多寡不同，大率每处五百名。五处总二千五百名，亦有稍多之处，大约不出三千名。每名月给银八钱，则一年总计兵饷银三万两矣。
　　尽管开支庞大，军费糜费，可面对倭寇，明军的战斗力实在成问题。嘉靖二年，大学士夏言建议朝廷取消市舶司，中止了对外的官方和半官方的贸易，为明朝中叶的倭寇横行埋下了祸根。嘉靖二十五年，浙江巡抚朱执厉行海禁，不但阻断民间出海贸易，甚至连出海捕鱼也在禁止之列，断了财路的海上走私集团由以前的亦商亦盗变成纯粹的海强。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很多平民 “资衣食于海”，严厉的海禁也使其中相当—部分人投入海盗。嘉靖中期，倭患波及从辽东到广东的全部沿海地区，并弥漫到东南内陆，海盗们往往动辄纠集数千甚至上万人马，深入内地数百至数千里，围攻州府，攻占县城，大肆烧杀抢掠，掠虏人口，抢劫财物，倭患遂达颠峰。《明史》中曾记载：
　　（嘉靖三十二年）“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
　　苏州是全国最繁华富裕的城市，明代苏州阊门至枫桥“水陆孔道，商贾骈集，货物山积”，河内货船樯帆林立，岸边屋舍鳞次栉比，也是凶悍的倭寇垂涎的目标。嘉靖三十三、三十四年中，倭寇三次奔袭苏州，其主要目标均在阊门至枫桥一带。在当时，阊门、枫桥是苏州城西重要商品贸易集散地。明人郑若曾在《枫桥险要说》记述：
　　“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苏州财货莫胜于阊门。倭寇垂涎，往事可鉴……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南北二岸居民栉比，而南岸尤为商舶渊薮上江，江北菽粟、棉花大贸易咸聚，焉南北往来之客，停桡解难俱在于此。盗贼奸细至难盘诘，往时营建敌楼，设团营于接官亭寒山寺遗址，见存不可以不修举，虽然险要有轻有重，枫桥虽不当江潮水口之冲而所辟系至重，似宜设重兵以镇之，不当与娄齐诸附郭例视何也”。
　　苏州抗倭的形势一度相当严峻，归有光在《备倭事略》里说：
　　夫苏州之守，不在于娄门，而在于昆山、太仓；太仓之守，不在于太仓，而在于刘家港。
　　刘家港是通海的港口，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这也意味着苏州抗倭战争的防线，必须兼顾城市与外围要塞。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倭寇连犯太仓、嘉定、南沙、南翔等地，遭到坚决抵抗被打败后，略事休整，复又卷土重来。他们以五十多艘大船和三千多军士的兵力，闯进浏河口，袭击昆山县城。昆山知县祝乾寿率阖城军民奋起还击，同仇敌忾，昆山城之围足足有四十六天，此战最后以倭寇溃败告终。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的八年，是江南地区抗倭斗争最艰苦也最为惨烈的八年，苏州当时最繁华富庶的枫桥阊门一带都遭受了巨大的战争创伤。《※※吴县志》记载，嘉靖三十三年倭寇自太仓入海口进犯苏州，烧劫于阊门、枫桥一带，“焚掠殆尽”、“积蓄纤悉无遗”。苏松太兵备道副使任环、副将解明道率众狙击于阊门上津桥，军民协力以及虎丘僧明际等助战歼寇二十，擒一人，余向吴江散去。
　　嘉靖三十四年，战事蔓延江浙全境，倭寇甚至兵临南京都城之下，围攻苏州、杭州、扬州、温州、泰州等大城市。这年五月，由汉、壮、苗、瑶等族兵士组成的军队，在名将张经指挥下，决战王江泾大破倭寇，斩敌千余，朝野赞誉“自有倭患来，此为战功第一”。但，这离最后的胜利还很遥远。这年六月，倭寇再犯苏州，“举火焚枫桥六昼夜”，是时“烈风大作，烟焰蔽天，不辨咫尺，哭声遍城内外”。
　　文弱的苏州，面对异族入侵战争的洗劫，选择了以牙还牙。明代中叶，武备废弛，※※上记载，一股仅有七十二人的倭寇，登陆后居然深入中国腹地，横穿浙江，西入安徽，再北犯明朝陪都南京，又越无锡征战三省二十几个县，杀掠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杀死打伤达※※百人。
　　《金陵琐事》 倭贼 ：
　　
　　　　乙卯年，倭贼从浙江严衢过饶州，历徽州、宁国、太平而至南京，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于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有事备耳。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辱耶？
　　 倭贼既杀败官兵，即日宿于板桥一农家，七十二人皆酣饮沉睡。此时若有探细人侦知其实，当夜遣一知事，将官潜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杀都尽。但诸公皆不知，兵闻贼至，则盛怒而出。一有败衄则退，然沮丧遁迹匿形，唯恐不密。殊不知一胜一负，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败为功者，此正用计之时也。而乃甘于自丧，何耶？且又不用细作，全无间谋。遇着便杀，杀败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但倭寇在苏州，在太湖边上，却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倭寇又自浒墅关犯枫桥，苏松太兵备副使任环、总兵汤克宽率领军民奋战，全歼寇贼六千，东南大捷。任环（1519－1558年）字应乾，明潞安府长治人，从小习武，饱读诗书，是文武兼备的人才，民间传说他面容英俊，是“白面郎君”。苏州从来不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而作为一代名将，任环的功业在历来号称太平富庶的苏州实现，这其实与当时倭寇的大举侵扰有关。嘉靖三十年（1551年），任环来到苏州，做同知，级别比知府低一些，负责地方治安、军事。
　　
　　明朝中晚期海防松弛，倭寇屡犯吴地。而当时地方武备官员无能懈怠，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看见倭寇大兵犯境，束手无策，地方上幸亏苏州知府是个好官，可他不懂军事，任环的到来，使苏州这一东南都会的军事安全有了转机。
　　
　　任环上任，筹建乡勇，建议朝廷是调来骁勇的广西狼兵，一时间城防要塞面貌一新，士气高昂。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是苏州遭受倭寇荼毒最严峻的时期，任环“首尾五载，勤劳四任，艰难百战，斩敌数千”。保护了吴地百姓不受侵扰，他训练※※勤勉，带兵作战勇猛，往往身先士卒冲杀在前。上了战场，任环常怀必死决心，随时准备战死沙场，在松江一次作战中，他上来就斩获三个倭寇首领，一向凶悍的倭寇吓的不敢列队迎战，他的弟弟任之俊、任之秀、任之重随兄抗倭，同样英勇善战，时称“任氏三龙”，任环军由此威名显扬。据说任环※※里还有来自河南嵩山少林寺及杭州、山东的武僧。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六月，倭寇进犯苏州，从嘉兴乘船横渡太湖，兵临枫桥，“举火焚枫桥六昼夜”，“烈风大作，烟焰蔽天，不辨咫尺，哭声遍城内外”。城外百姓想逃往城中，可城门却紧闭为的是防止倭寇间谍混入。情况危急，敢于任事的任环自正仪经过一场恶战，马不停蹄回到苏州，见状，感叹“奈何坐视之？纵有觇谍，我在，无患也”。传令开门，百姓数万人得以活命。
