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俗史话...............私娼 ...........指暗房妓女，基本上以妓馆形式出现，门口挂有双红灯笼，写有馆名及标志。妓女穿旗袍，衣襟别有一朵半隐半现的花朵作标识。正牌馆收费一夜大洋10元左右。暗牌馆夜金约3至5元，打炮馆多为年老色衰的烂妓，价钱极为低廉。各馆均有专门的“牵哥”(皮条客)为之拉客，妓馆付给牵哥的“皮条费”一般为小洋2毫。寄馆妓女的收益一般与龟公、鸨母五五分，卖身入馆的妓女则只能得小费。

潮汕民俗史话...............酒局 ...........

    指以佐酒为主的兼职妓女，也有自己的帮派组织，主要分为潮、粤、沪三大帮。□□□□赴酒筵佐酒称为“出局”，每次局费约为5元，顾客若要留夜，价约10元左右。

潮汕民俗史话...............潮汕乡村“姿娘仔间” ..........

    20世纪80年代以前，潮汕各地农村经济落后，民生贫困，大多数农家人多房子少，有的甚至三代同住一室，女儿长大之后，再也不好意思同居一室，遂想方设法择伴寻求寄宿之处，于是农村便出现了“姿娘仔间”。

    妙龄少女，潮人称为“姿娘仔”，而“姿娘仔间”，从表面上理解，就是少女聚居和活动之所，其实不尽然，绝大多数姿娘仔间的主人是一位丧偶或颇有德望的老婶，与老婶同住的姿娘仔多者有七八人，少者也有四五人。姿娘仔间面积约在15至20多平方米之间，进门即可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姻脂香，但间里陈设简陋，门上常挂着一幅印有山水画的竹帘，门内可见一只方桌几盏油灯，几只长条椅几只小方凳，里面除老婶的睡床以外，紧靠墙边还有几只床铺或总铺。像这样的姿娘仔间，大的村寨有四五处，小的村寨也有二三处。姿娘仔间与男人的闲间一样，都是那时农村中常有琅琅笑声的小天地，不同的是，闲间是男人们休闲喝茶聊天之处，姿娘仔间则是少女们聚宿兼作手工之所。

    间主老婶年龄大多在50至60多岁之间，她们都是精神矍铄和蔼可亲的好心人。她们有的单身，有的也有儿孙，但都是空巢独居，因而十分乐意接纳邻里姿娘仔与其一起住宿，这样既做好事积德，又免于孤独。老婶是“过来人”，富有生活经验，尤其深谙妇人之道，深知做女人难。对间中闺女们，她以亲生女儿待之，对女红、情爱性事、生儿育女等，她除言传身教外，还经常苦口婆心良言开导，要闺女们懂得女人须有妇德的道理，言谈举止须有女人样，及至将来嫁人为媳，要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对妯娌对邻居要和睦相处。老婶绘声绘色的家常话常常使闺女们听得屏息入神。

    闺女们夜间在间中睡觉，白天除农忙季节须往田园帮干农活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均呆在间里绣花。这是她们得心应手的手工艺，她们每四人围着一只高方椅手扶“花规”各挂一面，耷拉着头飞针※※绣个不停，有时交货期限较紧，她们便在昏黄的灯光下“赶夜车”，直至午夜才歇息。绣花的经济收入除帮助家庭之外，余者作为零用钱或添新衣之需。

    姿娘仔间乐趣也颇多，她们大多是十六七岁芳龄，有的丰姿绰约，有的苗条修长，已值花期将近春意渐浓之际，故只要有暇就聊天，聊服饰打扮，聊婚嫁情爱，时而交头接耳私语切切，时而放开嗓门捧腹大笑，十分惬意。此外，稍有点文化者还喜欢哼歌册唱潮曲，尤其对潮剧《苏六娘》、《陈三五娘》的唱段情有独钟，阵阵歌声悠扬婉转，荡漾在乡村的巷道中，令邻居乡亲倾耳静听。

    最令姐妹们高兴的事，要算是同伴出嫁了。从定亲那天起，姐妹们便忙开了，先是奔走相告，而后是开始筹备礼物，以待吉日相贺，俗称“送花粉”。同伴出嫁前一段时间，操办婚嫁习俗及其程序成了姐妹们热议的话题，她们个个激情满怀真心实意地为其出谋献策，如协助选择布料，赶制新衣，按照习俗规定购买出阁时的必须物品。出阁前一晚姐妹们与出嫁女同睡一床，一边道喜一边嬉戏，其乐融融，当晚几乎彻夜未眠，天未亮姐妹们便起床协助嫁女梳装打扮。而间主老婶对妹仔嫁人虽欢喜在心，但对其依依不舍之情仍溢于言表。更有趣的是，当嫁女三天“头当厝” 嫁后第一次回娘家 兴致勃勃来到姿娘仔间时，姐妹们蜂拥似的将她团团围住，十分好奇地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逗得嫁女羞答答脸红红，幸亏老婶前来解围才平静下来。

