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昨天"香港有了“迪斯尼”上海有什么？"

想通了为啥迪斯奈要选址在香港了,如果换在上海,估计题目要改为"上海迪斯奈乐园开业首日混乱了"

   开个玩笑,别当真

标榜整洁、秩序、完美的香港迪士尼乐园，前日首次有真正的游客光顾。在首日入场的1.6万名游客中，三分之一来自内地，包括一团1600多人的广州旅行团，他们也带来一幕幕的“文化冲击”：有广州小男孩在浪漫的睡公主城堡前，光着屁股撒了一泡尿，还露出“小鸟”四处跑；有大叔在非吸烟区吞云吐雾，有人脱鞋横躺在长椅上，或累极蹲在地上……而迪士尼的员工则甚少上前阻止这些行为，只是采取一些清洁地面等补救措施。

时报讯(记者许力夫)前日，时报记者随第一批游客体验了香港迪士尼的种种欢乐，但也看到了不少令人难堪的不文明现象。

小孩子光屁股游园

迪士尼乐园12日正式开幕接待游人，曾首日入园的1.6万名游客中，约三分一为内地游客。不少内地游客却在入园后表现出不文明的一面。记者当日进园后不久就见到，由于天气炎热，不少游客进场后都采取了避暑防晒的措施。有的游客马上买上一把米老鼠造型的小伞。但有的内地游客却公然在路边和商场里蹲下乘凉，有人甚至将衣服扒开，拉高上衣降温或者脱下鞋子。更有甚者，一个只有一两岁的小孩子还光着屁股在“美国小镇”大街上走来走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乐园的外籍员工在烈日下仍然西装革履，即使全身被汗水湿透都只是脱下外套，继续穿着长袖衬衫。

当记者上前询问时，脱衣降温的游客随即投诉说：“园区内树荫太少，装有空调餐厅内人满为患，可以让游客休息的座椅也被太阳晒得烫手，只好出此下策。”

设施缺陷引发秩序混乱

开幕首日到场的游客有一万六千人，乐园内较为受欢迎的机动游戏，轮候时间平均约半小时至一小时，整体秩序大致畅顺。但由于标识不清和设施存在缺陷等问题，排队的秩序还是显得混乱。“飞越太空山”是园内最受欢迎的项目，现场排队的游客至少有一百多人。“太空山”门前专门分有普通和快证两条通道供游客选择排队。但由于标识不清，一些取得快证的游客糊里糊涂就站到了普通通道上，白白浪费了时间。

在下午3点30分，迪士尼巡游表演开始之后，不少迟来的游客因为占不到理想的观赏，“更上一层楼”地爬上了路边的一米多高，仅有几厘米宽的绿色栏杆上。数十人齐齐站在栏杆上观看巡游，险象横生。而现场的工作人员只是在为巡游队伍开路，丝毫不理会身边游客的安全。

不文明行为职员少干涉

迪士尼乐园大部分园区均为非吸烟区，但昨日游客边逛边吸烟的情况随处可见，不仅有内地游客，还有香港当地的游客。

记者在现场发现，乐园的环境在开幕之后变得比之前的试玩日肮脏。地上多了不少烟蒂、水樽、纸巾和香口胶。在游乐项目“太空飞碟”前，一名排队等候的游客随手就把喝完的矿泉水瓶往旁边的花坛上扔去。还有游客向花坛里面吐痰。而乐园的工作人员也多是上前打扫，把垃圾捡走了事。在游乐项目大排长龙的时候，也甚少有工作人员在场维持秩序。

想抽就抽

乐园规定只有指定区域可以吸烟，但不少游人却不知道。园内无论餐厅、露天座椅、垃圾桶旁，都有游客肆无忌惮吞云吐雾。在非吸烟区吸烟的人，有内地客也有港人，他们表示，不知道在露天地方不准吸烟，对于要移步到专用吸烟区，他们感到很麻烦。

想拉就拉

在梦幻的睡公主城堡前，一名小男孩在母亲的督促下，光着屁股在角落里撒尿。男孩后来露着“小鸟”，在广场上奔跑。小孩的母亲来自广州，她投诉说：“这里很不方便，我想找地储存物品也找不到，指示又不明确。”她指儿子想和卡通人物拍照，但又不肯乖乖排队，被人投诉，一时尿急，于是就地解决。

