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俗史话............... 潮汕古村流源初考  


    在总面积１万余平方公里的潮汕广袤土地上，能够称得上“古”的村庄，其可谓多如牛毛，如何稽考呢？近５年来，笔者走访过榕江平原、韩江三角洲和大北山下灰寨河畔几十个创建于清代以前的村庄，先后撰文数十篇、拍照片几百幅，并形成拙集《潮汕古村探源》，初步得出的结论是：唐、汉代以前的村庄仅存遗址，如普宁流沙镇马栅村东南的商周龟山遗址、揭东新亨镇九肚村晋代遗址、落水金狮遗址等等，已难以考查。以始祖祠为主要标志的潮汕古村，绝大多数创建于北宋至明、清年代，※※悠久、人文积淀深厚。研究其源流、人本、文化等，无疑对今天的城乡现代化建设、改革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潮汕的远古居民 潮汕的远古居民属越族，潮州古为闽越地，后为南越。土著先民为越族中的闽越人。潮汕一带以至粤东、闽南，至迟在隋代就出现僚人，称“蛮僚”，是百越的一支遗裔。同时与僚杂处的另一支遗裔是俚人，古籍往往将俚僚并称。?民在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汉化，已没有民族群体的存在。 畲族定居潮汕，虽然※※悠久，但并不是潮汕最远古的先民。隋唐年间，瑶人的一支入粤东，自称“山客”，古称“?民“或”畲民“。潮汕的畲族聚居于潮安县的凤凰山区，据地方志记载，明清两朝，揭阳、饶平、澄海、惠来诸县都有畲户，只是近代已被汉化。 中原文化早在西周至东周的春秋时期已向潮汕渗透。中原士民入潮，有史可考的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２１４年）派兵平定百越，设立揭阳戍守区。在征讨百越的过程中，曾遣徙５０万大军定居南岭。西汉初年，汉武帝命史定以“护驾将军”随王恢援助南越，后史定为南越“令揭阳”２０余年。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汉武帝派兵平南越，史定“挈地归汉，收平两粤（同‘越’）”。到了东晋和唐初，又有中原士民随着战乱和戍边而成批入潮汕定居，由于这些士民来自河套以东的山西等省，故迁入潮后称为“河佬”人。在唐末、宋末及元、明、清三代，相继有中原人南迁入潮，其中由福建辗转入潮汕的被称为“福佬”。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后来都统称“福佬”。而另一支从江西、嘉应（今梅州）辗转迁徙入潮、主要定居于大北山区和大南山区，这些居民操客家话。潮语区与客语区接壤的双语区接壤的，被称为“半山客”或“半福佬”。 古村落创始者的源流及入潮经历 我们在榕江平原、韩江三角洲、大北山区灰寨河畔等３０多个创建于清康熙年以前的自然村或聚居群落行走，从走访的这些古村来看，先民（非群体）入潮的时间、原因及途径大体如下：（一）北宋时期，贬谪名人直接入潮定居。如揭阳市榕城区仙侨镇搓桥村始祖杨绘，原籍四川绵竹，于宋神宗熙宁年间为中顺大夫、御史中丞，后被贬到安徽亳州，弃官归野，乘舟从海路下岭南，船入榕江仙桥河，恰遇一浮木挡舟，船停登岸，择地创居，以“仙槎”名，后称“槎桥”，迄今９３０多年矣！北宋大理寺少卿彭延年，江西庐陵（今吉安市）人，被贬来潮知潮州军州事（知州）。在任８年后被朝廷召回，晋升大理寺正卿。他自愿告老退隐海阳官溪都浦口村（今榕城区梅云厚洋村）。北宋兵部尚书袁琛，原籍浙江龙游县，元丰年间被贬来潮任潮州刺史，后朝廷召其回京复职。时年袁琛已６６岁，居海阳县云步乡（今属潮安县），其子袁熙迁揭阳渔湖都（今属揭阳市区）创长美村。 被贬谪的名人入潮，他们把中原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潮汕，促进了潮汕的开发，又为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瑰宝。（二）南宋时期，来潮做官的中原士人，其本人或后代留在潮汕开基。如孙乙，原籍山东高邮县。绍兴八年复置揭阳县时是首任县令，他晚年随长子、三子居福建漳州，次子孙大美、四子孙大任世居吉帛（今市区京冈）。邢敦素，福建福清县人，于绍兴年间任广东提举使，其后裔在古邑揭阳县县治东侧凤围村创居。陈文隐，原籍福建莆田县，绍兴年间在揭阳县任职，“官揭阳县二尹，任满回闽”。其子陈十一郎在揭阳官溪都古溪（今榕城仙桥街道永东村、西岐村一带）立籍。（三）宋末及元明清三代，先民因避乱经福建辗转入潮。揭东县曲溪镇龙砂、港畔８村始祖江妆祖，原籍江西都昌县，是南宋丞相江万里的子孙，因江万里鼎力抗元以身殉国，其亲属为避元兵追杀，于元顺帝年间经福建入潮州，一支到今揭东县龙砂定居。揭东县锡场镇锡东、锡西、锡中３村始祖林南陇夫妻，因避兵祸，于元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年）由福建莆田县涵头圩迁此。普宁市燎原镇泥沟村始祖张翠峰，因明初避战乱，从福建莆田县大菜园村迁入。（四）宋元明清时期，中原客家先民相继由江西入粤，经梅州再入潮汕定居。地处大北山区的揭西县灰寨镇，李氏居民的先祖李奎、李孟父子从河南归德州（今商丘）迁江西。因避元兵，李孟入闽，其裔孙又迁梅县。明正德年间（１５０６－１５２１年），灰寨李姓始祖李崇源，从梅县龙牙（今隆文镇）迁揭阳县霖田都古竹溪村（今属揭西县），清初村庄被毁，劫后余 生者到该县龙路径等地重建家园。歧阳村杨姓上祖杨辂居庐陵（今吉安市），子杨云岫曾任唐代潮阳（潮州）太守，其子迁梅县开基。裔孙杨作霖自梅县西郊迁揭阳县霖田都南山约梅子角（今属揭西县），７世孙杨础臣于清康熙年间迁坡洋（今灰寨镇歧阳村）。（五）元明清各代，潮民为求发展，纷纷从聚居地向外迁徙创业。在潮汕本地区内移居的，如汕头市金平区月浦街道沟南村许姓始祖许兆基，于元末明初从潮州开元巷迁此。揭阳市区新河村、沟口村始祖黄道美与广美村始祖黄凤溪，同期于元末明初从今汕头市潮阳区西胪镇波美村迁来。揭西县灰寨镇桥上村始祖李赞文，由该县大溪镇大园村迁入。榕城区郭之奇故里（莲花心地）始祖郭诚，明末从梅云迁此。潮人以四海为家、自强不息和刻苦奋发的特性由此可见一斑。

潮汕民俗史话............... 红头船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汕头“海纳百川，自强不息”城市精神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种精神的形成有着一个※※演进过程，有着深刻的※※根源。

    清代中叶，汕头开埠之前，澄海的樟林港被誉为粤东地区对外贸易的“通洋总汇”，对外通商的红头船云集，潮汕的先民一批又一批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经商谋生。据考查，从乾隆至咸丰期间，单从樟林港乘坐红头船出发到暹逻 泰国 的，就达到150万人。

    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先民乘红头船走出潮汕谋生，对这个族群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他们面对海洋，开阔了视野，舒张了心胸，眼光放得更远。先民们乘红头船出海，从一开始就必须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首先面对的是海上航行的艰辛，他们临危不惧，顶风而上，必须有这种勇气、这种精神，才能战胜滔天巨浪，抵达希望的彼岸。来到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什么都是陌生的，必须从零开始。潮汕先民们在这个严峻的考验面前，必须艰辛奋斗，才能在此地站稳脚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写照。

