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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从宽也要言而有信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一件检辩交易案的裁定

　　今年6月5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8比1的多数对“美国诉赫伯”一案作出了对被告赫伯有利的裁决。此案的要害是所谓检辩交易问题，就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用认罪或交代来换取较轻的控罪，相当于我们熟悉的“坦白从宽”。

　　美国人都知道，他们的联邦宪法有一个《宪法第五修正案》，主要内容是，受到检察官指控的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也就是说，他如果觉得坦白了对自己没好处，他就有权不坦白。任何人如果觉得说了会“自证其罪”，就有权不说。检察官不能用“抗拒从严”相威胁。《宪法》给予被告这种权利，主要就是为了杜绝逼供信，因为逼供信是司法不公的主要肇端之一。

　　可是，事实上检察官在调查和起诉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被告一方的配合和帮助的。所以，检察官经常会和嫌犯谈判达成交易。嫌犯用认罪来换取较轻的控罪，这样从检察官一方来说，就免去了冗长而困难的诉讼过程，而被告一方则得到较轻的惩罚，甚至免于惩罚。有时候，检方为了取得一些重要证据，会用免于起诉，即给予一个豁免，来换取某嫌犯提供这些证据，或在法庭上为检方作证。这种情况在起诉有组织犯罪，比如对付※※※的时候，用得很多，因为有些证据非内线人物无法取得。

　　美国的检辩交易和我们熟悉的“坦白从宽”有点不一样的是，嫌犯是通过他的律师和检察官谈判的。这种谈判，讨价还价，形式上和做生意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检察官是用从宽或豁免来换取坦白；嫌犯则利用手里掌握的证据，根据检察官想得到这些证据的急迫性，来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从宽程度或豁免程度，达成交易才肯松口认罪坦白。

　　检辩双方之所以要谈判才达成交易，因为如果达不成交易，到了法庭上，在中立的法官和陪审团面前，双方都有输的可能。嫌犯有可能判下很重的罪名和刑罚，检方也有可能因为手中的证据说服不了陪审团而诉讼失败，让到手的罪犯逍遥法外。检辩交易谈判的时候，手里的筹码就是将来万一到了法庭上，胜算的可能性有多大。所以这样的谈判都必须有双方的律师来十分专业化地进行，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庭审结果的预计上。如果双方的预计相差很远，那就很难达成交易。如果预计是一致的，通常嫌犯的律师会劝嫌犯接受交易。

　　可见，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检辩交易和我们熟悉的“坦白从宽”的最大不同是，它是先谈判好了，讲好条件，达成交易，然后才坦白的，而不是先坦白了，看你坦白的程度、坦白的态度、坦白的成绩，然后酌情来给你从宽。美国的检辩交易是按照法律程序达成的一种契约。

　　那么，像所有的契约一样，在达成以后执行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争议或分歧，比如说，检察官在事后发现他给出的“从宽”条件太“宽”了，像做生意签下了一个赔本的买卖一样，起了反悔之心，怎么办呢？这就会产生新的法律争讼，“美国诉赫伯案”就涉及这样的问题。

　　韦伯斯特·赫伯是克林顿※※夫妇在家乡阿肯色州的老朋友，也是一个老资格的法律界人士。当年，克林顿夫人也是法律界的新星，曾经被选评为美国最出色的100名女律师之一。赫伯曾经和克林顿夫人在白水土地开发项目中同过事。在克林顿的第一任※※任期内，他把这个小岩城的老朋友任命为联邦司法部的副部长，是司法部的第三把手。可是，好景不长。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对白水案的调查很快就查到了赫伯的头上。赫伯立即就从司法部副部长的位子上给捋了下来。斯塔尔抓住了赫伯的尾巴，不仅让赫伯尝了十几个月的铁窗滋味，也把当任※※克林顿和夫人弄得灰头土脸。

　　可是，白水案如此小题大做，全是因为这里头要查的是※※克林顿。斯塔尔盯住的是克林顿。在调查赫伯的时候，他发出传票将赫伯传到大陪审团面前，要求赫伯交出有关白水案的11个类别的文件。赫伯却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予以拒绝，甚至拒绝回答这些文件是不是存在。按照法律，他有权保持沉默而不自证其罪。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想得到这些文件，就宣布给予赫伯以有限豁免，这意思就是说，只要你交出这些文件，从这些文件里发现的你的犯罪行为就不予起诉，给豁免了。

　　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的逻辑，赫伯获得有关这些文件的豁免，在这些文件的问题上就不能再援引保持沉默的第五修正案权利了，因为你现在不会自证其罪了，你得到了不予起诉的豁免，谈不上有“自证其罪”的问题。

　　赫伯在这样的条件下，交出了关于白水案的总计13,000多页的文件。

　　现在我们知道，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没能在这些文件中发现克林顿※※的问题。但是他在这些文件中发现了赫伯偷漏个人所得税的证据，而这是他以前不知道的。他想据此起诉赫伯。

　　联邦法庭驳回了独立检察官的起诉，理由是，这一起诉是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赫伯交出来的文件的基础上，而赫伯交出这些文件的条件是得到了豁免。联邦上诉法庭要求地区法庭确定，检察官起诉的证据有哪些是在赫伯交出文件以前就掌握了的，如果检察官不能证明他预先就掌握这些证据，这个案子就不能成立。这样，这个有关是否能够起诉的争讼到达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下级法庭的意见，作出裁定，独立检察官对赫伯的起诉应该予以驳回。大法官保尔·斯蒂文森代表最高法院的意见书里说：这些文件不是从天上奇迹般地掉到检察官的桌子上的，它们是在赫伯援引了他的保持沉默的宪法权利，得到检察官的豁免，达成交易以后而自动交出来的。独立检察官不能用这些证据来起诉赫伯。

　　用我们熟悉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说好了坦白从宽，就得言而有信。

※※徒读《※※※》

　　北卡罗莱纳州的教堂山（ChapelHill）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小城，这个小城有美国第一个州立大学——北卡大学。8月19日是新生注册的日子。开学第一天，一早上气氛就有点紧张。各大媒体报道，教堂山今日要出新闻。

　　每个新学期，北卡大学和其他很多大学一样，为新生制定一项阅读计划，指定读物并组织学生讨论，其目的是使新生尽快融入大学的学习环境。本学期指定新生阅读的，是一本带注释的《※※※选读》。一个保守※※※民间组织把这个阅读计划告上了法庭，指责州立大学实施这样的阅读计划，违反※※不得扶持任何一种宗教的政教分离原则。这一指控在联邦地区法庭败诉，原告立即上诉到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这一天，学校已经开学，可到底能不能组织学生阅读《※※※》，却还等着上诉法院的裁决。

　　上午10点钟，裁决下来了。上诉法院维持原判，出于学术自由的原则，州立大学组织学生选读和讨论《※※※》，并不违反政教分离的原则。

　　这一下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有这一争议在先，反而使新生的阅读讨论更加热烈。这些学生，当然大部分来自美国主流宗教※※※家庭，现在更是对《※※※》满怀好奇，议论纷纷。校方说，我们期望的就是不同的看法可以得到讨论交流的机会。

　　败诉了的※※※民间组织十分不满，他们说，这是法官们一种在“政治正确”压力下的裁决，如果校方指定阅读的是※※※《圣经》，大概就会受到违反政教分离的判决，而现在校方指定阅读※※※教《※※※》，却说是学术自由，这说明法庭在实行双重标准。

　　我们站在外面看，平心而论，说法庭使用了双重标准，也不是一点没有道理。

　　美国是一个宗教气氛浓厚、宗教自由度比较大的国家。世界上所有宗教，不管是源自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不管是原始的还是现代的，不管是和平的还是好战的，都在美国有组织、有活动、有发展。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碰到一起就要打的不同宗教，在美国都有，可都得和平相处，都打不起来。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美国的法律对待宗教有两个原则，一个叫“宗教自由”，另一个叫“政教分离”。宗教自由是对老百姓说的；政教分离是对※※和教会组织说的。

　　美国的主流宗教是※※※的各教派，所以，历来政教分离的鞭子，是对着※※※的。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政教分离的判决，几乎全部是对※※※在公立学校、※※部门和公共场合的限制，比如，公立学校不能在课堂上讲授《圣经》，不能带领学生祷告，包括球赛以前，公立学校球队也不能集体祷告。

　　显然，在读书这个具体问题上，政教分离和学术自由原则是冲突的。这是一个两难处境。政教分离是保障宗教自由，特别是保障非主流宗教信仰的必要条件，是宪法规定的原则；而学术自由涉及思想和言论开放，也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在这一问题上的冲突，是没有单一解答的，只有相对妥协。司法裁定只不过是为冲突各方提供了一种现成而公认的妥协程序。

　　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对※※徒读《※※※》网开一面，灵活地解释政教分离原则，反应了“9-11”以后美国朝野有识之士的一种担忧：必须防止对※※※文明的偏见。正是在教堂山的北卡大学，“9-11”以后，师生们用各种方式表示对※※※文明的理解和宽容。学生会主席号召同学们，在某一天穿上※※※的传统服装，以表达对※※※同学的同情和支持，有几百个学生响应了这个号召。“9-11”以后，北卡大学和全国几乎所有大学一样，增设※※※和中东的课程，※※※语课程人满为患。北卡大学正在考虑要增加※※※研究的专家职位。

　　当我们看到※※徒们在读《※※※》的时候，应该想到，这是今日世界上的一件好事。

真理和事实——漫谈翻译与文化（1）

　　很久以来，觉得中国人谈文化太多，最后云山雾罩的，还不如多从制度着眼。可是，有时候，就是会撞到文化。而且，甚至发现一个制度实行久了，“溶化在血液里”之后，也就变成人们条件反射般的反应，成了“文化”了。

　　看着一些闲书。有一些原本是英语版的书，会去找中译本看，就是图个看得快。最近随意翻看着去世不久的《※※※※※》主人格雷厄姆（KatharineGraham）的自传，《个人※※》（《PersonalHistory》），就是先读的中译本。那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的版本。可是这样贪图速度的阅读习惯，也会遇到麻烦，因为翻译并不简单。不要说很少有人能像傅雷这样“信、达、雅”并举，就是要做到非常准确的“信”，都很不容易。我们现在生活在英语国家，还是常常会遇到吃不准的情况而需要向当地人请教。可是，一个译本假如不是偶尔在小处出错，而是在原则上出错，书的一些重要内容就会被改写，对不熟悉原作文化的读者，就会做出南辕北辙的误导了。看这本《个人※※》的中译本，就遇到类似的情况。

　　刚刚读到作者的父亲买下《※※※※※》，并为自己定下了几条办报原则……，就觉得，什么地方肯定是不对了。

　　读到的几项原则是这样的：

　　1、报纸的第一使命是，一旦发现了真理就要宣传它；
　　2、报纸在大众尚未认识真理前就要宣传它，要关注美国和世界上的重要事件；
　　3、作为新闻的传播载体，报纸应该捕捉高雅的内容，这是报纸对社会个体所承担的责任；
　　4、报纸的内容要既适合年轻人，又适合老年人；
　　5、报纸要对读者和大多数人负责，不应该按照拥有人的兴趣来办报；
　　6、在追求真理方面，报纸应该准备为自己的命运作出牺牲，只要所做的对社会是有益的；
　　7、报纸不应该为任何特殊的兴趣所左右，但对于社会事件和社会人的报道要真实和自由，以及健康。

　　实在不敢相信迈尔（EugeneIsaacMeyer）给《※※※※※》定出了如此办报原则，只好去翻出那本破旧的英语版原著，在这里摘录及试译如下：

　　1、That the first mission of a newspaper is to tell the truthas nearly as the truth maybe as certained（报纸的第一使命，是报道尽可能接近被确认为事实的真相）；

　　2、That the newspaper shall tell ALL the truths of a rasit can learn it,con cerning important affairs of America and the world（报纸要报道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有关美国和国际重要事务的全部真相）；

　　3、That as adisseminat or of news,the paper shall observe the decencies that are obliga toryupona private gentleman（作为新闻的传播者，报纸要如绅士一样正派）；

　　4、That what it prints shall be fit reading for the youngas well as for the old（报纸的内容应老少咸宜）；

　　5、That the newspaper's duty is to its reader sand to the public at large,and not to the private interests of its owner（报纸要对读者和普通民众负责，而不是对报社老板的私利负责）；

