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俗史话..................... 揭阳“戏剧之乡”杂忆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家乡揭阳县炮台镇文化站、炮台潮剧团任编剧。当年我县的戏剧创作和演出十分活跃，我当然投身其中。那时候揭阳荣获“小戏之乡”、“戏剧之乡”之美称，我也分享了一分荣誉与快乐。于今10多年过去了，回忆往事，仍是心旷神怡，令人振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以后，早有“戏县”之称的古邑揭阳，由于潮剧艺人甚多，县里不但有两个专业潮剧团，而且有五个镇级的潮剧团。这些专业、业余潮剧团，经常到城乡戏院和农村广场演出，受到观众普遍的欢迎。
　　揭阳县委、县※※及文化部门，为了繁荣戏剧创作，自党的十一届三※※※后直至1990年，举行一年一度的文艺汇演或调演，专业和业余剧团都要有节目参加，且要求是自己的创作剧目，以现代小潮剧为主。十多年的汇演和调演，造就了一大批编剧人才，创作出200多个剧本，上演的剧目123个。其中优秀小戏有《李队长筹粮》、《青竹岗》、《桃花红》、《中秋泪》、《春暖柳绿》、《白兔嫂买鳖》、《牛婶求医》、《大吉利市》、《一场美梦》、《砌鸡窝》、《打铺窗》、《送猪苗》、《雪中送炭》、《牵牛撞马》、《何老大荐贤》、《风雨同心》、《柑园新曲》、《喜满栏》、《李进才的婚事》、《王正卖灰》、《风雨中秋》等。
　　这些剧目或喜剧或悲剧或正剧，或歌颂农村新人新事新风尚，或反映城乡变革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或揭露妨碍大变革中的各种阻力。说出了农民心里要说的话，大得人心。县文化局从这些小戏中选择10多个剧目赴省参加汇演和调演，荣获多项奖励，轰动羊城。省戏剧家，戏剧评论家李门、倪路、华永健、马明晓、郑天健、赵君谋等，盛赞揭阳现代小戏是“火辣辣的农民戏”、“敢做人民的代言人”……省以上期刊如《南国戏剧》、《南粤剧作》、《木棉花》、《群众文化》等，先后发表揭阳29个剧本，197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业余戏剧作品选》，全书只有12个小戏，揭阳就有《李队长筹粮》、《中秋泪》、《青竹岗》，《春暖柳绿》4个剧作被选入。火辣辣的农民戏誉满剧坛，揭阳遂获“小戏之乡”之殊荣。
　　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80年文化部举办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农民业余艺术调演，广东省决定由揭阳的《李队长筹粮》一剧代表广东参加调演盛会。《李》剧在京演出，博得领导、行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荣获优秀剧目奖，剧本由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发行，全国很多地方移植这个剧作上演。
　　揭阳的剧作者们不满足于小戏的成绩，又创作出大型现代戏《恩怨宋家妇》、《相思店》、《招财进宝》、《千金女》、《牵猪郎》及大型古装戏《丁日昌》等。这些剧目分别参加省调演和评选均获奖励。
　　1990年11月，《丁日昌》一剧由中国剧协推荐。参加第二届中国戏剧节演出。该剧由揭阳潮剧团演出，在北京吉祥戏院演了4场，※※※※※、著名戏剧家、报刊、广播电视※※※观看了演出，大家赞不绝口，《丁》剧饮誉京华，荣获本届戏剧节优秀节目奖和优秀演出奖。这一炮打响，大大提高了揭阳知名度。
　　揭阳大戏成绩斐然，享誉海内，故揭阳有“戏剧之乡”之美誉。无疑，揭阳戏剧登上一个新台阶。
　　揭阳之所以有“小戏之乡”、“戏剧之乡”之美称，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揭阳党政※※※的远见卓识，重视戏曲事业的发展，敢于投资，坚持十多年的一年一度汇演或调演，培养了大批人才；二是县文化部门有高素质的辅导戏剧创作的人员，如陈作宏、张金茂、贝闻喜、陈诗侯等；三是有一批长期生活在农村，热爱生活的业余作者，如黄月金、吴文鸿、林立、林仲、杨邦敬、黄毓坚、黄仰臣等；四是得到上级文化部门、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如汕头市文化局、群艺馆，广东潮剧院，派出导演林福希，黄澍钊、蚁国英等，作曲陈美松、苏进成、蔡树航、林瑞藩等到各镇剧团辅导会演剧目。党政支持，群策群力，众志成城。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这十多年，可说是揭阳县潮剧的黄金时代。这一黄金时代为古邑揭阳的戏剧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潮汕民俗史话..................... 邵氏入潮 ...........

    澄海南湾邵氏入潮以“垂裕堂”为号，根据※※资料记载，澄海南湾邵氏公元１６６７年迁居南湾寨内，至今已有３４０多年※※。大潮汕平原较为集中邵姓的群体、集居地是澄海南湾和潮安东里，其它地方只是少数。祖先均来自福建蒲田。在桑蒲山上有一入潮汕始祖“政仪邵公之墓”，为潮汕两地邵氏认可的两地祖先墓。公元１９８４年，两地同年重新修缮“邵氏宗祠”，两地邵氏同祖同宗，手足一体。潮安东里邵氏以“永思堂”为号。南湾邵氏的“垂裕堂”有一定※※渊源，１９２７年，该宗祠为农民革命红色政权根据点熏解放后是南湾第一农星社社址。据对邵氏宗祠保存的第七世祖尔班公（生于１６６７年）神主牌分析，邵氏始祖约生于１５００年，邵姓迁入南湾可能始于嘉靖初年。

    南湾乡创于１５００年前后，明未清初，“寨内”、“新地”尚未成乡，而是构成南湾乡的两个自然村。寨内乡、新地乡形成于１７００年以后，仍是南湾一部分，寨内主姓张、邵、陈，这三姓也是寨内、新地创乡骨干氏族，现在在南湾近１４０００人口这大村，林、张和邵、陈四姓的存在及发展经历年代最长，澄海邵姓九成以上居于南湾。１９８５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南湾邵姓为８３８人，在该村排第４位。１９９０年统计，全县邵姓９３０多人，湾头占８５０多人，绝大部分居于南湾寨内穴部分数据采用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原副院长李才进编著《三湾史略》一书雪。

    新中国成立前，南湾邵氏有两位突出的革命人物，革命先驱者邵乐通，出生于１９０７年，就读于澄海县立中学，后在凤山学校教书。澄海县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成立ＣＹ（※※主义青年团）澄海小组，１２月成立※※主义青年团（ＣＹ）澄海县支部，有朱叟林、邵乐通等团员１０人。１９２２年２月因工作需要“跨党”，在县城凤山小学成立※※澄海县支部，四月底，党、团支部分开，邵乐通被任命为县共青团团支部※※。１９２８年，邵乐通从陆丰潜回澄海，同澄海革命组织取得联系，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但不幸病逝于澄海程洋岗。另一位是在上海的知名人士邵尧，资助※※※※※抗日，在日本侵华时，南湾２０多名年轻人投奔其门下。解放后，南湾第一任党总支※※、乡长邵十二，支委有邵自敬、邵根深。 南湾邵姓至今（含迁居汕尾１０户）共约３２０户，１６００多人。邵氏另居住地为今天的潮安彩塘镇东里村，旧村名“打铁东陇”，为不与澄海东陇重名而于１９４５年改称现名。据《彩塘镇志》，该村系于明代中叶由邵姓初创。现在邵姓在东里村人口约４３０人。

潮汕民俗史话..................... 普宁“伏虎井” ...........普宁里湖隐陀寺内的“伏虎井”，建造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该井为八角井框，径约1米，高约0.8米；用井盖盖牢，井盖上面雕一老虎，作踞立状，虎眼圆睁，神色怆惶；井栏雕刻精美人物字画；井旁边有一石板，上刻“自罹厥咎”，旁边一块石碑，碑文由清乾隆年间普宁县令萧麟趾所作。碑文介绍：清初，普宁里湖一带有虎，经常出没，伤害人畜，当地猎人虽然遍掘陷阱也抓不到，但是康熙辛亥年（1671）八月十二日夜，却有一只猛虎跌入隐陀寺里的水井中。人们以为老虎想吃和尚，触犯佛法，被投井中，因为五百罗汉有降龙伏虎之法，故将井改称“伏虎井”。萧县令藉此认为，老虎跌入井中并不是神力所为，而是虎胆包天、横行放肆、作恶多端所致，告诫人们要以虎为鉴，谨小慎微，所谓“跬步之内，即隐有无限坎险之地，皆足以制其命”。

