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高迪

　　我们是从法国南部进入西班牙的。邻近西班牙的时候，火车的一边是白雪盖顶的比利牛斯山，另一边是峭崖之下蓝得迷人的地中海。火车上的旅客都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轮换地看着两边在移动着的景色。这一个动人的开端，似乎在预示着前方将会出现别具色彩的风光。

　　法国建筑是浪漫和凝重的结合。它们就像一个个沙雕，似乎被海中推来的细浪，轻轻地扫了一下。所以，它们是微微下沉的，稳稳地站在那里。惟有金顶和无所不在的精美雕像，在那里诉说着浪漫情怀。而西班牙建筑，虽然也脱胎于中世纪的沉重，却越来越挡不住地多变而热情奔放。它们无可抗拒地开始扭曲、舞动，向上飞扬，似乎有一股活力，压不住地要随时向外释放。

　　所以，当我们看到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i，1852—1926）这个20世纪最奇异的建筑大师，是出现在西班牙，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西班牙，那是一块最富于幻想的土地，是毕加索的故乡。

　　西班牙的城市巴塞罗那，有着魅力无穷的海滨。我们来到巴塞罗那的第一天，原来打算先去旅馆卸下背上的重负，却被这里的海滨所吸引，背着身上的大旅行包，从火车站直直走到了海边。那里，是哥伦布出发去寻找新大陆的起点。今天，在海边高高的纪念柱上，在海一样蓝色的天幕下，哥伦布的塑像正站在顶端，顽强而固执地指着美洲的方向。巴塞罗那还有着令人流连忘返的老城区。在那里，中世纪的主教堂、一个个中世纪的广场和庭院，由夹在石墙中的狭小的古老街巷，谜一般地串连在一起。夜晚，在铸铁花枝街灯的昏黄灯光下，只听到萨克斯管在忧郁地随风飘荡，你循着那时续时断的摄人魂魄的音符去走，会在一瞬间完全失去对自己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判断，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方。

　　可是，巴塞罗那的旅游宣传首先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推出的，却是“高迪之旅”。一个大都市，以一个现代建筑师为最佳旅游卖点，这在世界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了。

　　高迪，他是谁？

　　安东尼·高迪并不是一个对我们非常陌生的名字。可以说，每一本有关“近现代西方建筑※※”的著作，都不会贸然越过高迪。只要看过这些※※书的人，不管怎么说，也都会对高迪留下一个印象。非常可惜的是，我们在很长的时期里，对高迪的印象大多是并不准确的。这个不准确，居然是因为我们这个发明了印刷术的国家，却曾经一度非常忽略书籍课本上对图像的印刷质量。谁知道，我们因此遏止了多少想象力被激发的机会，抹杀了多少神奇的幻想。而这些，对于一个在读着建筑※※的青年，对一些未来的建筑师来说，几乎就是创造力的来源了。

　　我们曾经糊糊涂涂地走过高迪身边。除了相当概念化的一些介绍，就是纸张粗糙、印刷拙劣的图片了。在那里，高迪的作品显得疙里疙瘩，丑陋不堪。我们甚至以为，高迪被留在※※里，就是因为他“丑得出奇”，才“别具一格”。就连当时学院里那些教授西方建筑※※的教师，也只能以其昏昏，使人也昏昏。因为，他们常常只是比学生早读了几年这些含混的教材，他们的面前也只有那几张不知所云的照片，也根本无缘见过真实的“高迪”。值得庆幸的是，今天，这样的局面已被彻底改变，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注重精美插图的图书或杂志编辑，我们甚至可以在巴塞罗那的街头，邂逅那些年轻的来自遥远东方的建筑教师。他们神气地提着炮筒子一般的照相机，利落地像剥花生米一样地剥着幻灯片的胶卷，犀利的眼光透出专业。这不仅是他们的幸运，更是今天的中国学生们的幸运了。

　　高迪和今天的我们一样，成熟在世纪之交，只是比我们整整早了100年。1852年6月25日，他出生于西班牙一个只有23,000人口的叫做Reus的城市。6岁之前，他一直是个病病歪歪的孩子，被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困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幸好，在慢慢长大起来的时候，他也渐渐好起来，虽然他一生都没有彻底痊愈，都时不时地被病痛所困扰。人们说，小时候体弱的孩子比较敏感，人们也说，西班牙如画的景致孕育了一个艺术家。可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可能都是在高迪已经成为高迪以后，人们随意添加的注解。

　　我们只知道，他小时候是个普通的孩子，惟一表现出艺术倾向的，是他在一份和小朋友一起办的杂志上，负责画插图。高迪一家后来搬到巴塞罗那，他在那里读建筑，读得非常刻苦。在此期间，家里的重要经济支柱被折断——他当医生的哥哥去世了。家里5个兄弟姐妹，只活下了他和婚姻失败的姐姐。父亲老了。他必须刻苦。高迪读着书，体验着建筑的语言，甚至没有女友。相对他给后人留下的那些建筑作品，他自己本人似乎并不留给人们多少幻想的空间。

　　在我们周围，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些人是高度兴奋、妙语连珠的，本身就是一个散发着巨大热量的感染源。他们有能力即刻地就使周围的人被调动起来。然而，也有一些人，他们显得沉稳，有时甚至表现得有些木讷和走神。可是，他们将热情倾注在他们的创造物之中。你只能间接地通过一个作品，一个不能言语的物件，感受他们心中的汹涌波澜，甚至天真烂漫。当然，这是两个极端的例子。至于高迪，不是一个极端，可他大概是接近于后一类人的。

　　高迪不是一个超人。从他走过的路径，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常规痕迹。他们都是先开始学习，然后开始做专业化的、但是并不突出的早期作业。然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和一个平庸者的区别，是在某一天，或是某一刻，他突然能够把自己的灵魂揉入自己的作品。这个作品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可以是灰暗的沉闷的，但是某种光亮，会在深不可测的地方突然闪现。打动那些能够感应的人们。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悟”。它可能来得早，也可能在很晚才出现，可是，没有它，一定不能算是艺术家。

　　而高迪开始发出光亮，不仅是在深处，他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亮丽的、精彩的、焕发着宗教热情的。高迪是一个充满宗教感情的人，这种宗教性是西班牙式的。西班牙是一块浸透了宗教的土壤。但是，西班牙人的宗教感情不走向抑郁的成熟，而是怀着热烈的献身的强烈向往。

　　　巴塞罗那是高迪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有着高迪的主要作品。专家们分析他的作品是东方式的，但凭我的愚钝，很难看出这些理论的深层妙处，我只感到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他设计的公寓们，不论放到哪一个都市的大街上，也许都会有突兀和破坏城市整体感的风险，可是，放在巴塞罗那，就是恰到好处。公寓，那是多么令建筑师们沮丧的枯燥题材，可是高迪却把它们处理得神采飞扬。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高迪的建筑是雕塑性的。可是，在外形非常大气的整体雕塑感后面，还隐藏着高迪对庭院和建筑内部的精心处理。这在他的米拉公寓中（Casa Mila，1906－1912）表现得很充分。他耐心地在这个交给他的空间里，一点也不肯马虎地，里里外外做着他迷恋的事情，把一团团泥土，捏成一个个精巧的作品。又用一串串铁花，舒服地把它们搭配连接在一起，一层又一层地盖上去。人们看高迪，不仅从外面看到里面，从下面看到上面，甚至要一直钻出顶层，看到屋顶。那里，本应该是烟囱是通风口的地方，竞有一片扭动着的精灵的塑像，精致却又粗犷，仿佛有白云飘过，它们就会吟唱，在乌云下面，它们就会嘶喊。

　　在欧洲，那也是一个早期印象派和新艺术运动的时代。高迪和他们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是一个独立的探索者。但是新艺术运动在室内设计上的效果，几乎是高迪建筑的最佳配合。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迸发的光彩，流动的曲线连着梦幻的走向。在那个时候，艺术家用的还是相当传统的手段，可是，他们的开放的精神，却使他们的能力挣脱和超越了他们手中能够掌握的材料。

　　高迪也做园林。他做的盖尔公园（Parc Guell，1900－1904）也在巴塞罗那。那是用马赛克镶嵌成的一个幻想世界。从那个门口的小教堂，你似乎可以感受到高迪的巨手，在轻重恰如其分地捏塑着墙面。然后，在几乎是带着指纹痕迹的曲线里，高迪顽童般地，用他对色彩的特殊感觉，一小块一小块地，向柔性的泥里，摁进那些闪闪发亮、五彩缤纷的马赛克。登上公园的大平台，人们决不会转一圈就舍得下去，平台的边缘，是游动着的马赛克座椅，舒展着作为建筑作品的力度和气势，而每一段细细看去，又都是一幅小小的印象派美术作品。从那里向下看去，你会看到公园“趴”着那只著名的彩色大蜥蜴的台阶，通向教堂，通向出口，通向外面的世界，这个时候你会问自己，人长大了为什么就不可以依然天真？

　　巴塞罗那最叫人服气的，是正在建造中的“萨格拉达家族教堂”（Expiatory Temple of the Sagrada Familia）。它始建于19世纪末，而我们站在它的面前的时候，已经是21世纪之初了。是的，没有算错，它已经建造了100多年。然而，它还正在被建造之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创了现代建筑的记录。但是，这确实是现代社会罕见的对艺术的坚韧追求。在这100多年里，许多著名的西班牙艺术家怀着对宗教和艺术的双重热忱，投入了它的设计和制作。大家也都承认，对它倾注了十几年心血，把自己最后的岁月完全交给它的高迪，使这个教堂获得了灵魂。

　　望着大教堂的照片，我又回想起在巴塞罗那的日子，想起在一个又一个教堂中的流连和静默，想起在巴塞罗那有过的心情。西班牙并不是哥特式教堂的发源地，它的发源地是法国。正因为如此，当这里开始修建哥特教堂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建筑形式的成熟期了，它们不论大小，都近乎完美，都非常适合呼唤一颗敏感的心。今天回想巴塞罗那，我都有一种近乎是尖利的痛苦感觉: 在那些日子里，曾经有过的纯净和朴素，竞如此轻易地就被自己完全丢失了。现在，是我最应该闭上眼睛，重新感受巴塞罗那教堂中一片烛火中的气味，遥望那消失在夜空中的高迪的教堂尖顶的时候。

　　高迪不是一个在生前就倍受赞誉的人。人们并不理解这样一种奇异的思路。可是高迪已经不再环顾四周。在建造“萨格拉达家族教堂”的时候，已是高迪的晚年。他完全沉浸在宗教精神之中。这个教堂对于他，首先是一个宗教圣殿，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品，更不是一个冰冷的建筑物。在这时，他已经有足够的智慧面对世界也面对自己。一个仰慕他的年轻的德国建筑系的学生，向人们打听，怎样才能见到老年的高迪。人们指着巴塞罗那主教堂对他说，每天清晨5点，当这里响起弥撒的钟声，你一定可以看到高迪。果然，在那个时候，在主教堂第一排的凳子前，他找到了跪在上帝面前的高迪。高迪不再寻找什么，他只寻找上帝的指引。没有人知道他那颗跳动的心在感受什么。人们只看见那高迪在全力营建的大教堂，那“※※诞生”正立面的钟楼，在一年又一年地缓缓升起。

　　它们是浑厚的，有着千年的宗教根基；它们又是现代的，有着最奇特的造型，顶尖缀着高迪式的马赛克，色彩斑斓，在阳光和月光之下，一闪一亮。它们升起来，在晨曦中，像是尚未苏醒的生长着的巨木，也像是上帝指引下的高迪那难解的心灵。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不同的位置和能力，高迪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却不是一个有能力和这个世界纠缠的人。他只能希望这个世界忘记他，留给他创作和思考的清静。多少年后，人们打开一篇论述高迪的文章，前面以这样一句引言，使人们想起了当时真实的高迪，那句话是：

　　“请远离我的生活和我的思想。”

mark

近距离看美国 I  -------※※深处的忧虑

近距离看美国 II-------※※是靠不住的

近距离看美国 III------我也有一个梦想

近距离看美国之四-----如彗星划过夜空

居所

　　“居所”这个词儿，看着真是再简单再直白不过了。它显然就是指人类的“居住场所”，或者说是“栖身之所”。可是，就这么一个简单概念，却一直和人类文明发展史这样一个复杂沉重的东西挂在一起。这么一挂，居所二字也就变得含混暧昧起来。

　　于是，居所问题，有时会变成经济问题。例如，在今天，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怎么说，也算是一个起码的经济指标。居所又跑不了成为一个现代社会学命题，在发达国家，无家可归者，也就是居无定所者的数量和状况，不仅是社会学家，也是全社会严重关注的对象。

　　冥冥之中，居所的定义都在随文明的发展演变。就说穴居，它曾是我们祖先最正常的居住状态。可是今天，谁要说是找个石洞，或者刨个山洞就住进去，他自个儿怎么说冬暖夏凉都不管用，没人会承认他解决了“居所问题”。他至少得把那个栖身之洞来点加工，再简单也得加工到今天中国陕北窑洞的文明程度，才会有人认账。

