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随着新疾病的不断出现，还有病毒随环境的不断变异，用来做西医课本的纸可能越来越不够用了，每种病都要搞一个方法来治，每种病毒变异的疗法又不相同，要记住这么多西药和西医疗法还真是很头痛，还是中医简单些，来来去就那几个方子，掌握医理和药理后，要弄出多少组合和变化都没问题。
还有，西医每年都要做那么多的临床实验来验证新药，可能地球上的人和小白鼠也会越来越不够用了。 本帖最后由 tony98 于 2014-9-28 11:11 编辑

从维基上看：FDA认为黄樟醚对鼠有弱致癌性。在天然产物中，它的毒性，根据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看法，和呼吸室内空气或引用自来水（注意是美国的可直接引用的自来水）相当。
Safrole is regarded b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to be a weak carcinogen in rats.[5]However, according to a 1977 study of the metabolites of safrole in both rats and humans, two carcinogenic metabolites of safrole found in the urine of rats, 1'-hydroxysafrole and 3'-hydroxyisosafrole, were not found in human urine.[6]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n Health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ssumes safrole to be genotoxic and carcinogenic.[7] It occurs naturally in a variety of spices, such as cinnamon, nutmeg, andblack pepper and herbs such as basil. In that role, safrole, like many naturally occurring compounds, may have a small but measurable ability to induce cancer in rodents. Despite this, the effects in humans were estimated by the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to be similar to risks posed by breathing indoor air or drinking municipally supplied water.[8]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was once widely used as a food additive in root beer, sassafras tea, and other common goods, but was banned by the FDA after its carcinogenicity in rats was discovered. Today, safrole is also banned for use in soap and perfumes by the International Fragrance Association.

欧盟健康与消费者保护总署的报告指出：小剂量的黄樟醚(人：0.165 mg or 1.655 mg，鼠：0.63mg/kg)在24小时内几乎全部随尿排出。高剂量750mg/kg只有25%在24小时内排出。按照我们以前的换算，这相当于8.7kg每人的剂量。急性毒性，按照1964年Jenner et al.的文章，比我们先前的换算还要高十倍以上，意味着要一个人一天吃90公斤以上的细辛。短期毒性，剂量750 mg/kg/天 19天内10个老鼠死9个; 剂量500 mg/kg/天，46天后10只老鼠只有一只死亡。可以看到，剂量稍微减少些，毒性迅速下降。长期毒性的肝脏损伤情况，100 mg/kg为很轻微, 500 mg/kg为轻微, 1000 mg/kg为轻微到中等, 5000 mg/kg为中等到严重。

Opinion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Food on the safety of the
presence of safrole (1-allyl-3,4-methylene dioxy benzene) in flavourings
and other food ingredients with flavouring properties
(adopted on 12 December 2001) EUROPEAN COMMISSION
HEALTH & CONSUMER PROTECTION DIRECTORATE-GENERAL

Small doses of safrole radiolabeled with 14C in the 1'-position
of the allylic side chain were absorbed rapidly and excreted almost completely via the urine
in 24 hours in both man (0.165 mg or 1.655 mg) and rat (0.63 mg/kg). In rats treated with a
higher dose (750 mg/kg) only 25% safrole was excreted in 24 hours. 1,2-Dihydroxy-4-allyl
benzene was the main urinary metabolite in both species; HOS was detected in the urine of
rat and not in the urine of man (Benedetti et al., 1977).

Acute toxicity
The oral LD50 was reported to be 1950 mg/kg bw for rats and 2350 mg/kg bw for mice
(Jenner et al., 1964).
Short-term toxicity
Groups of young adult Osborne-Mendel rats of both sexes received safrole by oral
intubation at doses of 250, 500 and 750 mg/kg bw/day up to 105 days.
At doses of 750 mg/kg/d for 19 days 9/10 animals died; with 500 mg/kg/d only 1/10
animals died after 46 days; with 250 mg/kg/d no animal died within 34 days and the
following effects were observed: liver hypertrophy and focal necrosis plus slight fibrosis,6
fatty infiltration (steatosis), bile duct proliferation, adrenal enlargement with fatty
infiltration (Hagan et al., 1965).
Long-term and Chronic toxicity
Groups of 25 male and 25 female Osborne-Mendel rats were fed 0, 100, 500, 1000 and
5000 mg/kg (0, 0.01, 0.05, 0.1 and 0.5 %) safrole in the diet for two years. The levels
correspond approximately to average daily intakes of 0, 5, 25, 50, or 100 mg/kg bw/day.
Changes in the liver includ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tumours (hepatic cell adenoma,
hepatocholangioma, hepatic cell carcinoma and hepatocholangiocarcinoma) were
observed. Reduced body weight gain was reported in both sexes at the highest dose; mild
anemia and leukocytosis were also reported. The liver injury was rated as very slight at
100 mg/kg, slight at 500 mg/kg, slight to moderate at 1000 mg/kg, and moderate to
severe at 5000 mg/kg. Tumour incidenc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5000 mg/kg (14
rats with malignant tumours, 5 with benign tumours versus 2 and 1, respectively, in the
controls. Tumour incidence in the other groups was: 8 benign on 1000 mg/kg, 2
malignant and 1 benign on 500 mg/kg, and 1 benign on 100 mg/kg. (Long et al., 1963).