　　倭寇这时候已经知道任环威名，听说他回了苏州，这些强盗也觉得气馁，攻城失败，流窜而去。现在苏州沧浪亭著名的五百贤祠内有，有任环将军石刻像，其赞曰“裹创击贼，开城纳民，怒涛沧海，雷霆不闻。”
　　他还多次带领※※前往金山长江口倭寇老巢，与之殊死搏斗，解救沿海城镇，成为百姓爱戴的抗倭名将。他在苏州最后一次重要战役，是追击逃敌，在太湖马迹山血战，大胜。
　　因为战功卓著，任环屡次受到朝廷的嘉奖、晋升。1558年，任环病逝，年仅39岁。任环死后，嘉靖皇帝令地方官建祠，春秋两祭，以褒忠烈。苏州百姓为他建立了祠堂，每年春秋，都要为他举行祭祀。
　　任环能武能文，著有《山海漫谈》三卷。
　　
　　为防倭寇再犯，江南巡抚御史尚维持、吴县知县安谦于嘉靖三十六年督建关楼，分别在枫桥、木椟、葑门建敌楼三处。位于阊门外枫桥景区内的铁铃关是苏州仅存的明代抗倭遗迹，又名枫桥敌楼。倭寇来袭，防守城池，就要大力加强战备。之前，在嘉靖三十二年，常熟县城失修颓圯，知县王鈇集民工修筑县城抗倭，常熟百姓也全力支持，富民谭晓捐献白银四万两帮助筑城，六月动工，历五个月，建成城门八座。城墙周围“一千六百六十六丈，髙二丈，有四尺厚加三之一，陆门四水门四事具。”他还熔寺庙大钟制兵器，选良家子弟数百，立耆长，编成“耆民兵”，亲自教射。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入侵常熟，王鈇率兵迎击，大败之。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倭冠载重宝过常熟城南，王鈇率兵乘船追击，不幸中伏殉难。里人请葬于常熟西门外。
　　
　　 抗倭斗争中，顾鼎臣是最有先见之明的苏州人。早在王鈇修筑常熟城墙前整整十五年，嘉靖十七年，倭患还没有突然恶化严重，他就奏请朝廷在沿海州县筑城，以防备倭寇骚扰。尽管已经是大学士的地位，可这奏章没有什么下文。只是在昆山—他的家乡搞了试点，嘉靖十八年起动工，用去银子近五万两，在原来城墙基础上造了新的十一个水陆城门，城周围两千多丈，高近三丈，当时造也就造了，老百姓最多以为是顾大人为家乡办了件形象工程。可在嘉靖三十三年四月间，日本海盗倭寇大举进攻昆山，归有光等人据守昆山，幸亏这坚固的城墙，得以五十日固若金汤拒敌于外。
　　
　　擅长刺绣的苏州人也能打仗，在打仗上也很会动脑筋，明代苏州抗倭发明了不少自制兵器，比如鸟嘴铳，就是因枪形似鸟嘴而得名，当时曾制造了1万支，是先进的火器。当然，苏州人还清楚的记得一个叫岑花的壮族妇女，以长发披洒、双手舞刀的姿态出入敌阵，手下有健儿二十四，猛将八员，江湖号“定律三虎”、“秣马五豹”，骁能善战。岑花就是瓦氏夫人，她是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一日进的苏州，跟她一起进城的，是跋涉千里从广西来的六千 “狼兵”。这年，明军把一批倭寇包围在苏州的盛墩，官兵与广西来的这些“狼兵”联合作战，大敗倭寇。箭术高超的狼兵先射一举殺倭寇首領，使倭寇胆怯，瓦氏夫人领兵打头阵，在倭寇阵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狼兵按着"岑家兵法"作战,也显出了威力,共杀了300多名倭寇.盛墩也因此战役改名胜墩.
　　
　　※※记录了瓦氏夫人在江南抗击抵御倭寇的赫赫战功：
　　三月十三日，到前线金山卫，扼住倭寇的巢穴。
　　四月二十日，倭寇4000多人进犯嘉兴，瓦氏一马当先，把倭寇包围在王江泾，一举歼灭倭寇3000余人。给倭寇以毁灭性打击。明人采九德在《倭变事略》里详尽记述了此战经过：　
　　　 三十四年乙卯二十三日，贼自金山战后，历乍浦，次吾盐，至〈石赖〉头门。闻澉浦火炮连声不绝，复转由吾盐城西官塘，抵玙城。夜散处，南次于郑坟，北次于邬家村。明日炊后，唱名起行，一贼愤病自刎油坊中。又明日，吾盐发兵北追，郡城遣兵南御，前后夹击，斩获数百级。二十八日，贼余党奔苏门，次宝带桥西北小堰。有司闻报，先期决去堰埂，至是两旁水涌，不能渡。复自故道转窟王江泾。次日，卢、汤、任诸兵会剿，军门命丁总戎冲锋。令牌至，丁父子率兵启行，遇贼，一家兵奋勇执牌而前，兵众从之，冒刃力战。前兵方锐，后阵乘之，须臾贼戈甲弃地，四溃而逃，多伏地受刃，或跽而乞哀者，斩获二千余级，献捷军门。没兵亦几千余人，是为王江泾大捷云，乃总督胡梅林公筹略功也。
　　六月，陆泾坝战役，斩获倭首300余级，烧毁倭寇船只30余艘。
　　是年七月，瓦氏夫人班师回田州。祭告家庙，
　　江南百姓传唱这样的民谣： “花瓦家，能抗倭”

明朝的苏州点滴 四　
　　
　　七个状元
　　苏州在明朝一口气出了七个状元。
　　钮秀《觚续编》、邓之诚《骨董琐记》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清初，长洲学者汪琬宴客于府，席间谈论家乡土产，则粤有象牙犀角，陕有狐裘毛皮，鲁有绢丝海错，鄂有优质木材，众人“侈举备陈，以为欢笑”，只汪琬无言。众揶揄道：“苏州自号天下名郡，钝翁先生苏州人，怎不知苏州土产呢！”汪琬曰：“苏州土产极少，仅两样而已。”众忙问何物，琬曰：“一是梨园子弟。”众抚掌称是，及问另一样为何，琬则笑而不答，众追问再三，乃徐徐吐出两字：“状元”！众人于是“结舌而散”
　　
　　据统计，自唐至清的近1300年间，中国科举上共出文状元596名；自宋至清近800年间，共出武状元115名。其间，苏州（按现辖6县市计，※※上有吴县、长洲、元和、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吴江、震泽、太仓、镇洋）共出文状元45名，武状元5名。苏州状元花样繁多，有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的1人、连中两元（会、状元）的8人（中国历代“两元”只45名，三元14名）。另外什么父子状元、兄弟状元、祖孙状元、叔侄状元等等，文风之盛冠绝天下。单单明清两代，苏州地区共出过4000多名举人，1500多名进士，其中状元近30位，约占全国的1/6。
　　明代科甲鼎盛的13府中，江南占7府，分别是绍兴、苏州、常州、宁波、嘉兴、杭州、松江等府，其中苏州府中进士总数为970人，位列三名。
　　
　　在明朝，苏州的第一个状元是施槃。
　　施槃是吴县东山人。明朝时候，洞庭东山的商人名气就很响亮了，号称钻天洞庭，在“三言两拍”里多有记述。江南重商，崇尚物质享受，公开言利言色。施状元家里也是做生意的，少有奇质：
　　其父携之商山阳主富人罗铎家。有张都宪者求饮，铎命其子与槃偕出见，都宪令属对，曰：“新月如弓，残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应曰：“朝霞似锦，晚霞似锦，东川锦，西川锦。”都宪异之，谓铎曰：“有资如此，何不成之？”铎即俾与子同学，给其赀费，业成还乡。
　　他少年早达，正统四年（1439年）23岁就中了状元，是明朝开国以来最年轻的状元。在江南文化的人文传统中，对商人比较宽容，施槃贵为状元，做翰林的官，清贵的很，也曾为家乡东山一位富商写过阡表，其中有一段议论：
　　“近世士夫言及泉货之属，则以为鄙，若有不屑为者。及观洪范八政， 则以食货为先。子贡论政，则以足食为首。《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至则财匮少’。后世惟太史公如此，故于货殖传若白圭富国，……无不具载。然后知泉币货殖，亦有国者之当务也。”