　　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简单的居所比较，甚至会引发出所谓文化比较这样的重大课题。岭南大学奠基人陈序经，就曾以其1924年对美国居所的考察，将※※“城市的达官贵人的住宅”，“与美国的一般工人、农夫的住宅相比较”，前者竟“相形见拙”。他以典型的居所比较作为重要的实证依据之一，构筑了他相当土气的“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他直言不讳的理论，直到今天读来还让人们饱受惊吓。

　　建筑不仅仅是居所，可是居所属于建筑的范畴，这显然没有争议。因此，居所一向被建筑理论和建筑※※学家看作是自己当然的囊中之物。在传统的建筑研究中，居所落在建筑的住宅部分。它虽然从一开始就在建筑史上露头，但却迟迟撑不成一个大角色。其原因是传统的建筑理论研究，偏重于艺术风格和建筑结构的发展，以及文化内涵的表现。面对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建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筑，甚至建筑的典雅主义、粗野主义、浪漫主义、折衷主义，这样很“主义”的庄严表述，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住宅建筑为什么被迫谦虚，为什么它很难与公共建筑的这样的大块文章相提并论。

　　在漫长※※中，宗教建筑、纪念性建筑，甚至帝王陵墓建筑，以人类在它们身上所奉献的时间和金钱、智慧和信仰、才华和想象，已经耗尽心力，再没有多少余力去关照自己的居所。公共建筑自然地吸引了建筑研究者的主要目光。也许有人会说，皇宫算个例外。可是，就拿北京故宫来说，眼看着满朝文武呼啦啦地跪了一地，谁又敢说，这不是一个※※王朝的※※象征，而只是※※的一个“居所”？

　　在中国余姚河姆渡村，距今六七千年前，已经有了榫卯结构的住宅。可是漫漫几千年，人类的居所似乎还停留在一个距河姆渡不远的水平，它只是一个避风雨的庇护所。居所开始有艺术风格，变得功能复杂，发展成为“住宅建筑”，是在人对自身的重视和肯定时开始的。人们常常以为，居所简陋是因为没有实力改进。从整体能力来说，长期的居所落后并不是财力不够。只是人类把钱投向了权势与庄严。个体的人本身既被忽略，也就更谈不上他们容身的居所。

　　居所本身的发展，几乎沿着人的尊严发现的走向。在对文明发展灵敏的城市，总是帝王神灵领先，然后是总督贵族，再是市民社会发展后的市民。这条线索是阵发性的，掀起一个个住宅风格发展的小浪潮。例如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后贵族府邸的一波波浪潮，以及市民住宅的温情发展。而与此同时，另有一条稳定线索，就是在静穆乡间，人在与自然和睦相处之中取得自信和尊严，逐步创造出与自然相容的居所风格。这条线索发展缓慢，没有一个个明显如西方的巴洛克时期、洛可可时期，这样的时髦浪潮的推动。但是它的发展却坚久而平和。乡间居所风格以地域为界，脉络清楚。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长起来的蘑菇。

　　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的开端，回首100年前，在人类走到20世纪初时，居所，从住宅建筑的角度，可以唱的重头戏都已经唱过了。100年前，在发展风口浪尖的城市中，高层建筑已经此起彼伏；在近现代建筑※※上，最具革新意义的现代建筑大师们，也已经处于鼎盛期。此后，新理论依然层出不穷，甚至在言辞上耸人听闻。比如悍然宣布：“新建筑死了”。否则，建筑理论家靠什么实现他们的人生抱负呢？但是，假如抛去理论家所需的面具，像个普通人俯瞰四周，在着意发展传统建筑理论的意义上，他们也许会承认：自己确实生不逢时。

　　这100年，传统意义上的建筑风格，似乎并没有在质的层面发生多少变化，而只在量的层面有所改观。后现代建筑理论顺着老路，从建筑风格下手，试图脱颖而出，可是，与现代建筑时代的实质性力度相比，实在无法等量齐观。“后”了许久，还是挣不出现代建筑的怀抱。那么，这过去的100年，人类的居所，是否也和建筑理论一样，没有什么实质变化呢？

　　假如我们仔细观察，会大吃一惊。居所是和人类最息息相关的一个特殊建筑。它悄悄在发生着根本的改变，却逃过了大多数理论家们的眼睛。这恰恰发生在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一个世纪。

　　这100年来，我们的居所在外观风格上并没有变成一个奇物，相反，它们呈现出相当保守的面容。翻开每期建筑杂志，都只有对一些小聪明产生的小惊喜。而不会受到什么大刺激。居所的变化是发生在它的内在本身。

　　过去的100年，是以技术高度发展为标志的世纪。高技术的成果不仅层出不穷，而且价格低廉。领先的发达国家，不经意中，门窗的密闭性开始越来越好；保温材料的使用越来越普遍；照明、通风、取暖、制冷、加湿、加负离子等设施的功能日趋完善。设备在造价中的比例大幅上升。人类在自己的居所，乐不可支地玩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游戏，为自己制造舒适。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人类对于居所舒适的追求，终于被高科技迎合，而且没有节制。于是，居所被灌注了一个有生命的基因。它开始活起来，张口开始呼吸。居所，从这一刻起，不再是一个简单庇护所，也不仅是一个建筑艺术品。它演变为一个次环境，演变为人的外沿。它不仅遮蔽风雨，而且阶段性地隔绝了人与自然。生活在越“先进”的地方，隔绝的时间就越长。人们呼吸由居所预先呼吸过的空气，接受它提供的温度和湿度，也被迫接受在这个充满化纤地毯、化学涂料等人工制品的温暖躯壳中生长的，大量莫名的化学分子、放射物质、微生物和病菌病毒。

　　听上去像是在故意耸人听闻，事实却远比想象的严重。居所千年修炼，终于成精。这时，居所不再属于经济学社会学，不是文化比较，甚至不是传统意义的建筑学，居所就是居所。它的外延也在扩大。此刻，没有理由只把住宅才叫“居所”了。对于室内工作的人，他们“居”于自己工作场所的时间，高达一天的1/3以上。这样的居留空间，没有理由不称之为人们的“第二居所”。甚至，他们在往返于住宅和工作两个“居所”之间时，依然套着汽车这样一个呼吸着的外壳，一个变相的“居所”。

　　后果已经显现，首先在发达国家。那里绝大多数的人在“新居所”工作，在“新居所”生活，度过生命的绝大多数时间。居所呼吸功能的强化，导致了人的呼吸系统的退化，使得在自然界呼吸过敏的人数剧增。一些以前在旧环境生活的人，一旦进入新环境，也会很快产生同样病症。更有一些莫名感染在发生。20世纪末，美国终于决定炸毁两幢办公楼，其原因，仅仅因为居于其中的工作人员，都无可避免地患上莫名病症。只知和大楼的气息一定有关，却找不出确切病因。活的居所恐怖而神秘。

　　面对一个新世纪，虽然人类的大多数还没有进入20世纪后期的居所。可我们并不因此轻松。今天的新居所，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许多人都在把进入这样的居所，作为下一世纪的奋斗目标。即使今天尚不富裕的国家，它们率先富起来的一部分，都无一例外地踏入“新居所”。富裕程度增加，居所的呼吸功能也就加强，以至在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停在一个居所前，会猜测：今天里面呼出的是冷气还是暖气？回答是：不知道。

　　进化论有这样的观点，就是生物的进化不是意味着它从低级走向高级，而是它改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人类凭着一颗聪明的头颅，在20世纪末，智化了自己的居所，却大大弱化了自己适应自然的体质。人类在这个新世纪的当口，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先想一想，再往前走呢？

美国的摇篮
　　——访殖民时代威廉斯堡

　　如果有人问，什么地方是美国的摇篮，相信大多数人都答得出来，那是“五月花号”靠岸的地方，是清※※们在马萨诸塞建立的殖民地。这个回答不错。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就像我们的凤阳※※※农民的民约一样，表达了民众自治的理念，那就是相信，普通人集合在一起，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管理好他们的公共事务。这种信念和随之建立的地方自治的制度，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之一。这种信念至今没有中断。

　　不过，这个答案只答对了一半。在美国政治制度中，还有一个传统，一条从来没有中断的线索，那就是尊重以往的制度设置，重视过去的政治管理经验和政治智慧的保守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非常稳定，究其来源，就不得不追溯到北美大陆最早的殖民地——弗吉尼亚。

　　1606年冬天，在伦敦的弗吉尼亚公司，得到英王授权，组织了一批商人，分乘3条船，前往北美大陆。次年5月13日，他们在如今弗吉尼亚州的※※※镇上岸，建立了英国人在北美的第一个居民点。13年以后，普利茅斯公司组织的“五月花号”才抵达北方的新英格兰。先来的这些商人，在弗吉尼亚的殖民地几乎是照搬了故乡的法律制度，建立了早期北美殖民地最正规的※※。

　　以后，为了安全，他们把※※所在地向内陆迁移，建立了一个小镇，叫威廉斯堡。1693年，就在这儿，他们建立了北美殖民地仅次于哈佛大学的最古老的学院：国王威廉和王后玛利学院。从1699年到美国革命成功后的1780年约80余年里，这个小镇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首府所在。在这80余年的时间里，就是在这个小镇上，美国最早的一代既有理想又具务实精神和操作技巧的政治家成熟了，包括乔治·华盛顿、托玛斯·杰弗逊，派屈克·亨利，等等，如果一一列举，几乎就是美国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家的名单。

　　如今，这个地方叫“殖民时代威廉斯堡”。这儿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真正的摇篮。

　　一、北美第一镇

　　威廉斯堡在弗吉尼亚东部靠近海岸的地方，在一南一北※※※河和约克河怀抱下的一个半岛上。这一带集中了殖民时代早期的遗迹，如今被划为国家殖民时代※※公园，但是殖民时代威廉斯堡这个小镇，却是一个民间非营利的※※遗迹保护机构的财产。

　　访问殖民时代威廉斯堡，交通十分方便。无论从那个方向，按照指示牌下了高速公路，跟着标志走，很容易找到。在小镇外面，先碰到一个十分现代化的旅游服务中心，有电影和录像介绍，有书面资料。汽车一律停在这儿的停车场上。殖民时代威廉斯堡恐怕是美国惟一的一个不允许汽车进入的小镇。

　　我们在进入威廉斯堡的旅游中心，观看介绍录像影片的时候，一个细节让我感到震动：这里是美国革命的摇篮。影片描述在独立战争之前，两个威廉斯堡人在讨论动荡的时局，一个说，“我最近打算回家（英国）去了，你呢？”另一个回答说，“我已经在家里了。”而正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的变化，为流亡情节划上句号，以主人翁的姿态热爱这块土地，才是威廉斯堡所象征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最终步入美国的前提，也是此后成千上万的各国移民逐步成为美国人的前提。

　　一旦进入殖民时代威廉斯堡，就好像科幻电影一样，你穿过时光隧道进入了200多年前的弗吉尼亚。漫步在殖民时代威廉斯堡，感觉是非常奇特的。这种奇特感一开始说不上来为什么，只是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这地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种感觉倒不是来自那些打扮出来的18世纪殖民地警官、铁匠、市民或村妇。他们虽然扮演得非常道地，兢兢业业，说起当年的※※来，都用第一人称，好像时光倒流，又回到了过去一样，而且一个个都十分的专业，有问必答，好像他们真的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一样，连说话的语音腔调都是模仿当年的殖民者。可我们知道这毕竟是一种表演。这种感觉也不是来自于那些保护得很好的建筑物。镇中心的大街两旁，几乎每一栋房子都有一番讲究，都有一连串大名鼎鼎的※※故事。例如前面提到的小小的“国王威廉和王后玛利学院”，就曾走出过三名美国※※。在独立战争期间，小镇上一栋被称为魏兹公馆的小屋，曾是华盛顿的独立军队的※※※，而这栋房子原来的主人魏兹，不仅是《独立宣言》签署者托玛斯·杰弗逊的老师，还是美国的第一位法学教授。

　　好半天以后，我突然明白了，这种感觉来自于这儿给人的独特的视觉印象。你走在殖民时代威廉斯堡的大街上，放眼出去，你就是看不到最近200年里“新”发明的东西。这儿没有水泥铺地，没有电线杆子和蛛网般的电线。大街是砂石铺的，人行道是石块铺的，大到教堂、商店、监狱，小到门把手、窗搭扣，大大小小，点点滴滴，所有的一切，全部是200多年前的式样。这时候方才感到一种震撼。我们真切地站在了殖民时代，站在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首府。

　　我们参观了当年的总督府，这是一栋两层楼的红砖房，镇上最壮观的建筑之一。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总督府的内部、大厅、楼梯、走廊，所有的墙面和天花板，都用200多年前的亮锃锃的长枪短枪排列成图案，这种特殊的墙面装饰，我们在其他地方还没有见到过。那个时候，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总督就是选举产生的。合众国成立以后，总督一词没有变，但我们却得将它翻译成州长了。独立战争以前，华盛顿是弗吉尼亚的一个民兵军官，也是总督府的常客。就是在这里，当年的华盛顿表示，他要自己出钱征募民兵，带他们前往北方，参加历时8年的独立战争。