所以，单纯从以上实验结果来衡量，一个人每天吃1公斤以上的细辛，所摄取的黄樟醚只能造成轻微的肝损伤。如果再考虑到细辛中的其他成分，可能对黄樟醚的毒性有一定制衡，那么你还会对细辛畏之如虎吗？

细辛有毒，只是中医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而已。西医的所谓毒性试验，距离中医的自我要求，相差甚远。
本帖最后由 philzhang 于 2014-9-28 12:30 编辑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was once widely used as a food additive in root beer, sassafras tea, and other common goods, but was banned by the FDA after its carcinogenicity in rats was discovered. Today, safrole is also banned for use in soap and perfumes by the International Fragrance Association.
你引用的是60-70年代研究的结果，黄樟醚在70年代后发现对大鼠有致癌性以后被FDA禁止（ banned）了。现在，国际香料协会也禁止了黄樟素在肥皂和香水中使用。
我引用的是07年的国产文献《中华中医药学刊》等中医药界主流刊物，
如果你认为中医药界主流刊物的有毒结论不符合你的看法，那么我就不多说了。
我也前面也说过，如果非吃不可，增加煎药时间是一个提高安全性的做法。
我不吃任何中药，我畏不畏的关系不大。
我是提醒，包括你在内的，中医师和服用中药的人一定要谨慎。
btw，古代细辛根部入药，中国现行药典干燥根和根茎入药，市面上的劣质细辛全草除叶入药。
药典限度是含马兜铃酸I不得过0.001％，而细辛根不含马兜铃酸。
你可以找个药材市场问问，流通药材来源、去向、标准，中间是否有监管。

就是就是，还是中医多好啊，哈哈哈

有时候想想挺可笑的，西方对于即使是短期服用也能对身体产生极大毒副作用的化学药品非常迷信，对它的副作用视而不见，而对需要长期大剂量不对症服用，才可能产生副作用的绿色环保中草药充满偏见和质疑，并将其列为禁药。看到有些人很老了，身体已经很弱，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家人还要动员他做大手术和吃大量西药，还认为这样听西医的话，才能更好的治好病，每次看到家属被叫去签手术同意书，和治疗同意书，以后死了西医可以免责，这样的西医还真是科学啊。中医应该多学学，不管能不能治好，先让家属签个同意书，然后治不好治死人也不是自己的责任了。可惜，中医如果这样做，别人都会怪中医师没水平，不让治了。

注意我引用的是FDA网站上现在可以核实的资料。欧盟的资料出于2001年。他们引用早期的文献，并不说明不够权威。倒是近期发表的文献，实验结果是不是可以重现，还得比较核实。
我自己吃的细辛干粉，当然是根部。直到清末才出现全草入药，这是商家无良，和中医药理论的优劣无关。

错了，中医什么都可以预防。中医什么病都能治，就是没有能治好的。因为他们不是治病，他们是治症。

上面一段英文正是你引用的，70年代文献表明对大鼠有致癌性以后，fda全面禁掉了黄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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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呢，这些都是下医，作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医，应该注重上医，修炼人体，达到百毒不侵，最后永生不死。

