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俗史话............... 冬至“食丸添岁”的由来  


    “冬至”为农历廿四节气之一，俗称“冬节”。潮人过冬节，必备传统食品“冬节丸”《潮州府志·风俗·岁时》载：“冬至以糯米为丸，荐祖之余，家人聚食，谓之添岁。”食了“冬节丸”就增加一岁，潮汕老少皆知，但为何增岁？却鲜为人知。究其原因，要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周代历法，“冬至”原来是“周历”的过年节日。

    秦汉以前，※※使用多种历法，均以365.25日为一回归年，并以十二地支建月，但各种历法的岁首﹙正月﹚有所不同。例如三代的夏正、殷正、周正﹙史称三正﹚，“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由于岁首不同，故四季定位也就不同。在先秦传世的古籍中，《楚辞》、《吕氏春秋》多用“夏正”，而《春秋》和《孟子》则用“周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亥”为正月。汉武帝又改用“夏正”﹙现农历﹚，历代沿用至今。“夏历”以气温回升，冬去春来为岁首。而“周历”则根据阴阳学说：“阴阳消长，是一切事物的终始”。因一年之中，“冬至”夜最长，“阴极而阳生”，故周历以“冬至”作为一年之终始。由此可见，过“冬至”即是周民的过年。中原乃周民的发源地，潮人的根在中原，随着周民后裔辗转南迁入潮，也带来了冬至“食丸添岁”的古老遗风，世代相传至今。

    冬至“食丸添岁”，民间还有另一传说。古代每年秋后处斩死囚，冬至一到就封刀，百官放假“贺冬节”。据《后汉书》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再问斩死囚，就要待到越年秋后了。因此，囚徒若能吃到“冬节丸”，就可多活一年———“添岁”了。

潮汕民俗史话............... 古代的皮影戏  


     據稗史所載：

　　「漢武帝因李夫人之死，思之不置，有齊人少翁者，自稱有術能致之，帝召之入宮，乃設帳張燈，帝則坐他帳望之，彷彿見李夫人之像，由是之後，即有影戲。」

　　據此記載判斷：當時雖僅有「影」，尚不足以稱「戲」；但「設帳張燈」的方法，則顯然已是「影戲」之濫觴。

　　「設帳」，即差似今日影院之銀幕；「張燈」實無異於今日之有放映機。從「皮影戲」到「電影」，時代雖相距在千載以上，但淵源有別，在形式上可以說百份之百是一脈相承的。

　　「皮影戲」萌芽於北宋時期。

　　據《都城紀勝》一書指出：

　　「凡影戲乃京師人初素紙雕簇，人物禽獸，後用彩色裝皮為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偽參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予以醜貌，蓋亦寓褒貶於市俗之眼也。」

　　《都城紀勝》是北宋時「耐得翁」所著，他的文中有可注意者兩點：

　　其一是「初以素紙雕簇」，大抵與「走馬燈」的情況相似；之後才以「彩色裝皮為之」，從「紙影戲」進展而為「皮影戲」，形式上就更為相像了。

　　其二是提到「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可知那時候的「皮影戲」，不僅有人物動作，並且還有說故事的「旁白」；也就是「皮影戲」與彼時開始流行的「宋人話本」，實際上已經互相配合，結成一體。 　　「皮影戲」之萌芽於北宋京師，除了上述的記載之外，另有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也有較具體的敘述。他說：

　　「崇觀以來，在京師瓦肆的技藝，計有童十五、趙七、曹寶義、朱婆兒、沒困駝、風僧哥、俎大姐、丁義、瘦吉等弄皮影戲。」

　　《東京夢華錄》是宋室南渡後追憶汴京文物制度盛況的作品，上面一段記述，連到「皮影戲」演出者的姓名也斑斑可考，此一資料實在非常珍貴，它使我們知道：北宋時期的汴京，已有不少「皮影戲」的獨立製片家了。

　　此外，同時的私人筆記，還有許多提及「皮影戲」的。如吳自牧的《夢梁錄》卷二十，有曰：

　　「更有弄影戲者．．．．．．杭城有賈四郎、王升、王閏卿等，熟於擺佈，立講無差。」 周密的《武林舊事》卷二，有曰： 　　「二月八日，為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竟集，如緋綠社（雜劇）、繪草社（影戲），若三月三日殿司真武會，三月十八日東嶽生辰，社會之盛，大率類比，不暇贅述。」

　　前者說明宋室南渡以後，影戲已隨宋室之遷移而流行及於杭州；後者則說明了當時民間廟會舉行之時，影戲演出的普遍，並且已有「繪草社」的組織，無異今日之有影片公司的設立了。

　　《武林舊事》卷六，復有如下之記載曰：

　　「諸色技藝人，計有影戲賈鎮、賈雄、尚保義、三賈（賈偉、賈儀、賈佑）、三伏（伏大、伏二、伏三）、池顯、陳松、馬俊、馬進、王三郎（升）、朱裕、蔡諮、張七、周端、郭真、李二娘（隊戲）、王潤卿（女流）、黑媽媽。」

　　這一份名單，記述尤為祥盡，其中王升、王潤卿之名，亦見之於《夢梁錄》。王潤卿與王閏卿，想來當是同一人。弄影戲而有「女流」主持，豈不就是前輩女明星？根據以上的種種記述，可以窺知南宋時期的影戲班子，其陣容已相當龐大，並且在戲劇圈子裡佔據著「正統」的地位，是極受一班人重視與歡迎的。

　　宋代以降，影戲之流行並未見減色，從下列的數則記載中，可略窺一斑：

　　李日華《六硯齋筆記》載：

　　「每看影戲唱詞，私記其宮殿龍鳳之語．．．．．．蓋記南宋假皇侄之故事，其情節蓋依據宋人雜記也。」

　　吳騫《拜經樓詩話》載：

　　「影戲或謂仿漢武時立夫人事，吾州（按：指海寧）長安鎮多此戲。查《古鹽官曲》有：「艷說長安佳子弟，熏衣高唱弋陽腔。」蓋影中人物皆繪革為之，且熏以辟也。」

　　富敦禮《燕京歲時記》載：

　　「影戲借燈取影，情節哀怨異常，老嫗聽之，多能淚下。」

　　觀此可知，影戲在明、清兩代，仍保留著南宋時期的餘韻。甚至流行的地點，已愈益擴展。富敦禮在《燕京歲時記》中又曾敘述：京師的影戲，當時有「龍虎影」與「灤州影」兩派。流行於陝西、河南、甘肅而傳至京師的，稱為「老虎影」，是西城派。流行於北京以東而傳至京師的，稱為「灤州影」，則是東城派。