    改革开放以后，潮汕各地农村富裕起来的农民大都兴建了新房，居住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这种寄宿式的姿娘仔间也就逐渐消失了。

潮汕民俗史话.................[揭岭渡口诗章亭联撷趣 .........昔时，揭岭一隅，南临海滨，北跨峻岭，溪流纵横，渡口殊多，有“城中竹林多依水，市上人家半系船”之“泛水莲花”的美誉。
　　《潮州志》记载：“全潮共有渡口534处，其中揭阳就达108处。”渡口是贯通“三阳”(揭、海、潮)的交通脉络，世人有“行猛路唔如搭着渡”、“撑渡企铺，不可离步”的俗话。
　　“野渡无人舟自横”，是潮人常聊作江边待渡的哼唱，“搭渡难”却是渡口人来客往常闻的感叹，历代文人墨客过渡有感曾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诗章。
　　古人撑渡多是一船往来，人工摇橹划掌，待渡心急。诗人戴次胄吟咏的《春江待渡》诗云：“绿扬芳草马频嘶，担重奚奴举步迟。小艇不来春水急，沙头独立已多时。”诗文极其形象地道出了待渡情景。
　　清乾隆年间，揭阳郑兰枝进士上京赴试，在试场作了《潮州八景》诗。其中“鳄渡秋风”一景诗云：“轻舟渺渺逐清风，载向西来复向东。人立晴波秋水绿，飞向远浦晚霞红。一溪爽籁韩潮阔，两岸凉飚鳄渡空。自是祭文神妙处，于今歌咏在江中。”
　　明朝万历年间，抗倭名将戚继光奉命巡视潮州，咏有《督兵过潮州渡》诗云：“汗血炎方七见春，又随残月渡江津。行藏莫遣沙鸥识，一片浮云是此身。”
　　揭岭渡口常见渡亭屹立。明代，在达濠和马滘往来要靠摆渡，马滘渡口候渡之处有个“渡江亭”，又称“炉柜寺”。有亦亭亦寺之奇特。寺内有一独脚对联曰：“覆慈云于西土众妙之门”，古往今来，没有一人能够对得出下联来。如今，于西北门上的“渡江亭”和东南门上的“炉柜寺”两个门匾都保存完好。相传曾是古代学士上京赴试的必经之路，今日仍是令人向往的揽胜之地。
　　古属揭阳至府城的“澄海维舟渡”，清代知县王岱题文云：“……每舟抵河堤，或风雨骤至，或晦螟烈风，奔投无所，停足无地，行者又往往苦之……建亭于河堤，遇风雨可以须臾息肩，设施便民，不可无记。”还有一渡亭的直联曰：“烈日如焚，到此无妨暂驻足；时雨骤降，从今可以便行人。”又有一渡亭的亭联云：“渡口凉亭风雨临时聊侧足，清茶一杯往来渴处可沾喉。”等等
　　揭岭渡口还有以苦力为生，“扶、托、抱、背”的人盖搭起可供遮日避雨的简陋草亭，有亭联云：“有扶有托有好食，无病无痛无忧心。”横联为“自力更生”，联意趣味盎然，妙哉!
　　沧海桑田，潮乡嬗变。1962年，※※著名剧作家老舍莅潮就吟有：“昔从澄海到汕头，野水荒沙旅客愁，众志成城争跃进，万家移石断中流。人民智慧虹为路，堤岸光辉月入沟，寒食秧田千顷碧，飞花满县冠山游。”
　　今日，揭岭到处有桥有路，交通枢纽四通八达，人们再也不愁“搭渡难”了。

潮汕民俗史话.................元宵采茶灯 .............

    清代陆廷灿《续茶经》征引《岭南杂记》载：“潮州灯节，饰姣童为采茶女，每队十二人或八人，手挈花篮，迭进而歌，俯仰抑扬，备报妖妍。又以少※※为队首，擎彩灯，缀以扶桑，茉莉诸花。”据此可知清代潮州，每逢元宵灯节有采茶灯游艺。采茶歌舞溶入元宵节的彩灯※※中，形成别具风情的采茶灯游艺景观，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种载歌载舞，便于聚观的歌舞游艺形式，早在唐代元宵节※※队伍中就出现过。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中有“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的诗句。咏的是京城长安元宵之夜，“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好一派繁华景象。能歌善舞的艺伎打扮得像盛开的李花，边走边唱《梅花落》。
　　清代乾隆年间，寓粤任学政的李调元，在他所写《粤东笔记》中，也有关于潮州元宵采茶灯的记述，且视民间歌谣为“芳草”，撷拾载录采茶灯歌词“十二月采茶歌”。采茶歌是采茶劳动的产物，格调朴实清新，反映采茶劳动过程，赞颂茶普惠人间之恩泽，歌唱劳动给人们带来的希望与欢乐，以及纯真的爱情。“更逢管弦发，轻歌唱采茶”，采茶歌演唱形式有“顺采茶”，从正月唱到十二月；“倒采茶”，倒转从十二月唱至正月；“四季茶”唱春夏秋冬，也有只唱采茶相关季节的。清代潮州元宵采茶灯影响所及，传至赣南。谢肇祯《南安吟》有“土音流传自东粤，村童装扮作妖娥”的诗句。