中医之争的实质和中医的出路

作者：方舟子 发表于2008年2月6日

一年多以前在网上爆发的有关中医的争论已渐渐不再引起媒体的关注，可以说已告一个段落。做为在这场争论中观点经常被媒体有意无意地歪曲的一名主要参与者，我想有必要做一个小结。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居然还有中国人批评甚至要求废除被宣传为“民族瑰宝”的中医，都感到不可思议，而实际上这并非一个新现象。自从现代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并被不恰当地称为“西医”以来，有关中医的优劣、存废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并几次达到白炽化程度，最近的这一次不会是最后的一次。
因为争论被冠以中医与西医的名头，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很容易激发许多国人的民族感情。其实所谓的中医并非指中国医学，而是特指中国传统医学，而所谓的西医指的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为全人类所认可的现代医学，并不包括西方传统医学（例如古希腊的医学）。现代医学虽然起源于西方，却不属于西方，而是和其他科学学科一样不具有民族、国家属性，属于全世界。因此，中西医之争实质上是旧医学与新医学之争，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之争，地方医学与世界医学之争，玄学医学与科学医学之争。
不管中医的支持者是否承认，这场争论实际上都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现代科学。因此，虽然争论的几个关键问题——例如中医体系的科学性问题、中药的有效性问题——是早就提出来的旧问题，但是随着几十年来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医学日新月异的进步，让中医的批评者掌握了更多的批判武器，让我们得以更科学、准确地看待这些旧问题，给貌似重复的※※争论增添了新的内涵。
尽管科学哲学界对如何判定一个理论体系是否科学有所争议，存在不同的判定标准，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无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体系。这些标准是从被公认为科学的学科的特征归纳、总结出来的。不管采用哪一套标准，例如理论的自恰性、可检验性、可证伪性、可重复性、可测量性等等来衡量，都可以判定中医体系不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这个结论丝毫也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因为科学的判定标准是根据现代科学制定的，而在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诞生之前，中医体系就已基本定型了，很显然不可能是一个科学体系。实际上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的科学界把中医或任何其他民族传统医学当成科学看待。
有些中医支持者为了把中医说成科学，另外提出了科学判定标准。这在逻辑上是荒谬的。这实际上是先入为主地认定了中医是科学，然后再去设立相应的科学标准。我们要判定某个事物的属性，应该根据已有的标准，而不应该特地为之另设新的标准。这在※※上也是错乱的。如果中医是科学的话，相当于要把科学诞生的时间提前上千年，从而大幅度地改写世界科学史。而在本质上与中医并无区别的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甚至连同风水、算命、巫术等种种玄学、迷信也都可以根据相同的理由自称为科学，其结果是混淆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当然，对这一点一些中医支持者不会认为是个难堪，因为他们也相信风水、算命、巫术等等都是科学。
有些中医支持者只是简单地把有效等同于科学，认为中药、针灸的有效性即证明了中医的科学性。事实上，各个民族传统医学中都有一些行之有效的疗法，这是长期医疗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有其隐含的科学道理，但是并不能用以说明其五花八门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例如针灸对某些疾病有较可靠的疗效，这可以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做出解释，并不能说明经络理论的科学性。
而且，中药、针灸的有效性本来还有待科学的检验。中医支持者的一个常见的辩护理由是中医已有上千年的※※，所以它必定是有效的。一个事物有悠久的※※并不足以证明其有效——风水、算命、巫术的※※并不比中医短。※※悠久的传统医学固然含有宝贵的经验，但是同样含有许多以讹传讹的谬误。许多人认为中医治疗有效是因为本人或亲友曾被中医治好了病，中医业者也喜欢举自己曾经治好某人，特别是某※※、某名人的病为自己做宣传。这种个案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足为凭。这些案例中的所谓“绝症”可能不过是误诊。而且，现代医学已认识到，许多疾病是可以不经治疗就好转甚至痊愈的，在接受假治疗、受到心理暗示时会好得更快。因此某个人接受过中医治疗、吃中药之后病好了，并不能证明中医治疗、中药就是真正有效的，也可能只是起到安慰、心理暗示作用。要证明一种药物、疗法确实有效，必须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统计才行。
一种药物即使真有疗效，如果其毒性、副作用过大或不明确，也不宜使用。虽然至今我们仍然能经常见到“中药是天然药物，没有毒副作用”的宣传，但是由于服用中药导致中毒或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报道也时见报端。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中医支持者往往以中医早就有“是药三分毒”的说法、西药也有毒副作用进行辩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是否有毒副作用，而在于是否对药物的毒副作用有清楚、具体的认识并让使用者知悉。要知道药物的确切毒副作用，特别是慢性毒性和长期副作用，必须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只靠经验是无济于事的。中医向来认为无毒的许多中药现在都已被发现有毒副作用，甚至是严重的毒副作用，但是至今对中药的毒副作用仍然缺乏像对西药那样的系统、严格的研究，也没有像西药那样详细地说明。对中药的毒副作用不了解，或虽然了解但不告知的做法，导致一般消费者误以为中药没有毒副作用，害人不浅。
连最热衷的中医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医现在已经衰落。虽然三甲医院按要求必须设有中医科，但据一家三甲医院的统计，去看中医科的患者仅占3％。即使是所谓“中医医院”，也早已改成采用现代医学检验、治疗方法为主。然而，中医在国内日趋衰落的同时，却一直有中医支持者宣称中医已走出国门，在西方发达国家发扬光大。官方媒体上一则“美国FDA承认中医是科学体系”的谣传更让一些中医支持者觉得扬眉吐气。而实际情形是，美国至今没有承认中医的合法地位，也没有一种中药被批准做为药物上市。进入美国市场的中药都是做为不能宣称能治病的保健品销售的，而且主要在唐人街※※圈中销售。中医在西方国家是做为一种被边缘化的另类医学而存在的。尽管在将来某种中成药有可能在经过科学检验后也在西方国家被批准做为药物使用，但是中医的另类医学地位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
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后，传统医学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在中国由于政策保护、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等因素，使得中国的传统医学的生命力要比其他国家更为旺盛。但是几十年来的※※已经证明，试图靠政策保护、舆论宣传、谎言欺骗来振兴中医，要与现代医学一比高低，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我们批评中医的非科学性、质疑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揭示中医药的真实情况，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医药。中医药中仍然有一些有价值的部分值得去挖掘。
既然中医理论体系不是一个科学体系，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的医学理论体系，那么就应该废弃过时的、不科学的中医理论，而代之以现代医学理论。也就是说，不宜再在医疗中使用中医理论，也没有必要试图去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为其寻找科学基础——几十年的※※也已经证明，这种“科学”研究只是在浪费中国宝贵的科研经费。但是，我们并不否定中医理论体系的※※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把中医做为一种文化遗产进行研究。
中药、针灸等中医疗法既含有古人长期医疗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许多宝贵经验，也含有大量的谬误，必须进行必要的鉴别，用科学方法检验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一旦获得验证，就可以被现代医学采用，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只有废弃中医理论，并用国际公认的科学方法检验中药和中医的其他具体疗法，中医中的某些合理成分才会得到保留，中医的贡献才能获得公认，从而融入世界医学的主流。

（很多网友问能否用一篇文章把中医的问题大致说清楚，其实方舟子的这篇总结性质的文章就差不多，方的文章很多，我所以在其众多文章中选中此文，也是觉得这篇文章可以在总体上代表方舟子关于中医药的基本观点，其实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极端，事实上很多因为中医的问题而讨厌方舟子的人，并没有仔细读过方舟子写的文章或书，他们不了解方舟子的观点，其实也不清楚自己的斤两，正所谓“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在为中医辩护的过程中，这些试图阻挡※※潮流的妄人，只能是以小丑的姿态被※※的车轮轰隆隆碾压过去，碎成粉末。另外，还有不少网友问哪本书可以用来说服自家父母，那当然是方舟子哪本《批评中医》了，但说实话，脑子正常的话，这一篇文章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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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无效的治疗会被认为有效？
祖述宪
提要

病人常把疾病的痊愈归于先前的治疗，医生也常这样。其实很多情况并非如此。有效的医疗是近代以后的事情，所以古代的医生常常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这种现象至今仍很常见。造成疗效假象有许多原因，主要由于疾病的自愈或自发缓解、药物和治疗的安慰效应、缺乏严格的评价疗效标准以及诊断不确实，以及把良性疾病误诊为严重或恶性疾病所造成的。对传统医疗的信仰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对任何药物或医疗的效果必须进行严格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并且得到同行的检验和公认。对病人疗效的如实判断是医师科学水平的考验。


