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俗史话............... 带锁链的棺木  


    澄海城岭亭“水溜口”的“红门宫”，即古之“广灵庙”，祀三山国王。庙的后面，原有棺木一口，外面锁上铁链。这是几十年前的旧事，当然早已无迹可寻了。
    棺木里面是谁?为何带上锁链?当地百姓说，是古代一位澄海官员，犯罪下狱，死于狱中。朝廷仍不肯饶恕他，着于棺外上锁铐，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这有点像法海禅师对付白素贞的情节。本来，没有解押上京，让刑部諊讯，说明只是寻常过失。却又不准家属认领尸体，放在寺庙，让神灵监督，又死无葬身之地。对于讲究人土为安的国人来说，也是够重的惩罚了。
    由于不知这位官员姓甚名谁?，身居何职?犯何罪错?故而只能半信半疑。志书从来是为尊者讳的。因为历届主持修志均为知县、知府、总督大人，读这类官修的正统志书，便有官员们个个是爱民若子的好官清官的感觉。虽不一定是谎言，也总觉得空泛。要了解※※真实，只能相信稗乘野史。鲁迅便一直主张人们去读野史，认为“正史信其时，野史信其事”。但澄海民间笔记野史更难寻。是澄海文人恐陷文字狱，还是怕惹讪谤之罪?总之难觅野史。即如澄海自明代建县至※※时期，386年中，187名知县(含代理)，在县志中，全部只有到职时间，而无离任时间。他们离去，是期满外调，还是别有原因?《澄海四百年大事记》只简略记录几件事：清顺治二年 (1645)南澳游击黄海如(埭头人)揭竿反清、带兵进攻澄城，知县刘珙连夜逃走。顺治四年(1647)黄海如部将唐奇观带兵攻澄城，代理知县刘定缒城逃走，足骨跌折被捉，后被释放。顺治十二年(1655)郑成功进兵澄城，知县南仲、守御所千总谭天锦闻风弃城逃走。顺治十五年(1658)郑成功再进攻澄城，知县祖之麟开城门投降。康熙十三年（1674）潮州总兵刘进忠反清，李虎子、洪魁老乘机率众攻入澄城，于十二月三日夜俘虏知县翁与之，不久，将他释放。这些人的作为，不管站在哪方面的立场，都有可商可议之处。但那是处在清初的特殊※※时期。此外，便无从了解知县老爷们的去向了。
    在归清二代的《实录》中，为我们透露了若干信息。这类宫廷史籍，可信度反而更高。
    《明实录》隆庆元年(1567)海贼曾一度攻澄城，俘虏澄海知县张璿。
    《清实录》嘉庆十年(1805)“(澄海)林泮、林五二犯结交盗首，接济洋匪，尤为罪大恶极。”嘉庆十一年(1806))“复审澄海县土豪林五交结接济洋匪。林五先因货船出口，被盗首朱贲及郑老童等屡次邀截，备钱赎回。因与之熟悉交好，并代为勒索各商港规给单赎放。通盗济匪，罪应斩枭。至何青为县令，于所属通盗济匪之犯，不能查拿，转与往来交好，复代本道家人销货，并担保借贷，实属卑鄙无耻。着先行枷号三个月，俟满日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澄海知县何青是※※※※的典型。樟林船主林五因货船被海盗截劫，用金钱赎回，与盗首朱贲一来二去便熟悉起来，有了交情，于是代海盗向其他船主勒索出海“保护费”，让商船获得通行证，得以在海上畅通。对这位“通盗济匪”的林五，知县大人敬重有加，与之交厚，县太爷不仅结交豪门，还巴结上司，连上司的家人也唯唯诺诺，毫无操守。惠潮嘉道台吴俊的长随何玉林向林五借贷巨款（间接勒索），知县何青出面担保。何玉林托林五代销货物(公然销赃），知县也为之沟通。何青便是这样一位在官场与商场之间牵线搭桥的小丑。县官如此德性，难怪嘉庆皇帝骂他“卑鄙无耻”。在判其流放尹犁之前，还要带枷锁监禁三个月之后才上路。
     可是，9年后，嘉庆二十年(1815)，知县李书吉编《澄海县志》，对澄海刚刚发生的这桩大事避而不谈，何青名字后面也只有“歙县人，廪贡”5个字。这叫人们怎么说才好!
    林五事件反映了澄海红头船主们处在海盗掠夺与官府盘剥的夹攻下的艰难处境。
    《清实录》还有如下记载：同治二年(1864)“澄海知县张景耀贪污懒惰，声名最劣，着即行革职”。同治八年(1870)“澄海知县王伯良……庸懦无能，不知振作……(革职)”。此两人，《澄海县志》、《澄海※※志》均不载，此处补其阙。
    下面还有：光绪十八年(1892)“特参庸劣不职各员……澄海知县李作桢，胸无主宰，办事乖方……(革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澄海营左营守备陈子照，办事颟顸，不洽舆情，着即行革职，以肃戎行”。光绪三十一年(1905)“澄海县知县林夔元，遇事敷衍，疲软巧滑，着即行革职”。
    以上是澄海现职官员被朝廷以不称职为由而裁撤的数例。另外两人，是在离澄数月后才被撤职的，也录出供参考。光绪三十三年(1907)“前署澄海知县准补文昌县知县薛聪彝，才力竭蹶，操履不谨……前澄海县教谕廉州府教授陈辅清，滥送考优，均着即行革职”。负责地方教育工作的官员，在给朝廷举荐人才方面(时科举已停止)，不是大公无私，唯贤是举，而是利用职权，上下其手。这也是朝廷最忌讳的事。
    清末官场的腐败，是举世公认的。贿赂公行，政由贿成，丑声载道，民怨沸腾。上述被革澄海官员，小巫而已。要了解那段※※，只能去读《官场现形记》。
    以现代人文思维的立场来要求，澄海人对澄海※※所发生的一切，完全有知情权。不能再把百姓当成服服贴贴的管理对象。
    其实百姓最易满足，绝不挑剔。哪个官员真心为百姓办点好事，让人民受益，大家便感恩戴德，建生祠，立名宦祠，念叨不绝，颂德歌功。可惜有太多的官员不羡清名，只求实惠，或者名与利求双收，置百姓苦乐于不顾。于是，百姓只有永远地“苦”!

潮汕民俗史话............... 潮汕古代食俗  



    要了解古代的饮食习俗，只能凭借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保留在古籍中的文献资料。可惜在潮汕，这两种资料数量很少。不过，只鳞片爪，虽不足以洞见古代潮州先民饮食习俗的全貌，毕竟还可以借助着它来探究古代潮州先民饮食习俗的梗概。

    在上篇，我们已经谈到过潮汕的先民如何利用本地的食物资源。温暖多雨的气候，靠山面海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本区的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在饮食方面给潮汕的先民以非常宽阔的选择范围。薯芋、稻米、鱼鲜和家畜，在数千年前已以成为本地居民的主食。那么，潮汕的先民是如何对这些食品进行烹调的？

    生活在五六千年前的陈桥等地贝丘遗址的居民，已经能够制造陶器，毫无疑问，也懂得用火烹煮食物。奇怪的是，潮汕地区出土的先秦时代的陶器中，并未发现鼎、鬲一类专用于炊事的器物。我们猜测，这个时期本区的原住民可能掘土为灶或者以石块做支架，安上陶缶来烹煮食物。揭阳油甘山和普宁牛伯公山两处考古遗址，在发掘中发现的一些灰坑遗迹，大概就是先民们使用这种烹调方式而残留下来的。至于牡蛎蛤这些贝类，先民们干脆就用蚝蛎啄之类的细小石器，把它们剖开挖出，生吃了。

    古代本地的居民的饮食材料的谱系很广，除了主食之外，蛇蛙龟鳖，大至野象，小如昆虫无不成为他们口中的美食。现存古籍，还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下面略举一些奇特的例子。
    象鼻炙

    唐代刘恂所著的《岭表录异》说：

        广之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
    作炙。

    古代，大象在※※的分布地域要比今天广得多。商代中原地区还有象群活动，保留到今天的甲骨卜辞上面，就有获取野象和用大象作祭品的记录。《吕氏春秋.本味》篇里谈论天下美味，肉食之中，有“旄象之约”。学者们对“象约”有许多解释，有人说是大象的尾巴，有人说是大象的脂肪，有人说是大象的肝肉，有人说是大象的腰肉类......但有一点看法是共同的，那就是当时人们猎取野象，作为肉食。

    到唐代，中原地区大象已经绝迹，而岭南的大象仍然成群结队。刘恂是唐末人，到广州做官，因为天下动荡，留居在岭南。《岭表录异》记述了他所见所闻的岭南风俗。唐末潮循人捕象，主要目的大概是为了保护农作，而被猎获的大象，自然成为美味佳肴。“炙”是烹制肉食的一种方法，就是将肉放在火上烧烤。现在我们是没有品尝象鼻的口福了，不过刘恂说大象鼻肉又肥又脆，想来有点像猪鼻子肉吧。那时候，潮州人都把象鼻当作至味，捕得大象，还争着烤象鼻吃呢。

    炸蔗头龟

    清代光绪间张心泰的《粤游小记》说：

        潮州蔗田接壤，蔗虫往往有之，形似蚕蛹而小，味极甘美，居人每炙以    佐酒。

这段记载，是从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里抄来的。据梁绍壬说，在潮州，这种虫子俗名蔗头龟，寄生在甘蔗老丛蔗头间。甘蔗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第一年用蔗苗扦插，叫做新丛，到冬季收割后，给蔗头培土施肥，第二年又可以分蘖萌生，茂盛如初。这二年生的甘蔗叫做老丛，收割后，蔗头间往往能掘到蔗虫。

    潮州人种蔗，大概要等到明代以后。在《永乐大典》所载宋元时期潮州方志中，还末见有种植甘蔗的记录。明嘉靖《潮州府志》“物产”门，果类中有甘蔗；隆庆《潮阳县志》食用类中有砂糖。可见当时潮州已经种蔗。清代乾隆以后，潮糖北运，销售量很大。本区甘蔗的种植面积也极广。光绪《潮阳县志》中，刊载了乾隆十七年（1752）潮阳县令李文藻的一首诗，其中有“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脚下赤寮边”的句子，摹写了清代前期潮阳铜盂赤寮一带蔗田连阡的景象。这只是清代潮州甘蔗大面积种植的一个镜头。以蔗头龟为美食的奇俗，应该是在甘蔗大面积种植之后慢慢形成的。