　　在大街的另一头，是当年弗吉尼亚的议会大厦。议会大厦和总督府遥遥相对，很有点像如今联邦首都华盛顿市的国会大厦和白宫的关系。美国人习惯用建筑物来指称※※机构，这里头隐含着对※※结构的精心思考，建筑物的位置和布局象征着权力的区分、限制和互相约束。就是在这议会大厦里，1776年5月，议员们通过决议，派出代表参加大陆会议，由此迈出了美国独立的第一步。

　　大街上所有的商店都按照当年的式样开张，有些甚至还做买卖，出售的当然是应该作为旅游纪念品的东西。报馆里前店后堂，可以看到当年的印刷机在手工印制报章书籍。当年的邮局也开张着，可以寄出明信片，只不过用的邮票可不是200年前的。铁匠铺里，炉火熊熊，锤声叮当。※※上名气最大的是一家酒店。当年，弗吉尼亚的绅士们到首府来开会或做买卖，夜里就在这家酒店里畅饮阔论，从而酝酿出了和英国决裂的独立思想。就是在这里，1765年，派屈克·亨利慷慨演说，抨击英国强加给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印花税法。“没有代表不纳税”，这一呼声随后响遍了北美大陆。

　　就是这个小镇，就是弗吉尼亚，不仅向美国革命贡献了它的军队总司令和第一任※※华盛顿，不仅产生了《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和第三任※※托玛斯·杰弗逊，这儿也是美国政治制度设计方案的主要来源。1787年，前往费城参加制宪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们，带去了著名的“弗吉尼亚方案”。美国政治活动中的保守主义传统，就从这儿开启。它和北方来自于大都市和大学的更为活跃、更为开明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抵平衡，取长补短，发展出美国社会既不断变化又相对稳定的200多年※※。

　　这个殖民时代威廉斯堡，即使是在全盛时代也没有超过2,000个居民，却实在是一个值得一看的地方。当夜色降临，我们离开那儿的时候，一开始的奇怪感觉虽然是没有了，脑子里却留下了一个疑问：这芝麻大的一个小镇，怎么会保存得这么好的呢？

　　　　二、一个穷牧师的事业

　　1780年，弗吉尼亚议会决定，将首府向内陆迁移，迁到北面大约80公里的地方，就是后来南北战争时非常著名的城市里士满。威廉斯堡一夜之间冷落下来。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都市化，使得威廉斯堡和美国几乎所有小镇一样，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这种衰落是一种慢性的下滑。由于就业机会少，年轻人外流。居民的年龄老了，生活的节奏慢了，地方上越来越穷了。过了100年，老房子倒的倒、塌的塌，殖民时代的威廉斯堡，眼看着就要消失了。

　　1902年，威廉斯堡镇上一个※※悠久的教堂，由于经济困难，几乎维持不下去了。教会派来了一个牧师，叫威廉·古特温。他是一个普通的穷牧师，却是一个有※※感的、也敢想敢干的人。在这个衰破冷落的小镇上，他为自己踩在华盛顿和杰弗逊走过的土地上而激动不已。他下定决心，只要他在这儿，就要设法不让这个“伟大的小镇”衰败下去。可他自己没有钱，他只能四处动员有钱人捐款。

　　要打开有钱人的钱包，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1924年，校小名气大的威廉和玛利学院在北方举行的一次活动上，穿着袖口磨光了的皱巴巴西装的古特温，偶然碰见了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古特温几乎是习惯性地不放过这种机会，立即邀请洛克菲勒访问“※※名镇”威廉斯堡。这个邀请当场就被谢绝了。

　　4个月后，这位穷牧师到纽约办事，顺便就给百老汇的洛克菲勒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要求富翁给威廉斯堡一栋老房子的保护项目捐款。他后来收到洛克菲勒的秘书一封短信，说洛克菲勒先生的捐款是通过专门的基金会机构进行的，他不会为威廉斯堡破例。

　　连连碰到这样冰冷而礼貌的钉子，要是常人就不干了，却不会使专门为上帝工作的牧师泄气。第二年4月，古特温又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信，邀请洛克菲勒来威廉斯堡。信里说了，你带着钱包来也好，把钱包留在家里不带来也好，都没关系的。穷牧师的这封信想来是让大富翁有所触动了。古特温又收到了表示谢绝的短信，但是这一次，是洛克菲勒亲自签名的。

　　第二年，古特温听说，洛克菲勒要出席50公里外汉普顿学院的一个活动。这是一所黑人学院，而洛克菲勒终其一生是以慷慨支持黑人教育机构出名的。古特温再给洛克菲勒写信，邀请他活动以后顺便来威廉斯堡看看。这一次，洛克菲勒答应来了，他和他的儿子大卫一起来到威廉斯堡。

　　古特温陪着洛克菲勒在镇上转转，介绍那些衰朽但是※※悠久的老房子。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一次，洛克菲勒问道，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来保护这些老房子呢？这真是一个等候已久的天赐良机，他连忙抓住这个话题，急得“差点咬下了自己的舌头”。可是洛克菲勒随后什么也没有说。

　　可是，也许就是从这一次威廉斯堡之行开始，一个念头在洛克菲勒脑子里渐渐地诞生了。以后，洛克菲勒派他的精干助手约谈古特温，还多次要古特温提供一些※※老照片。不久以后，洛克菲勒趁开会路过的机会，又来了一次，和古特温谈得投机起来。他们谈到了这个小镇在※※上的重要地位，谈到保护这个小镇对于未来美国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然而，精于理财的洛克菲勒却不肯轻易打开钱包，他只肯出点小钱要古特温请建筑师画一些测绘图纸。

　　古特温理解洛克菲勒的心机。要保护威廉斯堡这个小镇，光有钱还不行，还要精心地操作。关键是，这儿仍然是有人居住着的城镇，每一栋房子里，仍然住着当年殖民者的后代。房子是他们的私产。要保护这些※※性的老房子，先得处理好房子的产权关系。

　　1926年底的一天，古特温写信给洛克菲勒，告诉他，镇上有一栋※※上非常重要的砖房，现在产权落到了原来主人的远房亲戚手里。这远房亲戚在不知什么地方，想立即就把房子卖了，“价格非常低”，开价8,000美元。古特温描述了这房子的情况，告诉洛克菲勒，房子里的墙上，甚至还保存着殖民时代的招贴画！3天后，古特温接到一封电报，“用8,000买下文物”，发报人写着，“大卫他爸”。只有古特温一个人知道，这大卫他爸就是洛克菲勒。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洛克菲勒推出了他的计划，他要古特温用牧师的名义一栋一栋地买下威廉斯堡的房子，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然后开展修复计划，但是他要复原的不是一栋一栋老房子，而是整个殖民时代的弗吉尼亚首府。为了防止房价的混乱，精打细算的洛克菲勒要古特温全盘出面操作，绝对不让外界知道这后面洛克菲勒捐款的背景。

　　可是，古特温十分了解威廉斯堡的居民。在这些老房子里，住着很多老人，他们一辈子就住在这儿，不可能迁移到别的地方了。把房子买下来是可能的，但是你不可能让这些一生都住在这儿的人离开。古特温就制订了一个办法，叫做“现在买，以后取”，就是用一个慷慨而合理的价格从房主那儿买下房产，再把房子租给原来的房主直到他们安度余生，每年只收象征性的1美元租金。

　　就这样，人们只看到那个穿着皱巴巴旧西服的穷牧师，进出于那些开始歪斜的老房子，把他们一栋一栋地买下来，却一直猜不出是谁在经济上支持这样庞大的收购计划。洛克菲勒这时候对古特温说，你现在是在为基金会工作了，我可以给你开一份薪水。这一次，是穷牧师高傲地拒绝了大富翁。他说，他是一个牧师，他是在保护“我的※※名镇”，所以他是不拿钱的。

　　一个庞大的修复保护计划开始了。这个时候，古特温才想到，古建筑的修复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他是不懂行的，必须由专家来进行。早在1926年，波士顿有一个叫佩利的建筑师有一次来这儿游览，古特温陪他在镇上转。在一栋古特温正着手修复的房子前，这位对古建筑修复有相当造诣的专家告诉古特温，古建筑修复的第一步是扎实的研究考证，查明当初建筑的真实情况，然后全盘恢复原样。作为对这个他慕名已久的名镇的贡献，他指着一扇陈旧的门上失落了的门锁留下的印痕说，我会把这印痕原样拓画下来，然后查找到当年这种牌号形式的老锁。他答应捐给威廉斯堡一把当年的这样的锁，原来他也是一个古锁收藏家。

　　修复计划在30年代大萧条的岁月里全面展开，工作量非常大。有很多房子由于陈旧或火灾已经消失，现在要重新确定位置。为此，专家们硬是一锹一锹地挖遍了整个镇几百英亩的范围，根据残存的地基分毫不差地查明了原来所有房子的位置。凡是原有而后来消失的房子，要按照原样重建，凡是原来没有而后来加建的房子，以后一律拆除。有些房子后来经过改建，已经不是原来的面目，现在要恢复原样，为此甚至派人远渡重洋，到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和牛津大学寻找当年的铜版设计图。威廉斯堡的居民们，很多人提供了自己家里的老照片，老辈人的日记和书信，从中可以查明老房子的真实原样。修复砖房的时候，发现以前的砖和现在的砖颜色有差异，经过再三研究，才查明，必须在老式的砖窑里用硬木才烧得出当年的砖，而不能用现在烧砖的松木。全镇所有的电线都要埋入地下，所有在殖民时代以后才加上去的东西，都要拆除干净。还要在附近各城镇收购一些老房子老家具，以便得到正宗的建筑配件和摆设。

　　古特温提出，在以后开放的殖民时代威廉斯堡，还要展示当年的手工艺和市民生活，包括弗吉尼亚※※上的缺憾，即奴隶制度的※※事实。1934年，当复原的殖民时代威廉斯堡重新向公众开放的时候，罗斯福※※前来主持仪式，朝拜这一美国※※的圣地。当殖民时代威廉斯堡的议会大厦修复的时候，弗吉尼亚州议会全体议员从首府里士满赶来，在议会大厅里举行了州议会相隔150年的又一次会议。

　　就在这时候，小镇穷牧师古特温的健康不行了。1939年，古特温去世，葬于威廉斯堡。洛克菲勒亲自在墓地里安放了一块纪念牌。殖民时代威廉斯堡这个美国最重要的小镇的※※，由于这位穷牧师的努力而延续下去了。

“石头城”的故事

　　我们一年要几次从不同的路径穿越阿巴拉契山脉。

　　凡跨州旅行，人们总是选择走州际高速公路，我们也不例外。原因很简单，长途旅行花的时间长，要想早些抵达目的地的话，走这样的道路更顺畅、可以达到的车速最高。可是，我们其实又很不喜欢这样的道路，因为它虽然是公路，却和火车道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路，虽然在原来的山川河流中穿行，它和车子所经过的环境，却通常是半隔绝的。你坐在车里，会感觉这条道路是排斥性的，它颇为蛮横地一把将周围的村镇城市、甚至风光景致推得很远。高速公路多有一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峻面孔。

　　于是，路途常常就单调起来，而我是一个最怕单调的人。所以，每次要经过阿巴拉契山脉，就会悄悄生出一点期盼，期盼一段开车人通常并不喜欢的盘山路。在那里，山脉以它石头的坚实身躯顽强地抗拒被公路推开，因此，公路在这里被迫谦虚。它只能像是一条细细的山间裂缝，顺着山势曲折蜿蜒地爬行。车里的人也因此能够进到山里。不论春夏秋冬，你能感受山的呼吸，体验它的四季风情。虽然你会被前后左右的车们逼得仍然维持高速，复杂的地形也迫使你全神贯注，可是，山紧紧地围绕着你，你还是融入进去了，阿巴拉契山脉的灵气，不可抑制地已经进入你的身体，足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慢慢地给你滋养。从佐治亚北部进入田纳西州的24号公路，就有这样一段穿越阿巴拉契山脉的路程。

　　阿巴拉契山脉是一线漫长的、风光秀丽的风景，也是一个相对美国其他地方拥有更多穷人的地区。它曾经有过煤矿兴盛的年代，却随着开采的终结，盛极而衰。它的周边也有过许多小牧场和小农庄，却也因农牧业走向现代化大规模的农牧场而逐渐凋零。深山里还留下一些故土难离的村镇，生活得艰难。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哪里都一样。很多阿巴拉契人，就此离开家乡，奔向经济更为活跃的地区。靠近公路，如同靠近水流，失望的人群更容易得到新的信息，也更容易被带走。弃留的小牧场上有一些建筑物，就像一座座旧岁月的纪念碑一样，饱经沧桑地矗立在公路两旁。

　　这些建筑物我们叫它们谷仓，其实却是畜栏和饲料棚的结合。严格地说，它不是农业建筑，而是牧业建筑。它们遍布美国南方，记录着这里曾经牛羊遍地的牧歌式的浪漫※※，多得就连我们家里都有这么一个。我们有个艺术家朋友阿兰·南斯，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南方老农民，从来没有进过艺术学院，和美术也从不沾边。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谷仓这样一种实物※※已经在日日消失。他于是开始拿起画笔，精细地记录一个个坍塌中的谷仓。他的画是那么美，画中的谷仓，就像一个个布满皱纹的、老人的面容……