　　廣東的潮州，是「皮影戲」特別發達的一個區域。

　　清人筆記之述及潮州影戲者，有如下數則：

　　汪鼎《兩韭庵筆記》載：

　　「潮郡之紙影亦佳，眉目畢現……潮郡城廂紙影戲，歌唱徹底曉，聽達遐邇。」

　　李勳《說映》卷十三載：

　　「潮人最尚影戲，其制以牛皮刻作人形，加以藻繪，作戲者匿於紙窗內，以箸運之，乃能旋轉如意，舞蹈應節；較之傀儡，更覺幽雅可觀。說者謂此惟潮郡有之，其實非也。」

　　陳坤《嶺南雜事詩鈔》卷五載：

　　「怡情不覺五更寒，莫聽鐘鳴必盡歡。太息浮生原若戲，那堪戲在影中觀。（註：潮人最高尚影戲，以牛皮製為人物，結台方丈，以紙障其前隅，置燈於後，將皮影人物弄影於紙觀之。價廉工省，而人多樂從，通宵聚觀，至曉方散。嚴禁之，囂風稍息。）」 潮州人的「影迷」程度似乎特別深，非要「通宵聚觀」不可，直到天亮方可散去。以今視昔，現代「影迷」最多亦只看午夜場，未免「膛乎其後」了。 　　據潮州籍的電影界某前輩談及：古老的潮州影戲，全部影中人物俱用牛皮或驢皮、羊皮製成，先要將皮革在桐油中浸過，使其透明，然後剪作人形，加上彩色；每一個人分為身、首、四肢六部分，再連綴起來用鐵枝、絲線操縱，便能活動自如。演出之時，台內燃燈，台面裝一竹框架子，糊上半透明的素紙，一如今日之銀幕，作為投影之用。所以在潮州文人的筆下，又有「竹窗紙影」的美名。

　　弄影者藏匿於竹窗之內，往往以一身兼任編、導、及配樂等工作，還要連唱帶說一腳踢，每一齣戲都是一手包辦。潮州人形容忙得不可開交的俗諺，有：「腳打鑼，手打鼓，口唱曲，頭還要撞鐘」之語，即是以弄皮影戲作譬喻，當影戲開演之時，鼓樂聲中，粉墨登場，皮影幢幢，腳色雜出，生旦淨丑次第說唱，場面正是熱鬧萬分；此時如有觀眾撕破竹窗紙，往裡一望，則僅是老藝人一名，在內玩其獨腳戲而已。

LZ辛苦了,有可能加配照片就好了.(白花尖庙及旁的塔偶到是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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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沧桑“忠臣石”  


    拓林湾南隅，有座山峰被漫漫无际的黄沙淹没了一截，沙埔绵延一里多长。从山上远眺，沙埔冉冉浮现于碧海之中，映日生辉，宛若旗头飘带，故名旗头山。旗头山南面与南澳岛隔海相望，北面是拓林湾的门户，地势险要，自明至清都在这里设防。古代通讯落后，在海防要塞设“讯”，遇敌举火为号，便于调兵来援。现存清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讯地营盘”保存完好。“讯地营盘”右侧有块十几丈高大石，背山临海壁立，平滑的石面向南海而略倾斜。伫立石上俯瞰崖下，惊涛拍崖，浪花飞溅，令人胆颤心惊，此石称“忠臣石”。传说，南宋末年陆秀夫扶马毕宋帝南逃曾泊舟旗头山下，后来兵败崖山，陆秀夫背帝蹈海，噩耗传来，时在这里养伤的遗臣，不愿屈辱也纷纷蹈海殉节，后人感其壮烈，勒石记之：忠臣蹈海，精忠报国，英烈永世堪歌！

    岁月倒流１０００多年，忽必烈攻陷临安，掳去年仅５岁的恭帝，扣押宁死不降的右丞相文天祥。公元１２７１年忽必烈在大都（北京）建立元朝之后，他的骠悍铁骑纵横驰骋，大规模向南进军。南宋朝廷由浙江、福建沿海败退。１２７６年５月宋益王赵在福州称帝，改元景炎，揭开了南宋残部誓死抗元的悲壮一页。６月，文天祥在押解途中脱险，投奔幼帝而来，时流亡宋室尚有人马１０余万众。是年１１月南宋流亡政权从泉州转厦门进入潮州，驻扎饶平附近的下海湾及红螺山一带。但因这里难以设防，驻饶平３天征集万石军粮就由都统张达率领渡海过南澳，１２月驻扎云澳。不久入海西航，登大陆，宿惠来县西３０里的山地。元兵急追，夜闻鸡呜，宋军被惊醒后立即行兵。后来，这里建立纪念亭称“闻鸡亭”。南宋残部一路跋涉，过惠来从陆丰入海，经虎门海域至井澳达钢州。少帝一路风寒惊恐，驾崩钢州，遂拥年仅８岁的卫王继位，改元祥兴。文天祥不幸又在五坡岭被擒，押解崖山，船过零丁洋一腔悲愤之情喷涌而出，化作惊天动地的英雄诗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视死如归，终于被杀殉国。祥兴二年二月（１２７９年２月）崖山被攻破，陆秀夫背９岁帝投海殉国，南宋官兵１０余万众也纷纷蹈海赴难，尸塞海面……

    据史载：从临安被占（１２７１年）至崖山攻陷（１２７９年）历经８年抗元，而两位宋末少主路过潮州滨海地区连赶路在内只不过一个月，却留下许多传说故事，几百年来为潮汕人民津津乐道。如：在潮汕农村吃番薯叶而被封为“护国菜”；在潮城太平路一口井喝水被封为“义井”；凤凰乌?顶有宋帝藏身的洞叫“太子洞”；桑浦山下湖边的巨石状似冬瓜书有“太清亭”三字是帝写的；饶平拓林湾上的巨石“忠臣石”……这些传说昭示潮汕人民盼望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对落难皇帝和遗臣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岁月沧桑，风云变幻，尽管风击浪侵，忠臣石历经元、明、清三代直至今天，仍岿然屹立于拓林湾上。登临旗头山，西望零丁洋，极揽江山之胜，多少※※往事浮想联翩……二战时期，日寇犯境，柘林民众凭忠臣石迂回掩护，顽强反抗。据《饶平县志》载：“当年在这里杀死日寇４００多人，劫走日军战艇两艘，杀敌酋首级悬于枯林东门城楼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饶平人民珍爱故国遗物，解放后※※爱护尤加。今忠臣石已定为饶平文物保护单位，它演绎着一段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凛然正气，岁月与之共存。