    蔗头龟的吃法，《两般秋雨庵随笔》里头讲得很详细：

        蔗虫出土后，净洁，炊僵，晒干，抚去其足，然后以油炙之，则腹膏饱    满，无上佐酒物也。

看来，梁绍壬是吃过这种又肥又香的炸蔗头龟了。

    据说，几十年前，潮汕还有卖蔗头龟给人佐酒的。现在，潮汕几乎不再种蔗榨糖了。虽然还有人种着几垅果蔗，高效杀虫剂使用之后，老丛的蔗头恐怕也难再掘到蔗头龟。我们还能品尝到这种奇特的美食么？

潮汕民俗史话............... 县前街旧事  


    明清时期，县前街是全城路面最宽的一条街。因地处县署之前，必须和衙门的庄严相一致。尽管不足两百米长，宽却10余米。当年，县令出巡，上级官员视察，那些仪仗，都必须在这里陈列并经过。可以说，县前街在古代，是澄海的门面。它有过显赫的※※。
    县前街最独特之处是那些石牌坊群。计有“升平人瑞”、“天褒节孝”、“父子秋卿”等8痤。其中“升平人瑞”坊4座均为德高望重的百岁老人敕建，另二座“天褒节孝”，为节妇亭。此外，有一座“春官大夫”亭，为旌表明朝礼部主事唐伯元而建，已于清初废圮，不在8亭之列。坊表从来建于通衢大道，以供百姓共仰。澄城原有牌坊17座，县前街占了一半，可见其位置之重要。可惜，这些建筑浩繁、雕刻精美的石牌坊群，于※※中悉数拆毁。
    解放后，断断续续的旧城改造，总方面的趋势是，拓宽道路，加盖楼层。1958年改造寺后街，把北面陈家祠两旁的商店改建成两层小楼，下店上房。县前街却是个例外，反而把道路弄窄了。1958年改造两旁的平房，成为10多套各自独立的小院落，主屋向南，偏门临街，这些小宅，还各有一个小天井，在当时应算是很幽静的居所。虽不算庭院深深，然植一株角樱或葡萄，一簇伸出墙外来，确给人以某些联想。那是县级干部的居所。建这些小宅时，两旁各占用道路数米，县前街只剩下六、七米宽。“陈舍埠”附近，“歌风林”屋旁，有一点空地，便盖两座小屋。林兴胜同志未复职时，曾在此居住。这些路边屋的主人，和邻居大叔一样，拜访极其方便。那个时代，根本不敢动用农田搞基建，只能在城里动脑筋，打主意。改建后的县前衙，在那时也半点不显得拥挤。
    四十至五十年代，县前街有一间“树明小屋”，位置在※※※堂斜对面，住着一位麻风女病人。大家戏称她为“树明小姐”。据知情人透露，这位树明小姐原是某户人家的婢女，家中阿舍在外洋风流，得了花柳病，回来把病传染给她，便给她盖了这样一间“小屋”，让其居住，又迳自风流去了。这位可怜的婢女，丧失了劳动力，整天坐在门口的小椅子上晒太阳，赶苍蝇，尽管伤口贴着草纸，还是十分怕人，真个大煞风景。1958年莲花山下建成了专治麻风病的大东医院，收治全县麻风病人500多人，全部免费治疗，“树明小姐”也在被收治之列。从此，树明小屋便门虽设而常关。百姓为此拍手称善，也有人说，树明小姐有幸碰上好年月。沦陷时期，日军就曾把全城的麻风病人抓起来，装上麻袋，到野外烧死，深埋。
    在四方井通向万盛埠处，有一条横巷，住着几位还俗的尼姑。解放初期，废除庵寺，僧侣们都各寻生路去了。那些女尼，有的嫁了人，有几个不愿嫁人的，便结伴在此居住，做些手工过活，类似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她们之中，有一位专会“结”(读给)衣服的手艺，堪称绝活。“结”衣服和布料，说简单一点，便是给有破洞的衣物修补复原。那可不是打补丁。“结”衣物的方法是，用一个手布规，把有破洞的地方挺紧，露出布目，然后抽出布边的纱线，按破洞的经纬，用手和针植入同色的纱，最后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那年月，一件像样的衣服，几乎是普通人家的半个家当，故此才催生出“结”这门手艺。当年，澄城妇女的手工业，全部是“做手布”。邻居一位阿嫂，未绣完的台布，被老鼠咬了一个大洞。她急得大哭起来，这哪里赔得起啊!她拿台布到这里，“阿姑”运用妙手，给她复原如初，肉眼几乎看不出破绽。尼姑们在市场捡回一个女婴，是人家丢弃的。也有人说女婴实是尼姑的私生。对这类秘闻，还是不去考究为好。女婴长大之后，也学会“结布”的手艺。这位传人大概也年过半百了。“结布”的手艺已不闻久矣，怕是早已失传了。
    县前街近年又一次改建，全部是崭新的楼房，有市场和学校，已热闹异常了。

潮汕民俗史话............... 潮汕美食器皿※※  


    潮人最早陶器上有规则的刻划符号和原始图形。饶平浮滨类型在17件陶器上刻有13种符号，表明商代的潮汕人已处在发明文字的前身。到了唐代潮州陶瓷盛器十分讲究，潮州北窑址的青釉加彩平底碗，青釉二系短流盖壶。“青釉四花瓣口碗”口沿作花瓣形，碗内壁凸起四条直线，使花瓣显得突出丰富，加上配上滢润的青釉，宛如盛开的花朵。揭阳出土的双耳注、青瓷四耳樽、瓷钵，澄海的大水瓮、小水瓮，则表现了陶瓷业的工艺水平。

    唐时，潮州离海十二里（《太平环宇记》）之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是时“舟船相继，商使交属”，外国船舶经常到潮州口岸装卸货物。据《中国商业简史》记载：“就海运来说，当时粤东之海，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种，所在均有出海门户......”，这说明从唐朝开始，潮州陶瓷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潮州港走向国内外，为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做出巨大的贡献。著名的海外学者路易黎先生在参观了潮州窑出土的瓷器以后，曾兴奋地讲到：“在世界各地发现的不少瓷器原不知出于何处，今天到这里一年看，方知他的故乡原来在这里。”进入宋代，食器比唐代更加多姿多彩，有的在碗心刻划单线花朵，有的在盘内壁刻双花瓣纹，同时，还在不同食器上采用划花、雕刻、镂空、印花等手段。渲染食器之美。笔架山宋窑是我省※※上重要的陶瓷基地，即出现百窑村的局面，也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地之一。解放后曾多次发掘，出土大量的宋代陶瓷器。尤其是十号窑，长80米，宽3米，为全国古窑所罕见。能制造高级的青瓷、白瓷和精巧的瓷像，经历代不断地发展，以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而著称。潮州出土的青瓷双鱼洗，堪称历代潮人瓷器的精品。到了明清潮州陶瓷食器得到创新发展，还出现用金、银、铜、锡制造精美昂贵的食器。陶瓷制造业空前发展，规模倍增，今已发现的窑址就有二十余座，产品销行海内外，表现潮人海洋文化的繁荣。青花碗和青花瓷杯、菊花瓷盒最为代表品。因而，这一时期的食器，既美观大方，又典雅庄重，不但满足了当时豪门富户达官人和市民之需，而且还专门为朝廷制造御用食器，并由朝廷派遣官吏，运送京都，以供使用。因此，明清之际许多官宦之家用乌木镶银筷子盛行，清代后期宫廷的锡器包括慈禧太后的参盒，药罐在内，都是出自潮人之手艺。

    清代最高级宴会“满汉全席”餐具，竟出自汕头潮阳银匠艺人杨义华之手。现在陈列着国内仅有一套的山东曲阜孔府内。相传是乾隆皇帝为陪嫁女儿给孔府72代孙孔宪培而赐给孔府的这套404件餐具，可上一百九十六道菜，又称为“仿古象形餐具”，是以古青铜器时代的饮食器具的造型为模式。有仿鸟兽花果（鱼形、鸭形、鹿形、桃形、瓜形等），餐具上还镶
嵌有各种玉石、翡翠、玛瑙、珊瑚等珍物，作为装饰品，同时，在器外镶嵌雕有各种花形、图案以及刻琢吉言，诗句。使文化与艺术浑然一体，可算是一套豪华宠大艺术珍品，堪称筵席餐具最完美的模式。是潮汕劳动人民创造珍品遗产，是潮汕文化、艺术、※※、文明的结晶，标志着潮汕饮食器具的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足见潮汕饮食文化高度繁荣的※※见证。达到了“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李白诗）境地，将载入潮汕文化艺术光辉一贡，是国之瑰宝，为环球所赞誉。

    从7000年新石器时代陶瓷器具诞生之时，标志着潮汕饮食文化产生，，开始着发明潮菜烹饪技艺，创造出千万种色、香、味、形、器俱全的菜肴，标志着潮汕饮食文化繁荣兴旺，那就是潮州菜悠久※※。可见潮菜讲求器具来由以久，烹饪器具种类之多，可见其潮州菜点繁荣。从陶瓷器具简单的煮到铁器复杂烹饪技艺，在历朝历代潮汕器具都是在不断创新，精益求精不停地发展，成为今日潮汕饮食文化独具特色、丰富繁荣的美食器，蜚声古今中外。这些潮汕烹饪器具的发明，演变及其发展，标志着潮汕烹饪技艺的进步和文明繁荣，也标志着潮汕食文化的※※进程，使潮汕食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为不同※※时期烹饪器具（如鼎食器具、青铜器具，铁器食具、银器食具等）和不同※※时期的菜点增加改进及技艺创造、发展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为进一步探讨潮汕地区远古时代沿海饮食文化习惯、人类文化生活状况及研究潮汕饮食文化的渊源及其发展※※，均提供了史实依据。

    由此得知，古老逻辑和现代科学断定，一个地区饮食文化的产生，来源于厨房里的器具和桌面上的东西（包括筷、碟、碗、盘、匙、杯、锅、钵、鼎及各种菜肴烹调技艺等等），才能创造出千百种美味佳肴。那就是说，什么时候发明器具，就等于有烹调技艺问世。因此，潮人在7000年前发现了陶器（石尾山贝丘遗址出土：尖砂粗红陶），证明了潮汕烹饪技艺有着7000年悠久的※※。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潮汕文化，美食器具也成为潮汕文化翠灿辉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潮汕民俗史话............... 潮州菜的※※  



