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哈哈，论人不论心，论心自古少完人。信矣哉！ 本帖最后由 大树迎风 于 2012-9-6 13:57 编辑

晋侯苏钟(一套1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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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墓地的发现与研究现状

(2007-07-11 14:07:01)

  
                                             徐天进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南部曲沃和翼城两县的交界处，东距翼城县城12公里、西南距侯马城区（新田遗址）30公里。遗址所在为侯马盆地的北部边缘。海拔约600米。东西走向的乔山（亦名塔儿山）在其北、绵山（覆釜山）和翱翔山（翔山）居其东、南与紫金山（绛山）遥遥相望。遗址向西约25公里有汾水由北向南流过。源于乔山的釜河由东北向西南流经天马村东、三张村南、而后注入汾河。这里的气候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温12.6℃，年降水量525.7毫米。遗址的分布范围大致在天马、曲村、北赵、三张四个自然村之间，东西约3800米、南北约2800米，总面积约近11平方公里。晋侯墓地即位于上述已知遗址范围的中部。

    一、晋侯墓地的发现及发掘经过

    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于1962年，翌年进行过小规模的试掘和钻探。为寻找并确认晋的始封地，自1979年初开始，北京大学考古系（时为※※系考古专业）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时为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联合组成了以邹衡教授为中心的考古队，在天马-曲村遗址开展了持续十余年的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期间发掘了近千座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晋国中小型墓葬及数万平方米的居住址，大量的珍贵遗物及丰富的遗迹不仅向世人重新展现了晋文化的风貌，同时也为我们清楚地勾画出了晋文化由发生、兴盛到衰落的※※脉络。邹衡先生在调查发掘工作开始之后不久就曾提出，天马-曲村遗址应是晋国的始封地--“唐”之所在，也即晋国早期的国都--“故绛”之所在。此观点由于缺少地下出土文献和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诸侯陵园等相关考古证据的支持，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直到1992年在遗址的中部发现并确认了晋侯墓地，这个问题方才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经过两千多年的世道沧桑，晋国早期的繁华之地渐渐地被※※的尘埃所湮没，昔日的景象也早已不复存在。可能自汉代以来，晋国早期都城的确切所在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不清乃至消失了。也正因如此，该遗址才能幸免于※※上各个朝代的盗掘破坏。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这里仍是全国范围内同时期遗址中保存状况最好的一处。

天马-曲村遗址的被盗大约始自1986年，此后盗掘之风日盛一日，至90年代初，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1992年初春，寒假刚刚结束，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邹衡、徐天进二人为整理往年的发掘材料、并编写《天马-曲村》发掘报告，前往设在曲沃县曲村镇的考古工作站。途经太原时，耳闻去年腊月间在天马-曲村遗址的北赵村曾有大规模的盗掘事件发生。据云，盗掘者携带枪支武器，并有警车开道。挖出的许多“宝物”，都是用汽车及拖拉机拉走的。当时我们对此传闻将信将疑。抵曲村后不久又不断听到类似的消息，遂引起了我们的警觉。经访查得知确切地点在北赵村南。4月3日，刘绪、徐天进 二人赶到北赵村南约300米处的盗掘现场，虽然盗坑已经回填，但盗掘所出墓内积炭遍地皆是，其间夹杂大量的绿色铜锈和铜器的小碎片。凡具一般考古经验的人都不难判断，被盗之墓当是大型的积炭墓葬。刘、徐二人回到工作站后向邹衡先生详细报告了所见情况。4月4日上午，刘、徐陪同邹衡先生再次到现场，又发现了一个新炸的盗洞，据现场近旁的窑工说，盗洞是4月2日晚上炸的，4月3日晚还曾发生过枪战。鉴于事态的严重性，我们一致认为有必要立即向有关部门的领导汇报。于是邹、刘、徐三人当日下午即赶往曲沃县城，找到县※※分管文教的王震副县长，向他通报了北赵墓地被盗的情况及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并强烈希望县※※能够对此事件予以高度重视，并立即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盗掘事件。遗憾的是，我们的报告似乎并没有得到※※领导们应有的重视。由于当时看不到※※方面任何的积极反应，而墓地仍面临着被继续盗掘的危险。于是，徐天进受邹衡先生之命，于5日下午乘火车由侯马赶回北京。翌日上午抵京后匆匆向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领导介绍了情况之后，即赶往国家文物局。向文物局的有关领导详细地汇报了北赵墓地被盗掘的情况，并提出申请，希望立即对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国家文物局领导得知情况后非常重视，当时即命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物局局长会议的山西省文物局局长张希舜回太原处理此事。并同意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北赵墓地进行抢救发掘。

