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欢飞利浦的室内乐录音，自然耐听，感觉是数码味最少的。

是啊，实际上PHILIPS唱片公司的牌子销声匿迹已近10年，非常可惜。

前两天，俺才知道PHILIPS的磁带原来有那么多，真是没有想到。

兄弟的磁带和CD都好好留着吧，已经是绝品了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CD唱片的逐渐兴起，金线版、各种系列以及专集等开始先后出现。

正好，俺也在这时开始了CD唱片之旅。

俺没有水蓝盘，只有音频文件。

这张舍赫拉查德，应该是最早的CD之一，封面与盘面如下：

飞利浦唱片公司的※※

2015-03-16 17:49:41　来源: 网易娱乐

愿景

“当人们已经拥有了飞利浦唱机或其他产品，如果他们也能买到飞利浦品牌的唱片，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这个念头激发了哈同（H.Hartong）先生的灵感，他是飞利浦集团主营业务的商业总监，主要负责唱机、唱片研发，并让其成为促使飞利浦决定生产自营品牌唱片的动力之一。决策层已经对此产生兴趣——董事长弗里茨·飞利浦（FritsPhilips）已经在第三方的协助下，在1942年成功收购了荷兰Decca分销公司 (HDD)。

简史

HDD曾经由措伦（Henk vanZoelen）拥有。早在20世纪30年代，Decca英国公司向他授权在荷兰销售唱片。为了能继续自行生产唱片，措伦建造了厂房，并配备模具和印制唱片的机器，同时还构想加入新型唱片材料的研发。为了这个目标，他在1939年与飞利浦的技术部门取得联系。不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宏伟目标被迫中止，并陷入了困境。在飞利浦的帮助下，尽管规模大大减小，他的生意仍继续维持。在此期间，弗里茨·飞利浦在第三方的协助下购买了HDD的股份，这些股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式成为飞利浦集团的资产，但这离飞利浦成立独自的唱片部门还有4年的时间。

飞利浦生产唱片的初衷是为了销售公司的78转唱机——如果能听的唱片数量少，那拥有唱机的意义何在呢？哈同其中一个想法是，唱片也是另一种推广飞利浦品牌的理想方式；听飞利浦唱片的用户能看见品牌的名字，这在另一方面能为公司其他产品带来跨品牌宣传推广效应。

哈同说服了董事会采纳他这一想法，但他的愿景并非止步于此：飞利浦应该出品自己的唱片录音。他的最终理想是让公司控制从录音到唱片成品的生产全过程，通过崭新的唱机、唱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飞利浦品牌。

飞利浦唱片工业集团 (PPI)

飞利浦对哈同这份计划的全球推广，与美国唱片制造产业的突破性进展不谋而合。那时，唱片由虫胶制成，这种材料其中一个缺点是非常易损，就算唱片只播放过几次，唱片的凹槽也会发生明显的损耗，而且唱针也会很快用坏。这种唱片播放时每分钟的转速是78次，以致听的时间总长也只有短短数分钟。在美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任职的哥德马克（PeterCarlGoldmark）发明了用聚氯乙烯生产的唱片，即乙烯基塑料。乙烯基更加坚固，富有弹性，而且比虫胶唱片的纹路更加细密。由于这种更为理想的材质，唱片凹槽就能刻得更加密集。采取这种工艺，一张12英寸的唱片能容纳大约二十分钟的播放内容。这项革新无疑是飞利浦进入唱片产业的催化剂，1950年9月28日，飞利浦唱片部门（PPI）正式成立。

启航

哈同开始为这项任务招兵买马。迪克斯特胡伊斯（P.R.Dijksterhuis）被任命为技术经理，他起先在荷兰城市希尔弗苏为唱片部门寻找合适的经营场所，这座城市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仍是荷兰的广播重镇，但他却一无所获，随后他在附近的村庄巴恩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并于1950年7月14日买下了一座名为胡戈·沃尔德（HoogWolde）的庄园。成立流行音乐部门是HDD旗下厂牌的延续，而打造古典部门则是一项全新的挑战。