潮汕民俗史话............... 潮剧潮乐的源流  


     考究潮剧的起源，最迟可以追溯到宋元南戏。它是南戏传入潮州以后与潮州的本土文化相交融而逐渐生成的。南宋时期流行于东南沿海的南戏，起码在明代初期便已传入潮州，明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年间在潮州演出已甚盛行。198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明代潮州五种戏文：即1958年在揭阳县渔湖明墓出土的抄本《蔡伯皆》，1975年在潮安县凤塘明墓出土的写本《刘必希必金钗记》，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陆续找回流落于外国的刻本《荔镜记》(附《颜臣》)、《金花女》(附《苏六娘》)、《乡谈荔枝记》。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潮剧渊源和※※生成的珍贵资料。明正德七年(1512年)潮州戏文写本《刘必希必金钗记》和嘉靖(1522-1566年)年间潮州戏文抄本《蔡伯皆》，是早期南戏《刘文龙》和《琵琶记》在潮州的演出本。其唱段说白、语言结构、曲牌名称和表演形式都保留着早期南戏的原貌。只是当时戏班有本地艺人参加，观众又以本地居民为主，因此演唱时便入乡随俗，在正宗的中州官话中夹杂，少许本地方言，逐渐出现一些“土风声调”。这种情况既体现了南戏剧目资源共享的特征，同时也很清楚表明当时南戏在潮州不断演出，便渐渐使其趋向本地化，为潮剧的最终形成孕育血缘关系并奠定了基础。明代中叶，潮州民间戏剧音乐活动日臻繁盛，特别是迎神赛会期间，新声度曲，傅粉嬉游，更是成为大众寻乐娱情的行为，而以“土音”搬演南戏也靡然向风，“凡乡社演剧多者相夸耀”。这期间，由于南戏在潮州演出，经常受到本地民情风俗的影响，戏班为了更好适应本地居民的审美情趣和接受心理，又都竞相采用本地方言，使演唱逐步由原来以正宗中州官话为主夹杂土音声调，发展成以潮州方言为主夹杂正宗官话，这种“音随地改”、“易调而歌”的情况，便大大加速了语言音韵和声腔曲调的地方化。与此同时，还先后出现了《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中所收《荔镜记》、《金花女》、《苏六娘》等一些取材于潮州民间故事传说的剧目，这些虽都继续保留南戏曲牌连缀体制，但已基本上使用潮州方言演唱，声腔、音乐也逐渐嬗变而形成“自性”，直接标明“潮腔”、“潮调”。因此明代中期，一个具有独特声腔和完整表演形式的新兴剧种，即明代的潮剧，便在潮汕这片土地上开始形成。
    潮州音乐的渊源，所知比潮剧还要久远。唐永隆年（680年），“开漳圣王”陈元光以乐、武治化潮泉，其时“秦箫次引凤，邹律奏生春，缥缈纤歌歇，婆娑妙舞神”的宴乐歌痒活动，便为中原古乐文化进入潮州打开了大门。唐玄宗汗元(713—741年)年间，潮州城建开元寺，中原燕乐、法曲又随之传入潮州。唐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任潮州刺史期间，倡文教，兴庠序，潮州的音乐演奏活动更是日益盛行，其时“潮之大成乐……他郡所无者”。宋、明以降，潮州历代在外为官的名儒，以及先后入潮供职的官宦、乐师、僧侣，他们又再分别把包括音乐在内的中原文化带进潮州，传授于民间，这对潮州音乐的形成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潮州弦诗乐及潮阳笛套音乐，至今依然保留着唐宋古乐的不少名曲。唐宋时期宫廷圆融、方正、婉约、典雅的大曲，现在也同样可从潮州弦诗乐《十大套》、潮阳笛套古乐《大四门》等传统套曲中窥见其规制和风韵。潮州音乐以五声音阶为主体，间以六声、七声音阶的五度相生的曲调频率，又可从唐宋古乐的“奉五音”找到它的痕迹。潮州音乐的基本调式、板式，以及演奏时所用的多种催奏方法，据说也与唐宋音乐的古调式和演奏程式、方法有一定关系，有的甚至是其演化而来。潮乐的“一音多韵”和“做句加花”的演奏技巧，更是明显保留着唐宋古乐“其声多二变”的特点。还有潮州音乐最古老的谱式“二四谱”，相传则是元代以前脱胎于古筝、琴谱，并且一直以潮州方言记读，这就更加说明潮州音乐与中原古乐之间的关系密切。所以潮州音乐被有些专家、学者誉为“中原古韵”、“华夏正声”，显见其渊源久远。学界普遍认为它源于唐，兴于宋，形成于明代。

潮汕民俗史话............... 吃“九皇斋”的习俗  


    旧时潮剧班每年九月初一日至九月初九日晚上，各班全体人员吃素，俗叫食“九皇斋”。梨园公所还有把拜仪式：用一米斗插一木柱，木柱上面置九个小环，每个小环吊上一盏豆油灯，在此期间日夜点燃，并焚香、供花果、演剧来拜祀九皇菩萨、牛姥天尊等神。这时，班众食斋十分严格，食具要全部新置，有的童伶还散发穿素，象居丧般。若有人误吃荤腥，或骂人、打破器具，便违反禁忌，应到神前叩首忏悔，求神宽恕。童伶们对这个斋戒日子倒是很欢迎，因为这时的斋菜比往常的饭菜更觉好吃；加上这期间不会挨打挨骂，心情顿觉舒畅。

潮汕民俗史话...............  澄海发现乾隆节孝坊横匾碑石 ......... 日前笔者在澄海区蓬岭路塑料一厂内，发现一块已搁置多年，高57厘米、宽245厘米的节孝坊横匾碑石。经考证，该石匾是清乾隆年间奉旨为澄海下外都 即澄城 节妇黄氏敕建的“柏节流芳”节孝坊横匾碑石。节孝牌坊已于20世纪六十年代拆毁。碑石现已由澄海区博物馆收藏。“柏节流芳”坊原立于澄海城内德星里巷口(即原市心街陈舍埠东侧 其右边陈氏质祖祠 曾是城北小学分校 该祠为节妇黄氏之子湖南宝庆府 今湖南邵阳 同知陈日亮及陈日亮叔父浙江湖州府通判陈名荣叔侄祖祠。