前言
  
古时民智未开，不仅对疾病无知，对评估治疗效果更缺乏自知之明，因此中西的古代医籍关于治疗效果的记述都失之夸大。17世纪欧洲使用的天然药物和疗法种类也十分繁多，同样大都无效。那时，“很少有人区别某种治疗之后的康复，由于治疗而康复和无关于治疗而康复这三种情形[1]”（着重号是引文原有的），即不能作正确判断疾病的痊愈与治疗之间有无因果联系，不懂得把发生于治疗后的疾病痊愈、由于治疗造成的疾病痊愈和与治疗无关的疾病痊愈区别开来。
在20世纪前期，医药的疗效仍然主要是由专家权威根据疾病的发病机制、实验室的药理学研究和经验来推断，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想当然”，并不可靠，有些风行一时被认为有效的疗法，后来证明是无益有害的。现在医学界一致认为，药物的医疗效果评定必须进行严格的随机化对照临床试验[2，3，4]。临床试验是建立在生物统计学原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的医疗效果和安全性的临床评价方法，已经被世界医学界公认和采用，从而使医疗效果评价的效率大大提高。然而，轻信个别的“经验”和片面的观察，把无效的治疗当成有效，至今不仅在大众中非常普遍，很多医生也常落入这种圈套。

疗效假象的根源

1．确实和缺乏严格的评价疗效标准

临床试验评价疗效的病例诊断必须确实，效果须有严格的定义。疾病的诊断标准不同，疗效当然大不一样。打开中医药书刊，似乎什么疑难杂症都有灵丹妙药可治，药物和疗法多如牛毛，但公认有效的却如凤毛麟角，或者根本阙如。这是因为中医缺乏疾病实体的概念，只是根据疾患的表面现象辨别症候，“诊断主要是凭宏观的观察做出粗略的估计……导致中医诊断带有明显的意向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5]”。很难想象仅仅根据对病人的粗略观察，像有无恶寒、出汗、口渴、二便（大小便）以及舌苔和脉象等，能对疾病做出诊断进行有效的治疗。
例如，《本草纲目》称犀角、羚羊角、虎鼻、虎睛、麝香、牛黄和牡鼠可以治疗小儿“惊痫”，而“惊痫”是一症状或综合征，缺乏明确的定义，大概来说相当于儿科学上的抽动、惊厥或痫性发作。这些症状的病因各不相同，严重程度大相悬殊。热性惊厥发作和痫性发作时令常人感到严重，但发作持续时间短暂，无效的药物也容易“见效”。犀角等中药“治好”的小儿“惊痫”，或许都是这类疾患自限性发作，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重症疾病，就不会起作用了。
现在※※很多研究药物疗效的方法粗糙，病例诊断不实，没有对照或对照不适当，效果判断主观随意，甚至弄虚作假，使得许多疗效报告很不可信。笔者见过一些声称擅长治疗“肝（硬变）腹水”和“慢性肾炎”等难治之症而出名的中医或乡村医生，当邀请他们为医院的病人进行治疗时，他们便寻找各种借口加以拒绝。有些人声称他的药物或疗法如何“有效”，但总不愿意进行临床试验。这是因为他们缺乏信心或者自知原本虚假，所谓“治好的”病人未必真是那种疾病，或者并非真的“治好”。
近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协和医院和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心内科专家们说：他们在门诊见到的长期按冠心病治疗的病人中，至少一半是诊断错误，主要因为一些医生仅凭心电图ST-T变化下诊断（杨锐．冠心病：一半诊断错误．《健康时报》2002年2月21日）。我的一位亲属被临床诊断为冠心病近10年，病史、临床表现和心电图各项检查都很“典型”，治疗似乎也有效。后来由上海某大医院的专科医师进行冠状动脉造影，诊断为冠状动脉肌桥[注1]，而不是冠心病。※※有那么多治疗冠心病的中草药在广泛应用，不知是否认真做过临床试验？病人的诊断是否确切？
许多疾病的诊断必须有病理组织检查的支持。北京一位病理学家认为：※※的病理科医生中，中等水平的误诊率约5－15%。他所在的※※※总医院设备精良，临床活检中尚有5－10%属疑难病例，其中1/3－1/2在多种实验技术辅助下仍无法确诊。他还列举了10个病理上把良性疾病误诊为恶性肿瘤的实例。误诊不仅给病人带来严重后果，而且造成对肿瘤治疗认识上的混乱，“出现某某癌被治愈、某某癌存活多少年的错误报道”（纪小龙．病理医生与诊断失误．www. Pathology_net_cn；《健康报》2000年5月10日）。下面的例子取自一则报道：上海一位病人，被医院诊断为“肝癌”，他使用各种草药治疗产生了“效果”，生存了十多年，76岁时去世。死前他献出“验方”，企图造福他人，但尸体病理解剖发现他患的不是肝癌，而是弥漫性海绵状血管瘤（最后的奉献．《文汇报》1996年7月13日）。这个病例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理讨论会上进行讨论后，不久附属中山医院又遇到相似的病例。
现代临床试验判断治疗效果要求有明确的客观指标，只根据症状是否改善，是很不可靠的。曾经令癌症病人设法追求的鲨鱼软骨制剂，是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节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药在美国风行一时并传入※※。他们说古巴的29名癌症晚期病人在服用鲨鱼软骨后，大多数“感觉好转”。但临床试验证明，鲨鱼软骨对癌症病人没有任何疗效，所谓“感觉好转”不是科学的评价指标[6]。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疗效判断标准，治疗后瘤体缩小50％以上、至少持续4周，无新病灶出现者，才判定为有效。而“中医药的标准明显低于此标准”，其实应属于无效范围。有些专治“癌症”的江湖骗子，谎称或轻率地说病人是“癌症”，然后把“痊愈”和“奇迹”归于自己使用的草药、秘方或其它疗法（其中很多在所使用的药物中，加入了有效的化学药物），或者症状稍有短暂的变化就声称有效。例如一位晚期胃癌病人，选择了一家声称“治不好不收钱”的民间疗法诊所就医。服了3服药粉，呕吐有所缓解，这个医生就说治疗“已经起效”，理所当然地收取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药费。尽管病人又多次前去治疗，但仍于3个月后死亡（杨刚．如何评价民间医疗对晚期癌症的治疗．《健康报》1998年3月4日）。这类事例十分常见。
此外，由于抽样误差，血压、血糖和血胆固醇等测量值时常有波动，健康人的真值是一段时间测量值的均数，一次的测量值可能高于或低于正常。在进行筛检时，会发现有些测量值异常的人，再次测量时又趋于正常，即向均数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3，7]。例如：在一个冠心病多危险因素干预试验项目中进行血压筛检，第1次发现的高血压组的舒张压是99.2±7.7 mmHg（均数±标准差），在干预前每隔12个月检查血压一次，共两次，舒张压分别是91.2±9.6 和90.7±9.8mmHg，逐步趋向于正常[8]，说明这类高血压不给任何治疗亦会下降。由于随机变异，二次测量的相关系数r总是<1，所以，高血压组第二次的血压均数与受检人口的血压均数的差值，大致等于r乘以高血压组第一次的血压均数与受检人口的血压均数的差值。如果初次检出高血压即给予治疗，人们会把血压下降归功于治疗效果，因此向均数回归常使疗效夸大[3，9]。