　　6、That pursuit of truth,the newspaper shall beprepared to make sacrifice of it smaterial for tures,if such course benecessary for the public good（只要对公众有益，报社要准备为坚持真实报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7、That the newspaper shall not betheally of any special interest,but shall bef air and free and whole some in it soutlook on publicaf fairsa nd publicmen（报纸将不与任何特殊利益结盟，但是在报道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的时候，要公平、自由和健全）。

　　这几条原则是迈尔在1935年3月5日的一次讲话中宣布的，而我们作为今天的普通读者，凭直觉就能判断中文版中的翻译误差，那是因为这样的新闻原则是美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只要在这个文化中生活过一段，都会深有体会。1935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只是不同的新闻从业人员，以自己的实践，在不断补充和完善着这样的原则罢了。倒过来看，为什么中国的译者可以翻译厚厚的一本传记，翻译叙事部分也许不那么困难，而一碰到新闻原则，就出现这么大的“原则性偏差”呢？

　　　大概，这就是文化差异。这部分翻译的关键误译，是在遇到“truth”这个词的时候。译者一概将其译为“真理”。在英汉词典里，“truth”这个词，总是注解为“真理”和“事实”两个部分。它们在中文里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是个宏大的词，甚至可以是一个推论。例如，经由一部分社会科学家推论得出、预计将来必定会实现的某个社会形态，在它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当然在中文里还不能称为是“真实”的现实——事实。但是人们推论它必定会到来，就是“真理”了。反过来，被确立为是“真理”之后，还可能因此普遍要求人们要相信它的必定要实现，相信它在指向未来的事实。这样的推动循环之后，所谓“真理”有可能被强化为一种可能脱离事实的、地位无可动摇的至高无上的神圣。

　　在美国文化里面，没有这样的区别，只有“truth”一个词。涉及这个词的，都与事实有关。假如有一部分人坚信一些事情过去已经发生，或推论一些事情将来必定要发生，但是又无法求证过去、预现未来的时候，美国人会说，那是这部分人相信（believe）它是“truth（真实的）”，那是一种信仰（faith）。在美国人的文化中，信仰的东西不一定“事实”，只是有人坚信它的“真实性”而已。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宗教信仰、政治信仰都是如此。信仰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别人都不信，他照样可以自己信自己的。那只是他自己的“真实”或者真理。他可以劝说别人相信，却无法强加与人。

　　在中国文化中，信仰有关真理，“掌握了真理”可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还必须让大家都深信不疑，不能不信。所以，才必须让“真理”进入学校、进入对每一个孩子的教育，以及渗入媒体对每一个成人的宣传。所以，虽然“truth”有两个中文解释，译者在涉及报纸这样一种似乎更接近“事实”的新闻报道载体时，仍然会弃“事实”而选择“真理”。因为在译者生存的文化环境中，“真理”和“事实”可以是脱节的，而“真理”比“事实”更重要、要强大得多。报纸就是以宣传、传播“真理”为己任的，是“真理”的出口。相反，在美国“宣传”往往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有着居心叵测地对被宣传者“※※”的嫌疑。而新闻业是为报道最近发生的“truth（事实）”而存在的，这是新闻业者的基本常识。

　　也是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此书译者的另一个误译，是把这里的interest都译作了兴趣，而不是原意的“利益”。这样，迈尔想表达的最后一条重要新闻原则就消失了。最后一条原则，指的是新闻业不能与特殊利益结盟，也就是说，它不能为某一个利益集团，如政党、财团服务，它只能客观、公正、真实地报道新闻，不论这条新闻对某一个利益集团有利或不利，甚至不论对自己有利或不利。“新闻就是新闻”的意思，等同于“事实就是事实”，压根儿没有“真理”什么事儿。凭着这样的原则，《※※※※※》参与公布了美国国防部关于越战的秘密文件，并且成为揭露尼克松※※水门事件的重要力量。因为它必须“不与特殊利益结盟”，“公平、自由、健全”地报道事实。

　　现代新闻业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它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而现代新闻业的这些基本原则也随之“舶来”。因此，说今天中国的新闻概念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似乎又不对了，因为在50多年前，中国报人们虽然在政治干扰下不能充分实现这些原则，但是，这些原则还是中国报人们所熟悉、追求的目标。然而，几十年新闻制度及其原则的改变，使得原汁原味的新闻原则在中国人那里变得全然陌生，陌生到能把“报纸宣传真理”天经地义地接受下来，还说它没成为“文化”，也有点小看它了。

　　有些误译，确实是不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就很难知道的。例如，书中几次提到“梯姆斯特公司”和它的“总裁”，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指美、加的“国际运输工人工会”和它的“主席”。这样的问题现在对译者倒是可以有一个窍门，就是你可以上网打入“Teamsters”这个英语单词，马上就会跳出这个工会的网页。假如它真是一个公司，也会跳出公司的网页来。这样就可以减少误译。

　　但是书中还是有不少因文化误解形成的翻译误会。例如，在提到报道水门事件过程中的《※※※※※》，曾接到法院要求报纸交出调查原始材料的传票后，原文是：“Intheend,the subpoeanaswe requashed,but not before we had spent agreat deal of energe and money.”译为中文，作者是简单地说：“最后传票被撤销了。可是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花了许多力气和钱。”她并没有解释这些力气和钱花在什么地方，因为她面对的美国读者都会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对传票有异议，就必须花钱请律师，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与律师讨论如何与司法部门据法争执。而在我们看到的译本中，却被译作：“最后在我们花钱疏通以后，传票被宣布无效。”仅仅“疏通”二字多余，就会使另一个文化中的读者，误以为作者是拿着钱去贿赂法官了。对于译者来说，这可能是他生存的文化环境中的条件反射。而对于美国读者来说，这样的阐述是不可能的，假如她写的真的是“花钱疏通”，就成了通向监狱的证据了。

　　如此这般，想通过阅读译著来达到了解另一种文化的读者，反倒可能因此加深了文化间理解的鸿沟，而起因，只是作为桥梁的译者，按照自己的文化思路去先行误读了对方。相比我们读前辈译作的年代，现在的读者有了远比我们当年更多的机会，去通过各种译著了解这个世界，可谓译作辈出。在这个时候，老一代翻译家们精益求精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

大法官的思路

　　1970年1月30日，马萨诸塞州洛敏斯特的两个警官，看到一个叫葛根的人，穿了一条多少有点奇怪的裤子。在他的牛仔裤的左臀部，他缝了一幅大约10公分宽15公分长的星条旗——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警官看到他在市中心热闹地段和一群人说话，不过显然并不是在举行什么※※，也没有引人围观或阻碍交通的事情发生。警官前去询问葛根他裤子上的国旗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却引起在场人们的哄堂大笑。

　　第二天，这两位警官根据马萨诸塞州禁止“毁坏、践踏、污损以及轻蔑地滥用美国国旗”的法律，向法庭起诉葛根。这项州法规定，公开地毁坏、践踏、污损以及轻蔑地滥用国旗，不管这国旗是公共财产还是私人财物，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判处10元到100元罚款，或判处1年以下监禁。

　　警官们没有指控葛根毁坏、践踏、污损国旗，事实上葛根也确实没有“毁坏、践踏或污损”国旗，警官们指控葛根“轻蔑地滥用国旗”。把国旗缝在裤子的臀部，是不是“轻蔑地滥用国旗”呢？

　　沃塞斯特县高等法院开庭审判，陪审团判定葛根有罪。法庭判决葛根6个月监禁。葛根向马萨诸塞州最高刑事法院上诉，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葛根开始服刑的时候，向马萨诸塞地区的联邦地区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也就是要求联邦法庭审查此案的判决。结果，联邦地区法院认定，按照《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原则，马萨诸塞州法中的“轻蔑地滥用国旗”的条款过于模糊，而且，这一法律太过广泛，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规定。

　　警官们向联邦上诉法院上诉。上诉法院同意地区法院的裁决，认为马萨诸塞的州法没有提供足够的标准和规范，到底怎样的行为是“轻蔑地滥用国旗”。州法的语言没有给民众足够的警告，也没有给执法警官足够清楚的执法界界限，没有给予法庭和陪审团以清晰的判决标准。这种语言用词过于模糊的法律是不能成立的，应予废除。

　　1974年，此案终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这就是著名的“史密斯诉葛根案”（Smithv.Goguen）。

　　一、最高法院的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以6比3作出了对葛根有利的裁决，大法官鲍威尔代表法院发表了裁决意见。

　　按照规则，最高法院裁决书首先肯定，联邦最高法院具备对此案作出审查和裁定的司法权。最高法院同意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对州法“过于模糊”的意见。鲍威尔大法官指出，法律的语言用词不能模糊，这一原则毋庸置疑，因为这一原则同法律的“公正性”以及司法的惩戒意义紧密相连。《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要求立法机关在立法的时候，为执法人员和民众提供足够清晰的判断标准，提供清晰的界限，到底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避免执法人员主观任意的和歧视性的判断。而本案中，马萨诸塞州法中“公开地轻蔑地对待合众国国旗”的说法，过于模糊，在本案中不能提供清楚的司法判断。

　　鲍威尔大法官在裁决意见中说，早在1968年，联邦最高法院就曾指出，“有些人看来是轻蔑的行为，对另一些人却可能是一种艺术”。在本案中，葛根的做法也许算不上是“艺术”，或许只能说是一种幼稚的“笨拙的做法”。但是，联邦地区法院的评论是对的：现在国旗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种装饰时尚，在各种不同场合随意地用国旗来做装饰已经成为广泛的现象。美国人经常在帽子上、T恤衫上装饰国旗图案。在休闲的服装上点缀国旗，或许是出于对国旗的敬重和崇拜，也可能只是想吸引别人的目光。比如在卖热狗或冰淇淋的时候，也常会插上一面小国旗。马萨诸塞州的法律总不见得把这些行为都定为非法。可是现今大量随意的用国旗点缀装饰，在有些比较刻板保守的人来说，就已经有轻蔑国旗的嫌疑了。大法官指出，法律不能强迫普通人来猜测到底法律的意思是什么。“公开地轻蔑性地使用国旗”的说法，就是要民众和执法人员来猜测。如果用国旗点缀帽子不是“轻蔑”，点缀裤子就是“轻蔑”，那么界限在什么地方呢？法律没有明示这一界限，这样“过于模糊”的法律，把猜测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的负担强加给民众，只能使民众无所适从；同时，这种缺乏判断标准的法律，允许警察、检察官和陪审团按照自己的价值偏好，按照自己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的好恶来作出判断。这种不能保证前后一致，不能保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法律，显然违背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原则，所以是违宪的。

　　鲍威尔大法官承认，在人类行为的有些领域，※※立法机构很难做到事无巨细地详细地作出合法和非法的精确规定，这时候需要民众、执法人员和法庭根据具体时间场合来判断。比如，在一场大规模的※※※※上，为了维持现场的秩序，除了依据预先成立的法律和政策以外，执法警官有时候必须作出判断，允许※※者做什么、不允许※※者做什么。但是“轻蔑地滥用国旗”的法律不是这种特殊情况，法律不能把判断某人是否“轻蔑国旗”的处置权交给执法人员，而是应该预先作出清晰的规定，使执法人员有法可依。将国旗用于仪式，用国旗来做装饰，如今是如此普遍的时尚，而且时尚一直在变化，有那么丰富多彩的形式，※※不可能把他们都一棍子打成非法。这就更要求法律作出明确的说明，到底什么是非法的。如果法律的语言没有能够作出这样的说明，就不能用来惩戒。鲍威尔大法官宣布，马萨诸塞州关于“轻蔑地滥用国旗”的法律，因“过于模糊”而无效。

　　二、怀特大法官的意见

　　在投票同意最高法院判决的大法官中，有一位怀特（White）大法官。他同意鲍威尔大法官的裁定意见：马萨诸塞州“轻蔑国旗”的州法违宪无效；但是他不同意鲍威尔裁定书中的理由。所以，他作为同意裁决的大法官，发表了他个人的意见。这个个人意见很有意思。

　　怀特大法官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马萨诸塞州法因为语言模糊缺乏清晰的判断标准而违宪，虽然他也认为此州法应该宣布无效，却不认为这是因为它“过于模糊”。他说，有一系列的行为，人们只要根据常识，就可以不证自明地判断，那是一种轻蔑性的行为。在涉及国旗的时候，有些行为是否属于州法所禁止的“轻蔑性的使用”，也可能是清楚的，并不需要执法人员临时猜测。虽然，州法也许没有说明所有一切行为是否属于“轻蔑国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一切行为都没法加以判断。在本案中，任何人应该都能判断，把一面国旗缝在裤子的臀部，是对国旗的一种“轻蔑”行为，这种行为是覆盖在州法所定义的“轻蔑地滥用国旗”的范围之内的。马萨诸塞州最高刑事法院在维持葛根有罪的判决时，指出，“陪审团的判决意味着，陪审团认为，葛根的违法行为是故意的”。葛根很难辩解说，他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州法所禁止的。

