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并未死亡，也未被埋葬。事实上，过去甚至并没有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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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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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v_sohu_com/20090119/n2618354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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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文沛：美丽是一种气息
http://blog.sina.com.cn/juwenpei2006
http://v_sohu_com/20081111/n260573269.shtml
http://media_people_com_cn/GB/40606/58557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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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不知道河马兄擅长写抒情散文。

    欣赏了：“哈尔滨本是一座女性城市，欧式建筑、丁香树、音乐节、时尚、太阳岛、冰雪，无一不是展示的女性的婀娜，她的“洋气”体现在那些巴洛克、新艺术运动、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上，说到欧式建筑，哈尔滨并不是国内城市唯一的专利。上海、天津、青岛、大连都有明显的欧化建筑。但是，没有哪一个城市的建筑像哈尔滨的建筑，具有这样高贵、典雅的艺术风格。可是现在，哈尔滨却被妖魔化成为了一个东北彪形大汉。正如许多美国人眼中的俄罗斯一样，只记得克格勃、柏林墙和拖欠工资一样，却不记得普希金、莱蒙托夫、柴科夫斯基和列宾。 ”

5月

Aaron先生的100种表情

Snow was general all over Ireland.

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

It lay thickly drifted on the crooked crosses and headstones, on the spears of the little gate, on the barren thorns.

它纷纷飘落，厚厚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

His soul swooned slowly as he heard the snow falling faintly through the universe and faintly falling, like the descent of their last end, upon all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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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斯《死者》

凯鲁亚克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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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1日，纽约昆斯  

我相信我会成功的。我今天一大早爬起来，就不断的告诉自己。今天全面地阅读了自己的小说（按指《小镇与城市》），我明白，这部小说已接近完成，可是，我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呢？我不清楚，应当说，它是对我自己的总结，行文所至，莫非如此。小说中所表达的也就是我自己本人的东西——有时心情欢悦，充满柔情，有时却情绪黯淡，充满厌憎之意，情绪极不稳定。后来渐渐控制自己。

写了2500字，直到凌晨4点艾伦·金斯堡来访。他告诉我他快要疯了，但是一旦这种疯病治愈，他就能与人进行完全、畅快、自然的交流，其交流程度之深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法做到的。他还向我描述他的恐怖。看起来，他快到在我的屋子里大发雷霆的边缘。等到他安静下来，我念给他我小说的一段。他斜着眼宣称，我的小说“比麦尔维尔的小说还伟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他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总有一天，我会取下自己的面具，并且告诉世人艾伦·金斯堡的一切及其“真实”的本来面目。对我而言，他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我觉得，这使他智穷计尽。我怎样才能帮助一个一会儿是魔鬼一会儿又是上帝的人呢？

1948年2月13日

我现在经常意识到有种感觉常缠绕在心头，隐隐约约的一种恐惧。仿佛正是这在腐蚀生命。我却不能说出，不能抓住它，不能把它象身上的毒疮一样用把刀子刮掉。这真是恼火。昨天，和一个姑娘去爬山，感觉压抑极了，尽管她很美丽。什么都不能合我的胃口。我现在多么讨厌所谓的快乐，所谓的幸福。那些东西我感觉象糖衣样腻人。今天突然发现我这一生中犯下的极大的错误：我喜欢上了文学。

1948年4月17日

到了纽约，和一个姑娘通宵争论。金斯堡疯了，他求我打他——我已经受够了，因为如果他每周不去精神病院看一次的话，金斯堡就很难保持心智正常。他要知道究竟我背着他干了些“别的什么”。我告诉他我确实在潜意识里有一种打他的欲望，但我没有打他，对于这一点，他以后会高兴的。 　　自从和爱蒂（按指爱蒂·帕珂，凯鲁亚克的第一个妻子）打架、和卢西安（按指卢西安·卡尔）一块爬树的那些日子开始，我再也不做那种傻事了。但是金斯堡之流设想没有其他人看到过他们灾难性的情绪爆发的样子，还试图将其强加给别人。我变成了一个说谎者、一个见风使舵的懦夫，因为我假装是这些人——金斯堡、乔（按指乔·布洛斯）、卡尔、巴勒斯，甚至卡默娄（按指戴维·卡默娄）的朋友。可是我一直都很清醒地知道，我们大家谁也不喜欢谁，并且不断地相互恶作剧。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的短处，要不然，他就永远不会真实。些事我还是不敢说出来，连在自己的日记中也不敢。 　　