　　在南方的公路两旁，有许多这样神态各异的老谷仓。可是，在田纳西州24号公路的阿巴拉契山脉这一段，当我们贴近那些荒废的小牧场时，我们常常看到与众不同的谷仓，在它们歪歪斜斜的身躯顶着的枣红色大屋顶上，赫然可见巨大的几个白色的字迹，工整地铺满整个屋顶：

　　从石头城看7个州

　　我们一次次从它们身边驶过，总是行色匆匆，心里却存下个疑惑。石头城？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城？渐渐地，就留下印象，寻思着，哪一天没准去看看？直到今年10月中旬，一阵头霜过去，就在阿巴拉契山脉秋色最浓郁的时候，我们在山脚下的一个乡村节日中认识了我们的一个新朋友：摄影艺术家大卫·简肯。这才解开了这个“石头城”的谜。我们听到了一个有关石头城和谷仓广告的南方故事。

　　石头城原来只是大自然的一个杰作。那是深山中绿叶簇拥的悬崖、瀑布和清泉池，景色充满奇异的魅力。在本世纪初，这片300英亩的山林属于一对夫妇，噶奈·喀特和他的妻子弗丽达。喀特先生以男人的雄心创业，全力投资开发一个叫做“仙境”的居住小区，这时，他的妻子弗丽达，却怀着女人天然对美的敏感，在一心一意地营造一个真正的人间仙境——“石头城”。

　　“石头城”的名字竟是来自当时的美国儿童乐园。那时的美国还是一个被欧洲人看不上眼的落后野蛮的“开发中国家”，老百姓贫穷朴实，孩子们还没有迪斯尼乐园这样的现代儿童游乐场，他们常常在一片园地里竖立一些童话中小精灵的形象，吸引孩子来玩，其中一个孩子们熟知的小精灵，就叫“石头城”。

　　弗丽达有着儿童的天真和热忱，在山中建造“石头城”。那是一个自然园林，它本来就有着天造的美景，弗丽达又在其中修建步道，用无尽的南方野花装点，细心收集，竟有了几百种。“石头城”一天天趋近完美起来。美国南方一向是人们眼中没有文化的蛮荒之地，弗丽达在“石头城”的园林创作，却使她在1933年，为南方人赢来了第一个美国园林俱乐部的杰出作品铜质奖章。对于弗丽达来说，她得到的最大奖赏，是她享有了创造和生活的乐趣。

　　这家人的生活却不是一帆风顺的。30年代大萧条，喀特先生投资的钢铁股票从298美元一股，跌至30美元。他已经谈不上再发展事业，只差没有破产了。喀特先生遭遇重大挫折，当然很痛苦，这个时候，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妻子营造的人间乐园能够给人带来怎样的心灵抚慰。他开始以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眼光来打量这个花园，“石头城”使他有所改变，他开始热衷于参与妻子的创作。当然，喀特先生仍然是聪明的投资者，1932年5月21日，他决定将“石头城”作为旅游点，正式对外开放。喀特先生一生奔走、有心栽下的“事业”并没有成效，看来，妻子的“无心插柳”，反倒成为这家人最为成功的“业绩”了。

　　　旅游点是要有人来参观，才会有收入的。这座园林从本身条件来说，无懈可击，不仅有天作人和的景致，而且地处几州交界的深山之中。所以，在悬崖之上放眼而去，据说可以遥遥看到7个州的风光。可是，在那个年代，并没有电视和现代化的广告手段，怎么才能用有限的资金，打响广告，吸引人来呢？喀特先生想到了那些南方无所不在的谷仓。他托自己的好朋友，找来了一个机灵可靠的男孩，雇他去做在谷仓屋顶写广告的“广告人”。男孩来了，问喀特先生，写什么呢？喀特先生在小纸片上写下四个大字：看石头城。

　　这个男孩叫克拉克·巴易尔，现在他已经80多岁了。他还是和南方的农民们一样，习惯地戴着一顶草帽，怎么看都不像今天意义的“广告人”。但是，在当时，他可是真正的广告人。从寻找推销对象、推销广告、直到制作广告，一个人全包。他开着车，寻找路边的谷仓，设法找到谷仓的主人。推销的方式说来简单，就是答应替对方免费油漆谷仓屋顶，以交换在屋顶上面刷上几个大字“看石头城”。然后，他就自己爬上屋顶，开始“制作广告”。老谷仓们的屋顶都是铁皮的，不用几年就锈迹斑斑，刷屋顶不仅花钱，还是个吃力活儿。所以，他的推销总能一举成功。

　　一开始，喀特先生还不放心撒手让这个小男孩自己干，总是他亲自出马，选到合适的谷仓，再派克拉克去。终于有一次，克拉克发现一个位置很好的谷仓，隐藏在几棵大树后面，他主动说服谷仓主人砍去那几棵树，结果，“刷出来的广告个把英里之外就能看到”。80多岁的克拉克今天还对此十分自豪。因为喀特先生也走过这条线路，可是他压根儿没看见躲在大树后的谷仓。从此，这个好眼力的男孩克拉克就放“单飞”了。后来越走越远，还带着两个帮手，足迹遍布美国东南部和中西部，我们看到的“石头城谷仓”，原来只是数以百计的同类谷仓广告中的几个。克拉克干着干着，还会编些新的广告词，自娱自乐，比如这个：“从石头城看7个州，世界第八大奇迹”！

　　“制作广告”就是一个技术活儿了。字迹要清楚漂亮不说，广告人至少要站在屋顶上能够保持平衡，不摔下来。这种“技术要求”我们倒是深有体会，因为我们给自己的住房，一栋百年的农民老屋，刚换过屋顶。他们先给谷仓屋顶刷上全黑的油漆，干了以后，上去刷白字。最要命的是，一不小心踩上白字，湿的油漆溜滑，一定是一溜到底。不但破坏了广告画面，往下跳还要技巧，既不要摔坏自己，还要让手里的油漆罐少洒掉点油漆。要是一罐子倒扣在草地上，还得挖去草皮掩埋，否则牛吃了要中毒。

　　这些广告过几年就要翻新，所以连新带旧的活儿干都干不完。克拉克后来还成为一个着迷的旅行者。可是，像只恋巢的鸟儿，离家一阵，他又惦着要回家。他会先寄张明信片回去通知喀特先生，有时写得挺风趣：“用光了钱也用光了漆，我要回家去看我的妻。（Out of paint and out of money, Going home to see my honey）”。

　　就这样一份兢兢业业的谷仓广告人的工作，使克拉克挣到了自己的土地，1947年，就在他制作广告的一个谷仓附近，他成为100英亩土地的主人，盖起了房子，和妻子一起，抚养了3个男孩、2个女孩。这是典型的所谓“美国梦”模式。在官不扰民的前提下，老百姓只要辛勤劳动，就能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这些“美国梦”的个体集合以及时间积累，就是美国强盛起来的秘密。这一次，克拉克爬上了属于自己的屋顶，自豪地漆上几个大字：“看石头城”。

　　从60年代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美国开始建立跨州的高速公路网，从小公路带走了大量的旅行者，使得原来在小公路旁的广告，突然间失去了读者。1965年，约翰逊※※夫人促成了《公路美观法》，也迫使他们停止在很多路边的谷仓顶上刷写“石头城”广告。这个特殊的谷仓广告的制作，渐渐走进※※。然而，“石头城”已经“名扬天下”，成为美国东南部的著名旅游胜地。

　　又过了20来年，喀特夫妇的外孙比尔·卡宾，成为“石头城”的新一代经营者。1988年，比尔·卡宾和我们的这位新朋友大卫·简肯聊天。比尔·卡宾说自己一直有个梦想，就是为所有现存的谷仓出一本影集，只是他还不能立即投资去做。他请经常外出拍摄风景的大卫留意一下，假如顺路看到这样的谷仓，就先拍一些下来。他给了大卫110个谷仓的位置。6年以后，大卫拿着一些谷仓照片和调查结果，告诉比尔·卡宾，还像点样子没有全部坍塌的谷仓，不到100个了。

　　比尔·卡宾凝视着这些照片，15分钟后，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做。

　　几天后，大卫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大包老旧的明信片，每张明信片上，几乎都贴着一张小小、已经发黄的“石头城谷仓”的照片。这是几十年前克拉克寄回给喀特先生的广告记录。原来，当年克拉克每做完一个谷仓，就会为新完成的广告拍一张照片，并且记录谷仓的主人和位置。大卫告诉我们，这些照片透出的※※感，深深打动了他。此后，他尽可能抽出一切时间，以一个摄影艺术家的眼光，打量和拍摄这些“石头城谷仓”。2年后的1996年，大卫跑了3万5千英里，造访了500多座“石头城谷仓”的遗址，在14个州里，在大大小小的公路边，发现了现存的255个谷仓，可是，还没有坍塌的，只剩85个了。

　　我们听着这个故事，又想起我们老朋友阿兰·南斯和他画的老谷仓。他们在做着一件同样的事情，为一方土地描绘一部民间※※。他们都不是专家学者，他们只是热爱自己生活的地方。

　　就这样，我们的书架上又多了一本由大卫给我们签过名的摄影集：《石头城谷仓——一个过去的年代》。

谢谢，楼主，确实不错

费镇的重生

　　1999年的感恩节，长周末，我们打算去访问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和著名的大城市费城同名，只是不在北方的宾夕法尼亚州，而是在南方的密西西比州，位于密西西比的绵延森林之中。它在地图上只是一个最小的点。没有任何一本旅游手册会提到这个小镇。我们管它叫做费镇。想去看看这个小镇的念头，已经存了好几年了。

　　一、费镇谋杀案

　　驱车沿着20号州际公路往西，横跨阿拉巴马州。深秋的季节，虽然是南方，落叶树也都只剩下了虬干细枝，只有鹅掌楸，还在树梢上留着一抹一抹的亮黄，给风景带来生动。进入密西西比州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天下起了濛濛细雨，显得更加阴沉。不久，折上19号公路，进入森林向北。林中的公路，似乎没头没尾，路上看不到一辆车，路边也很少有人家。我们不由得有点犯怵起来。我们之所以造访这个林中小镇，是因为这儿曾经发生过一起震动全国的谋杀案。

　　那是在1964年，美国民权运动到了彻底废除南方几个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关键时刻，而最顽固地维持种族歧视制度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一路走过的南方腹地，特别是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那年夏天，马丁·路德·金领导下的南方黑人民权运动，把志愿者组织起来，三两成组地进入密西西比，在黑人大众中宣传，动员他们参加选举，用选票表达自己的愿望。而保守白人中以三K党为主的极端分子，也用放火烧毁黑人教堂等手段恐吓黑人。这年夏天，民权运动者们情绪高涨，而密西西比的城镇，却气氛诡秘而紧张。

　　在从来没有实行过种族隔离的美国北方，有许多志愿者加入了民权运动的行列。就这样，有三个年轻人，在六月底从北方来到南方偏远闭塞的费镇。他们中的两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其中一个还来自富有的纽约犹太人家庭。他们是民权运动的“自由之夏”计划的积极分子。他们深入费镇周围的乡村，访问了黑人家庭，查看了给放火烧掉的黑人教堂。然后，在费镇附近，他们的汽车被治安警官普莱斯以超速名义拦截下来，并带往费镇警察局。深夜10点半，普莱斯要他们交出担保费以后，以取保候审名义释放了他们。

　　他们却就此失踪了。

　　民权运动组织很快发觉了他们的失踪，并且立即意识到无法依靠当地警察来查找他们，只能马上报告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来到费镇，看到的是密西西比夏日阳光下非常宁静平和的一个小镇。他们向所有的人询问，都被告知：这三个外来的年轻人好端端的走了。

　　可是，联邦探员还是很快在19号公路附近的密林深处，发现了这三个年轻人的汽车。车子被彻底地烧毁了，人却踪迹全无。这个事件立即轰动全国。约翰逊※※亲自过问，联邦调查局长胡佛派出了一百多个探员，再加上闻风而来的新闻记者，云集小小的费镇。随后开始了长达44天的调查搜索。联邦调查局出动了大量人力和设备，甚至借用了美国军队的丛林装备，对费镇附近的密林、沼泽和河叉像梳头一样地梳了一遍，甚至在通往密西西比河的小河水底下发现了另一个被害的无名黑人尸体，却还是找不到这三个年轻人的下落。探员们约谈了全镇和附近的上千个居民，没有得到一点线索，所有的人守口如瓶。

　　这时候，著名的1964年民权法在约翰逊※※的促使下，终于通过了。发生在费镇的这个失踪案件，其结果就将成为对新的民权法的考验，引起全国高度注目。约翰逊※※对胡佛施加压力，联邦调查局使出它的杀手锏：高额悬赏秘密举报。

　　这一做法终于奏效。联邦探员得到了一个人的秘报：三个年轻人的尸体被埋在沼泽丛林深处的一个人工水坝下面。联邦调查局从法庭申请得到开挖搜索的许可证，从外地调来大型挖土机械，终于在这个水坝下面发现了三个年轻人被伤残得惨不忍睹的尸体。