潮汕民俗史话.....................  五花八门的零食.............. 上世纪50年代中前期，是小公园的黄金时代。在那时，市区人口很少（据《汕头大事记》1953年6月30日公布，市区人口是230414人），马路上不但汽车少，连自行车也少。在马路上摆摊设点，根本没有什么城管、交警之类人员翻筐踢担、收管理费或罚款的事，正是在这种宽松环境中，小公园成了小摊小贩卖零食的乐园，也是他们谋生的空间。所卖的零食，不但小孩喜欢，也受大人的青睐。

    在永和街口李益大一侧，长年有一对老夫妇制作“糖扣”。用一个小铁锅，放进红糖或白糖熬成糖浆，倒在预先撒了面粉的木砧板上，事先在墙上钉一块大竹板，上面有一根竹钉，把糖浆绊在竹钉上，趁热把糖浆不停地拉、绊，不久，糖浆变得松脆、膨胀，再切成块，每块约拇指头大，卖1分钱。有时加进炒花生米，搓成直径约1厘米的长条，切成约5厘米长小段，卖2分钱，生意相当好。不过，这种东西吃后很容易上火，加上我又目睹他们的制作过程，所以很少光顾它。

    到了夏天，天还未黑之时，沿百货大楼到李益大前面，一溜排上十来摊手工制作雪糕的摊子。工具很简单：一个筒形木桶，套进一个白铁皮筒形桶，制雪糕的原料就在铁桶中。夹层放入碎冰，用一根竹片插进小筒，不停转动小筒，不久，雪糕就制成了，用各种大小不同的杯或威化锥形杯，现卖现装，1分钱就能买。

    煎虾米笋粿、韭菜粿。一部小四轮手推车，上面放一个平底鼎，预先蒸制好的各种粿品堆在平底鼎的一边，另一边下面有一个小火炉，现买现煎，每个2分钱。这车走街串巷叫卖，东西便宜又好吃，卫生条件较好，我最喜欢吃。

    身背一个小木箱，用广州话叫卖南乳花生的，削菠萝、青皮梨的，卖甘草鸟梨、橄榄的，卖糕烧蕃薯的，几乎什么都有，它们成了上世纪50年代小公园交响曲一个个的音符。这些小买卖人，不少身有绝技。如削青皮梨，削皮时沿梨的纵轴一条条削下，削成后外表很美观；卖南乳花生、甘草橄榄的，哪怕你住在三楼，只要叫住他，把钱从窗口丢下，他就会把你要买的东西包得很结实，准确地从街上抛到窗口，力度控制得恰到好处，令人赞叹……

    可以设想，因为此类零食非常便宜，它们的利润自然也很低。据说，整天叫卖，也就是几毛钱的收入，倘若天气刮风下雨，生意就做不成。不过在当时，要“养活”一个人，每天仅需一毛多。从中我们也可以见到这些小摊贩生活的艰辛。

潮汕民俗史话.....................  潮阳古桥传奇 ...............潮阳置县于东晋隆安元年（３９７年），已有１６００多年的※※。如今，境内仍有不少古代桥梁，不但建筑奇特，还流传着许多故事和传说。

    潮阳最长的古桥，是位于练江下游的和平桥。和平桥全长１０８．８米，宽３米，属石木结构，桥分１９孔，桥墩基用规格松木条作筏基，然后用石板筑成菱形桥墩，桥面铺平板石，建筑严谨坚固。

    和平古桥为宋代高僧大峰禅师倡建。大峰禅师原名林灵噩，浙江温州人，宋绍圣二年中进士，曾任绍兴知县。林灵噩学识渊博，精通医学、建筑，因不满朝政腐败，弃官为僧，在潮阳蚝坪乡（今和平镇）灵泉寺当住持僧，自号大峰和尚。大峰和尚为当地民众施医赠药、并倡建蚝坪桥，这位高僧和学者亲手绘就大桥设计图纸，并远赴福建聘来建桥名匠。宋建炎元年（１１２７年），蚝坪桥建成，练江两岸变通途。

    和平桥还和南宋丞相文天祥连在一起。据史料记载，宋祥兴元年（１２７８年），文天祥率兵抗元，于是年１０月来到潮，屯兵蚝坪桥村，文丞相晨昏常到蚝坪桥漫步，其女儿在桥上练武，遗失一把宝扇，乡民拾后送还，还踊跃劳军，文丞相深为感动，把蚝坪乡改名为“和平里”，蚝坪桥便从此更名为和平桥，如今，和平桥头仍竖立着文天祥手书“和平里”石刻。

    潮阳最古老的桥，是位于西胪镇乌岩村的无水桥。据明嘉靖年间的《潮阳县志》记载：“唐大颠曾居梅峰寺，筑石梁架两山之间，称无水桥。”无水桥在潮汕古建筑中不但年代久远，且因奇特建筑闻名海内外。桥为南北走向，全由石块砌成，分为二孔二墩，桥墩四方形，由方石块砌成，桥面为１５块石板铺砌，石块各长５．５３米，宽０．５６米，桥高１９．３米，建筑严谨坚固，历千余年而巍然不动。而更奇特的是，无水桥下的山坑，千余年来未见滴水，纵使暴雨倾盆，山洪暴发，无水桥下的深坑仍然只见坑底怪石，未见水流，此一奇特现象，曾引起有关专家学者关注。据专家实地考证，山坑怪石下尚有深坑暗流，暗流深达１０余米，故山洪再大，洪水也不会涌到上面。民间传说，元末明初，道人何野云（俗称虱母仙）曾从无水桥下乱石缝隙中向石下暗流钓鱼，常有银鳞金鲤上钩。传说并不可信，但无水桥坑底无水，地下有暗流早在明代已有传闻。

    潮阳最具传奇色彩的古桥是贵屿桥。横跨练江的贵屿桥建于宋大观二年（１１０８年），桥长３５米，仅有两个桥墩，分成３孔，桥板由３０条大石组成，每条大石板重达５吨多，桥面距离江面１０米。当年建筑，在没有机械施工的情况下，这么重的大石怎样从１０多里远的小北石运来，又怎样吊装在１０米高的江面，至今仍是个趣题。大桥故事和传说引人入胜。相传明朝嘉靖年间，贵屿人陈北科在朝任大理寺少卿，告老回乡在贵屿桥边的华美村定居，峡山乡名卜周不错曾为陈北科算命，被陈北科戏弄，并将其放在贵屿桥下浸水。故事诙谐，妙趣横生，被编成潮剧《周不错》，在潮汕和东南亚一带广为流传。※※※※时期，日寇飞机轰炸贵屿桥，丢下几颗炸弹，大桥却安然无恙，当地民众称日机是“蚊叮牛角”。

    金灶镇金沟村境内的“复古桥”，则因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的题名而远近闻名。复古桥横跨榕江支流，长仅２０米，以６根竖立的石柱为墩。据史料记载，宋代，揭阳人吴远游（又称复古居士）中进士，在朝为官，与苏东坡是好朋友，后因得罪权贵，仕途失意，遂到潮阳灶浦山创建麻田寺，吴远游见山下小溪无桥，乡民往返不便，遂倡建桥。其时，远游闻老朋友苏东坡被贬到惠州，遂专程前往拜会，并述及在金沟乡建桥一事，苏东坡深表赞同，并应远游之请，亲笔题写“复古桥”三字。