1948年6月17日

这几个晚上疯狂、痛苦、孤独地想念一位女子……仍然继续我的工作。看见她们在外面走动，我简直要疯了。为什么一个想做大事而又孤独、穷困的男子不能找到一个能够给予他爱情和时间的女子呢？当年轻的姑娘们毫不在意地走过我的窗前，我就想，像我这样健康、性感、对漂亮姑娘有着无穷欲望的人，现在为什么不能和她们中的某个人恋爱、亲热呢。——见鬼！这只不过是胡思乱想罢了。这种经验令我更加痛苦，老天爷作证！ 有时做梦，梦见一个漂亮的姑娘，却和我一样孤独，两人在黑暗中，感觉这冰冷，如把刀子。

今天的垒球平均打了350分。

1948年7月3日

在哈莱姆区艾伦和拉塞尔·都金的住处参加了一个盛大的聚会。有整整三天，我没吃过任何东西，也没怎么睡过觉，只是一个劲地喝酒，倦眼迷离而又烦躁不安。附近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她刚二十出头，红头发，爱激动，但是个性冷淡的姑娘（我从别人那儿听说）。我冒着炎热走了3．5英里的路，走到她所住的“流线型的意大利式公寓”。我躺在公寓的地板上，恍惚地望着上面，好像我以前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一切。这里面有苦难，有人们美丽的外表下面藏着的丑陋。另外，汉克（按指赫伯特·汉克）告诉过我，他在底特律看到过爱蒂，他告诉她我依然爱她。我真的还爱爱蒂吗？今晚我想是的。在我的幻想曲之中，既没有海洋之光，也没有鼓点，只有寒风吹过厨房的窗户，在10月的清晨。

1949年8月  

我在黑暗中行走，除了属于自己的疯狂的自我，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想与远在天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联系，还想问问老麦尔维尔，他是不是仍然那么沮丧，还有沃尔夫（按指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美国著名写实主义作家和讽刺作家，对凯鲁亚克的小说影响甚巨），我要问问他为什么38岁就死去。我不想放弃，我发誓决不放弃。将在叫喊和大笑中死去。  

丹佛的垒球比所有这些苍白的玄想都棒。我已经看透了，这使我悲伤，在这种情绪支配之下，嫉妒之类的东西不会进入我的心灵。  

不久前，我到机场给去纽约的鲍伯·纪洛克斯送完行之后，路上搭了便车回返，车子在黄昏巨大的苍茫原野中行驶，在这片充满悲伤的红色土地表面，机场只不过是一隅之地。我到了威尔顿，一个丹佛的黑人城镇。  

和纪洛克斯在※※城的时候，我就明白，做一个已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将只不过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倒不是他有意让我看到这个。我知道他有多难过，我也知道，这个“世界”提供给我们的最好的、最高级的东西实际上是空虚、没有生命的。毕竟纪洛克斯是一个十足的、事务繁多的纽约人，一个35岁的成功者，一个著名的年轻编辑。我告诉他在真正的作家眼里“没有什么桂冠”，比如，诗人不能在世界性的名声、财富或者欢呼、尊敬之类的任何东西中找寻到他们所需的迷狂。但他入情入理地向我指出，真正的桂冠惟有在写作之时才能上。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辉煌之梦破灭了，因为我明白“白人世界”所能提供给我的最好部分，对于我来讲也是不够的，没有足够的迷狂，没有足够的生命、快乐、刺激、音乐，没有足够的黑夜。  

有人在小棚屋前卖放在纸箱里的热的红辣椒，我买了一些，在漆黑、神秘的街道上一边吃一边漫步。我希望自己是一个黑人，一个丹佛的墨西哥人，或者甚至是个日本人，只要不是个对自己的“白人世界”的最好的东西（包括我有着“白种人的野心”的所有生活）幻灭的白人就行。  

我走过墨西哥人和黑人家门廊的暗色台阶，有人在轻柔地说话，偶尔有些神秘、性感的黑人姑娘的黝黑大腿闪过，一群黑人女子走过，其中一个年轻的姑娘离开她母亲样子的年长妇女，走过来向我打招呼：“你好，艾迪。”  

可讨厌的是，我很清楚，我没那么幸运地成为那个艾迪——某个在这儿弄了这个黑人姑娘的白人小伙子，我仅仅是我自己。  

我是如此地悲伤——在紫罗兰色的黑暗中游荡无依——我希望我能把自己交换到快乐、真实、充满迷狂的美国黑人世界。这里的一切使我想起了尼尔和娄内，他们在这附近度过了童年时代，我是多么地渴望自己变成一个艾迪、一个尼尔、一个爵士音乐家、一个黑人、一个建筑工人、一个垒球投手，在丹佛之夜的这些野性、黑暗、充满活力的街道上，我愿意是任何人，只要不是现在的我，如此苍白，如此忧郁，如此黯淡。  