　　所以，怀特大法官认为，马萨诸塞州法在这一点上并不算“过于模糊”，葛根也是知道的。他引用了葛根的主要论点：他在裤子臀部缝一个国旗补丁，是要表达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警官们认为是不※※的，认为葛根是要表示，美国是一个只配给坐在屁股下的地方，甚至想表达更为不堪的意思。不管怎么说，他的做法想表达一种强力的观点，这一点是不会错的。

　　所以，怀特大法官指出，马萨诸塞州法至少对葛根来说并不模糊。即使州法对其他人、对其他场合可能还是太模糊，却不能因此而裁定该法“过于模糊”，因为司法自制的原则要求最高法院在司法复审的时候，要在被告被指控的行为范围内进行。不能因为一些处于边缘的行为难以判定就宣布一项法律“过于模糊”而无效。

　　这样，怀特大法官的看法同鲍威尔大法官大相径庭，他认为州法并不模糊。那么，他为什么还是认为该州法应该废除呢？

　　他说，真正不可回避的问题是，马萨诸塞州法中“轻蔑地对待国旗”的条款，到底是不是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原则。《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当然是针对言论来说的。如果一种行为不能表达任何意见或观点，那就不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最高法院在1968年“合众国诉奥布良”一案中指出过，有些行为，尽管有表达观点的作用，是所谓表达性的行为，※※仍有权力对时间、地点、方式加以规范或禁止。

　　怀特大法官认为，毫无疑问，国会既然有权确定国旗的图案，也就同样有权立法来保护国旗的完整性。国会根据宪法有权立法保障全民福利、调节州际贸易、提供国防，等等，当然也有权保护国家※※，保护作为※※象征之一的国旗。国旗曾经在人类事务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利坚合众国有自己的国旗，也可以有相应的法律来管理怎样使用、展示、安放国旗，以及怎样制造、仿制、出售、拥有、销毁国旗。

　　可见，事实上，怀特大法官是最高法院中主张保护国旗的大法官中的一员。那么，他为什么同意对葛根有利的判决呢？怀特说，根据马萨诸塞州法而判处葛根有罪的，不是葛根对国旗做了什么事情，而是葛根“轻蔑地对待”合众国的国旗。根据州法中的这一条款，葛根被定罪，不仅要“对待”了国旗，还必须是“轻蔑”地对待了国旗，而这按照通常的理解就是，表达了对国旗的“轻蔑”。根据这一条对葛根定罪，那就不仅是惩罚葛根对国旗做了什么事情，而且要惩罚葛根对国旗“表达”了一些占主导的多数派不待见的思想。

　　也就是说，虽然葛根对国旗是做了点事情的（缝在裤子臀部做补丁），但是州法要惩罚他的不仅是他对国旗做的事情，而且是他想对国旗“表达”的思想。州法在这儿不仅禁止了行为，而且禁止了思想的表达。正是这一点，怀特大法官不能同意。

　　回顾联邦最高法院对涉及国旗的案件作出的裁决，怀特大法官指出，在美国，法律不能强迫任何人向国旗致敬，表达尊敬。此外，最高法院以往的裁决中建立了这样的规则：用口头的或书写的语言表达对国旗的轻蔑和不敬，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同样，一项针对国旗的行为，如果具有足够的“表达”思想的意义，就应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马萨诸塞州法的毛病就在这里，如果说葛根的行为没有“表达”任何思想，那么就谈不上“轻蔑对待”国旗。如果认定葛根的行为是“轻蔑对待”国旗了，那么这种“轻蔑”正是葛根想“表达”的“思想”，这种表达就必须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原则的保护。

　　所以，怀特大法官说，他同意最高法院多数的意见，马萨诸塞州的这项法律应该宣布无效。

面对生命和信仰的两难处境

　　前几天，2001年2月21日，美联社消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医院为7个月大的男婴，成功地作了肝脏移植手术，在他的母亲身上取下一片肝脏组织，移植到这个肝脏坏死的孩子身上。这一手术的特殊之处是，这是一次不输血的手术，是世界上第一例不输血肝脏移植手术。这次手术成功，立即引起了法律界和宗教界的欢呼，因为这个孩子来自于信仰一种独特宗教——耶和华见证会的家庭。美国法律界和医学界为此已经困扰好几年了。

　　故事应该从1994年8月28日夜晚说起。在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医院里，乃莉·维加生下了她的头胎孩子。产后，残留在产妇子宫内的一片胎盘组织引发了大出血。医生判断，如果不输血，产妇将失血过多而死亡。乃莉和她的丈夫却都拒绝输血，因为他们的宗教，耶和华见证会，认为信徒不能输血。

　　产妇在继续出血，生命的机会在一点点地离开。医生必须马上作出决定，拖延就可能是一条人命。医生却仍在犹豫。医生想的是，乃莉和她的丈夫不是不知道后果，他们是明白自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后作出拒绝输血的决定的，这个决定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作为一个医生，治病救人，但是不能违背病人出于信仰而作出的决定。可是，如果再不下令输血，就要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在自己面前死去。

　　护士们无声地注视着医生，等待着决定，输血还是不输血。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医生脑子里响起当年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每个即将成为医生的人按照几千年的传统，发下的誓言，即“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一个医生，要尽其所能为患者谋利益。”此刻，什么是乃莉·维加的最高利益，是她的生命还是她的宗教？什么决定更符合病人的真正利益？是病人家庭的信仰还是医生的判断？

　　时间分分秒秒地在过去，面对这样的难题，医生却难以作主。他做了此时此刻世界上只有美国医生才会做的事情：冲向斯坦福高级法院，要求法官发出输血的命令。这时候是深夜2点钟。

　　产妇乃莉·维加所信仰的耶和华见证会，是19世纪70年代才创立的一个※※※的小教派，一开始叫守望会，起源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31年改称耶和华见证会。它的创始人查尔斯·罗塞尔在20来岁的时候想到，既然上帝怜悯世人，可是※※※义里又说有永恒的地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于是他放弃长老会和卫理公会的教义，自创了这个强调启示的教派。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这个教派已经遍布全世界，大约有200多万信徒，其中1/4在美国。我们住在偏僻的美国南方乡下，周围居民大多是保守的农人，却也有一个朴素的耶和华见证会教堂。耶和华见证会以卖力上门传教出名，我们家也来过很多次，通常是衣着整洁的女士、西装革履的男士，黑白皆有，彬彬有礼地表示愿意提供精神上的帮助。我们的邻居杰米老头是老派的浸信会信徒，是南方农村的主流教派。他一提起耶和华见证会就啧有烦言。

　　耶和华见证会的教义，有些东西很特殊。他们相信耶和华是真神，反而认为主流※※※的三位一体主义是异教的偶像崇拜。他们反对偶像崇拜。这就引出了耶和华见证会在美国司法史上名气很大的几个事件。40年代和50年代，耶和华见证会家庭的孩子，在学校里升国旗的时候，拒绝向国旗敬礼，认为向国旗敬礼是偶像崇拜。学校欲给予停学的惩罚，他们却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一冲突闹上法庭，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为这样的案子数度反复，几次作出裁决。最终裁定，耶和华见证会信徒的宗教信仰必须得到尊重，强迫他们的孩子向国旗敬礼是违宪的。

　　耶和华见证会看上去有点怪异孤僻，同※※和其他教派的关系都不很友好。他们坚决不和※※有任何瓜葛，认为世俗政治和政党活动都是魔鬼撒旦的诱惑。对于信徒的行为，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标准，穿着严肃，举止有礼。他们反对离婚，认为那无异于淫乱。他们的教义里还有一条，那就是，他们根据《圣经》认定，输血是教规所不能允许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决不会同意接受输血，无论是全血还是血制品，一滴都不行。全美国所有的医生都知道这一点，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过去，在美国司法史上，他们为争取自己信仰的权利，曾经表现出过令人刮目的勇气，他们所赢得的几个案子，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里程碑判例，进入了美国学校的教科书，妇孺皆知。现在在美国，谁都知道，不管你是不是认同他们的教义，不管你是不是讨厌他们，他们的宗教信仰必须得到尊重。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对生命和死亡作出自己的解释。耶和华见证会的解释也很独特。他们相信有“世界末日”。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候，死亡只不过是一次超脱，信徒可以再生。他们相信只有合格的信徒才能躲过末日之灾，得到拯救，最后生活在永恒的地上乐园里。所以，死亡并不可怕，做一个合格的信徒却是最要紧的。

　　美国医院在病人入院时都要认真了解病人的宗教信仰。我最近在地里割草的时候出了个小事故，到医院接受手术之前，护士就一本正经地问我，有没有什么宗教倾向？一开始我还真愣了一下，没想到宗教倾向和我的手术有什么关系。乃莉入院时就签署了拒绝输血的文件。这就是医生要冲向法院请法官下令的原因。

　　可以想象，半夜2点要找到一个法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人命关天，也许是病人的状况根本不允许再犹豫拖延，法官深夜作出了紧急裁决，允许该医生可以在未经病人同意的情况下，施行输血。

　　在总共输了7品脱鲜血以后，乃莉·维加的生命得救了。母子均安好健康。可是，事情还刚刚开始。对于乃莉来说，血管里流着别人的血，这就违背了她的信仰。如果照此办理，往后其他教友的信仰就无法保证。她向上诉法院提出申诉，控告医院侵犯了她的宗教自由权利，要求推翻斯坦福法院的深夜紧急裁决，禁止医生在未经病人同意的情况下，违背病人的宗教信仰给病人输血。

　　医院方面提出，这一指控已经过时。医生是得到法官命令才输血的，现在病人已经康复出院，不再存在侵权伤害。上诉法院同意，不予受理。

　　乃莉·维加向州最高法院上诉。

　　　　1996年4月9日，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作出一致裁决，裁定斯坦福医院违反了个人之身体有权自主决定的法律传统，侵犯了乃莉·维加宗教信仰的宪法权利。大法官们指出，不管医院拯救人命的情况是多么紧急，不管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规范是多么崇高，这些都不能压倒乃莉·维加保持自己身体和精神完整性的权利。只要她充分了解事情的后果，并且有能力作出决定，那就有权根据自己的信仰作出决定。

　　州最高法院说，同样的情况以后还会发生，所以医院需要法律上的行动指南，怎样处理病人不愿输血的情况。医院方面的发言人在州最高法院裁决后说，医院和医生认为，他们是根据病人的最好利益而采取措施的。正因为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才要求法官下令，以得到法律上的指导。

　　有些人不同意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乃莉·维加的宗教信仰固然必须得到尊重，但是医生出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救死扶伤的信念也应该得到尊重，那么，生命和信仰，到底什么更重一点？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见死不救。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明明可以救活而不救，这不就违背了医生的誓言吗？病人来到医院，却又不让医生输血，强迫医生看着病人死去而无所作为，自己的信仰固然得到了尊重，但不就是强迫医生违背医生的誓言了吗？

　　但是，对于州最高法院来说，这里不仅有生命和信仰孰轻孰重的问题，也许这个问题是永远无法回答的。对于法律来说，法律必须回答的是，谁来作出这个判断，谁有权作出这个判断。在这个特定案例中，生命和信仰都是属于乃莉·维加的，生命和信仰的轻重，只有乃莉有权决定，别人不能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强迫乃莉接受。如果生命和信仰两者只能取其一，那么，只有她自己来决定，要生命还是要信仰。如果允许别人强迫她接受他人的判断，那么，宗教信仰的自由就岌岌可危。

　　可是，真的面临人命关天的时刻，耶和华见证会信徒拒绝输血的宗教信念到底是不是重于挽救他们的生命，这个问题仍然折磨着必须作出决定的世界各地的医生。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两难问题还常常被推到法官面前。

　　2000年9月，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一个15岁女孩必须接受肾移植手术。她和她的父亲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都明确表示拒绝输血。医院表示，病人的宗教信仰将得到高度的尊重，但是他们在手术前向法院申请一项命令，允许在手术过程中，必要时为病人输血。法官应医院要求发出了这一命令。