潮汕民俗史话.................东里名寺普陀岩 .........普陀岩位于饶平县所城镇上湾村西北山腰，依山为岩，幽壑驰烟，琴泉淙淙，嶙石偃蹇，寺隐于绿荫浓翳之间。远眺寺宇，逸兴遄飞，遥襟甫畅。沿曲折百余级仄径踽踽徐行，绕过山畔小亭，寺门“普陀岩”三个大字呈现眼前。

    庵寺依山势由低而高叠为三层。一层正厅为大雄宝殿，供奉释伽牟尼三佛像，两侧厢房通巷奇花泛彩，清幽馥馨。二层为天然石屋，屋顶覆盖一巨石，镌刻“普陀伽岩”四字，洞里供奉三尊石佛，石洞左侧有一“龙湫井”，泉水清冽甘甜，井墙有浮雕石龙，每于皓月当空，银盘倒映，水中可见游龙戏珠的奇观。杜甫诗云：“南有龙兮在水湫，湫兮如风凄如雨”。道出古井傍洞，远有南海，说明龙乘云而沾海水，印证这里必有贤人之蕴意。三层为观音阁，供奉南海慈航，欲登观音阁必攀天然石梯，梯旁有株百年桂树，让攀登者作扶手，阁门有对名联，让人们追溯该寺英才辈出的光辉史迹：脚踏云梯登紫阁手攀丹桂步蟾宫

    东里才子曹宗为明成化七年辛卯科举人，时国子进酒邱琼山慕其才委任著《春秋通典》。从他的《寄乡之贤士周舜中辈》诗，可知曾于此设绛帐，前授生徒：

    穷守儒官亦可羞，灯前还教旧春秋。料应吾辈皆贤俊，合在元龙百尺楼。

    他以元龙自比，壮志不已。陈元龙，东汉下邳人，历任广陵、东城太守，以平吕后封伏波将军。他在普陀岩执教，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人才。据《东里志》载：“和斋、直斋、竹湖、悫斋诸公皆出其门”。他们在普陀岩执经问义，接受曹宗教泽，如坐春风之中，仰沾时雨之化而得真修。和斋名陈理，字子文，他青年时就胸怀“速奋渑池翼，腾身出宇寰”之志气，怀着“青云有路通霄汉，再着征鞭看如何”的抱负，通过名师指点“奋翼”而登上“青云路”于明成化庚子年乡荐，历宦德兴县教谕，浦城县知县；直斋即陈宪，也是曹宗杏坛中缙绅之仕，而出任兴化州学正；竹湖名翁理，他在《一经书室赋》中借龙喻己：“朝懒游，夕懒出，去路石开天地郁……何时生羽翼，皇天早赐一声雷，惊起人间瑞祥物。”他朝夕勤学，于明成化丁末年中进士，历官兴化府推官，湖广按察副使；悫斋名刘瓒，他仰沾曹宗的时雨而奋翅高飞，官直隶通州判官、同知后褒荐知州要职。普陀岩吸引着历代达官、骚人、墨客的光临，因为它哺育出不少“睢园绿竹”、“邺水珠华”的经国大业之士而名闻遐迩。

    明正德饶平县令毛棠，在离任前还与周用相约同游普陀岩而留下《同周瞻峰游普陀岩》诗云：

    同上仙岩玩物华，白云深处有僧家。三生石上看飞鸟，四月门前喧卖瓜。日暖香风萦绣阁，雨余翠滴注流霞。与君参透元关地，杯渡悠悠泛月槎。

    诗人与周用同是仕途好友，一起游普陀岩这一“元关地”，诗人借浙江天竺山上的“三生石”为喻，追忆唐李源与僧圆观之交谊，僧死后转生为牧童与李相会，表达了他与周用交谊之深。月亮从山头刚刚露出月搓，他们仍依依不舍“杯渡悠悠”不停饮酒，抒发了对名寺对友人的双重依恋。