　　看这一番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就知道他不是拘泥的人。刘昌《悬笥琐探》“诗谶”还讲了他的一则逸闻。正统三年六月一日，刘昌自己刚刚进入吴县学当一名增广生，这年开科取士，这一科吴县有三人中举。周郁是举人里的第四名，张献第十一名，施槃是第十五名。赴会试，施槃临别留念，写《赴会试留别》诗有“红云紫雾三千里，黄卷青灯十二时”句，《咏蝴蝶》云“莫怪风前多落魄，三春应作探花郎”，果然一举中了魁首，胜在气概不凡。更有传言，正统年间江南巡抚周忱到吴县县学，见水池内有莲花“一茎三苍”，说这征兆大吉，第二年，在这里读书的施槃真的以县学生状元及第了。
　　施槃有《恩荣宴》：“千里观光我独行，辞亲无奈惜离情。玉堂未拟登三辅，金榜先叨第一名。麟凤骈臻欣道泰，车书混一仰文明。太平天于恩如海，虎啸龙吟会匪轻。”
　　
　　
　　
　　历来苏州状元多，后人以为苏州籍进士在殿试时交卷，书法写的漂亮占了很大便宜，这就要讲明朝苏州第二位状元吴宽。吴宽在书坛地位尊崇，开启一代风气，影响了后面的吴门书家如祝枝山等人，喜作狂草，喜苏东坡笔意。《尧山堂外记》说，吴宽“应试南畿时，同寓有施焕伯者中榜，逮鹿呜宴罢，焕伯出曰：“吾意兄策皋搞之骑，遵崇化之途矣。”宽曰：同行无疏伴。其有养如此。”这已经是宰相的气度了。武功伯徐有贞据说会看风水，《庚巳编》里有他慧眼辨才的故事，与前面巡抚周忱赏花的预言一般：
　　辛卯歲，偕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鴟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文明之祥也。來年吴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吴文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食時，已有大魁鼎輔之望，後果如其言。
　　吴宽后来官运也还好，是尚书一级的大官僚。他为人仗义，比较著名的一件事是为老乡唐伯虎的科场冤案求情，总之，在当时星光璀璨的苏州文化界，他也是当然的※※人物，对老乡也极尽关照。何良俊《四友斋丛》记载：
　　吴匏庵为吏部侍郎时，苏州有一太守到京朝觐。往见匏庵，匏庵首问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来何如？”此太守元不知苏州有个沈石田，茫无所对。匏庵大不悦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贤者尚不能知，余何足问。
　　　这是弘治八年的事情，这是对文化的尊重。 他在政治上的作为是有限的，他懂得继母逝世，按理丁忧要开缺职位，但上头关照“吏部员缺，命虚位待之。”看起来很受重用，不过他在负责教育太子时，遇到了※※烦。太子就是著名的荒唐皇帝武宗，那个时候身边一帮太监就不让他学好，尤其担心读书人把太子教育好，他们就没发展空间了。吴老师一上课，他们就捣乱，太子啊，读书辛苦，要不要吃点补品啊？太子啊，足球比赛转播开始了，看不看啊？太子啊，今晚有歌舞表演，超级阵容全球巡演，咱们不写书法了。吴宽对太监很愤怒，于是纠结同僚上疏曰：“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是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日多，岂容复以他事妨诵读。古人八岁就傅，即居宿于外，欲离近习，亲正人耳。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哉？”
　　话是理直气壮，皇帝也点头称许这老师真认真，可翻开《明史》就知道，吴宽输的有多惨。
　　　
　　苏州状元顾鼎臣字九和，号未斋，昆山县玉山镇雍里村人，为明世宗朱厚熜的宠臣之一。他是老父亲五十岁才得的幼子。他感念父亲，经常夜里焚香祈祷父亲长寿，野史传闻，他是老父与婢女所生的私生子，他的童年过得很艰难。《万历野获编》说他“父母不礼之，苦贫，读书古寺中。暇则与群儿无赖者，盗邻家狗烹之；薪尽，则析木偶罗汉供爨，至糜烂与诸稚共啖，人诮责之，不顾也。”
　　想想，真是可怜呢。
　　弘治十八年，他中了状元，民间传说这次得中状元本有诗兆。昆山风俗，以八月十八日为“潮生日”，大家都到东门观潮。顾鼎臣写《观潮诗》云：“海若鞭潮出海门，霆奔雪卷带灵氛。六鳌驾撼三山动，万马声传百谷闻。应谶更期人似玉，往观谁使女如云。傅岩舟楫真时用，康济功成日未曛。”气度雍容，此时的顾鼎臣，已经不再是那个不招人爱的野孩子了。他的长相也不凡，在当年老资格的苏州阁老王鏊看来，“顧鼎臣長七尺，虬鬚虎顴，目炯炯射人，聲吐如鐘。……好聲酒及內，或以風之，意殊勿屑也。自其在班行，上固以目屬之。
　　
　　
　　意气风发的顾状元先做了翰林编修，慢慢熬资格，终于在嘉靖十七年八月，以礼部尚书兼任文渊阁大学士。这机缘来自嘉靖笃信道教，而顾鼎臣写的青词一流。青词是道教设法事时祭告“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俪体。因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他写的青词《步虚词》七章让嘉靖对他刮目相看。史称“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以后朝中词臣纷纷仿效，争以“青词”取宠，时人戏称“青词宰相”。这种做法也导致了后来严嵩以进青词进身得宠。不过，他对苏州地方的贡献还是很大，使家乡免于倭寇涂炭。嘉靖十七年他入阁后，想起家乡昆山濒临大海，土城倾塌，又常常遭受倭寇的抢劫，于是传言关照巡抚欧阳铎和巡按御史陈蕙、知府王仪等人，疏请沿海无城墙的州县特别是苏州府所属一州七县，陆续修筑砖石城墙。经过他的努力，昆山率先修筑城墙。他带头捐出了皇帝给他的一笔赐金，作为倡导，动员百姓纷纷出钱出力，在元代城墙的基础上，改建新城。“入木于土，累石于足，封砖于表”。这项工程从嘉靖十八年二月动工，到第二年的五月竣工，新城墙“周一十二里，计长二千三百八十丈，高二丈八尺，垛四千五百八十七”。后倭乱起，，昆山老百姓凭此城墙，才能多次击败倭寇侵扰，使城里的居民和附近的农民数十万人幸免于难。嘉靖十九年十月，顾鼎臣病死任上，谥号“文康”。顾状元死后，因为的当年远见、善行，乡人立祠纪念他。顾鼎臣工书法，楷书秀媚，酷似赵孟頫，兼通医道，有《医眼方论》一卷，《经验方》一卷。
　　
　　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是嘉靖四十一年状元，万历中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继张四维为内阁首辅。晚年辞官回苏州闲居，著有《赐闲堂集》。他不到三十中状元，中年致仕，年八十卒，赠太师，谥文定。太师的一生顺当，所以脾气也好，是不动声色的※※，坊间流行的一本《万历十五年》让好多人知道了申时行的名字，其实申时行一直是苏州的名人，据说他在城里就有八处住所，住过的地方至今还叫“申衙前”。