　　2000年10月，美国弗罗里达州，一个23岁的耶和华见证会信徒跌倒受伤，在送往医院时，他明确表示不接受输血。3天后，他进入昏迷状态。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必须输血。他的父亲，一位天主※※，向法院申请允许医生输血的命令。他知道输血违背他儿子的信仰，但是面临生死问题，他说，“我只希望我的儿子活着，快快乐乐，即使以后他得知真相后不愿见我，不再和我说话。”法官应这位父亲的要求，发出了允许输血的命令。

　　也有法院作出和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相同的裁决。在日本东京，一位耶和华见证会的女病人控告医院，在手术过程中违背她的宗教信仰给她输了血。日本最高法院维持了东京高级法院的裁决，命令医生为侵犯病人的宗教信仰而赔偿55万日元。

　　在莫斯科，1998年9月，根据禁止煽动仇恨行为的教派的法律，莫斯科市检察官起诉耶和华见证会，指控这一团体毁坏家庭、制造仇恨、危害生命。法庭审理进行了半年后，命令一个专家组审查耶和华见证会的出版物，以便判定检察官的指控到底有没有证据。经过2年的审查，法庭宣布，检察官的指控站不住脚，命令检察官偿付5名专家2年工作的费用。耶和华见证会在俄国成为合法的宗教团体。

　　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信仰也是宝贵的，人的信仰和人的自然生存状态浑然一体。没有信仰的生命是可怜的生命。失去对自己信仰的支配，就像失去对自己生命的支配一样，正如我们所熟悉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在面对生命和信仰的两难处境的时候，个人怎样选择，社会怎样选择，这恐怕是一个永远的难题。为了人们心灵的安宁和社会的秩序，人们希望尽可能避免这种两难处境，更不要制造这种处境。对于耶和华见证会信徒拒绝输血的信念，避免这一两难处境的一个办法就是发明不输血的外科医疗技术。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新闻引起人们注意的原因。

你想一想，这些移居美洲大陆的人原来是哪里的人？他们是在美国才形成的这个思想吗？

为什么只有到了美洲大陆才能如此发展？

美国的发展之路也是曲折的，和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不同。

会少规矩多

　　说到开会，我们这样年纪的人这辈子可真是没少开，有些年可以说是天天开，甚至是一天到晚开。大会小会，什么样的会都开过。所以有一种说法是“旧社会税多，新社会会多”。到了美国几年，大小单位也换了好几个，美国人是会少，不仅少，而且短。工作中的碰头会之类的，常常是站着说，这对喜欢说话的朋友绝对是很不利。

　　可是如果说美国人开会非常随便，没什么规矩，那就大错特错了。说到开会的规矩，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比得上美国人的规矩大了。他们有那么一本厚厚的开会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RulesofOrder），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故事要回溯到140年前，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在北方的麻省贝特福特，有一个年轻的陆※※尉亨利·马丁·罗伯特。那一天，他奉命参加类似“拥政爱民”的活动，主持地方上教会的一次会议。偏偏这个会议的议题是很有分歧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位才25岁的年轻军官，把这个会开得一塌糊涂。人们在会上争论得不亦乐乎，结果是什么决议也休想达成。这样的会，开了等于不开，甚至比不开还要糟糕。

　　这事儿让罗伯特心里放不下了。这位毕业于大名鼎鼎的西点军校的美国军人的认真劲儿上来了，他发誓，如果不找到一个好的开会办法，他再也不开会了。

　　认真地探究人的智慧本质，他和大多数西方哲人一样，发现人是一种最难被道理说服的动物。当发生分歧的时候，不管分歧的基础是什么，或者出于利益冲突，或者出于信仰理念，或者出于知识经验的不同，反正一旦分歧明确公开，是非常难以在短短几个钟头或几天里靠语言的交流来达到一方说服一方的。分歧的双方找到共同点的可能不是不存在，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交流机制，否则，一方说清楚了，另一方根本没听进去，还是白搭。

　　看清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人类※※上大大小小的会议决议所达成的“一致”，要么是强权从上到下强迫会众接受，要么就是一方会众势力压倒另一方。而这样的“一致”“决议”，在罗伯特这样的美国青年看来，还是违背了※※的理念，没有让不同意见的人充分地表达他们的歧见，是不公平的。罗伯特想要找到一个开会规则。

　　结果他发现，居然并没有一部现成的开会议事规则。尽管西方人从古希腊广场※※时代开始，就开会决议军政大事了，但是，那还是带有原始的粗糙，有点像我们下乡时的大寨式评工分，嗓门比道理的效力要大。尽管英国的议会有了长久的议事※※，有成套的礼仪规矩，尽管美国的参众两院有议事程序，法庭有庭审规则，但是民众自己却并没有一部开会议事的统一规则。罗伯特决定自己写一部。

　　他开始研究已有的各种议事程序，探索这些程序的逻辑，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如果不这样规定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经过几年努力，取其精华，补其不足，他写出了一部议事规则。可是拿到出版商那儿，却没有人相信一个年轻军官能写出这种法理性的规范。最后，有个出版商给了他十分苛刻的条件答应帮他出版：先要让出版商捞回成本才有罗伯特的稿酬，另外，罗伯特要自己出钱买1000本送给国会议员、律师、教授等头面人物。他答应了。

　　就这样，1876年2月19日，亨利·马丁·罗伯特的《议事规则袖珍手册》（PocketManualofRulesofOrder）正式出版，立即行销全国。到1915年，已经带有将军头衔的罗伯特出版了修订版，书名正式叫做《罗伯特议事规则》。在此期间，这本由一个年轻军官写出来的开会规则卖出了200多万册，成为美国民众开会的标准手册。

　　罗伯特逝世于1923年。此后，他的后人和当初参与过编写的人继续修订这本议事规则，使它适合不断变化的技术进步。1943年出了第5版，1970年出了第7版。最新的第9版，出版于1990年。

　　这样的“游戏规则”，对于※※理念的具体实现和操作，常常具有决定成败的重要性。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内容非常详细，包罗万象，有些是专门讲主持会议的主席的规则，有些是针对会议秘书的规则，当然大量是有关普通与会者的规则。有些规则针对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表达，有关辩论的规则，还有非常重要的是不同情况下的表决规则。

　　有一些烦琐规则后面的逻辑原则是十分有意思的。比如，有关动议、附议、反对和表决的一些规则是为了避免争执。原则上，现在在美国的国会、法院和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规范的制约下，是不允许争执的。如果我对某动议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呢？我首先必须想到的是，按照规则是不是还有我的发言时间，是什么时候。第二，当我表达我的不同意见时，我是向会议主持者说话，而不是向不同意见的对手说话。在不同意见的对手之间的你来我往的对话，是规则所禁止的。

　　在国会辩论的时候就是这样，说是辩论，不同意见的议员在规定的时间里，名义上是在向主持的议长或委员会主席说话，而不能向自己的对手“叫板”。自己发言的时候拖堂延时，或者强行要求发言，或者在别人发言的时候插嘴打断，都是规则所禁止的。

　　在美国的法庭上也是这样，当事双方的律师是不能直接对话的，因为一对话必吵无疑，法庭就会变成吵架的场所。规则规定，律师只能和法官对话，向陪审团呈示证据，而陪审团按照规则自始至终是“哑巴”。不同观点和不同利益之间的针锋相对，就是这样在规则的约束下，间接地实现的。

　　这样的技术细节，对于美国这样的多元化而又强调个人自由、人人平等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是※※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否则的话，发生分歧就互不相让，各持己见，争吵得不亦乐乎，很可能永远达不成统一的决议，什么也办不成。即使能够得出可行的结果，效率也将十分的低下。而《罗伯特议事规则》，就像一部设计良好的机器一样，能够有条不紊地让各种意见得以表达，用规则来压制各自内心私利的膨胀冲动，找到求同存异的地方，然后按照规则表决。规则保障了※※程序的效率。

　　当然，就像有了好的电脑还要有好的软件一样，《罗伯特议事规则》只是一套洞察人性而力求公平与效率的技术性的设计。在※※的议事程序中，这套议事规则的效果，则依赖于开会者对游戏规则的尊重。

劳动节春秋

　　今天是劳动节，美国的法定假日。不过这可不是我们以前年年过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而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和9月的第一个周末一起，刚好成为初秋的第一个长周末。这一春一秋两个劳动节，都是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一个世纪过去，再回头看这两个不同版本劳动节的春秋变迁，可谓寓意深长。

　　一、春天版的劳动节

　　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工人，每天要工作10到14小时，生活非常艰辛。1881年成立的最大的工人组织，美加产业和劳动工会联合会（FederationofOrganizedTradeandLaborUnionoftheUnitedStatesandCanada，即美国劳联的前身）把争取8小时工作制作为首要的目标。他们在1885年宣布，8小时工作制将在第二年，即1886年的5月1日开始实行。这一号召得到了工人们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当时领导着工人运动的，有激进的无※※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的中心是芝加哥，工人斗争的主要手段是※※。在以往的大※※中，比如1877年的铁路工人※※中，各州※※都应企业主的请求，派出警察、国民警卫队来打击※※工人，大企业则出资为这些警察和国民警卫队购买武器装备，以对付※※工人。在那个时代，※※很容易造成暴力冲突，其原因在于，※※是工人一方的惟一对话手段，而企业主一方没有接受这种对话的习惯。工人※※，企业立即可以招收其他人干活，※※等同于自寻解雇。※※工人的惟一办法是堵塞工厂入口，阻止别人上班，而这种做法却是非法的，企业方面就可以寻求警察帮助，粉碎※※工人的纠察线。

　　到预定的那一天，1886年的5月1日，芝加哥的很多工人迫使雇主让步，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制，但是在更多的工厂里，企业主和※※工人形成了互不相让的对峙局面。1886年5月3日，工人※※，警民冲突中，警察向麦考米克机器公司的※※人群开枪，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无※※主义者号召第二天在草集广场（HaymarketSquare）※※※※。

　　5月4日草集广场的※※一开始是和平的，因为刚好碰上一个下雨天。当最后一个演讲者还在台上的时候，人群已经开始解散，广场上只剩下200来个人，这时候却开来了180多个警察，命令※※解散，开始驱赶工人。就在这最后的时刻，不知什么人向警察扔了一颗炸弹，当场炸死1个警察，还有6个警察后来死于医院，有70多个警察受伤。

　　警察立即向工人开枪。有多少人被警察的枪弹打死打伤，后来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到底是什么人向警察扔的炸弹，也一直没有查出来。但是，警察随后袭击了工会领导者的家，数以百计的人被逮捕，恐怖一时笼罩着芝加哥的工人区。受打击最重的是无※※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

　　8名最活跃的无※※主义者受到起诉，他们被指控犯下了谋杀罪并被判处死刑。1887年11月7日，其中的4人被处以绞刑，1人在狱中自杀。当局将这些人的遗体交给他们的亲友安葬。他们的葬礼是芝加哥※※上规模最大的送葬队伍，几十万人列队路旁为草集广场的烈士送葬。在安葬他们的墓地里竖起了纪念碑。1893年6月26日，伊利诺州州长宣布赦免剩下的3名草集广场事件被告。

　　这是典型的矛盾循环激化的“革命前夜”的图景。在人类向工业时代迈进的时候，这几乎是各地的普遍景观，因此也产生了顺应时势的革命理论。

　　所以，对于激进无※※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来说，1886年发生在芝加哥草集广场的事件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利益和企业主利益的不可调和，它象征着工人阶级除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别无出路，只有这样它才能争取自身的解放，摆脱被奴役被剥削的命运。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首次代表大会决议，每年的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全世界劳动者庆祝的节日。

　　此后，全世界几乎所有工业国家的工人，都在这春天的日子里庆祝劳动者的节日。直至今天，很多西欧国家的工人，像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现在年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还要走上街头，举行※※，红旗和《国际歌》的歌声到处飘扬。

　　可是，有两个工业化国家是例外，这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北美的工人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因为这儿已经有了另一个劳动节，一个秋天版的劳动节。

　　二、秋天版的劳动节

　　1863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个贫穷的爱尔兰移民应征上了前线，他11岁的儿子，彼得·麦克伽尔（PeterMcGuire），为帮助维持一家生计，在纽约街头给人擦皮鞋，做清洁小工。这些移民家庭发现，新大陆的生活并不轻松，很多家庭不论男女老少都得辛勤工作，才能维持温饱。他们必须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疲乏生病也必须干活，不干就会被解雇。