　　联邦调查局后来查出，这三个年轻人那天半夜被释放以后，费镇治安警官普莱斯和一伙三K党徒就尾随他们的汽车，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截住了他们。他们被拖出汽车，三K党徒用铁链、木棍殴打他们，然后当场枪杀了他们。后来的验尸报告证明，他们被枪杀以前就多处骨折。验尸官说，这样严重程度的伤残，通常只有在※※事故中才会出现。

　　这个谋杀案，有电视文献片，后来还拍成了故事片。我们在研究美国种族问题※※和民权运动的时候，曾经一遍一遍地看过讲述这个案子的电视镜头和书籍。然而，让我们真正震惊的是故事的后半部分。

　　对于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来说，这个案子是破了，他们终于调查出了谋杀案的真相。但是，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这样的谋杀案，是属于州法庭的司法权，必须由州法庭召集当地居民组成的大陪审团，根据证据同意起诉，才能由州检察官起诉。如果经过法庭审理，提供了合法取得的证据，最后还只能是本地居民组成的陪审团来判定有罪还是无罪。密西西比州当时的州长和州检察官，虽然必须依法秉公行事，他们个人却都同情三K党，都对联邦※※推行的民权立法心存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州检察官要求联邦调查局公开他们掌握的证据，这一要求是合法的。

　　可是，联邦探员手里的主要证据是知情者的秘密证词，这些证据是联邦调查局打算在正式庭审的时候才拿出来的，指望将来的正式庭审能够给嫌犯定罪。在此以前，他们出于保护这些证人的考虑，不敢过早暴露，因为在当时费镇这样的环境里，提供证词的人一旦暴露，其风险是令人担忧的。既然联邦调查局不愿提前公布证据，州检察官和同样同情三K党的州法官，就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起诉！

　　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明明杀了人，明明已经破案，这个案件却被堵在了法庭门外。可是，即使这个案子在法庭开审，即使铁证如山，罪犯却还不一定能定下罪来。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在佐治亚州我们所住的小镇上，开审过差不多同样的一个谋杀案，三K党徒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一个外来的黑人军人培尼。由我们那个小镇上清一色的白人居民组成的陪审团，把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看成是对南方人引以为傲的秩序的破坏，把联邦调查局侦破谋杀案看成是联邦※※对州权的入侵，居然面对如山铁证，宣布枪杀黑人的三K党徒无罪开释。

　　为什么杀人者没有得到惩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要理解这一点，你必须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陪审团制度和无罪推定的原则。除此之外，你还必须了解美国的小镇。

　　　二、美国是小镇的国家

　　说到美国，人们容易想起纽约的摩天大楼，想起芝加哥、洛杉矶，想起繁华的大都市。其实这些大都市只是美国为数不多的特例。美国的基本面貌不是大城市，而是小城镇。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美国是一个小镇的国家。你只有理解了美国的小镇，才算是理解了美国。

　　在西方文明史上，城镇曾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城镇，很早就有自治的传统。自治的城镇，既不同于王宫所在的都市，也不同于贵族领主的城堡，它是具有自由身份的商人、手工艺人、文人们自愿的聚居地。西方城镇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居民一方面向国王纳税完赋，一方面自己管理自己。现代※※政体的很多基本程序和规则，比如行政长官的直选、代议制、全民※※、文官体系等等，都是从自治城镇发端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权利和公共空间，比如公共事业，新闻自由，公共场所的※※和言论自由，结社的自由，宗教信仰和崇拜自己的上帝的自由，都是在自治城镇的环境下，才得以实现的。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自治城镇是处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最重要的中间体。在西方国家建立的※※中，这样的中间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它，个人的生活就无遮挡地暴露在国家强权之下，是根本抵挡不住强权侵犯的。

　　美国的小镇是城镇自治的典型。在北美殖民开拓的初期，殖民者欲图向外开发，建立起一个新居民点，有点像我们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建“地营子”那样，就得由殖民地总督代表国王颁发一封文书，称为“章程”，这个居民点从此就是一个小镇。这种章程文书，和国王向任何贸易商家颁发的许可状，性质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殖民时代的小镇，其地位和合法的商号公司是一样的。

　　有时候，在新开发的地方，渡口要道上，聚居的人多了，管理的事务复杂了，居民们就商定建立一个有商号名义的合作社，按照公司商号的申请程序，向总督申请许可状。这样的合作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管理协调居民内部的一定事务，也成为一个正式的小镇。

　　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如今在很多小镇上，你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纪念标牌，告诉你这个小镇是18世纪或19世纪的哪一年“获颁章程”（Charted）或者“成立公司”（Coorperated）的。不管是早期获颁章程、选地开发的小镇，还是后来大多数先有居民，再成立公司申请章程的小镇，他们和※※的关系，都类似于商业公司和※※的关系。在这样的小镇上，道路、公共建筑物、公园、公共设施等等，是属于小镇的，而不是属于州※※或联邦※※的。这样的小镇，它的自治，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个人的种种自由，都涵盖在这样的自治小镇的外壳之下。小镇的自治，是个人自由的一个重要保障。

　　就在这样的自治小镇环境里，形成了美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美国是小镇的国家，典型的美国人是小镇的居民，他们勤劳、朴实、直率、守法。典型的美国传统文化，是小镇的文化，那是介于农人和城市生活之间的一种文化习俗。从政治学的层面上看，这种文化有很强的保守性和稳定性。

　　高度自治的小镇就像有着一个坚硬保护外壳的居民群落，它保护其中的个人免于外界强权，特别是免于※※强权的入侵，保障个人自由。可是，费镇谋杀案和我们所住的小镇上的培尼被杀案，却使我们不得不想到这样的问题：在这样高度自治的小镇上，如果出现了居民们一致的邪不压正，如果出现了多数人认可的黑道当政，怎么办？自治的小镇有没有可能演变成黑社会的山寨？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怎么办？

　　三、美国人怎样扫黑

　　费镇谋杀案的艰难侦破和随后被法庭拒绝，以及同时期在我们居住的小镇上，培尼被杀一案的凶手被陪审团公然开脱，这种公然默许谋杀犯罪的事情，触及了美国司法制度中最受人争议的问题，也反应了宁静平和的美国小镇自治社会有可能趋向于“黑道”的一面。

　　当我们研究费镇谋杀案的时候，看到那时候当地居民抱成团地同情和支持杀人凶手，看到以治安警官为首的三K党人不仅杀人，而且面对法律表现出那种傲慢、放肆和不可理喻的顽固，看到联邦检察官面对法律程序上的障碍束手无策，看到被害年轻人的亲属的悲哀、愤怒和无奈，这时，你会不由自主地盼着出现一个握有尚方宝剑的包青天，来到费镇，除邪扶正。可是我们知道，美国没有包青天，美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大快人心事”。美国人的概念里，只有法律，只有程序。即使是要扫黑，也只能根据法律，按照程序来。

　　美国的联邦※※和州※※，有强大的※※力量。费镇谋杀案引起轰动，全国舆论一边倒地谴责这个密西西比小镇纵容杀人犯罪，顽固地维护种族歧视制度。要说力量对比的话，联邦※※要把费镇名副其实地扫平，也不用费吹灰之力。可是联邦※※不可能这样做。费镇的民众，虽然同情支持和纵容了三K党的犯罪，但却是在法律的游戏规则下做的，他们并没有犯法。而联邦※※要主持正义，压倒邪恶的话，也必须根据法律，按照程序来做。

　　联邦法律没有司法权处理发生在费镇的谋杀案，但是根据新的联邦民权法，侵犯民权却是联邦民权法涵盖下的罪行，是归属联邦法庭处理的。在治安警官普莱斯等19名三K党人逃脱谋杀案的惩罚以后，联邦司法部派出重要检察官，来到密西西比，向位于密西西比州的联邦法庭，控告19名三K党人违反联邦民权法。与此同时，在我们住的小镇上，联邦检察官也向法庭控告培尼被杀案的被告盖斯特等人犯下了侵犯民权罪。

　　这两个案子，前者叫“合众国诉普莱斯等案”，后者叫“合众国诉盖斯特案”，在联邦法庭上也一波三折，其要害就是，联邦※※对这样发生在小镇上的罪案，如果仅仅是起诉侵犯民权罪，而不是谋杀罪，到底有没有司法权。被告的律师都申辩，联邦※※根本就没有权力管地方上的罪案，这样的犯罪案件的审理权是属于州※※的。也就是说，即使小镇上“黑”了，要“扫黑”也轮不到你。你出来“扫黑”是犯规的。盖斯特一案，联邦地区法庭的法官同意了被告的申辩，驳回了检察官的起诉。普莱斯一案也几乎以同样的理由被法庭拒绝。结果，这两个案件都因为联邦司法权的争议，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66年3月28日，联邦最高法院对这两个案件作出一致裁决：根据宪法和宪法第14修正案，根据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的法律，联邦※※都有合法权力对平民指控违犯联邦刑事法的第241和242条，也就是可以指控两案中被告违犯了联邦民权法。

　　四、完善制度舞台

　　两案在各自的法庭上展开。在费镇一案中，联邦检察官向仍然是由当地居民组成的陪审团解释：“联邦※※不是在入侵费镇，入侵密西西比州。现在，这些被告是在密西西比的一个城市里，面对着密西西比的联邦法官，在密西西比的法院房间里，由于他们犯下的违犯联邦法律的罪行，接受来自密西西比的12位男女公民的审判。判定这些人是否有罪的重大责任，仍然掌握在法定的裁判者手里，那就是你们——12位密西西比州公民的手里。”他沉重地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件。我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其他律师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都会很快被淡忘。但是你们12个人今天在这里所做的判定，将会被后人长久地记住。”

　　这是对当地陪审员们的法治和人性教育。这个教育从案件发生就开始了。发生在两个小镇的案件，所吸引的全国的舆论，首度冲击了他们闭塞的心智。他们发现自己长久生活的地方被全国关注，长久自以为是的价值观被大家评判，全国民众对于死者的悲痛追悼和对于谋杀行为的愤怒，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里的人们。

　　两案的陪审团最后都判定，大多数被告有罪，其中的主犯都判处了联邦民权罪的10年最高刑期。两案的案发到这次审判，分别都经历了2年以上的时间。联邦民权法给这个案件提供了一个再度审判的机会，而来自当地的陪审员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高扬人道的舆论和畅通的媒体，仍是打开偏远小镇的精神封闭的重要因素。

　　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判决。它们重申了法治的核心原则：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在一个高度自治的社区里，你可以享受高度自治带来的个人自由，但是也必须服从法律的约束。自治社区的“黑”和“不黑”，只有一个公认的标准，那就是法律。法治的体现是，任何人和事，只要是合法的就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只要是违法的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在研究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时候，费镇谋杀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典型地表现了自治小镇上的民众和国家法律的关系。让我们深感震动的是，美国朝野在面对这样的民间“黑道”时候，表现出的理性和法治观念。法律永远是一把双刃剑。这把锋利的正义之剑，既能剪除邪恶，也会约束正义。这就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受害者及其家人所表现出的尊严和忍耐，当他们看到由于法律的局限，正义不能伸张的时候，他们寄希望于法律的完善、人性的觉醒、制度的改良。他们不要求※※特事特办，乱世重典，他们不指望在法律程序之外的报仇雪恨。他们知道，法律是不能图一时之痛快而滥用的，为一时一事而不按照规则行事，会对制度造成长远的伤害。作为所有人共同契约的制度框架，只能完善，不能砸锅卖铁，因为所有人的长远利益，只有在这个制度舞台上才能实现。

　　费镇谋杀案和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裁决，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美国种族问题的※※中，写下了沉重的一笔。那么，今天，30多年以后，费镇是怎样的呢？

　　在暮色苍茫中，我们驶进了费镇。

　　五、重生的费镇

　　天色已晚，我们只能在镇口的汽车旅馆里住下。在旅馆里，和柜台上的女士聊起来，我们直截了当地提起当年的谋杀案，问到今日的种族状况。

　　这位从外地嫁到此地的女士说，她知道这个谋杀案，谁都知道这个谋杀案。她告诉我们，如今的费镇，已经变了。人人都看到了30年来的进步，人人都必须承认，今天的世界比30多年前“秩序井然的”种族隔离时代好。尽管今天有今天的问题，比如伴随着种族和移民问题的犯罪问题，但是谁都明白，今天相对于过去，是一种进步，是建立在人性觉醒的基础上的进步。她告诉我们，费镇仍然是典型的南方自治小镇，这儿的居民笃信※※※浸礼会，他们仍然有自己的价值观，行为作派仍然老式保守。在这个小镇的范围里，永远没有酒类出售，连小镇的饭店里都没有酒。但是，在小镇里工作的黑人，已经很多很多了。

　　她还告诉我们，前些日子，从北方的大城市里来了一帮三K党的人，他们特地来到费镇，举行了三K党身穿白袍的※※和※※，想激发和动员这个著名小镇上“白人至上主义”情绪，还指望发展一些新成员。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费镇的人们，当年的白人和他们的后代，警觉而冷淡地注视着这些外来的三K党。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响应他们的号召。