    陈伟南先生在1937年独自到香港谋生，通过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取得骄人成就。他不忘家乡，先后在内地捐赠公益事业达到一亿元。这些潮汕翘楚因为有“海纳百川”的精神，才能造就他们宽广的胸怀，才会有报效祖国的愿望；因为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才能取得辉煌的成就，才会有报效祖国的实力。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多次提到要研究“红头船精神”，就是为了使这种“海纳百川，自强不息”的精神能得到继承和发扬。

    潮汕先民乘红头船出外谋生，催生了以海洋文化为内核的“红头船精神”，这是先人千辛万苦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是潮汕文化的精华，红头船正是汕头精神的象征。现在，汕头要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更需要弘扬这种精神。

潮汕民俗史话............... 范氏古祠话沧桑  



潮阳各姓氏之祖祠，最古者为范氏祀先祖范昌谷家祠。它建于东晋义熙三年，距今已有１０００多年，位置在现在潮阳区※※左前方武装部招待所处。

潮阳民间流传俗语：“未有潮阳先有范”。原来，据史可考，范氏先祖范昌谷为东晋时衣冠入潮第一家。当时，他以晋朝朗官身份，来到海角的蛮荒潮阳地（尚未建县），辟榛莽，历艰辛，为开发潮阳建县作出了贡献。朝廷根据他的意见，于隆安年间创建潮阳县。建县之后，他决意落藉棉阳（今棉城）。逝世后，葬于北山终陵结穴之虎地（现区※※办公大楼处）。士民念他建县之功德，于墓旁左前方建祭祀之祠以资纪念。及后，范氏庐墓子孙于祠侧建房屋，逐渐形成村落。

唐宪宗时，韩愈刺潮。他为把潮阳县治从临昆孤山迁至棉阳，相中范昌谷之墓地建县衙。范昌谷十一代孙范思禺页感韩文公之诚，顺乎大义，毅然献出墓地和村落房舍，作为建县衙和文武庙宇之用。此举感动全县士民，“义概可风”褒词载于县志，范氏族人获得县年祭嚮肉的殊荣。此后，族居之处已失，子孙星散，范昌谷祀祠年久失修，祠宇逐渐破败湮没。

献墓地，让房舍，子孙流散，是当时潮阳范族的损失，但由于有一房子孙北迁求仕，唐末宋初，多出宦贤。北宋名臣范仲淹便是范昌谷的二十代裔孙。范仲淹的第八代孙范致政，南宋宝佑年间任莆田教谕。任满，调任海丰县令，他念及潮阳是祖居故地，而蚝坪乡（今和平）名人进士范应午乃同源宗亲，故定居蚝坪之中寨。他与范应午共议重修范昌谷祀祠。因棉城故祠已湮失，故移址蚝坪乡中寨重建，并增祀范仲淹之神位。由于他们两人都为官宦之身，该祠社会影响甚大，也凝聚了散居各地的范氏传房子孙。

明朝中叶，二位先贤祀祠被范氏族人辟为童蒙私塾，但师资不佳，祠宇残破，学童难以安心学习，此为族人之心病。

嘉靖年间，和平至华阳之山径中，有一座崎壁山。山后眠牛岗时为范族粮山，上有一古墓，为和平范族之祖墓。墓后半山腰，巨石垒迭成洞。洞中厅室宛然，奇特成趣，为一胜景，范族辟洞为庵，朝夕有敲钟诵经之声，以全古墓“眠牛听钟”之名。有一江西老尼，云游至此，愿作主持，有此因缘，老尼常至和平范族中化缘行走。她见范族学童在陋祠中受庸师之制，终难长进。她发现其中有四个学童，聪颖不俗，萌生怜才之心，理向族长请求，让这四少年随她到石庵中，由她管教课读，尽力助他们成才。原来这老尼出身大儒之家，乃饱学才女，身遭变故，愤世出家。族长感其诚意，遂允其所求。老尼不负所望，不辞劳苦，倾情授业。几年之后，四人同赴乡试，齐登举人之榜。因当时官制，四人都被授任县令之职：范时芳（雒雄县令），范时馨（抚宁县令），范嘉桂（永兴县令），范守悫（资阳县令）。荒山石庵，同时出了四个举人，声名大振。县人至今，称这石洞为“四举岩”和“范厝庵”。“四举”登仕之后，感先祖之德，倡导族人重修范昌谷、范仲淹二位先祖祀祠。规模如旧，但各地官宦题词送匾甚多，形势远胜昔日故祠。此为嘉靖丙辰年之事。及后，“四举”又发动族人于祀祠后面隔火街处，建一座范氏大宗祠。以供奉各代祖先神位。而二位先贤之祀祠，则由长房子孙管理。

清朝光绪年间，和平范族鼎盛。族人范家驹考中进士，初授梧州知府，后改授刑部郎中。因二位先贤祀祠重修后经３００多年又呈残破，经他倡议，合族动员，把祀祠改建成三厅两天井的大祠堂。新祠中，状元、知县、名士等题词石刻不少，子孙登仕挂匾者满堂。千年古祠，大放光采。７０年后，※※化时，和平※※为了建戏院节省资金，把二位先贤祀祠改建为戏院。经过拆毁，古祠面目全非，只剩两厢断垣和一堵雕麒麟残照壁，祠中文物全部散失，令人惋惜。

潮汕民俗史话............... 潮阳的东山书院  



    潮阳书院的创建，始于明而兴于清。书院分布县内各地，共１３所。其中以※※悠久，办学及规模完善，应推东山书院。

    东山书院，址设棉城东山之麓，即今潮阳第一中学校址（见题图）。毗邻风景区，环境幽静。院址昔年原为东岳庙。庙始建于唐咸亨二年（６７１年），至明隆庆六年（１５７２年），知县黄一龙将东岳庙改建为韩祠，嗣后改为东山书院。

    清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年），知县唐文藻将书院修缮，增建景贤楼及厢房６０余间，供童生肄业之所。

    同治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７４年），潮州总兵方耀及知县张璇、樊希元等筹款重修，由本县绅士王大勋、黄庭经、姚弼贤等监督办理。方耀并为书院置租谷１５０石。至此，东山书院规模、经费等比较完善。

    东山书院设山长１人。讲师一二名。由知县聘请担任。书院招考正课生３０名，附课生２０名，俱由官府按等级发给课生灯火费。教学内容为四书五经，学做八股文，每月初一、十五日两课，并逐月举行课试。每试成绩之前三名受奖励。课试内容多为科考的预试。此外还考诗赋及古文策论，称小课。

    清代，曾在东山书院担任山长及讲课著名人物，计有：

    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邑人举人郑策名，为首任东山书院山长。嗣后历任山长为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２２年）邑人进士郑安道，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年）邑人举人余用宾，咸丰年间（１８５１～１８６１年）嘉应（今梅州）人进士李铿载，光绪十八年至十九年（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福建上杭人进士康咏，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台湾人进士、※※志士丘逢甲等。

    余用宾曾为书院撰联多副，其中有：东临渤海难为水，山到衡嵩不让尘。东观藏书百家考义，山公持正一字拔人。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知县叶大同，曾为书院撰联；北斗仰昌黎乞取文星开后学，东山同谢傅愧无霖雨及苍生。

    清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东山书院改办东山高等小学堂，总教习为陈枚，是当时潮阳最高学府。※※４年（１９１５年），东山高等小学堂改为县立东山中学，首任校长萧凤翥。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５年潮阳高级中学迁此。１９７８年改称潮阳第一中学至今。