　　房子造的好，白皮松青石阶，严嵩家里的大鼓也被明神宗赐给他做摆设。申时行热爱昆曲。,昆曲是最高尚的娱乐，作为休养在家的士大夫，申家蓄养的戏班与张岱家班齐名。但热爱昆曲、脾气很好的申时行，却是《牡丹亭》作者汤显祖眼里的奸佞。汤若士早有文名，为人刚直。万历十二年任南京太常寺博士，五年后升为礼部主事。他成为戏剧家就是因为写了一份奏折，上疏明神宗抨击申时行任用私人，被贬还乡，在玉茗堂成就了《临川四梦》。《牡丹亭》是他最好的作品，但估计申家戏班是不许演〈游园惊梦〉的。不论是当权自重，还是他退休闲居，申家在苏州的情况，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有记，很有意思：
　　 庚寅年，吴县申相公正当国，时江南大饥，上命给事中杨东明衔专敕出赈，驻节吴中。每过申门，辄屏驺从步行，盖申乃杨丁丑大座师也。时谓其礼太恭，至壬辰，申已谢相印归里，时吴江知县黄似华新调至，亦申门人之门人，入郡城访申，则呵殿至门，彩服踞上坐，申相辞以疾不面。时谓其礼太倨，二公皆属人也。然申与其地方官往还，修郡民礼甚谨。
　　
　　毛澄是弘治六年状元，朱希周是弘治九年状元，苏州一地连着两科出文魁，实在难得。不过，这两位昆山人在以后的仕途中，都因为“大礼议”事件而受挫。
　　朱希周字懋忠，是官宦人家子弟， 当年中状元是名字取的好，讨了皇帝欢心，一锤定音，突击上来做状元。他和大太监刘瑾有小过节，刘瑾虽残疾，可学问硬是比状元郎更大，指摘他所修的《会典》有小纰漏，一度降职。
　　嘉靖初年，当时朝廷什么正经事情也不做，光在那里 “大礼议”，乱的不成。所谓“大礼议”是正德死后无嗣，朱厚熜以地方藩王继位，在确定世宗生父朱祐杬的尊号上发生争执。从嘉靖即位之初开始，至嘉靖十七年，才以世宗一方胜利结束，前后延续近二十年。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一批新面孔因为支持皇帝而进入权力中枢，老臣纷纷凋零辞去。
　　
　　朱希周是反对派。他当时是礼部右侍郎，左侍郎吴一鹏也是苏州人，在大礼议问题上也是反对皇帝的，他们两个的领导礼部尚书也是苏州出来的，就是毛澄，而他也反对嘉靖破坏传统的做法。
　　大礼议折腾到最后，还是嘉靖说话算数，朱希周后来由侍郎迁南京吏部尚书，做没有什么实权的工作，摆摆样子而已。以后称疾乞休，皇帝给了点面子，说准了，工资福利照旧享受原来待遇，就这样朱状元林居赋闲了三十年，卒年八十有四。
　　毛澄做的是礼部尚书，大礼议风波中他在风口浪尖，处境可想。他是坚决实行儒家礼制的传统士大夫，说话也直截了当不留情面，他反对嘉靖给自己父亲上的尊号出现“皇”字，嘉靖派太监到尚书府求情，乃至长跪不起，带来皇帝的口讯，嘉靖意思是说，人都有父母，为什么我不能表达自己尊崇父母的心意呢？请您不要再在朝堂上反对我的意见了。这态度已经很诚挚了。太监接着拿出金子送给毛澄，这样皇帝贿赂大臣的事真千古奇闻，毛澄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他干脆辞职不干了，一连五六封辞职信上去，嘉靖表面上还挽留，第二年准奏，毛澄在回苏州的路上，半道病重死去。他的一生做的努力，都是关乎礼仪大典制度方面的工作，希望尽善尽美，偏偏他碰到的两个君主，都很不讲究，所以老夫子失落的很。之前，他服务的正德皇帝是喜欢游乐的，还动不动自己给自己加封个称号，什么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好象皇帝还不够味道，经常自己提拔自己，不断发圣旨给自己升官，秀才这回不是遇见兵，而是皇帝自封的大元帅了，毛状元，你纵有天大的道理，能说的清？
　　
　　崇祯十四年，云南丽江土司木增派遣使者，不远万里专门来苏州找一个人买书。使者带了当地珍贵的琥珀、薰陆以及大量现金。事情进展的很顺利，使者带着大量书籍返回云南，里面有毛晋专门给木增土司刻印的《华严忏仪》。土司使者去的地方名气很大---汲古阁，他要拜访的苏州人，叫毛晋。
　　位于常熟隐湖之南七里桥的汲古阁，是明朝最大的出版机构了。这里既是规模空前的私人藏书楼，也是雇佣大量技工进行商业性出版的工场。
　　
　　毛晋，初名凤苞，字子晋，原本是常熟的一个秀才。毛晋家里很有钱，本人喜欢读书，和苏州当时一般风雅而有实力的文人相似，他还是非常专业的版本图书收藏家，藏书八万四千多册。尤其热中于宋元精本、名抄。因为功名上一直没有突破，毛晋干脆断了仕途念头，隐居故里，变卖田产，开出了“汲古阁”，以收藏和传刻古书。和一般文士满足于藏书不同，毛晋从一开始就把书当成一门生意来做，家里有众多珍贵的古籍，本身就有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印刷出来可以满足人们对“秘藏”的好奇。汲古阁有着一套规模完备的机构运作流程，他延请海内名士三十多人：从投资、招聘人员、组稿、校勘、编审、书写、镌刻、印刷、装帧，分工细致，工序环节明确，汲古阁校勘经典完毕即付刻印。。自明末到清初四十多年间，汲古阁刻书共有六百余种，流传广远。
　　
　　汲古阁的日子很忙碌，雕版的工人，抄书的学徒，还有往来接洽的全国各地的商人，书香满院，日进斗金，这两样截然不同的场景奇妙的混合在汲古阁，根据史料记载，汲古阁分上中下三楹。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其中很多是南北宋内府藏书，这些书都用来校勘或作为刻书的样本。为了商业需要，毛晋开始征集海内孤本珍籍，公开贴榜，高价收购，他知道人们的心里，做出了一种不寻常的允诺，只要书是宋版的，收购时以页论价，好象买肉论斤一样。《汲古阁主人小传》：“榜于门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佰；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这样做，有人非议，以为糟蹋了文化，效果却好的惊人，七里桥毛氏成了书商趋之若骛的地方。当时江南流行一句话：“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与毛氏。”
　　
　　为什么做书的生意可以有如此大手笔？这里要先介绍当时书籍出版的背景。
　　苏州在明代是科举最兴盛的地区，这里考中举人进士的很多，科举考试用书好比今天的课外辅导教材，是发行数量最厉害的一种图书。明代人李诩记载
　　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今满目坊刻，亦世华之一验也。
　　这样的情况大致在明朝中叶隆庆万历年间，书坊聘请民间选文家选评考试用的标准模范文章，以为应考士子模仿，称为“坊选”，大为流行。苏州当时印刷了不少这样的时文书销售到中国北方。
　　苏州也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发轫的地方，风俗奢靡，讲究享受生活，市民阶层大量出现，需要自己的文化消费，书籍作为商品被大量生产，流行文学作家也应运而生，明人叶盛《水东日记》载：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汉小王、蔡伯喈、杨六使，北人喜谈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
　　
　　