    在古代，潮州平原居民称为越人，喜欢吃杂食。但在盛唐的时代有了变化。

    唐代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得罪宪宗皇帝，被贬谪到潮州任刺史。韩愈到潮州的时候，也随身带来了中原厨师。因此，韩愈南下潮州，给潮州人民带来了中原文化，其中就有烹饪技术。韩愈到潮州后，写有一首诗《初南食贻之十八协律》，诗中就描绘他看到潮州人食（上为+下虫）、蛇、蒲鱼、章鱼、青蛙、江瑶桂数十种异物，开始吃的时候很不习惯，感到很臊腥，吃下去满脸流冷汗。因此，韩愈刚到潮州时，坚持吃自己带来的中原厨师享制的北方口味菜肴。但后来韩愈带来的厨师，把从中原带来的烹饪技术与潮人的饮食协调起来，便形成独特的南方烹饪流派——潮州菜。

    唐代以后，潮州又经历了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由于潮州东临大海，地处闽粤边界，因而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形成于唐代的潮菜，经过历代厨师的不断总结改进，也日趋成熟，传统名菜越来越多，其特点也更加显著。例如，今天潮州菜中有名的“云腿护国菜”，便是起源于南宋末年。南宋末年，皇帝赵昺兵败到潮汕，住在一寺庙之中。当时兵荒马乱，百姓无以为食，寺庙中老僧见是大宋皇帝，心中充满敬意，便在后园中摘来番薯叶，熬成一碗蕃薯叶汤奉给皇帝，宋帝饥不可耐之中，吃了竟大加赞好，又因救了他的命，故一时兴起，赐名“护国菜”。这道菜经几百年来厨师的不断改进，相演成习，越做越巧，竟成了今天席上的珍品了。

    由此可见，潮州菜今天之所以自成一派，是有其悠久的※※根源的。

潮汕民俗史话............... 河洛遗韵  


    岂是风流学晋人

    蛮女科头足踏尘，丈夫编裹越罗巾。无分晴雨穿高屐，岂是风流学晋人。

                                            ——清徐乾学《潮州杂兴》

    这是清代官至刑部尚书的江苏昆山人徐乾学初到潮州写的诗，从诗中可看出，作为一个外地人，他首先对这里的男女的装束感到奇怪，那些被称为“蛮女”和“科头”的下层劳动者是赤着脚走路的，而那些“丈夫”们却裹着罗巾，穿着高屐，风度翩翩，徐乾学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是魏晋人的遗风。
    徐乾学的这种感觉和另一个到过这里的长洲人孟亮揆颇为相似。同样在清初，刚到潮州的孟亮揆也在他的《潮州上元竹枝词》中写到：“怪他风俗由来异，裙屐翩翩似晋人”。我们知道，※※上有“晋尚韵”和“魏晋风度”之说，魏晋人正是以褒衣博带的服饰和喜欢穿高跟木屐著称的，这在《世说新语》和《晋书》上就有很多记载，最著名的如当时大诗人谢灵运发明的用于登山的“※※※”，还有谢安在得知淝水之战胜利后迈出门槛时“不觉屐齿为之折”的典故。这种风俗在潮汕得到保留，特别是劳动者赤脚走路，士大夫爱穿木屐的“魏晋风度”，更延续到现在才逐渐消失。我们小时候就习惯赤脚走路，而那些有身份的“大人”不但终日穿着拖鞋逍遥过市，而且常将庶室称为“赤脚”。
    其实，这种“裙屐翩翩似晋人”的穿戴习俗不过是潮汕保存完好的众多中原古俗之一。由于潮汕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各个朝代源源不断的中原移民，使其具有储藏和积聚文化的作用。由于迁潮的中原仕民常以正统中华文化传承者自居，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故在竭力保护祖先文化，维护自身文化的尊严之外，还对土著文化以及海外文明予以接收和吸纳，然后紧紧地汇聚着，密密地堆积着，细细地咀嚼着，终于融汇成自身的血液，形成了浓郁醇香的潮汕文化。到了近现代，这个文化的“聚宝盆”才逐渐被打开。于是，中国有了八大菜系以外的潮州菜，有了大碗茶以外的工夫茶，有流畅淳美的潮州音乐，有操着一句也听不懂的潮汕方言的名商巨贾……
    然而，这些没有轻唇音，没有舌上音的难懂的潮汕方言——“河洛话”却是南迁的“河洛人”（简称“河佬”），带来的古河东（今山西）和洛阳一带的正宗中原古汉语！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老早就断言“汕头话是现今中国方言中最古远、最特殊的”。（转引自李新魁、林伦伦《潮汕方言词考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河洛话”最难懂难学。很多外地人从年青时就来到潮汕，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当中很多人依然讲不了纯正的潮汕话。正因为如此，“河洛话”过去才被潮汕周边的广府和客家人讹称为“学佬话”，意思是潮汕话学到老都不不会，“河洛人”也因之被讹称为“学佬人”。其实，这是因广府和客家话中“河洛”和“学佬”的音近，故牵强附会地把古洛阳官话“河洛话”讹传为“学佬话”，“河洛人”被写成了“学佬人”。（吴南生先生在1985年汕头语言学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精确的论述，见《汕头史志》1995年第1期李以严文。）
    “河洛话”至今仍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一整套在原汉晋称谓，如“父亲”称“大人”，“儿女”称“奴”，“公公”称“大官”，“婆婆”称为“大家”，“媳妇”称“新妇”等等。日常用语也保留了很多古汉语词汇，如：目（眼睛），走（跑），企（立），糜（粥），箸（筷子），肥（胖），青盲（瞎子）等等。（参阅林伦伦《澄海方言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这些以方言为代表的中原古俗在潮汕的完好保留，与潮汕的地理位置和历代移民有关。

潮汕民俗史话............... 44年前的潮剧演出特刊  


    笔者手头有一份《广东潮剧院青年剧团成立一周年演出特刊》，该特刊为16开连面5页，封面浅青色，背景为长剧《金山战鼓》中宋将韩世忠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助战，激昂士气，在梁上方飘扬着韩将旗，气慨雄浑。封面上列《金山战鼓》、《闹开封》、《摇钱树》、《越宠写状》、《活捉孙富》五出主要剧目，演出时间为1961年5月1日。

    广东潮剧院青年剧团是在戏曲会演的基础上于1960年“五一”正式成立的，剧团成员以广东潮剧院二团为基础，抽调其他各团部分青年和汕头戏曲学校一些学生组成，平均年龄为24岁，团长陈彦，副团长陈汉泉，主要演员有张长城、叶清发、朱楚珍、林舜卿等。剧团刚成立便紧张的进行排戏，并于当年7月20日至8月10日参加广东省青年戏曲会演，选送《闹开封》、《摇钱树》、《活捉孙富》、《赵宠写状》四个短戏均被评为优秀剧目，张长城等一批演员受到赞誉，取得满堂红。会演归来不久，便接受拍摄影片《告亲夫》和《闹开封》的任务，在拍片的空隙时间，排练了《闹钗》和《杨令婆辩本》二个传统短剧，同时排练了长剧《金山战鼓》。青年剧团为了表达其对成立以来各方面的支持，特意在成立一周年之际，将原有所排剧目作一次演出，接受大家的检阅，于是便有了此汇报演出。

    当时汇报演出的重点戏是《金山战鼓》，该剧以宋建炎4年（1130年）金兵南侵，宋高宗逃避海上。金兵深入江南，屡受民军狂击，遂将大军北撤，企图卷土重来，宋将韩世忠趁机扼住长江天险，以八千兵马，拦击十万金兵，韩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助战，士气昂扬，遂团金兵于狭港黄天荡。时朝廷为求苟安，竟不许各路兵马援助韩军，致难一举歼敌，韩、梁得各地民军援助，抗旨力战，终于取得胜利。该剧作曲导演均为潮剧名家马飞，马老在作曲方面尤为专擅，哀楚缠绵的《井边会》和《回书》，热情酣畅的《宝莲灯》等音乐和曲子都出自马老之手，其作品深受潮剧爱好者的喜欢。《金山战鼓》剧中人物韩世忠由张长城饰演，梁红玉则由林舜卿、朱楚珍、陈淑妆饰演。

潮汕民俗史话............... 饮茶史概说  


    工夫茶道的形成，取决于三个基本前提：乌龙茶；工夫茶具；瀹饮法。此三者，缺一不可。因此，在探索工夫茶之前，有必要费点笔墨，对※※的茶史作点简略的回顾。

     从吃茶到喝茶

　　※※是茶的祖国。云南是茶的原产地，西双版纳至今尚有高达32米的大茶树，一般的也都在10米以上。
　　茶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茗、葭萌、荼等。其中，称为荼的最常见，有当名词用的，如《诗经》中的“谁谓荼苦”；有当形容词用的，像“如火如荼”；也有做动词用的，如“荼毒生灵”等。因使用频率高，故唐代人将它减去一划，写成茶字，以免混淆不清。孙AA的《唐韵》说：“荼自中唐也作茶。”实际上，在李AA、苏恭《唐本草》中（650--655年修），荼字已全改写为茶字。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神农本草》云：“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是人们认识茶并把它作为药物使用的最早记载。
　　从发现茶到利用它作为“比屋之饮”，又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最初，人们把茶当成菜蔬食用，这是吃茶阶段。
　　《晏子春秋》中记载：晏婴任齐景公的国相时，只吃“脱粟之饭”（糙米饭），“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意思说，他的菜不过是三只小鸟、鸟蛋炒茶叶而且。
　　晋代郭噗《尔雅注》说：茶“树小似栀子，冬生（即不落叶），叶可作羹饮。”这是说，茶叶可煮作菜羹。此外，还有以茶叶煮粥的。唐代的储光羲有一首诗，题目就是《吃茗粥作》，其中有句曰：“淹留膳茗粥，共我饭蕨薇。”
　　吃茶的习俗流传了二千多年，至今还有不少地方保留着。云南的基诺族，将竹筒茶拌麻油和盐，即可下饭。※※与缅甸和老挝的毗邻地区，有些居民喜制作“腌茶”：在雨季到来前，采鲜嫩茶叶装入缸内，边放边压，再加重物压紧盖好，历时数月即成。吃时与调料拌和或油炒，是美味的副食品。江、浙一带至今仍盛行茶宴。用名茶碧螺春加工制作的苏州名菜“碧螺鱼片”、“碧螺炒蛋”、“碧螺虾仁”等名闻中外；而杭州的“龙井虾仁”则是当年接待美国※※尼克松的宴会上的一道佳肴；此外，安徽的“毛峰熏鲫鱼”，四川的“樟茶鸭子”，以至近来推出的“潮州茶香鸡”，也皆脍炙人口，方兴未艾。
　　当然，茶的最大实用价值还是作饮料。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不是一般的止渴饮料，也不同于酒浆，而是一种可以“荡昏寐”即兼有生理和药理作用、可以消睡提神的饮料。还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神农、周公时代的事也许不易稽考，但西汉以后饮茶已成风尚却有文献可证。
　　杨衍之《洛阳伽蓝记》中就记有萧何回答汉高祖刘邦时的一句话：“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汉武帝时卓文君当炉卖的是酒还是茶虽然众说不一，但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中，分明记载有茶（苑诧）。汉末王褒所写的《僮约》中有“武阳买茶”、“烹茶尽具”的话，说明其时已有茶叶买卖。而长沙马王堆汉墓及湖北江陵马山的西汉墓群出土的、装在箱中的茶叶，更是雄辩地为我们提供了汉代饮茶的实物见证。
　　不过，那时的饮茶方式还是比较粗放。据三国张楫的《广雅》所载，其方法是；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笔之。也就是说，当时的茗饮，还未完全告别菜羹法的传统：茶饼要先烤，直至表面呈红色，再掏成细末放瓷碗中，冲入沸水，盖一会，然后撒点葱、姜、桔子碎粒。这样冲泡出来的茶，跟菜汤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证明在唐以前，人们对饮茶的要求还不怎么讲究。

