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您的摘录和鼓励，也感谢各位朋友对我《光影夜话》帖子的厚爱和支持。任何一点进步都是和各位的帮助-指教分不开的。
雁过留声。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留下自己的印迹，希望能够为别人、尤其是后来人做点事。倘若别人能够从我的贴子里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在生活中少走弯路的话，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再次感谢您，感谢各位朋友们。将下午在湖畔拍摄的红梅送给大家，“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您说的是！个人赞同您的观点。
印象中不止一两次看到“手机拍照侵略性不强”（或诸如此类）的说法。

双手赞成您的观点：“摄影是个很好的爱好，可以愉悦身心；尤其是您在拍摄到精彩佳片之时。”
应该感谢您才是！作为受众，有幸能分享、阅读您的大作，是一种学习，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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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继续 ——

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对那些至今还坚持胶卷摄影、惜墨如金的人很是敬佩，并十分尊重那些“守旧”的摄影人。
2006年在巴黎凯旋门看见一位欧洲年轻女生举着Rikon胶片相机在认真构图，让我很是惊讶了一下。我很佩服至今还在玩胶片的人，有主见有思想有追求。
2022年看到一位老者端着Olympus的Pen-F相机配上Nikon的MF镜头，正在全神贯注地拍摄荷花。我觉得这个有品味的老绅士坚持手动对焦、要比我高出一筹；很尊敬他。站在他身边，不由有点自愧弗如啊。

在拍摄人物表情时，我们自己也会受到感染-愉悦。我是近视眼，又不愿意戴眼镜；年轻的时候只有一部东方S3相机，慢慢旋转镜头、黄斑对焦，吃足了MF的苦，以至于如今不敢再去尝试手动对焦镜头。
1984年在无锡太湖游船上忽发奇想，对着镜子来张自拍；别说别人感到诧异，就是自己当时心里也觉得有点可笑。然而，这张难得的顽皮却留下珍贵的回忆，而且随着年岁增加而越发显得弥足珍贵。看来，确实是“再差的照片也比没有强”。

2009年在高雄拍摄的这位老人是台湾地区中研院的老技工，他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已经退休。然而，科学家们并没有忘记他，专门在那次会议上颁发给他一个奖项。我用50mm镜头记录下当时他领奖时那淳朴忠厚的笑容，那种我儿时很熟悉、如今却少见的难忘笑容。

斯德哥尔摩的街道没有经过后期扩建，都保持着初建时代的宽度，显然不能和南京眼下宽阔的大道例如洪武路相比，但是它的街道两侧的停车却是规规矩矩，尽量压紧边线而让中间留出足够的空间。没有一个例外，这就不容易了。

1987年我在Auckland就看见来自岛国的肥胖女生摇摇摆摆慢条斯理地走过街道，全然不顾路旁谦让等候的大队车辆。2018年再去，就再也没有看到这种不和谐的现象，毕竟是在慢慢地进化。一个国家将外来种族教化-融合进文明社会并非易事，也不知如今大批Muslims难民涌入之后，斯德哥尔摩是否还有那样的安逸？

2010年的瑞典十分安宁的，沿街没有见到一个治安警察或者保安，更没有看见缠着红袖章的辅警或者城管在高声吆喝。无为而治，无言而治，一切都是法治和契约以及文明道德在运作。

瑞典这个永久中立国远离战争，又没有经过“破四旧”之类的动乱浩劫，各种雕像都被妥善地保存了下来。
欧洲诸国都是这个特色，既反映其history源远流长，又吸引各方的观光者，一举两得。

摄影是用光的艺术。然而很多独特的光影可遇不可求，只能在有幸看见的那一瞬间立即记录下来。
又如2006年悉尼动物园的那只袋鼠，吸引我的不仅仅是漂亮的光线，还有它孤独地蹲在石块边、似乎在怀念沙漠故居，那副惆怅的模样不禁使人想起“低头思故乡”的诗句。

在瑞典全国各地都散布着各种别致的乡间别墅。它们常常带有白色窗户的彩色外墙引人注目，与美妙的森林风景相得益彰。即使是在首都大城市里，这些古色古香的住宅也被绿色树林所簇拥。住宅外的草地上，带着宠物狗散步的年轻女郎却是披着一头白发，惹得我们非常不解。

2010年的瑞典还没有出现难民问题，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宁静。
如今回头看看，当年的那只6M像素的数码单反相机D70s方便地记录了旅途见闻，连Raw都没有用，直接jpeg直出；只配一支50mm/1.4D定焦镜头，也并没有耽误记录。随行留下的许多张图片如今都成了宝贵的纪实。或许是往事留下的经验体会，如今面对各种各样的新数码相机层出不穷，我却不太动心：相机，适合于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2010年我们去瑞典，见到当时的首都机场未免有点惊愕：其规模也就相当于眼下国内一个不太发达的省会机场。整个机场看上去老旧，似乎是凑合着在用，但是如此富裕的北欧国家却没有去投资维修重建。他们很可能是计算过旅客实际流量、考虑效益，量入为出，精打细算。
机场来往的人不多，然而处处整洁，绝没有遍地垃圾。有些地方甚至于找不到垃圾箱。酒吧里面的顾客，各自低头闷声不响地休息或读报，没有喧哗，接听手机也都尽量小声。

瑞典的婚姻方式不拘一格。2010年我就被瑞典人当面问过“为什么要结婚”，因为同居也可以生儿育女，还能避免一旦离婚需要支付女方巨款和家产的风险。如今，瑞典也存在着中老年人再婚的难题。
  我们2010年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到处可见骑着单车的男男女女，或运动或购物或旅行，不过都是单枪匹马而没有成群结队的，这是瑞典乃至北欧诸国的特色。

2010年我带研究生去英国南安普顿的BAT进行学术交流，下榻旅馆里有个门面不大的酒吧就在前台附近，很便利那些风尘仆仆的旅客坐下来“洗尘”畅饮。我俩中国人哪里有坐在吧台旁饮酒的嗜好？只是远远观望，瞅空拍摄一张异国风情。

那天英国同行邀请我们共进晚餐的餐厅里倒是也有一个小酒吧，面积不大、但是酒水品种很丰富。乍听起来似乎很诱人，学术交流还邀请晚餐？然而，“事非经过不知难”，那个学术交流很艰苦很凝重。对方三个年轻人都是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绝非那些类似应酬的行政官员（国外大企业里没有那些吃闲饭的），问起科研来十分尖锐。外国人本来就不忌生冷，不像我们话到嘴边留三分；他们习惯了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地直接触及要害或者关键。

这仨人都有博士学历，又在著名企业里磨练多年，几乎问到了相关课题的所有细节，足足地给我那研究生上了触目惊心的一课，让他坐立不安。那位黄衣女生很想将我们研究成果用于她的口含烟课题，恨不得将她能想到的细节都扫一遍（谁知我走不久，市场风云突变，她的课题就立即被高层所取消。国外企业的生存残酷由此可见一斑）。身后用手磨蹭鼻子的博士正在构思新的刁钻询问——难得遇到科技切磋的机会，他们都想如何讲述自己遇到的难题，试图从讨论中获取线索。我们则在“展现科研实力”和“保护技术机密”之间寻找平衡点——各为其主，人之常情。双方进行科研合作，都代表着各自单位的利益，本身就是一种磨合；学术交流需要拿捏到位，展示和应答都需格外谨慎；其紧张程度远远超过通常的学位答辩（笑）。

2014年去马其顿王国开会，中转其首都斯普科奇。因为bus是下午去那会议点，我们就在城里到处走走，欣赏这个“雕塑之都”。说实在的，我觉得游览中欧国家要比西欧更有趣，颇有点“相似相溶”的感觉，很是平易近人。
付账时，我问内子该按照哪个标准，因为马其顿那时没有明确的小费规定。考虑到我们代表着伟大祖国（听起来有点可笑，不是吗？），我们就按照美国的标准、支付他20%的小费，而且是给的现钱。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那位小哥的惊愕和激动，估计从来没有人这样“出手阔绰”过。他兴奋地收起钱，连声感谢不已。这不仅仅是相当于13元钱的货币，更代表着外国顾客对于他的服务的肯定和嘉奖。换了我，想必也是要这么感激的。
看到他的喜悦，我们也很高兴。说句良心话，多给一点小费能换来他如此的开心，这钱花得也值了。真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这两张照片是2010年用Canon G11相机以及2011年用Nikon D70s+28mm定焦镜头拍摄的，不仅位置相似而且色彩也极为接近。这也是至今为止我一直夸赞G11数码相机的重要原因。不管数码相机厂商如何积极地推出新产品，有些基本特征还是很难能可贵的；例如G11的小巧便携，旋转液晶屏以及单手变焦，都是靓点，那个豌豆大小的光学取景器尽管没有对焦点，和后来的没有取景器或者电子取景器相比，还是略胜一筹。俗话说“远路无轻担”，出国出差需要携带很多材料，腾不出多少空间给相机。因此2010年才带着G11出门，如今看来还是不负众望（笑）。

2010年我和一位男研究生顺访了牛津，还是那位女生热心带着我俩参观游览这个闻名遐迩的一流学府。到了afternoon tea（下午茶）时间之后，我们进了一个小酒吧。印象里牛津小城里似乎没有看到什么其他餐厅；想想也是，一个保持着和500年前一样布局的古城，怎么可能让※※餐厅轻易落脚？

咱不敢妄加评论究竟是“艺高人胆大”还是“胆大人艺高”，只想讲点亲身经历。我1978年高考时背负沉重压力，如果败北就还要继续插队5年，因此不仅在面对物理难题时想到了也不敢写，而且考数学的前一夜还失眠。其结果是在这个大学里呆了一辈子。1982年考研究生，又担心如果考不好就会被分配得和女友天各一方；由于患得患失、过度紧张，不仅又闹失眠，而且居然发“考场昏”，结果只拿到全系并列第六而失去出国深造的机会。
相反，晋升职称的考试里没有思想压力，副教授全省英语统考为87分而教授的英语考试更是达到90多分。试想，如果考生十分冷静，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那该有多好！

我步行上下班，每次将近3000步，于是随身携带一部数码相机，沿途观赏-拍摄风景。四时风光变化不大，“醉翁之意不在酒”，吸引人的永远都是人。校园里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镜头里面的主角。
毕业时节，身穿学位服的学生们大都喜欢爬上那两座校名矮碑，嘻嘻哈哈地或扔学位帽、或作剪刀手以示庆祝。花无百日红，招数用得老了，自然慢慢就失去新意。

不过，人一辈子吃的苦是个定数。内子的艰苦是在日本——为了改变命运而去攻读博士学位。她寄宿在房东家里，然而房东的邻居从来就没有见过她，因为内子在清晨就去学校、而到夜里才回去。最后是在内子毕业要离开，邻居才见到她的面。善良的邻居当然知道内子求学吃过的苦，十分钦佩她的毅力和精神，按照当地风俗送给内子两万日元。
其实，内子的遭遇比邻居所能想象得更苦。夜里干到十点才回住处，再累再困也还要先做好第二天的饭盒。四国岛的雪夜，凌厉的寒风像野狼一样嚎叫，就像倍赏千惠子在影片《远山的呼唤》里对高仓健所描述得那样（我在北海道就领教过朔风吹的刀割滋味）。

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些吃过的苦我没有忘，也忘不了；相反，牠们赋予我吃苦耐劳知好歹的精神品质。就像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所言“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扪心而论，现在的生活再说怎样艰苦，都要比那个时期强得多，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在随后的人生历程里，插队生活一直鞭策着自己在不懈地努力，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特征。
时隔多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翻看昔时笔记，立刻能唤醒沉睡的记忆。这也许就是现场记录的重要意义。
想来摄影也是这样的记录。说句心里话，我等普通人摄影主要是喜欢而已，记录身边的瞬间，抒发自己的情感。其次就是记录，真实地记录下亲眼所见（仅限于当前AI还没有泛滥的现状），留作纪念，留作史料。

离开插队十年的江南小村已经四十多年，虽然说直线距离不到200 km，自己却一直没有回去过。想起来难免有点歉疚。
不会开车固然是一个原因，五味杂陈的艰辛回忆也是个回避不了的因素。很多老知青说他们只想回到插队的乡村远远地望上一眼，并不想进村叙旧，也许都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有着类似“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的复杂情感吧。

内子昨天参加女教授联谊会活动回来，说起老会长叶俊教授去世，我在惊讶之余，不由萌生发帖怀念之意。
叶教授曾经当过学校人事处的处长。九十年代的人事处掌管着人员调动、升等升级等权力，灸手可热。内子那时候在南化公司研究院工作，我毕业后留校，隔江相望，每周才能见面；婚后有了小朋友，就迫切想内子调回市内；还有一个原因，1982年内子她们那批同学的档案本来已经进入南京市人事局、预定安排在市内单位，可是由于某些幕后原因（那个年代同样也有如今的暗箱-内幕），一股脑全部被端到了江北，一蹲就是十年（赶上我的插队年限了，苦笑）。有了孩子之后诸多困难，于是就向人事处提出申请，恳请组织上出面。一年过去了，传来令人沮丧的内部消息，说是很多人是“大分居”、一年半载才见一次，我这种属于“小分居”、一周可见一次的，理当排在后面慢慢等吧。本人出身于教师家庭，对于如何走门子、“把工作做到家”之类的聪明伎俩一窍不通，于是只好默默忍受。谁知道，1991年下半年传来佳音，说是组织上考虑解决我的分居问题了。我如坠云雾，满脸呆萌。

女邻居是个在人事处上班的能人，她说有一天早晨下着大雨，我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打着雨伞，在小菜摊买菜。恰巧叶处长也在买菜，看到这一幕，不由很感慨而良心大慟。我承认当时自己那副狼狈不堪的模样可能是很悲惨，但是我早已习以为常，就像别人揶揄得那样“他的可怜在于不知道自己可怜”。于是，叶处长回到办公室之后、就着手将我的请调申请排到前面“怎么能让学术骨干那样艰难地生活？！”
…… 谁想到叶教授由此帮着我们夫妻团聚，1992年元旦过后内子就进入本校工作。
31年过去了，只要提起叶教授，我就按捺不住感激之情。很多人抱怨那时候“人事处不做人事”，唯独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学校的关怀，感谢叶教授的同情、怜悯、理解和帮助。

今天是西方的“母亲节”。精明的商家早已准备了五彩缤纷的鲜花束、标着高价，静静地虚席以待、“姜太公钓鱼”。我的母亲已经过世4年，就是买了鲜花也不能送到她手里，只能“梦里依稀慈母泪”、深深地怀念，“天上人间思无穷”。
人生就是这样无情，等到儿女有了闲暇、有了闲钱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却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我通过苦读自学、从插队的小村直接考上大学，是母亲最开心的事情；听说我在本科期间一直学习成绩突出，妈妈更是乐在心里。儿女的成功，是母亲最大的心愿（如今我自己为人之父，更是深切地感到这一点）。
终于，在1981年妈妈也调回阔别24年的华东水利学院，和父亲再次重逢南京，于是设法联系上在校学习的我，一家人特地合影留念。看得出来，父母当时的神色凝重：当年全家下放下去是五口人，如今我的兄妹已经成年、无法再随父母迁回南京。家庭付给时代的代价太大了，谁能忘却？
好在我一直保持着求学上进的冲劲，还了进校时候在校门口暗暗许下的心愿：“命运让我插了十年队，不让我读书；如今我要读上十年书”，一口气读到博士毕业。母亲看到我孜孜不倦、废寝忘食，深感父亲“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有人继承，打心眼里说不出的喜悦，更是尽着全力、含辛茹苦帮助我。我们之所以能有今天，都是和父母的支持和培养离不开的。
“生儿方知报娘恩”，随着年岁渐渐增大，自己越来越体会到父母的辛劳和伟大。