    普陀岩多次修缮，清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年），龙湾村吴氏祖松林公同众善信重修，石屋则由主持比丘尼寂心偕徒照实、照临一同叩募集资重修。１９８０年主持比丘尼释弘稳向海外侨胞十方善信募化，得到汕头佛协副会长释定持法师，香港三学、圆明讲堂释定因法师等鼎力资助，并增建“断练亭”，前后历经８年把颓废名寺全面大修，于１９８８年峻工，使古刹重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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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信仰、巫术及禁忌 ...........清光绪《海阳县志》说：“潮人俗祟尚巫鬼，赛会尤盛，届时奉新塑神像出游，箫鼓喧天，仪卫垣赫，大小衙门及街巷及各召梨园奏乐迎神，花灯烧烛随神夜游，靡费多以万计，祠庙庵观，无乡不有，每有所事，辄求祈签，以卜休咎。”清嘉庆《澄海县志》也说：“邑尚鬼，喜淫祀，疾病不迎医，托命巫觋。”清乾隆《普宁县志》说得更明确：“遇疾病不专于请医服药，兼用巫觋禳祷及神庙许愿。小儿疾病，则用女医为多。”
    这些说法，对潮人的信仰和巫信习俗可说是高度概括而又中肯的。1949年以前，乡村文化落后，群众生活贫困，苦于无法摆脱困境，只能求助于鬼神，多信命卜、兆应。每每游神，又成为爱面子、喜夸耀的乡民争强斗富的手段，迎神赛会摆擂台、显实力。1949年以后，破除巫信，神庙多行拆除，但拜神习俗时有反复，游神赛会多由单一的信仰民俗向招商贸易的商品交易会转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神庙也多复建，其富丽堂皇，为历代所不及。

潮汕民俗史话..................... 染衣店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丰衣丈三六、足食二十四”，说的是计划经济年代人们的衣食状况。这要说的是市民穿衣状况。

    解放之初，穷人添置一件衣服可是一件大事，平时舍不得穿，只有作客或重要日子才穿它，所以，“新三年”就有可能的了。接着就是“旧三年”了，衣服在膝盖、手肘部位最易褪色，变旧了怎么办？办法有的，就是对它进行染色。

    染衣这一行，在※※是一项古老的行当。

    上世纪50年代初，小公园国平路南段东侧路口，有一家很大的染衣店，生意很好，火炉、染锅、大木桶都摆到马路边，整天蒸汽腾腾，路过那里，可闻到一种淡淡的、怪怪的气味，后来懂得，他们用的是硫化染料，难怪气味如此，从那时开始，我就知道衣服是可以染的。

    有不少市民把要染整的衣物送到那家染衣店，店里的师傅就根据顾客要求要染成的颜色（多数为蓝、黑二种），把衣物分开、称重、定好价钱，与顾客谈妥后，收定金、约好取货日期，到时取回。取回家后，再洗数遍，一件旧衣就变得“很新”了。染衣的工作很辛苦，既要保证染色的质量，又要做到不浪费染料，染衣师傅手拿二根木棍，冒得热腾腾的蒸汽，忍受难闻的气味，不停地用木棍搅动、绞干，再用清水漂净、晒干，交还顾客。

    笔者之所以对染衣这一行当印象深刻，是因为染衣店就在附近，每天都要经过那里；成年以后，在上世纪70年代，神差鬼使地让我干上染整工作数年；小时候就穿上这种衣服，而且是自家染的，所以旧事重提。

    那时家里穷，兄弟多，父母如果要为我等做一套衣服，无疑是一项“大工程”。安平路有多家布店，包装布匹的粗原洋布丁被他们以废品论斤卖。粗原洋有11支×2、有21支×2，如果买到后者，是上等的材料了。买来后做成衣裤，因父亲懂化工，买来硫化黑色染料，按布料重量配好，加上食盐，自己动手染。于是，原来斑驳陆离、满是锈迹、字迹的衣裤，成了非常体面的新衣了，可以穿它上学出街。