与此同时，邹衡先生赴洛阳参加为张政烺、宿白两先生举办的纪念会。在会上，他向与会的其他专家学者介绍了北赵墓地被盗的情况。大家听后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气愤，并一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应该快向最高一级的※※机关反映。遂于4月5日，以与会代表的名义，直接向国务院办公室报告了北赵的盗墓事件。

4月6日，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即打电话向山西省※※了解相关情况。

4月8日，省、地、县三级的监察、公安、文物部门的领导赶到曲村，对盗墓事件进行调查。刘绪陪同察看了盗掘现场，并递交了有关情况的书面材料。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之后，成立了以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伯谦教授为领队、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晋侯墓地的首次发掘也于1992年4月18日正式开始。

    首次发掘工作历时60余天，至6月30日结束。只清理了被盗的M1和M2两座墓葬。虽然由于被盗严重，墓内随葬物品已所剩无几。但通过这次发掘我们对该墓地的年代和性质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也从此揭开了晋侯墓地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序幕。

    第二次发掘从1992年的10月16日开始，至翌年元月11日结束。在和第一次发掘的间隔期内，M8又遭盗掘，其中后来成为学界讨论焦点的晋侯稣钟及鼎、簋诸器多流失境外，其中部分后被上海博物馆抢救购回。 此次发掘了M9、M13；M6、M7和M8共五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还有8座附属于大墓的祭祀坑。另外还探明了M32、M33的位置及规模。

    第三次发掘在1993年4月至7月间进行。发掘了M31、M32两座晋侯夫人的墓葬及附属于M31的三座陪葬墓。并探明了M62、M63、M64、M91、M92和M93的位置及规模。

    第四次发掘自1993年的9月11日始，至1994年1月6日结束。共发掘了M62、M63和M64共三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大墓及附属于该组墓的20余座祭祀坑。

    第五次的发掘自1994年5月至10月进行。清理了已探明的5座大型墓葬，即M33；M91、M92；M93、M102，还有属于M93的20余座祭祀坑。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发掘，晋侯墓地的发掘暂告一段落。总共清理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8组17座、陪葬墓4座、祭祀坑数十座，并探明车马坑5座。由于工作的疏忽，原以为在墓地范围内已不会再有其它的大型墓葬。但最近得知，就在M1、M2的北侧略偏西处还有一组两座带墓道的大墓，并有附葬的车马坑。现在虽然还不能够确定它们的具体年代和墓主的身份，但根据已揭露的迹象，可以肯定这是又一组晋侯及其夫人的异穴合葬墓。对它们的发掘正在进行中。不管最后的发掘结果如何，都肯定会对迄今为止晋侯墓地各墓排列的意见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二、对晋侯墓地研究的现状

    自晋侯墓地发现并发掘以来，自始至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由于这是目前为止同时期、同规格的墓地中保存最完整、排列最清楚而且也是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处。因此，该墓地的发掘为考古学研究所提供的信息和材料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于周代的考古学研究而言，更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有的学者甚至将其与20世纪初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相并论，由此亦可见其学术价值之一斑。由于田野考古的工作尚未结束，发掘所获资料的整理亦未彻底完成，已经刊布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全面开展。仅就目前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已经取得了许多惹人注目的成绩。其具体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墓葬的年代及墓主的身份

    墓葬年代的确定是其它诸多相关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持续的时间最长、也最为热烈。目前学术界对整个墓地的起始年代已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即最早的M9、M13的年代大体与西周穆王前后相当，最晚的M93、M102则和东周初的平王时期约略同时。但就各墓的具体年代及其所属墓主的看法则尚未统一。