从一些琐碎小事情能够看出时代的进步。如今的手机人手一个，有些位居要职者据说还不止两部手机。回想30多年前，家庭座机还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
记得孩子出生时，我从医院里向父母的楼下邻居打电话，请他们传话报喜。那时候住在同一个学校宿舍楼里的邻居相处融洽，经常串门来往。
九十年代中叶在日本留学，四国岛上的街头投币电话很少，留学生想和家人通话真不方便。日本教授解释道，那是因为家家都有电话的缘故。弦外之音的那种高人一等，谁都听得出来。
也许是憋着这口气的原因吧，1995年回国后就咬咬牙、花了3000元初装费在家里安了电话。如今想来这真是个天价，难怪电话公司活得滋润。这还不算贵，我的办公室里装个电话、其初装费还要了5000元，现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我比较守旧，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hunsband”（“节俭的人”，十年插队留下的烙印），2003年3月才有第一部手机Philips Xenium。那还是因为很多业界同仁苦于不能随时找到我，纷纷抱怨并恶作剧吓唬说“你再不买手机，我们就不放行你的基金申请”，这才吓得赶紧去购买。
刚买来不久也不会用，在浦东机场正在鼓捣，一位富态的先生走过来“哎呀呀好熟悉啊，我以前就是用这个手机的”，然后热情地帮助我，我当时那个窘啊（笑）。2010年5月由于它性能日显落伍、好像是不能发微信，换了Samsung SGH-F278i手机。

那个滑盖手机后来似乎是在国外难以联系、加上拍摄不力，于是在2017年10月被华为p10 plus替代。记得新手机刚拿到实验室被女研究生看到，她们就嘀嘀咕咕“何必那么贵？买个2000元的就行啦；哦，他喜欢拍照”，言下之意大有“人傻钱多”的揶揄成份。
坦率地讲，华为P10 plus手机确实不错，尤其是牠的拍摄性能。然而可惜啊，4年多一点牠就出毛病，连专业维修店都不建议修了。2022年2月不得不捡了内子换下来的iphone 7 plus用到现在。实事求是地讲，这部苹果手机拍照真的不如前任。据说iphone 13大有改观，不过那价格抵得上一部专业相机啦（笑）。

手机普及了，家里那部昂贵的座机在2019年就撤了，办公室里的座机也在2021年底撤了。去店里办理之时自己还略有歉意，却见业务员习以为常，估计她已经习惯了。大势所趋，无人能够幸免。

2009年在台湾九族文化村，还看见当地的小女孩拿着大人的手机，装模作样在打电话、走来走去大加炫耀，说明她们那里在那个时候使用手机也还是挺稀罕的。如今，手机已经成了必需品，除了通讯之外，牠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取代照相机、占了日本相机产业的市场；还有就是取代摄像机拍摄-播放视频，同样也端了日本品牌的饭碗。
中国企业的这个弯道超车，做得真是令人钦佩啊。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还是想要和别人交流的。以前在日本就听朋友说过，时常莫名其妙地会接到电话（那时候还没有手机），诧异之际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想说说话，想说说话”。想到在那高度发达的国度里，却有老人孤独到如此地步，不由心里五味杂陈。假如现代化发展的前景都是如此，难免不打个寒颤。
我在澳大利亚参加会议，搭乘地铁进城，车厢里也有一位老人，一副“自来熟”的热情，主动询问身边人近况如何，设法搭茬找话讲。等他下车，旁边的人叹口气“唉，都是想和别人说说话啊”。不过天地良心话，咱在国内倒是没有见过这么令人感慨的场面，尤其是在那些“老破小”住宅区里，那种人文交流的融洽、真的是新建摩天大楼的高档住宅所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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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6800字）

伟人至理名言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只能说大家风范！您太谦虚了。
嗯？莫非牛顿被苹果砸中，瓦特发现蒸汽动力，莱特兄弟实现人类飞行 …… 都是 “侥幸”？

网上抄来一段常听到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另，会否除刻苦努力外，不乏天赋异禀、基因遗传的因素使然？某位先生的成功经历即似明证，您以为？

很多“偶然”应是“必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即优秀品格！

良师益友不敢当，一芥无忌坛友而已。
个人所以只能照点周围的风景，系因受限于自身条件，尤其是病体堪忧，体力衰竭，风雨飘摇。
以能走多远做活动半径，以还走得动为里程长短；走出小区就是远方，几张渣片即是硕果。
所以只能公园景区蹭拍几张人像，街头巷尾胡乱瞎拍一些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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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继续 ——

Tamron 28-200 mm/3.8-5.6变焦镜头在“闲鱼”网上9月30日以480元易主。这是我第一次出售自己的摄影器材。
当时执意这枚大变焦镜头28-200mm的宽焦段，实以为这下子就可以在“广角”和“长焦”之间驰骋纵横、弥补以前Nikon 35-70 mm变焦范围窄的遗憾了。
不料想，“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1994年元月带着牠在日本札幌用200 mm那一端拍摄“狂言”演出时，照片并没有想像的那么清晰（当然，那么远的距离估计也是原因）。遗憾之际，还是老老实实地怪罪自己端得不稳，因为那天没有敢带三脚架去；毕竟自己也没有“铁手功”能够将长焦镜头和F401单反相机端得纹丝不动。

罗马的威尼斯宫是旅游者必去的景点。2002年9月我们参加了西西里岛的会议之后，返程路过罗马，顺便去参观了这座著名的古城。

2010年又去意大利索伦托参加会议，归途中经过罗马。旧地重游，在威尼斯宫前面慨然留影。8年过去了，威尼斯宫前观者如堵熙熙攘攘，警备措施十分严密，只能隔得很远观看。
那次挎着的数码单反相机D70s虽然只有6M像素，可是50 mm/1.4D镜头堪称精品，因此成像犀利，色彩逼真；加之数码相机没有底片的限制，大可尽心拍摄，“今日得宽余”。

2016年去意大利威尼斯参加会议，有幸使用全画幅数码单反相机D810、却还是那枚50 mm/1.4D镜头；所得图像固然“更上一层楼”，不过绝没有“脱胎换骨”感觉，也就是“改头换面”的印象吧。
相机当然重要，关键还是要提高自己的拍摄水平。

Zoom 310AF“傻瓜机”的外型颇具个性。尼康的胶片单反相机中著名的F3、F4都是硬朗男子汉风格。从F401开始出现棱角圆滑的设计，到了1995年推出的zoom 310 AF就达到了巅峰时光。
牠看上去整个儿一个圆润可爱的“小面包”，简直像一块握在手里的香皂，不由人想起那个著名的广告歌曲“溜溜滑，滑溜溜”。这样的机型，肯定会博得年轻女生的欢心，就是在如今拿着牠摆pose照相也是一个绝佳配置（笑）。

这是一张大学工学部1998年的毕业照片。看到那位身穿和服的女生吧？起初，我不相信她是个日本女生，因为我没有见过那样露齿笑的日本年轻女子，通常她们是很奉行“笑不露齿”的。然而，内子说那个姑娘确实是日本女生，因为她开心——好不容易毕业了（笑）。

您不能不佩服当年Nikon在本土生产的相机其质量之好。
2005年我买过F75D单反相机，虽然其底部印有“Nikon Japan”字样，却不是“Made in Japan”。结果专程买来两节CR2电池来试试看相机是否完好，刚刚放进去就出状况：反光板“哗啦”一声翻上去，再也不肯下来。
这部zoom 310 AF买得更早10年，我越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卸下28年前的那颗CR123A电池，却见光亮如新，并无漏液或褪色，不觉大为惊讶。

2013年我们看到的俄罗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不算很繁荣，甚至有点不如上海、北京和南京等大城市。
莫斯科一般的餐厅是外观很朴实的，没有像南京那家“俄罗斯餐厅”有什么炫目的彩灯和精致的装潢，相反他们喜欢将各种食物做成照片放在橱窗里，勾起人们的食欲（笑）。

南京的第一家俄罗斯餐厅里，在美丽套娃的画像旁竖立着这尊俄罗斯天使的雕塑。美不美？当然很美，要不然也不会被特意放置在餐厅里。
然而说实在的，2013年我在莫斯科，还真的就没有见过类似的雕塑——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还是俄罗斯人将她“珍藏”在深宫里（笑）？

2013年我所经过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街道、地铁、车站，很少看到这样美艳的女性雕塑；相反，印象极深的是那些卫国战争的塑像，神态逼真，栩栩如生，给于心灵极大的震撼。
看到他们，就会感受到巨大的“正能量”发人奋进，耳畔响起大气磅礴的声音“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1993年留学日本，遇到一位高人乔桑。此君阅历丰富，能言善辩，带着首都人特有的幽默。

我们2013年在莫斯科参加过会议，下榻的旅馆富丽堂皇，也叫“克里姆林”。当时对俄国的浓汤印象颇深，大有好感，于是看到仙林地区开了俄罗斯餐厅就欣然前往，不惜当一次“小白鼠”（笑）。

不过想到2010年我去那里时，走了一圈也只有一位老人穿着苏格兰民族服装在演奏风笛；倒是有几个挎着照相机“守株待兔”的人东张西望。

不由想到2010年在斯德哥尔摩看到的一位瑞典警察。哎呀，他老兄个子挺高，全身披挂，只是略显清瘦了点。身材瘦削、黄皮瘦骨暂且不论，他站在那里还闭着双眼，似乎在抽空打盹一般。

Nikon胶卷单反相机F75D（带日期后盖）也是一个例子。
牠是尼康2003年推出的最后一款非专业胶片相机，我1600元购买于2005年。当时觉得手上的F401单反相机有点重，就去买了这个轻盈小巧的“纸皮核桃”。
真的，拿到手简直不敢重握牠，生怕把牠给捏破了。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人家工程塑料也不是纸糊的。

今天来看，这实在有点遗憾，因为 F75 聚集了尼康以往所有的经验，把最好的技术和最合理的设计都放进了一个廉价的相机。
F75的自动对焦技术非常先进，在光线较暗时对焦也很有效而不拉风箱。
F75除了具备矩阵测光和※※权重测光之外，还具有点测光 (spot metering)功能，牠的点测光是 1.5% 取景器面积，相对精确。
F75的电子系统故障率较低，很少有类似BC报错那样的问题。
尼康似乎在这款最后的入门级相机里下了非同寻常的本钱，比如点测光、金属镜头接口等等。以 F75 的价格，它绝对是一款超值的相机。
在所有入门级的单反相机里，F75 的操控界面最为简洁合理，菜单上所有功能都一目了然，非常适合新手。放在Auto 或P 档，可以把它当做一款特别先进的傻瓜机，“出片率”非常高。

1993年我在日本北海道大学留学期间所购，至今快30年了。那时候还是个胶卷时代，我的尼康F401单反相机上是35-70 mm/3.3-4.5短变焦镜头，总想弄个长变焦。

记得我1987年第一次出国，班机降落在墨尔本中转。出了舱门，仿佛来到另一个星球，那模样未必比那位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好到哪里去（笑）。可是，眼下很多人再出国，就已经并不再惊讶国外的状况了。毕竟，祖国繁荣强大了，老百姓的经济能力也提高了。这些变化是无可争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对此坚信不疑。

最难忘的是2005年教师节，我们三个在本校工作的同门※※带上各自的研究生一起去看望导师，那真是济济一堂。那些年轻的面孔，如今早就成为各自单位的中流砥柱或者国外企业的首席科学家，令人欣慰。

随后的2021和2022年，我就自己约上师兄弟一起去看望导师，谈谈工作进展，拉拉家常，即使是在那“口罩三年”的非常时期也没有中断。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我的导师还是没有能熬过疫情而去世，留下刻骨铭心的悲痛。

2009年起，我每年都安排研究生在教师节去给导师送花，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大家风范，聆听先辈教诲；也给那些平日里在我这里受了苦的孩子们一个越级向“老祖宗”告状的机会（笑）。
就这样，一年一年，一届一届，学生们轮流去看望，直到2020年我的最后一个研究生。

确实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是以公派出国为主。
我很侥幸被列入“一类公派”（国家公派）的研究生，和“二类公派”（单位公派）相比有些不同。
首先，是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然后，去北京语言学院进行数天的正面教育，观看一些录像诸如※※丹麦的人如何被当地居民鄙视而走上绝路，牢牢树立按期归国的理念。
再次，需要直系亲属担保，我父亲就去校方律师那里郑重其事地签字盖章。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想过逾期不归。最后，国家给办理护照、申请签证并购买机票，还发给我大约400元的置装费。
这对于我一个成天钻在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干活的“大白鼠”来讲，那真是一笔巨款。
要知道，1984年暑假40天，我做了23个夜班，其中含有17个通宵；导师实在于心不忍，给我一个通宵0.40元的补助。就这不到7元钱的通宵补助，还有教授（估计是导师的政敌之类）跑到系里去告，说研究生加班不应该拿钱。如今的人很难理解那个教授；她自己也有孩子，却对研究生那样苛求，真有点不通人性。
不过，山再高也挡不住太阳。当国家一下子给了我那么多置装费时，确实当时是有点像《红色娘子军》里的琼花见洪常青给她的银毫子。我在北京买了带轱辘的软箱，带轱辘的大拎包（足以装得下被褥），又回南京来仔细挑选了鸭鸭牌羽绒服和一件羊皮猎装。

“久旱的禾苗逢甘霖，点点润在心”。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感激、感谢、感恩，不仅留着那时的发票，还一直留着软箱作为纪念。至于什么四大件，彩电、录像机、冰箱和照相机，我出国前想都不敢想。
公派出国，在当时的确是引起很多人“红眼”；不过我在系里素以勤奋用功、吃苦耐劳著称，研究成果又突出，担当过国家重大和重点项目的研究。很多人想想也就泄气了。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你确实是过五关斩六将，一招一式杀过来的，别人也不好非议挑剔。
然而，我终生感谢我的导师。没有她的指导，我就看不到研究的方向；没有她的推荐，我也不可能有这个机会。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我和研究生初次见面时就会坦诚相告：像我们这些家庭无权无势又无钱的人，唯有勤奋读书是条出路；考场上面见分晓，剑过鏖战烁寒光。“只有在那崎岖的小路上不畏艰险奋勇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在我们那个年代，只有考试是人人都可以参加的，而且要凭着真本事过关斩将；就像体育和艺术考生是难以被冒名顶替的一样，没有天赋就是通不过。然而，我又告诫他们：我们都不聪明；彼此都相差无几。聪明人是不会在这里的，早就去了北大清华。
      此话有两个含意：第一，不要以为自己有点聪明而不肯下苦功。这里的人都有“两把刷子”，但是不要在“窝里斗”，有本事去和外人斗、和外国人去斗。第二，不要过高地崇拜老师。十几年前，老师也就和你目前这个模样差不多；也许十几年后，你也就坐在老师这个位置上。
很多事情，身教胜于言教。导师每天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学生自然就会学着做。我的导师这样教育了我，我又这样培养了很多年轻人，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说到“当时争取到一个出国名额那可是打破头的”，我不敢苟同。
我出国不是院系的名额，是导师接待顺访南京的国外教授所得。在介绍研究成果时，国外教授对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才把原本给科技大一个留学一年的机会破成两个半年、留了一半给我。
您猜得也没错，消息传出去之后，确实有那“浮上水”的研究生干部不服，去系里想争抢。结果，系里一句话“那是他导师搞来的机会，你也可以让你的导师去弄个机会给你啊”，把他堵得很没趣，悻悻而去。
我觉得很多事情在于自己的努力，脚踏实地认真去做好，要比成天钻营逢迎更加有效。

北海道大学隶属旧时日本七所“帝国大学”，又是蜚声海外的名校。我原来以为研究条件一定是会远远超过国内。谁知道刚下飞机，前来接我的Host服部副教授就满怀歉意地说他的实验室条件很差，要我多加担待。
我起初以为他是客气客气，结果到了他的实验室，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那个仪器装置排列的密度确实我以前没有见过。
铁架子上布满玻璃管道和真空装置，密密麻麻全是师生制作。服部先生本人吹玻璃的技艺堪比我们的八级工水平。他的研究生个个都会吹玻璃，一旦装置开裂损坏全部是自己修复。我在国内读研究生时以动手能力特强被多次表扬，但是到了这里颇有“小巫见大巫”之感。那些装置之间只能容得下一个人弯腰操作，别说大陆、就是在香港地区我也没有见过如此拥挤的程度。难怪许多前辈在挑选留校的学生时喜欢选择留日归来者，说他们踏实能干、独当一面。听说北海道大学催化中心的条件要强一些，可惜日本教授很小心眼，不准外来学者去参观，所以我不了解。