潮汕民俗史话.....................  竹枝词中的潮州民俗............. 竹枝词又叫竹枝歌、竹枝曲、竹枝，原是川东鄂西一带的民歌。公元821年，唐代诗人刘禹锡任夔州(治所在今重庆市奉节县)刺史，听到“里中儿联歌竹枝”，深受感动。于是向民歌学习，写了几首竹枝词，其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晴”谐“情”，双关)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后人竞相效仿，竹枝词成了描写乡风民俗、名物风光的流行诗体。翁辉东先生在《潮州志·风俗志》中收录了大量的潮州竹枝词。吟唱这些竹枝词，眼前会呈现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民俗画卷，会让我们了解到潮州风俗传承与演变的轨迹，以及这些风俗与我们现代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请看黄钊竹枝词《四门学》：“卢侗赵德皆是乡，俾尔韩公一瓣香，分开小舍作义学，儿童背诵声琅琅。”唱出潮州人历来重视教育事业，莘莘学子皆勤奋读书。林大钦在《潮州风俗答问》中说：“历唐中叶，常衮剌潮，建学校，劝农桑，人蒙其教。至元和间，韩愈继之，礼赵德，敦实行，士益敦其化。”又说：“身劳耕筑者，咸饱诗书礼乐之文，是以陈尧佐有海滨邹鲁之咏。”指出在潮州即使是体力劳动者也知书达礼。再看林大川《西湖竹枝词》：“最好湖山上巳时，游人逐队赏花枝，羡他少小娇儿女，伴母来吟石上诗。”唱出潮州妇女也有较高文化水平。读竹枝词可知：尊师重教，孜孜向学是我们海滨邹鲁流传悠久的优良风俗。
　　 潮州人热爱生活，喜欢唱歌。清光绪年间，陈坤写有竹枝词《畲歌》：“畲歌唱出语音殊，调愈翻新韵愈孤，促管繁弦多悦耳，几曾辨别正声无。”畲歌原是畲族山歌，后来也泛指潮州民歌。《澄海县志》说畲歌“一唱三叹，无非儿女之情，情性之感也。然天机所触，衬以土音俚语，弥觉委曲宛转。”陈坤又有《秧歌》：“春风吹遍绿秧针，喜洽农情布种深，鼓打咚咚声缓缓，何须更唱‘解包心’(广州民歌名)。”作者自注：“潮州等处农者，春日数十辈插秧田中，命一人挝鼓。每鼓一巡，群歌竞作，连日不绝，名曰秧歌，颇称韵事。”斗畲歌、唱秧歌这种风俗在清末还很流行，可惜现已绝迹。但畲歌仔、秧歌词还有很多流传下来，邱玉麟先生编有《潮汕歌谣集》传世。
　　 潮州有许多独特的风俗，是竹枝词吟咏的重点。其中有写潮州人喜穿木屐、喜嚼槟榔等已经消失的旧风俗，也有写流传至今的风俗习惯。陈坤《出花园》“花开花落漫同沦，雨露栽培在本根，预卜春风红杏好，一枝今已出花园。”“出花园”是古风犹存的成年仪式。《礼记·冠义》载：男子二十 (潮俗定为十五岁)举行冠礼。《礼记·内则》载：“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头发盘髻，用簪子别住)。”举行仪式后，孩子便享有成人的权利和义务了。目前全国只有潮州、泉州保留这种礼俗。翁辉东先生《潮州志·风俗志》载：“七月初七日‘九子母’(潮州称花公妈，潮阳称床脚婆，被尊为孩子的保护神)诞，值男、女十五岁时，即于是日盛大祭祀，谓为‘出花园’。”
　　 “出花园”现多选吉日举行，仪式庄重而富生活情趣。这天，家人先收集十二种不同的鲜花，浸在水中，让孩子沐浴，以祈洗净身上的孩子气。然后穿上外婆送来的新衣服、新腰兜、新红皮木屐。父母祝福孩子出花园，进入青春期，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同时拜别花公妈，祭品有红桃、发粿、三牲。男孩子还要吃公鸡头。这些习俗源于传说：状元林大钦自幼家贫，常穿红皮木屐。一天放学回家，在路上看到一位老伯用红纸写着上联“雄鸡头上髻”求对，林大钦稍加思索，对曰：牝羊项下鬚”。老者大加赞赏，并奖给他一只大公鸡。“出花园”时男孩子抱雄鸡、吃鸡头，是寄寓将来像林大钦一样独占鳌头的深意。如今做父母的都祈望孩子能一举夺得中考、高考的状元。现潮城西马路还有多家代客备办“出花园”用品的专业商店，生意甚佳。
　　 读罢翁辉东先生辑录的潮州竹枝词，你会觉得它是集风土性、趣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好诗，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潮汕民俗史话 ................. ※※时期的潮剧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经历国内※※混战、日本侵略者的践踏，※※※※※领导的革命战争，到1949年中※※民※※※成立共38年。期间，1919年（※※八年）“※※”运动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潮剧有所促进，30年代广东相对和平期也有过短暂的繁荣，而1939年潮汕沦陷后则为潮剧衰落时期。

    1919年“※※”运动之前，粤东为龙济光（※※※系）、陆荣廷（桂系）及陈炯明势力的※※混战，社会无甚变革。潮剧仍如清代后期，演出以赛会娱神为主，到东南亚潮属华侨聚居处演出的比前为多。受清末戏曲改良风气影响，继《林则徐》等戏又曾演《秋瑾》（《徐锡麟》）、《打孚其》、《※※※》之类，但小市民趣味的《镜中缘》、《青草记》、《双驸马》等才子佳人戏则甚为风行。※※十一年（1922年）胡朴安著《中华全国风俗志·潮州人之盂兰会》记述：白字，“乃其地儿童所演，男女趋之若骛。唱作有次，颇堪悦目。按所有戏本，乃编于广州不第秀才，字句清晰，韵调合度。至其服装，与京班无异；旦角之髻，则如上述之大后尾，或蓬头为多。”王永载《潮州民间戏剧概观》则说：“各班主持人多能投机取巧，随时代演进而改换剧情，布景堂皇，服装华丽，演唱认真，算是潮剧中之最精彩者，放夙有正统剧之称。”“白话剧运动未流入潮州时代，潮州戏剧也与各地戏剧同样保持着它的古典形态，剧本内容多以忠臣孝子烈女节妇……为主题，间也有演些才子佳人一类的戏，驰名的如《陈三五娘》（又名《大难》）、《三笑婚姻》（既取唐伯虎一段韵事编成）……等。这个时期的剧本，多是传袭的，很少有创作的勇气。”“舞台装置，除挂着两幅绣着花朵（或山林鸟兽不等）的布幕外，更在这布幕中间挂着—幅竹帘。”“音乐及歌唱的节拍是极柔和的，极少象京戏、广州戏—类激越的音调，这可说是潮剧之所引为特异的地方。演员动作与表情是极拘谨的，许多动作都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往往引起观众的厌恶。面部化妆与服装头饰也很严格，潮剧往往以服装新颖作为吸引观众的广告，其对服装的重视可想而知。”（1940年《广东文物》下册836～840页）

    1919年5月4日开始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运功，促进※※※※※成立和※※※与※※※的第一次合作，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打垮了陈炯明势力在粤东的统治，接着北伐革命形势高涨。1927中经过起伏曲折社会动荡不安以后，革命浪潮时起时伏，只在陈济棠统治广东几年中，潮州曾有几年相对稳定时期。潮剧受文化思潮和政治形势影响，有所变化和反映。1925年革命高潮中曾组成潮音梨园工会，有两次经济※※并组织剑光、剑影剧团；※※※时期有过《※※从戎》和《上海案》（五卅运动题材）上演；※※※领导的大南山根据地，曾有赤花剧社组织，上演过《平江潮》等戏。

    作为文化形态，“※※”新文化对潮剧影响是普遍的。王永载《潮州民间戏剧概观》记述：“在白话剧运动流入潮州时代（※※八年“※※”运动以后），当话剧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的时代，潮剧也受其直接间接的影响，这时期除演古装戏外，渐渐向话剧的剧材及演出方式模仿，这时期的剧材是相当丰富的，而且有尝试创作的勇气。最驰名的是《群芳楼》《绛玉掼　》……等，描写色情的氛围极浓。演出的形式比前较为自由，可以说是罗曼蒂克的。舞台布景比较讲究，一废以前的布景，另以硬景（完全模仿话剧的布景）代之。乐具方面则仍旧，不过曲板方面足进步多了，而且有许多新创的曲板产生，驰名的如《群芳楼》—剧，扮主角二舍的老丑名叫亚倪所唱的《群芳楼》曲板，比前解放得多了。这也可见形式是怎样随内容的变更而变更呢。演员表演也比较没有以前的拘谨呆板，服装化妆也倾向现代化了。”