潮汕民俗史话............... 湘子桥（广济桥）建桥史话浅谈  



    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二只钅生牛一只溜。

    这是潮州流传的一首古老民谣，夸赞横跨韩江湘子桥的丰姿。

    湘子桥始建于南宋孝宗乾道七年穴１１７１年雪由潮州知州曾汪初建成桥的雏型，名“康济桥”，最后建成大浮桥称“湘子桥”。湘子桥工程艰巨，造型奇特，巧夺天工，这样的桥怎么能建成呢？由此民间便流传了一个十分美丽动人的“仙、佛造桥”的神话：唐朝韩愈贬任潮州刺史，见韩江流水汹涌，两岸百姓无法通渡，但想建桥，水流又十分湍急，工程巨大，实为难哉。故邀已成八仙的侄孙韩湘又敦请高僧广济和尚，仙、佛协同造桥。此脍炙人口的美丽神话，传颂至今，历代骚人墨客，借吟咏湘子桥以表怀念韩湘及对韩愈治潮业绩的追思！

    南宋潮州第三十五任知州陈宏规建造“济川桥”。陈宏规字献可，福建漳州龙溪人，宋孝宗乾道二年岁次丙戌穴１１６６年雪进士。南宋宁宗庆元元年岁次乙卯穴１１９５年雪以京官军器监丞出任潮州，接替沈宗禹（１１６６年）为南宋第三十五任知州。

    陈宏规治潮三年，关心民生，廉政爱民，政声卓著，业绩斐然。韩江东岸二洲增广建济川桥一事，也为其治潮之一大业绩也。

    南宋孝宗乾道七年穴１１７１年雪，潮州知州曾汪初建湘子桥雏型，名“康济桥”。三年后桥被洪水冲跨，继任知州常祎按原型重新修建。淳熙十六年穴１１８９年雪太常寺少卿丁允元被贬出任潮州知州，增筑韩江西岸石桥墩，并在石墩上架桥梁、建亭屋，建成韩江西桥，称“丁侯桥”。绍熙五年穴１１９４年雪，知州沈宗禹，蟠石东岸，结亭於前，匾曰挹秀。自曾汪始建桥于此时，已历２３年，湘子桥西桥久未建成，而建桥已向东岸发展。

    陈宏规任知州翌年庆元二年穴１１９６年雪，便即将东岸建桥工程进一步发展，扩建新石洲二，更挹秀亭曰济川亭，亭之后建“见思庵”，以止过客。能为过客着想，这比沈宗禹建亭只为临观之意胜万万也。陈宏规对东桥的建筑进一步拓展，至此而形成相当规模。东桥不只结架如西桥“丁侯桥”，且增广之。陈宏规将建桥名“济川桥”，是取“汇巨流，济百川”之意，西桥仍名“丁侯桥”。一桥之东西异称，为桥史之罕见也。迨１４０年后，于元朝至正四年，乔贤修桥，始将东、西桥名统一用“济川桥”。陈宏规于“济川亭”后建“见思庵”。“见思庵”乃为驿站，以接待过客，馆内备庖具，床席，器皿，薪火之属，以供使用，这有很大实用功能价值。官给饷田，委僧人看守之。宋时制度，在交通要道均设庵如此。

    陈宏规建立之“见思庵”，时为小驿馆，后演变成为“宁波寺”穴具护桥、修桥之责雪。宁宗嘉泰三年穴１２０３年雪，济川桥大火，为亭若庵，一夕俱烬。后知州赵师穴思雪重修复之。

    随※※的推移，大桥屡圯屡修，到了明宣德十年穴１４３５年雪，桥墩被洪水冲垮，知府王源取西湖山巨石作材料，将桥墩修复并增筑五座。

    桥修成，至此桥西岸有石墩１０座，东岸有石墩１３座，造梭船２４只为浮桥。到明弘治年间，知府谭伦又于西岸建石墩一座，同时将廿四梭船减去６只，至此便成型为十八梭船廿四洲了。

    因建桥资金盈余，王源再在桥上架建２４座风格不同桥亭，蔚为壮观，分别命名为奇观楼、广济楼、凌霄楼、登瀛楼、得月楼、朝仙楼、乘驷楼、飞跃楼、涉川楼、右通楼，左达楼、济川楼、云衢楼、冰壶楼、小蓬莱楼、凤麟洲楼、摘星楼、凌波楼、飞虹楼、观滟楼、氵邑翠楼、登鉴楼、升仙楼、仰韩楼，共２４楼。并将桥更名为“广济桥”。

    清雍正二年穴１７２４年雪知府张自谦主持重修桥时，铸钅生牛２只，牛身铸上“镇桥御水”四字，置于东西桥头，以祈镇住洪水。１００年后于道光二十二年穴１８４２年雪一钅生牛被洪水冲入韩江，故有“二只钅生牛一只溜”之民谣。为怀念神话之韩湘建桥并表韩愈治潮之功，雍正年间正式将桥命名“湘子桥”沿袭至今。

    湘子桥始建于南宋，经宋、元、明、清四朝，历３００余年时空，※※上较大修葺扩桥工程有２４次以上，终于建成这座集梁桥、拱桥，浮桥于一体之大桥；十八梭船可分可合，随潮浮沉升降，“桥上廿四楼台廿四样”，一里长桥一里市一派繁荣景象十分壮观，这是一座工程浩大、结构奇特世所罕见的浮桥。

    湘子桥被列为全国古文化重点保护单位。它是世界上第一座启闭式大桥，它与※※的洛阳桥、赵州桥、卢沟桥列为中国四大古桥，它与四川珠浦桥、泉州洛阳桥、苏州宝带桥、西安灞桥称为中国古代五大桥。它是闻名于世的“潮州八景”之一“湘桥春涨”。

潮汕民俗史话............... 坎下城公园摩岩石刻诗  



   坎下城是汕尾港内第一座建筑物，其始建年代可追溯至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以杀倭功授把总的陈聪创建坎下寨。明崇祯九年（1636年）又经明礼部都给事叶高标奏准，拨公款建坎下城，于翌年农历冬十月鸠工。经368年的风雨岁月，坎下城依然岿立于汕尾市西郊。 坎下城呈不规则的椭圆形，面积7．2万平方米，有东门“永安”、南门“鸿海”、北门“拱极”、西门等四门。摩岩石刻诗文就在坎下城北侧的“欣白公园”内，现公园虽荒废，但摩岸石刻诗文犹掩映于夕阳荒草之中，令游人凭吊、诵读而生无限之感慨！

   ※※初年，广东都督、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派军队驻守军事要地汕尾坎下城，并于城内创建粤军制弹厂。※※九年（1920年），新兴县籍的梁翰昭奉陈总司令之命，出任汕尾粤军制弹厂厂长之职，他见到厂后小山丘上林木蓊翳，巨岩垒垒，耸立环列于四周，颇具观瞻之胜，不禁大喜曰：“极富天然之公园也。”翌年，他发动全厂职工筹集兴建公园的款项。不久，陈炯明率领各位将领和社会名流视察坎下城兵工厂，梁厂长向其禀明筹建公园的设想，陈炯明大加赞赏，并带头捐款；手下将弁及各界名流见状亦纷纷出资，终于筹足建园的资金。

   工程于1922年竣工，公园的建设依石山的自然状态加以雕琢修饰而造，颇为壮观。梁翰昭厂长兴奋之余命名曰：坎白公园。坎白者，取之清乾隆二十一年，清※※在坎下城设置坎白场署（管理征收盐税的机构），后来有人又称“坎下城”为“坎白城”。梁翰昭还挥笔书“博爱”两字并用隶书作《坎白公园记》一篇，勒石以记云……