潮汕民俗史话..................... 潮州牌坊街史话 ...........据黄梅岑先生《潮州牌坊纪略》载：“牌坊，传说可上溯唐宋，初以木建，形似‘乌凹肚门’。古时统治者提倡伦理道德，把城乡间于节义、功德、科第突出成就者，将其‘嘉德懿行’，书贴坊上旌表，称为‘表闾’，故牌坊也具纪念作用。到明时改用石砌，加叠层楼，饰以花纹，二柱一门或四柱三门，唯嘉靖时建多柱多门长牌坊”。
　　 潮州城※※上是粤东的政治中心，州、路、府治所在，达官明吏多集于此。入宋以后，人材辈出，人文荟萃，因此明清二代，在潮州城建立众多牌坊。
　　 据有关史籍记载，※※上潮城曾有牌坊91座，其中太平路39座，其他街巷44座，余在金山、韩山、湘子桥。此外，于乡镇间尚有57座，因此人们喻为“牌坊城”；而集中于太平路(大街)的牌坊，多为横跨路面的四柱三门，规模较大，鳞次栉比，风格独特，气势非凡，故被誉为“牌坊街”。
　　 潮城的牌坊，除“宫保尚书坊”和“六贤坊”为木结构，“世旌节孝坊”和倒塌后重建的“秋台坊”为砖砌外，余均为石结构。这些牌坊，“二柱一门或四柱三门，以石雕凿成歇山顶、柱、梁及各小件，架上三叠牌楼，匾额两旁，有的加配石刻镂雕之‘双龙戏珠’或‘龙凤卷草’之类装饰，柱边加设石狮或石鼓插柱础，潮人俗称为亭”。
　　 由于※※上自然与人为因素，至1949年10月潮城解放时共存牌坊39座，其中太平路19座，义安路3座，其他街巷13座，金山、韩山4座(引自存档《潮州古牌坊一九五○年实录》，现博物馆保存的牌坊照片中，太平路为17座，缺“头亭”的“两浙都运坊”和已倒塌的“百岁乡宾坊”；义安路2座，缺“恩深粤海坊”，印证上述数字是准确的)。
　　 潮城尚存的牌坊因年久失修，出现松动和伤损，加之内容又属“为封建士大夫歌功颂德”，因此一次偶发的突然事故，导致整个牌坊群的毁灭。据介绍，1950年12月17日下午，位于下水门街口(俗称下市头)的“百岁乡宾坊”突然倒塌，压死了路过的邮政工人许焕坤，于是19日潮安县城关镇首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召集各界人士讨论，通过拆除全城牌坊，并成立“拆卸废亭委员会”，报经潮安县人民※※批准实施。至1951年4月，全城除“岳伯”、“省郎”、“忠节”3坊外，共拆了牌坊36座，而“岳伯”、“省郎”2坊也难逃“※※”的厄运，只存下位于北马路二柱一门的“忠节坊”。
　　 关于拆坊原因，据城关镇人民※※上报县※※的城民字第520号文，理由有三：一是“有阻碍交通”；二是“年久失修，废坠堪虞；三是“在防空时期，更有拆除必要”。实际上除上述原因外，尚有影响商家经营和“封建内容”等内在因素，因此尽管有开明人士刘逸少提出保存少数有价值的牌坊或搬迁，但都没有被采纳。而且尽管决议要求对有文物价值的构件集中保护，但时至今日，幸存者寥寥无几。
　　 1986年12月潮州列为国家※※文化名城之后，随着专门机构名城办的建立和人们对※※文化认识的提高，修复牌坊街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主客观条件尚不具备，因此未能实施。进入21世纪以后，在“旅游旺市”的策动下，古城墙、东门楼、广济桥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动工，修复牌坊街已成为名城建设的重要项目再次浮出水面。在市委、市※※的重视下和海内外乡亲的热心支持下，从2004年开始进行规划设计，同年9月正式奠基；历2年的施工，至2007年底基本完成牌坊的安装、验收、并继续进行两侧骑楼的修复和铺设石板路面。
　　 此次修复的古牌坊共22座，其中太平路20座(不包括近期准备增加的位于南端入口的“三阳门”和“十相留声坊”)，东门街2座。在修复工程中，采取“原址、原貌”和“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的原则，但由于22座中只有15座存照片，而且历半个世纪环境的变动和考虑布局的合理，因此“原址、原貌”只能是原则上的多数。
　　 据此次牌坊的主要设计者邱创平工程师介绍：修复的22座牌坊中，明代从1517年至1637年建的18座，清代从1736年至1785年建的4座，前后历268年。牌坊的内容有状元坊、榜眼坊、尚书坊、柱史坊、大总制坊、四进士坊、七俊坊以及八十八岁中进士的木天人瑞坊、父子兄弟俱中进士的科甲济美坊、金榜联芳坊等。牌坊的结构有12柱、8柱、4柱，可抗8级地震，达到“大震不坏，小震不倒”。同时在广泛征集原牌坊构件的基础上，共利用原构件42块，其中主要有“七俊”、“赐锦重光”、“木天人瑞”3个坊的匾额以及圣旨牌、青石通雕，浮雕等构件。
　　 潮城牌坊的修复，实现了半个世纪潮州市民的梦想，体现了大治之年的新气象；同时恢复了名城潮州的一处重要传统街区，打造全国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这对于保护和建设※※文化名城，发展旅游事业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潮汕民俗史话..................... 苏罐——工夫茶具的主角..........“工欲成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夫茶的“工夫”，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那把“苏罐”。

    苏罐，指宜兴出产的紫砂陶小茶壶，宜兴属江苏，故简称苏罐（一说是苏州传来，故名，说也可通）。

    紫砂陶罐虽创始于宋代，但紫砂壶要到明代中期才开始盛行。据中国硅酸盐学会编定的《中国陶瓷史》所载：1966年南京中华门外大定坊油坊桥发现明嘉靖十二年（1533）司礼太监吴经墓，墓中出土紫砂提壶一件，质地近似缸胎而较细腻，壶胎上粘附有“缸坛釉泪”，说明该壶入窑烧制时没有另装匣钵，而是和那些较大件、粗糙又须施釉的水缸类器皿同窑烧制。也就是说，那时的窑主和制壶艺人对茶壶并没有“另眼看待”。这一件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有绝对年代可考的嘉靖早期紫砂壶，其情况与明季周高起《阳羡（宜兴古名）名壶系》的记载正相符合。该书<正始>章说：“李茂林，行四，名养心。制小圆式研在朴致中，允属名玩。自此以往，壶乃另作瓦囊（即匣钵），闭入陶穴。故前此名壶，不免沾缸坛油泪。”李茂林是制壶名家时大彬的同时人，烧壶加匣钵既然是由他首创，可见紫砂茶具之为人器重，不是在万历朝以前的事。