看见网友在疑惑“2023年还有在玩尼康D7200的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忍不住也想参与说上几句。
其实，我自己就是到了2021年8月还去购买D7200相机的。那时候全新机身3400元，比现在要便宜一点。
为何我已经有了D810和D5300数码单反相机，还要添置D7200而不是购买更新推出的Z系列？原因是自己偏爱光学取景器。D7200相机的光学取景器很亮，用着感觉很爽；况且光学成像直接而真实，很适宜抓拍。
半画幅的D7200要比全画幅D810轻便一点；和D5300相比的优点，是牠有机身马达可以使用D镜头，而我已经有好几个D定焦镜头。对于经济不是很宽裕的朋友，D7200是个选择，起用目前二手价很低的D镜头，同样能够获得满意的图片。

那是1993年我去札幌留学时，身边一群同胞朋友们的揶揄：“林青霞的美，在于不知道自己的美；公爵兄的苦，在于不知道自己的苦”。其原因就是我在他们认为很艰苦的生活-学习环境里，不仅没有抱怨相反还是勤奋努力。
那时候我们都各自租住在当地狭小的公寓里。每个房间很小，小得没见过，以至于1996年我去北京出差由于经费短缺住的地下室，其面积都比它大。
呶，照片里我的前面就是做饭的小灶台，有煤气，有水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摆了一张写字桌、夜里好阅读资料，一把折叠椅，那就是全部的家具了。倘若有人来访，我就得坐到床上和他聊天。
我睡不惯榻榻米，房东安排了一张木床。床下面可以放箱子，床上面的搁架还能放置零星物品。房东给了一个小木柜，斜着可以放着一部旧TV，旁边还不忘搁着一个灭火器；日本房东对于灾难防御是念念不忘，也没忘教我如何地震自救。这个岛国说起来也造孽，要么台风海啸，要么火山地震，很少有太平的日子。到了北海道大学研究室里，嗐，那就更加寸土寸金、空间窄小了。我的领地就是这么一张写字桌，隔壁是位日本研究生；背后是我的host服部先生的小办公室，其空间也只有大约是我的三倍，以至于哪个公司来人拜访，他就要很不好意思地请我出去做实验——不是怕我听见谈话（我的日语到不了那个水平），而是要我的椅子给客人坐。
您说，哪个副教授到了这个份上不会废寝忘食-禅精竭虑地往上爬？每天看到这个“螺蛳壳”都是鞭策自己进步的动力，对不？难怪他们都说自己是“一生悬命”啊。

札幌每年11月开始下雪直到来月5月。我已经习惯在雪地里骑车上学校，身边那辆松下红色单车陪伴我走过隆冬岁月，吱吱呀呀地在雪层里碾出一条路来。牠性能出众，坚固难用，跟随我的时间最长，直到来年春暖花开被另外一位也许是更需要单车的“泥棒”（小偷）弄走。朋友们打趣说，全札幌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大雪里骑车，那就是你老兄啦。
然而，聚会酗酒时我只是想家想孩子、却从来不叫苦，于是那些仁兄们就编出那句富有哲理的揶揄“公爵兄的苦，在于不知道自己的苦”。
其实，哪里能不知道苦？只不过就是和十年插队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两权相害取其轻而已。

做化学研究少不了受伤。我的左手手腕就被飞溅的液氮液滴“烫伤”而红肿起泡。虽然自己学着高仓健的硬汉气度，装出满不在乎的模样（在那里如果男生软弱抹泪，是要被嘲笑讥讽的），实际上阵阵疼痛直钻心头，十分难受。我既没钱上医院，也不知道校医院在那里，只能硬熬着。我的房东太太中岛真由美是个难得的热心人。我走进大门，她一眼就看到那个伤肿，立刻拿出药品纱布给我包扎（日本家庭为了防备灾难，这些救护材料都是家中常备的。老百姓也都掌握了一般的急救技术），她妹妹也在一旁帮忙。
说实在的，异国他乡，非亲非故，她们能够这样出手相帮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这就足够让我感激的了。

近期去温州，只带了Nikon 的D5300“狗机”外加DX 18-55 GII“狗头”，然而并没有过于失望。那几日温州傍晚必有一场雨，我去的那天下得更猛，让我尽享“五马街”的雨景。
在光线不强的街道里，D5300相机的对焦也是快速准确。使用18mm焦段镜头拍摄的图片再经过剪裁，依然很清晰。我想如果换用D7200相机、很可能对焦更加迅速快捷，不过因此就要承受额外的体积和重量了。一般的外出旅游，还是很介意这一点的；尤其是年岁渐渐大了的时候。

D5300+18-55这个实在是不入人法眼的廉价器材搭配，还是能够忠实记录雨中夜景的。对于旅游者记录“到此一游”，这个配置我觉得是可以满足90%的拍摄需求了。如果是带着D7200或者D810外加定焦镜头，所得照片肯定会“更上一层楼”，然而，到一个陌生城市去旅游，谁能知道即将会遇到什么值得拍摄的瞬间？来得及更换镜头吗？

1991年在桂林开会时游览漓江，家住当地的学生借来一部美能达单反相机给我、并配上70-210mm变焦镜头，让我平生第一次尝试长变焦的滋味。那种慢慢旋转镜头、仔细手动对焦、精心构图设置的感觉很难忘记。时隔三十余年，每次看到那些照片都还能清晰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现在使用数码单反相机，动辄拍摄上百张，却很少有这样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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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6300字）

您客气了！
执教于象牙塔之中，立身于金字塔之尖；学术造诣人杰精英，凡夫俗子焉能企及！
磨砺+毅力+智慧+成功=万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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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继续 ——

手机的芯片远不如数码相机那么大，摄影手机动辄数千元，媲美数码相机，何以如此大行其道？
一是轻巧便携，随时带在身边。人们出门可以不带相机，但绝不能不带手机，否则联系、付款都成问题。
二是使用简单，极易上手。屏幕上看准了、只需按一下即可，妇孺皆会、童叟无欺，用不着复杂的理论和操作。
三是传输方便，随拍随传。刚拍摄下来，数秒就能“微信”送出去，遍撒朋友圈。
这三个特点制约住相机的软肋，造成万众手机拍照的浩浩汤汤。国内手机发展的强大阵容结结实实地弯道超了车，占据着群众摄影的大半壁江山。“高，就是高”！从本质上讲，手机和无反-微单有异曲同工之妙。

倘若手机芯片稍微大一点，再能拍摄Raw文件，嗯哼，只怕很多老保守也会用手机代替辅机了。
当然，倘若数码相机学习手机的技术，瘦身减肥、重回胶片相机的曼妙造型，估计又将是柳暗花明。再看相机市场，狼烟四起、竞争激烈。消费者不妨“坐山观虎斗，倚桥听水声”；除了“鹬蚌渔翁收”，从中还能悟出点门道。

细细观察，富士是个很精明的厂商。X-100系列借鉴Leica M相机的外型、至今都还保留着光学取景器，大有“舍我其谁”独一无二的气势；
X-100V的开机-对焦速度基本上能满足抓拍需求，但比数码单反相机更便携，极具诱惑力。
富士相机精致小巧，外型讨喜，深得很多年轻女生的宠爱，既可拍照亦可摆饰；连男生都有购来作为辅机的，家长也很愿意买来给孩子学着摄影，其销路在逐渐扩大。

在Nikon，Canon和Sony三大相机巨头逐鹿中原之际，富士相机剑走偏锋、偏安一隅能有这样的发展，着实令人佩服。
都说玩相机的多半最后要走到“定焦-旁轴”，看来富士早已心领神会、虚席以待（笑）。

乍一看，那些积淀雄厚的昔日霸主一旦反手， 倘若Nikon推出类似S3、Canon推出类似QL17外型的旁轴数码相机，夺回这块市场应该是易如反掌。未来鹿死谁手，很难预测呢。然而，这些厂商似乎早有默契，互相避让杜绝内卷，共同发展而形成“百花齐放”的阵势。这种错位发展的策略很值得借鉴。
宁可“一招鲜吃遍天”，也不贪大求全。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能够在一个方面脱颖而出就相当不易；伸开五指摁住五个跳蚤？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人问美国一位著名“街拍高手”为何拍摄，他回答“有趣”。细想想这话很有哲理，但是真正做到却也不易。首先，您得到一个有趣的地点，天天在家门口转悠就容易“久入兰室不觉其香”；换个陌生环境，没准能勾起好奇心。
当下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旅游、探亲或者出差，总能有所收获；就是旧地重游，也能发现新生事物。像我50年前插队去过的高淳漆桥，就新修了城门，古镇旧貌换新颜。远远从城门里望去，别有洞天。相机的手感很重要。有的相机握在手里特别贴合，仿佛“人机合一”。有些则觉得疙里疙瘩的。与其要求自己花上几年去适应相机的握感，还不如在购买时精挑细选。也别对相机求全苛求。任何相机都有弱点，问题是您自己的需求。

说句俏皮话，我真心希望D7200相机舍去摄像功能而“瘦身减重”，因为手机摄像足矣。事实上，简单一点的数码单反相机一样能够拍摄到自己满意的图片。

2014年我用D70s老相机和DX18-55“狗头”，在马其顿的Ohrid古城拍得很high，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称手的。

一般旅游胜地的天气都很好，无需硕重的大光圈镜头，也没有什么场合需要高速连拍——我们毕竟不是战地Cameraman。手头的器材只要能定格所见精彩瞬间就行——当今的数码单反相机都可胜任。没必要花冤枉钱去买那些不必要的功能。多年前复旦大学计算机系主任给我买电脑的忠告：“不要买最新型号，那些都是有待检验的；要买略略过时、但是口碑很好的电脑，功能嘛够用就行了”。至今看来依然是至理名言。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相对简单的相机便于驾驭，用久了熟能生巧，反而能凸显自己的风格特色。出差带什么相机是个颇为好笑的话题。
以前只有一个相机那倒省心，“大道从简”；如今几个相机燕瘦环肥各有特点，就像农村里调侃得那样“龙多了旱，人多了乱，老婆多了晚了饭”。出差不是旅游，否则大可带上FX数码单反相机D810再配上定焦镜头20mm/1.8G，一顿“平扫”真是“爽”。36M的像素可以剪裁，广角镜头的大景深也能满足照片清晰的需求。我在哈尔滨和云水谣就尝到甜头，几乎95%的照片都是28G镜头拍摄。只要瞄准进入画面，就“咔嚓”一下按下快门定格。

旅游景点大都是喜爱拍照的旅游者，彼此“心照不宣”都是“同道中人”，不在乎被别人拍；当地百姓也见惯了拍照的旅游者，见怪不怪；无论是笑脸相迎还是沉默寡言，反正不会反感——毕竟旅游给当地带来福利。因此，就是将大相机和粗镜头明着挂在胸前也是可以的。当然，不要背在身后：有些居心不良的“小手”快速卸下镜头只要几秒钟。在圣彼得堡就看见一位女生的数码单反相机大张着嘴，镜头被偷走。

出差也不是单位组织的活动；事先知道要看的景点，就带上稍微不惹眼的DX数码单反相机D7200，再配上24mm/2.8D镜头足以应付途中拍摄。
等距36mm的视野能够覆盖人文环境，稍微远一点的景物剪裁一下也能用。当然，如果是自己开车出去，就大可以随心所欲。我在旧金山就看到一位朋友开车去金门大桥，带着Canon 1Dx专业相机和硕重的定焦长镜头。然而，要是出差自己背着，而且还有公事在身，嗯，就得考虑重量和体积了。

Canon G1X比数码单反相机轻。可惜取景器里没有对焦点，加之又是旁轴的光路，对焦多半靠“估”。
那天在羊山公园散步，迎面扑来一个骑车的小男孩，他闭上眼睛不怕风吹、在使劲蹬车！
我觉得这个形象挺好，但是手头的G1X能胜任吗？那时节也容不得多想，只能“死马当活马医”，立即举起相机按下快门。嘿，居然还拍到手了，真是侥幸。

如此说来，出差那就只能带D5300相机。我习惯光学取景器拍摄而反扣着旋转屏，很省电，一块电池就足以应付整个出差旅行。
美中不足有二。首先，D5300是五面镜而非五棱镜，取景器里比较暗。用过D7200和D810再来用牠，不说天壤之别、也是泾渭分明，可见“由奢入俭”难哪（笑）。其次D5300经常会“对焦犹豫”，停顿1-2秒。这一点和D80相似，也许是“入门机”（白色快门钮）的通病？

缺少机身马达的D5300还有个弊端是镜头问题。牠无法AF那些小巧低调的定焦D镜头，MF？那就别想抓拍了。
出差在外，谁都想有个低调便携的相机，难怪很多人选择镜头一体化的富士相机。想想也对：随着科技发展，DX相机所得图片其分辨率和色彩都能满足通常的需要，一般人何必那么费力地背着又重又大又惹眼的专业器材？
我经常带着DX18-55 mm GII镜头出差，牠轻巧、低调又廉价。不要说那些“小手”们懒得来卸，就是抓拍不慎被发现了，往往都没人在乎：这么个简陋家伙，随牠拍吧。
说实在的，拍来拍去也真是“到此一游”的层次。要想提高自己的拍摄水平，显露一点特性，恐怕还是需要定焦镜头，逼得自己像以前拍摄胶卷那样深思熟虑、仔细构图，然后再去按快门。

1978年在南京大学读本科，1979年清明节我们都还去雨花台祭扫烈士墓。当时77和78两个年级浩浩荡荡几百人高举旗帜、欢声笑语，长龙一般从汉口路走到雨花台，场面宏大，围观者众。那个年代的车辆很少，一路上还有警察维持交通，并没有造成堵塞。同样的气节，在远离厦门的广德也让我感动。
广德，是我几十年插队农村时就难以忘怀之处。那时候在农田里埋头干活忙碌，经常听得南天里一声巨响，惊得心跳。蓦然抬头，万里长空一道白色烟云划过，犹如飞行尾迹；随后才传来飞机引擎声。年纪大的社员就会朝着发呆的我解释道“那是催音炮（火箭助推器），是广德那边的”。后来草房失修漏雨，九一三事件之后原有的知青管理机构陷于瘫痪，我急得要参加到村里人到郎溪广德那边去挑毛竹回来维修，多亏我哥竭力反对坚决阻止。

想起来了，只有2017年在巴厘岛开会时买的本地香蕉可以媲美。
那时看见外面有当地妇女顶在头上出售的香蕉，出于好奇心，买了几支尝了一下，非常可口。因为人家是自然熟透的香蕉；倘若夹生一点就会当场被吃出来而卖不掉。

2007年从韩国济州岛飞往大田的途中，正是夕阳西下时分，舷窗外翻滚的云团披着余光，就像《西游记》里云雾缭绕的天上仙山巍然耸立。
这番神奇景象，就是使用新近流行的无人机摄影估计也难看见，毕竟航班飞行的高度是普通民用无人机难以触及的。民用航空短航线的飞机一般在6000米至9600米高度飞行，长航线的飞机一般在8000米至12600米的高空飞行，普通无人机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度。

我第一次看见地勤人员挥手向航机道别，是2011年在对岸的桃园机场。那次是暮色降临，云遮雾障，东航返回南京的班机徐徐加速即将开始滑行起飞。
黄昏起飞，使人想起在新竹博物馆看到的黑蝙蝠P2V，不由平添几分担忧。
忽然转脸看到舷窗外三位地勤人员真挚地对着飞机挥手道别，非常富有人情味；他们不是出于职业性的应酬，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祝福。