   坎白公园建成之后，成为厂内职工和地方人士的游乐场所。粤军总※※※和省※※不少幕僚是前清秀才、贡生出身的，他们游览时往往雅兴大发，索笔题下不少诗作。公园管理者将这些诗作请石匠镌刻于公园内的岩壁上，林林总总，又成为一道景观，这些摩岩石刻历经岁月风雨的侵袭和人为的磨损，有的漫漶不清，难以辨认。笔者在诗友黄锡霖先生的协助下，按年序录以存世焉。难兮人事与天工，奇石嶙峋树色葱。海甸全销秦霸气，庙堂犹拜汉英雄。十年冠剑怜奔马，一殿沧溟看跃龙。最是池莲香远处，草亭遥忆旧家风。

   落款是※※十二年广宁周奇湘题。此诗格调雄健，音韵铿锵。“海甸”指中国。“秦霸气”指清帝国入关时的霸气已荡然无余。“庙堂”，坎下城中有关帝庙。关帝者，汉英雄也。“池莲香远处”，当时公园有池名“莲池”，莲花开时，香气弥漫。奇石嵯峨古木青，公园芳郁点边城。天空海阔龙腾甲，浏览飘然块垒平。

   此诗为※※十三年东莞何笃生题。“边城”者，坎下城之谓也。“块垒”：心中郁结不平。诗人浏览公园景观之后，竟得消除心中块垒，飘然吟哦。

   山静榕成阴，园公所憩繁。具瞻希东尔，能否补青天？

   此诗为※※十三年春州黄伯龙题。“园公”句，谓公园为公众所有，所以前来休憩的人很多。末句取“女娲补天”之典。昔为城垣，今为游园。

   与众共乐，花开鸟喧。落款为※※十四年林勇中。依山辟地构园林，好景天然喜共临。怪石屹如奇虎搏，古松竟作老龙吟。惟伤劫后成残迹，遥想当时费匠心。借问昔年人在否？空余破垒傍荒岑。※※廿四年十月茂名杨爱周题。此诗写于陈炯明失败多年后，诗人闻名前来游览，坎白公园已荒凉成残迹。末句谓当年筹款建园的人已烟消云散，令人读后倍感惆怅。坎白城空瘴海天，荒园木石尚依然。昔时弹厂今何在？□□销沉已十年。陆沉岌岌悯神州，谁遣江山抱杞忧。国难未纾游兴浅，诗人也要赋同仇。

   ※※廿五年春平远□□□题。这位平远县诗人于1936年春天前来游览坎白公园，正是日寇侵华封锁汕尾海面时。“瘴海天”、“陆沉岌岌”者，此之谓也。末句借“游”抒情，表达其※※热忱。天□□□□□□，然动游悲坎白场。公家弹厂焚残后，园中景色已荒凉。

   ※※廿六年孟夏新会林□□题。这是摩岩石刻诸诗中年代最后的一首诗，却残损最甚。从诗句中可悉粤军制弹厂遭到焚烧，谁人焚烧，无从知晓，因日军至1941年初才登上汕尾港陆地进行抢掠的，制弹厂遗存了16年的机械设备亦于此时被日军※※殆尽。

   以上摩岩石刻诗，反映了坎白公园及制弹厂的兴衰，从中亦可窥见汕尾地区的时代风云。从早期诗风豪迈倜傥、意气昂扬，到晚期诗作徘徊留恋、悲情盈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汕尾地区的※※，使后人读后迭生遐想。

潮汕民俗史话............... 南澳玉带堤  



    ※※期间由陈光烈总纂的《南澳县志》，收录了一首古诗《玉带堤晚兴》：“清溪一带绕长堤，云破山光夕望时。烟起人家吹暮火，乌啼古树泣残碑。渔归远浦舟归岸，我过新桥影过篱。飒飒秋风萧瑟起，芦花枫叶乱差差。”这首诗描写了玉带堤附近的美丽风光，是至今为止惟一发现的吟咏玉带堤的古诗。诗中提及的玉带堤，位于何处？何时所建？何人所建？有关南澳的史志，都没有记载，知道玉带堤的南澳人也不多。

    南澳古县城深澳镇，西面有一道坑，叫洗布坑，也叫护城河或后尾涧。洗布坑发源于果老山，流经西畔田野，横穿深澳镇，向东流入大海。西畔田野近海处，有一道咸水涧。咸水涧和洗布坑刚好组成“丁”字型状，“丁”字的连结部位，便是玉带堤的位置。

    玉带堤的位置重要，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咸水涧的海水，不论大潮小潮，都不能流入洗布坑这道淡水河。因为一经流入，就会严重破坏洗布坑两岸的稻田。而遇到大雨山洪暴发，应能把洗布坑的一部分洪水引向咸水涧流入西畔大海，减少洪水对深澳镇的威胁。如何使这道堤防起着这么特殊的功效呢？难倒了好几任南澳官员，建了好多次，都宣告失败。

    后来，南澳来了一位好官，一位贤官。据说，他亲自到现场考察，亲自设计，亲自施工，构筑了一次又一次，但仍然失败。他又气又急，解下官袍上的玉带，用力掷在堤坝上，大声喊道：“不修好此堤，决不为官！”他召集乡贤父老，一起研究，一起修建，终于建成这道特殊作用的堤坝。从此，深澳民众便把这道堤坝叫做玉带堤。

    玉带堤，全部用沙灰锤炼而成，长约５０米，宽约３米。咸水涧的河床削低，水面离玉带堤面距离很大，即使是台风的潮水也无法溢过玉带堤。而洗布坑的河床加高，水面离玉带堤面距离很小。平时，行人可以从玉带堤上来往，浣衣女可以在玉带堤旁洗衣裳。山洪来时，洗布坑的水横溢过玉带堤，泻下咸水涧。直到现在，玉带堤依然存在，依然在发挥作用，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它有这么一个美名，这么一个故事。

    再看看《玉带堤晚兴》这首古诗，其作者刘魁，是明举人潮州清军同知。他不是南澳官员，可能是因公前来南澳视察，其时应是玉带堤刚刚建成或建成不久。他因玉带堤建成的艰难以及建成的意义而感叹，特地写了这首诗以作纪念。据此推测，玉带堤建成的时间是明末清初。至于哪位官员建造，尚无法考证。

潮汕民俗史话............... 抗战时期的潮曲“走唱”  


    潮曲走唱，盛行于※※※※时期。1939年6月，汕头、潮州等地先后相继沦陷，受日寇铁蹄的蹂躏，加上1943年潮汕各地荒旱严重，官僚、地霸、奸商市侩趁机打劫，粮价暴涨，饿殍遍地，穷人卖儿卖女，尸野雨露，在这天灾人祸、水深火热、惨无尽头的日子里，戏剧界更是度日如年。潮汕原有“赛宝”、“玉梨”、“三正顺”、“源正”、“正顺”、“怡梨”等六大戏班因此而歇戏。“戏仔”也大部分被解雇自寻生路，由此而出现潮曲“走唱”成为民间自由职业。

    潮曲“走唱”有常年职业，也有农村农闲的农民外出度生。“走唱”的人物各种各样形式很多，有一人单弦独曲，也有父子、父女、夫妻、兄弟、兄妹、姐弟，这些都是一人拉椰胡弦（冇弦），一人敲钟（或敲竹板），一唱一和，有时在市井街道商铺巡回卖唱讨生，有的尚未拉弦唱曲，店主就摆手推开，按当年的市情每次商家施舍的是一至二枚铜片（镭），他（她）们早出晚归，常年都在他乡外里寄庵寺、庙堂。“走唱”也有比较高档的小乐队，他（她）们三五成队，自带乐器，如二弦、椰胡、扬琴、小鼓板等走街串巷逢场受聘，明讲演唱时间及报酬。他（她）们所唱的潮剧戏曲名大体有：《回寒窑》、《袁金龙》、《关王庙》、《胡惠乾下山》、《井边会》、《美人蟹》、《收蜈蚣精》、《桃花过渡》、《高文举》、《金花牧羊》、《芦林会》、《包公会李后》、《秦香莲与陈世美》等等折子戏或戏段很多，不胜枚举。