    书刻碑文阴刻竖书刻着：右：总督两广都察院阿里衮；巡抚广东部院苏昌；提督全省节学程岩；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石柱。中：奉旨旌表敕封安人节妇黄氏建坊入祠载志。左：潮州府知府吴承勋；署澄海县印务揭阳县知县顾□□；澄海县儒学教谕李火地；澄海县儒学训导吴智王。

    据清嘉庆《澄海县志》载：节妇黄氏是下外都陈道朋之妻，性贞淑，16岁定鸿未嫁时，适值家姑病危，想见儿媳，黄氏即请于双亲，往夫家受家姑遗命。次日家姑病亡，遂留在夫家，“丧殡如礼，三年服阕”仍回母家。至择吉成婚后，孝事祖姑(丈夫的祖母 曲尽孝道。23岁时生下儿子陈日亮，出生才九天，其夫陈道朋去世。她立誓“守节抚孤，教诲成立”。

    陈日亮，字元惠，号寅斋，自幼失怙，靠母亲和叔父陈名荣(时任浙江湖州通判 的抚养和教育下长大成人。少年时的陈日亮聪颖灵敏、刻苦读书、博学多才，终于乡试得中贡生。乾隆三十年 1765年 援例授湖南辰州府 今湖南沅陵 同知，历署湖南宝庆、常德、永绥、长沙等地知州和代理知府。陈日亮任职期间，清廉正直，关心老百姓疾苦，为地方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地人民“口碑载道，甚感其德”。他在湖南为官二十余年，“历试诸艰，无不称职”，上级很赏识他的贤能，拟保荐他，不料他竟卒于官署。当地士民莫不痛哭流涕，有护送灵柩至其家者。

    陈日亮之母黄氏矢志孀守，历经艰难困苦，终于抚育儿子成才，在邻里传为佳话。黄氏终年52岁。亲族为其呈请朝廷建坊旌表，遂于乾隆十七年在澄海城德星里巷口树立“柏节流芳”节孝牌坊，以示表彰。

    蒙皇恩诰赠二代，陈日亮之父陈道朋也被朝廷敕赠为儒林郎，并在县署前 即今县前街 设立“天章叠贲”功德牌坊。

潮汕民俗史话............... 中原语言流入潮州 ..........  明代王临亨《粤剑编》卷二《志土风》有言“岭南瘴疠，唐、宋以来为迁人所居，至宋之季，贤士大夫投窜兹土者，更未易指数。然宋季待贤士如仇，待迁人如囚，虽曰安置，去囹圄不远。”《宋人轶事汇编》(近代人丁傅靖辑，中华书局出版。)卷十九有“时梁企道、杨祖为帅，每强配潮州。”之载。
　　 广东民研会已故诗家黄雨编的《历代名人入粤诗选》，其间自汉至清名人一百余家，或为朝廷命官，或为贬吏流寓，文臣武将，学者释道，无所不有，其间到过潮州者不在少数，著名的有韩愈、陈尧佐、裘贤、曾伯良、赵鼎等。如唐代韩愈，因谏迎佛骨，得罪谪为潮州刺史，来潮途中所作《泷吏》诗有：“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之句。宋朝洪迈《容斋随笔》卷第四《祸福有命》“秦氏(桧)颛国得志，益厉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语之过差，一文词之可议，必起大狱，窜之岭海。”清代江苏吴江人张尚瑗，入潮诗《谒韩文公祠》云“潮阳”(即今潮州)谪宦区，偶然留鸿爪。”可知此实自古皆然。
　　 语言是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流谪之人不能不把中原各地语言带入，发生影响，因之被吸收、使用，以至随着年代的变迁、发生演化。
　　

潮汕民俗史话...............   潮阳萧氏四序堂 ...........