　　我们还得知，60年代发生在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一些迫害黑人的犯罪案件，在当年由于白人民众的偏见，检察官没有把握起诉而搁置，现在，30多年后，正一个一个地重新走上法庭，将罪犯绳之以法。密西西比州司法部的检察官，这些年来一直想在州法庭上重新起诉当年的费镇谋杀案，可是难度非常大，因为时间久远，很多关键证人已经相继离世了。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费镇的重生，这就够了。

　　第二天，大晴天。森林里的费镇，沐浴在南方秋天的金色阳光里。我们悠悠地游览了费镇的老住宅区，那都是一栋一栋精心维护的老房子，房子、台阶、花园，优美得就像童话里一样。看得出，这儿的居民为自己的社区非常自豪，保养得非常尽心。镇中心有一条街，有饭店、电影院、快餐店、百货店，就像大多数有点年头的小镇一样。

　　我们沐着阳光，离开了密西西比的费镇。

一个医生的故事

　　我们是来到美国的第二年，搬到现在住的地方来的。

　　算起来一共住过三个地方，好像是团团转着，围着一个叫做“雅典”的小城，搬家只是从近郊到远郊，继而到乡村，越来越荒僻了。所以，遇到美国人问我们住在哪里，哪怕他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州，我都不会报出地名，而只会说，那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地方，因为报出来也没人会知道。

　　刚搬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小地方相当“有文化”。小镇中心有一栋标志性建筑，造型古朴，红得非常别致。那是旧日的县法院。看来，这还是旧时代的小镇规划思路：为了突出“中心地位”，建筑物就正正地挡在主干道上，车马人等，都必须减速绕行。所以，每次回家，都会在邻近小镇的最后一个高坡上，看到这幅以绛红色为主体的风景。然后减速，欣赏着画面的逼近，也暖暖地对自己说，要到家了。

　　在接近这栋建筑的时候，它的墙面已经成为整个画面红色的背景。此刻，正对着我们，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的雕像会渐渐凸现出来，成为构图的主体。红白相映的色彩，对比非常鲜明。那是一个站立的人像，一个绅士模样的中年人。他微低着头，显得十分谦和。

　　我们一次次、甚至一年年地，开着车经过这里。我们无数次和他相遇，又绕过他的身旁，却每次都“马不停蹄”，匆匆回家。我们没有想过要停车，迈上那个车流中的“小岛”，去拜谒这个绅士。也许，来自中国大城市的我们，内心中还是不由自主地隐匿着对小镇和小镇名人的轻视？

　　第一次去探访“他”，还是借了一个朋友来访的机会。朋友是研究※※的，对我们的小镇充满好奇，执意要登上这个“孤岛”看看。我们陪着上去了，才发现那里内容相当丰富。例如，有历次战争期间，这里的居民参战和阵亡的纪念铜牌，有南北战争期间留下的大炮，等等，最后，我们来到这座大理石雕像前。底座上的文字非常简洁。我们这才发现，他是出生在这里的一名医生，似乎有过什么特殊的贡献，可惜这惟一要紧的内容，却牵涉一个对我们来说还很生僻的英语单词。也许是他谦卑的外貌，也许，是我们潜在的傲慢在令我们忽略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我们于是又一次错过，和他相遇却没有真正相识。但是，我们还是记住了他的姓名和生辰年月：

　　克劳弗德·威廉姆森·朗医生（Dr. Crawford  Willanson  Long，1815—1878）

　　万幸的是，这个记忆在不久以后派上了用场。一天，我们行驶在85号州际公路上，忽然在一块一晃而过的路牌上，发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克劳弗德·威廉姆森·朗医生博物馆”，杰弗逊县。

　　杰弗逊县，就是我们在搬家之前住的地方，是我们在美国的第二个住处。朗医生和我们真是有缘。这次下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去专程拜访这名乡村医生。朗医生的博物馆坐落在杰弗逊县的中心，杰克逊镇上。那是一栋小小的普通房子，当年，就是朗医生行医的诊所。博物馆今天是地方上的私人基金会在那里维持。这是美国小城镇的地方※※博物馆通常采用的形式。

　　美国是一个出了名的没有※※的国家。可是，你却处处可以感受到一种浓厚的“※※感”。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村镇，都会有他们的※※保护建筑；他们都会在自己的小报馆的铭牌上，标出它起始于18××年，甚至17××年；有时，他们建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虽然，其中的展品可能只是些旧时的农具，锄头犁耙什么的。他们却因此而认认真真地在那里筹款捐款，做义工。你看了就能够感觉出，这个年轻的国家，似乎有什么东西是一直在那里的，是持衡而且稳定的。也许，那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也许，那是对栽树的前人的一种敬重，也许，那是对文化积累的一点意识；也许，对于他们，那没有什么，只是自由自在生活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部分。他们的生活里，长久没有别处的那些“争斗”内容，当然，就要干点什么别的。

　　在朗医生博物馆里，我们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他确实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可是，他也是在这个世界树立了一块重要里程碑的人。当初，我们在他的纪念雕像前没能明白的那个英语单词，是“乙醚麻醉术”，这个使用至今、令全世界无数人受益的技术，是朗医生发明的，他是这项技术的第一个手术使用者。

　　克劳弗德·威廉姆森·朗医生是一个爱尔兰人的后裔。他的祖父和外公，都是被荣誉记录的美国独立战争的老战士。不知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北方移居到了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南方乡村小地方。因此，才有了他们的孩子们的结合。这个无名乡村，才在1815年11月1日，诞生了一个未来的被载入史册的乡村医生。

　　朗医生的一生是平凡度过的。他高高的个子，宽大的额头，一双蓝得非常纯净的眼睛。他性格温和，行医认真，是一个好医生。他也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兴趣宽泛，喜欢戏剧和文学。终其一生，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戏剧化的生活场景。他离世时非常突然。在他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发出什么惊人之语，而只是抓紧最后的时刻，妥善安排了他的遗产。一如他惯常的作风，对家人很负责也很认真。他是在27岁时结婚的，尽管他们的家长期住在乡村和小镇，可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回忆起来，总是说，“他使我们的家，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堂。”

　　　学医之后，他也曾在纽约行医，可是，他最终回到家乡，决定做一名乡村医生。他和弟弟一起，开了一个小药铺。美国早期的生活是非常简朴的，当时的乡村医生，也是必须医药兼备，活像我们中国旧日的郎中。在今天的朗医生博物馆里，还陈列了他当年行医的诊所兼药铺，一些小手术也在里面进行。于是，如何快速有效地麻醉，成了乡村医生的一个大问题。

　　麻醉方式一直是医界的一个重大研究项目。朗医生和其他医界人士的区别，就是他是一个乡村医生，因此更注重实际的操作。他在苦于麻醉问题无法很好解决的时候，想起了他们在学生时代的游戏。他是科班出身的医科毕业生。那些年轻的学生们，曾经在一次“乙醚晚会”上吸食乙醚。他记得一个学生在那天被意外碰伤，却由于乙醚的作用，一点不感觉痛苦。这个细节使他开始着手研究，并且立即付诸实践。

　　1842年，他首次运用乙醚，为一个乡亲的颈部肿瘤作手术，获得成功。在成功之后，朗医生作出的反应，依然还是一个乡村医生的本能反应。他很高兴。接着，就是继续用乙醚麻醉术为乡亲们治病。他丝毫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应该做的事情，是赶紧去登记发明，去成名。

　　所以，在4年以后，别人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且登记了发明。朗医生听说了这件事情。同时，他也听说了有一笔可观的奖金。他不是富人，他需要钱。所以，他也开了佐治亚州的证明，试图取得他应得的那笔奖金。最终，奖金本身被取消了。他并没有因此愤愤不平，他还是回到小镇，继续做他的乡村医生。

　　朗医生从没有过度关注过自己的贡献。他只是安静地享受生活，也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直到最后时刻，他还在为一名妇女接生。当孩子顺利降生，朗医生突然感到眩晕，就在几小时后，在病人的家里，他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然而，淡泊人生的朗医生却似乎被命运注定，也要经历一个传奇。朗医生经历过一次战争，那就是美国惟一的一次※※——南北战争。对于朗医生来说，不论发生了什么，他还是他，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只不过战前他医治的是病患，现在他抢救的是伤员。这场国家的重大变故带给他的传奇故事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同寝室的室友、也是他的终身好友，亚力山大·汉密尔顿·斯蒂芬斯（Alexander Hamilton Stephens），在南北战争期间，成了南方邦联的副※※。这可是朗医生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斯蒂芬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虽然持有维护奴隶制的观点，可是，他曾坚决反对南方从联邦中分裂出去，并为此作了最大的努力。他的宪法意识很强。他对于当时的美国※※林肯的谴责，也是从“毁宪”的角度出发。他和林肯的私交很好。战争之前，林肯※※曾经给他写过一封秘密的私信，试图通过建立他们之间的理解，以达到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和解。战争结束之后，南方战败，斯蒂芬斯却潜心写了一本两卷本的政治学著作，《南北战争的宪法观》。虽然他在书中阐述的是南方观点，可是，这本书却受到整个美国学术界的重视，被公认是一本讨论“州权”以及“州与联邦关系”的重要学术著作。

　　朗医生一生没有涉入政治，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医生。但是，朗医生却和斯蒂芬斯，这位美国※※上的重要政治人物，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互相之间非常敬重。斯蒂芬斯比朗医生大3岁，却比他还多活了5年。那时，美国联邦国会曾决定由每个州送两尊本州的英雄塑像，象征这个州的光荣，永久地安放在国会大厦。佐治亚州就“英雄的确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斯蒂芬斯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中，强烈地呼吁，将朗医生——这个为人类幸福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和在美国建国之前建立佐治亚殖民地的英国总督奥格拉索普（Orlethorpe）一起，作为佐治亚州的英雄，将他们的塑像送往联邦国会大厦。

　　这次演说的几个星期以后，斯蒂芬斯就去世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呼吁起了一半的作用：佐治亚的人民果然推举了朗医生，但是，却同时也推举了他——斯蒂芬斯，替代了他所推举的英国总督。就这样，当年在大学时代同寝室的两个年轻人，两个保持了一生友谊的好朋友，在他们死后，他们的塑像被一起送进了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作为佐治亚州的英雄，站在那里。

　　朗医生的大理石雕像被一式两份地制作了两个，一个被送去华盛顿，另一个就留在了他的家乡。那就是我们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的，在老法院砖墙的红色背景衬托下，在大橡树的绿荫庇护下的大理石雕像。我们这才发现，我们原来天天生活的乡村，是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地方。

战争不知道浪漫
　　——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记之一

　　安德森维尔在佐治亚州南部。沿着75号州际公路南下，经过南方重镇梅肯——当年宋庆龄姐妹上学的小城，折上49号公路，开上个把小时，就可以看到在公路左侧的战俘博物馆了。

　　安德森维尔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隐于佐治亚州的漫漫林海之中。一路上我们路过大片的国家森林保护区。从走出梅肯之后，感觉就是越来越偏僻，人烟越来越稀疏。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在一百三十多年前，曾经建立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最大的战俘营，也是当时生存条件最差、死亡率最高的战俘营。在南北战争之后，这个战俘营的主管，威尔兹上尉(Capt. Henry A Wirz)，成为这次战争后惟一以“战争罪”处死的人。他的定罪是否恰当，成为美国※※上一个经久不息的争论话题。

　　然而，不论怎么说，正是安德森维尔战俘营，在※※上第一次引起了美国人对战俘待遇问题的关注。而在19世纪中叶，这样一种人道关注，可以被称为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印记。

　　南北战争发生在1861年，是美国惟一的国※※争。这场历时4年的战争，双方阵亡高达62万人，受伤和被俘的数字也十分惊人。直至战争结束，曾经有35万军人被俘，是此后美国参与的历次战争被俘人员总和的2.5倍。

　　在战争开始后一年，双方都已经无法承受战俘的压力。当时的联邦军队，也就是北军的司令格兰特将军，和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都毕业于“美国黄埔”——著名的西点军校。他们对于战争中产生的类似问题，因循传统，有他们之间正常的沟通方式。于是在1862年7月，两方将领达成了一项交换战俘的协定，那就是著名的“迪克西－黑尔协议”（Dix-Hill Cartel）。在这个协议里规定，双方被俘的军人，必须在被俘10天之后相互交换。士兵与士兵交换，军官与军官交换。这样，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虽然双方都有被俘人员，却不需要规模巨大的战俘营。

　　南北战争的双方，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士兵的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战俘营的状况更是等而下之。然而，战俘交换计划的执行，却在无意之中冲淡了战俘营存在的严重问题。战俘快速地流动，条件再差，他们也只不过待几天。可是，战俘营问题在南北战争结束的两年前，突然变得严峻起来。

　　在“迪克西－黑尔协议”中规定，双方战俘在被交换释放之后，必须离开战斗队伍，“还兵为民”。联邦军队的被俘人员，在被释放之后，基本上都回到了北方的老家。可是，由于战斗主要发生在南方土地上，因此，南军的被俘人员在交换释放之后，有相当高的比例又重新投入战争，事实上形成了南军的“违约”。这就使得北军逐步放慢了释放俘虏的步伐。终于，1863年5月，北军单方面停止了协议的执行。这样，战俘营人员暴增，他们不再是熬一熬住上几天就能出头的短暂“住客”。各个战俘营原本的恶劣生存条件，被突然产生的拥挤恶化了。