第一次发掘的M1、M2虽然被盗严重，墓内随葬品已所剩无几。但发掘者根据仅存的少量遗物并结合已经积累的考古经验，还是对两座墓葬的年代及其性质做出了比较接近事实的判断。即认为两墓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并审慎地指出“墓主应该是晋国诸侯一级的贵族”，该墓地“是一处晋国高级贵族的墓地”。并列的两墓“很可能是夫妻异穴合葬墓”。

第二次发掘M9、M13、M6、M7和M8。其中M6、M7被盗严重，M8也已被盗，但尚有部分存留，M9和M13保存完好。发掘者根据陶鬲及其它遗物的时代特征，将已发掘的七座墓葬的顺序作了如下的排列：M9、M13--M6、M7--M1、M2--M8。认为M9和M13的时代最早，大致相当于西周早中期之际的穆王前后，M6、M7大约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恭、懿之时，M8则相当于西周晚期的宣王之世。此次发掘第一次出土了有晋侯名号的铜器，据此，墓主的身份得以确定，从而也肯定了该墓地的性质。M8所出晋侯铜器作器者有二：“稣”和“ ”。发掘报告的作者认为：“稣”即《晋世家·索隐》所记晋献侯，而“ ”则不见史※※载。由于该墓所出鼎为“稣”所作，簋和壶则是“ ”之器，因此墓主究竟是谁？未作肯定。而只是根据《晋世家》的记载及出土物的时代特征，将M8的墓主限定在晋献侯和晋穆侯，其年代范围则放在周宣王之世。

    第二次发掘的材料刊布之前，上海博物馆发表了从香港购回的由晋侯墓地盗劫的晋侯铜器（可以确认出自M1、M2和M8）的部分材料。1994年1月，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发表，两批材料的刊布，共有“对”、“稣”、“ ”三个晋侯名号可资判断M1和M8两墓墓主的身份时的重要参考。第四次的发掘于M64出土了“晋侯邦父”鼎。经第五次发掘之后，又新增了“僰马”、“喜父”两个晋侯的名号。至此共有六位明确的晋侯名号。按理讲，将这些名号与所出墓葬相对应，即可确定各墓的墓主。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一是这些名号多与《晋世家》所记晋侯名字不合，因此不能一一对应。唯有晋侯“稣”见于《史记·晋世家·索隐》（献侯籍下“《系本》及谯周皆作苏”。），可定其为晋献侯之名，但又因晋侯稣钟铭文中的纪年与文献所记献侯在位的时间不合，而使问题变得愈发复杂。另外，还有一墓同时出两、三位晋侯作器的情况，这也给墓主的判断带来一定的困难。大家们各述己见，聚讼纷纭，迄今仍莫衷一是。

    在第四次发掘结束后，刘绪曾著文对各墓的排列及整个墓地的时限进行了讨论。他从墓葬的规模、积石积炭的现象、随葬品的特征、车的随葬、玉石“覆面”的使用、棺椁的饰物及口含物的变化等诸多方面，论证了墓葬的早晚顺序，即M99、M13-M6、M7-M33、M32-（最西未掘者，后编号为M93、M102）-M1、M2-M8、M31-M64、M62、M63。并推测“两排之间未发掘的一组可能稍早于M64组”。墓地年代的上限相当于西周的昭穆之时，下限在两周之际（1994）。

    第五次发掘简报综合历次发掘的材料，将已发掘的8组墓葬按时代早晚排列如下：M9、M13-M6、M7-M32、M33-M91、M92-M1、M2-M8、M31-M62、M63、M64-M93、M102。同时根据各墓随葬品的时代特征及铜器上的晋侯名号，并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其与《晋世家》所记载的晋侯世系相比照，对各墓的墓主作了初步的推测，即：

M9 （晋侯） 武侯
M6 （？） 成侯
M33 （僰马） 厉侯
M91 （喜父） 靖侯
M1 （） 釐侯
M8 （稣） 献侯釐
M64 （邦父） 穆侯
M93 文侯 （？）