    “在国产电影流入潮州时代（※※十五、六年前后）。这时期剧材多采自国产的电影名片，最早驰名的是《孤儿救祖》。潮剧对于电影片的采用是经过—番改编的工夫，然后再和以曲板制成歌剧方式演出。当剑侠神怪电影流行的时期，潮剧也多采取此类剧材，以博厚利，如《火烧红莲寺》之类。为了剧材的关系，所以在舞台装置方面不能不变为复杂些，电光、水景、火景等等这时也被搬到潮剧舞台上来运用了。及后名片如《姐妹花》《渔光曲》《都会的早晨》《空谷兰》《人道》……等也被搬上潮剧舞台上演，而且都用歌剧的形式演出。姑勿论演出的技巧如何，但编剧确曾费—番心思的。这时期演出的形式，音乐的节拍，以及演员的动作与表情等，与其说比第二期来得进步，不如说渐趋向解放的程途为当。”

    “※※”运功到※※※※爆发十多年间，潮剧有较大的变化发展。在海外的潮剧中心（曼谷）形成，从曼谷到新加坡、柬埔寨、安南等地的演出网点和从曼谷到暹罗各州府演出点纵横交错，30年代曼谷耀华力路五、六家戏院同时演潮剧，形成海外潮剧的黄金时代。—批有名的编戏、教戏先生涌观，在暹罗—批知识分子参与编撰剧本，谢吟、苏醒寰等有志改良潮剧的编撰人员还成立组织——青年觉悟社。音乐唱腔形成曲牌联缀与板式变化的综合体制和编曲、作曲的制度，林如烈等成为名作曲先生。不少演员成名，如丑行的方溜、阿倪、谢大目、洪妙等；生旦为童伶饰演，艺术生命短促，在捧角的风气下，也有扑目旦、楚兴、胶蚤以及稍后的郑广昌、李梨利、吴松声等一批。    演出场所由神庙戏台进入戏院，以卖票作商业性演出为主，也仍有应聘在土台、庙台和搭棚演戏的广场演出，潮剧艺术由粗到细。汕头市和各县城，先后建有戏院，如汕头的大观园、桃园、新观、高升和大同游艺场，潮州的天仙、光华等。

    ※※※※爆发，潮剧也为抗战作宣传。《潮州民间戏剧慨观》记载：“自七七展仟神圣抗战以后，潮剧虽一部分仍保持着固有的作风，但亦有一部分以抗战为题材，倾向于光明的前路。他们将陈旧的形式装进了前进的内容，故近来编了几出较有意义的剧本，如《韩复榘伏法记》、《卢沟桥纪实》……等，虽然尚属幼稚，但总能跟着时代前进。”还记录了“利用潮剧旧曲板填以新意识的歌词，选择数阕介绍”，如用王金龙板唱“还我河山”“沉冤六十年”，用桃花过渡板唱“新十二月救国歌”等等。1939年6月21日汕头沦陷，艺人星散，—些艺人流落暹罗曼谷；正顺、三正等班则到山区苟活，多数戏班解体。1940年太平洋战争打响，1941年暹罗等东南亚国家先后为日本侵占，多数潮剧班社也散班。1943年潮汕特大旱灾，饥荒地区较广，《潮州志》载：“沦陷饿死者日凡四五百人，”“往往有—村人口损失过半者。”潮剧遭受空前浩劫。

    1945年日本投降，复员后社会经济尚未得稍为恢复，接着※※的烽火又起，潮剧班社仍处于萧条状态。国内只剩下正顺、三正、源正、怡梨、玉梨、赛宝、—步升等十二个剧团，其中有四、五个还是半农半艺的团体。国统区物价飞涨，1947年汕头部分潮剧艺人曾组织工会，谋求改善福利待遇，曾于中山公园九曲桥开会※※，但一闪即逝。在泰国，1946年泰国潮剧艺人曾建立有三千从业人员参加的潮剧艺员协会，意图复兴潮剧，但因经济尚待恢复，潮剧也不能兴盛。

    1948年新编纂《潮州志》有辑《潮州戏剧志》分卷计划，萧遥天曾撰《潮州戏剧志稿》。1948年住香港部分潮州籍知识分子参加“方言文艺”问题讨论，潮州方言文艺组把潮剧改进问题列为重要议题，至1949年分别在《组报》、《文汇报》等大小报刊发表文章，为中※※民※※※建立后的潮剧改进提供了一些舆论准备。

潮汕民俗史话 ................. “缴戏”.............. 创办戏班，潮俗称为“缴戏”。从汕头开埠至辛亥革命，潮汕到处涌现缴戏热潮。

    清末同治、光绪年间，与澄海一江之隔的外砂乡，方圆不过数里，便先后办起老正顺香、老三正顺香，老源正兴、老正兴班等15个戏班。这些都是潮剧名班，饮誉海内外。

    民间的好戏之风，当然感染了上层人物。官绅豪门、社会外流也不甘示弱，争办戏班，以戏待客，或自娱，或酬神，也达到终年不停的程度。

    揭阳的戏班也秀多，曲溪吴克玉创办老玉春香、中班春香、三玉春香三班。白塔的老怡梨春也是创办于光绪年间的名班。潮阳也有几十个戏班。其中，老怡梨春也是创办光绪年间的名班，20世纪20年代，该班人员达百一十人，是名教戏林如烈、小生郑广昌所在的名班。1935年，该班赴泰国。与其同名的揭阳白塔“老怡梨”，后来成为潮剧院三团。