　　比起这些“小说杂书”，汲古阁刻印的书籍档次明显要高。毛晋虽然做的是生意，走的还是高端的文化路线。天启年间，汲古阁刻印了《续补高僧传》、《剑南诗稿》、《神农本草经注疏》以及《三家宫词》、《极玄集》 等宗教、医学、诗文类书籍。崇祯年间有十三经、十七史及唐宋元人别集、道藏、词曲等。汲古阁的书版在毛晋时就有十万块之多，雇用工匠最多时达数百人，钱泳《履园丛话》说：“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 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从工匠的人数，就可以想象其商业上的成功。更因为所刻书籍校勘详明，雕印精良，许多古籍珍本借此得以流传，而汲古阁出来的书，卖的却不贵。
　　
　　毛晋的书开始走向整个明帝国的版图，对苏州过来的这些书，大家随口称“毛刻本”。
　　今天我们说毛边纸，就是因为毛晋，他每年到江西定造用纸。薄的叫毛边，厚的名毛太，这一名称到现在仍然沿用着。
　　
　　刻书是做生意，保存战火中处于危险的珍贵图书，毛晋也做了很大贡献，他把不惜高价搜罗来的宋元秘本，精心影抄，务必保存古书原始面貌，且好抄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后人称为“毛钞”，抄写得字画挺秀，认真不苟，特别是影抄之书，形神酷似，几可乱真，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极受珍视。传说毛晋家里的仆童甚至妇女也能抄书，这样的人家，真的很难界定：是纯粹的商人，还是一个嗜古成癖的学者？
　　毛晋自己在三十年多后，回顾走过的道路：
　　 “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卷帙从衡，丹黄纷杂，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迄今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不休者，惟惧负吾母读尽之一言也。” “吾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今板逾十万，亦云多矣。”
　　
　　毛晋六十大寿时，好友祝寿，写诗称赞道：
　　“天下皆传汲古书，石仓未许方充实。购求万里走南北，问奇参秘来相率。隐湖舟楫次如鳞，草堂宾客无虚日。”
　　毛晋是大出版家，资财巨万，也是很讲义气的，在钱财方面很大度。据《苏州府志》，崇祯甲申三月十六，毛晋与同郡士人游春至姑苏横塘王家村，见唐寅之墓荆棘荒芜，牛羊放逐墓园，询问附近田夫，方知唐寅亡后，后嗣中唯剩一侄孙孀妇，经济拮据，困顿城内，以致唐寅四时之祭匮乏。毛晋感叹：“是朋友之罪也，千载下读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何必时与并乎？”于是慷慨解囊重修唐伯虎墓并立碑石，择地在墓旁还造了三间祠堂。
　　
　　著名学者钱谦益是毛晋的同乡，也做过他的老师，钱谦益在自己一本《后汉书》的手校中也写下过这样一段记载：“毛子晋邑中富人也，乱时曾有小德于予家”，这就承认了毛晋曾经对自己家有过恩惠，但毛晋“往年故”，他却故意没有去吊唁。按说自己应该去一下表示故旧之情，可他以为毛晋“以财自豪”，可能两人之间有过些什么误会吧。
　　钱谦益还对他的后人做了非常不乐观的评价，以为将来毛氏家族恐怕难以继续兴旺，“将来毛恐不昌矣”
　　　让钱谦益说对了。。叶德辉《书林清语》记：毛氏后人不知爱惜，为了品尝碧螺春新茶，大方的将《四唐人集》书版劈烧煮茶吃了。
　　　
　　 聚散本无常，藏书更是如此。 毛晋去世后，他所收藏的宋元善本归给泰州季沧苇所有，后又转归昆山徐乾学传世楼。许多书版也流散四方。还有些书版被毁弃
　　
　　明代，苏州是全国出版业的中心。繁荣到什么程度？有文字可考的中国最早一场版权官司就在苏州。 明人刘昌《县笥琐探》书中，就记述了明初这桩公案。永乐年间，河南渑池县丞王廉，写了一部解说经义的《四库详说》，稿子留在县民曹端处，自己任任山西布政使去了，曹端也出任了山西霍州州学学正。后王廉以公事过失论死。苏州知府况钟得到了《四库详说》书稿，一向倡导兴学的况钟便以官府名义刊刻。明初开始以八股文科考，这部书好比今天的教辅书，畅销一时。曹端在霍州见到后向况钟投牒申诉，说此书乃是自己所著，王廉已死，申辩无人，结果此书“版权”终归曹端。
　　正德、嘉靖年间，私人刻书日渐兴盛，这些私人刻书家往往又是大藏书家，学问好，家里宋版书多，平时深藏不露。私人刻书家其实就是今天的文化人下海，他们自己就是掌握时代话语权的文化精英，与当时文坛清流交相呼应，把畅销书做成学术书把学术书书做成畅销书，专门搜集刻印古籍秘本；自刻家集；选辑诗、文附加评点；类编 旧书章句等等。做到全国流通，一纸风行。
　　象华亭陈眉公这样的文人，一面结交内阁※※，一面以山人形象标榜士林，按照今天眼光看，就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文化行业的策划人，从编撰写作到刊行出版，从书籍序跋请名人写作的包装到图版套色技术的完善，一套班子运作下来，利润丰厚而且扬名海内。刻书态度比较认真严肃。说起陈眉公，在晚明的文坛上身份也驳杂，有人说陈眉公是“第一等清客”，有人说他明代最好的文学家，小品写的极其精湛，有《小窗幽记》、《太平清话》可证，在今天也是小资们可以楷模的，而一些人眼中的陈继儒是典型的文人画家，今天一些上档次的拍卖会上时常有他的真迹出来，不过又据说经过考证他根本不会画画，连他擅长的梅花册页丹青渲染，当时就是靠枪手来画的，托名敷衍欺世，不过书法还是好的。对这个周旋官绅名头响亮“山人”，最刻薄的议论当属清朝诗人蒋士铨，他笔下的陈眉公是如此形象：
　　"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功名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称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字仲醇，一字眉公，号麋公。“幼颖异，能文章，为同郡大学士徐阶器重。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二十九岁时，取儒衣冠尽焚弃之”，这些都无所谓，关键是陈继儒一生的确是很成功的出版家-----在他先后历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六朝、长达八十二岁的漫长人生轨迹中，是写书，出版，拿稿费，靠版权出卖，才让他过上了衣食不愁，可以四处造别墅，过山林隐逸的潇洒生活，他跟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真正实现了古代读书人“黄金屋”、“颜如玉”的理想，来看他现存的著述：《陈眉公先生全集》六十卷，《晚香堂小品》二十四卷，《白石樵真稿》二十四卷，《眉公杂著》四十八卷，《古今诗话》八卷，散曲集《清明曲》八卷。这些是他一个字一个字自己写的，而作为一个老到的出版家，他为了商业目的而编辑出版的图书，仅仅《宝颜堂秘籍》一套，居然就有二百二十六种多达四百五十七卷，其他如《古文品外录》三十四卷，《秦汉文脍》五卷，《古逸民传》二十二卷，《古论大观》四十卷；《文奇豹斑》十二卷，《国朝名公诗选》十二卷，《乐府先存》三卷，可以想象这些当时的“畅销书”“秘籍”为山人带来了多少财富。陈继儒写书编书名气如此之大，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假冒他的“全庸”之流，打他的旗号就能卖大钱。陈继儒有钱，又不俗，买地造房子起屋在爆发户是俗气，在山人就是营造自己的山林，属于精神世界，他也老是在别墅里搞装修，苦心经营佘山精舍，构建读书台、顽仙庐、磊轲轩，直到晚年还在指挥工匠根据自己的设计喜好不断增添亭台楼阁，隐士朋友多，所以需要更多的地方来招呼大家：五十七岁筑水边林下、五十八岁为道庵、六十一岁造老是庵、六十二岁建代笠亭、六十六岁盖苕帚庵、七十岁在凤凰山葺精舍来仪堂。