想脱就脱

几名脱了鞋坐在路边的女游客说，园内很热很晒，能坐的地方又少，她们走得很累，唯有蹲坐在地上歇息一会。但公众地方脱鞋露袜，还是令香港同胞大不习惯。

想躺就躺

昨日天气酷热，乐园却缺乏遮荫处，因此在“美国小镇”大街两旁开大冷气的商店，经常“坐”满游人。有不少游人蹲在地上乘凉，有人干脆脱鞋凉爽凉爽，有人脱剩一件背心底衫，也有人脱鞋横躺在座椅上，或坐在展览室的地毡上。

其实我们要看看国人的旅行社安排的行程、吃的、睡的，太累了就要找个地方睡。
人家鬼佬也在草地上休息。小孩撒尿附近没W。C，就近吗，不能憋坏了，难道鬼佬就不一样吗？
都是人

有些事我不会做，但真的不觉得自己因此比农民高明到哪里去。

理直气壮地将“批不雅”进行到底

　　信息时报

　　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开业，好似一面镜子，给国人来了一次公德意识的折射和反省。尽管有人站到了维护民族形象的高度，试图为内地客的不雅行为开脱，但是毫无疑问，主流的声音已经给出了代表多数公众的文明审判和公德反思。

　　不雅就是不雅，陋习就是陋习，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容不得批评？难道仅仅因为事件发生在香港迪士尼，所以批评就成了“站在港人角度歧视内地人”、或者“记者自命高等※※”？呵呵，原来批“不雅”可恕，批“内地客”难饶，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国民连自我批评都不允许了呢？

　　也许你要说在迪士尼乐园中，在日常生活中，香港同胞和外国人也有这样那样的不雅行为。此话一点不错，不过这只能说明我们大家都憎恶不文明的行为，而不能证明被曝光的那些同胞的劣行有理，是吧？我无意于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可是出过国门的游客，只要稍加留意，就应该深有体会，信息时报采访了几位资深导游，我们何妨听听他们的肺腑之言。文明的差距、公德的厚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会因为你的拒绝正视而自动消除。

　　至于以香港迪士尼乐园配套设施的不完善，来为不雅行为开脱，则更有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首先不管乐园的设施如何，不雅就是不雅，难道随地小便、随地吐痰换个角度就能变成文明之举吗？再说了，那么多游客，别人能自律，内地游客怎么就不能？

    对迪士尼有意见，可以选择投诉，可以选择从此不去，也可以劝说亲友不要去；但选择以随处小便、当众脱鞋和露天高卧作※※手段的，我想每个人都有资格不齿和批评。

有孩子的都知道，小孩尿很急的，三岁小孩尿尿有什么啊？小题大做，破烂记者。

不是这样的，所以同意野猪，因为野猪在这一点说的很明白，农民习气是指过去落后的农业社会生活方式所遗留的习惯，这种生活方式的痕迹是中国农村贫穷的生活质量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低下的教育程度造成的。农民习气不仅许多农民有，脱胎于这种农业社会的所谓城市居民同样有，批评农民习气不是批评农民个人。

不要老去责怪游客，主要问题还是在公园。
首先，公园明明知道自己的接待量是多少，还超量卖票，这就是奸商。让大家花钱买票还享受不到应有的服务。
试想一下，如果园内没有这么多的游客，在观看表演时候还用站到栏杆上吗？
如果按照标准，3分钟内能够找到厕所，那么还会有人随地大小便吗？
如果有足够的遮荫休息长椅，那么还会有人随地坐吗？
如果设立了足够的吸烟区，还会有那么多的人随便吸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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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ND，花钱是为了享受，而不是去为了受罪，结果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服务，还被人骂低素质。鬼佬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有些人就恨不得认了当亲爹。

关键是以偏盖全。不是所有农民都素质差的，我家乡的许多农民就比许多城市里人更懂礼貌、更善良正直的。

去的明明都是国内城市里的有钱人，却要说他们学了农民的陋习，这扯得太远。《丑陋的中国人》中写的所有毛病，并非写农民，否则题目该叫《丑陋的中国农民》不是。

老外看不起中国人，跟在国外的中国人素质差不无关系，难道他们是学了中国农民的陋习么？那些中国人肯定不答应，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中的精华，学的都是西方精髓呢。

儒家伦理与社会公德——论儒家伦理的深度悖论

刘清平

目前，如何在全体公民中进一步开展公德教育、树立公德意识，再一次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在这一背景下，分析儒家伦理由于强调家庭私德至高无上而具有的压抑社会公德的负面效应，并由此探讨缺失公德现象的深层文化根源。