翻看往日影集，看到2010年研究生去厦门参加会议的留影。时光匆匆，转眼13年过去了。
今昔对比，挺有趣味。鼓浪屿还是那么秀丽，夜景依然魅力四射。D810也罢，D80也罢，美景还是美景，鼓浪屿依然是各地游客来厦门旅游的首选。

想当年，三个女孩结伴外出参会，想必是莺歌燕舞、无忧无虑，难得有次和外界交流、展示自己科研成果的机会，自然格外兴奋。
在会议上作报告，看起来潇洒自如，行云流水一般，殊不知早就在出发前经受了严格的训练：自己熟读、暗自背诵，组会上试讲，接受批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不经过严苛的磨练，是经不住会议上的轮番询问的，更拿不到好评。要想提高自己，就得吃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也有幸运儿。这位活泼可爱的女生第一次参加会议，不仅科研成果深受好评，还凭着好运气抽奖得到了一辆自行车，喜不自禁，“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星转斗移，日月如梭，转眼三个女生早已工作多年，成为了各自单位的中流砥柱。即将步入中年的她们，倘若看见昔日的风采，会不会骄傲地对孩子说“瞧妈妈当年多聪明能干？！”

自打我2008年采用“一定（数码单反相机配定焦镜头）一变（便携式数码相机）”的拍摄策略之后，E5000就成了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辅机。那一年我先后去葡萄牙、法国和卢森堡参加会议，多亏了有这个“小馒头”相伴；尤其是在D70s数码单反相机故障时，是牠独当一面，走完全程。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任何相机只要“吃透”牠，扬长避短，就能充分发挥作用、“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E5000“小馒头”就是一例。
2008年我在葡萄牙游览，有幸在里斯本参观闻名遐迩的热罗尼莫斯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ónimos）。

这部尼康E5000数码相机为我服务到2009年，直到Canon G11来接班。22年前的老古董，为什么至今依然被怀念，不仅仅是牠独特的光影表现，还有牠的精良做工。
那个小相机握在手上就有舒适的贴合感，和眼下的产品大不相同。差异在哪里？
首先，设计理念（出发重点）不同，里程碑还是赚钱？且不说像德国建筑师将大楼当成自己的纪念碑那样精心设计、精心制造，旧时厂商毕竟还是力保口碑、尽力将产品做成精品。德国相机至今依然交口称赞，我1988年购买的F401胶片相机直到今天都没有过故障。旧时这个“小馒头”也仅仅是有时电路会接触不良，并没有停机歇业过。也许那时候的日本产品质量是好。
其次，价格不同。E5000本身的7800元售价在2002年让人咂舌，自然促使厂商精雕细琢，舍得用料。 E5000就是镁铝合金而非工程塑料的机身；带有对焦点的光学取景器，并使用CF存储卡。市场规律不能违背，一旦价格下降、利润有限，厂家必然要去想方设法“技术革新”，您懂的。

毋庸讳言，当数码相机大众化之后，“价廉”不可能继续“物美”，人之常情。如今看看，“闲鱼”上许多昔时的名机如Canon Pro 1、Nikon E8400和E8800等沦落到连过去的十分之一价格都不到，然而仔细看看其做工、却依然焕发着旧日的高贵气息。
当然，牠们无法应付今日拍摄者的苛刻需求，决不能用于“挣饭吃”；然而，作为辅机拍摄静物或者花草，E5000还是有一技之长的。

2004年在开普敦，朝阳下的南非城镇展示出一片安宁祥和气氛，大西洋冷湿气流的吹扫使得海岸上空一碧如洗。远山脚下村落星星点点，E5000表现得层次分明，色彩淡雅。
2009年第一次去广西，机场外的巨幅广告牌其色彩纯正，还原度准确，给人印象特深。E5000镜头下的国际会展中心被五彩花卉环绕，飘逸脱俗，灵秀隽永，别具风姿。

2011年台湾桃园机场的候机大厅里，E5000镜头里土特产商店的石桌和石凳熠熠发光，油润水滑。反映出E5000善于在弱光下表现细节的特长。
考虑到E5000那么小的镜头和芯片，能具有这样的拍摄效果也算是可圈可点的了。

2008年我们在上海参加Coresta国际会议，E5000将上海展览中心的雨中夜景拍得出类拔萃，不服不行啊。

2005年推出的D70s握上去很贴合舒适，有种“人机合一”、产生迫切想拍摄的冲动；2015年推出的D7200握上去有点向内扣的感觉，估计是兼顾牠配置“大炮镜头”时的需求。10年的差距，“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有些拍摄效果就是在某些特殊情况-组合下产生的；真的，“除却巫山不是云”。要不，为什么至今还有很多人迷恋旧时的相机和镜头？
诚然，科技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不停地发展，创造着一个又一个进展，可惜却有很多昔时辉煌真的无法重现。

D70s相机上的28mm/2.8D镜头擅长表现红色，尤其是弱光下的红色器物。
美国麦迪逊机场大厅里，那只声色俱厉的吉祥物獾（使人不由自主想起“纸老虎”形象）身上和展台上的红色球衣（威斯康辛州喜欢红色，怪吧？），都被准确地展示。

东京机场专卖店里美女“人偶”身上的红色绚丽和服，也被D70s相机和28D镜头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虽然看上去略微有点发暗，然而牠的真实性和饱和度还是要比2010年小数码相机G11展示的好得多。

28D镜头还擅长于拍摄夜灯街景，在牠的f=2.8的最大光圈下，台北街道的华灯初上、五彩缤纷，以及道旁拥挤停放的摩托车一览无遗。
2007年访问期间，陪同我们的台湾教授颇有点独立品格，随便我们四处乱逛、任意拍照，绝没有什么限制区域。时不时他还发表一些抨击时弊的言论，很有个性，毫无顾忌；估计那边没有“被请去喝早茶”的“习惯”，所以教授们学得像胡适之那样“不站队，不妄议，不迎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有时候就是“想法”在驱动拍摄。2011年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机场中转候机。见到一位白发人拉着行李箱，站在广告箱前良久良久，凝视着里面的吉他，顿时觉得很有故事：也许这把吉他勾起了他对青春岁月的回忆？
当时就有一股冲动，想拍摄这一幕。随后短短数秒内，移步他身后，举起胸前相机，瞄准拍摄。
整个过程没有闪光，没有声响，也没有大幅度动作，绝不会干扰他的怀旧。
很多人不喜欢被曝光，所以我多半选择侧面或后侧面机位以保护对方的特征。
抓拍的对象绝大多数是陌生人，只能是谨慎考虑在先，防患于未然。

如今随着手机拍摄功能的日益加强，随身携带的手机成了辅机。2018年起我就改用全画幅D810相机加50mm/1.4D镜头和华为p10plus手机合作，效果也挺好。
坦率地讲，华为手机的拍摄效果要好于苹果手机；似乎画面很亮，色彩也鲜艳一点，当然修饰的痕迹也重。

眼下，许多老百姓都采用手机拍摄，原因之一是手机容易操控，拍的不好可以立即删除，没有任何成本，也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什么构图啊，什么意境啊，一边去！自己觉得好看就行。
说“自娱自乐”也好，说“孤芳自赏”也好，拍摄者自己感到开心就是王道。毕竟，不是谁都想去参加比赛得大奖的，何况那些活动的水深，一般老百姓也不想。

尤其是某些老人，他们端着手机的时候那个一丝不苟的模样，仿佛是在操控相机一样。我猜他们可能都是很有摄影爱好或者功底的；一看那个架势，就不难判断。
对于真正的高手，如果不是吃那碗饭的，就不大会挑剔器材。随便哪种相机或者手机，到了他们手里都能拍出精彩的图片来。那才是真正令人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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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6100字）

窃以为：人生经历，宝贵财富！真实流露、实事求是，自然而然、随心所欲；即是体统，即是境界！
向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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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巧。我2003年在开普敦、2005年在加拿大还真的有过几次这样的巧合。
在开普敦最南端的著名好望角景区，因为它是非洲大陆的最南端，游客没有人不在那里留影的。我当时拿着Nikon 数码相机E5000拍摄，内子带着她的Nikon Zoom 310 AF胶卷相机留影。E5000拍摄的图片只有500K，忠实地还原了现场的色彩。

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小镇拍摄的街景，E5000的图片908K。

2005年使用的是Nikon F50D相机和28mm定焦镜头，看得出来图像清晰度大为提高：毕竟定焦镜头的素质远远高于变焦镜头。翻拍底片所得图片是10.6M，画质看上去很是细腻、然而还是有点色彩偏青，也许是现场的光线所致？

2013年在莫斯科开会，就感觉D80数码单反相机配伍24mm/2.8D定焦镜头很不错。等效于36mm的视角，能够将雄伟的克里姆林宫钟楼尽收眼底，不留遗憾。

尼康coolpix E5000是我的第一部数码相机，也是我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买的。
佳能G11数码相机的伸缩镜头也不能戴UV镜片，不过牠听说好像很容易被磨损出痕迹。

到了开普敦机场登机回国，E5000相机就充分发挥作用了。和胶卷相机相比，牠的存储卡可以拍摄几百张照片，这就使人放心大胆地随意拍摄异国风光、而不必顾忌“胶卷没了”，这在当时是个跨时代的进步。阳光下，牠可以使用1/300秒快门拍摄，那效果确实很是令人满意。采用jpeg格式拍摄，存储的时间又短——事物总有两面性嘛（笑）。

中转香港的夜间，逛街的路上拍摄灯红酒绿的夜景，那1/15秒的快门也能大概记录下喧闹的街景。那时候香港虽然和1988年与1997年相比已经开始出现有点差距了，但总体来讲还是很繁华的，依然还是内地人的购物天堂。第一次去香港的人，对于那喧闹的大街和林立的商铺还是感到很新奇，颇有点目不暇接，流连忘返的感觉。

20年前在开普敦使用E5000相机拍摄，最大的遗憾就是牠的感光度ISO太低。到了ISO=400就勉为其难了。此外该相机的设置还会自动尽量选择低感光度以保证画质（这是早期CCD芯片相机的特点）。它在会议的Reception（欢迎会）上还能拍下各国参加会议代表的相互交流、谈笑风生，1/10的快门手持也能获得清晰的图片——好在E5000没有机振。由此看来，E5000之类早期CCD芯片的数码相机确实是难以应对暗光拍摄，要么装上电池手柄频频试用机顶闪光，要么装备外加闪光灯补光，否则牠的应用将会被局限在“日光机”的范围里。

许多事情咋看很奇怪，不过多了解、多沟通就会明白。
新年聚会时朋友问起我为什么还在用D5300数码单反相机而不更换Z8或者ZF，他自己则一直保持“与时俱进”，早就换成Canon R相机。
我解释道，首先是我习惯了光学取景器的真实和快捷，不习惯电子取景器的滞后；其次是现有的镜头比较轻巧，尤其是D定焦镜头；再次是数码单反相机省电。其实最重要的，是我喜欢抓拍人文纪实、身边事物而他喜欢“打鸟”。
摄影的着重点不同，自然装备就不一样。

或许是时代变化了，记得2004年我们在开普敦开会之余到处逛街，三三两两到黑人摊点上买土特产，用英语和他们交谈，那多带劲啊。

2004年我虽然只有“小馒头”E5000数码相机，ISO最高800，对焦也慢，可还是挺管用。

如今Canon G1X相机继承了E5000的特点；而体积稍大的D5300相机则避免了G1X近处对焦容易失误的弊病，由于ISO可达12800，配上DX18-55 GII镜头其适应性更广。
在外拍摄人文，重在纪实；只要感光度允许，采用A档F=8或者干脆M档F=8、S=1/50就足以瞬间定格而不必犹豫。

至于定焦镜头，自然是广角饼干头最佳，要不如今怎么Z 26mm/2.8定焦镜头去年在日本那么畅销？
D5300组合最遗憾的就是没有AF定焦饼干镜头，哪怕是最大光圈只有3.5也行啊（笑）。

听完陈述，朋友无言而笑—— “道不同不相与谋”。

摄影是个很有个性的爱好，见仁见智；别想说服别人，也不可能说服别人，“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甚么?”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各行其是，自己开心就行。

1999年导师退休，将课程转给我。老一代只有手写的讲义和透明薄膜；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就必须电子化。1983年的课堂记录输入电脑后是26页，发展到眼下120页讲义和336张PPT（幻灯片），涵盖了分子筛材料的方方面面。
为何要如此不余遗力？首先是敬畏学生的时间。鲁迅先生将浪费时间称之为“谋财害命”。这些学生吃尽千辛万苦才考上研究生；倘若一个人被浪费1分钟，全班50多名学生加起来就是将近1小时，岂不罪过？！
再次是敬畏教师的道德。为人师表就要遵循“教不严 师之惰”古训。不认真教学，对不起学生的父母。

曾经在中台禅寺看到“四箴行”题词：“对上以敬，对下以慈，对人以和，对事以真”，很受启迪。
教师如同摆渡人，理当尽心尽力，兢兢业业，行善积德，得帮人处且帮人。

昨天圣诞节将课程讲义和PPT转给接手上课的年轻教师，就意味着自己结束了教学生涯。兴许是受到父母都是教师的影响，我和教师似乎有着不解之缘。
1975年还在农村插队，因为上工之余坚持自学而被人所知、请到林业高中代课教了半年多的《物理》。
这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自己不过是1965年入学、1968年底就插队的初中生，却堂而皇之地去给高中生教学物理课。然而，事实正是如此，不仅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而且深受学生好评，一时间也成为“怪事”。
1976年初成为农村学校的民办教师，管着一批小鸡雏雏般的小娃娃。兴许是精力旺盛之故，给孩子讲故事、学游泳，组织劳动，甚至探索“小学生学习解方程”，也是一个“奇葩”。
直到1978年考上大学，孩子们恋恋不舍来送别。如今回忆起来，那批可爱的农村娃娃其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留下的印象比我当时的同事们还要深刻。怪吧？其实并不怪，小孩子天真无邪，真诚待人，不像成年人那样心眼多。人嘛，总是会记住美好的。

1989年博士毕业留校，必须参加教学；无奈那时课程少人多，谁占着课程都不愿意放手。我只能是先去自己专业的实验室带实验，竭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
1991年本来是安排给老教师当助手的，无奈双方意见相左，不欢而散。教研室主任开导我，不如干脆你自己去开设一门新的研究生专业课。
我那时还是个年轻讲师，6月份备课、9月就要上，可谓艰难之举。然而，插过队受过苦的人就是经摔打，硬是自己起早贪黑查资料、编讲义。酷热的三伏天里汗如雨下，伏案熬夜，却毫不退缩，大有“赴汤蹈火，诸君不辞”的气势。
自己写的教程讲起来得心应手，第一次上课更是格外卖力：居然拿出当年带小学生的策略，别出心裁领着学生走出课堂、去学校的检测中心参观大型仪器。

说来也好笑，第一届也就7个学生，课程结束时大家欣然留影。作为我来讲，这也是给自己留下一个“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纪念吧。

俗话说“求人不如求自己”，索性豁出去、自己开设新课迎难而上，倒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晃26年过去了。2017年领导来斡旋，请我将课程让给年轻教师上，因为年轻人更加迫切需要上课“挣工分”。
给30多名学生讲完这门《固体表面分析》课程的最后一次课后，我不知怎地想起都德笔下的“最后一课”，难免有点感慨和怅然。想到“做事情应该有始有终”的古训，于是师生排成三列合影，然后学生们都在照片上签名留念。2019年他们即将硕士毕业，邀请我赠言。说实在的，我很喜欢这一届学生；为人不能说假话，就以大朋友的口吻给了他们一点发自内心的告诫。师生难得相遇，能够在一起共事数月实在是缘分。虽然说我在课堂上要求很严，学生们当时不免心生埋怨，过了后都还是很感激的。

我遵循“教不严师之惰”的古训，上课绝不迟到早退；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一定先做到。几十年教学，即使年逾古稀，我都一律站着上课。我看过迈克 杰克逊的演出录像，他自己极度亢奋，又唱又扭，带着全场观众一片欢腾。教师上课也应该是这样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倘若自己温吞水一般吚吚呜呜，还坐着讲课，怎么能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