　　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是其中状况最差的一个。第一个到达这个战俘营的北军战俘，是在1864年2月，可是，此后的几个月，差不多以每天400人的速度递增。在6月底，这里已经有了1万名战俘。这个数字曾经就是这个战俘营计划中的最大容量。可是，最终，它竟然被挤入了4万5千人。

　　在博物馆小小的后院尽端，是一堵“照壁”式的战俘浮雕和雕塑。我们绕到它的后面，眼前突然展开一片幽静的峡谷。四周是森林，平缓的山坡顺势向中间下陷，一条不过一两英尺宽的小溪流，穿谷而过。今天，这样一片景致无疑是赏心悦目的。可是，没有人站在这里会感到轻松。这就是当年的战俘营营地。136年前，4万5千名北军战俘，就是被命运抛到这里，自生自灭。

　　在这26英亩的营地里，从来没有营房，仅有的构筑物，就是圈起他们的围栏。战俘营不发任何生活用品。所有的战俘，只能用自己随身带来的衣服毯子，用几根树枝，为自己支起小小的“营帐”。今天，在一个角落，向参观者展示了几个这样的“帐房”。只见在冬日的寒风中，小块的破布在那里嗦嗦飘荡。许多人则根本没有任何可以遮蔽风雨夜寒和南方烈日暴晒的材料。食物不足，医药奇缺，卫生条件恶劣到极点。到战争结束时，这儿共有1万3千名战俘死去，死亡率高达29%。

　　在当时的条件下，面对如此巨大的一个战俘营，战俘营主管威尔兹上尉手中，根本没有合理维持它的人力物力。战俘营中的混乱可想而知。不仅有饥饿伤痛病弱和死亡，战俘中也出现打架偷盗甚至谋杀。最后，战俘营的日常管理和维持秩序，就只能依靠战俘们自己的组织。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战俘中的一起重大抢劫谋杀。为首作案的6名战俘，被战俘自己组织的执法队逮捕，由战俘组织的法庭审判，被24名战俘组成的陪审团宣布有罪并判处死刑。

　　威尔兹上尉同意提供搭建绞架的材料。在死刑执行那天，他最后一次请求战俘们宽恕这6名被告，被战俘们拒绝。威尔兹上尉最后只能请求上帝关照他们的灵魂。今天，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墓地，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6名在这里被绞死的谋杀者的墓地。6块白色的墓碑单独一溜地站在青草地上，就像当年他们一起站在绞刑架下。

　　这是1864年，距离“日内瓦战争公约”还有整整64年。当时，在战争的非常状态下，人们还没有清醒地要求人道对待战俘的理性思考。威尔兹上尉，就其个人来说，始终没有发现他有贪污或克扣战俘营经费的情况，也并没有发现他有恶意折磨战俘的劣迹。可是，那些逃跑后被抓住的战俘，曾普遍受到长时间捆绑在柱子上，甚至受到双手悬吊的体罚。在当时，人们认为，对于“逃亡”，这样的惩罚是“不过分”的。

　　这个战俘营在1865年4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关闭。威尔兹上尉被判处死刑。他是美国第一个由于“虐待战俘”这样的“战争罪行”被处死的人，也是南北战争后惟一因“战争罪”而处死的人。临死之前，威尔兹上尉说，“我担任的职责是艰巨的，也是不愉快的。但是，我感到欣慰的是，没人能够为那些我所不能控制的事情而指责我。可是，我却不得不承担众怒。战俘们为自己遭受的苦难而需要发泄复仇。”有关“威尔兹上尉之死”的※※争论由此而起。

　　争论的焦点是，战争罪责的承担者究竟应该是谁。除了相关的军队※※※，以及当时战争期间的严酷条件以外，当时人们的人性觉醒的程度，都是造成悲剧的原因。南北战争时期，战俘的待遇普遍都很低。绝大多数战俘营的死亡率都在15%以上。由联邦军队管理的，关押南军俘虏的纽约州埃尔米拉战俘营，死亡率也高达24%。那里的高死亡率，是由于冰天雪地中的战俘营，没有提供给战俘足够的御寒设施，他们大多是被冻死的。

　　在南北战争期间，有55,814个战俘，死在双方的战俘营里，有大量战俘曾经生活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这是美国人共同的耻辱。

　　在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南北战争期间，有《※※※※》这样的报纸，在整版整版地刊登双方公布的战俘名单。这些报纸要在交通状况极差的条件下，由马车或是步行，长途跋涉送到战俘家属手里。当时双方都有战俘登记和公布名单的制度。一个叫克拉拉·巴彤（Clara Barton）的妇女，在战争中受林肯※※委托，专门收集失踪士兵的情况，以便通知他们的家属。战争刚刚结束两个月，她和联邦军队的摩尔上尉（Capt. James M. Moore），以及一名19岁的安德森维尔的前战俘，朵伦斯·安特瓦特（Dorence Atwater），来到安德森维尔。在作为战俘关押期间，安特瓦特曾被战俘营特别指派为登记死亡的※※员。他们带领34名士兵，在原来的战俘营地，在南军做的战俘营记录和安特瓦特原有的登记基础上，展开辨认和标志死亡战俘墓葬的工作。

　　2个月以后，1万2千多个死亡战俘的墓葬被确认和标志。最后，仅有460个墓葬无法得到确认。他们最后被安葬在一起，这就是“无名联邦士兵之墓”。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片绵延伸展的墓地。入口是三个相互扶持的战俘的塑像，似乎以他们最后的生命力，在支撑着生的欲望。墓碑都是统一的形式，十分简朴，不过尺把高的白色大理石，整齐地在大片草地上排开。每一块墓碑，都有受难者的姓名，和他来自什么地方。因此，他们的后人，今天依然能够找到他，给他放上一朵鲜红的玫瑰。当我们站在这样一朵靠着墓碑的玫瑰前，感受生与死的触摸，才更深切地理解，受难者的死亡记录对于人类的意义。假如忽略人类※※悲剧中的受难者，我们就是在轻践人类和生命本身。

　　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将安德森维尔划归内务部国家公园局管辖，1999年4月9日，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正式成立。它是为※※上历次战争中的所有美国战俘而建。它是现今世界上惟一的战俘博物馆。它的建立，旨在伸张“日内瓦战争公约”的人道主义精神。战争不知道浪漫。战俘是战争苦难的最大承受者。当士兵在战场上被迫放下武器成为战俘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战斗已经结束，苦难却刚刚开始。他们将要遭受的肉体磨难和屈辱，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悲惨的一面。他们为自己的军队和国家做出的牺牲最大，头上的光辉却最少。身为战俘，他们是最透彻地看到了战争本质的人。就像安德森维尔的一个战俘说过的：“人生都有其经验。我的一生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我们再也不要战争了，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

　　离开博物馆，我们穿过公路，又穿过铁路，来到不远的地方，森林中安静的安德森维尔村。那是一个小小的村子。村子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看管的老太太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来这里参观，她已经习惯听到人们告诉她，他们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我们说，是啊，不论这里距离他们的家乡有多远，回去以后，他们一定都会记住安德森维尔的，就像我们一样。

将军归葬之地
　——访弗吉尼亚的一个小镇莱克辛顿

　　弗吉尼亚州的莱克辛顿是一个小山镇，在如诗如画的蓝岭山脉西麓，81号州际公路就在附近穿过。那年新春假期，我们从北方下来，是奔着阿波马托克斯去的，想去看那个南北战争停战签字，南军宣布投降的地方。天色太晚了，穿行在黑乎乎的山区公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好不容易看到有灯火，赶紧找地方住下吧。这就刚巧住在莱克辛顿，那个我们在※※书本中读到过的地方。

　　第二天拂晓，冬日的小镇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我们就来到了静悄悄的街头，等待第一缕朝阳把教堂的尖顶抹亮。小镇中心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街区，一眼就能看到头。两边的老房子整整齐齐，狭窄的街道还是马车时代的设计，现在只好规定车辆单行，这一条南行，下一条就北行。

　　站在街头，不可能不想到，136年前，1865年的春天，小镇上来过一位老军人。老人一头白发一丝不苟，笔挺的白色将军服，一匹白马伴随着他。将军没有带来嘶喊着的兵马，也没有参谋侍从的呼拥。他威严而孤独地来到山中这个静悄悄的小镇，无声无息地住进了一栋普通的民房。他就是战败了的南方邦联军队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

　　一、李将军是一个降将

　　想当年，李将军以出色的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就在军队中服役。三十几年戎马生涯，转战东西。他曾在墨西哥战争中为合众国立下战功，在军界有口皆碑。他厌恶奴隶制度，当南北双方为奴隶制问题对立分裂的时候，他早已解放了自己家里的黑奴。他的夫人是华盛顿※※的后代，他热爱他的祖父辈建立的这个国家，热爱建国之父们的立国理念，反对南方分裂。在南北战争终于爆发的时候，林肯※※曾有意给李将※※以重任，可是李将军说，我永远不会把我的剑指向我的家乡——弗吉尼亚。战争将弗吉尼亚州推向了分离的南方邦联。李将军作为一个军人，报效祖国是他的职责，对他来说，祖国就是弗吉尼亚。在国家分裂的时刻，他出于自己一贯的内心道德原则，决定效忠弗吉尼亚，从而成为南方邦联军队的总司令，悲剧性地把剑指向了先辈们创建的合众国。

　　4年浴血战争，南北双方共损失了60万热血男儿。南方一片废墟。1865年4月，当大地万物在冬寒中开始苏醒的时候，南军将士饥寒交迫，战略上处于劣势。将军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就在离这儿不远，翻过蓝岭山脉的一个山村阿波马托克斯，李将军向北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签字投降。追随他4年的北弗吉尼亚军团的士兵们，低垂着军旗，在北军队列前走过，放下武器，返回家乡。李将军在同格兰特将军谈判的时候，要求联邦※※保护和善待他的士兵。他还要求，允许那些带着马匹牲口来当兵的南方士兵，把他们的牲口带回家，这样，他们回家以后，还赶得上当年的春耕。春耕需要牲口。

　　部下将士都回家以后，李将军却无家可归了。他的家在东边，可是他不能回家。他在联邦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阿灵顿山庄，已经被联邦※※没收。一个战败投降的叛军将领，何处可安身？他策马向西。踏着丛林中去年的落叶，他翻过蓝岭山脉，来到了这西麓的莱克辛顿。

　　选择莱克辛顿这个小山镇，一定是有道理的。

　　在小镇南端的公共墓园里，安息着李将军最得力的战将，托马斯·杰克逊将军。杰克逊将军也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也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后来他却来到了弗吉尼亚的这个小镇上，因为这个小小的山镇上还有一所军事学校，著名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杰克逊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炮兵教官，以纪律严格、行事刻板闻名。他就住在这个小镇上，每个星期天准时上教堂，是一个虔诚的※※徒。南北战争一爆发，杰克逊就带领军校的学生上了前线。在南北战争的第一场战斗，马拿萨战役中，杰克逊就以骁勇顽强赢得了“石墙”的外号。从此以后，“石墙”杰克逊就是南军的骄傲。一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南方的民众中，说起南北战争，没有人不知道“石墙”杰克逊的。

　　“石墙”杰克逊是李将军的臂膀。那个时代的战争，正处于从冷兵器到全面热兵器的转变，军队的联络手段却还十分原始，还没有电话和电报。※※的调动和布局，一方面要隐蔽自己，迷惑敌军，另一方面要和友军配合，进退有序。很多时候，这样的作战意图，友军之间的配合进退、随机应变，根本无法借助原始的通讯，而只能依赖于指挥官的直觉和判断，依靠指挥官们之间的心灵相通。在这方面，杰克逊将军和他的统帅李将军配合得出神入化，留下了神话般的传说。

　　1863年5月，杰克逊在前线中了流弹，伤及左臂。那个时代的医学还很原始，战场上缺乏有效的消毒手段，更没有抗生素，我们在博物馆里经常看到那时的外科器具，令人联想起木工的家什。杰克逊的伤势恶化，截肢以后并发肺炎，8天后去世。士兵们把杰克逊将军送回了莱克辛顿，安葬在小镇的公共墓园里。李将军闻讯，写下了他的心头之痛：“他失去了左臂，我失去了右臂！”
　　
    我们在晨曦中慢慢走到了莱克辛顿墓园，它就在镇南头的马路边上，齐腰高的铁栅栏围着一大片墓地。铁门开着，有一块小小的牌子，写着：“莱克辛顿公共墓园，‘石墙’杰克逊纪念墓地，开放时间：从拂晓到黄昏。”杰克逊将军的墓地上，有将军扶剑挺立的雕像。墓园里，除了一代代莱克辛顿平民的墓，还有144个南军老兵安葬在这儿。