    “四序堂”位于潮阳城南南中路，建成于宋嘉泰四年（1204）。福建漳州人萧洵于宋庆元元年（1195）举明经任潮阳县令，连四任十二年，有善政于民，民感其德，集资建生祠永为纪念。开禧三年（1207），洵任满，以生祠办学堂，不分姓氏，授学子以“诗、书、礼、乐”；序者，庠序也。嘉定十四年（1221），洵逝世，乡众举洵为乡贤公祀，将祠改为“萧氏四序堂”。
     祠主堂属四合院式，为三进院落连穿堂布局，建筑面积连厝※※千平方米。主堂面积八百多平方米，宽三开间，三进深连穿堂，三天井，硬山顶，抬梁与穿斗混合式梁架结构，祠内梁枋、斗拱、瓜柱、 墩、屋檐等处饰有石雕、木雕，屋脊两端饰泥塑龙头多个，堂内保存古代石刻甚多。三山屋脊上立‘恩荣’石碑坊。梁架间托斗交手联拱，檐柱是海棠形，形制古朴，保持宋代建筑艺术风格。是潮阳仅存的古学堂故址，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
    “四序堂”历经宋、元，延至明弘治三年（1490），因“四序堂”破漏，萧氏十世裔孙南京户科给事中萧龙偕同族弟贵州安顺州知州萧泰，捐己资修建，时潮阳知县姜森为之记。（石刻碑记仍保存完好，竖立于堂壁上）堂上按原例奉供始祖萧洵至萧氏六世祖牌位，龙、泰两公也同受奉祀。
    嘉靖二十五年（1546），云孙萧恺会同族众，购地续建后堂三间以安神主及穿堂一间，其旧堂易为前堂与两廊门楼皆撤而更新之，同时并建后荫房间（俗称后院）作为先生、学生住宿之所。至清初，历尽频仍兵乱，屋宇倾斜渗漏。继而海禁，干戈绵延不息，盗贼四起，无暇顾及修缮。清康熙廿五年（1686）裔孙贡生萧馨桂会同族人集资鸠材，按“四序堂”原貌进行修葺。填高祠内地平盈尺，原祠屋面高度梁架未作更变。御史萧与成派下萧永沐记志填地高度，而刻石柱壹对（现石柱字刻尚存），以作后人照会，并置买祠右一些民居铺房拆而合建伙巷（亦称厝包），与学堂后院通连一体，作为日常理事住房、伙食间之用。并移奉孔夫子神位于厝包上堂厅内。祠内场地及后院则仍作学堂。
    1952年，“四序堂”由人民※※在原来办学的基础上改名为镇五小学。
  “四序堂”的建筑结构与潮汕地区常见的祠堂、宗庙不同，因溯源“四序堂”先建为生祠，其后堂连穿心亭、接官厅（中堂）格式连接（潮汕俗称为宫殿式，三座落阴建筑）。原堂前的大池塘名“开化池”，业权为四序堂所属，是乡民纪念萧洵办学传授文化、开化民众而得名。堂前原有木制牌坊一座，油饰红色（1952年拆除）。红色者，原出有因：
    1、“四序堂”明代有裔孙萧与成曾任翰林院修撰，为皇太子授业师，后奉旨于明嘉靖间兴建太史第，竖红照壁。其子翰林院庶吉士、山东道监察御史、江西巡按萧端蒙，请旨回乡拜祖得以荣耀。
    2、“四序堂”内奉祀孔夫子神位，洵公与之同祀，才有竖立红色木牌坊。以及“四序堂”之屋脊上塑上龙头。
    堂之左为萧氏七世长房祠。祠后有“文学巷”通“四序堂”后库，巷内有门曰“启蒙门”，乃是学生每日进学堂的必经之路。1990年因旧城改建而拆除。厝包上厅堂、孔夫子神位的对面，有一石人像和几簇绿竹，为先时乡民所立，寓“点石成金”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意。即为教化顽童文化和为人的理向，使其成为有用之才，教导学子要像竹子那样虚心挺拔，在逆境时做到宁折不变，云云……众说多多，不一一列举。
    1994年9月2日，台胞萧侠生向当地※※申请归还祖祠“四序堂”。
    1996年，“四序堂”被市人民※※及有关部门批准为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四序堂”之业权获得批准归还。今作为萧氏宗亲联谊总会暨“四序堂”文物保护管理处办公址。
    “四序堂”系潮邑现存规模、结构、格式、内涵较庞大，建造年代较久远，且有很高的古建筑文化工艺集成的艺术结晶。是众多的古建筑造型中最璀璨的古代建筑明珠。有关专家、※※学家、建筑行家作了很高的评价和肯定。
    由于旧城改造，南中路重建扩大、抬高南门桥改造住宅片区拓宽抬高路面1.5米，造成“四序堂”低沉路下，前三山门楼凸出路中10多米。致使交通、行人非常不便，每日乡众上下班时经常塞车，为顾全大局，保护有八百年※※的古建筑文物，使“四序堂”和周边楼房的格局相吻合，“四序堂”众乡亲决议：为减少※※的负担，决定自行购地进行后移，恢复四序堂原貌。
    2001年，在“四序堂”萧熹枬会长动员下，由萧辉文、萧振国、萧培山、萧宏宇、萧寅光等海内外乡亲出钜资，遵循萧氏历代先贤兴学育才的遗训，于“四序堂”左后兴建萧氏四序教学楼。使祠内破旧教学校舍得到解决。
    2002年，经市人民※※颁文，批准“四序堂”移正徙建。徙建工程由萧 明总负责，同年3月4日，按原分金、原尺寸、原造型、原规格兴工移建。在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其生和广东省文管会文化厅研究员杨森两位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移建。恢复※※17年前之三山外五层踏级，防止路面续继填高。采用明代的油彩装修并尽量采用更早年代的彩绘工艺。原汁原味地保持四序堂这一具有※※意义的古老建筑。
    经短短二年多时间，整座“四序堂”主体工程顺利、安全移建完成，屹立于市中心。它是一座古朴、大方、庄严、雄伟、壮观的古建筑。吸引海内外众多乡亲不远万里前来瞻观，深受赞誉和好评。近二年来的节日旅游黄金周，有多所大专院校师生前来作专题研究，撰写学术论文。“四序堂”将作为一处优秀人文旅游景点，为古邑生辉发挥自身的亮丽丰采。

潮汕民俗史话...............  ５６年前出版潮剧剧本《愁龙苦凰两翻身》 ........潮剧剧本《愁龙苦凰两翻身》是潮汕新文艺丛书，是著名潮剧编剧谢吟、丹木改编的，由潮汕文联筹备会出版，新华书店潮梅分店发行。１９５１年８月初版，定价人民币３０００元（旧币）。该书有一张剧照，林玉英饰本剧的叶玉环。书中注明本剧由潮剧老正顺香班先行演出。各潮剧班或职业剧团如要演此剧本，须得改编者同意。书中对改编《愁龙苦凰两翻身》作几点说明。全剧共九场，最后是《愁龙苦凰两翻身》本事。

    据潮汕※※文化资料丛编，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林淳钧著《潮剧闻见录》一书介绍，本剧是解放初期新戏、※※税务部门还在税收上给新戏支持，对内容健康、有教育意义，受观众欢迎的剧目，即可获减免税。在剧改第一年出台的新戏中获准免税的１２个剧目，《愁龙苦凰两翻身》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潮剧《愁龙苦凰两翻身》在由广东潮剧院、广东省文化局戏曲研究室、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联合出版１９６３年６月印行的《潮剧剧目纲要》和潮汕文库、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林淳钧、陈历明编著的《潮剧剧目汇考》两书中未见有记载，这是一个可作补充的剧目。