28mm/2.8D镜头在全画幅D810相机上确实很轻巧，对焦也快，可惜在大光比情况下某些物体的暗部几乎是一团漆黑。
2017年在华盛顿的罗斯福纪念公园，用牠拍摄从岩石顶倾泻的水瀑和刻有罗斯福名言的巨大石碑都很理想，包括石碑上罗斯福※※的名言诸如非常经典的“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2017年在武汉“锦里沟”景区，那座长长的廊桥一眼望去风景如画，水平似镜，然而位于阴影里的暗部却是漆黑一团，也难以辨出细节。
2018年在柏林博物馆岛的长廊边拍摄A.Brutt Gerettet创作的雕像，素净的花丛上一位年长男人托着死去的少女，悲伤、悲痛、悲哀、悲愤的神情很感动人。可惜雕塑的背光之处很难看得清晰，甚为遗憾。果然，光圈大了是有明显的优越性（要不怎么说“贵有贵的道理”呢）。
在新西兰南岛游览时，即使在强烈的阳光下，峡谷的背面也不再是一片死黑、还是依稀能看出一些细节，而且整个画面似乎更加细腻。
28G镜头的出色还表现在厦门的华侨博物馆。牠对博物馆里弱光照射下的帆船，以及背景墙上的华工照片都能恰到好处地表达。

当然，这也要感谢D810的高感性能，毕竟照片是在ISO=2500情况下拍摄的。要是使用CCD的D80相机，恐怕就勉为其难了。这一点不能不感谢CMOS芯片的特性。不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这个28G镜头在D7200半画幅数码相机上，其画面色彩就有点发白或者说清淡（这也是后来Nikon新推出很多镜头的特色）；Anyway，牠和以往Nikon众多D定焦镜头的特色泾渭分明，有点像水粉画和油画的区别。
或许是时代发展了，以前都是洗印成3吋或5吋照片，如今动辄就是在电脑上21吋屏幕放大到100%观赏，高对比度的图片看多了确实眼睛也累。
“甘蔗没有两头甜”，任何事物都有其优缺点，镜头也不例外。
网上有很多帖子在描写某个镜头时，不知是“爱屋及乌”还是出于什么需要，溢美之词累屋重架、却从不提牠的缺点或者短处。这样的评论看多了就有了免疫力而心生疑虑。我觉得还是要如实讲出自己的体会，哪怕是一孔之见也要实事求是，让后来人作为借鉴、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镜头。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就要到了。由于工作关系，每年都要发送圣诞节贺卡。以前都是寄信，厚厚的一叠，寄费几十元。2005年开始主要靠邮件发送，使用市场上的贺卡图片。2012年以后，随着自己拍摄-积攒的照片增加，想起采用自己的照片制作贺卡，独具特色、回溯岁月，倒也是别有风味。
2012年的贺卡是意大利索伦托的夕阳晚照。当时趁着会议闲暇溜出来，信步走到海边悬崖处，回首看见金色余晖洒满海湾，那真是一个美！急急忙忙用手上的Canon G11数码相机定格。随身携带的小相机很多时候还真顶事。
2013年的贺卡是那年红场拍摄的美图。毋庸多言，谁都知道这个著名的景点。1553年建造的圣瓦西里大教堂至今还吸引着亿万游客慕名而来。留下精品之作流芳万世，是无数建筑师的梦想，只是真正能够做到的不多啊。
2014年贺卡是马其顿王国的Ohrid湖风光。水天一色，碧波万顷，充满宁静和温馨，不愧是世界著名景点，真值得一游。不说洗涤灵魂，起码也是清心寡欲。
2016年贺卡是桂林“两江四湖”夜游中的双塔景点。景色如此秀美，以至于很多人都惊问这是何处而没有想到是桂林。其实国内许多景色也很惊艳。
2017年贺卡的这尊跃马挥帽的雕像位于美国华盛顿白宫的门前。那年我在会议闲暇去游览时，白宫草坪栅栏前一批※※者或站或坐、在大声叫骂，对峙的警察见怪不怪、泰然处之；这道“靓丽的风景”给人的印象极深。
2018年贺卡是新西兰皇后镇（Queen Town）的彩虹。缆车上山途中，突然看见彩虹呈现；当时胸前所挂D810相机上是50mm/1.4D镜头。情急之下，立即手忙脚乱换上28mm/1.8G，然后在上升中瞄准定格。侥幸之余深有体会：外出时时要观景；什么事当做就要做（换镜头）。
2019年贺卡是南京夫子庙地区的桃叶渡风光。知道典故的人都会站在这里遥想当年场景，默诵王献之那深情的诗句《桃叶歌》：“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千古柔情，至今传颂，又为“文化之都”平添几分浪漫。
2021年贺卡是海棠花下南京莫愁湖景点有名的莫愁女塑像。那时已进入疫情防控，只能在城里转悠赏花；不过这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很知足的啦，北方的朋友有的连在室外散步都做不到。
2022年贺卡是南京老门东景区仿古建筑街道前盛开的杜鹃花。难得放行出门游览，加之鲜花怒放，灿烂夺目，忍不住就欣喜地记录下着难忘的风景。那新冠病毒肆虐之时，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暂时相赏莫相违”吧。
2023年贺卡是福建南靖云水谣风光。有朋友指正道：“要是人物再大一点、镜头角度能够放平和人物一个水平线上就好了”。那是当然。可惜那是在前往怀远楼的行进途中匆匆一瞥，又是远在河堤之上，手头只有28 mm/1.8 G定焦镜头，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果断拍摄。“此事古难全”啊。

28D镜头是2005年有史以来买的第一个定焦镜头，却是“生不逢时”，仅仅在F75D胶片相机上拍过一两卷。2007年起，牠就在DX幅面的D70s数码单反相机上作为等距42mm的“标准镜头”担当主力。
访问台湾时把夜色下的景福门表现得雍容华贵，色调温馨。巍峨挺立的古色古香建筑和门前川流不息的疾驰车辆形成鲜明对比，啥时候翻看都觉得很有韵味。
“※※研究院”草坪上那尊“太极”塑像，动静有致，形象生动；即使在正午强烈的阳光照射下，雕塑背光处的细节还是能够辨认出来。
花莲车站候车时，静止停靠和正在进站的旅游列车都位于充沛光线下；相反月台候车的人群，或坐或站，都位于背光处，却也看得很清楚。28D镜头把那个保留着昔日痕迹的老街站台描述得淋漓尽致。

2015年有了FX幅面相机D810，28D才恢复本职工作，作为广角镜头陪我外出（我的能力有限，难以驾驭24mm/2.8D镜头的更宽阔视野）。那年在丽江市，就发现28D镜头对于街道店铺的明-暗部表现得过于“泾渭分明”，倘若转成黑白片或许不错，但是作为彩色图片嘛，看上去就显得有点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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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5200字）

您太谦虚了！时间和事实说明一切证明一切。
您的大作中有太多的真知灼见、至理之言！
咱们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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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差的照片也比没有好”。
摄影，尤其是业余爱好者的摄影，其乐趣在于随手记录身边的趣事。

1993年9月2日在日本札幌买了一支Nikon SB-22闪光灯。保证书上有个编号FSA02201，却不是闪光灯编号3322508，我当时心里略过一丝疑惑 ……

很多事情回过头去看看，还真有意思。
2008年课题组去购买笔记本电脑，要价17500元。这部电脑用了13年就因为性能落后而淘汰；如此看来，每年的成本达到1300多元，都赶上或超过眼下使用智能手机的代价了。那时候的电子产业真是赚得盆满钵满啊。

再往前，1998年我拿到国家基金委的第一个项目，获得14万元资助。
趁着那股冬风，我下下狠心、购买了自己课题组的第一部电脑；也是组装的台式机，记得是倍速的光驱。七七八八一共也要11905元；用到2007年底报废，只留下一对“漫步者”R800TC木质小音箱保留至今，时时提醒我那些走过的路程。然而，和照相机相比，牠们还不算过分。

1988年底香港售出的Nikon F401D胶片单反相机2350港币（官价折合1880元），35-70 mm/3.3-4.5中变焦镜头1100元（折合880元），相机套195港币，Hoya天光镜50港币。
要知道，那时候我父亲的月薪也不过100多元。普通人要想买这样一套相机，就得攒下两年半的工资。悬殊太大啦！

2014年我已经有了14M像素、ISO高达12800的Canon数码相机G1X，之所以还启用Nikon D70s，原因就是G1X的色彩使我感到不适应。
撇开CCD芯片和CMOS的差别之外，两大品牌的算法和色彩特点也是相差迥异。

那年虽然有了更轻便，24M像素和高感可达12800的D5300数码单反相机，我还是携带着D70s去马其顿参加会议。
那天下午，我们离开Ohrid古城，乘船前往大湖最南端的圣瑙姆修道院。D70s相机忠实地记录着当时当地的美妙景像，没有偏色，非常真实、非常耐看；这大概就是CCD芯片的魅力吧。

夜幕降临，依然保持着500年前形貌的牛津小城华灯初上，幽幽地散发出中世纪的韵味。
欧洲很多城市经常举行传统节日的庆祝，当地人身穿民族服装四处行走，热情洋溢，欢声笑语。这也是很吸引眼球的做派。

旅游途中倘若能够碰巧遇到节日庆典的盛大场面，像2005年我们在捷克温泉古城卡罗维发利偶遇的女学生分列式，那真是花团锦簇，五彩缤纷，难以忘怀。十几年过去了，拍摄的那些场面还是很吸引人。

我们去岘港，就注意到当地人对中国游客的冷漠和隔阂。说实在的，冷冰冰的城市即使景色再美，也没有人还想去第二次。

DX 18-70G镜头2010年在意大利也颇有斩获。那个时候总是埋怨这颗镜头色调发暗不够通透，如今再回看却觉得牠的层次分明，表现力强，将阴影里的商店都展示得十分清晰，何罪之有？
当时我用随身携带的Canon G11相机也拍过罗马斗兽场，只想着反映牠的巍峨壮观，因此古建筑充斥画面……

罗马梵蒂冈的圣彼得大church是“世界最小的国家却拥有的最大的church”。耗时120年建成，其富丽堂皇精妙绝伦自不用多说。
高高的大殿里，黝黑的雕塑前，一位身穿白色长袍的修女在默默地祈祷，恰巧一束光线斜射过来将她照亮……

18-70G镜头采用最宽视角和最大光圈拍摄的图片明显要比Canon G11的更润。两相比较，确实“底大一级压死人”，况且它们的芯片面积相差十几倍。
DX 55-200 G镜头的3.6倍变焦适合5-20米距离的抓拍。这颗便携低调的长变焦镜头价格亲民，是20米左右拍摄人文纪实的利器。
其实以前的DX 18-70 mm/3.5-4.5 G镜头也是挺棒的，只是等到认识到这一点，牠已经离开了9年。

这张是2010年使用D80数码单反相机和牠的70 mm端在伦敦拍摄的盛大※※。当时广场上人群拥挤，熙熙攘攘，气氛很是热烈，颇有诱惑力。
年轻的研究生因为第一次出国，看得很好奇也很投入，然后远远地拍摄，把会场上的火爆情绪和从业人员的努力宣传表现得栩栩如生。

凌晨的牛津大学，街道上空荡荡地看不见行人；我们因为要去伦敦，所以才早起赶班车。
十五世纪的街道格局犹在，古老的建筑在黝黑的夜空下显得神秘莫测，路灯射出温暖的黄光，映照着人行道上低矮的花丛。
远离尘世远离喧嚣，牛津小城才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回眸一瞥，你会想起徐志摩的诗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此时你更会理解诗句的内涵。
人生，都是路过这个世界；只不过有的地方是一生一期，有的地方是耳鬓厮磨而已。

18-70G镜头抓拍的另外一副杰作是在伦敦海德公园。一群外出游玩的年轻大学生不知道是看到了电脑屏幕上的什么好镜头，一起哄笑起来。
他们那开心的表情被定格，逗着我们这些观众乐呵长达14年多了；尽管如此，我每次观看都还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摄影的作用就在于此。也许，这就是布列松（Henni Cartier-Bresson）所提出的“决定性瞬间”？只不过被我们碰巧捕捉到了（笑）。

我有个1988年在香港购买的35-70mm/3.3-4.5的老Nikon镜头，由于年久渗油、光圈收缩不力；常常造成照片过曝，只好“离休”。
手上这支DX 16-80 mm/2.8-4E镜头，2017年6480元购来，当时据说属于仅次于DX17-55mm/2.8G的上好镜头……

这张照片是上个月拍摄于美国新奥尔良的。那天要赶飞机就特意起了个早。推开旅馆的阳台门，却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说起来简直很难相信。此时已经是清晨，却看不到忙碌的人群和奔流的车辆。似乎整个城市还在酣睡中。
想想南京那边，几乎整个夜间都能听到车轮滚滚。真是各地各乡风啊。
嗐，人家富裕了要享受，咱们小康了更忙碌。出去看看才发现，咱们同胞真的是很勤劳很累的。

最近两周去参加了2024美国化学会（ACS）的春季年会。由于疫情原因，前前后后5年没有去美国，因此此行的印象颇深。ACS会议依然还是那么庞大，堪称世界第一的巨无霸。新奥尔良会议中心准备了巨大的会场，足以让各路英雄云集此地切磋技艺。说实在的，要是谁能在ACS会议上做大会讲演并得到同行的认可，那真是可以聊以自慰，不虚此生了。
会议还照顾到人们固有的“虚荣心”，特意竖起宽大的留言板、让各国代表签名留念。老夫也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写了一通。
不过，ACS似乎变得越发小气。原本代表们的胸牌有个透明塑料护套可以插进去、再挂在面前。如今，这些小气鬼们连透明护套都免了，让大家将胸牌直接夹在带子上。
我等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应了“富小气，穷大方”的古语。

我们在洛杉矶入关。网上谣言大肆渲染美国海关如何刁难，说是连随身带的药品都要严加盘查，闹得人心惶惶。其实，那都是庸人自扰。
海关的白人老头看过ACS邀请函，只问两个问题“在美国待多久？”“携带了1万美元吗？”然后就还给护照，示意通过了。哪里还有什么开箱检查、盘查药品？都是一派胡言。什么事情还是要眼见为实。
洛杉矶机场气派很大，航班进出的密集-繁忙程度堪比浦东机场。那一带又是极为宽阔的大平原，一眼望去，有条不紊的机场尽收眼底。
您不能不感叹，洛杉矶机场无论航机、候机厅，还是摆渡车，都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足以让发烧友尽情拍摄异国风情。

人生就像旅行。
我最后一次带着DX18-70 mm镜头去国外开会，是2008年在温哥华。
那次不知怎的居然带着18-70mm， 28D和50.4D三个镜头，结果大跌眼镜：50.4D“英雄无用武之地”而28D表现平平，相反倒是18-70mm大显身手；其原因在于加拿大环境幽静，变焦镜头所摄照片就相当令人满意。

傍晚时分，18-70mm捕捉到美丽的阳光恰到好处地镀饰在街心亭台的温馨瞬间，很是和谐，很是宁静。
站在那里观看，忽然心里有一阵莫名的感动：世界真美好。

人生有很多节点。
打从你路过这个世界，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总是要经过这些节点；不管你开心不开心，“日子难过天天过，不过也得过”，早晚都会遇到这些节点。

今天便是老夫的节点，就像在凌晨-子夜忽然感悟的那样，“睡去犹花甲，醒来已古稀。抬头忆先祖，低头看如意”。
惭愧，时间是最无情的。它浩浩而来，荡荡而去，把一切现实——美好的，愉快的，悲伤的，艰难的，有时甚至是令人窒息的，全都变成了History，任君回味，任君追思。回想我的祖父辛劳困苦了一辈子，终生过于劳累，没有到70岁就去世了；相比之下我自己实在是感到很是幸运，“知足常乐”，况且又有幸结识很多比我更加聪明能干的※※，真可谓称心如意。