　  从煎茶到斗茶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坚实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人们能逐步超出日常生活需求之外去追求更高的精神享受和艺术美的生活。因此，改变饮茶方式，从“与瀹蔬（即作菜汤）而啜者无异”的粗放豪放进入细煎慢品的境界，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必然。
　　唐代以科举取士，读书人以中进士为最高目标。攻读过程漫长又艰辛，赴考时尤其令人疲惫难捱，亟须提神之物。唐代样宗大行，禅宗讲究静修自悟，晚间坐禅要驱赶睡魔，更是非饮茶不可。文士、僧人都是有社会影响的人，他们争相与茶结缘，流风所及，对社会上饮茶风气的推动、普及，无疑地会起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加上中唐以后，朝廷多次禁酒，酒价腾贵，更助长茶风的日渐炽盛。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中有两段话，颇能反映当时风尚：
　　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按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茶圣”陆羽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写出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
　　据《茶经》记载，唐代的茶分为四种：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并有相应的加工方法，其中饮用最广最讲究的是饼茶。制作饼茶有七道工序：“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图解如下（据吴觉农《茶经述评》：
　　采～蒸一解块～捣一装模一拍～出模～列茶（晾干）一穿孔一焙～穿～封
　　采摘来的茶叶要先放入甑中蒸，此即当今茶界所说的“蒸青法”。这一发明，是制茶技术史上的一大进展。蒸后的茶叶放入杵臼中捣成茶膏，再注入模具（规、承）中拍打成形，脱模后的茶饼放到“芘莉”上晾干、在中间穿孔，再放入棚中（用“贯”即二尺半长的竹条穿成串）焙，最后放入“育”中封藏（复焙，育的下层置热灰）。
　　陆羽在《茶经》中所倡导的煎茶法，实开※※品茶艺术之先河。煎茶是一个颇为繁复的过程，需用很多的专门工具，现将其程序简述如下：
　　碾末：将茶饼用微炭火先炙，以烘去存放过程中自然吸收的水分并提香。冷却后敲碎，放人碾槽中碾成粉，再用细纱茶罗筛出细末。
　　煎茶：用“锡”烧水，至“沸如鱼目，微有声”，此为第一沸，加入适量的盐；再烧至“缘边如涌泉连珠，此为第二沸，此时要舀出一瓢水备用；用竹夹在水中转动至中心出现一个水涡，就用“则”（茶匙）量茶末。放入水涡里；再烧，汤“腾波鼓浪”，为三沸。（前二沸为烧水，后一沸为煮茶）不一会儿，锡中“势如奔涛溅沫”，应将二沸时舀出的那瓢水慢慢倒回锡内，以救沸和“育其华”（培育茶汤使表面出现更多的汤花）。
　　酌茶：酌（即分茶入碗）茶的妙处在于分汤花。汤花有三种：看起来细而轻的叫“花”；薄而密的叫“沫”；厚而绵的叫“饽”，被认为是味道最淳厚悠※※，称为“隽永”。三种汤花要分得均匀，因为饼茶时代的茶人都认为汤花是茶叶“精华”之所在，“茗有饽，饮之宜人”。《桐君录》）所以，唐代诗人赞美煎茶汤花的诗句，不胜枚举。如白居易的“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萧员外寄新蜀茶》）刘禹锡的“白云满碗花徘徊，悠扬喷鼻宿醒醒。”（西山兰若试茶诗》）“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尝茶》）等等。
　　宋人对饮茶的要求，比唐人更加严格，并创造出“斗条”这一独特的饮茶方式。
　　宋代的饼茶，在制作上比唐代更精致且日趋浮华。据赵汝砺《北苑别录》，当时福建贡茶的制作程序是：
    蒸茶 采茶时只摘茶芽，茶芽须再四洗涤，然后入甑蒸之，并严格掌握好火候。
　　榨茶 这是宋人新创的方法。茶蒸好后用水淋洗数次，先入小榨去其水，再包以布帛、束以竹皮，人大榨紧压出膏（把汁液榨出），至中夜取出揉匀，复如前法翻榨，彻晓奋击，至膏尽为止。其依据是建茶味远而力厚，膏不尽，则色味重浊。
　　研茶 研茶的工具是以柯为杵，以瓦为盆。研磨时，须“至水干茶熟而后已”，茶泥在研盆中须达到“荡之欲其匀，操之欲其腻”的程度才算合格。这是一道极吃力的工序，所以研茶工要找“强有力者”。
　　造茶 即把研好的茶泥“入圈制铐（模具）”。铐，有方、花、大龙、小龙等不同品种、规格。
　　过黄 脱模的茶饼先入烈火焙，干后再“过汤”即用沸水浇淋，再焙，再浇，反复三次。翌日再过烟焙，即用不烈无烟的温火烘焙。火数既足，再过汤“出色”，放入密室内，赶紧用扇煽，使色泽自然光莹。
　　上述制作过程与唐代有几处明显差别：一是茶芽蒸前、蒸毕都要多次洗涤；二是改捣为榨，榨后还要研：三是改焙茶为过黄，即烘焙中须经沸水淋数次。改进的原因，主要是斗茶的茶汤，其色以白为上，其味要清淡甘美；其次则是使茶饼的造型、色泽更精美。
　　经过以上程序制造出米的龙团凤饼，有“龙凤英”、“瑞云翔龙”、“龙苑报春”等诸多象征祥瑞升平的名目，其造价更是令人咋舌。贡茶中的极品“白芽”、“龙团胜雪”，每岁所造不过二、三铐，世人根本就看不到。产量稍多一点的“小龙团”、“密云龙”，也只是在朝廷举行祭祀大典时，少数近臣才有幸“共赐一饼”。欧阳修说他在朝二十年，只得到宋仁宗赐给的一饼“小龙团”。他珍藏数年，只有亲朋聚会时，才偶尔拿出来传视一番。
　　斗茶，在五代时已有所萌芽，始创于福建建安民间，北宋中期以后，风靡全国。斗条的程序与工具和唐代的煎条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碾末 斗茶用饼茶，上碾前一般不炙，而是先用纸包起来捶碎后再细碾，过罗。
　　煎水 宋人煎水不再用锡，而是用细瓶，无法靠目测以判定三沸的情状，所以要靠沸声以辨汤候。
　　调膏 视茶盏之大小，用茶勺舀入一定的茶末入盏，再注入少量沸水，把茶末调成浓稠的糊状茶膏（类似冲藕粉的方法）。此前，茶盏须用沸水预热，称为“熔盏”。
　　点与击拂 把沸水注入已调好茶膏的盏中，叫做“点”（斗茶因此也称“点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击拂”，是用特制的竹质小扫把状的工具“茶筅”，在注水过程中旋转打击、拂动茶汤，使之泛起汤花。操作时，一手执壶注水，一手“运筅”击沸，动作要非常协调。注水点茶时，从瓶嘴喷勃而出的水柱须收放自如，得心应手，切忌注出断断续续或淋漓不止的“断脉汤”；水量要恰到好处，“一瓯之茗，多不过二钱，茗盏量合宜，下汤不过六分。”也即注水量不能超过整盏容量的十分之六。此外，注水有缓急、多少、落水点不同等变化，每次变化叫做“一汤”，共有七汤。茶筅则配合各场或旋或点，或击或拂，轻重、徐疾，皆有机巧。经过点与击拂之后，汤花如“乳雾汹涌”，高出盏面并紧贴盏沿内壁，不易消退，叫做“咬盏”。如操作不善，汤花不能持久，甚至随点随散的，叫做“云脚散”，这时，盏的内沿就出现“水痕”。
　　判断斗茶胜负的标准是：“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也就是说，一看茶色，二看水痕。二家相斗，往往不止一次，比如斗三次有两次先见水痕者即为负，所以“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斗茶还包括品茶汤，因此，只有色、香、味三者俱佳者，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宋代斗茶时以瓶煎水、纳条人盏（调膏）后再注水的做法，是※※饮茶史上一项重大改革，实为瀹饮法之滥觞。
　　陆羽《茶经·四之器》共开列了八类二十八种煮茶、饮茶的用具。宋代斗茶的用具已简化不少。南宋咸淳五年（1269）一位叫审安老人的曾画了十二件备茶、饮茶的器具并戏称为“十二先生”。（参见附图）他利用谐音、会意的手法，为每件用具备起一个官名，好像自己是一位统率众官的“茶皇帝”似的：
　　韦鸿胪——茶炉；本待制——水茶桶、水槌：金法曹——碾槽；石转运——石茶磨；胡员外——贮水葫芦；罗枢密——茶筛；宗从事——棕帚；漆雕秘阁——漆制茶末罐（漆雕是复姓）；陶宝文——陶杯；汤提点——煎水瓶；竺副帅——竹制茶筅：司职方——丝织净物巾。
　　这一《茶具图赞》，本身虽谈不上有什么重大价值。却为后人留下了解宋代茶具的形象资料。
　　从斗茶的击拂得到启示，宋人又创造出一种叫做“分茶”的茶艺。
　　当击拂过程中汤花泛起时，高手可令汤面幻化而生出各种各样的如花鸟虫鱼、山川草木等图象，工巧者若绘画。故分茶又称“汤戏”、“茶百戏”、“茶丹青”。据陶谷《清异录》所载，当时有个叫福全的和尚，能在一盏茶中点出一句诗，连点四盏即成一首绝句。其它的图形更不在话下，每天都有施主来请他表演。
　　宋徽宗也擅分茶，能令汤面呈“疏星朗月，巧幻如画。”大诗人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中就有“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的名句，看来他也谙于此道。描写分茶的诗词很多，足证这一茶艺中的至巧，深为当时的文士墨客所雅好。《大金国志》卷七载：金熙宗（1119－1150）能分茶，“尽失女真故态。”可见这一技艺流传之广。
　　总之，宋代的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逐渐趋向繁琐、奢侈，过细、过精。困此有人讥称宋人把喝茶变成“玩茶”。
　　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从唐、宋以来的以饼茶为主的碾煎饮法渐次式微，中国的饮茶史开始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