2．疾病的自限性与自发缓解

疾病有其固有的自然病程，多数疾病可不治自愈，即自限性（self-limiting）。上呼吸道感染、感染性腹泻和甲型肝炎都是自愈的典型例子。乙型病毒性肝炎虽有慢性倾向，甚至发展为严重肝病，但初发感染70%在短期内自愈，部分出现一过性表面抗原（HBsAg）血症，任何无效的所谓“转阴药”对这种情况都可能“奏效”。在抗生素问世前，传染病缺乏有效的治疗，各种疾病的病死率大体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多数病人靠自身的免疫力得以康复。
许多严重疾病虽不能自愈，但可出现自发性缓解(spontaneous remission)，这常被误解为治疗的效果。自发性缓解是指在无有效处理或干预的情况下所出现的病情好转。极少数晚期癌症病人由于在手术中发现腹腔和肝脏有广泛转移，只得回家放弃治疗，但多年后出现在医生面前，健康良好，癌症消退。尽管癌症自发性消退十分罕见，但这种病人在世界医学文献上已有好几百例记录，诊断确凿无疑，很难解释 [10,11]。癌症自发性缓解是指迅速生长的癌瘤，自发出现生长减缓甚至停止生长，随后发生恶化。癌症自发性消退（spontaneous regression）则是指在全然没有治疗或在无意义的治疗下，癌瘤体积显著缩小甚至完全消失，病人在一段时间内或完全恢复健康。所以，癌症的自发性消退未必是病灶完全消失或痊愈 [11]。据报道，在世界医学文献上这类病人至少已有好几百例，Boyd以及Everson与Cole等将自发性缓解或消退的癌症病例报告总结成书，其中的病例诊断是确凿无疑的，结果难以解释[11，12]。非何杰金淋巴瘤未经有效治疗出现自发消退是较常见的例子。20多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医生征得83例非何杰金淋巴瘤晚期病人的同意，不给予任何治疗，结果5年和10年的生存率分别为82%和73%。19例（23%）自发消退，其中30%为结节型差分化淋巴细胞淋巴瘤[13]。
某些难治性慢性疾病出现治疗“奇迹”，也可能是自发性缓解产生的巧合。在免疫抑制剂问世之前，系统性红斑狼疮预后恶劣，但也有病人在经历10年的严重病情以后，出现长期的自发性缓解[3]。这类幸运的事件发生率很低，且难以预料。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就说：“许多疾病还是本能地自愈”，“患者自身同疾病斗争即是一种治疗，病因会因此清除。”又说：“由于富人的病痛自动缓解了，庸医以双倍的好运气赢得声誉。[14]”※※的民间说法“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与此不谋而合。17世纪医学家托马斯·西德纳姆（T. Sydenham）被誉为英国的希波克拉底，他对病人采取观察对待，尽可能少用药物去干扰的方针；批评当时的医生大量使用草药和传统药方。他说“医生所能做的最好事情是，……给人体以每一个能够发挥其自愈力的机会”[1]。贝尔纳也认为：“病能自己痊愈，而且证据比比皆是；没有艺术家(指医生——本文作者注)干预的情况下，病能很好地自愈。[15]”（注2）其实※※古代也有学者懂得病人可以不治自愈。《周礼》记载考核医生的办法是：“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四为下。”郑玄注曰：“以失四为下者，五则半矣，或不治自愈。[16]”清代学者俞曲园说，“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17]”正说的是那时疾病痊愈的都是自愈，不能自愈的病医生也治不好。学术深厚的医生对疾病的自愈倾向和医疗的限度，都会有清醒的认识（注3）。
但是，有些医学专家却不理解古人和民间都懂得的很多疾病具有自限性这个浅显的道理。例如，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研究员李经纬在称赞已故著名中医蒲辅周的医术高明时，竟然举了这么一个例子：“60年代，我的孩子小，发烧感冒很厉害，用了很多药物无效。孩子妈抱着请蒲老看，蒲老说‘没的关系’。开一个方子才四五味药，很清淡，熬一熬吃下，两剂就好了（李经纬．让医史告诉今天．《北京青年报》，2003年5月19日）。”
早在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就说：“人们不会凭一位医生说，他治好过多少位病人来判断他的功绩。首先，他应该科学地证明，这些病人是他治好的，而不是病人自愈的。”