    围绕着墓葬的排列顺序及墓主身份的讨论，意见分歧较大。由于篇幅所限，恕不能一一备举各家的具体考证，择其要者列表如下：
　

最新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发表了晋侯墓葬的部分AMS测年数据，其拟合后的日历年代与第五次发掘简报及大多学者对各墓的排列顺序有着惊人的一致，由于每座墓只公布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否是唯一的结果也不易断然肯定。因此有些学者对此持谨慎的态度。尽管如此，这些数据的刊布对确定各墓的相对早晚顺序及墓主的确定应该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就年代学研究而言，在整个晋侯墓地中M8出土的晋侯稣钟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这套编钟共两堵16件，其中14件曾盗失境外，后由上海博物馆抢救购回，最后两件尚留在M8中，由此可知晋侯稣钟的确切所属。钟铭以锐器镌刻，共355字。记载了王33年晋侯稣率兵随周王巡省疆土，并受命伐夙夷立功受赏之事。其中涉及记时历日者有以下数条：

唯王三十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
二月既望癸卯；
二月既死霸壬寅；
三月旁死霸
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

据《晋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晋献侯稣在位的时间为周宣王6年到16年，（前822-812年）。若定钟铭的“王三十又三年”为宣王的33年时，晋侯稣已然死去多年。若设其为厉王33年时，则晋侯稣尚未即位。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呢？争论由此而起。兹将就此问题发表的几种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邹衡依晋侯稣钟铭“唯王三十又三年”，认为M8的年代上限为周宣王33年（前795年）。由于《晋世家》记载，晋献侯立于周宣王6年（前822年），卒于周宣王16年（前812年）。宣王33年当晋穆侯17年。因此，晋侯“稣”不可能是晋献侯，而只能是晋穆侯。晋献侯名“稣”应是《世本》之误（1994）。刘启益则直接主张“稣”为穆侯之名（1997）。

    马承源认为，铭文中的二月癸卯和壬寅两个日干是当时的刻手倒置所致，若将两者调整过来，其记时合于厉王33年（前846年），也合于“四分月相说”。并由此指出：《晋世家》所载晋侯稣在位为宣王时有误，司马迁对晋侯世次的记载亦未必可靠（1996）。

    陈久金对马氏的上述意见提出了异议。指出马氏在利用张培瑜《西周历法和冬至合朔时刻表》时没有考虑厉王时用朔还是朏作为月首，若以朏为月首，则稣钟的日序就不合于四分月相说，另外马氏没有讨论六月。前846年（厉王33年）不能容纳“六月初吉戊寅”。因此，此年不是稣钟记事之年。陈氏认为，在改动“二月”两个干支中的一个字后，其日序可以和前794年相合，因此，宣王33年有可能是前794年（1997）。

    李学勤也认为钟铭的“三十又三年”就是厉王33年。其时“稣”以靖侯孙的身份率兵打仗，编钟系随厉王作战时的战利品，铭文则是“稣”即侯位后所刻，故称号也依刻字时的身份而改变。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调和厉王33年和晋献侯在位时间的矛盾，但有违西周金文中对先王称谓的惯例（1996）。从铭文的内容似乎也看不出追记往事的痕迹。

    王占奎认为钟铭的33年是共和元年（前841年）以来的第33年（前809年）。他从有关千亩之战的年份和成师的年龄中找出了《史记》的矛盾，以及殇叔在位4年可能是误算所致。提出了西周纪年中宣王纪年可能是从元年到60年，而不存在共和单独14年的新说。司马迁所言“自靖侯以来，年纪可推”应该是可信的，只是在推算的过程中有小误而已。将共和14年单独计算，当是后人整理的结果（1996）。

    冯时依据金文纪年的惯例，对晋侯稣钟的纪年形式进行了探讨。认为钟铭所记并非同年之事，其分界点在两“二月”之间。并将首见之二月所记之事定为宣王33年，后见之二月所记则为宣王35年事（1997）。

    新近公布了M8的碳14C测定结果。据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两家实验室所得碳14C的测定年代分别为距今2630±30年和2620±20年，取平均值为2625±22年。经由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校正的年代为前808±8年。依仇士华、张长寿先生之意见，此结果恰与晋献侯的卒年（宣王16年，前812年）相合，由此证明晋侯稣确为晋献侯，《史记》所载晋献侯的卒年是可信的。那么钟铭的“王三十又三年”就肯定不是宣王33年，而只能是厉王33年了（2000）。