一个新的古典厂牌

范·龙（Otto Glastra vanLoon）受邀打造一个新的古典厂牌。作为飞利浦合唱团和管弦乐团以及荷兰语歌剧的指挥，他在飞利浦内部非常出名。一个叫节目部（ProgrammeDepartment）的新部门成立，主要负责选择曲目、艺术家及录音的地点。

建立一个新的古典厂牌并非易事，尤其是这个厂牌的建立伊始便立志打造最高质量的产品。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已与其他厂牌签下合约，所以范·龙必须非常谨慎，并四处找寻任何有可能的机会。他一开始的重心是寻找荷兰本土的天才艺术家，如指挥家范·奥特鲁（Willemvan Otterloo）和海牙爱乐乐团（Residentie Orkest）、钢琴家格鲁特（Cor deGroot）、女高音歌唱家斯布痕伯格（ErnaSpoorenberg）和钢琴家及指挥家诺贝尔（Nobel），他们大多数签署了数年合约。曲目部门同时放眼海外寻找优秀艺术家，这期间签下的大牌包括两位钢琴家克拉拉·哈斯姬尔（ClaraHaskil）和亚历山大·乌宁斯基（Alexander Uninsky）以及柏林爱乐乐团。

范·龙指派了两名制作人来制作古典唱片录音：金肯（Jaap van Ginneken）和莫伊伦（Us van deMeulen），前者是室内广播乐团（Radio KamerOrkest）的指挥，同时也是一名电台制作人，而莫伊伦则是一名录音界的先锋，已经率先拥有飞利浦-米勒光学录音系统（ThePhilips-Miller Optical Recording System）的经验。这套系统由米勒（J.A.Miller）发明，并由N.V.飞利浦在荷兰的实验室（NatuurkundigLaboratorium）进行了改进。两位制作人在1950年负责第一次在著名的皇家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录音，但录音的对象不是当时有其他演出邀约在身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而是由范·奥特鲁指挥的海牙爱乐乐团，乐团成员以及他们的乐器不得不长途跋涉运至阿姆斯特丹，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项成就！

人们普遍认为飞利浦的第一个录音，是海顿的《第92号G大调“牛津”交响曲》以及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但在一份旧的录音清单显示，这个录音已经在1950年6月和7月完成并出版。混淆的产生，也许是因为在录音日期、出版时间和出版编号之间没有注明任何联系。

以下是飞利浦在1950年首次录制的4张唱片列表，这些信息来源于那份旧的录音清单。

录音日期: 07/06/1950–08/06/1950
曲目: 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作品36号
艺术家: 范·奥特鲁/海牙爱乐乐团
录音地点: 不详
唱片编号: 00110AL

录音日期: 04/07/1950
曲目: V. Delden、Voormolen、Dresden、斯韦林克等短笛帕蒂塔，流浪者之夜歌
艺术家: 指挥诺贝尔、荷兰室内合唱团（Nederlands Kamerkoor）
录音地点: 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荷兰音乐节现场录音
唱片编号: 00127NR

录音日期: 28/12/1950–29/12/1950
曲目: 海顿《第92号G大调“牛津”交响曲》
艺术家: 指挥: 范·奥特鲁; 海牙爱乐乐团
录音地点: 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
唱片编号: 00100AR

录音日期: 30/12/1950
曲目: 格里格《培尔·金特组曲》
艺术家: 范·奥特鲁/ 海牙爱乐乐团/女高音斯普痕伯格
录音地点: 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
唱片编号: 00101NL

在接下来的一年，即1951年，大量的录音诞生了——共37种。其中一位，几乎从一开始便服务于飞利浦的录音师劳特施拉格（HansLauterslager）撰写了一篇文章：《飞利浦50年，一份记录古典曲目发展的回顾》。1952年，飞利浦出版了38张LP唱片，1953年增长为107张，而这个数字在1957年已经飞跃至680张，这不仅包括巴恩的飞利浦唱片部门出品的唱片，还包括飞利浦在维也纳（TonGesellschaft）和飞利浦在巴黎（SociétéPhonographique）录制的唱片。此外飞利浦还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签约，在美国本土外以飞利浦的厂牌发行CBS的古典唱片，这一举动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极大丰富了飞利浦的唱片目录。