　　说书里只有三房两厅两卫，是现代人的小胸襟、没见识罢了。
　　他一生布衣，没做过官，名气却响彻朝野。著名的书法家、大忠臣黄道周在给皇帝的上疏中写道：“志向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皇帝也知道陈继儒高雅博学了，为什么？出版就是舆论，在当时，谁掌握了出版的渠道，也等于掌握了那个时代的媒体话语权的全部，陈眉公造就了自己文坛※※与娱乐偶像的形象。
　　
　　陈继儒的好友兼商业伙伴许自昌是万历时期苏州最重要的刻书家之一，许自昌还是昆曲重要的剧作家，《橘浦记》、《水浒记》、《灵犀佩》、《报主记》、《弄珠楼》、《临潼会》、《百花亭》等都出自他的手笔。苏州城外甫里他的梅花墅，别看在乡下地主家，六十亩地的梅花墅当时被誉为仅次于杭州西湖、苏州虎丘的“江南第三名胜”，是苏州所有园林里最最顶尖奢华的一处名园。主人是苏州第一有钱人家，喜欢养戏班子自己写剧本再教伶人唱戏，而另一个爱好就藏书、刻书，他交往的同时代人物，钟惺、董其昌、陈继儒、文震孟、王犀登、侯峒曾、陈子龙、张采，哪个都是大文化人，许自昌能文善诗，可惜四次考功名不就，捐官才有了身份，他刻过很多书，包括李杜诗全集、《太平广记》这样的大部头。
　　许自昌逝世之后，他的次子许元恭也继续刻书事业，并得到了象陈眉公这样内行高手的指点：
　　
　　　　“久望《读书后》，得教，刻板极精，当走天下。第多刷数千，一日而发之，纸贵无疑。目录悉列于前，观者艳其多，寻者乐其易，跋语姑置后可也。有装订成书者，乞惠二十册，以便寄远，且长其声价耳。”
　　
　　　　连苏州最有钱的许家都在做图书生意，还这样的刻意安排、炒作，显得非常有专业技巧。就这样，象任何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意一样，出版风潮由私家发起而延及官刻、坊刻，以苏州地区为中心，推广到全国。昆山叶氏绿竹堂，吴县郭云鹏济美堂，皆为一时翘楚。而苏州一批职业的出版商人也各显神通，书坊刻书盛极一时。他们什么书都敢做，种类繁多，有医书、科举用书、类书等、戏曲、小说、杂剧、小说的评点本。苏州一时书坊林立，据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考证，明后期苏州就有书坊37家，竞相刻印售卖书籍。而据冀淑英先生对一百零几种明刻本书籍的研究统计，自嘉靖初年万历末年的90余年间，活动于苏州、无锡、常州区域内的已知刻工约有600人稍多。至于苏州图书的质量，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记载：
　　余所见 当今刻书，苏(州)、常(熟)为上，金陵(南京)次之，(杭州)又次之，近湖(州)刻、歙(州)刻 聚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
　　明朝苏州出版业的繁荣得益于当地经济的高度发达。弘治，正德年间以来，社会经济经过较长时间休养生息，江南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手工业和海外贸易日趋繁盛，城镇商贸交流活跃，不但造船、纺织、矿冶等行业迅速发展，连一些开初尚不发达的造纸、印刷、制糖、轧棉等行业也跟着兴盛起来。城市里大量市民的出现，对娱乐消费的需求声势日增，通俗小说和民间戏曲广受城市平民欢迎，此外，苏州科甲之风素盛，选家辈出，全国数百万人跻身科举，读者队伍庞大，书商们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选编八股文集，图书作为商品市场广阔因而被大量生产。此外，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等风行海内，还出口到日本等地。当时以读书著述终老的李诩(1505～1593)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未闻有坊间板，今满目皆坊刻矣。”
　　特别是到明代后期，苏州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最早出现的地区，商业、工场、作坊遍布，市镇繁荣：纺织，染坊，米行，油作，茶楼，酒楼，鳞次栉比。新兴市民阶层不喜欢圣贤书的刻板，他们的生活趣味跟士大夫读书人不同。于是，《三言》出现了，《两拍》出现了，从作者到刊行，都是苏州土产。这是中国通俗文学畅销书的鼻祖了。同样也是为了赚钱，苏州在明朝有一大恶名，即擅做假古董。在出版界，就是做假冒的宋版图书。历来藏书家宝
　　视旧刻、鄙夷新刊，宋版书尤其珍贵。宋刻精良，纸墨、刀法、字体讲究，旧时就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逊志堂杂钞》说：
　　明嘉靖中朱吉土大韶，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板，访得吴门放家有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三先生评宋椠袁宏所著《后汉纪》，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婶临行时，题诗于壁曰：
　　 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
　　 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
　　
　　 以美人的活色生香换几本干巴巴的书，佞宋如此，不知道是不是变态了？
　　
　　古书一旦成为值钱的骨董，书贾有利可图，自然会乘机假造宋版书投其所好。正德、嘉靖年间覆刻宋元本之风，也为书贾作伪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一些坊肆书贾任意割裂、窜改古书，同时校勘也不精，书中错字连篇，纸缪百出，贻误读者，甚至害得士子考试讹写被黜，官吏亦因被恶本所误，考试出题或平时应对时被人耻笑。明朝出版业的复古运动搞的轰轰烈烈，其热潮首先从苏州的家刻本中兴起。正德年间，苏州书贾陆元大翻刻了宋本《晋二俊集》、《花间集》、《李翰林外集》；苏州官绅都穆协助刘恒翻刻了宋本《越绝书》；苏州学者黄省曾也仿宋刻了自注《申鉴》。 到了嘉靖初年，苏州地区的仿宋刻书之风大盛，文人、学者、富豪、书商纷纷响应，一大批专事摹刻宋版书的写刻工匠也应运而生，翻宋刻书热潮如火如茶，各家翻刻的宋版书不胜枚举。风气所及，连官刻亦随之而起。甚至带动了苏州边上的无锡，扬州、松江、杭州、南京等地。
　　今天，明代摹刻的宋本也是很珍贵的文物了，坊间难觅踪影，只有在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偶尔可以看见，就象清三代※※宋明时期的官窑，一样珍贵。
　　

明朝的苏州点滴 二
　　
　　 苏州的几个医生
　　
　　