一

说儒家伦理具有压抑公德的负面效应，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潮，在大力肯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些主要适用于团体性家庭关系的私德规范的同时，也曾明确提倡仁爱、恻隐、诚信、正直等一系列适用于群体性人际关系的公德规范，因此并不能说完全不重视社会公德。不过，问题在于：由于儒家伦理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始终坚持“血亲情理”的基本精神，特别强调家庭私德对于社会公德不仅具有本根性、而且具有至上性，结果就使它所提倡的社会公德（仁）受到了家庭私德（孝）的严重压抑，而在二者出现冲突的情况下甚至还会被后者所否定。

首先，儒家伦理始终主张：人们应该以血亲私德为本根、实现恻隐仁爱的社会公德，如孔子要求“※※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论语·学而》），有子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把“仁义礼智”的实质性内容归结为“事亲”、“从兄”（《孟子·离娄上》）等。这样，对于儒家伦理来说，把社会公德建立在家庭私德的基础上、肯定“孝”在伦理领域的首要意义，便成为将二者联结起来的关键。

其次，为了突显家庭私德作为本根的首要意义，儒家伦理又进一步赋予它以至上性。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儒家始终坚持的“爱有差等”、“爱莫大于爱亲”的原则中，尤其体现在孟子的下述命题中：“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显然，根据这些命题，在道德生活中，只有事亲尊亲的血亲私德才能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相比之下，恻隐仁爱的社会公德只是处于派生从属的地位，不可能在道德规范体系中享有“为大”的终极意义。

儒家伦理处理公德与私德关系的这种方式，已经蕴含着凭借血亲私德压抑社会公德的负面效应。这一点集中表现在：由于儒家伦理赋予孝悌私德以远远高于仁爱公德的终极意义，结果，在它倡导的道德规范体系中，只有血亲私德才能构成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内容，而处于依附地位的社会公德则必然受到前者的束缚限制，以致丧失自己的自律意义，难以获得充分发展。例如，孟子便把“人之大伦”仅仅归结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中庸》也把“天下之达道”仅仅归结为“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换句话说，在儒家伦理看来，人类道德生活的根本内容，主要就是人们在某些特殊性人际关系中应该遵守的团体私德、尤其是家庭私德；相比之下，人们在普遍性人际关系中应该遵守的社会公德，包括孔孟自己提倡的仁爱、恻隐、诚信、正直等等，反倒无法在儒家伦理特别推崇的“人之大伦”、“天下之达道”中占据一席之地。

更严重的是，一旦在“仁”与“孝”之间发生冲突、以致出现二者不能两全的局面，依据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人们还应该不惜放弃派生从属的社会公德，以求维系本根至上的家庭私德。倘若借用孟子的名言来表述，如果说在仁义理想与个体生命“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按照“杀身成仁”的儒家精神，人们只应该“舍生以取义”、而不应该“舍义以取生”的话，那么，在私德与公德“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按照“事亲为大”的儒家精神，人们也只应该“舍仁以取孝”、而不应该“舍孝以取仁”。结果，尽管孔孟本人的自觉意愿的确是试图在家庭私德的本根基础之上实现社会公德、亦即以儒家的方式将私德与公德统一起来，但事与愿违的结局却恰恰是：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他们最终会凭借家庭私德否定社会公德，从而导致儒家伦理陷入一个难以摆脱的深度悖论。

二

仅仅这样通过逻辑推理、从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中演绎出它必然会凭借家庭私德压抑否定社会公德的结论，或许有些抽象空泛。因此，下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论语》和《孟子》中的一些具体命题和案例，看一看孔孟是如何主张人们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应该“舍仁以取孝”、从而陷入深度悖论的。

首先，孔子指出：“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本来，孔子一直要求人们大力弘扬仁义之道；但是，为了突显血亲私德的至上地位，他在这里却明确主张：哪怕“父之道”是违背仁义的“非道”，人们也应该出于孝子之心，在三年内无条件地坚守“父之道”。宋儒在解释这一命题时便特别强调：“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转引自朱熹：《论语集注·学而注》）因此，这种主张显然是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以“父慈子孝”的血亲私德消解了“为仁由己”的社会公德。

又如，孔子曾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提出异议，指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本来，孔子十分重视“诚实正直”的公德规范，甚至批评微生高在他人借醋时有意隐瞒真相的做法为“不直”（参见《论语·公冶长》）。然而，一旦由于“其父攘羊”而在父慈子孝与诚实正直之间出现冲突，孔子却希望人们不惜牺牲诚实正直的社会公德，通过“父子相隐”来维系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从而明确地将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