录音理念

飞利浦如何使自己在同时期众多厂牌中脱颖而出？在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飞利浦就很清楚，增加产品价值是赢得市场竞争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飞利浦一直等到乙烯基唱片的问世，才开始向消费者推出音质具有极大飞跃的唱片。

他们还致力于改善录音器材，目的是使录音能最大化接近现场演奏的自然效果，所以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便一直持续着设备的更新换代。

但飞利浦同时坚信，录音器材是为音乐服务的。音乐家对于如何诠释曲目、声音该如何控制自有一番见解，录音团队的工作是如何抓住这些特点并予以实现。艺术家、曲目及录音地点是关键。这套录音的理念，确保了飞利浦的唱片高质量为全世界所认可。

进程

对于品质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是所有部门一致的理念。唱片厂一开始设址于都汀海姆（Doetinchem），在1951年搬去了巴恩。巴恩成为中心枢纽，有关专家们云集和交流心得，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从此在那里茁壮成长，而制造唱片的进程逐步稳定地向前发展。在长期的研发材质后，飞利浦引入密纹唱片。这种革新就是哈同渴求做的事情——对品质的不断追求与改进，是战胜市场的法宝。密纹唱片大获成功，直至CD的面世。

飞利浦非常努力地改善其录音设备。为了在技术上达到最高质量，录音台亦由飞利浦内部完成，而这项职责则属于音响工程部门。除了节目部与制作部，还有一个最开始由奥姆斯（JoOoms）领衔的录音部门，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包括剪辑在内的录音和后期制作。两位制作人金肯和莫伊伦就属于这个部门，他们团队里的另一成员是1950年从飞利浦埃因霍芬（Eindhoven）分公司派遣过来的录音工程师杨森，还有在1952年加入这个团队的劳特施拉格，这两位一直服务于飞利浦直至退休。奥姆斯与后来成为音响工程部门主管的巴尔斯特（AlexBalster）一起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当制作人留在总部胡戈·沃尔德时，录音部门起先设在采勒（Zeiler）酒店，后来搬去巴恩的托任朗（Torenlaan）工厂，并于1973年搬去巴恩玛丽朗王子（PrinsesMarielaan），其前身为一所农业大学。为了向音乐致敬，这栋大楼被命名为圣歌女神（Polyhymnia），是希腊神话里九位缪斯之一，负责主管颂乐和舞蹈的女神。

在1950年代中期，音响世界正经历着从单声道至立体声的阶段，立体声唱片在发展，而立体声调音台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在1957年春天，这个团队为每一份录音留下了单声道和立体声版本。首次出版的立体声录音是由范·贝努姆（VanBeinum）指挥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演奏德彪西的《大海》和三首《夜曲》（唱片编号为835001AY）。在1960年，唱片目录中有13张是12英寸盘，用33又1/3转速录制的全立体声唱片，其余所有的唱片仍然为单声道。

节目部们非常积极进取，唱片录音数量不断增加，工作人员也在增加。选择拜科斯（Vittorio NegriByrks）作为制作人是一个明智之举，他与意大利音乐界的密切联系使得飞利浦签下大牌艺术家变得可行，如罗马音乐家合奏团（I Musicidi Roma，亦名I Musici），后来还签下了意大利四重奏团（QuartettoItaliano）。为音乐家合奏团进行的首次录音是在1955年7月的阿姆斯特丹，由金肯和奈格里（VittorioNegri）联合出品，杨森（Us van de Meulen）和布钦斯基（TonyBuczynski）提供技术支持。意大利曲目的出版对于飞利浦来说意义重大，尤其是维瓦尔第的《四季》深受广大乐迷的喜爱。这份1955年的录音仍是单声道，在后来的模拟与数字记录时代，音乐家合奏团也乐意增加这些作品的录制次数。飞利浦与音乐家合奏团的合作逾30年，留下超过100份录音。