　　吴中历代医家千余，其中医官、御医百余人，苏州因此号称状元多，御医多。吴中医派多世代为医。吴县葛氏传六代跨宋元明三朝共十人，其中葛乾孙最有名。昆山郁氏从元郁秀岩始，至明中叶，传七代一十二人。文人通医也是吴中医派特色，姚广孝、王鏊、顾鼎臣、王宾、沈周、王宠等都擅长医术。苏州的大夫们还写了许多经典医书如《医经溯洄集》、《薛氏医案二十四种》、《神农本草经疏》，天下闻名。杨循吉《苏谈》记载，吴中医称天下，盖有自矣。而明朝苏州一代名医王宾王仲光学习医术，却几乎是“偷艺”。
　　王宾字仲光，他的老师是金华戴思恭。戴思恭字原礼，号复庵，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名医。明朝洪武年间，戴思恭被征为正八品御医，由于他的疗效特别好，明※※朱元璋非常看重他。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五月，朱元璋得病而久治不愈，下令逮捕医官，唯独慰勉戴思恭说：“你是仁义人，不要怕。”仍重用他。不久，明※※病逝，建文帝即位，将诸侍医治罪，独提升戴氏为太医院史。到永乐初年（公元1403年）以老辞归乡里。三年后再次被征召入朝，因他与当时的皇帝朱棣有旧交，并为他治愈过寄生虫病，所以免去了他的跪拜礼，年底又告老还乡，十天后病逝，享年八十二岁，葬于浦江独秀山。戴氏一生尊重恩师朱丹溪，去世前，“犹不忘祭奠先师之墓”。还是元至正三年（1343），戴思恭与弟思温随其父徒步到义乌，一同拜在金元时期著名医家朱震亨（字丹溪）门下，当时受业于朱门的※※有很多，由于戴思恭颖悟绝伦，刻苦好学，所以最受朱氏的赏识，得到的传授最为精深。这是戴思恭学医的情形。
　　他来苏州，轰动一时，当时他在家门诊每看一病患，就是五两银子的身价。而王仲光当时可以说一点也不懂医术，纯粹是个儒生, 见戴医生门庭若市，收入丰盈，王仲光不禁向他请教学医之道。戴原礼淡淡的说了一句：熟读素问耳。
　　就这一句话，王仲光回家读了三年《素问》。再次登门拜访，戴名医听王仲光侃侃而谈不禁目瞪口呆，“大骇，以为不如，恐坏其技，于是登堂拜母，以定交”，这就是把兄弟的交情了。王仲光想既然已经是兄弟，正好再讨教一番，天纵聪明如他，也只是纸面上学问大的吓死人，其实临床用药什么的，心里没底。戴名医有老师朱丹溪的医案十卷，这是最宝贵的，王开口讨教，老实不客气，戴大哥心里难受啊，想给你学了我还如何江湖称霸？矜持的一笑，说今天天气很好，王老弟明白了，潇洒的也一笑，天气今天很好。
　　后面的情节是：私窥之，知其藏处，俟其出也，径取之归。等于明抢，等戴名医回来发现医案不见，懊恼悔恨的无以名状，叹息道：惜哉，吾不能终为此惠也。于是“王仲光医名吴下，吴下之医由是盛矣”。　朱震亨一派医学在吴中落地，开花散叶，三百年蔚为大观，源头就在明初的这次“※※事件”。
　　王宾奉母至孝，他不肯做官出仕，终生独居，也没有老婆孩子。幽怀萧散，放棹烟江。建文帝即位时，他有诗云：“数茎白发乱蓬松，万理千梳不得通。今日一梳通到底，任教春雪舞东风。”看诗文就知道不是个简单的人。《七修类稿》点出了他不肯做官的心结所在：
　　姚广孝僧姚广孝，苏之相城人也。家世医业，与同邑王光庵宾世交，盖王亦医家也，年长于姚，学博行商，※※尝召官，不拜。姚素敬之。……后命赈饥苏松，三谒王宾不见，特屏骑突往，宾见之，一言不发，但曰：“和尚误矣！误矣！”姚惭而退。
　　姚广孝为功名富贵帮着皇叔篡位，在正统儒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罪过，何况宦海凶险，他看见小时候玩伴的人生轨迹，懒得开口。每天穿件布衣穿行在苏州闹市，卖药为生，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群孩子看热闹，《吴中往哲记》推崇他是吴中隐士第一，当时苏州姚太守仰慕他的名气，登门请教，地方官出门办事，排场很大，有开道的，有打伞的，一帮人浩荡出巡来到隐士家门口。王宾早听见外面喧哗，他门缝里张望见大队人马罗列，心里很生气，就在屋子里高喊：别惊扰我的老母。说完自己爬后院围墙出去了。一群人很没面子。姚知府知道自己遇见真正的高士了，第二天轻车简从来拜会，“独侯门下”，王仲光这才肯见面，“据座受拜，以道诲之若师※※也”，就是跟知府认真上了一课。知府做了回小学生。知府深感荣幸。王仲光是古代所谓的“逸士”，有点象今天的“独立知识分子”，当时与吴县韩奕、昆山王履，并称“吴中三高”。处士韩奕也是绝意仕进的闲人，姚善姚知府“迫欲见之;奕乃泛舟入太湖，往来烟波自道。”比王宾更彻底的不与官府合作。
　　姚善其实是个不错的人，原来姓李。洪武中由乡举历祁门县丞，同知庐州、重庆二府。洪武三十年迁苏州知府。“初，※※以吴俗奢僭，欲重绳以法，黠者更持短长相攻讦。善为政持大体，不为苛细，讼遂衰息，吴中大治。好折节下士，敬礼隐士王宾、韩奕、俞贞木、钱芹辈。”一次在文庙学宫里，姚善请钱芹上座，讨教经义。不料钱芹说，这事情现在不急，姚善悚然起问，那什么事情才是当务之急呢？钱芹给了他一本小册子，一看，全是关于战备的内容，当时燕王朱棣已经有谋反的迹象，姚善于是“密结镇、常、嘉、松四郡守，练民兵为备。”还举荐钱荐入朝为官，署行军断事。最后，姚善在这场惨烈战争中牺牲了，被麾下许千户“缚以献，不屈，死。年四十三。”他和王宾能最后谈到一起，是大家抱负相同，政治上理念也接近。
明朝的苏州点滴 二
　　　　
　　　　 苏州的几个医生(下)
　　　　
　　
　　
　　
　　
　　另一个“三高”昆山王履，是苏州名医，字安道，号畸叟，又号奇翁和雨公，别署抱独老人。王履少年业儒，笃志于学，博通群籍，诗文皆精。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想中什么举人进士了，师从义乌朱震亨学医，尽得其传。王履毕其一生，过着设帐授徙、悬壶济世的平民生活。因为早年是秀才出身，文化人，故兼工诗文，又精书画，名冠一时，堪称旷世奇才。洪武四年(1371)至长安，任秦王府良医正10余年。王履所撰医著甚富，据史志记载，有《医经溯洄集》1卷、《标题原病式》1卷、《百病钩玄》20卷、《医韵统》100卷等，大多久佚。至今流传下来的只有惟《医经溯洄集》一书，素为后世医家所推崇。苏州大学士王鏊曾叹服道：“余读《溯洄集》，知安道之深于医，不知其能诗也，及修苏州志，知其能诗，又工于文与画也。”他的确又是一流的画家，王履学画30多年，行笔秀劲，布置茂密，评者谓作家士气咸备。洪武十六年七月廿一日至廿三日，王履携书僮张一，在新丰友人伴陪下登临华山三峰绝顶，归来后作画作图四十幅，记四篇，诗一百五十首，为时所称。这便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不朽杰作——《华山图册》。明末清初文坛宗师钱谦益盛赞王履“自有华山以来，游而能图，图而能记，记而能诗，穷揽太华之胜，古今一人而已。”《华山图册》今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明洪武廿四年，王履逝于故里，入祀乡贤祠。
　　其实，之前的元代，苏州也有名医圣手葛乾孙。
　　葛乾孙（1305～1353年），字可久，他父亲葛应雷也是名医，葛乾孙善针灸，连朱丹溪也佩服他这一手绝活。徐祯卿《异林》一书载：浙中有女子病痨瘵，经朱丹溪医治已经好了，唯有两颧赤色如丹不退。这大大影响患者的容貌不说，连带着也影响朱大夫的声誉了。朱丹溪这时想起了苏州葛乾孙，葛医生隔衣※※两乳穴位，女子面上的丹点就应手而灭 《明史•列传 方伎》中，还有这样的病案：富家女病四肢瘘痹，目瞪不能食，众医治罔效。乾孙命悉去房中香奁流苏之属，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动，能出声，投药一丸，明日女至坎中出矣。盖此女嗜香，脾为香气所蚀，故得斯症。其疗病奇中如此。