潮汕民俗史话...............  潮绣发展 ........... 在潮州的工艺美术门类中，民间从事刺绣专业人员超过10万人（还不包括抽纱工人），而且新品种层出不穷的，首算潮绣。
    潮绣※※悠久，源于何时，说法不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始于唐宋；有的专家则以未能直接找到史料记载而有异议。笔者赞成未能直接找到史料记载百有异议。笔者赞成前者论点。支持的论据有以下三个方面：
    1、民间刺绣，源自民间，从萌芽、生长到发展，向来被文人、士大夫视为雕虫小技，不能登大雅之堂，潮绣又不是指定“贡品”，当然难以入册。
    2、作为手工艺的刺绣，从穿针引线到缝制衣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刺绣与衣裳，是相得益彰、难以分离的工艺。古代的针法极简单，议论潮绣之始，应从简单用针运绣起始，而非当今《九龙屏》精品之要求。
    3、粤绣包括了广绣、潮绣二大流派，也即泛指广东区域内之刺绣。据唐苏鹗《杜阳杂编》载：唐代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绣法华经七卷。《古今图书集成》又载：“卢眉娘在宫中为宫廷绣屏风、扇面、荷包、龙凤牡丹……工精艺巧。”可见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不仅有粤绣，而且已有辉煌的成就。秦汉时，潮州曾隶属南海郡，但隋代已置南海县为宜。不过唐代岭南刺绣既如此精细，同处一道（省）的潮绣多少能得其沾溉影响，似在情理之中。
    唐代，潮州已盛产“蕉葛”、“麻布”，“蚕亦五收”。
    中国的刺绣，数千年来，大体是沿着这样一条线发展的：先是刺绣衣裳，又护展到刺绣起居的日用品，以后才上升到刺绣欣赏品。所以直到现丰，依然是分作两类，既刺绣生活用品和刺绣书画。
    南宋时期，日用刺绣品广泛运用，而刺绣欣赏品受绘画艺术的影响，日臻成熟。《考工记》很早就将刺绣列在绘画之内，有“五彩备，谓之绣”和“画绣之工，共奇职也”的记载。宋室南迁之后，大批民间艺人（包括陶瓷、刺绣、泥塑等）从中原地区，走江浙，过福建，他们把先时的技艺带客店潮州，从潮州的诸多姓氏族谱的考证中，都证明这一点。闻名海内外的浮洋泥塑，相传也是由中原经福建，后定居“大吴村”创始的。笔者于1983年6月带领潮州刺绣研究所5位艺人与苏州刺绣研究所顾文霞等6位工艺大师刺绣技工，同到中原地区（河南、陕西等地）调查考察中原的民间刺绣与南方民间刺绣之渊源。在黄河边的郑州地段，发现几个庙宇陈设的“彩眉”，从图案、色彩几乎同当今的潮绣“彩眉”一模一样，只是针法全是平绣，说明潮绣彩眉原自中原流入，近百年来又在原创基础上发展了垫高立体的绣艺。
    明代是中国织绣艺术史上颇为自豪的时代。自宋以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织绣传统在明代得以发扬光大，并确立其他位。明代官营织绣机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在※※有南北织染局，在外则设立23个地方织绣局。《明会典》有关记载中，工匠，包括绣匠、织匠、挑花匠、挽花匠、刻花匠等。官营织绣，推动了民间织绣空前发展。江南许多市镇都出现了专业织绣作坊，成为织绣大军。明代，葡萄牙商人在广东购得粤绣龙袍绣片回国，受到国王赏赐，中国刺绣从此成为出口的主要手工艺品。据明末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粤绣艺人以孔雀羽毛织为线缕，绣制官服补子及云章、袖口，金翠夺目，惹人喜爱。可见明代粤绣得到很大发展。
    据《存素堂丝绣录》载：明代粤绣《博古围屏》八幅（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摹绘古鼎彝器、吉金美玉等九十五种器物而绣，“铺针于毫芒，下针不忘规矩，以马尾缠作勒线，从而色勒之，轮廓花纹自然、工整、明显、针眼掩藏，天衣无缝”，显示了明代高超的粤绣技艺。
    明代的中手期，粤绣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潮绣此时也形成专业性的生产区域，正如当时民谣所说的：“东门晒渔网（织渔网），西门摆花规（刺绣），南门削竹箸（竹艺），北门挲脚腿（即用手掌在大腿上推压成制鞋的鞋索，指制鞋业）。”时至今天，潮州市区的西门仍是刺绣工艺的基地。
    另外，在潮州北郊明代古墓中出土的大量绣品，其中包括明代织锦官袍，绣有孔雀、牡丹、衣、鞋、帽、被、枕及手帕等，可以看到潮绣在当时已普及民间。
    潮绣色彩浓艳金碧瑰丽的特色，与其起始即为祠堂、民居装饰和喜庆祀神之用有关。《广东省志·二轻工业志〈引述旧志称，潮汕地区在明正德年间境内祠堂庙宇处处可见，民间迎神赛会逐月有之：“正月灯，二月戏，清明墓祭。神台帐幔，描龙绣凤，仁女穿戴，咸施彩缯。”城南安济圣王宫，每逢神诞日，乡民还愿祭神，神袍年年更新，“各以重金聘绣庄名师，一袍百数十金，其隆重虔诚，世不多见”。可见，明时潮地刺绣就很发达，府县衙门内设有专职绣花匠，为官吏制衣和绣补心。
    清初，粤绣声名声大振，刺绣已被广泛应用在各种厅堂、佛庙、婚丧喜庆的陈设和日用衣饰（花袖、花裙）上，并逐渐形成了色彩浓郁鲜丽、构图富有装饰趣味的风格。清乾隆年间，广州成为※※对西洋贸易的唯一商港，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粤绣的发展。广州、潮州普遍设立绣行、绣庄、绣坊，从事刺绣已十分普遍，据乾隆年间所修《潮州府志》载：“凡女子十一二岁，其母即为预治嫁衣，故织衽刺绣之功，虽富家不废。”
    清代，刺绣在潮州民间更为盛行。康熙《澄海县志》记载：百金之家，妇女不尽出；千金之家，妇女不步行。勤于女工，帛虽盈箱，不弃其治麻。乾隆年间，潮州西门外天地坛、布梳街以及开元寺附近，已有绣庄20多家，绣品输向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一带，占领南洋市场，特别是带有民间浓厚地方特色的厅堂、佛庙摆设的绣品更是供不应求。至咸丰年间，潮绣品每年销往东南亚的出口总值在1000万两银以上，可见潮绣在清代已经大规模出口。19世纪英国艺术家波西尔在其所著《中国美术》中写道：”中国人长于刺绣花鸟而广东人于此技术尢为专长。”广东刺绣多输入欧洲，对欧洲也影响颇大。    
    另据《岭南丛述》所载：“清代粤绣工人多是广州人和潮州人，特别是潮州绣工为上，皆男子为之，精于女工，为其他省市所罕见。”“清中期以后，粤绣分为绒绣、线绣、金绒混合绣、针金绣四种类型，其中以加衬浮垫的钉金绣最为著名，其形象凸出，可在远距离欣赏，多用作戏衣、舞台及寺院庙宇的陈设，钉金衬地绣以潮州产品最有特色。”（载《中国织绣服装全集》刺绣卷）
    根据《潮州开元寺志》，该寺内现存最早的绣品饰件是使用清代潮绣独一无二绣种金绒混合绣（笔者鉴定为嘉庆道光年间绣制）原配于大袈裟格上的一批金绒混合绣刺绣佛像，供僧侣作大型佛事时用，有十八罗汉、四大名山菩萨、※※神诸像等。这批绣像以黑色为底，彩用钉金绣为主适当配置绒绣，金碧辉煌，四周有线要繁密的图解镶框，佛像形象生动，各具姿态，配以坐椅，或侍以童子，颜色有红、绿、紫、黄、灰色彩鲜明瑰丽，体现了清代潮绣的高超技艺水平。
    光绪年间，广东成立工艺局，为主管工艺品生产的机构。产品通过洋庄，源源输向世界各地。晚清是潮绣最繁盛时期，当时潮州城内经营潮绣庄20余家，绣工5000余人潮州所产的刺绣则通过汕头口岸，输往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一带，特别是厅堂摆设，寺庙装饰，供不应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经由广东海关出口的绣品，价值达49.675万两银……吾国绣品销外洋者，广东最多。”（1913年《南洋劝业会研究报告》工艺局还开办了“缤华艺术学校”，由岭南派始祖高剑父任校长，校内专设刺绣学科。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潮州绣品曾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展出并获奖的计有：大幅刺绣挂屏《苏武牧羊》、《丹凤朝阳》、《郭子仪拜寿》、《狮子头》、《海龙王头》、《鹌鹑鸟》等。这些参展的潮绣品，由24名男绣工通力合作刺绣。一时潮城轰动。这24名绣工被誉为“刺绣状元”。据目前能够考查出名字的有林涛生、蔡戍子、尾仙、张桂泉、林件、如伯、王炳南、王钏南、蔡钟、林新泉、李和彬、卢海清、冬瓜师、本江宁、洪钟、吴坤、吴钦、托伯、乌糖、白糖等人，全都是男绣工。20世纪50年代，仍有杜进茂等20余男工在刺绣。