    ※※※※期间，饶平县也曾受到日本飞机多次的轰炸和被登陆侵略7天，日军不敢常年驻地，饶平还属于抗日大后方。原各大戏班的部分“戏仔”自发组织成为“小戏班”，先后巡回饶平乡村及毗邻福建漳南的诏安、云霄等县乡村自行夜间演出，以换取大米、蕃薯（地瓜）杂粮为生。演出地址都没有高搭戏台，大体都在乡村的宗祠前大埕，两旁吊挂上2支煤油汽灯就地化装，摆设锣鼓和弦具演出，俗称“做塗戏”。由此也出现一些笑例，白天，有的“戏仔”到农户乞讨时，扮演乌面（奸佞）者，人家不给吃，小生、花旦（好人）都给予稀粥或地瓜一餐饱福，这是民间对奸佞恨之入骨而以假当真的误解，也同时说明奸恶害人者，到处都是绝路。

    当年还有俗称儒家戏的“中美光”、“美中美”、“新声”先后在饶平黄冈区用竹蓬搭建“戏园”演出售票，前十行竹高椅位为“名誉券”（票价高），主办单位都属官、商、地霸。

    新中国诞生后，艺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和人民※※的关怀、照顾，摆脱了“无修世，卖仔去做戏”的苦况，“戏仔”成为戏剧界的演员，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所尊敬的文化核心队伍的成员。

潮汕民俗史话............... 广济桥修缮漫话  



　　 在湘桥史上，除开建墩以外，历代较大规模的修缮便不下三十次。造成频繁维修的原因不外乎二大方面：天灾；人祸。
　　 韩江水量、水位的季节性、年际性变化较大，加上上游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年夏秋间又是飓风的多发季节，每当狂风暴雨肆虐时节、洪水往往暴涨。而随着体量庞大的二十多个桥墩的构筑，大大缩小了江流的过水面积，致使巨流汹涌，纵横奔突，一时间，风雷洪雨，交相袭击桥身。如果加上地震，更是祸不单行。这是造成湘桥梁折墩塌的主要原因。
　　 史志上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触目皆是，《永乐大典·5343·桥道》：
　　 南宋端平初(1234)“桥屡经溪洪风飓之馀，亭屋俱弊。”
　　 南宋景定三年(1262)“壬戍飓风之厄，舟与亭屋，俄倾而尽。”
　　 嘉靖《潮州府志》：
　　 明弘治八年(1495)“韩江大水，东西石洲坏者四，梁断亭毁。”
　　 光绪《海阳县志》：
　　 康熙五十九年(1720)五月大水，北门堤决，广济桥东岸石墩圮者二。
　　 乾隆《潮州府志》：
　　 乾隆二年(1737)六月二十五日，韩江大涨，水逾湘子桥栏杆一尺。
　　 光绪《海阳县志》：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大水，东岸石墩圮者六，损者二，坏者一；西岸石墩圮者三。木石桥梁，损失殆尽，■牛失其一。
　　 铸■牛的本意是要镇水，水没镇成，自身倒被冲走了。自然力有时确实很难抗拒。人祸主要是兵火，其次就是一些因经验不足而造成的工程事故。比方说，《永乐大典》引《三阳图志》谓：“至元戊寅，桥厄于兵火。”当年二月，元将索多围潮州城，二十馀日不能下，索多令于众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仕者增秩。”后来潮州守将马发手下出了叛徒暗开城门，元兵才攻下潮州城。接着便纵火，屠城，湘桥也受到破坏。到了明清易代之际，古桥再次毁于兵火。《潮州志》有明确记载：“顺治七年(1650)六月，郑成功围府城，烧广济桥。”烧广济桥者为郑成功部将陈斌。郑成功退兵以后，才由总兵蔡元加以修复。顺治十年潮州总兵郝尚久反清复明，清将耿继茂率满汉兵十万围潮州城，湘桥再遭兵毁。后来又是由蔡元主持修复。
　　 蔡元系意溪人，出身行伍，曾随吴六奇转战潮州各地，他在家乡筑蔡家围(城寨)拥兵自重，左右时局。但在修桥方面，还是有功的。
　　 元朝潮州路判官买住将桥面的木梁改成石梁，可惜的是，由于施工水平与经验所限，好事竟变成坏事，石梁断折的事时有发生。
　　 这一次修建广济桥，桥面也使用石板，那会不会也有安全隐患?石头很硬，坚如盘石。但石材虽有很强的抗压能力，而对横向拉力的承受力却大为逊色，所以盖房子时我们用它来当柱子，却极少用它来当大梁。湘桥上的石梁，其跨度都在10米以上，尽管其宽度、厚度也都超过一米，但抗拉力同样不强，因而仍易于断折。今天我们认识到它的特性，自然会采取相应措施。比如说，在石梁下面凿槽，安上经过预应力处理的钢梁，这样，即使石梁出现断折情况，也不至于坠入江中，造成溺水伤亡事故。这也是今人胜古人的地方吧。