再如，孟子主张“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甚至认为“父子责善，贼恩之※※”（《孟子·离娄下》）。本来，道德生活中的相互批评是人们培养优秀美德的重要手段；因此，孟子也明确承认“责善，朋友之道也”（《孟子·离娄下》）。然而，一旦涉及到至高无上的血缘亲情，他却转而主张：父子之间不应针对不道德的行为展开相互批评，以免贼害血缘亲情之“恩”。这显然也是为了巩固“父子有亲”的家庭私德，不惜堵塞“责善”这条确立社会公德的有效途径。

又如，孟子特别赞扬舜是“尽事亲之道”的“人伦之至”，并因此举出两个例证：一是面对其父杀人的局面，舜能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二是舜曾经根据“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的原则，将“至不仁”的弟弟“封之有庳”（《孟子·万章上》）。本来，即便在孟子的时代，公正守法和任人唯贤也已经成为人们广泛认同的社会公德。然而，为了强调孝悌私德的至上地位，孟子却对舜的两个举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公开赞许舜在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的腐败行为中，放弃公正守法、任人唯贤的社会公德。

最后，孟子指出：“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本来，就在这一命题之前，孟子还积极肯定了“仁者无不爱也”的社会公德；但为了突显事亲从兄的至上地位，他却立即补充说“急亲贤之为务”，明确主张“遍爱人”的社会公德并不具有高于“急亲贤”的团体私德的优先权。结果，在孟子看来，就连尧舜这样的圣人，也完全有理由为了“急亲贤”而牺牲“遍爱人”，即依据“事亲为大”的儒家精神“舍仁以取孝”。

人们通常以为，儒家伦理只是把孝悌私德当作建构道德体系的最初起点，而把仁爱公德视为君子道德理想的最高目标；一些论者也因此强调，儒家伦理是一种注重社会公德的群体主义道德观。然而，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儒家伦理在本质上首先是一种推崇家庭私德的团体主义道德观。事实上，在儒家伦理中，只有家庭私德才能构成伦理生活的最高价值、享有不可侵犯的至上地位；相比之下，包括恻隐仁爱在内的社会公德则仅仅具有派生从属的依附意义，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放弃。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全面评价儒家伦理对于现实道德生活所产生的复杂效应。

三

这种复杂效应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由于儒家伦理在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在形成高度重视慈孝友悌等家庭私德的伦理传统的同时，往往又流露出相对轻视社会公德的倾向，以致一些基本的公德规范，如诚实守信、公正守法、遵守公共秩序、讲究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等，时常受到漠视。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依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存在；其中最有反差意味的就是，一些人虽然在自己、亲人或朋友家中完全可以做到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破坏财物、遵守礼节规范，但在公共场合却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从事一些截然相反、不守公德的举动。导致这类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度层面看，儒家伦理的深远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根源。

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也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包括一些站在儒家立场上的学者，早已在不同程度上把这类缺失公德的现象与儒家伦理联系起来。例如，梁启超指出：“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第213-214页）费孝通也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并认为引发这类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第357-365页）梁漱溟则认为：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究其原因则在于，“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周孔教化便为中国人开了家族生活之路。”（第251-260页）熊十力甚至激烈地主张：“家庭是万恶之源，衰微之本，……无国家观念，无民族观念，无公共观念，皆由此。……有私而无公，见近而不知远，一切恶德说不尽。”（第336-337页）

在讨论上述缺失公德的现象时，一些学者常常把它归因于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利己主义的膨胀。毋庸置疑，我们决不应该低估这些因素对于当前道德失范的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几位学者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尚未真正形成之前提出上述看法的。由此引起的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既然儒家传统十分重视伦理问题，既然它长期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国人为什么还会流露出相对轻视社会公德的倾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儒家伦理对于仁爱恻隐等公德规范的推崇，如果我们只把它看成是一种群体主义的道德观、而忽视它自身蕴含的深度悖论，这个问题就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正是上述深度悖论，使得不仅十分注重伦理问题、而且积极提倡社会公德的儒家思潮，最终流露出重私德、轻公德的伦理倾向；同时，也正是由于儒家伦理长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国人的道德生活，才会最终造成那种一方面特别注重家庭私德、另一方面却又相对轻视社会公德的反差现象。就此而言，对于当前的缺失公德现象，儒家伦理在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度层面上显然是难辞其咎的，必须承担起它所应当承担的那份责任。