    综观潮绣男工多之原因：一是众多男艺人是潮州民间工艺的多面手。清代潮州民间工艺门类繁多，艺人既画鲎壳扇，彩绘潮瓷、彩札花灯，当绣制“老爷袍”之际，又又突显刺绣之才华；二是潮绣的男工，多是“能画善绣”者，例如刺绣状元蔡戍子，既是画师，又搞长绣艺，且是潮州二弦的名家。三是绣男大多专职刺绣“阔嘴人物绣”和展示水平的高精绣品，这类绣品工值极高。※※初期，名绣工每人每天工值1-2个“龙银”（即大洋）。潮州人具有“勤劳刻苦，精明灵巧”之本性，在高报酬的激励下，绣男大胆创新，标新立异，创造出前人所无的技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时期，在※※※※前，潮绣生产仍很旺盛。单在潮州城，较有名的绣庄就有西门黄金城、仙街头林万合、开元街广成兴等20多家，绣工约2000多人，最大绣庄每年销售量达200大洋。在※※四年（1915年）的美国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在※※十二年（1923年）、十四年（1925年）的英国伦敦赛会上，潮绣作品均有参展并获较高评价。这说明它已享誊国际市场。
    ※※※※和※※期间，大部分绣庄倒闭，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仅有潮绣绣工200多人散落民间，绣庄剩下13家。1951年，潮州市人民※※把13家绣庄组织成顾绣公会。
    1952年潮州市成立抽纱公司顾绣部（负责几十家刺绣社会的出口业务）。1956年初又将各个刺绣社联合成立公私合营潮州市顾绣厂，随后改为地方国营潮绣厂。1957年后，潮州市成立工艺美术研究所潮绣研究室，组织蔡玩清等一部分刺绣艺人专门对刺绣技法、针法和传统图稿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1958年潮绣厂飞跃发展，厂部已壮大到2700名专业工人和统管城镇街道、农村副业的刺绣队伍超过3万人（不包括抽纱工人）。这个时期，适逢广东洋金银褂裙在广州附近不再生产，出口美加的专门产品——洋金银绣品全部集中在潮州生产，既丰富了生产品种，也促进潮绣的大发展。
    1962年※※汕头地委统战部首次授予几十位艺人称号，其中潮绣设计魏逸侬、林智成及刺绣艺人杜进茂、蔡玩清、刘菊花等10人获得艺人称号并享受一定物质待遇。
    随着生产形势的发展，各工厂企业大力发展刺绣工区，培养年轻一代绣工，使刺绣女工组成的乡花厂、刺绣工场的刺绣※※※伍遍及整个潮汕平原，仅潮绣厂当时付出的培训费就达到60多万元。1976年以后，为恢复和发展刺绣队伍，又付出培训费近40万元。全石职工达到1100人，市区、市郊有专业刺绣加工厂12个，绣工2000余人，同时拥有一支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林智成成为首的近30人的创作设计队伍，这对保持和发展潮绣生产、提高潮乡艺术水平起了推支和保证作用。
    1979-1981年潮州刺绣艺术品为国家提供出国展礼品达到250件（套），其中仅潮绣厂就提供了198件，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极高赞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潮州刺绣发展的鼎盛时期。潮州市开创全国之先河，成立潮州市刺绣工业总公司、潮州市刺绣研究所、潮州市刺绣学会。总公司直辖管国有潮绣厂和60个绣衣厂、4个机绣厂和珠绣厂，再迪这十几个大厂，分管街道、农村的刺绣厂社超过500家，年产值超亿元。当时笔者曾统计：潮州市区从事民间工艺刺绣干活的人占总人口的14.7%。这样高的比例在全国说来也是少有的。与此同时，刺绣事业的发展也促进刺绣技艺的提高，恢复了头发绣的生产，创新了通锦绣新绣种，总结、整理了传统针法技艺。
    潮绣发展到最鼎盛时期，做出了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
    第一，潮州市刺绣工业公司，为了迎接“全国绣片百花奖”评比，委任杨坚平、林智成为主持设计总监，率领60名创作设计和刺绣艺人于潮州刺绣研究所进行集中创新工作，确定以显示独具地方特色的垫绣钉金绣、金线混合绣的传统题材为创新的主攻对象和使用新的物质材料纯的纺丝，运用潮绣持艺与抽通工种结合的通锦绣。经过几个月的精工研制创新绣品60件，从中选取一批参加于1982年4月24-27日在顺德大良举行的“粤绣精品画片评选会议”。广东七个刺绣单位48件绣品参加了会议的评选。结果在获奖的30件绣品中，潮州刺绣研究所获奖8件，潮绣厂获奖5件，汕头安平粤绣厂获奖6件。
    第二、潮州市绣衣石的汕头市绣衣厂参加了1982年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绣衣产品质量评比（全国共有十个省，18个单位参加）”，在原厂仓库大批量产品中抽样评比，潮州市绣衣厂的真丝、化纤绣衣评比，获得总分93.5分，为全国第一名，汕头市绣衣厂化纤绣衣获得单项平均分92.5分，为全国单项第一名。
    同一年度中，潮绣钉金绣《九龙屏》、金绒混合绣（吹箫引凤）和潮州市绣衣厂、汕头市绣衣厂生产的“水仙花牌”女绣衣，分别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国家最高奖）金杯奖。
    随着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为民间手工艺刺绣事业，尤其是集体的刺绣企业受到一定的冲击，有的已解体，有的变成私营企业，刺绣大企业变为小作坊，譬如原潮绣厂、绣衣厂、机绣厂等十大家，现变成200余家。工厂解体了，产品变化了，原来单一的潮绣品，现丰像万花筒一样，变得繁花似锦，花样百出，欣欣向荣了。
    在潮绣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不少名艺人，除了清末的“二十四位刺绣状元”外，当代名师艺人令人瞩目。其中有：
    魏逸侬（1908-1975），潮绣杰出画师，潮安县政协委员。他12岁起潮州“赞记”绣庄当学徒，从艺于当时有名的民间画师“鹅陈”。6年后出师，应聘于“泰丰”绣庄任职员。他精于潮绣绣稿，无论人物、龙凤、博古、花卉、飞禽走兽都能一气呵成。且精通绣艺，熟悉绣件配套，颇得老板赏识。两年后即被老板委为新开张的“泰生”绣庄经理。解放后，魏逸侬全心全意将智慧和才干贡献给国家和人民。他一边积极搞创作，一边在国有潮绣厂带徒传艺，培养出一批潮绣技艺骨干。1963年，他被汕头地区统战部授予“一类艺人”称号。他设计的《井冈山会师》潮绣挂屏，被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收藏。
    蔡玩清（1901-1964），被誉为“绣花女状元”，擅长绒工、金工。父亲是清末潮州二十四位“绣花状元”之一。蔡玩清13岁便掌握刺绣的各种针法技艺，能独立绣制成品。在数十年刺绣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62年被聘请到潮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专门从事整理潮绣传统刺绣技法。整理出传统纹样数十种作为珍贵资料。她的作品极讲究色彩对比，有一套独特见解，也符命色彩学的原理。在从艺实践中，她潜心观察，对绒线的色与光的关系掌握娴熟，使绣出的作品光艳晶莹，熠熠生辉。1962年，蔡玩清被※※汕头地委统战部授予“二类艺人”称号，并应邀出席广东艺人大会。
    杜进茂（1901-1978），祖辈世代善针工。他是“能画善绣”男绣工的佼佼者，年轻时刺绣技术已较全面，绣艺精良，颇有名气。擅长刺绣人物，能把握众多净脸形象，如关公、张飞、武松、鲁智深等，他都能用不同纹样，不同色彩绣出，使之一目了然，尤以绣“乌面”（花脸）人物著称，在潮州刺绣行业中，享有“进茂的乌面”褒誉。60年代前后，杜进茂绣制了《霸王别姬》、《张飞战马超》、《三英战吕布》等人物挂屏参加各级展览，获得好评。1962年，他被※※汕头地委统战部授予“二类艺人”称号，生前曾被选为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的候补执委。
    林智成（1922-）。潮绣艺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从13岁起在潮州绣庄当学徒，到20岁已能独设计各类产品。1957年，他被选送到※※工艺美术学院学习，以后一直在潮绣厂从事设计工作。30多年来，他设计并指导绣制了三百多幅作品，先后被选送到几十个国家展出，受到好评。他还设计了出国演出的潮剧《苏六娘》、《陈三五娘》等剧装119套。他设计的潮剧蟒袍等获全国剧装评比第三名。1983年，他与杨坚平、林玩英等合作的《九龙屏》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金杯奖，是潮绣代表作之一。他撰写论文，整理传统针法100多种和一批传统产品图稿，并为潮绣培训了一批新人才。
    林玩英，清末二十四位“绣花状元”之一林新泉的女儿。9岁就开始穿针※※学绣花。十七八岁能担负绣花工场的绣件安排及技术指导。从艺60年来，她精通潮绣各种绣艺技法，并不断钻研，加以变革、创新。绣出的花卉、人物、飞禽走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1956年，林玩英在抽纱刺绣联社把一生积累的各种传统图案和百多种针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一代。荣获金杯奖作品的《九龙屏》，她是主要绣制者之一。