维尔顿镇正在进行一场大型的垒球比赛，比赛用的泛光灯很亮，几乎照亮了我们汽车的油箱。多么残酷，让我碰见这个——这让我怀想起在盖斯屋一块打球的伙伴们。每打一个球，这伙焦急的观众就会吼叫起来，这些奇特的、被视为英雄的年轻球员有白人，有黑人，有墨西哥人，也有印第安人，他们在打球时全带着一种严肃的表情，他们统一着装，但只是垒球业余爱好者。可我呢？大学时候的我有一种“白种人的野心”，所以，我不得不成为一名专业性的运动员。我真恨自己想到这样去做。在我的生活之中，我从来也没能在所有的家庭成员和邻居的姑娘们面前，以这种方式打过垒球，我没有那么单纯。  
我只能作为大学球队一员，在到体育馆观战的大学女生前面打球。我还得加入大学生联谊会，穿上运动夹克而不是牛仔裤和汗衫。  

有些人老是希望自己的生活与目前的不同，惟有这样，他们才可以不断有新的希望，这也是我的生活理想。可是，我做了什么，使真实的、孩子气的、像这些人享尽人间欢乐的生活之门向我紧闭呢？是什么让我尽量与所有这些“不同”了呢？  

现在已经太晚了。  

我离开阒然无声的丹佛商业区的街道，要去考尔法克斯和百老汇大街附近乘坐电车，那儿有巨大的帝国大厦，它有着明亮的穹顶和茵茵的草坪。路上漆黑一团，我向我花了1000美元买下而没起到任何作用的房子走去，妹妹和外甥在家，他们正在铺着白色瓷砖的厨房里为金钱、工作、保险、安全之类的东西而犯愁。  

1949年11月30日  

人们对喊叫而不是对事实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纯粹的自然主义表达不了生活。谁还需要多斯·帕索斯那样过时的照相机式的、忠实于客观的描述呢？每个人都愿意率性而行。因此作家必须忽略琐碎的细节，而让燃烧的灵魂的热量流泻于笔端，尽量率性而行。  

小说家应当写理想的人吗？就像特里灵的《在旅途中间》那样？我很荣幸地观察到，特里灵戴上了最荒唐和最为非理性的面具。在金斯堡被大学开除、我被禁止出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而混迹于社会之后，特里灵就拒绝在街上认我，并且是以一种非常滑稽可笑的方式。好像我突然得了麻风病，而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人文启蒙主义者，有义务治病救人，但又要与我这样的“病人”腐败流脓的疮口区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我在街上热切地向他招手，但他匆匆走过，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终于有一天，我和他在一个药店里劈头碰见，当时我正在药店柜台后面拼命洗盘刷碗。他不知所措，勉强向我挤出一丝笑意，付了咖啡钱之后，他神速地把咖啡喝了下去，然后夺门而去。幸门口有很多人，他没法走得很快。  

我不能指望这样的人会帮我做什么。  

　　
1950年2月18日  

12天之内我的《小镇与城市》就要发表了。书评也会陆续出来。我会阔起来吗？或者变得更穷？我会出名还是会被人们遗忘？我将以一种“淡泊的哲学”（这是一种把清贫思想和内在欢悦结合起来的东西，如同我1947年和1948年所做的那样）迎来这一切。  

　　
1950年2月28日，星期二  

我3月的新计划：近期拿到钱之后，我将参加在Y处的晨光俱乐部，每天进行锻炼。另外，还要喝苦咖啡（不加牛奶和糖），在门框上做引体向上（因为上面没有真正的抓手的地方，我只能做10个、11个或者12个），少睡点觉。我最近变得太肥、太懒。是行动的时候了，是开始新生活、我的真正的生活的时候了。两星期之后我就28岁了。我准备把以前一天吃三顿饭改成只吃两顿饭。继续浪游，不再停留，不再悲伤，不再有形而上的畏惧！行动……速度……仁慈……行动起来！真实的想法而不是无味的改编。我将在《在路上》中更多表达，更少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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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嘴的河马 编辑于 2009-05-18 05:29]

我没看过那一期《实话实说》，但看过这一篇文章，当时就被深深地感动，其实重要
的不是他是哪一国人，而是在这个物欲社会中安于清贫、坚守自己做人的良心、坚守
自己理想的精神。

丁大卫是个美国人。我认识他是在电视上。这个美国人带给了我深深的感动。我受到
深深感动的这天是※※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组请到了丁大卫。我打开电视，就听
到丁大卫在与崔永元唠嗑。崔永元老笑，而丁大卫很诚恳的样子。

丁大卫的故事是这样的：5年前，美国青年丁大卫来到中国。他到了中国一所最普通的
郊区小学教学。这个美国青年因为做人与教学深得人的喜欢，后来居然当上了校
长。大概是1998年底，想到中国西部去看一看的丁大卫到了甘肃兰州。他到西北民族
学院应聘当大学教师。丁大卫不是一个能侃的人，机智的崔永元是 这样“套”丁大卫
的。