    对此问题发表意见的还有：裘锡圭、李伯谦、王恩田、张闻玉、刘启益、黄彰健、李仲操等先生。参加讨论的学者虽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共同或相近之处，但也不乏相互的辩驳。上面所介绍的几种意见在相互的商榷中多有其弱点被指出。因此，目前为止还没有那种意见可以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且似乎也看不到在近期内取得一致性意见的可能。不论是要依钟铭来订正司马迁之误，还是坚信文献而试图改动钟铭之讹，都不是一件易事。该钟铭的面世为学人带来欣喜的同时，也捎来了许多难解的困惑。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待来日。

三、晋侯墓地与周代的埋葬制度



晋侯墓地由于其保存状况的完整和排列的有序，为周代埋葬制度的讨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对于周代的公墓墓位安排上是否存在“昭穆制”的讨论由来已久，但由于没有理想的考古材料为依据，因此史学和考古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聚讼未决。基于对晋侯墓地各墓的排列顺序的不同认识，亦导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卢连成认为报告作者对晋侯墓地各墓的排序尚有再讨论的必要。他根据陶鬲的形态特征，重新对下列各墓的埋葬顺序作了排列：
M7-M13-M2-M8

由此否定北排墓葬由东往西的排列顺序。他还对各墓的具体年代作了论证。认为M9、M13组的年代可能在穆王之后的共、懿之际，M6、M7组则在穆、共之时。关于M8  的墓主，他同意文侯说。对M64  、M62、M63组的墓主是谁的问题未涉及。经过一番论证后提出：可将8组大墓分作东、西两区，东区6组墓葬的早晚顺序可重新排定为：M6、M7-M9、M13-M32、M33-M91、M92-M1、M2-M8、M31（实际上他只是调整了第1、2组墓葬的顺序）。西区两组墓葬的早晚顺序未予排定，但绝对年代要晚于东区的墓葬。基于这样的排列结果，卢氏认为东区的6组晋侯大墓的坑位可能仍然遵循着西周昭穆排列的礼制。即M7居于中位，昭组大墓有M9、M1，穆组墓葬有M33、M8。在穆组位上还有M91，由于该组墓葬的位置和墓主的头向均较特殊，被解释为处在穆组中的“祧位”（1996）。

    李伯谦则在对各墓的年代及墓主进行论证之后，同意第五次简报提出的8组墓葬的早晚排列顺序，认为晋侯墓地8位晋侯的墓位是依父子先后次序安排的，丝毫看不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迹象。同时还指出，在与晋侯墓地大体同时的卫国、燕国、虢国等公墓区亦不见“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的格局。因此，怀疑《周礼·春官·宗伯·冢人》所记载的这种昭穆制度可能并不存在（1997b）。

    孙华对卢连成的观点亦提出了异议。孙氏认为卢氏对晋侯墓地的排序有违客观实际，并从多方面指出了其不确。因此，基于此而提出的按昭穆顺序来按排墓位的意见也是站不住脚的（1998）

李氏还就西周“公墓”的墓地选择、夫妇异穴合葬墓中男女性的墓位、墓祭与墓上建筑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认为西周时期已有墓祭，但尚未出现墓上建筑。

孙氏认为晋侯墓地与文献中所记载的包括王、诸侯、卿大夫等不同等级，且“各以其族”埋葬的“公墓”还有所不同〔这一点刘绪先生也曾指出（1994）〕。由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来看，周代的墓地形态要比《周礼》所记载的“公墓”和“邦墓”两大类复杂得多。此外，他也就墓地的规划、墓上标志及夫妇异穴合葬等相关问题发表了意见。

秋山进午以晋侯墓地的材料为中心，对该墓地夫妇异穴合葬的形式、晋侯墓地的形成及独立和文献所载“公墓”、“邦墓”的问题进行了论考。他认为，晋侯墓地至迟在西周中期开始独立，这和当时晋侯权力的确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周礼》所记“公墓”和“邦墓”之制，只是战国时代或其以后的现象，而不能上溯至西周时期。所谓的“昭穆制”亦同样很难理解为西周时期通行的制度（1996）。