　　面貌一新的瀹茶

　　一味追求精巧的结果，使宋代团茶的价格达到吓人的程度：龙凤团，八饼一斤，每饼二两（不足75克），造价为黄金二两，而公侯将相犹感叹“黄金易得，龙团难求！”庆历中，蔡襄创制的“小龙团”面世以后，龙凤团竞降为三流货色。熙宁时，“密云龙”出现，小龙团又得退居二档。后来，用银丝水芽制造的“龙团胜雪”，每饼重约一钱五（约5．5克），其造价，有人说是“三十千”，有人说是四万。以三十千计，可买粮一百石，相当于宰相的一年俸禄！
　　过分的精巧，太多的人为造作，也使茶的真味、真趣大打折扣。
　　物极必反。在经过元初的金戈铁马、腥风血雨的大动荡以后，团茶生产元气大伤，而时人的意趣也渐趋简约、自然，饮用散茶的风气于是逐步流行。
　　唐代已出现散茶。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已有所描述：“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如傍芳丛摘鹰嘴。”这是说，山僧为待客，自己采摘像鹰嘴一样的嫩茶芽。“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新芽连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顷余。”从摘至炒至煎，只有一会儿工夫，可知此茶决非是要经蒸、捣、拍、焙等工序所制成的茶饼。不过，“骤雨狂风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证明这种用炒法——※※茶史上记载最早的“炒青法”——加工成的散茶，饮用时仍要碾末煎饮。
　　元人常把茶叶叫做“芽”，如蔡廷秀《茶灶石》诗：“仙人应爱武夷茶，旋汲新泉煮嫩芽。”李谦亨《土锉茶烟》：“汲水煮春芽，清烟半如灭。”杨维祯《煮茶梦记》说得更详细：“命小芸童汲白莲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芽为饮供。”这些都是元人饮用散茶的见证。但是，饮用前与唐人一样要把茶碾末。元代冯道真墓壁画《童子侍茶图》中，放在方桌上的诸多茶具里面，有一个贴着“茶末”标签的陶罐，应是这种“散茶碾煎法”的最好注脚。
　　元代名相耶律楚材有一首《西域从王君玉乞茶》七律云：“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以他的文名、地位，想得到几片好团茶尚非易事，足见宋代团茶在元代的衰落程度。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十六日，贫寒出身的明※※朱元璋下令停止进贡团茶，“惟令采芽茶以进”。从此自唐以来一直占据饮茶世界统治地位的团茶正式退出※※舞台。
　　入明以后，炒青制茶法风行天下，至今仍是茶业界的主流。这是在对前人制茶方式进行长期的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所必然出现的结果。
　　北宋的团茶特别是贡茶往往要加入微量的龙脑，认为这样能助香。而且，龙团入龙脑，龙上加龙，好像不如此便不足以奉侍“龙飞天子”。对此，蔡襄在《茶录》中已有所批评：
　　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青，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若烹点之际，又杂珍果香草，其夺益甚，正当不用。
　　实践出真知。茶农很早就知道保持茶叶真香的诀窍，而贡茶却囿于礼仪规程，我行我素，陈陈相因，直至宋徽宗时，这位精干茶道的“至尊”方有所省悟，并在《大观茶论》中写下“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的结论。熊克谨《宣和北苑贡茶录》谓：“初，贡茶皆入龙脑，至是虑夺其味，始不用焉”。可知，圣上的指示，至宣和年间（1119一1125）终于得到落实。
　　对于碾茶，明人也不以为然，田艺衡《煮泉小品》说：“茶之团者、片者，皆出于碾础之末，既损真味，复加油垢，即非佳品，总不若今之芽茶也。”“且末条瀹之有屑，滞而不爽，知味者当自辨之。”末茶的颗粒再细，经煎泡后总会胀大成碎叶片，混在茶汤中，塞牙碍舌，喝起来确实不爽利。另外，对茶圣陆羽提倡的煎茶加盐，苏东坡赞许的茶“用姜煎信佳”的主张，田艺衡也毫不客气地予以否定，认为盐、姜“二物皆水厄也。”顾元庆在《茶谱》中进一步提出：
　　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杂之。夺其香者：松子、柑橙、杏仁、莲心、木香、梅花、茉莉、蔷薇、木樨之类是也；夺其味者：牛乳、番桃、荔支、圆眼、水梨、枇杷之类是也；夺其色者：柿饼、胶枣、火桃、杨梅、橙桔之类是也。凡饮佳条，去果方觉清绝，杂之则无辨矣。
　　用沸水直接冲泡不碾成末的，以炒青法制成的散茶形茶，不加姜盐、不掺入任何珍果、香草，只品尝茶的真色、真味、真香，这就是明人首创的至今仍在普遍施用的茶叶瀹饮法。对此，明人颇为自负，文震亨《长物志》称此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更赞誉瀹饮法是“开千古饮茶之宗”！
　　瀹饮法确实是※※茶文化中的重要里程碑。工夫茶正是在它在基础上形成的独特饮茶法，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瀹饮法，就没有潮州工夫茶。或者说，在明代之前，不可能出现潮州工夫茶！
　　必须说明的是，明代制茶，虽以炒法为主，但传统蒸青法依然存在，如极有名的芥茶，系“甑中蒸熟，然后烘焙”。因不用揉炒，茶形呈片状，故称“芥片”。此外还有一种叫“日晒茶”的，田艺衡甚至认为“芽茶以火作为次，生晒者为上，亦更近自然，且断烟火气也。况作人手器不洁，火候失宜，皆能损其香色也。生晒茶瀹之瓯中，则旗枪舒畅，清翠鲜明，尤为可爱。”不过，它们只是保留在个别品种中的特殊加工方法，其范围与影响都不能与炒青法相提并论。