    民间的缴戏热潮，也是促成潮剧走向繁荣的因素之一。

潮汕民俗史话 .................潮州历代对联述略..............  自北宋初年起，潮州即有“海滨邹鲁”之美誉。《永乐大典·卷5345》引李公甫《回张潮州启》曰：“封疆虽隶于炎方，文物不殊于上国。”可见，自唐宋以来，潮州也是催生对联的一方沃土。可惜的是，由于经历了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的三次劫火，地方文献散佚殆尽，因此，时至今日，我们仍很难对潮州的楹联史作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只能根据幸存志籍中的零星资料，粗略地寻觅其发展的轨辙。如：
　　 ※※《潮州志·丛谈志·人部》载唐宋潮州八贤之一、高士吴复古(子野)于元丰(1078-1085)中到京师遇蓝乔(传为得道仙人)，相从于湖海六年，还家告妻子曰：
　　 黄卷尘中非我业；
　　 白云深处是吾家。
　　 这是一副对仗工整的述志联。以笔者管见，该联也是见诸文献记载的、年代较前的潮州本土对联实例。
　　 嘉靖《潮州府志·人物志》载，登北宋政和八年(1118)进士第的饶平人张夔，曾告诫即将出任容州通判的儿子张昌裔说：
　　 慎勿与人交水火；
　　 好尊名节重丘山。
　　 这是一副属“流水对”性质的格言联。据志书所载，张昌裔上任后，“持身谨饬，能不替(违背)其父风。”也即是说，上述格言联收到极佳效果。
　　 《永乐大典·卷5343·风俗形胜》引元《一统志》谓，宋孝宗尝问王大宝，潮州的风俗如何?王大宝回答说：
　　 地瘦栽松柏；
　　 家贫子读书。
　　 用联语回答皇帝的提问，言简意赅，十分得体。此联兼用借对与本句自对的格式，手法颇为高明：栽，义为种。又，义同“崽”。(潮人称鱼苗、树苗为“鱼栽”、“树栽”，本此)以“栽”对“子”，是借义对读，本义是诵读，也指文体名(晋·张华《博物志》卷四谓：“贤者著述曰传、曰记、曰章句、曰解、曰论、曰读。”)。用含义为文体名称的“读”来对“书”，使之变成名词对名词，也是借义对；而上联的“松对柏”、下联的“读对书”，则称为“本句自对”。本联有如杜诗中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一样，用借对(寻、常，度量名)、自对(“寻”对“常”，“七”对“十”)而浑然一体，流畅自然，巧对而令人不觉其用对，可谓神乎其技。
　　 康熙《潮州府志·古蹟》云：“鸢飞鱼跃亭，元王翰建，正统三年知府王源修。在韩山书院(此处指今城南中学)前，戴希文诗云：
　　 西郭云连沙树晚；
　　 前池风荐水花凉。”
　　 志书言上二句为“诗”，其实，从引文的文意看，更像是亭联。果如此，则元代潮州似乎已有为景点配楹联之习尚。
　　 明代以后，潮州也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对联的鼎盛时期。其时，无论是城镇还是乡间，只要是园林、邸舍、寺观、祠宇，以至民间的宅院、市肆的商家、江河的津梁、山野的陵墓等，几乎都可见到楹联的身影。像天顺五年(1461)岭东参政刘玮所建的韩文公祠石坊，就有刘玮撰书的坊联(现移刻于城北祭鳄台)：
　　 佛骨谪来，岭海因而增重；
　　 鳄鱼徙去，江河自此澄清。
　　 建于万历十三年(1585)的凤凰塔，有潮州知府郭子章撰书的塔联：
　　 玉柱擎天，凤起丹山标七级；
　　 金轮着地，龙幡赤海镇三阳。
　　 建于今枫溪区的三山国王庙，有明万历壬子(1612)科解元、癸丑(1613)进士吴殿邦撰书的以“枫溪”二字冠首的庙联：
　　 枫老山门古；
　　 溪深国泽长。
　　 潮安县磷溪镇仙田乡的“丁宦大宗”祠，有明天启年间南京礼部尚书黄锦撰书的祠联：
　　 官纪太常，五马清风馀凤水；
　　 绩崇名宦，千秋禋祀荐仙田。
　　 ……
　　 上述坊、塔、庙、祠诸联，实为笔者随手摭拾的、至今尚有实物遗存的几则明代联语而已。虽然挂一漏万，但滴水可观大海，由此数例中，已可领略到明代潮州楹联的概貌。
　　 入清以后，潮州楹联更是浩如烟海。其中之佼佼者，如“船如梭，横织江中锦绣；塔作笔，仰写天上文章。”(青龙庙联)“托缽僧回，碎剪湖云补破衲；听经客至，闲敲石火煮新茶。”(西湖南岩寺联)等等，早已脍炙人口，往昔之男妇老幼，大多耳熟能详。而历代志籍以及嘉庆郑昌时《韩江闻见录》、咸丰林大川《韩江记》与《西湖记》等书，于联语多有辑录。限于篇幅，不一一征引。
　　 伴随着对联的普及、发展，许多有关联语的故事与传说也应运而生。
　　 ※※《潮州志·丛谈志》据福建《上杭县志》述“东莆属对”曰：
　　 林大钦以母老乞归，道经杭邑。旧有句曰：“白水头，白屋白鸡啼白昼”，未有对者。大钦随地询名，去县十五里，得对曰：“黄泥豅口，黄家黄犬吠黄昏”，人称其工。盖白水磜、黄泥豅二地，悉杭辖也。
　　 对于近乎“绝对”的出句，林大钦居然能对出工整的对句，状元爷的敏捷才思，确实无与伦比。但文中一句“大钦随地询名”，却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创作源于生活；聪明须加勤奋。
　　 该书还介绍了少年林大钦另一则应对的传说：潮州太守一夕出巡，至西门楼，更鼓适敲四下。转至东门楼，则敲三下。太守以转瞬间更鼓差异如此而不悦。隔日传守门吏责问，说“昨宵更鼓为何没个准的?我今有一对，限你三天内对出来，如果对不出，就将你绳之于法!”于是念出上联：
　　 东楼三，西楼四，更鼓不明，不明更鼓
　　 守门吏苦思而不得其对，只好请林大钦帮忙。大钦其时不过是个生员(秀才)，却应口而对曰：
　　 南斗六，北斗七，诸星灿烂，灿烂诸星
　　 守门吏赶紧持对子呈太守，太守知是林大钦所对以后，便大大地给予奖勉。
　　 《潮州志·丛谈志》还据《蕉岭赖氏族谱》辑录“其肖属对”条，略云：赖其肖字若夫，自幼心思活泼。其父任云南云州知州，其肖随父至任所。适逢上司出对子难其父，曰：
　　 凡竹无心，爆竹偏从心里发；
　　其肖代其父对曰：
　　 百花畏火，灯花却向火中开。
　　上司见对愕然，更出一对曰：
　　 剃刀虽利，难伐千年古木；
　　其肖应口而对云：
　　 灯火本微，能烧万里青山。
　　这位客家少年，真个了得!难怪他回家后，十二岁便到潮州应试(其肖系镇平白马乡人，其时镇平尚隶属潮州)，并高中秀才。相传他幼稚时曾到河边戏水搜沙，适有官长经过，见状戏曰：
　　 作河沟小子气象；
　　不料其肖竟应声曰：
　　 正疆界王者规模!
　　平生志趣，已隐露于联语中。其肖后来到省城参加乡试，至河源闻甲申之变，遂返里聚乡中义勇以附福王。后又举兵响应陈邦彦、陈子壮义军，兵败返镇平。惠潮道陆振芬曾招其归顺，其肖誓以死报前明。寨破，竟不知所往，成就抗清义士之英名。(参见清·黄钊《石窟一徵·人物》)
　　 以上的引述，无不雄辩地说明了：自明清以来，对联已渗透到潮州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成为美化环境、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完善自我的文化源泉。因而，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地方※※文化中一笔珍贵无比的瑰宝。
　　
　　　　

潮汕民俗史话 .................古代潮人的饮食特点——生吃 .......... 潮人喜欢生吃缘故，据《清脾类钞》曾记述说：“粤人嗜淡食......好嗜生物，不论火候之深也。”说明古代潮人的饮食特点。《海阳县志》记载：潮州人民喜吃鱼生、虾生、蚝生。“邑人常食比以鲩鱼为上，朝出泼水，刺盈尺以外去其皮。洗其血，剑之为片，红肌白理薄如蝉翼，溴以醋酱和以椒芷。复切萝卜为丝，扬桃为片，精而吃之......。此外还有蚝生、虾生也珍味”。从上述史料佐证，千百以前，潮人已懂得了饮食用料，烹饪技艺和口味调和。

    在这种和“海”独厚的环境里，潮人的先民以渔猎为主要生活来源，潮汕各地贝丘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对“吃鲜”的偏爱，至今在潮汕地方还流传着民间谚云：“食咸（虫+截）试身份”这就是说并非异地人们都能适应和吸收。形成了“生食”饮食风俗一大特色，可见这支古越族（南越）的生命来源是靠“生吃”为生的饮食习俗，构成潮食文化初期的轮廓。“生食”并非野蛮，它是为类饮食文化的一门祖传绝技，亦是秉承先民饮食遗风，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周代，菜肴中已有“鱼脍”或“生鱼”，是※※吃生鱼片的传统名菜。