潮汕民俗史话...............  明代潮州府的城区建设 ......... 公元1368年，朱元璋灭元朝，建立明朝。明洪武元年(1368)二月，潮州路归顺明朝。
　　 洪武二年(1369)改潮州路为潮州府。属岭东道，管辖海阳、潮阳、揭阳及程乡(梅县)、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平远、镇平共11个县。
　　 潮州进入明代以后，政治、经济、军事、城建、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明代初年(洪武三年1370)，潮州府城在宋元旧城上修筑，全部改用石头砌成。高厚坚固。古城区域共设东门、上水门、竹木门、下水门、镇南门、望京门、永定门七座城门，城门外筑瓮城，上面建屋。北城墙环绕至金山后面，长共约5900米，城墙高8米多，城墙面宽5米。
　　 此外，又在西湖山麓夯筑外城，高3米多，宽2米，长1700余米，同时开辟了紫竹门、水仙门、西门、靖北门，作为府城的外廓。这样的布局保留到近代。
　　 在这规模宏大的府城里面，府衙前建起镇海楼，楼上木栏的柱头上，饰有108只形态各异的木雕猿猴。
　　 在东门外韩江上，宋代始建的(济川桥)倾斜崩坏。明宣德十年(1435)，知府王源带头捐款，官吏、富豪、百姓也响应捐钱。对大桥进行大规模重修。增筑桥墩，更换石梁，用了数以千计的石条，五千条以上的木材，把大桥改建成十八梭船廿四洲的规模。桥墩墩面宽阔超过百平方米，桥面宽达10米，改名为广济桥。并在宽广的大桥上建起亭屋126间，开展商业贸易，成为水上长街。在24座桥墩上，修建起24座不同式样的庙台楼阁，供着神像，绘制壁画，雕刻诗词对联，简直成为水上文化长廊。
　　 明代的桥东韩山，重修扩建了韩文公祠。成化二十年(1484)，在韩文公祠里面重刻了宋代苏东坡撰写的《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天顺五年(1461)又竖起了祠前的石牌坊；嘉靖年间，又添上“功不在禹下”的记功碑，这也是明代潮州府城建设的新貌的一部分。
　　 此外，在府城东南韩江对岸，又于万历十三年(1585)建筑了高46米的凤凰塔。这座七层高塔，历经地震、台风仍屹立在江边，展现出明代潮州府水利工程建筑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