　　彼得17岁的时候，他开始在一家钢琴店学徒。这个工作比较好，他可以学着怎样做买卖，但是还是工作时间长，赚的钱却很少。到晚上，他去开会听课，学习经济学，参加讨论社会问题。工人们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工时太长，赚得太少，工人们太苦。他们谈到，工人们要组织起来，成立工会，来改善工人们的处境。1872年，彼得参加了有10万工人的大※※，上街※※，要求缩短劳动时间。

　　从此，彼得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对于工人的未来是至关紧要的。以后数年里，他经常在工人※※上演讲，还游说地方※※救济失业工人。在那个时代，彼得走的这条路可不轻松。他被看作是一个捣乱者，常常自己就没有工作。以后，他还到其他城市演讲，鼓动工人组织工会。1881年，他搬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组织召开了芝加哥木工大会，成立了全国木工工会，他成为美国木工兄弟会的总※※。

　　彼得的木工工会成为一个样板，成立工会的风潮席卷美国。工厂工人、码头工人，到处都组织起来要求保障劳工权利：8小时工作，稳定的有保障的工作职位。彼得和其他工会商议，要设立一个劳工者的节日，这个节日定在7月的独立日和11月的感恩节的中间，让工人们在这4个月的辛劳中多一天休息和娱乐。这就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1882年9月5日，第一个劳动节大※※在纽约举行。2万工人穿过百老汇大街，他们的旗帜上写着：“劳动创造了所有财富”，“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娱乐”。※※过后，他们举办野餐，吃喝歌舞。入夜，他们放了焰火。

　　这样的庆祝活动立即传播到全国。每年到这一天，工人们纷纷用这样的办法来庆祝自己的节日，表达自我觉醒的意识，要求劳工权利。10余年后，1892年，美国联邦国会立法确定，这一天为“联邦劳动节”。

　　然而，美国工人为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处境，所走过的道路却远不是一日庆典那样轻而易举。

　　　　三、艰难的起步

　　美国工人为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他们选择的“解放之路”，其核心就是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并且以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

　　早在北美殖民开发时期，有技艺的劳工就在各殖民地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五月花号”来到普利茅茨的清※※中，就有工匠。在※※※河口定居的弗吉尼亚殖民地，也曾要求英国多派出工匠。早期殖民地城镇里的铁匠铺，常常就是镇民们议事※※的地方。美国的劳工从一开始，就有地方事务的主人的意识。《独立宣言》中宣布的原则，每个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理所当然地包括所有的劳工。

　　早期北美的劳工又有从欧洲带来的按照行业组织工会的传统，比如木工工会、石工工会、印刷工人工会。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各地工人组织过很多小规模的工会。

　　到1881年，美加产业和劳动工会联合会建立的时候，埃迪生发明电灯刚2年，第一次电话试验刚5年，社会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技术条件远非今日可比。可是，在英国工会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劳工踏上了全国性组织的道路。1886年，美国劳联诞生，彼得·麦克伽尔担任※※。劳联号召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且特别注意到，要发动女工参与工会运动。

　　有30万会员的劳联发动过几次※※，有时失败，有些则成功地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的条件。劳联发动的这些※※都是和平斗争。尽管在那个时代，多数企业主还没有意识到，有必要和工会谈判，有必要作出让步，工会的每一次成就都来之不易，但是工人的自我意识却在一步一步的觉醒。

　　非常难得的是，在一个矛盾冲突紧张的年代，却在对立的双方中都有人意识到，激化矛盾并不是惟一的出路，人们必须有理智和智慧地处理自己遇到的问题。

　　1893年6月26日，伊利诺州州长宣布赦免剩下的3名草集广场事件被告。他说，这3个人被赦免，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罪，而是因为他相信他们是无辜的，而那已经被处死的人，是歇斯底里和司法不公的牺牲品。

　　而劳联主席贡佩斯（Gompers）也曾经清醒地说，“那个炸弹不仅炸死了警察，也炸死了我们后来几年的争取8小时工作制运动。”他把草集广场个别人对警察的暴力事件，并不看作是“革命的正确途径”，而是刚起来的工会运动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在美国工会运动早期，人们就逐渐意识到，在劳资冲突中，※※的干预、立法和司法给各方留下的活动空间，对冲突的结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争取妥协，争取双赢，不仅是可能的，也是惟一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的结果。一方全赢，一方全输，长远来看，没有胜利者。

　　但是，走出一个双赢结果，还是需要双方的反思，首先是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产生。这条道路依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草集广场以后的20来年里，工会和企业主有过几次※※对抗。工人们生活艰辛，自顾不暇，工会势单力薄，而企业主一方不仅有强大的财力，而且往往得到※※的支持，运用法律来限制和击败工会。1892年的钢铁工人大※※，1894年的铁路工会大※※，最终都在※※的武力干预下失败。在铁路工人大※※时，克里夫兰※※甚至派出了联邦国民警卫队，尽管伊利诺的州长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因此，在这个时候，强势一方缓解矛盾的“双赢思维”的产生，显得尤为重要。

　　1902年，宾夕法尼亚的10万煤矿工人从5月12日起※※，使煤矿关闭了一整个夏天。工人们拒绝调解，形成僵局。西奥多·罗斯福※※从10月初开始干预，他指派了一个调解委员会，作为中间者和双方展开谈判。5天以后，矿工们开始上班。5个月以后，※※调解委员会做到了所有工人提高工资10%，并缩短了工作时间。这一结果虽然没有达到工会在※※开始时的要求，却使这次※※成为和平而有成就的※※。

　　四、丹伯里制帽工人案

　　美国人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通过司法途径寻求解决的传统，也在一个看上去非常容易失控的工人“民众运动”中，注入了理性的规范。第一个走上法庭的著名※※案件，是“丹伯里（Danbury）制帽工人案”。

　　1902年，康狄涅格州丹伯里的一家公司提出民事诉讼，告工人妨碍贸易，违反了反垄断法律，因为美国劳联的制帽工人工会组织工人※※这家公司，原因是这家公司不许工人组织工会。

　　这个案子用了几年时间在联邦法院里一级一级上诉。1908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作出了对工人不利的裁决。这个裁决的意思是，工人可以作为劳动者或消费者对某公司实行“直接※※”，比如不买这个公司的产品，或者※※，或不为这个公司雇佣，这种直接※※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工人不可以强迫其他的公司不买这个公司的产品，或者强迫别人不和这个公司合作（例如※※期间不准其他人上班），这样的“二次※※”是非法的。

　　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但是不能强迫别人和你一样去※※。法庭对丹伯里的184名制帽工人作出25万美元的罚款处罚。在最高法院裁决以后，全美劳联发起募捐，为184名制帽工人偿付罚款，以免他们的房子财产被没收。

　　这个裁决发出了两个信息，第一，司法诉讼有可能成为解决劳资冲突的途径，工会一方和雇主一方都有可能利用这样的途径，也都有必要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第二，工会对公司的※※，只能在“直接※※”的范围内进行。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Act）明确规定二次※※非法，从此以后，类似的二次※※在美国工会运动中就消失了。不过，最高法院在同一案中也裁定，根据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工会可以在商家门口树立宣传标语和宣传员，告知民众，他们要※※的某公司的某产品是“不公平的”，号召民众“不要购买”，这是合法的，但是不能说这些卖商品的商家也是“不公平”的，不能号召民众不去购买这些商家的所有商品。后面这种做法就是“二次※※”，就是非法的了。

　　在这里，美国司法独立和司法系统在建立“公正”信誉的努力，首先建立起了美国民众的法律文化，这对事态发展走向良性循环起了极大作用。假如没有这一条，法院无理偏袒※※或企业，工人不服就冲击法院，那就真正是乱成一团，没有解药了。

　　1909年，2万制衣厂工人，大多是女工，而且几乎都是东欧新移民，在制衣女工工会的旗帜下，发动※※，她们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最终争取到了每周52小时工作和增加工资的条件。1910年，5万制衣工人在纽约※※。他们请出了著名律师路易斯·布兰迪斯来谈判。在他的努力下，这次※※取得了重要的结果，不仅为工人争取到了有利的报酬条件，而且开创了和平谈判的范例。布兰迪斯后来还担任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五、从“黄狗契约”到《民权法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20年，是美国工会运动的不稳定时期。战争期间，工人运动常常被诬蔑为不※※的叛国活动，是反对美国的非法的阴谋活动。企业在雇佣工人的时候，常常要求工人在雇佣合约中签字保证不参加工会。这样的契约被叫做“黄狗契约”。

　　但是美国工会仍然存在，仍然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工会就成为政治家们不可忽略的力量。到1919年，全美劳联仍然有400万成员。在1924年大选的时候，全美劳联号召工人既不要把票投给共和党的候选人，也不要给※※党的候选人，而是投给第三党进步党的候选人，一个对工人和农民比较友好的参议员，结果进步党在大选中得到17%的可观票数，从此令政治家刮目相待。

　　30年代的大萧条，美国民众进入了现代史上生活最艰苦的年代，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率高达1/4。也就是在这大萧条的年代里，联邦※※开始了一系列干预劳资关系的立法。这一过程一波三折，由此奠定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基调。

　　1932年，福兰克林·罗斯福当选※※。1933年3月，罗斯福开始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养活失业工人、恢复全国信心的计划。在他的敦促下，国会立法建立“全国恢复管理局”（NationalRecoveryAdministration），NRA的7a分部专门管工会的登记，负责保证工会的合法存在，并以工会集体的力量和雇主谈判。尽管7a分部并没什么实权，它的建立却被千百万工人看成是※※为工人参加工会打开了绿灯。

　　全美劳联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展会员，他们的※※上写着：“罗斯福※※要你加入工会！”

　　可是，不久，当时保守的最高法院认为罗斯福的新政过分干预私营经济，在一次裁决中宣布，NRA是违宪的，不再存在，NRA的7a分部也自然消失。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家认识到立法干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经济平稳的时期，还是在经济萧条的困难时期，劳工和资本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对抗而寻求双赢的关系，力量和利益必须在困难的协调下达到平衡，而※※必须在这样的平衡过程中起积极的作用。这样的思想，在以往※※不干预经济的传统中是没有的。

　　在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的领导下，国会在1936年通过了《国家劳动关系法》，即《瓦格纳法》。这是美国劳资关系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立法。

　　《瓦格纳法》的作用超出了当年的7a分部，为工会的存在奠定了牢靠的合法性基础，明确规定工会有权代表工人和雇主展开集体谈判。从此，这样的集体谈判是法律所要求的一项国家政策，雇主拒绝谈判就是非法的。这项法案还提供保证，让工人无记名投票选举工会※※，保护工会成员不受雇主的威胁利诱。

　　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对《瓦格纳法》作出了修正。1959年，《兰德伦·格列芬法案》（LandrumGriffinAct）对此又作出了修正。至今，这些法案仍旧制约和协调着美国工人运动和劳资关系。从此以后，※※不再是美国工人和企业主对话的惟一手段，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手段。劳资对话开始从※※※※现场转向谈判桌，而※※，特别是联邦劳动部，有时候甚至是※※，成为劳资谈判桌上的对话媒介和协调人。

　　此刻，美国工人终于意识到，在美国这样一个法治国家里，工人最强有力的武器，其实就是手里的那张选票。就是这张选票，迫使政治家不敢轻视工人的利益和呼声，从而立法来保障工人的应有权益。美国工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育工人方面，教育他们理解工人的利益所在，鼓励工人登记选举，积极参与各级※※官员的选举。

　　60年代民权运动中，联邦※※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大幅度地偏向社会弱势群体，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实现了美国工人百年来梦想和争取的目标。1963年，联邦立法规定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性别歧视。5年后，《反年龄歧视法案》通过，有效阻止雇主解雇和歧视40岁以上的工人。最重要的是1964年的《民权法》，由约翰逊※※在白宫签字生效。约翰逊※※在签字仪式上特地提到，这个※※性的法案，如果没有工人和工会的长期努力，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法案的※※可以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美劳联的主席说服罗斯福※※发布行政命令，建立“联邦公平就业委员会”。

　　在以后的年代里，美国完善了一系列保障劳工利益的法律，如《最低工资法》。联邦※※建立了公平就业机会办公室，来负责监督和实施联邦《公平就业法》。美国的工会也走上了和平斗争、谈判妥协这样寻求双赢的道路，在发生劳资利益冲突的时候，各方都意识到必须和※※合作，在法律的制约下寻找出路。每年劳联产联的大会，※※出席讲话，已经成为一个传统。