潮汕民俗史话 ................. 广济桥有廿四洲 ...............潮州湘桥十八梭船廿四洲的定格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宋桥自乾道七年(1171)至绍定元年(1228)经57年之久，才完成二十三个洲墩，又过二百八十几年，“正德中知府郑良佐、谭伦重修，并于西面增筑一墩”之后，廿四洲这组数字进入赞颂诗文及佳句就颇多了，如广济楼本身的楹联就准确标明“卅二峰峦案上面，廿四洲桥水中分。”这廿四洲除了文章确认之外，还演绎成人间的神明。在广济桥东端，仰韩阁相对的宁波祠，“塑有宁波神以妥水怒”。廿四洲建成后，又增添供奉廿四尊桥墩神位，供奉神明首先要有明确偶像，古人对神明的崇敬真诚，是今人莫及的，这样一件大事，是谁都不敢随便开玩笑的。廿四洲确是昔已存在的事实，然而现在人们却只能见到二十个洲墩，(现西一墩原为独立之一洲)另外的四个洲墩究竟在哪里?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原因。下面将逐洲进行寻找。
　　 (1)要寻找之首洲，也即东桥第十三洲，这十三洲于道光二十二年冲毁后未再修复，淹没在中段沙层中，1957年进行水下勘探时，发现这座几千吨的石洲竟整体扭转了90度角，分水尖正对广济门，估计连同墩上鉎牛也淹没在沙层中，当时为了寻找这只溜走的鉎牛，花费了很大工夫，结果没有找到，而这庞大的第十三洲，至今还静静躺睡在河床中。
　　 （2)要寻找之二洲，也即原西桥第三洲。1956年东门拆除瓮城扩建东门广场，当时的地面路层厚薄不均，有的地段更有三层路面叠层，估计是不同时期修筑加高的，故须要进行平整，就在平整地基时，发现这原第三墩石洲埋在路埕下面，位置接近当时瓮城的城门，距今西桥第一洲往西十多米处，也即现在东门广场的东面地下，至今这原西桥第三洲依然默默蹲在地下深处。
　　 (3)要寻找之三洲，也即原西桥第一洲。这一洲根据《永乐大典》，(桥道记载)“庚子，摄郡王正公复增一洲，距西岸数步，上跨巨木，下通舟筏，至是始无冲突浮桥之虞”。在这句“复增一洲，距西岸数步”的记载中，给我们提供了两个关键性的答案：一是桥洞宽度,二是洲墩位置，志书提到的数步，不是行人的步数，而是尺寸单位，中国古代尺寸，1里合300步，每步6尺，设数步为五步，每步6尺，这五步合30尺，取宋制上限，则0．329米×30=9．87米，取整数为10米，因为前面又以600米江面计算，实测得出西岸线是距东门往西十多米处，那么，王正公这一洲是“距西岸数步”的位置也就明确可找了。又经1957年省建筑设计院陈国楠总工程师组织勘查开挖，发现在桂芳街口偏东的地方，离地面约1．5米深处，有一截用条石砌筑的残墩，条石规格与城墙条石近似，这位置与实测得到的康济桥起点相差数米，这截残石墩应是与当时浮桥起点相连的建筑物台基或是城堤内坡的石砌体较为可信，倘若能够考证出是当时康济桥的桥台延伸体那就更好，这是往后的事。不过这一发现，对决定浮桥起点及第一洲桥台墩的位置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前面已知康济桥的起点是在桂芳街口与东门之间，也是距东门十多米的地方，又有宽度10米的桥洞数据，取墩宽8米，(西桥墩宽较小在6—10米之间)将这第一洲放样在1954年测绘的地籍图上，当年王正公建的康济桥第一洲就得到准确的位置，放样结果，这第一洲墩的平面，大部分与东门楼平面出现重叠，说明当年东门楼是建筑在第一洲墩上面，更确切说，我们要寻找的西桥原第一洲的位置是在当今广济楼的地下。
　　 (4)要寻找之四洲，也即西桥原第二洲，这第二洲要在已经找到的第一洲至原第三洲之中间寻找。1954年测绘的地籍图有瓮城，瓮埕，东门楼等完整平面图，将原第三洲及原第一洲的尺寸放样后的结果是第三洲墩紧靠在瓮城城门之外墙，而第一洲是与东门楼重叠，这两洲的中间距离为30米，这30米的距离刚好是两个桥洞及一个洲墩的足够长度，(西桥洞宽较小在9—11米之间)故原第二洲正好落在瓮城门与东门之间的瓮埕上，这说明俞良辅扩建城堤时，昔已把瓮城城墙扩至原第三洲的墩边了，也就是说明俞良辅昔已把广济桥一二洲都填去，形成了桥也是街的状况，故有“踏上湘桥不知桥，疑是身在闹市中”的说法，道出了桥的起点很不明显及桥街热闹的特点。
　　 从上面寻找的结果，四个洲墩都有依据找到了，也明确了东桥第十三洲圮毁，当今还淹没在中段河床中，西桥第一洲是在现在的广济楼地下，西桥第二洲及第三洲是在东门广场地下。故广济桥在※※上确存在廿四洲的事实。
　　 上面是从实物及局部方位找到依据的，我们还要采用整体尺寸，全面比较，段落检验，求出其相同或差异的原因，从中再找出正确的答案来加以印证。
　　 宣德十年(1435)王源知府的重修古桥，是※※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空间与平面都有扩建。“作高楼十有二”，东端建了仰韩阁，“楼之重檐又曰广济桥”。与东门楼形成广济桥东西两端比较均衡对称的标际建筑。完工后，“西岸为十墩九洞，计长四十九丈五尺，东岸为十三墩十二洞，计长八十六丈，中间空二十七丈三尺，造舟二十有四为浮桥”。全长共162丈8尺，总长用明制1尺=0．320米折合为523．62米，按1957年实测，含两端楼阁全长是591米，长度相差甚距，就现存二十墩实测全长还有520．10米，可以看出，是尺制换算出现的问题，如用鲁班尺换算，距离更大，只有用潮州古制的排钱尺，1尺=0．366米才是最接近值。排钱尺是昔年市井公用的尺制，改市制初期，市场上还通行两种尺制，排钱1尺为1．1市尺。排钱尺看来※※很长，因为它的依据是由十个历代的标准铜钱并排而成为1尺的， 就如鉎鼎大小用鼎耳来计算一样，八耳鼎，其直径就是由八个鼎耳排起来的长度。似乎这也是潮州地方文化一个有趣的侧面。
　　 综合上述，从志※※载，诗文表述，实物考证，尺度校核。都说明了广济桥在※※上确有廿四洲的事实。
　　
　　