飞利浦与其他艺术家也保持了长期合作关系——如指挥家伯纳德·海汀克、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科林·戴维斯与伦敦交响乐团、内维尔·马里纳与圣马丁乐团、艾度·迪华特，钢琴家克劳迪奥·阿劳和英格丽德·海布勒。这只是飞利浦长长一串名单里的一小部分，它为世界带来了许多极为优美的录音。

1962年，飞利浦与西门子的一项协议让这份唱片名录大大拓展，因为DG的目录也加入此阵容。这项合作被称为留声机飞利浦集团（GPG），而在荷兰它被称为飞利浦留声机集团（PGG）。两个古典厂牌依然维持其独立性，即使技术上得到更多合作机会，但它们依然互为竞争对手。

到了1960年代，PPI仍在寻找能代替LP的声音储存载体，他们选择了磁性载体——卡式磁带，亦称卡带（MC），音乐在厂房里被录在卡带上，消费者可以用一台卡式播放机播放。最初它的音质非常差，但在1970年代得到很大的改善，卡式录音带成为几乎家家户户必备的用品。当磁带格式问世时，曾有人忧虑它会毁灭LP市场，但后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对音乐的热爱

我在1970年8月加入PPI古典部门，在古典录音部门任职录音工程师和母带编辑师。面试我的是录音部门的主管杨森、录音制作师金肯和黑尔维格。在那个年代，制作部门参与录音部门的招聘很常见，原因显而易见，因为这两个部门需要非常紧密的合作。

在当时，大学里并没有教导如何成为录音工程师的课程，所以我一开始必须学习如何操作录音器材——不同种类话筒的性能、如何剪辑一段母带，还有怎样听音乐。最后一项看上去很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做的比说的难多了。我们必须得注意声音的总体效果，但同时也要单独聆听每一种乐器。它们的开始演奏的拍子是否正确？强音部分是否有失真？各种乐器之间的平衡是否合理？有没有跑调？当负责评判这些因素时，要听的东西实在是很多很多。做得越多，我就越容易听出瑕疵，耳朵很快就变得非常灵敏。

我的导师是胡伊钦嘉（Cees Huizinga），维特文（ Ko Witteveen），胡摩尔林（JoostHummeling），布钦斯基和杨森。我被同事们对音乐的奉献和热爱，以及他们在工作时的热忱打动，让我很快进入了角色。就算是几近完美的产品，对于他们来说还有改善的空间。他们总是问：“还能再完美一些吗？”录音期间，我们在音乐厅里听到的声音，艺术家创造出来的声音，必须经过音箱重现——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总是问“还能再完美一些吗”的原因。当归结到对音乐的热爱，这显然不是一个反问句。

在1970年9月中旬，我第一次被允许加入录音团队。我们前往阿姆斯特丹，录制由欧根·约胡姆指挥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演奏的贝多芬《庄严弥撒》。

一份古典录音

我们在1970年代是如何录音的？

在正式录音前，大量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首先艺术家和曲目部门就录制的曲目和录音地点等一系列细节已经协商完毕，如需要分开多少次录音、选择哪位制作人等等。通常来说这些决策都会写进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产品管理部门会被告知新的录音曲目，他们会据此设计营销策略，以求达到最大销量。

一般来说，一支录音团队包括一位负责音乐质量的制作人，一位负责平衡各个声部的工程师，一位确保所有录音设备正常运作的录音师，还有一位负责剪辑母带以及后期制作的母带编辑师。在录音期间，一个人同时担任多项角色并不罕见。

在即将开始一次录音前，录音师和母带编辑师会将所有录音设备带回巴恩的工作室，这样能确保彻底检查所有器材是否正常工作。监听设备也会一并带上，以检查音箱和功放。在模拟录音的年代，我们必须将两个模拟磁带录音机并排放在一起——录音时我们总是同时使用两台机器。磁带本身也许是工厂不同批次的产品，每个批次都有其特性，这意味着我们要根据每个批次来调整录音设备，以达到最佳质量。当所有检查工作完毕，器材将被打包并由卡车运送至录音地点，有可能在阿姆斯特丹，也有可能在柏林、伦敦、巴黎或莱比锡。