潮汕民俗史话............... 潮州民间灯谜  



　　 古时，潮州因边远荒芜，成了流寓贬谪官吏之所，先后入潮的官员文士甚多，仅唐宋二代，被贬或任职来潮有宰相职位的就有：常衮、李宗闵、杨嗣复、李德裕、陈尧佐、赵鼎、吴潜、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十人。著名文人则有韩愈，苏轼、王安中、黄公度、王十朋、杨万里、朱熹、黄朴、刘克庄、王守仁、高攀龙、丘逢甲等等。来潮后在他们从事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交活动中，势必带来发达的中原文化，对潮州的※※文化发生深远的影响。潮州本土也因此造就了众多文化名人，其中唐之赵德，宋之卢侗、王大宝、林巽、刘允，明之林大钦、吴殿邦、吴一贯、薛侃、辜朝荐、林熙春等等。文风之昌盛，民俗之淳美，使往昔那些中原文人认为“有海无天地”、“无路何能还”的潮州，成为“岛屿绝无田二客，诗书多似鲁诸生”，“流人莫厌岭南行”的好地方。
　　 潮州民间灯谜在这样有利的※※文化氛围中，滋生发育，以至形成近今的繁荣先进，而成为全国有数的灯谜活动卓有成绩的文化名城。
　　 潮州灯谜的活动始于何时，由于文献匮乏，目前难以寻觅根源，正如顾颉刚教授所说：“民众的事实能够侥幸写上书籍的，未必有十万分之一，书籍又因日久而渐失传，我们不能起古人于九泉而问之”（《谜史序》），所以只能求之民间传述。潮州谜语一开始就以潮州歌谣的形式在口头传猜，潮州歌谣则成形于潮域先民土著畲族(古越人后裔)的歌仔——畲歌，土音土语，朗朗上口历久流传，几乎可说是几十代同猜一条谜。从现在保留下来的一些古老童谜的内容及猜谜活动中孑遗的一些古风看，潮州的灯谜活动应不迟于宋代末期。例如，有一则古老童谜：“天顶一个碗，落雨落满”(猜“鸟薮”——巢)，与隋代侯白的鹕鹚巢谜“背共屋许大，肚共碗许大， 口共盏许大”，在谜面与构思上有相似的痕迹。另据宋·灌圃耐得翁的《都城记胜·瓦舍众伎》中记道：“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商谜。”这种开猜时打鼓奏乐的古风、传至今天只有北国的沈阳及南疆的潮汕一直在沿袭着。潮人开谜，先击鼓聚众，再以鼓点导猜，更以三通鼓一声锣表示“中肯”以贺猜中者，一如宋代《梦梁录》所谓的“商谜者，先用鼓儿贺之。”可见潮州灯谜活动应自宋末始，更可见潮人保持古代谜风的执着。
　　 明代，是潮州文人科举最为得意之时，潮人中进士者众，为官政绩显著的有：按察使吴一贯，阳明学传人御史薛侃并侄进士薛宗铠、兵部尚书翁万达、按察使刘子兴、提学林大春、大理寺卿周光镐、进士唐伯元、礼部尚书黄锦、黄奇遇、状元林大钦、进士吴殿邦、大常卿辜朝荐……等等。读书人相继得志，使潮州文风大盛，灯谜也随之活跃，民间至今尚有不少关于林大钦、吴殿邦等青少年时期猜谜的传说。
　　 清咸丰、同治间，来潮为官的大兴(今北京市)监生陈坤，曾有《潮州元宵》诗云：“上元灯火六街红，人影衣香处处同，一笑相逢无别讯，谁家灯虎制来工?”以其流畅清新之笔调，描绘了当时潮州悬谜猜射，商榷品评的盛况。
　　 据谜界前辈传说，清光绪初年，湖南人曾继渠(曾国藩之孙)，来潮任惠潮嘉兵备道，时逢中秋，见潮人开谜，多系土音扣合，于百思不得其解之余，指出此类限于方言地域，不能远播，遂介绍以字义代切与字部拆合，本官音为主的中原谜法。这种谜法为潮人接受，揣摹习作。至此，潮谜始汇入中华灯谜之大流。
　　 中原谜法的传入，在当时称为“外江谜”，也称“正宗谜”。这一时期，活跃于潮州谜坛的有谜号“石室老人”的陈奏伯、翁友松，继之有谜号“兰台”者，他们组成“石室谜社”，活动时间长，是“外江谜”的有力传播者，对潮州谜界的影响较大。与此同时的还有坚守旧法的“竹林谜社”等，这个※※时期潮州灯谜活动之繁盛，可见一斑。
　　 ※※时期，潮州灯谜活动规模更大，遍布城乡，谜人众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谢会心(1873——1943)，他终生执教，业余致力于谜事活动与著述，是武汉《谜社虎榜》的客座名将，武汉《文虎半月刊》特约撰稿人。一九一三年，谢与潮人庄佩衡及郑雪耘等人组成《莲社》，主持潮城谜事。他的著述甚丰，一九二九年写成灯谜类书《评注灯虎辨类》(上下集)，发行全国，其间厘定法门，分诠格式，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最系统的谜学工具书，书中理论、观点、法规，至今尚为海内外谜界所遵循。一九三四年又写成了一部谜话体的《辍耕谈虎录》在武汉《文虎半月刊》上连载，惜乎※※※※爆发，未能刊完。近年，又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中发现谢氏早期载于《文星杂志》(1915)的《制谜丛话》。
　　 ※※期间，潮州谜坛的活跃者，还有赵寒翠、吴江冷、郑公风、饶泽、徐醉雪、赵松雪等。而与谢会心同时的庄佩衡，其交游也广，也是海内知名的谜人。
　　 较谢会心稍后，潮州谜界又出现巨星，这就是一直活动至解放初的潮州《凤水谜苑》创始人之一的翁松孙先生(翁友松之孙)。他禀承家学，谜艺精湛，于一九二六年创办《影语月刊》，这是已知的全国最早的灯谜月刊。翁氏并于潮城成立了“浣花社”，出版“浣花片”谜刊。他谜作多，活动久，其所手创之《凤水谜苑》集中一时潮谜高手。解放后主持县文化馆灯谜组，更是罗致与培养了大批新手，他的谜艺水平对潮州谜风，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潮州灯谜自与中原灯谜合流以降，活动繁荣，谜人辈出，谜艺日臻完美，且很早就注意灯谜创作的理论研究，推出对外交流，著书立说，为海内谜界所推重。潮州谜界还自重肩负向海外播中华文化之任，潮人多过洋，遍及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灯谜随潮人足迹而远布，新加坡，泰国潮人的灯谜活动在某些特定时间，甚至比国内还繁荣，著书立说成风，很多谜著传入国内，给其原生地以反馈。现在谜界流传一句口头禅，叫做“凡有※※的地方，就有灯谜。”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潮人之功实不可没。
　　 平心而论，潮州灯迷的全盛期应是现在。经过解放几十年的活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重视，全市性灯谜组织的成立，形成一支七十多人的灯谜创作队伍，灯谜活动非常普及，全市各县(区)、镇的灯谜活动渐趋平衡。特别是处于目前全国性的灯谜繁荣，刊物众多，交流活动频仍，交流面遍布海内外的文化大环境之中的潮州灯谜，人数之多，实力之厚，足使前辈兴叹。灯谜创作达到空前的※※高度，受到国内同行的赞许，也招引港台谜界的注目，潮州灯谜无愧于潮州※※文化名城的称号。
　　