四

应该说明的是，虽然儒家伦理在深度悖论中表现出凭借家庭私德压抑社会公德的负面效应，但它提倡的父慈子孝等私德规范本身，在经过扬弃之后，依然可以成为一些具有正面价值的家庭美德。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像熊十力等人那样，根本否定家庭生活以及血亲私德的积极意义。如上所述，问题主要在于孔孟儒学把二者联系起来的那种特定方式，亦即那种把社会公德建立在家庭私德的本根基础之上、强调家庭私德具有至高无上性的基本精神。与此相应，对于我们来说，消解儒家伦理压抑社会公德的负面效应的关键也就在于：根本否定儒家伦理的这种基本精神，以一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崭新方式，把社会公德与家庭私德内在地统一起来，使它们能够在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中获得健全的发展。

从根本上说，孔孟是在先秦社会那种特定的※※背景下、为了维护宗法血亲礼制的基本结构而提倡儒家伦理的。因此，他们才会特别强调家庭私德在伦理领域的本根至上地位，不仅把它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由之产生的源泉基础，而且把它视为一切道德规范中的最高价值，从而确立起团体主义的基本原则。相比之下，公民道德规范却是在现代社会的特定※※背景下、为了维护全体公民的社会整体利益建构起来的。因此，它显然不能以特殊性的团体主义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而只能以普遍性的群体主义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才会一方面充分肯定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兼顾结合、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明确主张在三者利益出现冲突时，应该自觉牺牲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以求维护全体公民的社会整体利益。这与传统儒家伦理一方面肯定家庭私德与社会公德的统一，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在出现冲突时不惜放弃社会公德、以求维护家庭私德的基本精神相比，明显是很为不同的。

因此，在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中，我们也应该依据公民道德规范的群体主义原则，根本否定传统儒家伦理的团体主义原则，尤其是根本否定那种主张把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的儒家伦理观念，明确肯定社会公德的本根基础性和至高无上性，摆正社会公德与家庭私德之间的关系，把积极确立那些旨在维护全体公民整体利益的公德规范放在首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那些旨在规范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私德规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方面有效地克服儒家伦理的负面效应，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度层面上，杜绝那种把家庭利益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凭借家庭私德否定社会公德的现象发生，在全体公民心中真正树立起遵守社会公德的自觉意识，形成良好的公共道德风尚，另一方面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承扬儒家伦理提倡的那些具有正面价值的优秀品德，在普遍性地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关爱他人的人性生活的本根基础之上，对自己的父母亲人给予一种特殊性的尊重和关爱，亦即在普遍性恻隐仁爱的基础上实现特殊性的父慈子孝。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我们才能在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中，一方面深度批判儒家伦理的负面因素、另一方面积极承扬儒家伦理的优良传统，从而建设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民伦理规范体系，并为人类伦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所能提供的丰富资源和深刻智慧。

香港人怎么了？几年前还深深鄙视着一切大陆人。如果去辱骂这些香港人好像对不住他们，可是百年殖民教育出来的香港人，次殖民意识，实在是上不得台面的。

算了，总还是港澳同胞，没觉得他们就比我们的农民兄弟强到哪里去。

管理的问题。

吐痰罚100， 乱丢物品罚50， 脱鞋罚20， 然后就好了。

农民最伟大。“没有大粪臭，哪有稻谷香？”毛爷爷说打赤脚，脚上有牛屎的贫下中农最革命。

美国鬼子迪斯尼凭什么瞧不起送上血汗钱给他们赚的中国农民兄弟？

整个社会长时间压榨农民是不对，但不能由此认为找个农民出来当副总理就正确。农民对国家发展贡献大应该宣扬，但不等于要尊重他们的陋习。

好吧，我认错，农民最伟大，大家都跟农民学习。我今后一定注意改造世界观，经常性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一个不折不扣地上海滩乡下人----除了卖东西短斤缺两不学。

计划经济下，你以为工业品就没有类似的统一收购价吗？

可见当年处于政治需要无限拔高农业社会的流毒还是根深蒂固的。

我家哪辈子离开农村的我不清楚，也无关紧要，而且我身上也很可能有农业社会的一些烙印，生活在中国社会就难免，但是和你不一样，我知道什么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我会去改变自己。

你知道城市里的农民工都是直接来自农村的农民，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卫生，治安都是比较差的地区，你想过为什么吗？除了大家能说出来的一些理由，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你的这种农民为城市作出过牺牲的思想，他们出于报复和捞回损失的思想对周围的居民进行※※抢劫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