漫漫长夜里独自醒来，免不了回顾自己的人生足迹：年方十四就插队，吃得什么食、尚不敢多言，“出的牛马力”那倒是千真万确。
进得名校以来，并无半日懈怠。那孤灯斗室里，禅精竭虑、思索创新，青灯古佛、撰写文章。无数个枯燥煎熬的日子中，何以解忧唯有尼康。至今留着的“海鸥”单反相机堪称患难小友，“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想想自己这几十年“身世浮沉雨打萍”一般，更是感慨：“弱冠风雨密，半百灯影稀。借问过路人，何处栖老骥”。
这也是大实话，未来自己身归何处，现在哪个能知道？

常言说，每一个男生身后都有两个伟大的女性。陪伴自己走过那漫漫人生路的，除了母亲，便是妻子。家和万事兴，全都靠了她：“七十古来稀，且喜有贤妻。酸甜苦辣乐，举案至眉齐”。
夜沉沉，万籁俱静，思念母亲之余，又想到儿孙：“梦里依稀慈母泪，回眸笑看儿孙辈。古来有子万事足，向晚月下双星辉”。
幸运的是，作为教师，我幸运地轮到了“耕者有其田”的好运；十年一次的师生聚会实在是暖人心怀：“十年风雨伴斜阳，师生喜聚话衷肠。但得龙马精神在，春催桃李更芬芳”。
看到昔日学生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不由喜从心来，笑上眉头，大有“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满心欢愉。
前来欢聚的很多※※都带着孩子，那些可爱的小精灵使人想起泰戈尔的名言“每个孩子出生时都带来信息说，神对人并未灰心失望”。

我喜爱摄影。即使在那“今日我最大”的欢闹聚会里，也不忘用随身携带的数码单反相机定格这些欢乐小天使的曼妙瞬间。没有什么比看到下一代茁壮成长更令人开心的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等到她们到达人生这个节点，不知道祖国和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也许“万紫千红总是春”，也许“不周山下红旗乱”？

2006年10月份巴黎会议之前，18-70mm变焦镜头和50.4D定焦镜头也共处过7月份的悉尼会议，不过没有撼动变焦镜头的地位。然而，面临千变万化的旅游环境，18-70mm变焦镜头却是独当一面、应付自如。
面对悉尼港畔鳞次栉比的林立高楼，只有牠的18mm广角端能够从容不迫、尽收眼底。

动摇18-70mm镜头的是在2006年参加法国的国际烟草会议（Corest）；因为“不幸地”带着50mm/1.4D定焦镜头同行。在巴黎卢浮宫等景点游览，18-70mm镜头的表现可圈可点。

说起Nikon DX 18-70mm变焦镜头，一言难尽。
2005年7月刚刚把它作为D70s相机的套头买来，就去中山陵拍摄。坦率地说，当时很失望，觉得牠的图片发灰显暗。
不要说和胶卷时代的35-70mm镜头相比，就是和“小馒头”E5000的图片放在一起，也是丑小鸭“灰姑娘”；心里自然就有几分不悦。更何况牠要比35-70mm镜头更大更重更累赘……。

摄影器材就是这样，一旦心生芥蒂、那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化解；就像2007年在韩国仁川机场觉得D80的握感不如D70s相机，经过了十几年才慢慢扭转看法——这当中还多亏了D5300和D7200的反衬（笑）。
好在那时候没得其他选择，外出开会“舍我其谁”？

2005年在捷克开始尝到变焦镜头的优点。在布拉格广场，只有等距于28mm视角的广角端，能够容得下巍峨的青铜雕塑、灿烂的街心鲜花和毗邻的特色红瓦群楼。在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布拉格玻璃饰品店里，精湛工艺、美轮美奂的各种工艺品对你调皮地眨着眼；多亏18-70mm镜头那等距28mm视角的广角，可以帮助你将它们尽收囊中。到了捷克第二大城市Karlovy Vary (卡罗维法利)，温泉小城幽静的环境、晴朗的碧空、繁茵的森林和街头闲散的游人，引诱你恨不得将一切都摄入眼底。
此时也只有18mm端的广角能够满足你的“贪得无厌”（笑）。

DX18-70mm镜头于2014年被DX18-55mm所替代，原因是18-55不仅小巧便携、而且似乎成像更加锐利。
Anyway，科技新进展、外加“变焦倍数短”，毫无疑问都占了上风。不过，尘埃落定、铅华洗去再回头看看，似乎并非如此。

18-70mm的广角端在拍摄布拉格广场夜景时，那种油润宁静略带着许神秘的梦幻，柔柔地具有一点 “润”的感觉，很是“养眼”耐看。18-55mm拍摄北京机场航站楼夜景，同样是18mm广角端。
咋一看图像、真的是“锐利”了不少；不过仔细欣赏，却有粗犷锋利意味而失去油润细腻之感。
作为纪录片当然是好样的，总体上观赏却感到略逊一筹。作为二者的后续，DX16-80E变焦镜头当仁不让、稳居魁首。这个被誉为仅次于17-55mm/2.8G的“牛头”，在捕捉Dubai（迪拜）灿烂夜景时所表现的锐利超过18-70mm，其油润又超越18-55mm镜头。
难怪，牠是在24M像素的D5300相机上拍摄的，相得益彰。可怜D70s和D80相机都无法调节E镜头的光圈——落伍啦。Nikon就是悄悄地用技术进步来淘汰旧有相机。

春节少不了给小孩子红包“压岁钱”，国内据说很多地区行情看涨，红包里面已经是1000起步；好在国外还没有跟风，意思一下就行了。
图中这小哥俩都是第一次拿到红包。小孩子就是好玩。弟弟刚刚8个月，只是好奇地东张西望。
人家给了不到3岁的哥哥红包，他开始开开心心地大叫“新年快乐”，后来发现红包里面不是好吃的，就不高兴地胡闹起来，说是不要红包啦。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红包。以前别的节日诸如万圣节和圣诞节，别人给他的都是糖和饼干，打开就能吃。所以他以为红包里面也是好吃的。相比孩子的天真幼稚，大人就显得不那么可爱了。

我的D7200数码单反相机和D810使用同一种电池，因此D7200的充电器打从随着相机买来、就一直闲置。
想想反正也用不着，就上闲鱼网上将这个全新充电器和原装电源线出售。
有位老兄50元买去，却抱怨充电器不工作，有故障。先是怀疑电源线，我给他换了根电源线邮寄过去，说是还是不行，“指示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
我笑笑就答应让他退货。然后，收到他的退货之后，我当着快递员的面立马拆开包裹进行检测，见鬼，充电器和电源线都是完好正常的——想想也是，Nikon公司虽然说眼下是虎落平阳有点衰落，但绝不会产品如此不堪。还到不了“墙倒众人推，破鼓大家捶”的地步吧。那老兄看到照片和视频后，才想起来他自己的电池有问题。原来他是个二手贩子，收来的D810数码单反相机里含有一块电池。他卖掉了相机却扣下了电池，原来以为自己白捞到了便宜，就买了全新的充电器。
谁知道二手水深，互相算计，被他扣下的那块电池根本充不进去电。
这个过年前闹出的笑话倒是给了我启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见识和处事风格，理解很重要。

Nikon E5000是最早为科研组效力的数码相机。虽然这个“老祖母”级古董只有5M像素，拍摄又像老奶奶那样慢吞吞的，却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瞬间。
第一次用数码相机记录研究生答辩是2003年5月23日，第一个被记录学位答辩的是阿伦，一个腼腆内向的陕西大男孩。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难怪要被反复提问（笑）。
俗话说，没有人愿意踢死狗。
如果研究生做得一塌糊涂，专家们肯定是看在导师的份上轻描淡写、好言相抚，放人一马。
相反，面对一个杰出人才，当然希望发掘他的思路和技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于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自己在1985年硕士生论文答辩时，就饱受院士和教授的询问。
所不同的是，我当时充分准备、慷慨陈词，显得锋芒毕露。“人生难得几回醉”？只要导师不用眼神暗示-制止，我当然就火力全开、侃侃而谈——个性啦。
“荷叶里面包钉子——怎么按牠、牠都要出头”（笑）。

2005年之前全凭着这部Nikon E5000数码相机去外地过春节。北方县城和大城市不同，过春节大放鞭炮，震耳欲聋，硝烟弥漫，年味十足。

2013年底得到一笔谢金，惊喜之余美滋滋地去买相机。当时迷上徕卡，可是只够买X2便携相机。还有个选择是富士X100s：酷似M3的外型，光学取景器，其价格只有X2的一半。从实用上讲，X100s胜出，毕竟光学取景器的便利性很高。然而论镜头素质和品牌声望，最后还是徕卡占据上风、充分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笑）。

2003年6月应邀去南京化工大学参加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遇见时已91岁高龄的老前辈时钧院士。1946年我父亲就读※※大学，他就是很有名望的化工系主任，培养出像闵恩泽、陆婉珍那样著名的化工泰斗。
我听父亲说起过这位老前辈，见到他倍感荣幸，于是为他和学生们留影。
老先生91岁高龄还莅临研究生论文答辩，穿着整齐，特意打着领带，充分显示出对于年轻研究生的尊重。老一代知识分子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彬彬有礼，“平等博爱”的情操风骨真是让人钦佩。
其间他关于答辩决议要实事求是，不要过分赞扬的看法，深深影响着我；以至于后来我给自己研究生答辩所拟写的决议草稿朴实无华，绝不溢美浮夸，总是被专家们顺利通过。

当时学生们特意送给老先生一捧鲜花以示感谢，我也定格了那个愉快的瞬间。然而，却没人能帮助我和老先生合影，真是“卖盐的喝淡汤”。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个终生遗憾，两年后老先生就仙逝了。
人生很多事就是这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到了就要做。
摄影也是这样，宁可多拍，哪怕是水平很差也不要紧，总比没有好。“百年无废纸”，很多照片当时觉得平淡无奇，时过境迁就显得弥足珍贵，“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因为父亲是黄埔军校学生之故，2003年我作为“黄埔二代”有幸参加过有关会议，有趣的是我的博士生因为她外公的原因，作为“黄埔三代”也被邀请开会，于是这才有了师生一起参加同一个非学术会议的难得留影。很奇怪的是，很多与会者误认为她是我的大女儿，投来奇怪-疑问的眼神，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那年还举办“黄埔军校同学亲属骨干培训班”，与会者均为黄埔二代，“个个都有一本血泪帐”；只要说起往年因为父辈的黄埔军校经历而被歧视、挨白眼、遭打击，个个声情并茂、情不自禁。
“同病相怜”的经历顿时拉近了相互距离而倍感亲热。临了，我用E5000数码相机给大家留影，定格欢乐相聚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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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6700字）

是您客气！彼此彼此。
看到好看的文字、悦目的图像，总是让人喜欢。您的图文大帖就给我这样的感受！

无忌有言 ——“玩摄影的都在这里”！
当然您在无忌是认真地玩，可能就如同您从事学术研究做学问一样的态度；要不怎么您是著作等身、盛誉学界的资深博导？在1200万无忌注册用户能有几人？在十四亿芸芸众生中又能占多少百分比、千分比、万分比？
而本人一芥草根，就只是胡乱瞎玩，自愚自乐图个乐子就很高兴。要不怎么说：“能拜读您的大作大片是件幸事！能被允许节录表达敬佩同样是件幸事！”

嗯，回归正题，继续上拜读节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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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很厉害的理工学院，例如罗斯-霍曼理工学院 (Rose-Hulm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牠建校于1874年。是一所四年制私立理工类大学。据说该校是一所超一流理工学院，仅略次于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等。

我的孩子谋得该校一个临时教职。第一节课讲原子结构，他准备了很多PPT，心里还有点打鼓：会不会内容太深太多？
不想上课时,那些学生们根本不在乎课程的难度；提问几个学生，居然都答对（我回想自己上的研究生课，那些研究生自愧弗如啊）。

最早的老师，是我小学一年级的女老师。很和蔼，很耐心，还让我当了班长，大大地满足了小朋友的虚荣心。
如今虽然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隐隐约约似乎她姓陈，然而却一直心存感激这么多年。
衷心希望将来我的学生也能记住我这么多年，那就好喽（笑）。

最“凶恶”的老师，是我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伏老师。
她面色黄肿、声音粗哑，喜欢体罚，十分凶猛。看谁不顺眼，动辄就是罚站黑板，还会教鞭敲头。
除此之外，她自己去吃午饭，却叫我饿着肚子替她改作业（当班长的倒霉）；后来妈妈寻我到学校，才将我领了回去。她却连个道歉都没有——以前的那个时代绝非眼下某些人美化得那么田园牧歌一般。幸好，伏老师去世在1966年之前、免受动荡时期中学生返校闹革命的痛苦，据说是患有癌症。如此看来，她的坏脾气也许和癌症有关。情有可原，随她去吧。

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庞文娟老师，有我妈妈的年纪。她文文静静，端庄朴素；非常友好地对待学生，即使我们这群小顽皮惹她生气，她也是平声静气地劝说。过后想想，老师的态度好，给学生的印象很深。
她很看重我这个好奇心重的学生，有次还借给我《山海经》白话本阅读。那些神秘莫测的神话故事，至今还能依稀想起。大学毕业之后，我还约了几个同学去看望庞老师。她很开心地接待我们，却想不起我了。即使这样，大家都很高兴。老师记不住学生，学生却能记住老师一辈子。人之常情。

五年级的班主任董凤英老师，其实并不喜欢我这个经常惹事的学生：我特立独行，时不时在作文里写出一些很不天真、像大人一样的论点；很多时候就显得“不合时宜”。
然而，我的成绩又是年级拔尖。那个年代也讲究升学率。我们是五年制，眼看就要考初中。这种“刺头”无疑能为班级加分，她也只好忍着一点、“放一马”。
果然，我在“小升初”考出双一百的成绩，足足地替她争了面子。她的态度立刻180度大转变，不耻下问地向我索取那篇满分作文的草稿。可惜，我当时在考场豪情迸发、一挥而就，没打草稿。她引以为恨事。

大学里有位女教师曾经给我很中肯的建议，可惜我那时鲁钝、未能领会。那是1981年大学三年级，我请教担任课程辅导的沈老师，如何能提高自己的学习？她仔细询问之后，建议我只要将成绩稳定在88分就行，腾出时间去开拓知识面。
我那时走火入魔，好虚荣，致力于争夺95分以上的那5分；为此花费了很多精力。因为从60分拿到85分所花的精力，远远不及95-100分区间每提高一分的争夺。
我没有领悟她的高瞻远瞩，因此至今还是在这个大学里打转转。惭愧啊。

教师节前，我将大学里《物理化学》课本送给我器重的※※，那书上密密麻麻布满当年铅笔书写的心得体会——争夺高分的痕迹。我劝※※将这本书留给她的大女儿。等到她上大学，再讲给她听当年那个老学究的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很多事情，旁观者清，只有过了后才能看得更清晰。
沈老师不幸在几天前仙逝。谨以此文纪念她。师恩难忘，恩师千古。

这枚尼康28mm/1.8G定焦镜头，在2018年购买。原因就是那年带着全画幅D810相机游览柏林的时候，原有的那颗28mm/2.8D定焦镜头给出的图片其暗处过黑，看不清细节。

呼和浩特市※※区宽巷子是个富有※※风情的区域。附近的团结广场，用石榴籽象征-隐喻各个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雕塑很美，象征意义也很好。

回想今年春季到美国参加会议，从洛杉矶飞往新奥尔良，那个航班那可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的经验值得注意。很多事情要引起警惕。在新奥尔良的二战（WW2）博物馆，第一次看到1942年的日本帝国所占领的范围。

8月15日是当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他们称为“终战日”。家家户户在太阳旗上蒙一块黑布。内子那时候在日本留学，没有弄明白黑布的来由，就悄悄地问同学柴田。我在札幌，似乎情况有点不同。至少我的印象里没有看到旗帜上蒙一块黑布。中心大通公园依然鲜花盛开，游人如织，一片喜庆景象。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抵达千岁机场，刚刚见到前来接我的host服部英教授，他就十分诚恳地为南京大屠杀事件道歉：“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依然为此道歉”。在日本，明事理、知荣辱、有正义之心的人还是有的。