　　这几年，美国发生过几次大※※，比如联合包裹公司UPS的※※。这些※※最终都是谈判妥协的，这些※※都没有对经济、对民众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由于“二次※※”是非法的，因此，过去以※※作为惟一手段的工人，是处于弱势的；今天，在立法的支持、工会组织的强大、※※的中立协调、利用法律保护等手段下，人们大多把今天的※※看作一种要求的姿态，一种工人力量和诉求的象征，人们都明白，真正重要的是在谈判桌上进行的较量，谈判和双方的协调退让，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

　　100年前美国的紧绷着的劳资张力被缓解了，一个双赢局面在双方的努力下逐步建立。

　　　　六、如果你生而是一个工人

　　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就听说了这样的说法：“劳工神圣！”劳工怎样神圣呢？我却没有去细想。我的前半辈子，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是农民，就是工人。当农民尚且不提，即使是当一个工人，拿着最低时一天7角人民币，最高时一个月36元人民币，我并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选择做哪一种工作的权利，因此那几十年的日子里，我从来也没有再去想过，劳工是否神圣，劳工怎样神圣。

　　到了美国以后，我还是工人，干的是没有什么技术的粗体力活。在劳动节放假以前，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我们以前的春天的劳动节，这是秋天。我问了跟我一起干活的年轻的工友们，“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MayDay）吗？”

　　答案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真是不可思议。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学里出纪念“红五月”的黑板报，我曾写了一首赞颂五一节的诗，那里面就有一句，“芝加哥工人大※※”。现在来到了这五一节的发源地，人家居然一脸茫然，一丝一毫都不知道。

　　我又问，“会唱《国际歌》吗？”答案是：没有一个人听说过！

　　以后，我逢人便问，终于问到了一个知道五一节也会唱《国际歌》的女士，不过她是德国移民，来自※※※的故乡。

　　可是，在20世纪初，美国工人生活还很艰难的日子里，很多大工业城市的工人是会唱《国际歌》的，那悲壮的战斗的歌声曾经在工人的※※上响起过。

　　春天的劳动节和悲壮的《国际歌》在美国的淡出，说明了什么呢？

　　我只想过，人生就是含辛茹苦，辛勤谋生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只有当我在这块土地上身为一个工人，学着用我的美国工人朋友的思路看待生活的时候，我才理解，如果生而是一个工人，我们要的是什么？劳工神圣，因为劳工和别人一样，是平等的，既不低人一头，也不高人一等。劳工不能让人贬低，也不必受人赞美。劳工的利益在于，他们有权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尊严和福利，不能少也不必多。他们还有权得到法律给予所有人的同样的保护，劳工的权利第一条，就是他们有权组织起来成立真正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工会，当他们组织起来，能够理直气壮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不再是可怜的弱者。

　　所以，在这初秋的日子里，在劳动节，美国的劳工或出门度假、野餐，或休闲、聚会，这是他们的一个轻松的日子。春天的劳动节和悲壮的国际歌声就这样被淡忘了。

英国下议院议会厅随想

　　美国专为报道国会的电视频道：C-SPAN，周末经常会播放英国下议院的辩论，看英国首相布莱尔舌战众人。虽然听不懂他们辩论的具体内容，旁观他们的唇枪舌剑却饶有意味。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辩论规则。

　　现在英国议会下议院的议事厅，是“二战”中让德国人空袭炸了以后重建的，已经是下议院的第三个议事厅了。它和大多数国家议会大厅不同，不是以主席台为中心放射型布置的，而是承袭传统，布置成一个狭长的长方形。当中一条空地，两边是一排排长椅，后排逐级升高。像一个缩小挤扁了的室内篮球场。端头的高靠背椅是议长的席位。两侧议员们的长椅没有扶手，男女议员们坐得相当紧凑，要舒服地翘个二郎腿都不行。长椅前连个放文件的小台子都没有，坐那儿肯定远不如一般的电影院里舒服。下议院的直译是“平民院”，故而长椅是绿色的，象征着“草根性”，“代表民众”。相反，上议院里的椅子不仅宽敞豪华，而且是红色的，象征的是对皇室的“忠诚”，因为上议院的直译是“贵族院”。

　　议长右侧的长椅上，第一排坐的就是首相和他的内阁成员，后面是支持他们的执政党议员们。对面第一排，坐着主要的反对党成员，如“影子首相”、“影子内阁”，后面就是反对党的议员们。完全是两军对垒的阵势。在第一排椅子前面，地毯上有一条鲜明的红线，任何人不可越过。谁要是说着说着激动起来过了线，就会遭到议长的训斥。两条红线间的距离长度，是两边的人都拔出剑来的话，刚好够不着，可见英国议会※※的久远，当年议员们一激动，弄不好会拔剑打起来的。

　　议员们质询首相的时候，想发言的就站起来，由议长从中挑一个，点到的，就站在原地发言。提出问题之后，首相就站起来回答。可见，议长的权力很大。议长是议员们选出来的。一旦当选，议长就必须取消自己的党派身份，公正地主持会议。这很要紧，否则，议长所不待见的议员岂不是永无说话的机会了。上届议长是位女士，她退休后，选出了一位先生。别看议长“风光”，※※上，这可是个危险的职位。因为下议院议出意见，得由议长去禀告国王。若是惹得国王龙颜大怒，一怒之下，没准就先斩了议长出气。英国※※上，总共有五六个议长，就是这样丢了脑袋的。当然，现在的国王是没有这个权力的了。

　　最有意思的是议员们和首相的问答。名义上，问和答都是对着议长说话，而不是问答者之间的对话，直接你来我往的对话是规则所禁止的。这样，他们发言里的第二人称就只能是议长，提到对手，只能使用第三人称，更不允许直呼其名，而必须称之为“我尊敬的朋友”，或是“某某选区的我尊敬的朋友”。这样一来，话说得再激烈，听起来也成了这样的味儿：

　　议长先生，事实是怎样怎样的，而不是如我尊敬的朋友说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某某选区的我尊敬的朋友是撒谎者！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道理很简单，就是要避免直接的争论，避免话语的纠缠。面对议长说话，发言者就注重于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听者就集中精力理解对方的本意，辩论就是对事不对人的。

　　下议院质询首相的时候，节奏非常快，议员们的问题在变换，首相就得当场作答。议员们会当场对回答发出呼应，满意的就叫：“Yayh!”，不满意的就叫：“Nayh!"”议事厅楼上的座位向公众开放。看过他们辩论，你不得不承认，英国首相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当得了的，光是这一关，就不容易过。

　　英国议会的整套议事规则，后来成了各国议会规则的样板。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事，也有类似的规则。从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民间制定、并延续到现在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专为开会提供了发言、辩论、提议、附议和表决的规则。它也是以英国议会规则为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美政治的特点，就是议事决策讲程序讲规则。这一点对于※※政治非常重要，因为，说到底，※※政治其实就是一种程序性的东西，就是一套议事决策的程序规范。

　　通常人们认为，在欧美※※史上，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大陆模式是一种激进革命的※※，他们满怀理想地追求自由、平等，追求社会公正等目标；而英美模式是保守的缓进改良的※※。可是，如果考察200多年来欧美各国的政治变迁，考察自由、平等、※※、社会公正等价值的实现程度和前后对比，就会发现，英美模式导致的变化程度，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是天翻地覆的变迁。之所以给人保守缓进的印象，无非是因为反复小，血流得少。这正是英美模式成功的地方。而这种成功，至少有一半得归功于人们对程序、对规则的尊重。

　　美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来自分散的13个州的代表，既代表着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利益，又互相之间不熟悉，互不信任，互相提防，他们关起门来几十天，居然成功地制定了人类※※上最出色最智慧的第一个成文宪法。后人们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称之为“费城的奇迹”，是“上帝亲自干预的革命”。

　　“费城制宪会议”为什么会成功呢？

　　会议一开头，第一件事，他们制定开会的程序和规则。发言、提案、附议、修正动议、表决等等，大家公认一套规则。遵守规则的后面，是这些革命者的绅士风度和荣誉感。有规则而且守规则，是制宪会议成功的第一个条件。

　　然后，他们选出了主持会议的主席，大家都服膺的前大※※队总司令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是一个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严以律己，特别讲究细微末节，服从规则到了刻板的地步。整个制宪会议期间，几十天里，华盛顿天天在主席座位上，凭他的威望、尊严和对权力的恰如其分的使用，保证会议一天天地按照规则进行。这是制宪会议成功的第二个条件。

　　在制宪会议上，华盛顿自始至终没有发表过一点点意见，因为他知道，由于他的身份和威望，只要他开口，代表们就会把他的话看得很重，反对的意见无形中就会受到压制。还有一个原因是出自他谦虚的本性，他知道自己所持的观点很可能一点不比别人高明，别人也许有更好的构想。以后在第一任※※任内，他也经常这样，沉默地听别人的意见，表现得“不自信”。我们如今回头看※※，近代史上几乎所有人祸，无一不是出自有权势的人过分自信。

　　只有一次华盛顿发了火。会议一开始大家约定，为了防止外界的猜测和谣言，这是一次秘密的代表会议，谁也不能向外界泄漏会议的争论。所有人的笔记必须妥加保管，不可丢失。可是，有一个代表不小心将笔记失落在走廊里，让人拣到交给了华盛顿。华盛顿在下一次会议时，非常严厉地责备了这种疏忽，然后把笔记放在桌子上，让失主自己取走。

　　正是这种在规则面前谨慎谦虚的态度，使制宪期间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利益都能和所有代表见面，从而为妥协创造了条件。制宪会议的成功是妥协的成功，正是程序和规则使妥协成为可能。

　　还有一个人对达成妥协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84岁的本杰明·福兰克林。福兰克林不仅是老资格的革命家，而且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作家和思想家，还是费城人都很熟悉的成功的商人。在制宪会议争论得不可开交，眼看着就要散伙的时候，福兰克林提议，请一位牧师来，带领大家祈祷，祈求上帝帮助大家，驱散大家心里“唯我正确”的邪念。

　　在“自我”之外有所敬畏，对“自我”能够反省，代表们不再“唯我正确”，这是制宪会议成功的第三个条件。

　　纵观英美300年的※※，他们稳定的进步，国家的强大，人道、人性和人权的张扬，以及民众的福祉，其要点说穿了并不复杂，就是在议会厅里通过※※程序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于街头的流血。

　　而议会厅的成功，关键是规则。这对我们也一样。什么时候，大家靠公平规则来议事决策，而不是靠实力和谋略来获取成功的时候，事情就好办了。

重新审视猴子审判案

　　一

　　一个世纪以前，戴屯（Dayton）是田纳西州一个默默无声的小镇。

　　自从1859年达尔文建立学说，到上世纪初，在美国公立学校的生物学教科书里，达尔文进化论已经是一部重头戏，宗教气氛浓厚的保守南方州也不例外。美国人，包括科学家们，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科学知识似乎可以和平共处。恰如布什※※最近所说，95％的美国人是有宗教信仰的。美国是世界上宗教气氛最浓的国家，也是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进化论教学在美国南方的展开，就是一个证明。

　　1921年，著名政治家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却发起了一个“反对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运动。经过几年努力，他们在本州推动了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任何否定圣经创世说而代之以人类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成”的法律。它宣布教师在学校教进化论是违法行为。史称《布特勒法》（the Butler law）。

　　布莱恩曾建议不要将惩罚内容写入该法，但州议员们还是写进了罚款。尽管如此，1925年3月21日田纳西州州长Austin Peay在签署此法案时宣布这只是“象征性法案”。所以此后，该州的学校没有变化，教师还是照讲原来的课本，并不担心受罚。而保守教派民众因推动立法成功，表达了自己反对进化论的立场，而感到满意。

　　有一个组织却把这个法案“认真”了，这就是成立于1920年的“※※※※自由联盟”（ACLU）。在民间组织多如牛毛的美国，ACLU近百年来独树一帜，名声响亮。它的宗旨是保护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布特勒法》是对进化论教学权利的限制和侵犯，他们就要去帮忙打官司。可要向司法挑战，必须有一个案子告上法庭。现在情况很特别：不是教师不敢教进化论，没有勇敢的人站出来挑战；而是《布特勒法》在田纳西州是个象征性法案，警察并不去抓教进化论的教师。ACLU没有办法，就在田纳西州的各大报纸上刊登启事，承诺支付诉讼费用，“征”一名教师出来自愿“做被告”。