3．安慰效应

安慰效应是指由于药物、手术或其他医疗措施所产生的一种非特异性的良性反应，主要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医生的语言和态度以及医院环境，都可有这种效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慰剂如生理盐水和乳糖可能产生明显的镇痛、安眠等效果，其模式与有效药物相似。
安慰剂的用途主要作为临床试验的对照，亦曾用作暗示治疗。大约35%的躯体疾患和40%以上的精神疾患，安慰剂可能产生效果，但不稳定，随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有不同，最终归于失效。安慰效应存在个体差异，性格外向、无主见、缺少自信和容易受暗示的人，安慰剂容易起作用。少数人还出现安慰剂的不良反应 [4]。
保健品、补药或强壮剂（tonics）其实都是安慰剂。※※的传统补药人参、鹿茸、阿胶、虎骨、燕窝等家喻户晓，被认为是珍贵药材，但都没有经过临床试验，或者不能证明有效。当前“珍贵药材”赝品泛滥，名不副实，但销售势头不衰，显然是由于安慰作用。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药店里查出很多假药，牛、羊角冒充羚羊角犀角，蚌壳粉充当珍珠粉普遍存在。周作人认为，这一方面说明奸商的欺诈和贪图暴利，另一方面在学术上应重新估价这些药是否真的灵验，动物的角本是差不多的东西，病人和医生无须再看重那些昂贵的罕物了（注4）。

4．“移花接木”

“移花接木”是指病人同时采用几种疗法，人们把有效归于自己偏爱的那种疗法，但其实效果却来自别的治疗。在一些“中西医结合治疗”文章中，常把疗效归于中医药，有些癌症病人在应用外科手术和化疗后又接受中药治疗，长期生存者常归功于后者。下面是最近看到的例子。
江苏的一份畅销的报纸上，刊登一篇中药救活“小黄人”的长篇报道，故事是：一个患先天性“胆管不通”的男婴，在出生1个月时南京某医院为他进行了胆囊切除术，大便因此由白变黄，但仍有深度黄疸和转氨酶升高，据说有“胆汁郁积性肝硬化”。后来父母带孩子去一所省中医院就诊，医生采取“辨证施治”，“开了半个月的中药，以及一些退黄疸的输液”，用药一个月黄疸消退，皮肤转白。于是父母带着孩子，去中医院表示感谢。这类报道有其固定的套数，本文也不例外。首先渲染中药治疗前病情如何严重，“西医”如何束手无策，甚至给予放弃治疗乃至绝望的劝告，然后转求中医，遂药到病除。这个婴儿自手术至“皮肤转白”历时多久，报道没有说明，但最长也不超过几个月（冯瑶、丁岚．大黄金钱散救活“小黄人”《现代快报》2007年3月14日A11版）。其实，手术后肝脏胆汁淤积和黄疸消退需要一个过程，而救活这个“小黄人”的应是前面施行的胆道手术，而不是“清热凉血药”。
再如刚刚收到上海一位中医教授所写的一本书，其中有他的临症经验，颇为神奇。兹举一例：一位老年人患“高血压危象，血压260/190毫米汞柱，正在急诊室抢救，内服静推各种降压药下不来，头胀、脸部通红，求我一助。心想，此断不可内服，以免不测，不妨外治。以引火归源之剂温水浸泡双脚。没想到，就这一招还真管用，15分钟后血压稳步下降，在场的人无不松了口气。[18]”如此严重的高血压危象被“泡脚”轻而易举地所解决，这种“奇迹”恐怕任何训练有素的医生都不会相信的。我倒认为，“血压稳步下降”可能正是由于“内服静推各种降压药”的结果。中医是※※古代的医术，其基本的观察陈述是个人的、主观的知觉经验，主体间难以重复和检验，所以中医根据自己的经验自行其是，各说各一套，碰巧者说不定因此一举成名。
大量揭发出来的资料表明，市上不少所谓的“纯中草药制剂”，其实加入了有效的化学药物，如治疗糖尿病的加入降糖药格列本脲，抗菌消炎药加抗生素，治疗哮喘、类风湿病的加激素，治感冒药加入解热药等。病人不明真相，以为草药有效, 其实是添加剂起作用。这是另一种张冠李戴, 常在发生毒副作用时才被发现, 是极其有害的。
最后，引用香港凤凰卫视主播刘海若在英国遭受车祸受伤的治疗经过和华文传媒对中英两国医生治疗的报道，看看人们的偏见怎样严重扭曲对疗效的评价。2002年5月10日，刘海若在英国遭遇车祸，致脑部和多脏器严重损伤，伴有昏迷，被送入伦敦的皇家公费医院治疗（注5）。在受伤2天内医生为她做了脑、肝、肺的四次大手术，术后仍昏迷，但血压、脉搏良好稳定，“并未出现外界传媒所说的‘脑死亡’”（据大陆报纸报道，开始医生可能怀疑过她“脑干死亡”）。15日，应家属请求北京宣武医院凌锋医师前去看望。凌锋证实刘海若已经恢复自主呼吸，对接触有反应，不是脑死亡。23日开始，医院已试着将她的呼吸机去掉；她的面部肿胀已逐渐消退，对他人说话有反应，“会立即翻动手脚……眨动双眼”。6月7日即受伤近1个月之后，病情已完全稳定，才用飞机将刘海若接往北京治疗。“经中西医配合治疗，在昏迷近3个月之后终于苏醒并能开口说话。”如今她早已基本恢复了健康。英国那所医院的及时而有效的积极治疗，对刘海若的起死回生显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大陆和香港的一些华文媒体报道却与此相反，前去看望的凌锋医师对该医院也多所指摘。英国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公立医院服务的效率或许难以尽如人意，但这所综合性医院不可能像报道所说的那样糟糕。为了突显“正是成功结合中西医疗原理的成果”和自己的功绩，报道称“外国医生已经判了‘死刑’”；凤凰卫视的刘总（刘长乐）“感慨道：英国医学界险些定位为脑死亡的弥留状态，‘在英国，脑死亡的概念比植物人还要严重，如果伤者无人认领，他的器官便可以被无偿切除，移植给其他病人。我们当时不惜一切人力物力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他竟然按照自己无端的推测和设想，把英国医生说成是草菅人命的凶手。他还说：“我不是专家，不好妄加品评，但我敢说，宣武医院采取了大量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让海若神奇地康复。”有些人则鼓吹是“安宫牛黄丸的奇迹”，但刘海若只服了4粒安宫牛黄丸。（http://www_southcn_com/news/hktwma/fake/200205131157.htm）”这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说法实在荒谬。