四、器用制度

由于晋侯墓地墓主身份明确，而且大多墓葬的随葬品保存完好，因此对研究当时的器用制度也是一份绝好的材料。

孙华通过对晋侯“对”组铜礼器组合的复原，认为该墓地晋侯墓的用鼎制度属于少牢五鼎之制。其规格为卿大夫或下大夫的等级，因为晋之始封仅为“爵卑而贡重”的甸服偏侯。孙氏还就周人的棺椁制度、饰棺之制、缀玉覆面（瞑目）的使用等级、用玉制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95、1997）。

孙庆伟根据M31和M63所出的佩玉，和文献记载的佩玉相比较后指出，文献中所谓的由珩璜牙琚等物组成的佩玉事实上并不存在（1996）。

孙机将晋侯墓地所出的由多件玉璜和玉管、玉珠等组成的佩饰名之为“多璜组玉佩”。认为这些组玉佩多为墓主人生前佩带之物，不可笼统地归为葬玉之类。“组玉佩是贵族身份在服饰上的反映之一。身份愈高，组玉佩愈长愈复杂；身份较低者，佩饰就变得简单而短小了。这种现象的背后则与当时贵族间所标榜的步态有关，身份愈高，步子愈小，走得愈慢，愈显得气派出众，风度俨然。”（1998）

曹玮对晋侯墓地各墓所出随葬品进行了梳理、比较，从随葬鼎、簋之数的不同、编钟、甗及兵器、工具的有无；方壶、圆壶的差异和玉器的数量等方面，指出了晋侯和夫人在使用随葬物品上的诸多差别。这种现象的背后当隐含着某种制度的存在（1998）。

李伯谦由对M63（穆侯夫人）出土玉器的分析，指出当中包含了一批商代的玉器，根据出土情况来看，这些玉器的性质已不再具有宗教的意义，而只是墓主人生前的玩物。由此说明周人用玉观念的变化（1998）。

五、晋侯墓地与晋国始封地

当天马-曲村遗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开始不久的时候，邹衡就曾提出这里有可能就是晋国早期都邑之所在。晋侯墓地发现之后，邹氏再次著文重申旧说。并进一步提出“晋自叔虞封唐，至孝侯徙翼十二侯，又武公代晋至景公迁新田，历时共370余年，皆立都于绛，即史学家所称之“故绛”，亦即今天马-曲村遗址（1994）。

    李伯谦先生在对晋侯墓地的分析后也指出“晋侯墓地及其所在的天马-曲村遗址所处的地理方位、起始年代、延续年代等都表明它不是‘穆侯迁绛’之绛，不是‘成侯迁曲沃’之曲沃，也不是燮父徙居之晋，而只能是西周初年叔虞所封之唐。也就是春秋时期屡见于传的晋都翼，从叔虞始封直至晋献公8年（前668年）‘始都绛’以前晋国并未迁都。”（1993）

刘绪在基本同意上述意见的同时，根据晋侯墓地最晚的墓葬的年代（穆侯夫妇）及整个遗址兴衰的情况，就天马-曲村遗址作为晋都的终止时间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即穆侯时或仍有迁绛之举（1994）。

    田建文对天马-曲村遗址“故绛”说提出了质疑。他在文章中提出三点疑问：1、晋侯墓地是否在晋都“故绛”之中？2、天马-曲村遗址西周早期的面积并不大。3、该遗址尚未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宫殿）基址等与晋都直接相关的建筑遗迹。并认为“唐与故绛绝非一地”，而翼与故绛是同地，其地或在翼城县的苇沟-北寿城遗址（1994）。

    由于在天马-曲村遗址的田野工作仍十分有限，我们对整个遗址的布局还没有彻底的了解。田氏所提出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根据已有的诸多发现例来看，晋国的早期都城即或不在现知的遗址范围之内，却也决不会相离太远。