潮汕民俗史话............... 潮汕先民初考  


    潮汕一带见于史籍记载，虽最早仅能溯及秦皇之遣戍揭岭，但从考古发现和对古籍分析，我们还是不难看到，潮汕地区也有极其悠久的※※，聚居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胼手胝足，开辟草莱，创造了潮汕地区的远古文化。
    一、从南蛮到百越
    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几乎都用"蛮"宇来概称南方的远古居民。《札记》就有"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意为刻画额肌，足趾相交)"的记载。 "蛮"字古时写作"，并不从虫，也并无褒贬之义。后来加入"虫"部，则是寓有南人事奉龙蛇类为图腾之意。南蛮的势力范围很广，部属繁多。长江流域直至越南北部都是南蛮各个部族的活动范围，潮汕地区也不例外。据《通志》所载，除防风氏外，夏、商的诸候，没有一个是在江南的。周朝势力较为南展，但也只达到长江流域。而且，楚、吴、越等渚候国也只不过是给周灭子一个宗※※，其属下人民仍都是商蛮人。
    春秋后期，由于勾践灭吴，振兴越国，称霸江东，为属于南蛮的越族人带来了极高灼威望，因而南蛮人开始被统称为"越"。
    勾践去世后的百余年，楚成王兴兵伐越，大败越国，尽取吴越之地， "越以此散"。于是越人大量流散到南方，直至翻越五岭，与原来已在南方的蛮越人汇合。这些散居在大江以南的诸越族，究竟有多少支裔，尚不能确断。自战国开始，史籍则统称为"百越"(或曰"百粤")。由于南来的和原有的部族之间不断相互侵吞，使零散的小部族日益减少，所以后来史籍主要仅记载了东越、闽越、南越、西越、骆越等几个人支族。
    《舆地广记》称春秋时潮州为七闽地。《十道志》和《寰宇记》等也都说潮州古为阎越地。但从南越拥有整个岭南地区来看。潮州又应届商越。秦汉时代的甫越国还有揭阳令史定。实际上，潮州远处东南海隅，是※※宗主国所难控制的闽、粤"边区"，实难明断其统属。但无论如何，春秋战国对潮地为越人所居住，这却是可以肯定的。
    据考古学家的分析，古越族有两种类型的文化造址，一是长江巾下游的稻作文化。它显然有别于黄河流域以栽种票、黍作物为主的巾原文化遗址。二是东南沿海的"贝丘(或称贝冢)"和"沙丘"文化，它表明这一带的古越放主要从事渔猎和捕捞。潮安陈桥、池湖等地都发现过贝丘遗址。联系列潮州的海陆形势，唐代，潮水还时或直达潮州城下。贾岛《寄韩潮州愈》诗中就有"海浸城根老树秋"之句。可见如今的内陆地带，四千年前尚处在大海之滨。无疑当年的潮地正是古越族从事渔措和捕捞之所。
    另一方面，具有本地特色的大量青铜器的出土，说明一整个广东地区的古越族，至迟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已有铸铜业。而饶平浮滨墓葬出土的一件青铜戈，有关专家巳初步鉴定其年代为晚商至周初，是迄今全宙发观的最早的青铜器，且具有地方特征，显非巾原或长江流域所传入。据报道，不久前揭阳云路出土的铜剑、铜鼎，经鉴别，也邢具有吴越文化特征。
    总之，无论是从史籍上的考证，还是从考古上的发现，都足证潮地的远古居民，当为越族。
    二、古越族的习俗及其消亡
    越族或百越族都只是一种泛称。实际上越人并投有形成统一的民族。但也必须看到，越族各个支裔又是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庞大的人类共同体。他们有着共同的族称--越或粤。甲骨文中已有"戊"字，据考，戊当指越入，也有认为是指越人所制造的兵器，通钺，有一定的分布地域一--从长江直至越南北部，很可能已有较为共通的语言，善{：种植水稻或习于水上生活。特别是具有许多相似的生活习俗和考古上发现的文化特征。如断发文身、喜用铜鼓、善用舟船、居住"干栏"、流行二次葬、悬棺葬和拔牙风浴，出土文物常见右肩石器，有段石器、石铲、石钺，几何印纹陶器等等。其中尤以断发文身最具广泛性，也展具特色。几乎有的百越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百越人都崇尚此俗。
    所谓断发文身，就是剃光头发，刻画整个身躯。※※古籍屡谈及此，那是对中原华夏族的束发笄冠而言的。这种习俗，原是处在江湖海滨，多以捕鱼为生的百越人，在谋生中祈求避免蚊龙(当指鳄类)侵害的一种做法。 《淮南子》说： "九嶷之南，陆事寡面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应解为剪)发文身，以象鳞虫。"《史记》的注释者应邵说得更清楚：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加害"。后来由此逐渐生发了对鳞虫类的图腾崇拜，才使断发文身带上补秘色彩。过去潮汕到处有青龙庙，所祀皆为蛇神，人们称之为龙，拜蛇之风甚古。吴震方《峙南杂记》上载："潮州有蛇神，盘旋鼎俎问，或倒悬梁橡上，或以竹竿承之，蜿蜒纠结，长三尺许，苍翠可爱"。这正是断发文身所生发的对龙、蛇的图腾崇拜。
    二次葬，也称迁葬、洗骨葬，这是古越族特有的葬俗。《墨子·节葬下》就有"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的记载。这里楚之南，就是指南越。在考古上，广东此类发现不少。潮安陈桥的贝丘遗址，发现过大量的染成红色的入骨。可证潮地的越族人也流行二次葬风俗。
    越人富有反抗精神，这在《史记》、《淮南子》、《后汉书》等古籍中均有所述。如《淮南子》在记载秦军南侵时，悦越入都撒至山林之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并推选"桀骏"者为将，发动夜攻，大败秦军， "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描述得极为生动。
    但是，不管越人如何勇敢善战，却终究抵挡不住比之远为先进的秦汉大军。秦朝在尉屠睢被杀之第二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又派赵佗率领亢军罪人造戍越地。自此约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汉族军队和随军家属一齐进入岭南地区，渐渐"与越人杂处"。史禄(或称监禄)正是在那个时候为大军凿渠运粮，后"留家揭岭"．成为有史所载的※※移居潮地的首创者。西汉元鼎年间，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大军征讨甫越，使百越人中的南越支裔，随着东越、闽越之后也灭亡了。由于不断汉化的结果，百越人的各个部族大多逐渐融合到统一的中华民族之中。此后，除三国时的
    "山越"，以及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五九O年)尚有"巡抚岭南，百越皆伏"等偶尔的记载外， "越"字基本在史籍中消失，未被汉化的百越人遗裔，又重新被统称为"南蛮"。
    三、宙族并非潮汕土著
    秦汉以后，越人虽大多为汉族所同化，但被统称为甫蛮的百越遗裔，仍然是都族繁多，遍布整个南中国。《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说，自巴蜀以东，数千里溪峒，有仡、伶、僚，瑶、壮之类，"凡数十种，皆所谓蛮也。"在这繁多的蛮族部族中，究竟那一支裔是潮汕地区的远古居民呢?
    这个问题，向来有一种说法，就是视畲族为潮汕地区的原始居民，称之为潮汕"土著"。其实。畲族定居于潮汕，※※固然悠久，但却并不是潮汕最远古的先民。据现代学者考证，畲族是在唐初才开始迁入广东的。对其渊源，概括起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潮汕畲族的远源为汉晋时代的"五溪蛮"。所谓五溪，就是湖南武陵的雄溪、椭溪、西溪、沅溪和辰溪。五溪蛮也称"武陵蛮夷"。五溪蛮为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所败，逐渐南徙，部分迁至五岭东端，成为瑶族祖先。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 "瑶本五溪盘瓠(即褩瓠，相传为南蛮始祖)之后。"明代邝露的《赤雅》也说："瑶名(同畲)客，古八蛮之种，五溪之南，穷极岭海……"这就是说，畲为瑶之一支，瑶为五溪蛮之后裔。唐初，潮、泉一带有雷姓、蓝姓畲民，时与其他越族支裔一样，都被统称为"蛮僚"。此后，畲族逐渐从潮州往福建山区迁移，大约在明初开始进入浙江。所以，浙江南部畲民多自称其远祖出自潮安凤凰山。
    另一说畲民源于会稽(郡治在今苏州)超族。西汉平定诸越的叛乱，尽迁东越人和闽越人往江淮地区。越人之不服者逃匿于深山，三国时称为山越，散居于江、浙、赣，闽一带的山区。山越曾成为东吴国的心腹之患。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议论说： "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认为东吴不得不对曹魏政权低声下气，正是由于山越作乱之故。隋唐时，山越沿变为瑶，唐初逐渐南迁，入粤抵潮。故此， 《狗皇歌》有句： "蓝雷之姓好结亲，同是南京一路人。"
    上述两种说法，迁徒路线殊异，而又各有所据，尚难断定非是。但有二点却是一致的，一是畲族入潮最早仅能追溯至唐朝初年，二是畲族是瑶族的一支，故也称"畲瑶"。王守仁<即王阳明)《平涮头碑》就有"畲瑶既殄"之说。
    潮汕畲族分布曾十分广泛。据载，直至明、清年间，潮安、揭阳、饶平、澄海、惠来等地都有畲户。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过： "潮州有山輋(即畲)，其种二，日平鬓，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蓝、臼雷。"地方史籍也右"澄海有輋户，揭阳有山輋"等等记载。但至近代，除凤凰山区的畲族仍保持着若干部族色彩外，其余地区的都已为汉族所同化，其蛛丝马迹已不复见。
    四、宙民的风习及其斗争
    畲民最为人称异的风习是祀狗之侣。他们与瑶族一样，都认槃瓠(传说中高辛氏之犬)是他们的始祖而加以崇拜。这在浙、闽、粤各省均相同。其俗每年除夕祭粗，悬挂狗皇像，子孙罗拜。主祭者手足着地跨过祭床。不少地方的畲民除夕还要举家席地而食。这种习俗曾被视为大忌，讳而不言。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图腾崇拜。亩民自己根本就不回避这种观象。考诸史籍，几乎每个民族都崇拜过一种动物，以至于一种生物或无生物。这就如同※※之祀猪，羌族之祀羊等等。文化的落后，住地的偏远，使潮汕岔族一直流传着《狗皇歌》之类的传说，那当然纯属杜撰虚传，荒诞不经。
    畲族人民向来勤劳勇敢。他们在潮汕定居后，千百年来一直坚持在深山峻岭中生活，在"刀耕火种"的生产条件下，开发山区，与自然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顾炎武说他们"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姻，病疫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清代学者屈大均也在《广东新语》中说： "澄海山中有輋户，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虫死，以为肥，曰火耨。"
    在与自然界进行艰苦斗争的同时，畲族人民也与各族统治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唐初，高宗总章二年，泉、沏的畲民就在苗自成、雷万兴等的率领下，揭竿"啸乱"，攻陷城邑，迫使唐朝派陈政统率将领一百二十三员南下※※，但因"众寡不敌"，朝廷不得不再敕令陈政之兄陈敏、陈嫩带领军校五十八姓南援。由于畲民的慓悍善斗，陈政终为所杀。后来，畲民的起义虽为陈政之子陈元光所※※，但至唐睿宗年问，苗、雷的后代再次聚众造反，元光终于被蓝奉高"刃伤"而死。此后，店德宗兴元年间蓝老鸱又攻陷揭阳。其斗争真可谓此伏彼起。
    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战火一直蔓延到了东南沿海。张世杰到潮州一带招集义军。就在这个国家危亡的严重时刻，"潮州畲妇"许夫人当即应时而出，"倡串诸峒(观代人考证，峒不是山洞，而是村、寨)，畲户应命"，为保卫乡邦，揭起了畲家军的义旗。景炎二年(一二七七年)七月，张世杰从潮州出兵围攻泉州，讨伐蒲寿庚，许夫人即率领"诸峒畲军"，会集了所谓"汀漳诸路剧盗"陈遂的军队，北伐泉州，顿使宋军"兵势稍振"。只可惜宋军屡败之后，斗志并不高，围城数月，终不能下。九月，元朝"元帅唆都，将兵援泉"。宋军就不得不解围而去。张世杰从海上撤到浅湾(即香港荃湾，详许地山《香港、九龙租借地史探略》)。许夫人也率畲家军退守浇平。
    不久，元朝另一元帅刘深率军进攻浅湾。许夫人闻讯，再次挥师出征，想从海上援救浅湾的宋军。她这种见义勇为，丝毫不为危局所动的精神，确是难能可贵。据《潮州志·兵防志》所载，她又一次"会陈吊眼(即陈遂)之师，出黄冈"，与元兵大战于京洋屯(一名百丈埔，即今之浮山)。这一役，许夫人亲率畲军，驰骋沙场，披甲血战，终于以身殉国。正如《兵防志》上所云："许夫人战处，烈血所涂，足使土壤增光。"她不愧为畲族的巾帼英雄。
    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畲族人民已逐渐为汉族所同化。据观代学者在六十年代对潮安凤南※※碗窑畲族的调查："该地灼畲族同胞，在生活及生产习惯上已与潮州的汉族人民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只在语言上才有所分别"。在碗窑千多畲民中，"成年人大都能讲潮州话，在本民族内部交际用畲话，对外则用潮州话。"而且作为民族语言的畲话。也已"很接近汉语的糊州方言。"
    五、 "粤东主人"--俚人
    畲民既非潮州土著，作为畲民近源的瑶民，也非粤省土著。四十年代出版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徐松石著)指出，"古代两粤大河流域的土著都是壮人。只有粤省的极东部分，今日潮汕地方，少有壮人罢了。"这话基本是对的。壮人的根据地主要在广西和广东西部，后来逐渐向东发展。到隋代，潮汕一带也已出现壮族·人，但都被称为""，或称"土僚"。所以壮人也不是潮汕土著，而是从粤西迁'入的百越族的一支遗裔。那么，在此之前，潮汕一带的原有主人究竟是百越的哪一支裔呢?据近人考证，应是俚人。
    俚入在史籍中，一开始写作"里"。东汉赢至隋唐屡见于史籍，常与僚并称。《后汉书》载建武十二年九真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暴动，九真、日南、合浦蛮"里"人，群相响应。其中的"里"，指的都是俚人。古代俚人分布颇广。《辞海》"俚人"条上说，古代俚入主要分布在广东西南及广西东南等地。其实，古代俚人的分布远不止此，在越南北部、中部，以及海南岛也都早有俚人定居。 《异物志》上说得很清楚， "俚在广州之南，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有村，各有长帅。"而包括潮汕在内的粤东地区，也同样是古俚人的主要居住地。 《粤东初民考》的作者谭其骧和《潮州志》的总编饶宗颐先生都称俚人是"粤东主人"。虽由于年代久远，秦汉年问粤东俚人的※※已难考释，但隋唐之际，俚人在粤东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这却是无可置疑的。正因为俚人早巳成为粤东主人，所以与西来的僚人"固不相容"。隋唐政权也就据此而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每每借助俚人之力"以平僚乱"。据《旧唐书》所载，仁寿初，隋朝就曾利用高凉俚峒酋豪冯盎征伐潮、成等"五州僚"，后冯盎因平僚之功被拜为汉阳太守。隋亡，冯盎返回岭南，聚众数万，占据二十余州，自称总管。唐武德五年(公元六二二年)，粤东俚帅杨世略以潮、循二州之地，与冯盎同时降唐。可见，俚族不但是粤□□□□著，而且直至隋末店初，势力还相当强盛，以至整个潮梅地区还曾-度完全处在俚帅的控制之下，投隋降唐，唯俚帅之命是听。