很多网友展示新疆赛里木湖的绚丽风景，倒使我回想起2014年去马其顿王国游览的Ohrid（奥赫里德）湖。湖畔的圣瑙姆（CB.HAYM）修道院很有名气，值得一去。圣瑙姆修道院是一座完全由石头垒砌而成的修道院、修建于公元十世纪，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

2005年在捷克的布拉格，那位年轻卫兵站在岗亭里，很是魁梧壮实。

莫斯科红场上的俄罗斯卫兵真的很帅。小伙子长得精神，身材又好；白色夹克式上衣配上黑色军裤和铮亮的长筒皮靴，那一个字就是“酷”。

2010年我们在伦敦遇见的这位警察，又是一番模样：络腮胡子，一身戎装，全身披挂，十分彪悍。

2016年在泰国曼谷大皇宫看到的卫兵，那就和欧洲军士大不相同。
尽管他可能也是百里挑一精选出来的帅小伙，可是身高也就接近1米8，和我差不多。

2015年在雅典看到的希腊卫兵，又是另外一番模样。
这位大叔他居然留着胡子，头上戴着红色军帽，似乎右侧还有一根长长的黑色飘带，落将下来；身上穿的，我觉得很像是件民族服装、而不像传统的军服。

说到军士，首先想到的是2006年在法国巴黎夜间街头遇到的一组巡逻兵。好在大兵们听得懂几句英语，一路走来平安无事本来就有点乏味，遇到两个既友善又天真的外国人，那是很开心。临别时提出给他们留影。大兵们欣然答应，还要摆出正在巡逻的姿态。

2010年12月20日我们游览夏威夷的珍珠港。给游船解缆的是个年轻的士兵。他那个认真做事的劲头，那个对待游客的关切，很像我插队时村里的小伙子。

2019年3月，我们去美国宾州著名的Hershey（好时）公司游览。公路上不巧遇到军车行进，在我们的右前方。

2018年我们在新西兰的皇后镇参加旅游，路过一片茂密森林时，忽然出现一位巫师。他长须盖肩，高帽长袍，手持“魔杖”，酷似《指环王》里的“伏地魔”。甚为可笑。

2015年在波士顿召开的秋季年会上，就有一位参会代表披上卷曲的假发，白色的长胡须拖到腹部；这位身材高大的志愿者还不忘在白胡须外面露出他的代表证，标明他是Wizrd——好歹做了好事、也留个名吧（笑）。

2017年在华盛顿举办的美国化学会（ACS）秋季年会上，招摇过市的吉祥物不再是“伏地魔”之类的巫师，而是与时俱进地变成了化学宠物。

我参加过各个国家的许许多多学术会议，还只有美国人有这个幽默。欧洲人没有，国内没有，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也算得上是ACS的一个特色吧。花费不多，留给会议代表的印象可不少。好创意啊！

2008年，国际烟草大会（Cresta）在上海召开。和化学学术会议不同，烟草会议财大气粗，奢华阔绰。会议不仅包下了豪华的上海展览中心，而且在大楼外布置了一批“雕塑”。咋一看，还以为是铜制雕塑；凑近一看，哦，眼珠会转——原来是活人啊。少不得大吃一惊，于是咯咯嘎嘎笑成一团。

2009年我在台湾日月潭看见一位街头艺人装扮成古时候军士的兵马俑，站在文武庙里。面前的钵头边有个牌子，写明自己是个听障街头艺术表演者，名叫甘泉默；欢迎与他一起拍照留念，并给与支持。不料来了两位顽皮的年轻女生，非要钻在军士的肩下，还要扮出调皮姿态、故作亲密状；弄得“兵马俑”很是狼狈：不做不行啊。人家付了钱，也只好满足她们的要求吧？

俄罗斯人很善于当拍照模特。2013年我们游览莫斯科的红场，看见一位面容清秀、身材高挑的年轻姑娘身穿长裙，站在白色建筑物下摆出各种讨人喜欢的姿态。
2018年我们在哈尔滨的俄罗斯风情小镇，也看到一位面相俊俏、身材高挑的俄罗斯女生站在小木桥上。她穿着军服，左顾右盼，却一直原位不动；估计她也是一位付费合影的模特。

国外的街头艺人很多，不乏以此为生者。伦敦街头的大提琴手正在演奏，浑厚的乐曲仿佛具有穿透力，吸引着路人驻足不前。
注意到了吗？她面前的大提琴盒是open的。这意味着她欢迎而且希望听众打赏。给钱，不仅反映游客对于她演奏技法的欣赏，而且折射施舍者自己的人品和修养。

我在札幌就听一位朋友说起，有人听完街头小提琴手演奏之后，居然放下一张一万日元大钞。以至于我那朋友怀疑那位施舍者是不是喝醉了？

欧洲的旅游胜地，有很多模特是供游客付费合影的。他们站在景点附近，姜大公钓鱼——愿者上钩。我在罗马的斗兽场遗迹那里就看到化妆成古罗马勇士的。他们体格强健，相貌彪悍，颇有电影上古罗马军人的风范；穿上盔甲战袍，手拿雪亮刀剑，更是威风凛凛。
这群勇士面前没有敞口盒子，然而显然与他们合影是需要支付费用的。付钱之后，他们会做出各种动作彰显罗马勇士的凶猛。坦率地说，在那昔日斗兽场旁边和这群罗马勇士合影，确实有着不同寻常的效果。不过我和研究生都没有这个嗜好，因此只是远远望着。
他们很讲道理，毫不介意我们拍摄他们，绝没有奔过来要钱。欧洲的旅游业很是成熟，如何吸引游客都有一套；你拍摄他，等于是免费给他做广告宣传。他站在那里等候商机，也是站着，何必不让你拍呢？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有多大气量，做多大事情。

到新疆去旅游，新疆的山水固然令人啧啧称奇，然而新疆的人、尤其是小孩子才是令人难忘。
2012年7月27日早晨，我们乘车前往禾木小村 ……

2015年5月我们在雅典沿着僻静的道路寻找卫城。忽然飞来一串流畅的手风琴旋律，原来是个男孩坐在路边演奏，面前放着盒子。他技法娴熟，从容镇定，手指飞快地掠过键盘，送给我们欢快的乐曲；没有羞怯，没有自卑，他静静地凝视着，不卑不亢、温和自信。
我轻轻将一枚2欧元硬币放入他的纸盒，聆听了演奏之后，微笑着道谢。看得出孩子很受鼓励，不仅是酬劳，关键是技艺受到赞扬。
帮人一把，何乐不为？

夏季旅游，新疆是个好地方。近来网上鼓吹去新疆旅游的帖子甚多，勾起我对那个旅游胜地的回忆。
2012年阴差阳错地去新疆开会，这才有了一次机会来看看辽阔的西域。给我印象最深的当属西北边陲童话般的小城布尔津。傍晚时分，华灯初上，夜色阑珊，美不胜收。

克里姆林宫外，朱可夫元帅跨着战马，左手执缰绳，右掌推出，勇往直前、睥睨一世。遮满左胸的勋章折射他战功显赫，越发显得威风凛凛。

美国新奥尔良的二战纪念博物馆里，马歇尔将军的塑像静静地立在那里。左手执手套、放在衣襟前，右手执军帽、自然下垂。
他似乎是刚刚赶到这里，面色宁静、正在思索，但是眼神十分犀利。

3月份去美国参加会议，网上传言纷纷，说是入境海关如何苛刻刁难；一旦有把柄，轻则黑屋，重则遣返。我不禁对腰带犯难。那是九十年代购买的87滚轴军官内腰带，正面图案上据说还喷镀了24K金。那腰带设计巧妙、采用滚轴式带扣，可以任意松紧：将滚轴推到凹槽位置，抽拉皮带调节尺寸；将滚轴推出凹槽，推到导轨最外侧即可卡紧。20多年过去，镀金层被磨花，但是下方蚀刻的PLA熠熠生辉。身着这根腰带，很难不被人认为是军人。

2011年参观新竹的黑蝙蝠中队展览时，彬彬有礼的工作人员和即兴解说的李崇善老兵瞄见那根腰带，怎么都不相信我是来访的教授。他们互相交换眼色，大有“当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的神情，仅仅是“看破不说破”罢了。
为了避免嫌疑，去美国只好换了一条带有平滑扣的打孔皮带。然而，牠终究没有滚轴腰带那样任意松紧，总觉得不方便。

我们2017年游览印尼的巴厘岛。热带天气变化无常，忽而烈日炎炎，忽而大雨倾盆。暴雨过后，我们被带上京打玛尼火山观景台。眼前的京打玛尼火山被一层层水汽所围绕，大有“忽闻海外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的幻觉。

为什么要拍摄？为什么要拍摄这个场景？我觉得是受到一种感召、一种冲击，因此才毅然举起相机。

2010年在意大利索伦托的狭窄小街道，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艺人独自守在夏日炎热的店铺里，心无旁骛地在皮件上构图；身边是他的作品，彰显着老艺人的成果。
入夜，街上游客摩肩擦踵、熙熙攘攘。老艺人静静地守着他的小铺子，心静如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匆匆走过的我，忽然感受到一种同情、一种理解和一种共鸣：我独自守在办公室的孤灯下皓首穷经钻研课题，不也是这样的固执和坚守吗？
不由自主地将挂在胸前的D70s数码单反相机举起，用50 mm/1.4D镜头对准老人、按下快门。

25年对于一座百年名校来讲，也许真是弹指一瞬间。
北海道大学的大门以及附近环境几乎不变，和我记忆中的完全相同。牠创立于1876年，前身为札幌农业学校，属于日本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1907年，被设立为东北帝国大学附属农科大学。1918年，更名为北海道帝国大学，成为日本七所帝国大学中的第四所帝国大学。1947年，牠更名为北海道大学。
这支日本产的uni-ball micro墨水笔是1988年我从新西兰留学带回来的。37年过去，牠依然书写流利——不服不行啊。早期日本的产品其质量就是过硬。

2008年我的孩子在麦迪逊大学给Jack 蒋教授打工。蒋教授拿到资助，连电脑都是最新的屏幕一体化机型，可着实让孩子感到惊叹。2011年圣诞、孩子想到自己即将毕业，就想去给蒋教授送张贺卡以示告别。
一进那座大楼，发现气氛不对：蒋教授没了资助，什么都没有了，只是自己落魄地缩在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
今非昔比。孩子怕见了蒋教授引起难堪，识趣地悄然离开了。

做研究的人谁能保证自己是“常青藤”？前车可鉴，因此国外大学都很节俭。
2019年我重返北海道大学，却见这所名校和25年前一样，依旧朴实无华，食堂还是老地砖，大厅也没有翻新。

整理办公室时翻出1984年暑假出差北京、有幸搭乘京沪老牌特快66/65列车所发的小礼物：一个塑料盒包装的简易指甲钳。
40年过去了，这样的指甲钳掉在地上都没有人去捡了吧？可是在当年这却是一份值得保存的礼物——不因为指甲钳本身，而是那列特快。
我们这代人恐怕是有幸见证中国巨变的幸运儿。40年，中国经济发展确实是腾飞-暴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远远超过我们以往的想象。这个指甲钳拍摄出了40年前的旧！
睹物思人，睹物追忆往事，40年亦是弹指一挥间。
可对一个人来说，40年真可谓是悠悠岁月；而这40年里，中国发生的巨变，却是几千年未有的，不是吗？

这把KAI指甲钳是1993年去日本留学买的。那时候手指甲长得长了，询问周边※※诸君，却道都没有指甲钳（生活节俭可见一斑）。于是下下狠心，在札幌400日元（约合28元）买了它。

活到老学到老。小小硬币里也有很多知识可学。
这枚1965年法国的1法郎（1 Franc）镍币，除了精美的植物图案，就是“liberteliberte，Eegalite，Fraternite”（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

我也使用过Canon G11相机，它可是CMOS芯片，1/1.7英寸。
2010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拍摄的旅店早餐厅，其色彩照样光艳夺目；以致于一位※※看了大惊失色：原来她刚刚花了大价钱给父母买了一部号称色彩悦目的Sony数码相机，其图片色彩却远远不如这部G11。言下之意大有看走眼之后悔。

要说出国，牠刚来的2014年就随我去过土耳其和马其顿王国，拍摄过伊斯坦布尔濒临海峡的旧王朝宫殿，将高耸门楣上精细的石雕展示得一览无遗。

可惜疫情三年，D7200未能施展身手。今年去美国参加化学会年会，牠终于抛头露面了。

要说节电的数码相机，Canon G1X要算一个。去年我去浙江缙云，两块电池拍摄了3天。

学生认真听，教师认真讲，我拿出自己的Nikon F401拍摄了现场情景。
34年过去了，这群学生早就成为教授、高工，然而这些黑白照片还保存着。
扪心而论，拍摄黑白胶卷那个滋味真好，其感受远远超过如今的数码相机。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说起来，我还是当年南京大学恢复学位服、走上大礼堂主席台被颁发毕业证书、拨动学位帽上穗子的第一个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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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6100字）

要不说万能的无忌藏龙卧虎！应该感谢您才对！
您的客观叙述是真实经历的精彩人生故事，从根本上有别于各种“心灵鸡汤”编造的励志事故。
谨就个人而言，能拜读您的大作大片是件幸事！能被允许节录表达敬佩同样是件幸事！
向您致敬！
5147 编辑于 2025-02-07 21:42

  
因为是“倒序浏览”，节录的叙述内容在时间顺序上也是“倒序”的。不完整，不严谨，请见谅！
您发帖文字段落有顺叙有倒叙有插叙，所以个人节录也就仅作缩略、依序照搬了。
另因有反复拉滚动条查看前后文，节录难免稍有参差。说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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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8日，我不满15周岁、就被作为最小的知识青年去插队，迄今为止已经56年了。

立春节令，寒假犹在。闲聊中听内子讲起往事，令人惊讶。
那是近30年前，她在日本松山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很荣幸拿到了四国地区罗大力（Rotary）奖学金。那天去参加罗大力协会的活动，抽奖得到了一枚网纹甜瓜，高高兴兴地往回走 ……

古人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此言不谬。经过两年不要命一般的苦读恶补，我终于顺应潮流、考上大学，摆脱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知青生活，走进人生的新时代。
如今功成身退，安度晚年；插队知青的经历却记忆犹新 ……

我深深怀念慈爱、善良而正直的父亲。老人家离开我已经十年，这两个证件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
一个是他评定为副教授的“水利电力部”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父亲1957年带队下放，被留在基层22年；1979年克服重重困难，才调回原来单位华东水利学院 …… 另一个是他的“老干部离休荣誉证”，因为父亲是1949年8月参加工作的，比我母亲早一个月；建国之前工作、同属于离休干部。看看这些※※遗迹真开眼界，上面写着父亲的职务是副教授，工资级别是159.50元（高教8级）。

我和父亲的留影里，这一张记忆最深。那是1983年左右，我已经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所以佩戴着红底白字的校徽。父亲佩戴的还是“华东水利学院”校徽，也是红底白字。夕阳下父子都很高兴。那时候我不到30岁，一头茂密黑发如同森林。父亲不到60岁，可是已经两鬓斑白。

记得小时候经常看见父亲在上课之前都要剃须，很有仪式感。先要用很烫的毛巾捂住脸好一会儿，然后抹上肥皂沫，接着就用那把吉利剃须刀非常敏捷地刮去胡须。最后在镜子面前打量一番，这才仪表堂堂地去教室讲课。这个传统影响了我一辈子。我每次上课也都拾掇得得体大方，亦示对学生的尊重；而且，一直是站着讲课，即使是年过花甲。

那次是借来的一部“珠江”牌单反相机，很有印象：不仅是它全黑身躯、不像“海鸥”单反相机的那种银色镀铬；而且分量很重，感觉要比“海鸥”还重。尤其难忘的是它拍摄的效果很好，表现力和分辨率都令人难忘。这张照片虽然是数码翻拍，却保持着原有风格。