　　那是1925年的春天。阿巴拉契山区的戴屯，小镇人并不关心这些。他们正在渡过一个艰难时刻。阿巴拉契山区居民点多半依矿产生存。戴屯的矿业公司刚刚破产，前景莫测。戴屯人十分沮丧。这时镇上来了一个纽约人拉帕耶，来处理矿业公司的破产。这位都市年轻人曾给几个报社写信，表示反对《布特勒法》。5月4日早晨，他偶然在报上看到ACLU的启事，突然念头一闪：这个面对厄运的无名小镇，干吗不借这个事件振兴自己呢？

　　他兴冲冲地来到镇上的罗宾逊药铺。美国的学校是校董制。校董会都是当地人选出来的，药铺的主人罗宾逊就是校董会主席。他听了这个主意很是兴奋，当即找来了校董会的其他负责人。大家拍手叫好。是啊，这么刺激性话题的官司开审，一定会吸引人来。有人来，小镇就可以有钱挣。经济困境也许能就此摆脱，“为什么不呢？”

　　他们算算，就数单身的年轻教师斯寇普（John Scops）无牵无挂，最合适当“被告”。他们派人去网球场找来了斯寇普，他当即就答应了。

　　此事有关宗教和科学，有关思想言论自由，小镇的绅士们完全明白这个案子“挑大”后的新闻性。他们特地拿来照相机，留下“※※性决定”的合影。然后叫来警察。虽然这个“象征性法律”并不要求警察主动执法，可有人坚称自己就是违法，要求被捕，警察只好去开逮捕证。斯寇普则又回到球场。第二天，斯寇普如约被捕，罗宾逊打电话给报社联系ACLU，事情就这么“启动”了。

　　　　二

　　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是一种复杂的科学假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却总是落实到“人是猴子变的”这个并不准确、却很形象的比喻上。对斯寇普违反《布特勒法》一案的审判被称为“猴子审判”，轰动全国。小镇名流们没有料到的是，他们不仅招来了全国的新闻记者、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带来了旅馆饭店客满的好生意，还招来了当时美国出了名最善辩的两个人：来自芝加哥代表被告的名律师戴洛（Clarence Darrow）和作为检方律师的著名政治家布莱恩。

　　“猴子审判”在1925年炎热夏天开审。首先要判定的，是《布特勒法》本身是否违宪。7月13日，被告律师戴洛作了精彩发言，要求判定《布特勒法》违宪。7月15日，这个要求被洛斯敦法官否决。既然法官判定《布特勒法》不违宪，那么，在第二阶段，就只是要证明被告是否违反《布特勒法》。因此，虽然被告律师戴洛从北方请来了一批科学家和大学教授，准备为进化论辩护，法官却否决了他们的出庭作证。不过在法庭第一阶段，辩方还是充分引用了科学家对进化论的说明。

　　从7月13日到7月21日，这个审判一共持续了8天。最后，陪审团只花了9分钟就得出了确认被告违法的结论。然而，对于检辩双方的律师来说，法庭审判的结果是不重要的。站在戴屯的法庭上，通过新闻传媒，他们面对的是整个美国，他们在留下※※记录。

　　被告律师戴洛的演说尽管没有布鲁诺、伽利略面对死亡威胁的悲壮，却同样铿锵有力：“假如今天，我们容许‘在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成为罪名，那么明天，在私立学校这样做也会成为罪名，而明年，在教堂的讲台上宣讲也会成为罪名。下一次的法庭上，我们禁止的就将是书本和报纸。无知和狂热总是在骚动、总是需要吞噬的，总是贪婪和要吞噬更多的东西。今天吞噬的是公立学校的教师，明天是私立学校的教师，再下面就是牧师和演讲者、杂志、书本和报纸。尊敬的法官，这是在鼓动人与人之间对抗，信念与信念对抗，如此下去，直到有一天，伴随着飘扬的旗帜和敲击着的鼓点，我们会倒退到16世纪的光荣时代，在那里，盲从者点燃薪柴，烧死任何一个敢于将知识、启迪和文化带给人类头脑的人。”

　　法庭呈证的最后一天，经验老到的刑事辩护律师戴洛，居然要求检方律师布莱恩作为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布莱恩是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出名的善辩，但是已经有30年没有从事律师工作。这次他落入了戴洛设定的圈套。法庭对于证人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一般情况下，你只能对提出的问题作“是”或者“不是”的直接回答，你不能随意地详尽阐述自己。那是南方最炎热的7月中旬，当时还没有空调设备，热到如此地步，法官不得不宣布在室外一棵大橡树树荫下的草坪上开庭，上千民众把四周“旁听席”围得水泄不通。戴洛知道布莱恩是一个虔诚的※※徒，就利用人们对《圣经》中一些传说的疑惑，通过法庭提问，用一个个《圣经》传说里的问题来“煎烤”布莱恩。他用这个办法让布莱恩表现得“愚昧”，一直到法官判定被告律师是在“骚扰证人”而宣布停止作证。

　　布莱恩有严重的糖尿病。在夏天的闷热里，他一杯杯地喝着凉水。他没有律师现场操作的经验，他知道，在作证阶段，他还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在最后，有一个双方律师分别结辩陈述的程序，那是可以全面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所以，从此案一开始，他就在认真准备这个陈述。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最后一刻，戴洛耍了一个“程序性策略”，他宣布放弃他的结辩演说。这样，鉴于双方权利对等的原则，布莱恩也失去了最后陈述的机会。

　　最后，被告斯寇普被判罚100美元。该案上诉到田纳西州最高法院，1927年1月，州最高法院以不符合程序为理由推翻了对斯寇普的判决，却并没有否决《布特勒法》。同时，州最高法院指示，为了维持田纳西州的宁静与尊严，任何检察官不得以该法再起诉任何人。使得《布特勒法》真正如布莱恩当初所建议的，成了一个非惩治的彻底的“象征性法案”。

　　戴洛一方，是典型的输了官司却赢得全国称道，成为“反现代宗教裁判”的著名案例，并以此流传，成为后世熟悉的故事。审判结束5天以后，1925年7月26日，在参加一场教堂弥撒后，睡眠中的布莱恩再也没有醒来。他被描述成一个悲剧性的负面人物，巴尔蒂摩太阳报的名记者曼肯（Henry Louis Mencken）对布莱恩“生命发端于一个英雄，结束于一个小丑”的评介，也广泛流传开来。

　　　　三

　　1年以后，布莱恩至死也没有能面向全国发出的《最后的演说》出版了。可是，事过境迁，再加上媒体倾向于被告，它并没有得到注意。布莱恩当年到底要说什么？如果我们今天仅仅用科学与宗教的对峙来看待这个事件，而不去深掘出它的※※背景，我们也许会遗漏一些※※教训。在布莱恩的法庭辩论以及最后的演说中，有大量为宗教辩护的内容，然而，同时他也表达了清楚的超越宗教范围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不应该忽略的。

　　即使是最贬低布莱恩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生命“发端于一个英雄”。布莱恩在政坛上几乎是一个神童。美国宪法规定※※的最低年龄是35岁，布莱恩刚满36岁就成为※※候选人。在他一生中，虽然从未当选※※，却总共有三次成为※※候选人。他被看作“英雄”，是因为他始终站在※※进步的一端，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还有一些超前。从19世纪末，他就开始反对财团的腐败，呼吁妇女的选举权，代表底层工人、农民的利益。他因此被称为“伟大的普通人”。年轻的布莱恩非常英俊，是出名的银嗓子，他的政治演说和他的理念，都有着很强的感染力。只要是对美国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相信，一个三次入选的※※候选人，会轻易否定美国宪法中最重要的有关公民权利的思想言论自由。

　　事实上，在达尔文学说刚刚出现的时候，作为一个※※徒，布莱恩和美国大多数人一样，已经习惯宗教与科学的互容。一开始，他一直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进化论的。此后，达尔文进化论中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越来越普遍地被人们接受，被尼采等德国哲学家推向极端，这一切逐渐使布莱恩感到不安。他说：“达尔文学说声称，人类是在仇恨法则的作用下达到现在的完善程度的。进化论是一种没有怜悯心的法则，按照这种法则，强者群起杀死弱者。”他认为《圣经》是反击这种没有怜悯心法则的“爱的法则”。这正是他在未能发表的结辩演说中的重要内容——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100年前的20世纪初，清晰而道德中性的现代自然科学观念，事实上还没有形成。布莱恩所批评的，正是达尔文不应该把人类社会问题和动物进化问题完全混为一谈。他引用了达尔文1871年的论述，达尔文说：

　　在原始状态里，身体和精神上的弱者很快就灭绝了；存活下来的一般都显示出健康活力。另一方面，我们文明人，却尽其所能地抵挡这种淘汰过程；我们为低能儿、残废人和病人设立庇护所；我们设立贫穷救济法案；我们的医务人员竭尽其技能救助每个人的生命直至最后一刻。有理由相信，牛痘疫苗救下了成千上万以前会死于天花的人的生命。这样，文明社会的较弱的成员也在繁衍他们那种人。任何曾经饲养过家畜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做会极大地伤害人类种族。不注意这个问题，或者处理不对头，那么一点不奇怪，这会导致家畜品种的退化；几乎没有人会如此粗疏大意而任凭他的不好的牲畜繁殖后代，可是人类对自己这个品种却开了例外。

　　生物进化论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科学假说，它第一次把人类和动物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在发现、研究、接受它的初期，很自然地会从进化论的角度，思考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关系，甚至扩大外延，试图让人类社会延用动物世界的法则，如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时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包涵的危险性，这种趋势非常容易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走向尼采的“超人”，也走向种族主义，甚至军国主义、※※※主义。

　　作为美国中学生物学课本主体的进化论教育，也是如此。戴屯的中学所用的生物学课本，是1914年在纽约出版的《亨氏普通生物学》（《Civic Biology》Hunter, George William）。这是田纳西州，也是美国很多学校普遍使用的一本教材。

　　这本教材在介绍了“自然竞争和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健康、体质和头脑强健者取胜”的生物进化理论之后，就将它引向人类社会。它指出，达尔文“给我们今天世界的进步提供了理论证明”。当时的进化论研究者普遍涉及的、非常容易失控而走向种族主义的人种问题，在教科书中也同样有所反应。《亨氏普通生物学》在“人类的种族”一章中，例举了5种“在本性和社会习惯方面，其基本构成都各自大不相同”的种族：

　　……发源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黑人类型；太平洋岛的棕色种族；美洲印地安人；蒙古及黄种人，包括中国、日本和爱斯基摩人；最后，也是所有类型中最高的类型，白人，由欧洲及美洲的文明白人居民为代表。

　　经社会达尔文主义推论，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优生学”，成为必然结果。在同一本教科书中，在“人的改进”标题下，提出了通过生物进化“选择”的法则，“对未来人的种族进行改进”。课本中的“优生”理论，不仅仅讨论疾病和低能的遗传，还列出了后来恶名昭著的道格代尔（Dugdale）和哥达德（Goddard） 调查报告，他们的调查“发现”：犯罪、酗酒、贫穷和娼妓，都是可以遗传的。

　　于是，在“寄生和社会代价”一节，课本这样教育孩子：“大量上述的家庭在今天存在着，向全国散布疾病、道德败坏和犯罪行为……就像某些特定的动物和植物，寄生在别的动物和植物身上，这些家庭成为社会的寄生者。”接下来，在“救治”一节，课本作者指出，“救治”这些社会问题的“优生”方法是：“假如这些人是低等动物，我们大概就杀死他们，以防止他们扩散。人道主义不容许这样做，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用庇护所、隔离区这样种种方式防止生殖交叉，使得一个低等堕落退化的种族也可以生活着。”

　　布莱恩强烈谴责社会达尔文主义“不道德”，指责这样的“进化理论”，把“丛林法则”引入社会，只谈弱肉强食而从来不谈人的合作，指责它把带有种族歧视、贫穷歧视、对弱势群体歧视的所谓“优生”，作为人类适应自然的惟一方式。

　　当时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快被一些德国哲学家接过去，用于解释战争的起因，标榜战争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举行的进化战”。事实上，这个理论的恶意推进和在德国得到刻意宣扬教育，成为民众支持※※※发动二次大战和屠杀犹太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有着进化论科学强劲的掩护，那些今天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种族灭绝理论，在当时才可能振振有辞。在上世纪20年代，在美国进行这样的教育同样是危险的，尤其是在几个还存在种族隔离制的南方州。不能说这样的“科学教育”，和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顽固，就完全没有关系。一个含糊不清的进化论，给种族主义打了一剂强心针。