　　有多少个清晨，多少个黄昏，李将军曾走过莱克辛顿狭窄的老街，站在杰克逊将军的墓前，深深地低下他的头。今天的南方人有一个传说。说有一次，在激战的战场上，败退的士兵拖着阵亡者的尸体，搀扶着奄奄一息的伤者，气急败坏地向李将军报告前线失利的消息。将军却对着躺在地上的死者，低头说：“都是我的错！”这个传说难以考证其真假，但是南方人都相信是真的，相信世界上只有这一个将军，到了这样的时刻还会如此说。

　　李将军来到莱克辛顿，战场上的硝烟正在消散，南方还是一片焦土，李将军面对战死疆场的战友，面对地下的144个南军老兵，他会说什么呢？

　　他一定会问他的将士们，我们4年的浴血战斗，南方民众4年的苦难牺牲，值得吗？当初，我们应该不应该为南方的独立而战？他还一定会问，我命令将士们放下武器，向联邦军队投降，做得对不对？你们，曾经和我一起战斗，直到战死在战场上，你们是不是理解我，原谅我？将来的南方人，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理解我原谅我吗？我这个降将，会不会被子孙所唾弃，被后代引以为耻？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离开杰克逊将军墓，又一次穿过小镇，来到镇北头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新春假期，军事学院竟是一所空校，一个人影也没看到。大操场四周的建筑物，一律灰绿色，没有丝毫装饰，显出军校的冷峻。冷峻的建筑物却都大门洞开，只在门边立一小小的告示：“访客免进。”真要进去了，谁来管？不知道。我们站在空无一人的大操场上，抚摩着南北战争留下的大炮，又一次面对威风凛凛的杰克逊将军塑像。在这宁静的清晨，特别容易体会到：享受了一百多年和平的今日美国人，一定是理解李将军的，他们理解李将军在1865年4月下令投降时，胸中重如千钧的道德担当。

　　　　二、千钧一念

　　南北战争后期，南北实力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南军败局渐明。这时候，林肯※※和他的将领们最担心的是，南军虽然在军事上失利，南方人的战斗意志仍在，他们担心南方将作出战略上的转变，把军队化整为零，隐入南方广袤的山林，展开游击战。

　　南方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转入游击战几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山不转水转，东方不亮西方亮，南方地广林深，有的是回旋余地。一旦南军分散转入民间，和拥有武器的民众合为一体，为保卫家园而战，那么，不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不打到双方鲜血浸透南方的土壤，打到精疲力竭两败俱伤，北军要在南方的土地上彻底征服南方，是难以想象的。

　　这时候的南方邦联※※已经看到了这种前景，也作了这一战略转变的精神准备。林肯※※和北军也看到了这一点。北军认为，惟一的办法是摧毁南方人的战斗意志。为此，北军的谢尔曼将军在占领亚特兰大以后，下令焚烧这一南方重镇，并且在向海边挺进的路上，下令一路焚烧所有民房，一直烧到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载入史册的“谢尔曼大火”，已经没有什么军事战略和战术上的意义，纯粹是军队为了打垮对方的反抗意志而转向对平民的恫吓。与此同时，在被北军占领的南方城镇里，出现了南方民众对北军的攻击和骚扰。亦兵亦民、兵民不分的游击战已经初显端倪。受到攻击骚扰的北军，作出的反应必然是加倍的报复和反击，而不再顾忌对方是不是穿制服的军人。就这样，4年南北战争到最后的时刻，第一次出现了军队对平民的杀戮。这种情况一旦失控，伤及无辜将不可避免，战争的伦理将直线下滑。

　　1865年那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处于北军强劲攻势下的李将军，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抉择。如果不转入山林，那么还有什么路可走？他手下的参谋们，催促他们的司令，下令军队转入山林，展开长期游击战，直到把北军拖垮。一百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如果李将军发出了这个命令，那么，“人民战争”这一法宝，就会提早几十年，出现在美国南方这片土地上。

　　李将军曾经是合众国军队数得上的出色将军。他不是一个缺乏战斗意志的人。可是，对于李将军来说，军人是一个崇高的称呼，战争必须是一种道德高尚的事业。在是否作出游击战的战略抉择之际，李将军内心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道德障碍：游击战的战略，将打破军人和平民在战争中的角色区别，不可避免地出现军人对平民的战争暴力，这是平民遭受最大死亡、伤害、疾病、饥馑的战争形式。战争的剑会降临到老人、妇女、儿童甚至婴孩的头上，那将是这块土地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悲惨最苦难的战争。这种伤害到平民的残酷和苦难，将在所有的人中间，不分军人和平民，积累怨仇和报复，将造成整个民族的道德滑坡，正义将离开这个民族。这是一种民族灾难，无人能幸免。

　　采用这样的战略，南方有可能避免失败的命运，却会迫使你的敌人把剑指向无辜的平民，这超出了李将军这样的老派军人的道德底线，是将军不能接受的。

　　李将军面前只有一条路了：交出他的剑，向格兰特将军投降。这就是1865年4月李将军所面对的命运。对于李将军，投降是什么分量，无人能够想象。对于他来说，作出这一选择的时候，个人生死已微不足道。自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投降，他作为叛乱首领的身份就将盖棺定论。当他前去会见北军格兰特将军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会作为叛国者而被吊死在绞刑架上。不止一个现场目击者后来记载说，当李将军在投降协议上签字后，向对手格兰特将军告辞，将离开阿波马托克斯那栋二层砖房的时候，他的坐骑，那匹陪伴他多年的名叫“旅行者”的白马，突然表现得暴躁不安，嘶叫着原地打转，不愿让将军上马。连战马也知道投降的屈辱。将军威严地轻声喝令：“安静！安静！”待到白马安静下来，李将军手扶马鞍，突然长叹一声。这一声叹，令全场所有的人肃然！

　　李将军的投降，标志着美国走出了※※的炼狱。林肯※※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在白宫庆祝南北战争的胜利，他要乐队演奏南方的歌曲，他说，南方人又是我们的兄弟了。

　　就这样，由于李将军的勇气，美国南方躲过了一场灾难。看看以往的人类※※，到了战争后期，战胜一方无不使用过度的暴力，滥开杀戒、滥杀平民，用鲜血和死亡来粉碎对方残存的战斗意志，再用杀戮和恐怖来维持胜利。几乎所有的※※，都会滑向军人对平民、平民对军人、平民对平民的混战。怨仇和愤怒，拌和着血污一层层的渗入大地。经历过一场※※的国家，要多少年才能将血污冲洗，才能把怨仇化解？人类自相残杀的血腥，无不化成不祥的怨恨阴云，笼罩在被战争摧残的民族头上，要多少年才能够消散？美国的南北战争却是一个特例。它结束得突然、平静、尊严。今日的美国人，回首一百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怎不深深庆幸，上帝给了他们一个李将军！

　　不幸的是，李将军投降仅仅5天，林肯※※被刺杀。当时的副※※安德鲁·约翰逊接替了※※的位置。他坚定地推行林肯生前对南方的战后温和政策。南方参加过叛军和叛乱※※的人，只要在联邦※※印发的一纸宽恕请求上签字，获得※※的赦免令，就一概既往不咎，还能够继续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一切公民权利。

　　可是，很多战败的南方人还是不愿意向联邦※※请求宽恕，自尊使他们被排斥在战后正常生活之外。李将军知道，南方人仍然注视着他。明知自己是最不可能得到※※赦免的叛乱首领，为了让这个国家能顺利越过这条由战争划出的鸿沟，李将军带头向联邦※※申请宽恕。国会的强硬派反对杰克逊※※的温和政策，南北关系进入紧张而不和睦的“重建时期”。有了林肯※※处理战后问题的思路，几乎所有南方人都得到了※※的赦免，南方的代表又重新进入美国国会。在许多国家发生过的战后报复，没有在这里发生。但是，由于强硬派的坚持，李将军本人却至死也没有获得赦免。他就在莱克辛顿隐居，默默咽下一个战败的降将的耻辱。

　　　　三、将军的回归

　　我们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出来，几分钟以后，走进了一所大学。这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地升起来了，老橡树们的遒干劲枝把它们的影子长长地洒在大草坪上。一幢幢大楼，古典形式的柱子，也沐浴在冬天金黄色的阳光里，透着一份温暖和轻松。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大学，却和小镇的※※一样长，而且以美国※※上两位伟人的名字作为标志。这就是华盛顿－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美国独立以前，这儿原来有一所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办的学校，在独立战争中毁于战火。独立以后，弗吉尼亚州议会于1782年正式通过立法，授权在莱克辛顿办一所私立学校，叫自由宫学院（Liberty Hall Academy）。就在我们脚下这俯瞰小镇的高坡上，学校建起了第一幢大理石的楼房。

　　1796年，美国的第一任※※乔治·华盛顿在两届任期结束后，坚决拒绝竞选连任，回归平民。那个时代的联邦※※官员还是没有薪金的职位，华盛顿从担任大※※队司令开始就没有拿过一分钱报酬，20年下来，已是两袖清风。为了感谢他对美国的无偿服务，家乡的※※※河运公司决定，赠送一批股票给华盛顿，价值5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财产。

　　华盛顿并不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十几岁就工作，担任土地丈量员，用赚来的薪水买下一些那个时代很廉价的土地。但是北美人少地多，土地的收益十分有限。当他结束自己的※※生涯的时候，他需要钱来维持晚年的生活。这就是※※※公司赠送股票的原因。

　　但是，华盛顿却在这合法的赠礼面前犹豫再三。他去征求托马斯·杰弗逊的意见。杰弗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以后是华盛顿的国务卿，后来还担任过美国的第三任※※，是华盛顿几十年的老友。他们的经济情况也有类似的地方，不同的是华盛顿的生活更朴素一点，而杰弗逊结束公职的时候已经开始负债了。当华盛顿为这份赠礼征求杰弗逊意见的时候，杰弗逊说，这钱虽然合法，但不该拿，因为这事关荣誉。那么，怎么办呢？最好是捐出去，把它捐给公益事业。

　　就在这时候，莱克辛顿的学校在财务上陷入困境，面临破产倒闭的局面。华盛顿把这笔※※※河公司的股票捐给了学校。这是当时全美国私立学校所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这笔钱救下了这个学校。两年后，校董会决定把学校改名为华盛顿学院。华盛顿※※在1799年去世以后，受他的名声吸引，当地的富商和银行纷纷向学校捐款，学校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渐渐地扩大，一直到李将军来到莱克辛顿的时候。

　　这时的莱克辛顿已经半毁于南北战争后期的一场炮战，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被炸成废墟，所幸的是华盛顿学院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李将军在此隐居，莱克辛顿民众感到非常骄傲和荣幸。华盛顿学院校董会立即开会，一致决定聘请李将军担任校长。李将军担心自己的叛军司令身份会给学校带来不利，坚辞不允。校董会三顾茅庐，恳求李将军出来主持校政。同时，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聘书送达李将军，甚至有远在欧洲的邀请。李将军看到，战后的南方需要重建，特别需要新一代人认同国家的重新联合。在辞去其他所有聘任以后，他接受了华盛顿学院的邀请，担任校长，直至1870年逝世。几个月后，校董会决定，将学校改名为华盛顿－李大学。

　　莱克辛顿的民众在校园里为李将军建了一个小礼拜堂，礼拜堂里有安放将军大理石棺的墓室。李将军生前的校长办公室原封不动地保存到现在。李将军的坐骑，白马“旅行者”，死后也安葬在礼拜堂的院子里。

　　小小的莱克辛顿，以它独一无二的※※而骄傲。镇上有大大小小好几个博物馆。我们在一个博物馆里看到，小镇莱克辛顿的人说，我们这个地方，是全美国最幸运的小镇，因为我们这儿有幸是“将军归葬之地”。离开莱克辛顿的时候，我们不禁感慨，美国真是幸运，在南北战争临近结束的关键时刻，他们有一个以道德为最高准则的李将军。我们更由衷地感慨，这个国度的人民，竟能以降将李将军为荣。

我今天读到此处

内容提要

美国是一个※※很短的国家，开拓初期的日子里，又惟求能速速安顿，因而村镇都因陋就简，也就始终少有东方和欧洲的巍峨古迹。可是，逛得多了，觉得症状国也有它特别的韵味。它的开拓者中有着一批来自欧洲的思想者。他们从欧洲传承的思想，到了北美的荒原上，褪尽精美修饰，却有了实实在在的精神。这是林达最新的一本关于美国、欧洲的风土人情、※※、文明和社会的书。作者延续一贯的创作风格，对美国及欧洲几十个著名的城市与乡村、人物与事件作了贯穿※※的透视，以轻松的阅读来深刻理解欧美的※※和社会。林达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风光无限的旅程——知识与思考、智慧与大度造就了善于观察和阅读的眼睛。通过作者犀利的目光和委婉的笔触，一个个发生在异国的故事透射出了※※文化、战乱风云、文明发展和社会演变的信息。随着作者的引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新境界徐徐展开。

以下内容由 反躬自问 于 2013-10-28 22:16 补充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5NS1uDkF1h1IV9p0RPs-bSi7YH2NHfb6cBAgm1_ge0dLcdgwEiUy1kvE5N6ZMItpiFf8co1RHIbhOHTW_5InZ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