    据上※※载，宜兴壶创自当地金沙寺的一位和尚。后来，学使吴颐山书僮供春（也作龚春）在侍奉主人读书之暇，偷偷地把※※※的手艺学到手并加以改进，宜兴茶具从此遂逐步走向艺术化，其身价、地位也大大提高。供春之后，又出现了赵梁（良）、袁锡、时朋、李茂林“四名家”。时朋之子时大彬的技艺尤其高明，他擅制小壶，周高起称他“不备妍媚而雅坚粟，妙不可思。”“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当万历之时，宜兴壶出现了百品竞新、名家辈出的繁荣的局面。潮州人十分赏识的“孟臣罐”，就是由惠孟臣所造的紫砂壶，而惠孟臣正是当时宜兴陶壶界璀璨群星中的一员。

    宜兴名壶的价格在明末已十分昂贵，“一壶重不数两，价重一、二十金。”据闻龙《茶戕》所说，他的老友周文甫“家中有龚春壶，摩挲宝爱，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类紫玉，内如碧云”，后来竟以此壶作殉葬品。

    紫砂壶之所以倍受茶客青睐，是因为它具备七大优点：（1）泡茶时“色香味皆蕴”，能使茶叶“越发醇郁芳沁”；（2）壶经久用，即使以沸水注入空壶，也有茶味；（3）耐热性强，冬天沸水注入，无冷炸之虞；（4）茶叶不易霉馊变质；（5）传热缓慢，使用时不太烫手；（6）使用越久，越发光泽美观；（7）紫砂泥色多变，耐人寻味。由于具有上述特点，所以从明代中期起，“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

    紫砂壶何时传入潮州？这是一个饶有兴味却又难于确指的问题。据乾隆四十九年立于苏州的《潮州会馆记》：“我潮州会馆，前代创于金陵，国初始建于苏郡北濠”，可见早在明代（可惜具体年代不详），潮人已在南京设立会馆。而会馆之设，则反映了潮属各邑与江苏之间频繁的经贸活动，由来已久。经贸活动必然会促进两地的文化交流，因此，在茶文化领域中，领导标新的紫砂壶之传入潮州，应该说也早有畅通之渠道。

    苏罐，是工夫茶具中最关键的角色，没有小紫砂茶壶，就不成其为工夫茶。万历年间，宜兴小茶壶方由时大彬创制问世，所以，潮州工夫茶兴起，肯定不会在明代万历之前。

潮汕民俗史话..................... 苎布...........旧时，编织苎布是潮汕的传统手工业之一。所谓苎布就是用苎麻的茎皮纤维作原料织成的布帛。据有关资料记载，苎布是明代潮汕重要的布帛之一，到清代的时候已是潮汕农村重要的家庭纺织品，可谓“九邑乡村无不绩之妇”，由此可见当时苎布在潮汕十分时尚。后来，纺织业的发展，苎布逐渐淡出市场。但时至今日，在揭西个别乡村仍然可见编织苎布的古风。