六、其它相关研究

M64出土楚公逆钟一套共8枚，在钲、鼓部有铸铭68字。这是在晋地出土的最早的楚器，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李学勤对简报发表的释文作了补充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李氏根据该钟的铭文，重新隶定了宋代著录的楚公逆钟的铭文。由该钟铭中“纳享赤金九万钧”的记载，推测约合五六百吨，而其产地可能就是有名的大冶铜绿山。

    楚公逆钟出于晋侯邦父（穆侯）墓，“可能是当时馈赠，也可能是战事所得”（1995a）。

黄锡全对楚公逆钟铭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钟铭的释读与李氏有所不同。黄氏释“夫壬四方首”之“四方首”为四方方国的首领，“夫壬”读作“敷任”，意为分担。结合上下文的意思，被理解为：楚公逆为祭祀其先祖，祭祀用品由四方首领承担。而李氏则认为“四方首”是楚公逆祭祀先祖、先世大臣和四方之神时的祭品。比较而言，似以黄说为是。

    楚公逆，据孙诒让考证即楚君熊鄂，对此多无疑议。熊鄂在位为周宣王29年（BC799年）至37年（BC791年），与出土该钟的M64的墓主晋穆侯在位的时间（BC811-BC785），约略相当。因此，这套编钟也为确定M64的年代及墓主的身份提供了旁证。

    M63随葬杨姞壶一对，有铭“杨姞作羞醴壶永宝用”九字。这是首次发掘出土的杨国铜器。围绕着“杨姞”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杨姞是杨国之女，壶出自晋侯夫人墓中，有可能是姞姞姓杨国嫁女与晋时的媵器，该墓的墓主人可能就是杨姞（李学勤，1994；王光尧，1995）。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壶铭的行文格式证明该壶是已嫁女子自作之器，而非媵器。杨姞是姞姓女子嫁与杨国后的自称，姞为母国的国姓，杨则是夫国的国名。文献记载，杨为姬姓，后被晋所灭。杨姞壶出在晋侯夫人墓中，当是晋灭杨时所得，后被用于随葬（王人聪，1996）。李伯谦在全面梳理了周代彝铭中的妇女称谓之后，结合对相关史实和出土背景的分析，认为将“杨姞”解释为姞姓杨国女子的自称更为合理。这个姞姓杨国可能也在今洪洞坊堆-永凝堡一带，宣王时才改封为姬姓杨国（1998a）。

王子初就晋侯苏钟的音乐学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王氏根据钟的形态特征，将16枚编钟分作3式，并由编钟的演变规律推断：Ⅰ式钟的年代应在康王以前的西周初期，Ⅱ式钟的年代约当康王之世，而Ⅲ式钟则可定在恭王前后。“它们的形制特征，显示了西周甬钟演变成形的轨迹”。“晋侯苏编钟的音域自小字组的a至小字组的c4，从低到高跨越三个八度又一个小三度，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在中国乐律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1998）。其它尚有多套编钟和编磬的测音工作没有进行，我们相信，这些材料定将会对中国上古音乐史的研究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高至喜就晋侯苏钟的来源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从编钟的锈色（合金成分）、钟铭的镌刻及编钟的形态特征三个方面，来说明这套编钟并不是晋地铸造之物。在指出了晋侯苏钟和江南所出甬钟的若干相同、相似之处后，高氏认为该套编钟来自江南，并以M64出土楚公逆钟为佐证。

晋侯墓地的发掘及资料的整理和研究都尚在进行当中。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发掘资料的全面刊布，今后定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随之问世。让我们一起期待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56b8c3010009po.html 本帖最后由 情到深处人孤独 于 2012-9-6 02:12 编辑

这种币好像是比较多，曾见过老人用这东西给小孩做踢的健子上的坠。

博物院对“开元通宝”的说明

还是这个比较权威

百度一下里面的两个字

铢：古代重量单位，二十四铢等于旧制一两（亦有其他说法，标准不一）：

～两（极轻微的分量）。锱～（古代很小的重量单位。喻极微小的数量）。

～积寸累（lěi ）（喻一点一滴地积累）。

絫：（lěi ）重量单位。如:累黍(古代用黍粒作为计量的基准,累黍就是用一定的方式

排列黍粒,或纵排,或横排,成为分、寸、尺及音乐律管的长度,或成为合、升、

斗等计量容积或成为铢、两、斤等计算重量;另十黍为累)