2010年的圣诞节我们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度过的 ……

我想起1987年的平安夜。那时候我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留学，做研究十分认真刻苦，每天都是很晚才离开实验室 ……

2010年的平安夜。我们有幸和远在美国读书的孩子团圆。空荡荡的宿舍里，只有孩子还在学习，窗口高高地悬挂着五星红旗。

2016年带着它们去美国阿拉斯加，拍摄秀丽的海峡风光；把那宁静幽远的北极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当时还带着DX18-55 mmGII广角变焦镜头，形成等价焦距28-300mm的广织罗网，将难得一见的异国风情尽收眼底。

2019年带着它们又去台湾旅游。在山清水秀的武陵农场，将那斜阳下的森林和草坪忠实展现；恰巧走过的红衣女子，更给这幽静林间增添了一抹红色和活力。

第一次参加退休人员的集体活动，深深感到老一代的身体强壮。让我等古稀之人既羡慕又感叹。
解甲归田之后，闲暇渐多；时长在附近的羊山湖公园散步，也因此遇见很多有意思的人。

内子是我的搭档，忧虑的眼神一直瞅我，意在规劝我尊重导师。不料老师静静地想了一会，居然同意了我的研究思路。等我自己成为教师之后，才体会到当时老教师的涵养有多深：只有一心扑在事业上、不计较个人的老师才会从谏如流、不在乎学生的言辞和态度。
老师采纳我的方案，因为他觉得那对科研有利，大家都是想把事情做好，不妨集思广益、多方尝试。事实上，从此之后我更加尊重导师，感激他的虚怀若谷、海纳百川，也因此开始慢慢“锉平”自己的棱角。

倘若教师存在私心、先顾及自己的地位威望和学术形象，那就难免要竭力占上风、去压过学生。
其实，学生和你意见不同，仅仅是学术之争，绝无他意。
此时为师的退一步，不仅海阔天空、息事宁人，而且凸显修养、胸襟宽广，日后学生心里肯定佩服。

我见过有些导师和学生闹僵了，学生甚至跑到领导那里告状。唉，何必啊？
学业是学生自己的事，为师的点到就行，何必如此执着？
人间无大事。很多事情过后想想真没必要。不是紧要时刻，不是重大原则，让他三分又何妨？要相信他日后会想得过来。
有人会问，那他日后还是想不过来呢？朋友啊，那就不是你做导师的事情啦。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和轨迹，一旦毕业就和你无关。你只要尽了导师的职责、给他指点迷津就行了；其余的，说句大实话，他父母都改变不了，你也就算了吧。

我在读硕士生时，有次在讨论热力学研究的作业中，慷慨激昂地批评某个观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今想来都觉得过分。
老教授拿到一看，喜怒不形于色，“哦哦”几声就收下了；批改中也就含蓄地就事论事。
人家见过那几十年风风雨雨多啦，谁愿意多讲？留着让年轻人自己日后慢慢醒悟去，“船到桥头自然直”。他只负责授课，不来多管闲事。
几十年后，我在学生作业里有时也看到类似的慷慨陈词，就会掩卷一笑，想起当年自己的年少轻狂，心想这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于是乎，也来个视而不见，皆大欢喜。

人也一样，涛涛岁月流淌而过，茫茫人海里能被记住的也都是其特征。
至今难忘的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修养。回想起我的大学老师们都很儒雅，待人诚恳，很少有失态发脾气的。他们对于学生往往是“点到为止”；倘若不听，他们也没有重话训责，而是留下余地让学生自己去反省。

老一代知识分子很有边界感：学生的事就是学生的事，应该由他自己去处理、而不必由教师去左右。
不提醒学生当然不对，教不严师之惰；讲多了、讲重了，就有点“包办代替”，未必有好效果。
至于他们是否受到“各人管自己，上帝管大家”思潮的影响，那就不好说。

有一点很难忘，老教师谈吐很文雅、很温和，绝没有粗口脏字，也没有声色俱厉。
大学一年级的英语老师其穿着举止以及谈吐仪表，简直就是一位英国绅士；以至于日后他告诉我们他来自南通农民家庭，大家都难以相信。
时光过去了快50年，一直还记得他。
每个人都是路过这个世界的，无论富贵贫穷。最终都要离开人世。能够给别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当属不易。

细节决定成败的一个实例是位老院士讲给我听的。
那次申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他作为领头人去答辩；竞争对手都是一些四十多岁的少壮派而他已年届古稀。会议主持人出于关心，请他坐在椅子上讲。他觉得不好辜负人家的好意，就欣然从命。

谁知道专家们闭门评判商量时，都觉得老院士“廉颇老矣”、远不如那些站着慷慨陈词的年轻人富有潜力，就没有支持他。
说到这里，老院士看了我一眼，苦涩地笑道“谁知道，这一坐可就吃了亏喽”。
兴许是老人的告诫，我在教课中一律站着讲授，即使是年近古稀。

2020年抗击疫情、不得不将课程压缩在1周内集中讲授。每天要讲授四节课，连续运转之余还要测验考试。即使很疲倦、嗓子沙哑，我一直站着上课。
好心的学生会将讲台旁放一张椅子，我心领了他们的好意，却依然站立讲授。
记得彭大将军讲过，两军激战时最高指挥员别说叹气，就是皱皱眉头都会影响士气。我要求学生做到的，就必须自己先做到，身体力行、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30多年前我还在读博，看见一位女生在抹眼泪。原来是挨了批评。那个年代挨老师批评是家常便饭，我都习以为常了，她何以如此在意？
她气愤地说，“批评我做错了事情不要紧，为啥要说我笨？那就是人身侮辱”。确实，那个时候的老师往往会口无遮拦，以点及面、上纲上线，难怪外校来的学生受不了。

说白了，老师教学生的业务知识天长日久她都会忘掉，但是如何对待她的态度可能就会被铭记一辈子。
很多教师抱怨学生毕业之后都不回来探望，可是他们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留给学生什么样的印象？
相反，有些教授就很注意、将心比心，即便是不得已需要“修理”研究生时，也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劝导：“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没有做好这件事？”那学生一听、自己原来是导师心目中的聪明人，不由就减少了几分被批评的不悦。

好言一句三冬暖，尤其是在学生为难的时候；一句关心，一点帮助，恰似雪中送炭。
有位留美学生在学业艰难、倍感彷徨之际，和老督导吐露苦闷。老人耐心而诚恳地听完，对他说“Ray，你是一个有野心的孩子，继续努力做下去……”。
老督导对于自己的器重，一直激励着这位留学生咬牙坚持到成功毕业。时至今日，他都铭记着老人的评价和厚望。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就应该这样温润如玉。

考试中，难免有学生的成绩不好。
此时，罗斯-霍曼理工学院的老教师就会建议新同事要及时关心那些学生，不仅表示同情，还要真诚地询问有什么可以帮忙？并主动offer如果有没有弄懂之处，可以来问老师；甚至应允可以个别辅导。

我们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考试难免有“马失前蹄”的窘境。倘若教师在学生为难之刻，施以援手、关心爱护，人家自然会记在心里，日后报答。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导师张惠良先生当时虽然还不是教授，我却衷心地感谢他一辈子：不仅仅是他带我走上科研之路，还因为他和蔼可亲，保持着老知识分子宽厚待人、温润如玉的特色。
他对学生从来没有一句重话，就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我多年回想起来，科研细节早就忘了，只记得他的为人温暖、依然深深地感激他。师生相处，贵在情谊；将心比心，关爱学生。好言一句三冬暖，尤其是学生在为难的时节，就是需要理解和鼓励。

说到底，大学生缴费是来学习的，不是作坊的学徒。学校收了学费就应该尽力教好学生，同时也要关心呵护学生。罗斯-霍曼理工学院的优点就在于她没有科研，大家都把心思集中在教学上。
老教授和新同事一起讨论教学细节，针对谋个疑难想方设法去解决，一定要讲得透彻、让学生心领神会。

这样的专心教学，心无旁骛，自然教师的业务精湛，整个大学的教学蒸蒸日上。记得我们入大学之际，大部分教师还是以教学为业，勤勤恳恳、几十年钻研教学、吃透教材；业务那个熟啊，真是口若悬河、如数家珍。
尤其是我们物理化学专业的实验教师，他们对于每个学生要操作的实验，早就亲手摸清各路细节；任凭学生提问各种疑问，照样对答如流。要不然，何以被评之为“全国优秀实验室”？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金字招牌是岁月铸就，来参观者无不佩服。

记得1982年本科毕业考研，给我们讲授《生物化学》的教授感觉我“孺子可教”，托人带信建议我报考他们系，还可以专门为我另外出一套试卷。那时候不知怎的，偏爱自己的化学和催化专业，就谢绝了教授的好意。时隔30多年，也看到了生物化学一度异常吃香，却不曾后悔过。兴趣是最好的领路人，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必“赶着鸭子上架”。

看官可能会注意到，拍摄镜头是很老款的Nikon 35-70 mm/3.3-4.5，而且用的是35 mm焦距的最大光圈。这其实是无奈之举。这枚镜头1988年购于香港，做工精良。

今天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以前都是祝福老人们重阳节快乐；如今斗转星移，轮到自己欢度重阳节，要作为最年轻的逢十退休人员去参加祝寿。
上午送别了我上大学时候的革箱。46年过去，它终于到了该退休的年纪，风尘仆仆，满目沧桑，记录着近半个世纪前的点点痕迹。
那时候，为了我去南京大学报道，父母花费30多元（接近母亲作为小学教师一个月的薪水）买来给我送行。
我当年用扁担一头挑着箱子，一头挑着被褥，从南京大学珠江路校门走进去。途中遇见化学系总支委员陆老师，他对我肩挑行李的“泥腿子”形象大加赞赏，要了我的姓名和班级；结果我一入学就担任班长，“赶着鸭子上架”。

人生，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细水长流，源远流长，对自己、对子女、对家族都是好事。
君不见，很多中产人家之所以在经济下行期间备受煎熬，就是因为偿还房贷等的催逼重压。
回想我们的父辈为人谨慎，量入为出，勤俭节约，最终换来终生平安。

六年前的国庆节，我在新西兰参加会议。皇后镇的风光秀丽，宁静淡泊，堪称世外桃源。

今天是我在办公室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把办公室交还给学院。将工作电脑移交之后，真的就能过上一杯茶的清闲日子了。虽然只有一天，好歹也能体会一下这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云野鹤滋味。
人啊，说起来很可笑。只有到了退休，才会真的休息。
在辛苦研究的时候，觉得时光很慢，度日如年，“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然而，真正走完一段历程之后，洗尽铅华，尘埃落定，再回想一下，又似乎人生很短。不讲是“人生如梦”，却大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飘忽感觉。我在这里度过了九年。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么长时间。
刚搬过来的时候，以为自己三、四年就会离开，所以室内的木头沙发，办公桌和电脑桌都全是捡了别人不要的废弃物。这些家具看上去很陈旧，然而都有一个绝佳特点：绝没有甲醛排放。这对于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可惜，办公室的新主人肯定不理解、看不上这些老矣的廉颇。

很多事情，哪怕前人讲得很透切，后人都难免心存不信，“也许我不会落入俗套”？要等到吃了教训才懂事。谁不是这样？说来也奇怪，前人的成功，你未必再现；前人的挫折，你却难以躲避。因此，仔细回想老人的忠告“听人劝，吃饱饭”，那确实是至理名言。
“三人行，必有我师”，善于学习的人，才能走得更快。

1988年我离开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时，系里女秘书意味深长地说：“未来的现代化是什么样，你知道吗？中国想要现代化，交通必须跟上”。她不愧是银行总裁的夫人，看问题就是尖锐。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未来的现代化是个什么样。虽然不至于像农民那样朴素的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1993年飞到东京羽田机场上空俯瞰，仿佛来到科幻世界，被极大地震撼。
1997年在港科大，又看见发达地区的高校如此寸土寸金、捉襟见肘，很受触动。
2018年重返奥克兰大学，看到改建后的化学实验室，却是五味杂陈。
眼前的实验室再说是窗明几净，高级仪器密布，却处于一个任由外人观看的密闭体系里，使人想起动物园、真的让我不安。不由怀念起30年前我们那亲手搭建的真空装置以及各国同学之间的协作融洽。
那时候确实是艰苦、是落后，但是快乐、自由，无拘无束地展现自己而不是被逼着干活。
这也许就是我们和眼下研究生之间的“代沟”。不了解这些变化，眼下你和他们再去讲述当年如何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攻关研究，大有“鸡同鸭讲、对牛弹琴”的意味，谁能听得进去？

2007年在韩国参加会议。Gala Dinner晚宴上，东道主韩国烟草公司组织了一场晚会演出。
开场是弦乐四重奏。四个长发mm身穿红色短裙、各自拉着提琴上台；还不忘用眼神和观众交流。
说实话，她们拉琴的姿势中规中矩的，不像国内有些人扭来扭去地。

我在台湾的宜兰县碰巧遇到一场乡村演出。那些演员画着重妆，连歌带舞，十分卖劲。
看得出来，他们要比内地的专业剧团略逊一筹，很有点热闹喜庆的意思。但是，又要比我插队乡村附近的草台班子“上档次”多了。男男女女无论是唱腔还是做功，都是规规矩矩、严肃认真的；似乎没有那种乡村剧团那种“乡下狮子乡下跳”的随意感。

和2010年相比，2018年的青海湖游览增加了很多新项目。
入门不远，就看到一群藏族年轻人在歌舞。藏族小伙子蹬着皮靴，弹跳旋转，赢得阵阵掌声和喝彩。很多游人在用手机拍摄这些难得一见的舞蹈。

2018年7月，我带着D5300和16-80E去了一次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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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文字论坛一次可发多少字数，看了下5900字，先尝试。同时也考虑便于分享的“吸收、消化”，也先尝试下。）

非常虚心地接受您的指正。我得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知不觉地，嘴巴就学得油了。这真的不好，我得检讨，尤其是对您。
不过，您也深知在网上说话有点难，不得不抹点蜜糖啊（笑）。
Anyway，真诚地说一声谢谢。
我的帖子，只能说是吐露心声，想着把自己至今看到的、听到的，其中可以公开的那部分拿出来分享。我受过别人的帮助，就想着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让后人引以为鉴，少走弯路。仅此而已。

个人在拜读过程中，很粗放地作了些复制、粘贴的不严谨、不完整的节录；这些仅作缩略的珍贵文字，都是您拥有著作权的宝贵精神财富！
大致统计了下约4W多字，不知可否在此分段贴上？

抱歉怠慢了！
个人学拍习作渣片不过简单记录而已，完全不值一提。感谢您的鼓励！

请教断然不敢当！回您问：个人使用Z6II与D500时，两机的设置几乎一致，没感到有明显不顺手，也没感到谁快谁慢；相反对单反的持握和操作还更习惯一些。
当然微单Z6II的点测光在用EVF取景器取景时，框中光影变化产生的影调明暗是单反D500的OVF取景器不能感受到的。
微单的黑白模式在D500上时只能在LV模式下LCD显示屏 实现，且影调效果不太明显；同时平伸双臂的持机体态十分别扭，且这样的观看取景方式对老花眼不友好。
单次单点对焦AF-S、单点测光、光圈优先A、自动感光度ISO（最高12800或6400）、最低快门1/125S（预防动态被摄者体态变化）、动态D-Lighting 设置为高+。是个人这两台机器相同的日常设置。
个人感受D500对焦的精准与Z6II无异。本人有强迫症，所以放弃了D850、DF，留下D500。
5147 编辑于 2025-02-06 21:46

想请教您，Z6II的对焦，我指的是您发现题材、对焦、拍摄整个过程，要比数码单反相机快吗？比如说和您的D500数码单反相机相比的话。

您走过的地方真多！很羡慕。您对G11用得真好。学习了。我在南京莫愁湖拍过几张。
感觉用G11相机抓拍，有点紧张；因为它对焦肯定要比数码单反相机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