　　回首去看，并不是《亨氏普通生物学》的作者特别邪恶，而是达尔文学说盛行的初期，人们确实不知如何将生物和人类既在进化上连贯看待，又严格区分动物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法则。这些复杂问题，包括人的基因遗传的课题，直至今天，还值得探讨和研究。只是今天的人类，又进步了将近百年，懂得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些问题了。而当时能够敏锐地指出其中的问题，能够在科学至上、新学科风靡一时的时候，提出潜在的道德问题，却需要勇气。尤其是在美国，冒“反科学”、“反言论自由”之大不违，更是需要加倍之勇气。

　　　　四

　　在法庭上，深知“言论自由”在美国崇高地位的布莱恩，曾经说了一句让人惊心动魄的话：“思想也可以是危险的。”他提到了1年前的一桩刑事案件——里欧波德和罗伊伯案（The Leopold and Loeb Trial）。这是他的对手戴洛经手辩护的一个著名刑事案件。

　　里欧波德和罗伊伯，是芝加哥两个不到20岁的富家子弟，都聪明过人。罗伊伯狂热地崇拜尼采的“超人”学说。 1924年5月21日, 他们无故杀害了一个14岁的邻家孩子，只为了证明他们自己智力高超，能够干成一桩“完美谋杀”而不被侦破。他们在法庭上被定有罪，戴洛律师要以辩护使两名被告免受死刑。戴洛在法庭上辩解说，“谁应该受到指责？大学应该比他受到更多的指责；这个世界的学者们应该比他受到更多指责；这个世界的出版界应该比他受到更多的指责。尊敬的法官，由于大学里教给他的哲学之过错，就把一个19岁的男孩吊死，这很难说是公平的。”戴洛的辩护成功了，也可见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风行的程度。具有嘲讽意义的是，仅仅1年以后，戴洛却又成了“捍卫科学教育”的英雄。

　　戴洛其实也知道，所谓“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和青少年教育问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里欧波德和罗伊伯案的法庭上，戴洛曾经表示，他支持伊利诺州1年前的一项法案，该法案禁止未成年人阅读有犯罪内容的故事，因为阅读这些内容是使他们产生犯罪思想的原因。可见他也并不把限制青少年阅读的范围，看作限制“思想自由”。戴洛在法庭上的立场态度之多变，是一部分追赶新潮的人中间的常见现象。

　　相反，布莱恩去世的时候，有人评论说，随着他的逝去，“整整一个时代过去了”，因为像他这样全身心地追随道德目标，“把自己的政治行为完全建立在宗教道德之上”的政治家，在现代社会已经非常罕见。这表达了时代和观念的变化。而布莱恩对于这种变化充满忧虑。这也是他关注教育问题，认为教育不能违背人类基本道德底线的原因之一。戴洛律师，则是一个风格完全相反的人。他是摩登的，带着无神论者对于宗教文化的倨慢。他曾经说，“我只相信人的头脑，我是不会为自己的灵魂担忧的。”

　　五

　　那么，布莱恩所主张的，是不是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大原则呢？

　　布莱恩在他未能发表的结辩演说中解释说，此案与思想自由无关，教师作为个人可以持任何观点，信不信神皆可；此案与言论自由也无关，作为个人他可以在任何议题上发表任何观点。但是，当他以州※※雇员身份出现，就受到一定的约束。布莱恩提到，在1925年6月1日的“俄勒岗判例”（Pierce et als. vs. Society of the Sisters of the Holy Names of Jesus and Mary）中，法院认定州※※对教育有指导权，禁止教授“明显侵犯公众利益”的内容。美国的公共教育事务由地方民众选出来的校董会决定，包括选用什么课本、聘请什么教师，等等，※※有权指导，无权干涉。可是，有一条必须遵守，如美国最高法院在某案判决中指出的，在任何行为“有违公共利益”时，立法机构有权禁止。简单地说，你不能在学校教孩子杀人、偷东西。这不是教师的“言论自由”。

　　考察当时公立学校的进化论教育，可以看到，它的某些重要内容是“明显侵犯公众利益”的。而当时的大多数人，不仅对此缺乏应有的警惕，他们自己也是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进化论科学”照单全收地接受下来。在为罗伊伯辩护的时候，戴洛坚持罪犯不应该为谋杀负责的原因之一，是犯罪来自于遗传，“我不知道他的多遥远的一个祖先传给了他这样堕落的种子，我所知道的是，那是事实。而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学家会不支持我的说法。”对此，布莱恩一针见血批评说，假如通过对孩子的教育，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被普遍接受，那么，“自由意志（free mind）将被否定”，“这个世界有关责任和道德的信念，将会受到威胁和摧毁。”

　　布莱恩认为，除却当时的进化论内容违背了“不得明显侵犯公众利益”判定，还侵犯了该法律判定的，家长有保护自己孩子的宗教利益的权利。此外，布莱恩在这个案子里要求人们思考“科学”本身的界定方式。什么是科学，而什么不是科学。

　　这个案子很容易给生活在美国之外的人一种错觉：是宗教和科学在争夺教育阵地，保守的南方是想以※※※“创世说”来取代进化论教育。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在美国※※上，虽然很多地区的民众希望学校有宗教教育，也不断有少数人在作出尝试，但是，美国政教分离的原则，明确规定公立学校不准教授任何一种宗教，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某一种宗教。必须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反对宗教，而是它吸取了欧洲和早期北美英属殖民地宗教迫害的教训，禁止多数人利用公共资源推行某一种特定宗教，而排斥或者迫害少数人的宗教。

　　1967年，田纳西州取消了《布特勒法》；196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所有类似的反进化论立法为违宪，但是，必须同时看到，40多年后的60年代末，不仅进化论教育本身已经进步和改观，不再包括那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容，而且，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少数族裔的立法，都已经在美国逐渐完善。而这个案子涉及的许多重大议题，直至今天，也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不是一句“科学反愚昧”，就能一言而概之的。

　　戴洛律师一开始是《巴尔蒂摩太阳报》的名记者曼肯要求他介入此案的。曼肯承认，他是带着偏见来戴屯的，他想象中这一定是个“肮脏的南方村子，黑人在懒散地打瞌睡，猪在房子底下乱拱，而住宅里不是蛇虫百脚，就是乌烟瘴气”，可是当他来到戴屯，他看到的南方小镇“不仅迷人，甚至是美丽的”，这使他“吃惊”。根据当时的现场记录可以看出，大多数戴屯和田纳西州人对待整个事件和其中之争论，就如同他们引入这场“审判”的方式一样，带着轻松的心情。他们编了许多诙谐幽默的乡村歌曲，调侃自己是不是“猴子变的”，报纸上刊登了大量漫画，多与猴子有关。在审判期间，一名女士天天把自己的一只宠物猴子带来，替它每天换一套新的衣服。庭审期间，人们的注意力都在两位全国闻名的雄辩家身上，把被告斯寇普几乎遗忘了。斯寇普那几天在干什么呢？那几天他在顶替一位临时有事而离开小镇的记者，代替别人写审判的报道，有空的时候，他还和协助检方工作的、布莱恩的律师儿子一起游泳，相处得十分愉快。小镇跟过节一样热闹。而不论审判前还是审判后，田纳西州都没有停止教授进化论，当时也根本找不到没有进化论的生物学课本。

　　　　六

　　布莱恩的突然逝世在美国底层民众中引发了极大悲伤。他毕生为“普通人”疾呼，拖着病体发出最后一次呼吁后，无声地死了。一列专车载着他的遗体前往首都，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一路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列队铁路两旁致敬。戴屯人伤心痛哭。他们已经把他当作小镇的一员。1930年9月，在斯寇普教过书的中学旧址上，办起了以布莱恩的名字命名的私立教会大学，校园今天扩展到了100英亩的山岭。小镇人年年纪念这个审判。在35周年的1960年，当年的教师斯寇普重访小镇。他坦白说，他其实并没有资格成为“被告”。他是生物教师，可也兼教体育。为了让学生多练球，他自作主张跳掉了许多课，结果，进化论也就跳过去了。他根本就没有讲授过进化论。可是，谁也不认为这是重要的。斯寇普和那个《布特勒法》一样，只是一个象征。

　　戴屯人就这样把自己“标上了地图”。而引出的恒久思考，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七

　　30年代，美国进入了空前经济大萧条，而在欧洲，德国纳粹正在崛起。1933年6月24日，著名女记者Dorothy Thompson从德国发回来的报道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第一次报道了纳粹的反犹灭犹政策。她指出，这一政策建立在一种“科学理论”的基础上。

　　这种科学理论认为，人的体力、脑力和精神因素，植根于人类染色体中，是随着染色体的移动而遗传的，是会散布的。不同种族有不同的染色体，由此而决定了他们体力、智力和文化上的特质。维护一个种族的文化特质，就依赖于维护种族的纯洁。纳粹用所谓先进科学理论使德国人民相信，日尔曼人种是最高等的人种，而犹太人是劣等人种。犹太人的存在，会在社会上散布堕落、疾病，并且会污染高等种族。所以，消灭犹太种族是日尔曼人保护自己生存的正当事业。

　　Thompson女士指出，这样一种“科学理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它必须先局限于科学界按照科学原则来检验、来判断，也就是要看※※事实和生物学实验是不是能够支持这种理论。但是在纳粹德国，这一理论成为一种不可怀疑的教条，没有一个科学家出来表示怀疑而不遭受迫害。※※※用全国上下必须“统一”这个口号，禁止人们自由地探讨科学，从而把当时的一种科学理论当成了政治工具。以后几年的事实证明，纳粹的反犹太政策得到德国几乎全民族的参与，犯下了人类史上罕见的种族灭绝罪恶。

　　Dorothy Thompson女士对纳粹运动的报道和分析，使※※※十分恼怒。1934年，※※※亲自下令驱逐Dorothy Thompson，她成为第一个被※※※驱逐的美国记者。她回国后，从1936年起为《纽约先驱论坛报》主持叫做“立此存照”的专栏。她的专栏写作受到广泛关注，从1941年起受170多家日报转载。在她的文章、无线电讲话和※※报告里，她再三提醒大众注意纳粹德国的活动。《时代》杂志把她评为仅次于罗斯福※※夫人的最受大众欢迎的妇女。

　　由于一代美国记者和知识分子的报道、分析和呼吁，在美国这个有着大量德裔移民家庭的国家，在这个最重视先进科学技术的地方，纳粹的种族理论没有成为一种国家政策。当种族偏见在科学的掩护下向人类良知挑战的时候，美国人的道德信念坚守着阵地。

　　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对20世纪美国新闻业有重大影响的记者，那就是报道猴子审判案的《巴尔蒂摩太阳报》名记者曼肯。曼肯是德国人后裔，他对自己的血统非常自豪。这种自豪的来源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曼肯在30年代访问德国，热心寻根，却在自己的报道里对纳粹的反犹太政策只字未提。在1938年访问德国时，几乎所有访问过德国的美国记者都报道和谴责了纳粹的反犹灭犹政策，曼肯却还是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是由于疏忽还是出于偏见？一直要到80年代曼肯的日记发表，人们才从日记中的反犹言论中看到了他不为人所知的种族偏见。这种偏见的来源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八

　　自从科学和神学分道扬镳，当代科学和宗教就在回应着人类不同精神领域的需求。科学寻求的是知识，宗教寻求的是意义。宗教不能代替科学为现实世界提供方案，同样，人类向宗教寻求的回答，科学也永远无法代替。布莱恩的※※局限，在于他有时试图让宗教越过这条界限。而事实上，人们在处理科学问题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倾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近100年来，我们民族的一代代志士仁人致力于从西方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的启蒙和救亡刚好赶上了西方科学革命和工业化背景下世俗化浪潮的尾巴。近百年来，德先生不幸经常缺席，而赛先生挟技术的冲击力，渐渐地成为一种语言强势。我们误以为有了赛先生就可以强国富民了。在引进的主义扫荡了传统儒佛道以后，我们把赛先生供了起来。

　　到了21世纪，回头看，我们看到一片道德的废墟。待到试图在废墟上重建道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个对超越性事物不存敬畏之心的人类群体，不容易找到重建道德的材料。传统已经是一片废墟，缺席的德先生和供台上的赛先生却不能给我们这个民族提供我们亟需的道德资源。

　　早晚有一天 ，我们得重新审视以往、开始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