潮汕民俗史话..................... 唐宋潮城小亭 ...........潮州府丘峦虽小而淡远疏秀，溪流虽细而迂缓清澄，湖湾、山巅点缀着精巧玲珑小亭，给潮城倍添风姿秀色。
　　 唐、宋期间，潮城有三大景区：西湖景区、金山景区和韩山景区，各景区小亭多姿多彩。
　　 西湖景区历经州官李宿、王汉、薛利和、林■（左山右票）、林光世多次整治，几经变迁，先后建了观稼亭(李公亭)、西湖亭、放生亭、倒影亭、湖平亭、东哭亭、云路亭和立翠亭等8个小亭。观稼亭建于西湖畔的葫芦山上，是李宿任潮州刺史时于唐贞元13年(797)为表示对农业生产的关心而建造的。刺史登临观稼亭展眼，韩江三角洲连接榕江、练江平原的稻作区，平畴一望，稻浪翻金。后人为了缅怀李宿的功绩，把观稼亭易名为李公亭。元祐七年(1092)时任知州的鲍公发重修李公亭，并多次与同僚文士在亭上饮酒，还写了《登前守李公亭》诗：
　　 李公亭即鲍公亭，何事因仍旧日名?
　　 守官二年如过客，风流千古是虚名。
　　 扪萝缭绕寻新径，隔水微茫认故城。
　　 陵谷变迁君莫问，此中气象转分明。
　　 北宋祥符6年(1013)知州王汉主持重修西湖，在湖心回廊处建西湖亭，治平3年(1066)薛利和知州游西湖，作《游西湖》诗：
　　 一湖泉色涨漪涟，窃号西湖几百年。
　　 泛出菱荷钱万叠，洗开杨柳眼三眠。
　　 雪鸥卧听禅僧磬，锦鲤行惊钓客船。
　　 若比钱塘江上景，欠他十里好风光。
　　 南宋庆元年间(1195)知州林■（左山右票）在湖滨建了放生、倒影、湖平三个小亭；南宋开庆元年(1259)林光世又在西湖山上建了东笑、云路、立翠三个小亭，加起来西湖景区共有8个小亭。
　　 陈尧佐任潮州通判时就重视金山景区的开发，迨至真宗大中祥符5年至6年(1012—1013)知州王汉在金山创建了4个亭、荔枝、凤凰、初阳、西晖，王汉还亲题亭名。绍兴18年知州翁子孔又在金山景区增建了6个亭：凝远、成趣、披云、就日、一览和金山，合起来共10个亭。方庭实于绍兴18年(1148)以直徵猷阁提点广东刑狱公事来到潮城，由翁子孔陪同游金山，登高观赏了《登金山亭呈翁守》诗：
　　 新亭高敞枕城隈，万里江山爽气来。
　　 云外孤峰擎日晚，林间啼鸟唤春回。
　　 登车谩有澄清志，览景渐非赋咏才。
　　 太守风流民讼简，落成尊酒许相陪。
　　 韩山景区凝聚了中国文化的结晶，韩愈在潮州文化史上留下了震撼潮人心灵的履痕。侍郎亭原址在韩山西麓，今韩文公祠所在地。知州王汉称：“韩文公建亭以游观。”所谓“游观”即外出巡行，观风俗、察民情之意。登临侍郎亭常常引发的诗思。咸平二年(999)陈尧佐亲临其亭，写下《登韩文公亭》诗云：
　　 侍郎亭上草离离，春色相逢万事非。
　　 今日江山当日景，多情直拟问斜晖。

潮汕民俗史话..................... 广济桥东宁波寺 ..............