潮汕民俗史话............... 潮州音乐的※※  



　　 潮州人把乐谱叫做“弦诗”。古代的乐，是诗、歌、音乐和舞蹈的综合体。※※第一本民歌集就是《诗经》，古时没有记谱法，只把歌词写下来，人们熟悉地方音调，拿到歌词就随口可唱。所以“诗”也是“歌”，古时把乐调也称为“诗”，这在潮州方言中一直沿袭下来，如弦乐谱叫“弦诗”，筝谱叫“筝诗”等。
　　 潮州人把拉弦叫做“锯弦”，考中国最早的弓弦乐器轧筝和奚琴，都是用竹片来锯弦发音的。
　　 潮州人把弦乐器的千金叫做“徽”，弦的上把位叫“上徽”，下把位叫“下徽”。考这个“徽”，最早是指用丝线缚在琴上，作为音位的识记的。所以“徽”也是一个古词。
　　 唐代的一些音乐形式及音乐名词术语，至今在潮州音乐中还有明显的迹象或原样保留。
　　 唐代大曲的多段联奏形式。唐代大曲从“入破第一”至“出破”还整套保存在清代刊印的潮剧戏文中，据说清代还能整套演唱下来，其中的“催”，“煞”等术语还保留至今。
　　 唐代琵琶见诸绘画中的，都是斜抱式的，潮州的琵琶，秦琴等至今保留斜抱。
　　 唐代的乐器制作，有用螺贝在乐器上镶嵌精美花草图案的工艺，这种技艺，一直在潮州的乐器制作中保存至今。
　　 唐宋的奚琴，流传至今，福建南音、秦腔，潮州音乐等都称为“二弦”。此器于宋代传至韩国，现在韩国民俗乐器还保留原形没有改动。福建南音稍有变化。潮州则由奚琴而改成“竹弦”，再由竹弦而改成南洋进口的乌木代替竹筒，以蟒皮代替桐板面而成现今的潮州二弦。但潮州虽改了琴的构造，却保留了古代的演奏姿势，即赤足席地半跏趺坐，右足架在左腿上，足底朝天来承放二弦筒。这种坐式，韩国也至今无改。
　　 宋代潮州孔庙(俗称“红学宫”)祭孔时，还配上成套的“大成乐”。潮人习惯把民间比较精致高雅的音乐演奏，称为“儒家乐”，把“乐”冠以“儒家”二字，说明音乐的文化素质更高。
　　 宋词是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发展到较紧密程度的标志。词用相对固定的曲调来填入文字，这些曲调就叫做“词牌”。延续发展至元代，又叫“曲牌”。现在潮州音乐，还保留了大量的词牌、曲牌名称，如《六么令》、《刮地风》、《西门子》、《醉花阴》、《喜迁鹰》、《水仙子》、《点绛唇》、《耍孩儿》、《满江红》、《西江月》、《尾声》等等。
　　 宋代曲艺有一种“缠达”，也叫“转踏”。其音乐形式前面有引子，后面主要是由两个曲调轮流反复而构成，用于表达一个故事内容。潮州人至今对那些讲话啰嗦、翻来覆去的人，就用“踏踏缠”来形容他。潮州大锣鼓曲《抛鱼》(潮语抛网捕鱼之简语)，基本上是由《梆子腔》、《贼句》两个曲调反复，加插上锣鼓段和个别其他曲段而构成的。
　　 唐宋以至元曲那种套曲联奏的形式，也一直在潮州音乐中保留下来，如《锦上添花》，《春晴鸟语》、《金龙吐珠》、《倒插花》、《蜻蜓点水》、《平沙落雁》、《双娇娥》、《双蝴蝶》、《十八菩萨》、《混江龙》十曲连成一套。此外还有很多套曲形式。
　　 宋代的百戏，有许多形式一直在潮州流传着，如“顶砻”、“掉斗”、“掉锣”、“飞钹”、“倒吊吹双嘀嗒(唢呐)”等等。潮州的木偶戏也源远流长，形式多样：持杖(或叫圆身)木偶，潮俗叫“纸影”；皮影俗叫“白竹纸影”；吊线木偶俗叫“柴头戏”；还有手操布套木偶，俗叫“布袋戏”等等。这些百戏及木偶戏都与一些音乐形式有关，—在直在民间流播着。
　　 北宋建都汴梁（今开封），开始兴起杂剧，其曲调多为北曲。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之后，杂剧继续发展，为了适应南方人的需求，不断吸收南曲。北曲刚劲，定弦较高；南曲柔婉，定弦较低。流传在潮州的外江音乐，也分北路 (定弦四工)和南路(定弦合尺)，这与宋代的杂剧音乐，是二脉相承的。
　　 现存的潮州大锣鼓的牌子套曲，如《岳飞会战牛头山》、《薛丁山三休樊梨花》，《关公过五关》、《薛刚祭坟》、《复中兴》、《十八寡妇征西番》、《黄飞虎反朝歌》、《六国封相》、《秦琼倒铜旗》、《瓦岗起义》等等，都是从宋元及明代以来的戏剧音乐中脱胎而来的。
　　 现存的《荔镜记》、《荔枝记》、《金花女大金》等明代戏文中，既描写了当时发生在潮州的民间故事，也描写了当时潮州的许多风物习俗。其中提到民间已有“搬戏”(请戏班到地方上或家中演戏)、“做功德”等习俗，也提到：
　　 “琴弦笙箫，闹满街市”；
　　 “笙箫和起入人耳”；
　　 “(占)许是人操琴……(旦)正是人操琴”；
　　 “箫鼓喧天处处闻”；
　　 “香车宝马闹满处，琵琶龙笛琴弦声和”；
　　 “且喜到得潮州城，城内车马得人惊，弹琴吹箫实好听”。
　　 这些戏文中所提及的潮州风俗，如闹元宵、鳌山景、影戏、花灯、打秋千、舞狮、吃槟榔、穿木屐等，件件都是事实，所描写的有关音乐的活动，也不会是虚构的。
　　 潮州出土的明代宣德年间手抄戏文《刘希必金钗记》手本中，附有“三棒鼓”、“得胜鼓”等锣鼓经。由此，把潮州锣鼓经上推到宋代是可以成立的。
　　 最神奇的是潮州的二四谱，此谱以“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个数字为谱字，其中的“三六”两音可以轻、重变化，加上“五”音可以活奏，这就使一首二四曲谱可以演绎出四种不同调体的音乐来。此谱是五声音乐的乐谱，推理它应该产生于七声音乐的工尺谱之前。此谱又是用潮州方言唱念的，在别的地方未发现此谱，因此推断它是潮州的土特产。
　　 中国的工尺谱始于唐代，在宋代较为普及，它之传人潮州，不应迟于南宋。潮州工尺谱因为受到潮州二四谱的同化，产生了“轻四、重四”现象。由此推之，潮州二四谱之产生(或始用)，不应迟于南宋。
　　 这种古谱成了潮州音乐史中一个谜，神奇地诱导人们去探索。
　　
　　
　　
　　
　　
　　
　　

潮汕民俗史话............... 潮乐乐种的※※渊源  



　　 潮州音乐是个多乐种、多形式的音乐大家庭，其中每个乐种有每个乐种的※※，各乐种中的每一种形式又有每一种形式形成及延续的※※。
　　 潮州弦诗乐，可以说是潮州音乐的母体音乐形式。潮州锣鼓乐、佛乐、笛套乐都接受了整个(除二弦外)的弦诗乐队；细乐、外江乐等也是在弦诗乐队的土壤中成长的。可以说，弦诗乐是潮州音乐中最古老的一种形式，它与唐宋的古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潮州锣鼓乐，从其牌子套曲来说，都是宋元及明代的戏剧音乐。潮州锣鼓经的出现，完全可以推及宋代。但是宋元及明代的戏剧音乐，还不等于大锣鼓。因为戏剧的锣鼓乐，没有大锣鼓这么多的大锣、大钹及大笛，也没有上街※※的形式。所以也没有现在大锣鼓这种“长行套”的乐曲形式。大锣鼓的形成，既有戏剧音乐的主要成分，又吸收了原来潮州的※※花灯锣鼓，增加乐器、提高器乐的表现力而形成的。就大锣鼓这种形式的形成，现在能追溯的，只能追到清末的欧细奴，他是清朝潮州戏园的监管官，成天都听戏，把所有的戏出都听到熟透。辛亥革命之后，他的监管官就当不成了，于是转而教习戏剧锣鼓。经过几代人的补充发展，就成了现今的潮州大锣鼓。据潮州著名的锣鼓师陈松先生自述，他是大锣鼓的第五代传人。陈松先生是1898年出生， 1963年去世，照此推算，真正形成潮州大锣鼓这种形式，也就是清末民初的事了。
　　 潮州细乐，就形成三弦、琵琶、古筝这三件乐器的合奏形式，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的洪沛臣先生。他是潮州一名古董商人，音乐素质极高，善琵琶、瑟、笙等多种乐器，他常到国内各地及南洋做生意，也到处以乐会友。自他始，在潮州与筝家郑祝三、三弦名家陈子栗三人以三弦、琵琶、筝合奏。各乐器有各乐器的句逗和奏法，但合起来却非常好听，所以深得其趣，众称“三友”。洪与郑还把他们合奏的首本乐曲《古调劲套》，分别制订琵琶和古筝详订谱，并各自收徒教习，于是在潮州传下来这种三弦、琵琶、古筝的合奏形式，近人把这名为“细乐”。
　　 就细乐这种形式在潮州推广的年代来说，也是清末民初的事。但就他们所演奏的《古调劲套》及其他“劲套”、“软套”等乐曲而论，却都是一些古曲。就三弦、琵琶、古筝三件乐器的合奏形式来说，在国内也不是自洪沛臣先生始。北方早有“弦索十三套”的演奏形式，其中三弦、琵琶的演奏法，与洪先生所教有相似之处，洪先生可能曾涉足过弦索十三套。
　　 潮阳笛套古乐，比较明确是宋末和明代传来潮阳的宫廷音乐。就其中的乐曲、乐器和演奏技法来看，则可能与唐朝大曲有渊源关系。
　　 潮州的道乐，据传古代也有潮州自己的道乐。但此后潮州的道教衰微，道观及田产有的变卖，有的被占，有被官占的、也有被民占的。道观既没有了，出家道人也没有了，只有一些在家的道教※※，道教意识慢慢淡薄，逐渐与佛教融合蜕化成一些专做功德、追荐亡灵的经师，名叫“司(潮语读西)工”，为了谋生，佛经、佛乐、民间歌谣之类，拿来照用。
　　 近些年来，有些道观又恢复了，但用的已经不是原先潮州的道教音乐。而是引用些外地道观的音乐了。
　　 潮州的佛教音乐，有两套唱腔，一套是明以前就从福建传入潮州的香花板。此套唱腔有忏板、赞偈、佛曲、金刚卷及焰口等类，乐曲近300首。由于在潮州流传的年代久远，其范围又广阔，遍及粤东和闽南，所以分支较多。各支唱板的乐曲有同有异，主要有潮安腔、潮阳腔及惠来腔等。
　　 另一套是禅和板。此唱腔是清代乾隆元年(1736)，延请罗浮山华首台密因和尚来潮州主持开元寺时，他把此唱腔带来开元寺传唱的。于清咸丰年间，此唱腔又传到民间的念佛社和善堂。此唱腔有近百首乐曲，可以完成各种大小法会。
　　 潮州外江音乐，是指自江苏、浙江、淮河流域一带流传到潮州的音乐。戏剧称“外江戏”，音乐称“外江音乐”，锣鼓乐称“外江锣鼓或苏锣鼓”，佛乐称“外江板佛乐”。外江音乐之传来潮州，不是某一年代、某一※※事件而成其事，应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的文化迁移事件。其起始应在南宋年间。
　　 南宋时杂剧和民间百戏、民间音乐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福建、广东沿海富庶的地方是南宋的大后方，也随着苏杭的发展而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自然要比北宋方便些、频繁些。北宋时产生于温州的南戏，至南宋时盛行于临安等城市，并且向南方传播。据《漳州府志》卷三八载，南宋时，朱熹的门生陈淳(1153—1217)给漳州知府傅伯成的一封信，建议禁止当地农民结集演戏。这封信，除了说明当时南戏空前发展之外，也提供南宋时，南戏从苏杭经福州南下，播及漳潮的有力佐证。
　　 外江戏及外江音乐在潮州于清末民初一直盛行，到20世纪50年代才渐告衰落。
　　 现在，除个别地方还有外江乐存在之外，大多数的外江乐已经溶化在潮州音乐乐种的各种形式之中。

