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他的片子

　5月17日，卡帕和德尚回到河内，他们在那里听说，多位法国司令官都相信，并非一切都完蛋了，特别是其中一位指挥官，他认为，针对越南人的战争仍然有可能取胜。热内·柯尼将军个子很高，也是一个极有头脑的※※，他执着地认为，需要的是快速地移动，这是按照胡志明自己的办法来击败他的战略。法国人应该像抢劫者一样战斗，分小股※※行动。卡帕同意他的战略，假如这些战略之后没有什么政治冲动的话。

　　5月21日，他们一起去柯尼的※※※，正是这次访问期间，德尚一时兴起，举起相机拍到了卡帕生前最后的一张照片。

　　我只是拿出了相机，拍了一张，完了。包勃在跟一名医生谈话，是一位内科教授，叫霍华德。不久之后，他请我带一部相机回法国。他说：“米歇尔，你将坐军用飞机回国，因此不必走海关了。你可以直接回国。我请你把我的相机带回国，到了巴黎再还给我好吗？”因此我说，“好吧，包勃。”之后，我就接过了相机。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相机给了梅格纳姆的卡迪埃-布莱森。如果我自己留下来当一个纪念品，那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后来，我对自己说：“米歇尔，把那部相机还回去，你可真是疯了。”

　　柯尼和卡帕谈得很投机：“卡帕很有名，柯尼也很喜欢媒体的人。”柯尼的女儿玛丽-克劳德记得她父亲一直带着感情谈到卡帕，直到他1967年在一次※※中去世为止。“我父亲和卡帕对战争应该如何打下去有一致的看法。”柯尼很幽默，也很勇敢，是军人中的军人，卡帕很快就发现他是这样一种人了。“他和卡帕都是从底层干出来的。等他们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彼此都已经走了很远的一段路了。也许两个人都看出了这一点。”

　　1954年5月24日，天空万里无云，卡帕与柯尼一起飞往出了麻烦的南部红河三角区。之后，他看到这位将军为属于精英的第二个两栖作战兵团的海外第一装甲兵团授予荣誉勋章。当然，那是一种公共关系方面的练习，意思是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失去信心，而卡帕也知道，他的照片适合《生活》杂志的政治立场：他们一直是以正面态度报道法国人的战况的。

　　“我们作战的时候并没有出任何错误。”柯尼告诉他的手下说，这是卡帕和其他记者都听得见的话，这里面隐藏了奠边府失守后他内心的痛苦。他曾请求救援那支※※，但遭到了拒绝。救援那支※※将违背日内瓦和平条约的条款。虽然没有办法救出自己的战友，但是，直到最后一刻，他还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他痛苦地发现，通过无线电传来的声音越来越绝望了，越来越可怕了，直到最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谢谢分享,最近我发觉最喜欢的摄影题材和摄影师就是战地系列!我一定去下载你说的这本书给大家分享!

读初中时刚接触摄影，就知道了卡帕，一名疯狂的风流浪子。《世界的眼睛：马格南图片社与马格南摄影师》里面讲了不少卡帕与布列松、西蒙创办马格南的事情。

到了晚上，他到达内陆6英里外的巴约。德国人放弃了巴约城，几乎没有留下很大破坏。卡帕拍摄了一些英国军官在一条保存得比较完好的主街上行走的样子。在他们身后，有一家服装店，窗户里面展示着穿着夏装的三个人体模型。“这种不起眼的富足，”《生活》杂志报道说，“就是典型的巴约风貌。其德国司令官将洗劫和劳力征用保持在最低限度上。”

　　《生活》杂志并没有提到，通敌行为在这里是很广泛的，而抵抗活动却是极少的。在这个发达的诺曼小城里，法国人经历了一场顺利的战争。他们的孩子一开始用纳粹敬礼迎接新来的占领者。在别处，一些刚刚得到解放的法国人根本不高兴看到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到来。登陆日炸死了数以千计的诺曼人，其中一些并不比另外一些更无辜。

　　当天晚上稍晚些时候，卡帕发现做新闻报道的一些同事坐在一个谷仓里，围着跳跃的灯火喝卡尔瓦多苹果酒。他们是在为他本人做怀念守夜。他后来说，有一名军士说看见他的尸体浮在奥马哈的浅水里。因为在前线已经有48小时看不到他的人了，人们就正式宣布他已经死亡。他写道，检察官甚至还批准公布他的讣闻。

　　当天晚上，在叫做莱恩多尔的一个旅馆里，卡帕和他的同事们明显又干掉了好几瓶卡尔瓦多苹果酒，庆祝他死而复生的奇迹。参加这次庆祝性的守夜活动的人还有恩里·皮尔和查尔?斯·沃?顿贝克，他已经是《时代与生活》杂志欧洲工作站的新负责人了。第二天，卡帕与他们一起前往报道盟军对瑟堡的进攻，那是极重要的一个海峡港口，也是“登陆行动的第一个重要目标”。重返前线之前，每个人都痛快地吃了一顿牛排，刮了胡子，洗了热水浴，换上了衣服。他们可能要再过几个星期才能做同样的事情。

　　到了登陆第九日，这三名记者已经进入了战斗的旋涡。“从6月15日到6月27日，”沃顿贝克回忆说，“我们几乎每天都与一个营或者一个连一起作战。”登陆日活下来的人，当时在一道又一道的灌木篱墙之间前进，每天都会损失很多战友和朋友，其中大部分人都是被饵雷和地雷炸死的。如果每天能走完两道灌木篱墙，那他们就算是幸运的：花纹是诺曼人古老的拼凑物，小块小块的田地用很陡的树堤或浓密的灌木隔开来，这给了防御者很大的优势。“平均来说，在诺曼底，每公里路程就有十四道树篱，”※※学家史戴芬·安布罗斯指出，“为攻击行动而清除树篱是一项代价极高和耗费体力的事情，待实施攻击，完成攻击，攻击之※※理战场，这些工作都需要半天或更长时间。到了行动的末尾，会发现还有下一个树篱，就在50米或100米远的地方等着。”

　　军士罗依·史迪文森是第116步兵师的，他回忆说，任何一个时刻，他的朋友都有可能被狙击手击中，或者踩上地雷后化作一团血肉。史迪文森自己也受过重伤，当时，他的一名战友在他前面几码远的地方踩上了一枚地雷。另外一些人吓破了胆，自杀了，或者开枪打伤自己的脚。正是那些不出声的人，那些在训练营里受过嘲笑的人，此时往往证明是一些冷血杀手。不管是不是这样的，大多数人都发现自己并不是懦夫，而且相信自己的确如此。当恐惧感折磨自己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倒下去。进入一个新的城镇或乡村后，他们被迫去清除每一条街道，有时候是一栋房子接一栋房子地清理。

　　沃顿贝克和卡帕有很多天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躲在树篱后，钻进建筑物里，或者奔跑着寻找掩体，因为德国人时不时组织起疯狂的反攻。跟攻击者不一样，很多德国人都是从非洲、俄国和意大利回来的冷血动物、杀人老手。经历告诉了他们，就如同经验也告诉了卡帕，在炮火袭击之下，人应该如何尽量缩成一团躺在地上，应该如何忍受白天经历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得不到休息，得不到足够营养的痛苦。到了最后一刻，他们要么把毛瑟枪举过头顶，要么举起白旗，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活下去。“他们作战不是一直打倒最后一名德国人，而是打倒第一个美国人。”有一天，卡帕这样对沃顿贝克说，他在嘲笑德国人。

最长的一天(图)




盟军第116步兵师K连的爱德华.雷根，卡帕给他拍的这张照片成为不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