     广济门、广济桥、宁波寺，※※上是广济桥景区不可分割的三个部分。
　　 宁波寺，原名宁波祠，位于广济桥东，祀宁波神。
　　 宁波寺，历代志籍有载。
　　 明宣德间姚友直《广济桥记》载：“(广济桥)仰韩阁之东，有祠曰宁波，塑宁波神，以妥水怒。”这时称“祠”，未言何时创。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郭春震《潮州府志》载：“宁波寺，在广济桥东，正统三年(1438)创。地基四十二丈六尺，田地一十四顷三亩三分，粮税六十七石一斗五升三合七勺。”此时称“寺”，以为明创。
　　 清顺治十八年(1661)，吴颖《潮州府志》沿郭志说：“宁波寺，在广济桥东，明正统间建。”
　　 25年之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林杭学《潮州府志》有新说法：“宁波寺，在广济桥头，宋时建，康熙年守道魏绍芳捐俸重修。”认定为“宋时建”。
　　 1993年，释慧源《潮州市佛教志·潮州开元寺志》则载：“宁波寺，在湘子桥东，韩山师范专科学校前。据雍正《海阳县志·寺观》、乾隆《潮州府志·寺观》、光绪《海阳县志·寺观》云：‘宋代(960-1279)建，清康熙五年丙午(1666)守道魏绍芳重修。’又《韩江记》卷三载：‘中祀十八罗汉及二十四墩(以二十三洲加东桥台计为二十四墩，引者注)桥神。’然既祀有罗汉，而无及佛像，谅记者疏忽耳。”
　　 对于宁波寺，有几个问题可为探讨。
　　 宁波祠创于何时，历来有多种说法。
　　 建于唐说：持此说者清康熙邑人杨锺岳，见其康熙六年(1667)《重建宁波寺碑记》：“考舆志，唐元和间(十四年，即819年)昌黎韩公愈来守是邦，鳄渚底平，鲸涛不惊，遂创兹寺。”
　　 杨说并非空穴来风，系考自舆志，但何舆志，却不具志名，让后人无从查证。但杨又列据凿凿：宋陈尧佐（宋咸平二年，即999年在潮州通判）曾“因其旧制而一新之”。虽则如此，此说尚未可确信。
　　 建于宋说：持此说为清道光郡人黄钊，见其道光庚戌(1850)《重修宁波寺碑记》：“按郡志，寺建于宋，不著年代。”
　　 同为碑记，黄不依杨说，而依郡志。黄说之依据在：“夫桥始于宋，而寺亦始于宋；桥成而寺也因之，而建庶几近之。”
　　 饶宗颐先生也持此说。见其《广济桥志》：“今以寺所祀二十四桥墩神推之，当创于广济桥既成之后，决非唐时所建。”
　　 但此依据不很充分。宁波寺主祀宁波神，二十四桥墩神可能系后人增塑配祀，肇建时间未必以祀二十四桥墩神时间推定。
　　 建于明说：持此说者为郭春震，其《潮州府志》：“宁波寺，在广济桥东，正统三年创。”清顺治吴颖《潮州府志》依其说。
　　 但郭志、吴志均没有说明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唐建说”依据不足，“明建说”未明何据，而“宋建说”倒为可信。能见到记载，“宋建说”始于康熙《潮州府志》，志成距顺治《潮州府志》仅25年，而不依其“明建说”；距杨锺岳《碑记》仅20年，也不依其“唐建说”。且杨锺岳为康熙府志审稿，其好友陈衍虞为康熙府志主笔，与宁波寺方丈交往甚深，改为“宋建说”未必没作考证。
　　 也许杨锺岳“唐建说”系采自故老相传。潮民崇韩，因有韩湘子建桥故事，更有桥系“昌黎韩公乞神于江，江为涸数日，因得而经始焉”之故老相传。(见陈一松《重修广济桥记》)※※上有韩愈祭鳄，陈尧佐戮鳄之说。因而杨氏碑记有韩公“遂创兹寺”，陈尧佐“因其旧制而一新之”。真是同出一辙。
　　 而祠应系宋创，且因桥而建，但当时只为“妥水怒”而祀宁波神，后又祀二十四桥墩神。至明中改为寺，加塑十八罗汉。此见解对否，请方家校正。
　　 宁波寺，原称宁波祠，现已毁，原祀何神(佛)?尚未有资料细致记载。
　　 宁波祠之建与桥有密切联系。明姚友直《广济桥记》有载：“(广济桥)仰韩阁之东，有祠曰‘宁波’，塑王公功德碑，列于两序。”
　　 清咸丰七年(1857)，林大川《韩江记》则载：“宁波寺，最宽大，在湘子桥头，中祀十八罗汉及二十四墩桥神。”(《韩江记》卷二第19页)
　　 是否可这样推断：宁波寺创建于宋时，称宁波祠，祀宁波神，意在以妥水怒。至明宣德十年(1435)，知府王源修桥后成“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规模并更名广济桥后，又修已废宁波祠，并于祠后建碑亭。此后又在祠中增塑二十四桥墩神。
　　 明正统间，将祠改为寺，由僧人管理，又增塑十八罗汉。
　　 至于有否供奉佛像，释慧原认为有，府县志无载是“记者疏忽”。笔者以为并非如此。宁波寺以祠改制，未必定以寺院规范。且黄钊《碑记》有“公(吴均)因修宁波寺。门内有堂三，楹面南向，拟奉吴公长生禄位。公闻之，艴然曰：‘果尔，余当自往毁之’。”可见仍留祠祀规制，却未见有建大雄宝殿之类的记述。
　　 关于宁波寺的和尚，现笔者能知道的仅有明末清初时的若愚上人，最早的记述见诸乡贤陈衍虞的一首诗，其题也是小序：“清明后一日，宁波寺访若愚上人，不遇。过邻寺，得公设伊蒲供，共登韩山文昌阁，归途逢若公，偕至兰若小憩，得十二韵。”诗曰：“江流方■(左氵右甲)渫，山貌正纤浓。虹偃连青屿，刹冲对峻墉。闹不撄云市，幽常借鬣松。远公曾遁迹，高坐偶留踪。玉版参禅足，花鬘绕院封。布金辉鹫岭，（镇将方重修弥陀寺，得源上人主之）。攻米饰慈容。杰阁凌霄入，荒祠仄路通。落珠霏謦欬，呼楫动鱼龙。已陟■■径，更登屴屴峰。日向高舂瘦，僧从下里逢。维摩别有室，徵士适闻钟。眺听溪风急，芳荪惹晚筇。” (《莲山诗集》卷十九第4页)
　　 若愚上人与陈衍虞交往甚深。《韩江记》也有记述：“昔有若愚上人，与孝廉陈衍虞交。寺壁有衍虞长排律诗，今折录：‘江流方■(左氵右甲)渫，山貌正纤浓。闹不撄云市，幽常借鬣松。远公曾遁迹，高坐偶留踪。玉版参禅定(足)，花鬘绕院封。”(《韩江记》卷二第19页)
　　 其实，寺壁上的五言排律正是《莲山诗集》中“宁波寺访若愚上人”这首。
　　 笔者曾请桥东办事处同仁帮作调查。宁波寺于晚清废，清※※因筹※※经费之需卖给一陈姓商人改作青果行。寺位于现韩山师院西校门前花圃广场，西向，大门正对广济桥。宁波寺1933年曾被潮安县※※占用为秋东区署署衙。1939年7月日本侵略军复占领桥东，放火烧宁波寺。此后中间部分拆为韩师通道，存两边大殿和走廊。复员后陈姓后代无力修复残留大殿与走廊，改做青果行货栈。1957年，因要改建湘子桥为通车桥，拆除拓宽为韩师广场，寺遂全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