潮汕民俗史话 .................  “荡到无，过暹罗”——潮汕俗语反映潮人“过番”史 ...............严格来说，潮人过番也应该是一种移民，但因为潮人过番有独特的※※背景，因此另立一节，专文叙述。潮汕地区是个著名的侨乡，现在的潮汕本土人口不过1000万人左右，而在世界各地的潮籍华侨、※※已近1000万人。但是，过去移民海外和今天的移民迥然不同。潮汕海外移民，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宋元时期的移民、明代移民、清代移民和近代移民。可以说，每个移民期的来临，都有它的※※原因。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十分活跃，朝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鼓励加强海外贸易活动，一方面招引外商来华贸易，另一方面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潮汕地区濒临大海，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潮人参加这样的贸易活动，甚至外迁居住是必然之事。当宋元易代之际，潮汕地区经历了近20年的兵祸。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元军由著名将领唆都率领进攻潮州城，潮城知州马发率领士兵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潮州城破之后，元兵进行报复性的屠杀，潮州俗语“刣存三家人”记录了这一灭绝人寰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潮人纷纷流亡海外。特别是到了番邦之后，南洋国家※※对华商诸多优待，让这些流亡的人有一种扎根彼地的感情，于是慢慢地在那里成家立业，逐渐融人当地社会。
    明代初期，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厉行“海禁”，洪武四年(1371年)首先颁布禁海命令，洪武十四年(1381)再次下令“禁滨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并在沿海一带设置城寨卫所，派兵防守，对敢于出海“通番”贸易者实行严厉打击，使明初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受到很大打击。这种海禁政策，一直到嘉靖年间都没有宽弛。这个时候，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状态，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沿海商人为了追求巨大利润，从事私人海上贸易相当频繁，并且慢慢地形成较大的规模。这种私人贸易无疑是与政策相抵触的，统治阶层加大对海上贸易活动的打击，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不得不移民海外，定居海外。
    第三个阶段是清朝统一中国之初，为了巩固政权，不仅完全继承了明朝的海禁政策，而且发展为更系统的闭关锁国政策。特别是对广东沿海地区：“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禁”。为了对付郑成功反清力量，顺治十七年(1660)九月，实施“迁界”令，强迫沿海地区内徙30～50里，并将沿海村镇夷为平地。康熙元年，潮汕的澄海、饶平一带被勒令内迁50里，“既迁之后，不许出界耕种，不许复出界外盖屋居住，如有故犯，俱以逆贼处斩”。康熙元年至五年，接连的三次迁界，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潮汕俗语“（讠别）字掠无蟛蜞”，是在迁界期间产生，迁界之后如果出界捕捞的，“俱以逆贼处斩”，那些看得懂的看得胆颤心惊，不敢越边界半步，那些看不懂的，“白纸黑字，你（讠别）我，我唔（讠别）伊”，照常越界捕些鱼虾蟛蜞，勉强度日。这句话现在引申为循规蹈矩的人反办不好事情，可以算是一种黑色幽默吧。
    康熙二十三年，海禁政策放松了。这个时候澄海境内的樟林港已初步形成，出入其间的红头船为潮人飘洋过海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提起红头船，这是明清时代出入中国南海一带许许多多木制帆船中的一种。雍正元年(1723)清廷为了便于对各省商船、渔船进行审批、登记、发牌，规定各省商船在船体两端头尾部位和大桅上半截用漆油涂上各种不同的颜色，按规定，广东船舶涂的是红色油漆，称为红头船。红头船的船体大、载重量也大，一般每艘载垂自数十吨至二百余吨不等，红头船的出现，承负着拓展海外交通，促进国际贸易和产品开发以及繁荣地方经济的重任。
    樟林港的繁荣是因原先的渔业港转变为商业港。乾隆七年 (1742)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两次经※※批准，共建铺屋114间，组成六条街道，外有六个村社环绕，称“八街六社”，樟林的《游火帝歌》描写了当时的繁荣。建于嘉庆年问的新兴街，全长近200米，由54间货栈组成，全部货栈楼房以巨楹厚板为料，足以承载大量货物。
    有了红头船，有了便于出海的工具，有了樟林港，方便了出海。但“长安虽好，不如故居”，这是中国人共同的心态，为什么独有潮汕人敢于冒险，闯荡茫茫的海面，到海外谋取生计呢?
    潮汕俗语“荡到无，过暹罗”，真实地反映了潮汕人过番的※※原因。清朝嘉庆、道光以后国力逐渐衰落，潮汕在清朝时，随着人口增长，已经从唐宋时的地旷人稀，逐渐变为人多地少，谋生艰难。加上明清两朝长期实行海禁，明末清初的战乱又延及潮汕。因此，潮汕许多地方的粮食无法自给，许多农民渔民难得温饱，生活极其困苦。据乾隆《潮州府志》记述，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潮汕各县发生涝、风、蝗(虫)、瘟疫、地震等灾难248次，平均每年两次，以致“鬻妻弃子，饿殍载道，甚至寻死者、迁徙者十之八焉”。那些到南洋一带谋生的人，来到樟林，带上一些不易变质的干粮，乘上了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俗语说：“无可奈何舂甜粿”就是描写了这种过洋的状况。在过去。甜粿是一种稀罕的食品；要等到逢年过节才春上一点来祭祀祖先或者神祗。平时是绝对看不到一点甜粿的。因为每次过洋，如果是顺风顺水，行程需一二十日。如果碰上风浪，则需要一个多月的行程，因此必须多带一些干粮，甜粿不易变质，所以，过洋的人才准备甜粿，但此举实在是无可奈何。斯金纳的《泰国华侨社会吏的分析》提到：“大量运载他们的帆船，令人想起了载运非洲奴隶的情况。甲板上堆满了人，这些可怜虫日夜暴露在恶劣的天气下，毫无蔽身之所，因为船的下层装满了货物，他们的粮食和有限的水。”
    在潮汕民谣中，有不少就是反映这种生活现实的。如“一溪目汁一船人，—条浴布去过番。钱银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大船驶过七洲洋，回头不见我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回寒窑?”这些民谣充分反映了向海外移民者的心态，也反映了海外移民的艰辛。
    第四个阶段是近代移民。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加快，相应加紧了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和商品倾销。东南亚锡矿开采，橡胶园的开辟，北美、澳洲、南非的金矿开采和铁路建设，南美洲种植园的拓展等都需要大量劳力。而这时候，潮汕地区人多地少．灾害频繁，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自然而然，他们便移民海外。
    还有一种作为“猪仔”被掠夺的华工，更是充满辛酸。潮汕俗语说“日里窟，会得入，（不会）得出”。反映的就是华工悲惨的生活。19世纪末，西方的殖※※义者在潮汕掠夺华工后，英国的主要运送到英属的新加坡和槟榔屿，再转运到东南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北婆罗洲等地，开垦甘蔗、橡胶等大种植园和矿山。荷兰主要将华工运送到印尼的日里。这些掠夺华工的活动是十分不人道的。大海茫茫，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加上船主害怕工人造反，把人关在底舱，场地狭窄，难以容身，常常因疾病、饥饿和缺水而大量死亡。根据徐艺圃的《汕头地区早期华工出洋概论》：“据估计，从1852年到1858年从汕头掠运出洋的苦力，共有4万人。而在这6年中，妈屿岛就有8000名苦力死亡，弃尸海滩，无人过问，占运出苦力总数的20％。”
    即使这些契约华工在运载的过程中死里逃生，到了目的地之后，被送进大种植园或矿山作苦丁，所遭受的压迫、剥削和虐待，同样是苦不堪言，每天在工头的皮鞭监督下，要劳动 18个小时以上，所得工钱又只能维持一个人一天的基本生活，生活十分凄苦，很多人没多久便死了。再者，殖※※义者又开妓院、设赌馆，百般引诱，使不少人因染上恶习而借债度日，这样又要卖身抵债，永远也难以回归故里。因此，在潮汕歌谣中，有不少就是反映这种心态的：  “人在外洋心在家，少年妻子一枝花。家中父母年已老，身中无钱又想回。”过番人在大洋的另一方是如此艰难地生活着，举目无亲，当地居民又虎视眈眈，所谓“人地生疏，番仔擎刀”。
    而在家的亲人又是如此的“望眼欲穿”。这种思念，潮汕人生动地形容为“惨过在等出外翁”。“出外”就是“过番”，“翁”就是丈夫。那些出门在外的人，能较快攒积一些钱回家省亲的，只是少数。有的“番客”在外几十年才能回家一趟，有的一辈子抛下妻儿，不再回来，对于那些在家苦等，上要赡养父母，下要抚养儿女的妇女来说，过的是什么日子便可想而知。民谣唱道：“前世无身修，嫁着儿婿到外洲。去时小生弟(长得年轻漂亮，像戏台上的小生一样)，返时留白须。”一首催人泪下的《十二月思君歌》，更是道尽苦等丈夫回家的心曲：“……二月惊蛰是春分，夜昏早起想着君；茶饭半点全（不会）食，想着我君心头酸。听着隔房人成双，孤身帐内无人言，使妾有话无人呾，未知何时是同房……四月立夏是热天，打开箱囊换暑衣；换上暑衣心忙迫，只见君衫不见伊。……”还有一首《正月思君在外方》：“正月思君在外方，自君去后心头酸；自君去后相思病，相思病重（不会）落床。二月思君初二三。日日思君床头伴；自君去后相思病，相思病重（不会）洗衫；三月清明雨纷纷，路上行人成大群；人人扫墓上山去，唔见君家来拜坟。四月立夏日头长，单身娘囝鼻头酸；思父思母有时候，思君思婿割断肠。五月初五扒龙船，溪中锣鼓闹纷纷；船头打鼓别人婿，船尾掠舵别人君。……”出洋谋生的人，他们远涉重洋，踏上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他们的目的就是能够赚到一些钱银，寄回家里养家活口。潮汕俗语归纳为“番畔钱银唐山福”。杜桂芳的《潮汕侨批》对这种现象进行精辟的概括，认为这是：“责无旁贷与心安理得倾斜和心理同构”。出洋谋生的人，到了异地，一般都是从事低层次的劳动，收入较低，生活境况大多不佳，有的还相当困难。如他们在侨批中叹息的“行情冷落，入不敷出”、“商业凋蔽，取利无门”、“左支右绌，生计艰难”……即使遇上风涝火旱，政治动荡，货币涨跌等情况，他们也想方设法，不让家里的人有丁点的忧虑。如潮汕歌谣《心慌慌》：“……上山来做工，伯公朵隆保平安。雨来乞雨沃，日出乞日曝。所擎大杉桁，所作日共夜，鸡啼五更去冲浴，冲到浴来是怎生?海来相阻隔，（不会）得唐山我奴来拍抨。信一封，银二元，叫奴刻苦勿愁烦；囝儿着扶持，教伊勿赌钱，田园着力作，猪仔着力饲。等到我赚有钱，紧紧回家来团圆。”但是国内家属对海外亲人，却甚少顾及他们的种种艰辛，而是把这种依赖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这种需求远远超出了及时寄来，有时候还会有怨言。因此，人们对这种现象，感慨地说这是“番畔钱银唐山福”。对这种现象，杜桂芳在《潮汕侨批》将其归纳为几个原因：其一是血缘宗法的约束，其二是宗亲义务，其三是现实可能。