“丁大卫，你去大学应聘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说的：‘我曾是一名小学教师，积累了一
些教学经验，所以来你校应聘大学教师？’”没想到丁大卫这样回答:“大概就是这样
的。”大卫的话让现场很多观众都会心地笑了。

更有意思的还在后头。学校给大卫定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大卫去问别人，1200元在
兰州是不是很高了？别人说，是算高了。于是，大卫主动找到学 校，让人把工资降到
900元。学校一再坚持，大卫不让，说：怎么也不能超过1000元。最后，学校给他每月
950元。这段经历本来很好笑，但是我注意到现场没一个人笑。

崔永元问：“大卫，你每月工资够用吗？”大卫说：“够了，我每月的钱除了买些饭
票，就用来买些邮票，给家里打打电话，三四百元就够了！”

我听见观众中有不少人“哇”地一声发出惊叹。我知道是有人灵魂受到触动了,而这种触
动是我们的教科书和父母的教化所达不到的。而真正让我感动的还是以下一幕：

别出心裁的编导在做这一期节目时，让丁大卫带来了他所有的家当. 一只还不及我们
平常出门旅游背的那么大而“内容”丰富的帆布袋。而让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便
是一个美国青年在中国生存5年积累下的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财富。崔永元让丁大卫向大
家展示一下他的家当，大卫的脸红了一下，打开了他的帆布袋，里面的东西是这样
的：

1、一顶大卫家乡足球队的队帽。他戴着向人展示时，我看见了他眼里的骄傲。

2、一本相册。里面是他亲人、朋友，还有他教过的学生的照片。

3、一个用精致相框镶好的一家人温馨亲昵的合影(大卫从包里掏出时，相框面上的玻
璃被压碎了，大卫的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心痛的表情。不一会儿，节目组的人把一个
赶着去买来的相框送给了大卫。※※台这一着似平凡的举动令我感动和叹服，它那么
及时地体现了善解人意的内涵和我们对外国友人的尊重)。

4、两套换洗的衣服，其中有一件军装上装。那是大卫爸爸年轻时当兵穿过的，整整40
年了。大卫向观众展示时，很有些骄傲地说：因为它漂亮啊！

5、一双未洗的普通的运动鞋。那甚至不是一双品牌球鞋，大卫将它拿出来的时候，说
什么也不让崔永元碰一下，他说：“这鞋很臭的！”

6、几件以饭盆、口杯、牙刷、剃须刀为阵容的生活必需品。

7、一面随身带着的鲜艳的五星红旗。

当美国青年丁大卫将一面中国国旗打开，向现场的观众展示时，偌大的演播厅里鸦雀
无声，现场乐队深情地奏响了《我的祖国》的旋律。崔永元问大卫：你怎么会时时将
五星红旗带在身边？丁大卫说：我时时带着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我现在是在中
国，我要多说美丽的中文，有人到我房间里来，看着墙上挂着的五星红 旗，也会缩小
我们之间的差距。再说，看到这面国旗，我就会告诫自己：你现在是一位中国教
师，你要多为中国教书育人。

丁大卫的普普通通的话，让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我们的国旗，也让我的眼泪不听话
地掉下来。当崔永元问丁大卫在中国感觉苦不苦时，丁大卫说，很好的，比如这次你
们※※台就让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来做嘉宾，而且还让我坐飞机，吃很好的饭菜。我
看见崔永元有些不好意思地脸红了，他幽默地说：“我觉得你挺像我们中国的一个
人？※※！”丁大卫想了想，说：“还真有点儿像。”大伙儿“轰”地一声善意地笑开了。

“只是，※※挺平常的，他只是一个凭良心做事的人，这样的人不应该只有一个，每
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他认真地补充道。没有人再笑了，就连崔永元的脸上都显出了
小学生的表情。节目快结束时，崔永元对丁大卫说：“丁大卫，你听到过人家对你的评
价吗？”丁大卫笑笑说：“没有！”崔永元说：“好，现在我们就让你来听听。”我们 于是看到了这样一组外采镜头：

许多丁大卫的同事，丁大卫教过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在镜头前交替着出现，他们
一一地说着丁大卫的可敬与可爱之处，有的人情到深处时，甚至泪盈于眶。一个大学
女孩对着镜头说：“丁老师从来没骂过我，但我真的好怕他啊，因为我怕看他因我而失
望的样子！”而最后我们看到的一个镜头是：丁老师教过的那所小学的孩子们，一个个
争着抢到镜头前流着泪喊：你回来教我们吧！

我们看见，丁大卫不敢再看大屏幕，他深深地把头埋下。一个美国青年，却在中国得
到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爱我们的国家，我的心为之一颤。朴素的平凡的甚至不很
英俊的丁大卫，给我们上了最有教益的一课！这样的一课，我们的课本上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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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中的新郎

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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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端午节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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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8日,帽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