抵达录音地点后，录音器材要拆卸包装与安装。监听设备将会安装在控制室或者艺术家休息室里，下一步的安装重点是在音乐厅里。话筒与支架要放在合适的地方，线缆要接入录音台，然后逐一测试话筒。

在第一个步骤开始时，无论是为独奏乐器、室内乐团还是管弦乐团录音，录音团队要调控声音的平衡，这是必经的步骤。第一遍录音后会重播给艺术家听，如果所有人都满意，我们便不会改变话筒或平衡装置。否则，我们必须做出调整，直到所有人都满意，此时录音才算是正式开始。

在这个时候，母带编辑师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确保所有录音器材同步运作。在制作人向音乐厅里的艺术家亮绿灯示意开始演奏前，磁带就已经要开始运行。每一次录制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会被记录在工作簿上，而录音片段的时长也会被记下，甚至会在乐谱上标记，这是为了确保演奏速度保持一致。若每次录音的速度差异太大，会导致后期无法进行编辑。

在这部分结束后，制作人一有时间就会聆听各次录音，有时候与艺术家一起，有时候独自听。他会选出最好的录音并在乐谱上标记，此时编辑师就会开始将这些录音合成。编辑合成是一门艺术，在标记的乐谱上找到最合适的编辑点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如果合作愉快，飞利浦旗下长期签约的艺术家总选择与同一个制作人合作，这很常见，而制作人也有他心仪的工程师，如此一来艺术家的录音团队就会很固定。然而这种稳定性并不能常常保证，因为每个人的档期都很满，但艺术家与一个长期稳定的团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能促进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对于保证录音质量具有正面意义。金肯作为飞利浦第一任制作人，曾经与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合作，这促进了与伯纳德·海汀克的长期合作，而后者成为了该乐团的指挥，这份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金肯离世。斯特劳斯（VolkerStraus）成为其继任人，他曾在伦敦为伯纳德·海廷克工作，随后多年与海汀克在阿姆斯特丹一起录制唱片。

史密斯（ErikSmith）被任命为艺术家与节目部门的主管，他拥有广泛的人脉，为飞利浦带来了伟大的艺术家，如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内维尔·马里纳爵士和圣马丁乐团。

转变

1972年，共同拥有留声机飞利浦集团的飞利浦和西门子集团，决定成立一间新公司，命名为宝丽金（PolyGram），将所有的录音都集中在这个集团下。在购买多个品牌后，宝丽金在接下来的几年大幅扩张。在我工作的古典部门，这种转变带来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1979年宝丽金买下Decca和Decca附属的London两个厂牌，这意味着它拥有了3个古典厂牌：DG、飞利浦和Decca。高层不断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整合三者的技术研发，同时要兼备优秀的艺术家、曲目和产品管理功能。为了应对这项要求，我们尝试将设备标准化，打造了所谓的宝丽金混音台，由飞利浦和DG使用。我们还尝试在控制室里装入标准化的监听设备，使得录音团队人员的轮换更为便利。由于我们在飞利浦用的是静电式扬声器，而其他厂牌采用电动式扬声器，这项任务并不简单。我们努力的结果是在B&W音箱里安置一个拥有3种特殊过滤器的转换开关，不同的档位供不同厂牌使用。尽管录音团队和厂牌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个交换器并无任何实际影响，我们还是保持着竞争关系。

多声道录音

1970年代中，在双声道录音之外，我们还有4声道和8声道录音，它们的剪辑方式也是一样的。随后我们利用母带合成了立体声，并应用于录制LP唱片。飞利浦集团的日本分公司尝试向市场推出4声道录音，所以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的飞利浦推出很多这样的唱片，但这项尝试最终失败了，因为这样的声音不能以LP重播。时至今日，我们可以以它们最初的格式听到这种4声道录音——PentaTone拥有出版发行飞利浦SACD碟片的商业授权。

数码时代

一个直径12厘米的银色圆盘为录音制作和音响设备带来了巨大影响。除了影响专业领域之外，消费者现在也可以在客厅里享受到录音室质量的音响效果。具备如此高品质音响效果的商用载体，除CD外别无二选。