潮汕民俗史话 .................  金天民和《潮歌》 .......... 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重新把沉寂已久的民间歌谣带进文学的殿堂。当时北京大学的刘丰农、沈尹默、周作人发起歌谣征集，成立歌谣研究会，出版《歌谣》周刊。许多思想激进的民俗学者身体力行，收集编印民间歌谣，如钟敬文的《客音情歌集》，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受其影响，潮州有识之士丘玉麟、金天民、林培庐都很快也编出潮州歌谣集子。为弘扬潮州文化，保存特定时期的潮俗民情，金天民《潮歌》一书最近由其后人重印，这对于潮州民俗文化的深入研究，寻找潮州歌谣文字传播轨迹，都是一份难得的参考资料。
     金天民(1879-1943)号雨耕，原籍浙江绍兴，童年时因八国联军侵华，避兵乱随双亲辗转到潮州落户。昔年曾与友人到汕头办报，秘密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革命活动。1933年被聘为广东省第四中学国文教师，1943年病逝于兴宁。金天民先生生平喜爱读书、吟诗、制谜，诗文多已散佚，只有由他搜集整理的《潮歌》一书保存下来。
    《潮歌》新版序言谓：“这是第一本由书局正式出版的潮州歌谣集。”就我所知，1927年4月周作人已经为林培庐编的《潮州畲歌集》作过序，序文收入周氏《谈龙集》。《潮州畲歌集》当时是否出版过尚不清楚。杨方笙先生在《潮州歌谣》书中说：“1927年，北大毕业、其时任教于金山中学的丘玉麟编辑、整理、出版了第一部《潮州歌谣集》，称得上是筚路褴褛之作。”周作人也为丘玉麟的书作序，但序文未收入他的文集。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潮汕文献书目》，此书当年在何处出版未能注明。
    金天明作为一个移居潮州的绍兴人，能够热心留意潮州歌谣的收集记录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潮歌》整理出版时间与丘玉麟的《潮州歌谣集》非常接近，许多歌谣互不重复，在收集数量上保存了更多的原始资料。事实上，195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潮汕歌谣集》就是丘玉麟依据上面两个集子加以增删选注的。后来，陈亿王秀、陈放编选的《潮州民歌新集》(1985年)，孙淑彦、王云昌的《潮汕歌谣选注》(1987年)，马风、洪潮编的《潮州歌谣选》(1988年)莫不受丘玉麟和金天民编的两个集子的影响。
    金天民的《潮歌》分谣谚、讴歌、畲歌、附录四大类二十细目，阅读对象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儿童。近代潮州歌谣的创作和传播者多是做母亲的妇女，歌谣常用于教授儿童的生活知识，几乎没有情歌的内容。比如：“挨呀挨，挨米来饲鸡。饲鸡叫口国家，饲狗来吠夜，饲猪还人债，饲牛拖犁耙，饲兜仔来落书斋，饲走仔来雇人骂。”在磨谷劳动过程中教导《孩子》网络版对各种动物特性的认识。又如“正月正，新仔婿，来上厅。二月二，老妈仔，入庵寺。三月三，桃仔李仔够你担。四月四，桃仔李仔够你臂。五月五，扒龙船，溪中橹。六月六，尖担仔，四处凿。七月七，倒捻鸟，龙眼襞。八月八，抽豆藤，摘豆荚。九月九，风禽断线半天走。十月十，新米饭，胀盈目……”“这是一首以儿歌为形式，以传播生活知识为内容的歌谣，节奏明快，句式简单，念起来非常顺口，在短短百来个字里，既帮助儿童习数字，又帮助儿童识时令。”(杨方笙《潮州歌谣》)潮州歌谣中反映劳动和妇女生活的内容占最大的比例，还有一些叙事、讽世、滑稽的歌谣收入在《潮歌》中，使本书更具人文民俗价值。
    潮州歌谣是民间口头文学，在艺术上有很多表现技巧。其中最常用的是起兴和反复叹咏，这与《诗经》中※※最古老的民歌可谓一脉相承，仍举《潮歌》中一首为例：“绿竹绿竹枝，绿竹所种在河土乾。五娘所坐绿竹顶，吊渴陈三在路边。绿竹绿竹丛，绿竹所种河溪东。五娘所坐绿竹顶，吊渴陈三在路中。”
    由于时代局限，《潮歌》中也存在一些封建糟粕，如宿命、重男轻女、挖苦残疾者等，这也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民俗风尚。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吟唱潮州歌谣者越来越少。潮州歌谣已经属于应受保护的行将消失的文化，因此，对于像《潮歌》那样一个时代的民俗作品，仍须有计划整理重印。

潮汕民俗史话 .................  旧社会“过番相思歌” ..............潮汕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我到印尼探亲时，在苏北省（原称日里）棉兰市，见到一张用潮州方言说唱的《过番相思歌》，是1938年陈志妹到那里与丈夫团聚时从故乡带去的“潮州歌册”，距今已70年了。歌词描写的是上世纪初，一位潮汕人卖身到日里种药，夫妻两地相思，反映当年华侨、侨眷的辛酸※※。由于这种老式的民间口头文学现在所见不多，特辑录于下：正月元宵庆新春，阿侬①有言告郎君，君你出洋过紧迫，为妾难舍情难分。本欲留君唔甘离，怎奈家境实难支，愿君在外自珍重，勿忘父母共妻儿。
　　二月惊蛰又春分，夜昏早起挂念君，茶饭欲食无滋味，想起郎君心头酸。耳闻隔房人成双，妾身帐内叹孤单，夜泪空湿双人枕，未知何日再同房。
　　三月里来是清明，忆起郎君恩爱情，天下离情非独妾，为妾永远记在胸。祷祝神明保佑伊，在外平安赚有钱，更望郎君早回返，迟来一日当一年。
　　四月立夏热到边，打开箱囊换暑衣，觅出暑衣心触景，只见君衫不见伊。想起郎君泪暗流，两地幽情一样愁，忧愁难解相思病，相思病久命也休。
　　五月端阳赛龙船，溪中锣鼓闹纷纷，夫妻看船成双对，妾身看船缺伴君。临行妾曾对君言，切莫惜西又惜东②，夫你叮咛情意切，切切情话记心间。
　　六月小暑大暑天，夜静月朗星又稀，移步庭前观明月，月里嫦娥似西施。无心赏月月西移，恋君思君无了时，更深相思难入寝，屈指夫去已三年。
　　七月初七月上弦，独对秋灯悔别离，几春鸿雁音讯杳，又未收到半文钱。急同公婆细磋商，就写书信有一封，有信寄出无信返，半忧半疑心惊慌。
　　八月十五中秋夜，中秋月圆天又晴，思君举头望明月，坐伴明月到五更。忽听寒鸦啼叫声，凄凄唳唳惹人惊，未知郎君岂安好，拜托皎月传心声。
　　九月霜降近重阳，半空纸鸢飘连连，昨夜梦中君回返，醒来不见愁更添。终日思君情意深，日想夜梦头昏眩，但愿祖宗来庇佑，佑阮内外永同心。
　　十月立冬似逢春，日日倚门等郎君，忽接飞鸿传喜讯，一纸都是有情文。妻你不必挂心机，为夫期到就返圆③，园林乌鹊成双对，从此不要再拆离。
　　十一月是冬节时，远隔重洋忆别离，春去秋来几磨折，应效鸳鸯戏莲池。今付此信问贤妻，你来我往由你提④，两地相思成往事，出双入对已可期。
　　十二月来年将终，夫妻两人心相通，为夫期满即回返，打点行装不放松。倒落眠床又思妻，你我不久将团圆，相聚情急难再忍，天未破晓就起离。
　　门环欲拍举还休，情怯故人惊白头，离家数载千次梦，思乡万里今回酬。妻子得知来开门，翁姐⑤久别胜新婚，双双上床鱼得水，夫唱妇随永不分。
　　注：①阿侬，旧诗文即“我”。②惜西又惜东，指不要搞其它女人。③期到，即卖身期满为3年，再加上初入药园须无偿劳动半年，合共为三年半。④由你提，你要来还是我回去由你选择。⑤翁姐，潮州方言即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