    岭南各地俚人，在不断南下的先进的汉族文化影响下除少数移入桂西，后被称为"徕"，至清代渐与壮人融合外，大部分逐渐被汉化。另有部分迁入海南岛，与原在岛-L的俚人汇合，发展为黎族。据近人考证，汉初，在西汉大兵压境之-／，南越国丞相※※率族人逃入海南。这就是俚人迁入海南岛有明文记载之始。为此， 《辞源》注释"俚子"一词，便说是"占代对黎族的别称"。 《元和郡县志》记载高州诚敬夫人的庙碑说：隋高祖时，海南"诸匣亡叛，敕夫人招慰"。可见，隋时海南黎族尚称为"俚"。俚人被称为"黎"，约始自宋代。
    由于俚人汉化得很彻底，潮汕地区的族属，早已不可识认。不过，潮汕乡村，至今还有不少以"黎"命名的，如潮安山黎(今住畲民)，饶平黎坑，普宁乌黎村，揭西山黎潭以及大埔黎家坪等，均应是当年的俚寨。
丰富的出土文物的发现，充分说明占越族曾存在着相当发达的铜器文化，而其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钢鼓。关于铜鼓，※※历代文献多曾提及。 《后汉书·马援传》就有关于马援南征，"得骆越铜鼓"的记载。对于铜鼓文化的渊源，古、今学者有不少进行过探索、论述。※※古代曾传说铜鼓为马援或诸葛亮所创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认为铜鼓是出自南蛮天竺国(印度)。越南人陶维美所写的《越南古代史》，对铜鼓问题作了专章论述，认为铜鼓起源于北越，其创制者就是北越的先民骆越人。西方学者，如荷兰的狄葛乐则说铜鼓是中国南部诸省的产物，绝非"别处搬运来的"。近年来，※※也有的学者认为铜鼓的首创者不一定是两广或北越的百越入，还有可能是※※西南的百濮人。尽管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从两广地区大量铜鼓的出土和历代文献的记载，有一点却是可以肖定的，那就是在战国，甚或更早一点的年代，两地区的百越入，就已广泛地铸造并使用铜鼓了。而作为百越族在两广的主要支裔的俚、僚人，也无疑是铜鼓最早的铸造和使用者。裴驷的《广州记》说： "俚獠(即俚、僚的贬称)铸铜为鼓，唯高※※为贵。"《隋书·地理志》也说； "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
     俚、僚人"铸铜为鼓"，究竟作什么用呢?《隋书·地理志》上说得很清楚"欲相攻，则呜此鼓，到者如云。"实际上，其作用远不只用于战争。主要的还有用以报警、祭祀、驱逐猛兽、※※"邪魔"以至于娱乐等等。屈大均《广东新语》在记载潮州畲歌时说， "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但据记载，俚、僚人铸铜鼓，更主要的还在于显示权势，所谓"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近人考证，潮人往往尊称老年人为"大老"，正是古俚语"都老"转化来的。至今潮人称呼人还常加一"老"字，如外江老，上海老等等，这就是占代俚人的语言遗习。
    钢鼓从地下出土，这从岭南至北粤，比比皆是，而尤以两广云、贵为最，仅广东省和广州市博物馆收藏就有数百具之多。铜鼓囚何大量埋入地下呢?那是因为百越人喜爱铜鼓，甚于金玉，而在战乱之中，急于逃难，又不愿铜鼓为异族所获，因而埋入地下。历代南征军队多从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进军，所以出土铜鼓最多。宋朝以前，潮汕一带几乎没有遭受过较大的战乱，这也正是作为制鼓俚人居住区的潮地殊少见有铜鼓出土的原因土所在。
    六，旦家今昔
    旦(音旦)家族，是闽粤又一远古居民。潮汕地区也是古代旦家族的居住地之一。 "旦"本写作"蜒"。 《隋书．地理志》说蜓，俚皆古先所谓百越。明确地将旦人与俚人分别开来，也指出了旦也是百越的一支。六朝至隋唐时期，"蜒"泛指南方蛮夷，并不限于水居，且也陆处。至唐朝，旦人大多散处于闽粤的滨海地带，以采珠捕鱼为生，逐渐成为水上人家。
    潮汕旦家，※※也颇悠久。 《广东通志》说晋朝时，广东不服※※管辖的旦人多达五万余户，惠州、潮州一带"尤多。"到唐朝，旦人才开始向※※"计丁输粮"，明初始编入户籍，并设立里长， "岁收渔课"，届河泊所骨辖。明代修《潮阳县志》的林大春说，潮阳县西南江上有叫旦户的，陆上投有室庐，不事耕凿，男女都住在船上，以捕鱼为生，早先人口颇多。其姓氏， 《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上都说，潮州旦人有麦、濮、吴、苏四姓， 《饶平县志》加上何姓，《潮嘉风月记》加上顾、曾共为七姓。
    旦家族较多地保持了古代百越人的风俗。其图腾崇拜为蛇，故在龙官神像旁画蛇以祭，自称龙种。屈大均《广东新语》说，旦人称为龙户，入水则"绣面文身"以扮成蛟龙之子。潮汕人向来称蛇为龙，生肖属蛇的，也说是"小龙"，这与占越族祀龙、旦人祀蛇而称龙种，均不无渊源。
    旦人水居，以船为室，"浮家泛宅"，或采珠，或捕鱼，"不闇文字，不记年岁"，"衣不盖肤"，男女自行嫁娶，男未聘则于船尾停放一盆草，女则停放一盆花，以招致媒妁。婚时以蛮歌相还。这与古越族的风俗也大致相同。张士琏的《海阳志》上载，"卫所屯军，概龙丁旦户充当名数"可见，旦民还有当兵的。明代中叶，林大春在述及潮阳旦民时也说："近或苦于诛求，逼于盗贼，辄稍稍散去，或有弃舟楫入民间为佣保者矣。"可证旦民所事，早已非只水上作业了。
     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清廷因防人民"通海"，尽迁沿海居民。第二年，科尔坤勘查潮州近海六厅县，将潮属各县沿海旦民，全部徙入内地。到清代中叶，潮州旦家多集中到韩江中、上游。近人考悉，乾嘉年间，盛极一时的湘子桥下"六篷船"，就是旦家艇船，只不过已不是昔年的渔舟，面是名噪闽粤的"花林"。船中歌妓，也多为旦家女子。如"姿态丰艳、柔情绰约"的濮小姑， "丰姿枚粹、性情孤峻"的曾春姑： "工诗善唱"的曾九娘等等。船中渔家的景况虽不可复见，但据《西河龙户录》所载， "六篷船屋皆置盆花、盆草"，旦家遗俗，尚依稀可辨。据《韩江记》、 《潮嘉风月记》和《檐曝杂记》等书的记载，当年湘子桥下， "月夕花朝，鬓影流香"， "画舫鳞接"，盛况空前。所以， 《粟香二笔》将其比之珠江的紫桐横楼， 《潮洲志·丛谈志》更说其歌妓"不亚秦推，珠江"， "名士题咏骚客品花"，留传下不少风流韵事。
    自清代中叶六篷船由盛而衰之后，潮汕旦家，几乎难再觅迹。在近现代，虽有个别地方仍有旦人居留，但已是从别地迁入的。如饶平柘林海洋渔民新村的旦家，就是在清朝时从广州地区迁来的旦家后裔，至今仍操广府话。而潮地原有的旦家，或他徒，或被同化，基本已不存在。但查证潮汕各地，以旦家命名的乡村尚有不少。如潮阳的旦家宫、旦家岐，揭阳的旦家山，汕头市郊的旦家园，以及今属梅县地区的丰顺旦家湾等等，我们还是可以推见当年旦家分布的大致情况的。
    七、潮人主干--"福老"
    在外地，如广州地区，人们常把潮汕话称为"福老"话。又由于广州话"福"与"学"谐音，故又讹传为"学者"话，说是潮语难学，要学到老。其实， "福老一词是用来指称由闽徙潮的中原汉族后裔，以别于潮汕土著。后来，潮汕一带的 -少数民族渐被汉化，"福老"就逐渐被用作潮人的泛称，或者说，用作讲潮汕话的人的泛称。因此，那些住在潮、梅地区交界处，既说潮汕话，又说客家话的人就被称为"半福老"。
    潮汕"福老"人，大多是因战乱或灾荒，从中原地区逃难南来，在福建定居之后，又辗转迁入潮汕的。翻开潮属各家族谱，先世山闯入潮的比比皆是。如潮汕前七贤之一的王大宝，其先世就是唐末五代初，史称"俭约好礼"的阎王王审知。王审知的玄孙王坦由泉州迁漳浦，再迁饶平，撮后定居于海阳(今潮州市，下同)。今汕头市郊区?浦翁氏(按：不是翁万达一系)的远祖，在元初编撰的《?浦翁氏族谱》上．一直追述至赐姓为翁的周昭王之子，这虽亘古难证，但所载第三十四代即已入闽，为唐代官至朝散大夫的翁轩，唐末翁轩的玄孙翁承赞做了闽王王审知的相，翁承赞之孙翁俊、翁杰，"来留于潮，俊居尖山，杰居?浦"，这些则已不是荒渺之词。明代的潮籍学者薛中离(名侃)，其先祖薛兰，也是"闽之廉村人"，宋淳熙末年，"始迁潮"，"卜居凤陇(今潮州市薛陇)"。其它如海阳著姓林氏，迁自泉州，澄海林氏迁自福州，潮阳肖氏，迁白龙溪等等，均可为证。"福老"人迁自莆田的尤多，如潮阳黄氏、魏氏，惠来郑氏、方氏，海阳丘氏等等，无不迁臼莆田。 《翁尚书墓志铭》载，翁万达之"先世居闽之莆田，有名雄者，徒潮?江里之举登村"，传至万达已是第七代。可见这位明代兵部尚书的祖籍也应是福建莆田。潮州仙都林氏的族谱上也明载着明代，状元林大钦的先世同样迁自福建莆田。开始"福老"人还有新族与旧族之分。旧族指迁自莆田者，新族指迁自漳、泉者。后来才逐渐混为一体，难于辨别。
    在福建定居后再辗转入潮的中原※※，追溯渊源，主要是来自河南洛阳一带。在时间上可算始于晋朝永嘉年间(公元三 O七至三一三年)的八王之乱。 《闽中记》就有"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罗先入闽"的记载。 《福建通志》也载，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避难入闽。今福州又称晋安，泉州又称晋江，都由晋时南迁得名。此外，隋、唐、南宋末年，也都有不少因避战乱或逃荒而源源南来的中原士民。元、明、清三代，南下的中原※※为数更多。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在福建或居数世，或短暂驻足，然后沿海岸线至海丰、惠阳、东莞，甚至直达雷州、海口。儋县天后官，清初为福潮会馆，可见"福老"人徙居海南岛，远在明代以前。
    当然，秦、汉时中原士民已开始迁往潮地。如秦时的史禄，汉时的余善攻越士兵。但真正大量入主潮汕的中原旧族，还是此后由闽辗转入潮的"福老"人。从隋唐开始， "福老"人就越来越成为潮汕人的主干。
    八、 "河老"人考异
    除"福老"外，潮仙汉族先民另一主干是"河老"人。
    何谓"河老"?顾炎武说是直接由河南入潮定居的"中州之民"，并说始自唐初到潮、泉一带平"蛮僚"之乱的陈政、元光父子及其所带将卒。五十年代出版的潮汕《新字典》、香港广泰书局印行的《潮汕新字典》都取顾炎武的说法来注释"河老"(见"福老"条)。
    饶宗颐先生在四十年代主编《潮州志》时，对"河老"人进行过一番考证，并提出了异议。他认为， "河老，，的确是指直接(即不经由福建)来自中原一带的士民，也的确始白陈政、元光父子及其将卒之入潮定居。但是，他又认为，所谓"河老"并不是"河南老"，而是"河东老"。饶宗颐的这一说法并不是没右根据的。
据记载，陈氏当年所带将卒共有二批，首批为陈政率领的五千六百名府兵，第二批为陈敏、陈敷(陈政的二位兄长)所带援兵，军校共计五十八姓。这就成为中原的旧族继秦朝谪戌和西汉余善所带八千兵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入潮定居。所以，将陈氏及其部众视为潮地※※先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是没有错的。但是，陈氏及其部众主要的是河东人，而不是河南人，如陈氏本身就是河东人。河南《光州志》说元光为光州人，那是牵强之说。唐宋时，光州不属河南，而是属淮南。如果元光是光州人，为什么不称"推老"呢?《揭阳县志》说元光"先世家颍川"，不悉何据， "先世"一词，也十分含糊。其实，早在唐朝时，林宝就在其所编的《元和姓纂》中载明："鹰扬将军陈元光，河东人。"此后，宋朝朱翌《威惠庙记》也说： "元光，河东人"。
    那么，河东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黄河河套以东的山西省。这在《辞海》、《辞源》都有明确的解释。如《辞海》的"河东"条说：河东"战国、秦、汉时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唐以后泛指今山西省。《潮汕新字典》等字书将"河老"人释为来自河南东部，应是对"河东" -词的曲解。
    此外，《漳州志》的陈政本传，还谈到陈政在云霄渡江时，曾指着江水说：这里的江水就如L党的江河那样清澈。潮州大巷的《陈氏族谱》也谈及陈政在唐太宗时，曾率五万精兵，攻取霍邑、临汾等地。上述上党，霍邑、临汾都属山西，足见陈氏父子与山西关系的密切，正是其为山西人的有力佐证。
    根据唐朝就近应征的府兵制，陈氏所带将率，无疑也多为山西人。如陈政的副将许陶与元光的副将许天正父子，就是山西太原人。许氏族潜上虽有"望出汝南"之说，但温延敬已在《许中传》的注解中指出：汝南许氏自许邵、许慎之后，已无所闻，仅存唯有太原一支。又据考证，许陶之父许克华，曾助李世民征讨临汾等地。可见，至迟在许天正的祖父辈，许氏即巳定居山西了。
    正由于山西人曾大量徙居闽南和潮汕一带，所以山西方言与闽南方言多有相通之处。饶宗颐先生就曾指出：潮汕的特殊声b，c二音，就是出自mb、gf；mb、ng二音仅见于山西的归化、太谷、文水、兴县，平阳等地。这也可证见陈氏及其部将主要来自山西一省。
    但这并不是说， "河老"人中绝无河南人，更不是说，入潮定居的"中州之民"也没有河南人。事实上，"福老"一系就以来自河南洛阳为多。
    九、勤俭重学的客家人
    客家人与潮汕人一样，都是从中原南迁的汉族人，只是由于迁徙路线相异，时间也先后不同，所以才形成两系。从迁徙路线说，潮汕人主要是由福建南部沿海岸线南移的，故也称海系，客家人则多由江西和福建西南部山区向闽粤山地散布，故也称陆系。
    在时间上，客家人入粤，也比潮汕人为迟。客家南迁，虽可追溯至晋朝义熙九年在大埔、梅县一带的五个"流入营"，以及此后的唐朝开元年间在宁化发现的"避役之民"，但实际上，客家大量南迁还要迟至北宋。唐朝的《元和郡县志》在记载程乡(今兴梅一带)户口时，还没有主、客户之分。宋初的《太平寰宇记》所载户口，潮州也未有主客户之分，梅州则开始有主客户之分，但客家也仅有三百六十七户。而据《元丰九域志》所载，仅仅将近百年之后，梅州客户即已剧增至六千五百四十八户，潮州客户更多达一万七千七百七十户。可见客家人大量进入潮梅地区，当在末代以后，无疑比潮汕人迟了一大步。客家之称，正是由此而来。当客家人大量南迁之时，福老人早巳入主潮汕多时，潮汕地区的平川沃土，以及水陆交通要塞，大多已为福老人所占据，所以姗姗来迟的客家人，不得不在潮汕纵深地带，直至整个兴梅山区的穷山僻壤之中，艰苦奋斗，开发山区，建设山村。
    客家人不但对潮汕人来说是"客"，而对于早巳定居山区地带的畲族来说，也是迟来了一步的"客"。在山区，客、畲接触频繁，加以山川间阻，礼俗语言不易变化，所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有特点的-'系，而绝然迥异于本是同为中原后裔的潮汕人了。徐松石先生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说："岭南各部族都有他们的特长。潮属人民刻苦耐劳，富冒险性。客家人民勤俭重学，富团结心"，的确恰到好处地说中了潮汕人和客家人的不同特点。
    在封建社会里，不同民族的团结相处确非易事。客家人进入粤东山区之后，一开始就碰到了素以"强悍"见称的畲民，免不了有所争斗。山区畲民以盘、雷、蓝第、赖为巨姓，客家人视为"五姓贼人"，甚至咒诅之"番刀自斩，番火白烧"，可见仇妒之深。畲族虽一度人数很多，但终因文化远不如来自中原的"勤俭重学，富团结心"的客家人，所以终于渐为客家所汉化。至明代初年，程乡由于畲民锐减，所以已没设置畲官，而潮州尚设畲官。可见，畲民在客家山区的汉化过程要比在潮州地区快得多。
    由于长期交错转徙，客家人与潮汕人在潮梅各地互为杂处，也逐渐混冈了。据解放前的统计，梅、潮一带，只有大埔纯客家县，澄海纯福老县，所谓"大埔无福，澄海无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余潮梅各县，则都有福、客杂处的情况。
        附 注：
    据澄海蔡美豪同志的调查，澄海县程岗村，古时也是俚人的村寨。时俚人有二支， 一住陇之南，即今之程岗，一住陇之东，即今之管陇村。唐代岗上小庙门联有"保俚安庶"字样，祀赵佗。以出海打鱼为生，性格大方，慨慷重义，人称为"浪俚"，以别于山俚。今潮语有"浪裂"一词，当指于此。男人喜缠膘，看短裙，后沿变为水布，现代潮地农民尚广为应用。