飞利浦和Sony联手开拓数码音乐的载体。自1979年起，两者成功地引领我们从模拟到数码技术转变。在CD刚出现之时，飞利浦要通过录制音乐推广这种新型载体。它可以依仗宝丽金庞大的曲库。飞利浦的员工须重新学习使用数码技术，这意味着很多额外的工作，但我们也看到了优势。新的录音必须通过数码技术录制，模拟录音时代的素材必须数码化，使其可以通过CD发行。

当时唯一可靠的录音设备是Sony生产的PCM1600。同时，Sony也在销售数码音乐编辑系统DAE1100。在早期，这是宝丽金唯一可用的编辑系统，也是个设备的原型。

数码编辑室位于汉诺威，新的CD工厂即将在此地建成，编辑室坐落于此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在巴恩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意味着要在汉诺威花费大量时间编辑新的数码录音。自1979年11月起，飞利浦开始录制第一批数码古典音乐。当时，我们没有足够的设备对所用素材进行数码录制。在1981年，约85%的录音是数码录制的，几年后上升到100%。

在Tony Griffiths的带领下，伦敦Decca录音中心的技术员们开发了他们自己的数码系统，当中包含了混音台。他们对数码技术有着深刻的理解，还主动提出为我们制作一批数码混音台。我们高兴地答应了。Sony的控制台只有一个音量控制器。要完成数码录音和模拟音乐数码化，使用多个音量控制器更为方便。

PPI从1950年的初始阶段直到1978年，以及之后的宝丽金皆一帆风顺，但随着LP唱片销量出现下滑，西门子决定全额退出宝丽金，飞利浦对宝丽金全资控股。CD的兴起止住了跌势。CD在1982年推出，但数年后消费者才深刻了解到这种载体的优点。由于音质较之前的载体有了极大提升，消费者开始购买CD唱机和CD。宝丽金稳步向前，逐渐摆脱困境。1985年，在汉诺威新建的CD工厂生产了2500万张碟片，之后几年产量不断增长。

1990年至1991年间，飞利浦唱片发行了莫扎特全集——一项出色的成就。这个全集包括了180张CD，由产品管理部门的HansTecker负责汇编。所用部门竭尽全力，花费一年完成此项目，这套全集随后赢得了爱迪生大奖及留声机杂志大奖。

飞利浦“小双张”（Duo）系列是将两张CD装在单张大小的盒子里，于1993年春天开始发行，这个新名称沿用至1999年，同样获得巨大成功。

终章

1992年之后，CD的销量开始下降。CD不会损坏，消费者也不必按时更换自己喜欢的唱片。1996年，飞利浦唱片从巴恩迁至阿姆斯特丹以期提升品牌形象，其录音部门仍留在巴恩的Polyhymnia.

至1998年，宝丽金已发展成拥有12000名员工，年营业额50亿美元的企业。然而，飞利浦电子于1998年5月21日宣布有意将宝丽金75%的股份售予Seagram 有限公司，此意向在同年6月22日得以最终确认。

1998年12月10日，Seagram 宣布通过旗下的娱乐业子公司环球（Universal StudiosInc.）完成了价值104亿美元的交易，全新的环球音乐集团（Universal MusicGroup）整合了环球及宝丽金，从此确立了焕然一新的全球版图。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Seagram按规定只能对飞利浦的名字和品牌沿用十年。

Decca录音中心及飞利浦录音中心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关闭并重组为新的古典录音中心，除此之外，管理层还决定把飞利浦唱片迁至伦敦，由Decca负责日后飞利浦曲目的发行。幸得Decca团队对音乐的热爱，飞利浦唱片留下的丰富录音资料得以妥善保存。

弗朗茨·范·东根曾任职于巴恩飞利浦古典音乐录音部门

我要感谢劳特施拉格对我的慷慨帮助及言传身教，同时也要感谢杨森、维特文和黑尔维格利用他们的宝贵时间向我讲述了飞利浦唱片部门（PPI）的早期故事。

作者：弗朗茨·范·东根（Franz van Dongen） 翻译：陈臻恺

链接  http://ent.163.com/15/0316/17/AKRK6MKO00034V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