医疗效果评价必须进行临床试验

从上述的例子可见，疗效评价中存在许多陷阱，导致错误的判断，常识推理是很不可靠的。任何一种无效医术或任何一位执业的庸医，都可因为疾病的自愈、安慰作用和误诊等因素的巧合，积累出治病“有效”的经验，甚至可以“贪天之功”成为“名医”。这就是“多言幸中”，即由于“以人命为尝试，积之既久，幸中偶合者日益加多，犹多言之必有中也” [19]。
对照临床试验评价药物的医疗效果被认为是上个千年最重大的医学成就之一，对现代医学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0]。现在一种新药或新疗法在临床应用之前，必须经过国家医药管理部门（如美国的FDA）的严格审批，进入三个不同目的的临床试验阶段。第3期临床试验的受试病人必须有可比的对照组，采用随机分组、明确的疗效指标、双盲法观察效果；盲底置于中立的权威机构，待临床试验结束以后在监督下揭盲，评定结果。一般来说，医生总会偏爱自己的治疗，主观上存在有效期望，病人有取悦医生、“报喜不报忧”的倾向，二者都会产生疗效假象。为了避免主观因素对评价效果的影响采取双盲设计，其优点已由许多对照研究所证明。※※的传统医药疗效至今不被医学界承认，不仅在于它缺乏合理的科学基础，亦由于未进行合格的临床试验，或者试验经不起重复。
现代医疗要求对病人的任何处理都必须建立在最佳证据的基础上，这个证据就是临床试验研究的结果，而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笔者最初译作“持据医学或有据医学”）就是向临床医师提供合理治疗的证据。循证医学是在临床流行病学和生物统计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方法，旨在保证病人得到合理的治疗，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首先要批判地考察和收集疾病的临床试验，将一种疾病的各个临床试验的结果综合起来，进行疗效的统计分析，称为集合分析或集粹分析（meta-analysis）。如今已有专门机构有计划地系统收集各种（不同药物或治疗）临床试验结果，进行集合分析，确定效果的证据，比较效果的高下，分成等级，通过网站或出版物发布，供临床医师择优选用。其实，医疗卫生工作各个环节的决策都应当讲求效率，如诊断方法、护理和预防措施的应用均须持之以据，根据临床试验的效果评价择优而用，各方面都要循证，进行集合分析和建立证据库，所以也称为循证医疗保健（evidence-based health-care）。
※※的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医生仍然沿用教科书上无批判性的教条、经验和积习，乃至道听途说。许多已经证明无效，甚至无益有害的药物和治疗陋习，仍被医患双方所乐于接受。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是循证医学的基础，但临床试验的观念至今还远未被※※大多数医师，甚至获得高学位的医师所理解，因此循证医学缺乏立足的基础。时下循证医学一词在国内颇为时髦，还有专门的期刊，其实不得要领。更奇怪的是，有些人士说，“中国因为有中医，所以循证医学特别有利”。此话不知从何说起？的确，国际一些机构支持在※※发展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那是人家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希望我们采用临床试验的方法，对我们信以为真的疗法或措施（特别是中医药）认真进行效果评价，去伪存真，提高医疗效率，避免卫生资源的浪费。
中医的医案是传习经验的文本，常是从名医医治过的成千上万病人中挑选出来的治愈案例，简单地记录病人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中医的辨证，没有明确的诊断。用药的效果几乎都是“其效如神”的，但病人究竟是治疗之后的康复，由于治疗而康复和无关于治疗，则是不加考虑的。有人声称，中医和西医分属不同的医疗体系，治病原则大不相同，中医药只能根据个人的经验辨证论治，不适合进行临床试验，试问如果不用公认的科学标准加以考验，怎么证明治疗有效，令人信服呢？
对待所有医药效果的基本原则应是“无效推定”：凡未经规范的临床试验证明有效者，应被视为无效。许多人对中医药难出国门感到困惑，症结正在这里。现在人们讨论中医药现代化，说的多是中药生产现代化，如中药做成什么制剂，生产达到什么标准，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还缺少基本前提。用科学界接受的规则证明疗效，并把有效的成分提取出来加以验证并得到国际公认，才是关键的必备条件，否则永远是自说自话。