潮汕民俗史话............... 鹳巢戏馆  



　　 潮安县龙湖镇鹳巢大自然村有间年代久远的戏馆，它不是旧时乡里教戏的地方，而是先前专供到当地演出的戏班子歇宿的场所。这在周边地区甚为罕见。
　　 戏馆位于鹳二村鹳巢氏族宗祠东侧，与宗祠仅有一墙之隔，为一庭一厅式建筑，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由李氏祖先建于明正统年间，距今已有500余载。
　　 据史料记载，鹳巢李姓祖先肇初公，于南宋末年为避兵祸，从福建莆田迁徙至此，开基创业，繁衍发展。到了第六世祖时，子孙繁盛，家道稍丰裕，便修建了氏族宗祠。那么，李氏祖先为啥要在修祠之后跟着盖起这间戏馆呢?
　　 有人说，这是当地常年演戏多的缘故。因为，鹳巢李姓供奉的是称为“花公花妈”的神，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七和七夕期间，各有一次规模不同的游神赛会活动，每次活动，都要请戏班前来演出。而且村里也建了不少庙宇，供奉着诸如陈尧佐兄弟(王公)、玄武帝等神灵，每逢神诞，也要演戏庆贺。为免除经常筹备戏班住宿的麻烦，便建起了这间戏馆。
　　 但更多的人说，这体现了李姓祖先的宽厚为人和对艺人的尊重和爱护，与李姓祖先的良好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据鹳巢《同心堂记》记载，明正统元年(1436)，鹳巢第六世祖一家四兄弟，五代同堂，子孙增至百口时，仍同居同灶，和睦相处，家中男女，分职授事，不论内外，都没有私人的积蓄，尺帛不入私房，全部归公所有。其良好家风也深得时任潮州知府王源的赞赏，他为李家祠堂命名“氏族宗祠”，还禀书“同心堂”匾悬于堂上。由此可见，对于这样的一个有着良好家风的家族，出于对戏子的关心体贴，显得更为至情至理。
　　 解放后，鹳巢戏馆被改为当地的卫生站。几年前，村里人集资对戏馆进行重修，恢复其※※原貌。现在，这里已成为当地群众重要的文娱活动场所，村里的文艺爱好者经常聚集一堂，吹拉弹唱，其乐融融。
　　

潮汕民俗史话............... 异地同业南北金  



    潮汕对诸神崇拜成风，对钱锭的需求量极大。钱锭是俗称，即指北金、南金、锡箔等锡纸，是供求神拜佛、吊祭驱邪之用的大元宝、大金等焚化品。

    澄海现为广东省南金出口的重要生产基地，其锡纸业与福建有较深的渊源关系，源远流长，※※上两地的南北金均为创汇产品。北金原产福建南台岛（今福州马尾），清道光四年（１８２４年），由澄海莲阳商人从汉口购买来样品，进行仿制营销，其质量成后起之秀，加上有本地特产红糖大批配销，很是抢手。南金生产始于清末民初，出口量很大。随着南北金生产的兴旺，锡箔业也相继兴起。打箔工艺是由福建北金商人在澄海东里开店，招徒授艺，再传至莲阳一带的。

    上世纪２０年代，澄海锡纸业进入发达时期，主要集中在莲阳，北金、南金成了莲阳锡纸业的兄弟产品，也是澄海大宗出口商品之一。据※※２２年调查，莲阳金纸有关生产厂家２００多家，年销量７０多万箱，价值大洋券４００多万元。当时整个莲阳乡群众直接或间接靠此业收入为生的占一半之多。据澄海“两纵”联谊会会长余老先生说，当时金纸行业是热门，工人经济收入比较好，对割纸、打箔工人有歌谣形容其赚头大：一起一落（赚）包“骆驼”，一去一来（赚）包“刀牌”。——“一起一落”和“一去一来”分别描写工人拿锤打箔和持刀割纸的姿势和动作，这里指代职业；“骆驼”、“刀牌”是二种品牌香烟，“骆驼”是地方名牌，“刀牌”是外来的，价格上“刀牌”比“骆驼”贵，说明割纸比打箔更好赚。另有歌谣形容工人及其妻子的生活状态和舒适度：睡晏晏（晚起床），用（烧）的胶籽炭，爱哩食勿哩挂。——当时姑娘嫁给农民必须挨砻舂米，必须早起晚睡，如果能嫁给这些工人就是幸福，金纸的从业工人成为姑娘择偶的首选群体。

    潮汕沦陷后，锡纸业不景气，多数业户被迫停产，一批能工巧匠和没有家累的中年妇女转而走许秀莹 越南传艺或打工。余老先生的“老姑”就是往越南打工的其中一员，抗战胜利后才回来。

    笔者近在澄海隆都后沟看到根艺和奇石收藏者许兰坚先生收藏的一块金纸金属商标版穴见上图雪，是厦门的，版面图文并茂，非常漂亮。长１３．６厘米，宽１０．３厘米，左上角是一书卷展开老字号“厦门老文成、老双宝、正恒宝、正文丰，如意”字样，右上角是牡丹花簇拥着一座高塔，标着“宝塔商标”，左下角是招财爷镇坐雄狮和仙童随从图像，配“招财进宝”字样，右下角有文字“本公司选办顶上纸料，该厂督造各唛上土金银纸箔品质精良，运销南洋群岛，※※悠久，诸君惠顾，本主人启”。构图这么精美，当是行业兴旺、出口量大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