本帖最后由 大树迎风 于 2012-9-6 00:34 编辑

剪裁一下，留三行看看

北宋的“至和重宝”

百度一下：

至和重宝：北宋仁宗赵祯，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铸造。“至和重宝”有折二、
  
折五钱，存世量少。折五钱背有“坊”，“虢”等记地名者更为稀少。另有铁钱。另有“至和通宝”和“至和元宝”。

　
北宋仁宗赵祯至和年间（公元1054年至1055年），铸造有至和元宝、至和通宝两种※※钱。至和通宝、“至和元宝”

和“至和重宝”的铸造均为对钱。“至和元宝”※※钱有隶书，楷书，篆书三种书体。“至和重宝”有折二、折五钱，存世量

少。折五钱背有“坊”，“虢”等记地名者更为稀少。另有铁钱。“至和通宝”也有隶书，楷书，篆书三种书体，是一种光背

※※钱。其铸造量大，存世极多，为常见品。

本帖最后由 大树迎风 于 2012-9-5 20:51 编辑

另一个主题

东西很多，但只简单拍了几张。

直线纹簋

商代（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

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出土

博物院的说明说：“腹部和圈足所饰的直线纹，在商代青铜器中较为少见。”

再补贴一张青铜器

父己尊

商代（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

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出土

兽首活环双鱼纹洗

清

百度一下“洗”：古代盥洗用的器皿 [an ancient washing utensil]。

形似浅盆。一般用青铜铸造,也有陶质的

夙兴,设洗直于东荣。——《仪礼·士冠礼》

那就再补一张青铜器（实际拍糊了，不过想了想，即使糊了也比没有好）

猪尊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3号墓出土。

博物院的说明：“猪形青铜礼器极为罕见，此器部件功能配置合理，更兼具猪形象生动而传神，

堪称精美异常的青铜艺术珍品。盖、腹均刻有铭文“晋侯乍旅口”，最后一个字的释读，

关系到铜器的命名，目前学界意见尚不一致。”

百度来的描述：

尊，是古人祭祀和生活过程中使用的酒器和礼器，商周时期，尊的地位尤其尊贵，是其时的贵族

乃至王侯墓葬中不可或缺的陪葬品。尊的体量、形态随其用途和等级各有不同，而肖形尊是其中最为

生动的一种。常见的肖形尊有牺尊、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豕尊（即猪尊）、枭尊等等，这其中，

比较少见的就有猪尊。湖南湘潭曾出土过一件商代晚期猪尊，其形象凶猛拙朴，犬齿尖长，明显呈现

野猪的特征。而现展出于山西博物院“晋国霸业”展厅的一件2000年晋侯墓地113号墓出土的猪尊，则呈

现出另一种形态。这件猪尊猪体硕壮，四足平踏。吻部略小翘，嘴角出獠牙，双耳斜耸，背脊有鬃，尾

上卷。猪背上有圆形品，上有盖，盖有圈形捉手。器腹中空，在颈部与猪首相隔。盖沿有目雷纹一周，

器腹两侧饰圆凸的火纹，外有平凸的变形兽纹一周。器盖与器腹外底均铸有铭文 “晋侯乍族飤”。“飤 ”通

“食”，多用于青铜食器上，在酒器中自铭为“飤”，尚属罕见。学者认为，将名贵的酒器尊做成生活中动物

的形象，其具体作用是人们与神灵之间的沟通媒介，起着巫术般的祈求避邪作用。然而，这种制作肖形尊

的风尚，随着青铜美学的嬗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渐渐式微乃至消失了。

本帖最后由 大树迎风 于 2012-9-5 00:24 编辑

之前看到陕博的帖子，这里又看到山博的帖子，此类博物馆的帖子真是太好了，能增长知识，发张山西博物馆拍的，支持一下
已经忘记这个名称叫什么了

侧个身大家再看看

呵呵，欢迎河东兄常回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