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推荐MINOLTA的F100不多，有什么想法吗？看了一下介绍，好象机子还不差。

是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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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新电脑》2003年5月刊上的排行榜。
很明显MINOLTA F300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是最佳选择。除了没有热靴等（可能跟它的定位为口袋机有关），拍摄能力和表现直追5000和5050。外形也很棒。

该排行榜里三星V4的价格有些虚高，好象有4000元左右的价格。在这个价格范围，V4是最佳选择。性能上它有两点比较吸引人，一是畸变校正二是有手动功能，用北方话说就是“大拿”，呵呵。三星的DC低档的都用三星的镜头，高档的才用施耐德头，个人认为相对于松下，三星做相机的水平更值得信赖，从它并购禄来和禄来120几年来的发展来看，三星做的不错，因而俺也渐渐地对它的DC有了信心。

曾因为韩国棒子在世界杯时蔑视中国人而拒买三星的CF卡（买了PQI的），但想想DC不是日货就是韩货，相比之下没有理由不接受韩货，尤其是后来居上性价比明显领先的韩货，不应以老眼光老诚见来看待。

准备进一台口袋机随身带抓拍，在V2、SonyU20和松下F7之间考虑。如果我不在乎变焦倍数，只看重光学性能和抓拍速度，应该选哪个呢？？？

图丢了，补。

贴图累了，来根烟休息一下。

多漂亮的机器啊，可惜我没有，先用S400吧

A bad looking DC

微距基本等于没有，背景基本没有虚化

袖珍＝小？呵呵，除了Sony U20，可能富士A203（A303尺寸相同啊，贵了点点）小了吧？

看看富士的效果，0.3M模式拍的

这是个约8万人口的城市。周围有城墙，形成一个每边长度约一公里的正方形。城门上有四层木结构的楼阁，共四层瓦顶，比我在其他省份看到的更为壮观。东西南三面城墙边上都接郊区，其中南门外郊区最大，沿着通往蒙自和东京的商业大道延伸一公里多。只有北门面对岩石。

　　街道就如中国所有的街道一样：一样错综复杂，数条小道通往两条连接各个城门的大道……”

　　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在他于1904年面对“变得如此熟悉”的景象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时，可能也不会料到，这些照片有一天会被一个中国青年万里迢迢地带回故土。但他很快就会发现，在他进入中国生活长达10年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他整个的后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怀。

　　这个法国人就是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字方苏雅)，1899-1904年期间法国驻云南的最高外交长官。任满回国后，他与妻子到了乡间，在一座名叫“小中国”的庭院里隐居，直至1935年病逝。他没有儿女，留给夫人的是装在一个紫檀木箱里一批他收藏的中国物品和110幅玻璃底片以及上千张照片。1985年，年事已高的马尔芒女士将这些遗物分成四类，分别赠送给四个国家博物馆。但是遵照丈夫的遗嘱，她没有把已制作出的照片和16毫米31分钟的纪录片送出去。 迷宫般的青石板街巷

迷宫般的青石板街巷
  老昆明典型的青石板巷，在今蓖子坡一带仍有可见。这种石板路中间的石块较大也较整齐，乃是“官道”；而两旁则以碎石铺地且较中间为低，一来突出尊卑有序，再者也是排水的需要
  早前的昆明主要街道，与内地许多地方一样，多用青石板铺路；而小街僻巷，则多半是泥土路，大雨后泥泞难行。方苏雅初到昆明时，曾惊异于其街巷的繁杂无序和石板路上石块的零乱和缝隙之大，这中间除了文化、美学上的差异外,当然还有经济上的因素。不过，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在当时水患频繁的情况下，石块之间的缝隙除其固有的渗水功能外(石板下有排水沟渠)，确实显现出一种淡泊、随意的自然之美，与道旁的房屋相配合，颇具古朴之风，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难以替代的，令人想到文明的独特性即合理性。

    方苏雅时代的昆明人喜欢养狗，据说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前后，昆明境内城乡合计五、六万户中，养狗不下五万条。比如昆明县衙门内就有五、六十条狗，甚至在归化寺附近还有几亩狗饭田，归县署收租养狗。不过当时中国人养狗一般都是用来防盗看家，几乎足不出户；图中大摇大摆走在“官道”上的两条狗却是方苏雅从法国巴黎飘洋过海带来的宠物，它们一直紧随方苏雅左右，在中国走过了几千公里的水路陆路，并不时从方苏雅“自然主义”照片中闪出来“穿帮”，提醒我们一个高超摄影师的存在万人齐睹“金碧交辉”，本是从前的昆明百姓60年一次的盛事，但这一有象征性的景象在清末也已象征性地衰败了。就在方苏雅拍摄这张照片的三年前(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秋分节刚好在中秋天，按道理到酉时(下午五、六点钟)，太阳西落而月亮东升，两者正对而光相射，太阳照射碧鸡坊的影子与月亮照射金马坊的影子相向移动,最后相接而“金碧交辉”。但据传这一天前来观光的民众却扫兴而归，因为两座牌坊的倒影在相距大约一尺时突然消逝了，原因令人费解且预示不祥。然而在这世纪初的一天(从光线情况可看出时间为早晨)，一个法国人迫使金碧路上民众全部将注意力集中在他手中的最新科技产品上(方苏雅亦用电影胶片录下了全过程，其摄像器材正是来自于电影的发明者，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不能不说是一种具启示意义的景象。
    关于金马碧鸡的传说可谓由来已久。汉武帝听方士之言，认为滇南有碧鸡神，毛羽青翠，能冲破石头翱翔，浑身焕发灿烂神光，鸣声达于四野；郦道元在《水经注》里也说，金马碧鸡，光影倏忽，许多当地人见过；班固的《汉书》中更是记载了汉宣帝时四川著名文人王褒领旨前往南中滇池求取金马碧鸡而客死他乡的故事。王褒死前有《碧鸡颂》一篇遗世，呼唤“金精神马”和“缥碧之鸡”从“南之荒”“归来归来”，明代著名文人杨升庵谪居云南期间还曾把这篇颂辞刊刻在滇池西山的石壁上。现代有学者认为所谓金马碧鸡不过是对古代这一地区产金产玉的形象化指代，相比之下，倒是民歌中的比赋更为有趣：
    金马比郎妾碧鸡，不须芳草怨萋萋；
    愿郎驰驱万里去，妾自守更报晨曦。

    至于金马、碧鸡坊的建立，则是在明代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后“忠爱坊”而修，三坊鼎足而立，合称“品字三坊”，屹立城南三百余年，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整个昆明的象征。其间金马碧鸡场下既有过明朝永历皇帝南逃的身影，也走过农民起义军和各色文人骚客，但到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金碧两坊均毁于战火，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又由总督岑毓英纠工重新修建，即方苏雅照片中的形状。只是金碧虽新，却难掩贫弱之况了。
   这是方苏雅照片中极不自然的一张：所有的人都望着他的镜头，带着惊奇和茫然的神色——因为他们大都是被方的卫队用竹杆驱赶过来的，却不知道这个爬在楼梯上的洋人究竟意欲何为。以此照片作对比，我们不敢确信新建的金马碧鸡坊还在原址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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