注释
       注1：冠状动脉肌桥：正常的冠状动脉行走于心外膜下，如果部分冠状动脉（隧道段）行走于心肌纤维中，当心肌收缩时这段冠状动脉变窄，舒张期又恢复正常，这种现象称为冠状动脉肌桥。
        注2．著名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ClaudeBernard 1813-1878）批评当时流行的一些有名望的开业医生的观点，认为他们“坚持说医学注定只是一门艺术，所以医生不应是科学家，而是艺术家”是错误的。他说如果一位医生“根据他个人特有的思想或感情来治病”，那就要问这位医生艺术家“能治好病吗？”“人们不会凭一位医生说，他治好过多少位病人来判断他的功绩。首先，他应该科学地证明，这些病人是他治好的，而不是病人自愈的。”这才是真正的医术标准。又说：“自称医生艺术家的人会减缓医学科学的进步，因为他们提高医生的身价，却贬低了科学的重要性。”“医生自诩的这种治疗灵感，除了有利于无知的人和江湖医生、甚至有教育的人的偶然个别事实外，往往得不到其它的证明。”（《实验医学研究导论》：214页）这些话对我们认识传统医疗很有意义。其实医疗实践首先是根源于医学科学，即我们能够加以解释和重复证明的知识、逻辑和先前的经验，其次是来自艺术方面，包括信念、直觉和判断，后者是难以言传的。
        注3．医学家钱惪（1904-2006），传染病学家与医学教育家。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和重庆医学院院长。他“对病人从不说‘包治’之类的话”；如果病人恢复，他认为“多半靠病人自己，我们不应贪功”。（一级教授传记：《内科学家钱惪》．参见：《上海医科大学七十年》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7：379）郭沫若说：他的父亲懂中医，“凡是找他的人大概都是药到病除”，“因此，乡里人差不多把他当成救世主一样”。“这种事实在科学上是可以说明的。本来人的本身具有自然疗养的力量，一切的病患都是自己在疗养，医生不过是帮助这种机构的运行罢了。所以大概的病只要能够静养，都可以不药而痊。一般医生虽然平庸到万分，也能够糊口的原故就在这个地方了。父亲用的药大概是一些温和的药，这对于人的身体是不会有害的，又加以别人对他的信仰，这第一着便使患者安心，这是医病的第一种妙剂（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20-121）。
        注4．“牛黄到底是怎么呢？各个牛黄的性质效力都是一样的么？真可以‘清心’治病么？我想药学专家都应当分析试验，根据结果发表出来，可以医病的继续使用，否则一律取消。……其实别的好些贵重药品也当这样办理的。珍珠粉与蚌壳粉有什么不同，…… 想起来大概总是差不多的吧。听说这是美容的药料，是从前贵妇人爱用的东西，在现今还有销路么？若是有的，那么便请她们改用普通制的蚌壳粉，平价售卖，不必再上奸商们的当。至于丸药里加珍珠粉的，大抵也不妨以蚌壳粉代用，反正没有效力这一点原是一样的（《周作人文类编》第四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607-608）。
        注5．这家医院名字是Royal Free Hospital，其实是英国公费医院（报道译作“皇家自由医院”），一所隶属国民保健署（NHS）的著名综合性医院，设有900张病床，每年约有50万来自世界各国的病人前去就诊（http://www_royalfree_org_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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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不是科学教父。他甚至也不是个真正的科学家。他只是个十几年前的过气博士（你要是看看网上他用英文讲的一段话，你可能会对他的英文水平都产生怀疑），毕业后没有搞什么专业研究，而转型成了科普作家和打假斗士。我尊重他对某些假的揭露与批判。但是，我不把他当科学教主顶礼膜拜。

他号召全民大吃转基因，您现在以为如何？也就是2年时间，您有否感觉风向有点变了？北美杂粮店原来卖黄豆，发不出芽。现在，专门标注，非转基因。拿回家一泡，顺利出芽。您说这转基因的东西这么好，北美的人咋开始不吃了？

他提出，中医理论是垃圾，该完全抛弃，只有一些中药，还可以拿来用用。但是，正如我在前贴指出的，中医的核心价值，正在于它的理论体系。几味完全一样的药物混一起，仅仅是相互间比例变化了，药物方向就变了，就治完全不同的病。这在现代西医是无法解释更无法加以运用的。抛弃了中医理论，中医就变成了西医，变成了专病专方。青蒿素治疟疾，黄连素治腹泻。当然，中医有相当多的验方是所谓专病专方的。但是，中医的内核，是善于用有限的几味药，经过辩证后施与人体，轻轻点拨一下，使固涩的车轴得以润滑，使人体的车轮恢复正常的运转，于是就可以治千病万病。

这种大智慧，方舟子之流，不理解也就罢了。您可别跟着方舟子走啊。他是有背景的，您可能比不了啊。

另一方面，貌似先进性的提纯手段所产生的药物并不一定长效，提纯后的药物单独很短时间使用会产生抗药性，西医建议也是类似中药一样混合使用，比如青蒿素，黄连怎么煮都能达到效果，黄连素经过多次使用就未必了，混合的中药天生就不会有抗药性这个问题，这个很早就有研究验证。

以先进的科技水平，根本达不到以低廉工业化方法克隆出验方中药的水平，而在这个“科学水平”基础上认定中药是不科学，并认为中药这种组方变化是没用标准衡量不科学和低效率操作的，是否有些可笑？也许再过个百十来年吧，把人体当作机器的西医能真正认识每个人的不同并不是机械使用同一种治疗手段就能达到最佳效果的，现在的西医从来不理解一年中节气变化对人体用药是应该有变化的，药就是标准的量，无论人体随季节是怎么变的。 本帖最后由 schar 于 2014-9-29 23:18 编辑

我有本书全文，限于篇幅，暂不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