　　医术虽高明，可葛乾孙大概与一般人不好相处，史书说他不大肯给人看病，一肚子医术烂在那里也不轻易出手，他“体貌魁硕，好击刺战阵法”，是武术家掌门人的模样，“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之术”，他学医是因为科举屡屡不中，无奈才选择了这条路，名声不比朱丹溪来得小。　
　　这是题外话。
　　
　　王宾有一个得意门生盛寅，字启东，是苏州吴江人。《明史》上说，王仲光“偷技学医”，可是自己无子，就把绝学本领全教给盛寅。盛寅的医术由此大进，“既得原礼之学，复讨究《内经》以下诸方书，医大有名。永乐初，为医学正科。”他的事迹也不凡，因为被人牵累曾罚做苦工，给来江南采办花鸟的太监治好了“苦胀”之病。明成祖较射西苑，这个太监跟着也去了，成祖遥望见，愕然曰：“谓汝死矣，安得生？”太监说有个苏州盛大夫救了我。“即召入便殿，令诊脉。寅奏，上脉有风湿病，帝大然之，进药果效，遂授御医。”做了御医的盛寅胆子很大，一日雪霁，皇帝召见他，盛寅吟颂唐诗“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闻者咋舌。还有一次他和同僚在御药房下棋，上班时间皇帝突然来了，两人敛枰伏地，谢死罪。成祖说，没事没事，你们接着下完，就坐在一边看棋，盛寅连赢三局，皇帝挺高兴，“命赋诗，立就。帝益喜，赐象牙棋枰并词一阕。”他和明成祖处的不错，可跟成祖的儿子仁宗皇帝有些不对脾气。仁宗还在东宫做太子时，太子妃张氏十个月经期不至，众太医起哄，说大喜啊，是有龙钟了。盛寅独谓不然，说这是生病，要治才行。太子妃远远听见这个苏州医生的话，立刻赞许，说这个医生说的与我症状完全一致，你们早知道有此人，何不令他来给我看病呢？苏州医生于是开了方子，是“破血剂”，太子朱高炽不懂医术，怒而不用。可病不等人，太子妃的病几天后变本加厉，愈加沉重，这就再次找盛寅，盛寅给出的方子照旧是原来那张，太子妃关照就先治着吧，按方抓药，而太子朱高炽担心妃子会堕胎，这个蒙古大夫是江湖骗子，就把盛寅先关押起来，镣铐以待。一会，消息来了，说太子妃毛病好了，“已而血大下，病旋愈。”可怜盛寅全家老小，之前盛寅被戴上刑具带走，阖门战战兢兢，怕的要死，以为这次要灭门磔死了。三天之后，皇宫派来了仪仗队，“红仗前导还邸舍，赏赐甚厚。” 关于盛寅的一个真实记载，证实了中医“医不自医”的说法，盛寅一次早晨入直御医房，忽然觉得天旋地转，昏眩欲死，就请同僚来给他看病。也许是自己本事太大，众人都不愿意给他诊脉，最后一个“草泽医人”说，我来试着看看吧。一贴药下去就好了，朱棣问这是什么病啊，赤脚医生回答，“寅空心入药房，猝中药毒。能和解诸药者，甘草也。”民间偏方治大病，看好御医，气死郎中。
　　盛医生和当时的尚宝司少卿袁忠彻关系不错，袁是鄞县人，其父袁琪相术极精，曾预言朱棣必能夺取帝位，成祖才下决心篡位的，所以登极后袁琪拜为太常寺丞。袁忠彻被封为尚宝司少卿。盛寅与袁忠彻在明成祖那里受重用，却素为东宫所恶，别看太子妃病好了，太子迁怒之心怒犹未解，盛医生担心自己朝夕不保。袁忠彻会相术，早看出还没登基的仁宗皇帝朱高炽是短命相，彼此知己一场，皇帝驾崩总是御医倒霉杀头，于是先密告盛寅，让盛寅早做打算。仁宗嗣位，盛寅果然想了一计，求出为南京太医院。这远在南京了，你的生死我可管不了。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长子朱高炽登位，朱高炽果然是明十六帝中最短命的，一年不到就死了，等宣宗宣德皇帝即位，才召还盛寅。盛寅于“正统六年卒。两京太医院皆祀寅。寅弟宏亦精药论，子孙传其业。而宣德朝，苏州钦谦也做过御医。至今，苏州沧浪亭〈五百先贤祠〉碑刻里有钦谦像。钦谦曾任太医院判，宣德皇帝数次召见钦谦，向他索要房室秘药。说白了，就是要春方。这个苏州大夫也不简单，他恭恭敬敬叩头说：“陛下承祖宗洪业，宜兢兢保爱圣躯。臣死不敢奉诏！”皇帝连着问他三次，他都是这样回答，很下不来台。宣德皇帝性情放纵，喜欢射猎、斗促织，戏游无度。虽然是明代最有艺术修养的一个君主，对待大臣已经比他的爷爷明成祖要仁慈许多，可这个场面也是恼羞成怒了，于是命太监用席子裹住钦谦的头，押进监狱。后来皇帝想想大概也后悔了，名声传出去更是糟糕，这才放他出来恢复原职。这个倔强的苏州人后来殉国于英宗时的“土木之变”。
　　说到明朝苏州吴门医派，还有薛己薛铠父子，他们在万历年间刊行《薛氏医案二十四种》。薛已（1487-1559）字新甫，号立斋。吴县人。父薛铠弘治中曾为太医院医士，是儿科权威,著有《保婴撮要》,凡是学儿科的,莫不奉此书为圭桌。薛己自幼继承家训 ，精研医术，兼通内、外、妇、儿各科，名著一时。正德元年（1506）补为太医院院士，后升任吏目、御医，九年提为御医，十四年授南京太医院院判，嘉靖九年以奉政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致仕归里。薛己中年归乡，家居时常“蓬头执卷，抽绎寻思”，勤于著述，今天我们所说“内科”一词，便最早出于他的《内科摘要》。
　　最后可以谈谈苏州明朝时最著名的医生吴有性了。吴有性(1587——1657)，字又可，吴县东山人，明末著名医学家，为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据有人统计，明代276年间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64次，《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1408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 发生大疫就有19次之多， 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明末兵事频繁，温疫大流行。吴有性49岁的时候，亲眼目睹温疫遍及山东、浙江、河南、河北等地，"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而医生束手无策，仍找不到好的治疗办法，而墨守伤寒法治温疫，治疗效果很差，“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有因失治不及期而死者，有妄用峻补、攻补失序而死者。有医家见不到，急病用缓药、迁延而死者，“比比皆是”。
　　吴有性目睹当时一些传染病流行地区的惨景，深入到传染病流行区，乃推究病源，对当时大流行的疾病辨为温疫，是天地间的一种异气(即“戾气”)所感，按疫施治，果然大获良效。祟祯15年(公元1642年)，吴有性静心穷理，结合他自己丰富的治疗经验，并进行分析总结，整理发挥，写成了※※医学发展史上的第一部温疫学专著--《温疫论》。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 霍乱、鼠疫、虾蟆瘟、大头瘟、探头瘟、※※风、鼠痿、流火丹毒、目赤肿痛等，共二卷，为以后苏州温病学派的大张开辟了道路。吴有性的“戾气”致病说在显微镜尚未发明、病原微生物闻所未闻的年代就被提出，是前人未有的创举，《温疫论》的刊行，代表了吴门医派在当时国际科技最前沿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