潮汕民俗史话............... 潮州古牌坊  


                               理学儒宗坊

　　 乾隆《潮州府志·坊表》云：“理学儒宗坊，在大街。为吏部郎中唐伯元建。”
　　 唐伯元(1541—1598)，字仁卿，号曙台，澄海苏湾都人。明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尚宝司丞、吏部文选司郎中。出仕前受业理学家吕怀，嫡传陈白沙、湛甘泉之学，初入仕宦于江右，又受罗钦顺思想影响，一生践行笃实，在吏治方面也有不少成绩。有著述多种。
　　 “理学儒宗”坊在今市区太平路羊玉巷口。坊北镌“铨曹冰鉴”。
　　 “理学儒宗”左坊眼镌“赐环礼部主事”，右坊眼镌“钦差主试湖广”；“铨曹冰鉴”左坊眼镌“简右尚宝司丞”，右坊眼镌“特起文选郎中”。
　　 坊建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上距唐伯元逝世已十九年。为四柱三门结构，三叠牌楼，雄伟壮观。坊于1951年拆除。
　　 在潮州众多牌坊中，此坊知名度可谓首屈一指。这是因为：
　　 一、造型独特。此坊俗称“四狮亭”，因正中两柱前后各立一对石狮子，这在潮州牌坊中绝无仅有。
　　 二、此坊还包含一段故事。清康熙十三年(1674)，发生了“三藩之乱”。“三藩”之一耿精忠“叛清于闽，潮镇刘进忠遣通之”，“献潮十一邑，假宁粤将军，改甲寅年号。遍召所辖十三营，又招山寇万馀人，会于韩江，以应闽兵”。至康熙十六年失败，再度向清廷乞降，被诱进京处死。(见《潮州志·大事志》)
　　 潮州现存最早的演义小说《三春梦》，记叙了这段※※，歌颂参加反清斗争的潮州人民。其中有段与此坊有关，叙述刘进忠和清副都统邓光明在城里厮杀，邓“见刘进忠坠马，急忙追上，将左手铁链，望进忠打下，却打着四狮亭的石狮，石狮狮耳打去一只。”
　　 此书虽属稗官野史，但此坊石狮确实有一只缺一耳朵，成为后人“讲古”的佐证，也留下了一条歇后语：四狮亭石狮———独耳。
　　 1961年由珠影与香港凤凰影片公司联合拍摄的潮剧影片《荔镜记》(谢吟改编，电影导演朱石麟，广东潮剧院演出)，剧中“观灯”就几次出现此坊。

潮汕民俗史话............... 清乾隆年间潮州歌册已有刊刻本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潮州歌册，最早的版本是清咸丰至同治年间（公元1851－1874年）刻印的，不久前，笔者意外在潮州市一位教师家中，发现了乾隆手抄本潮州歌册《新刻古本刘成美忠节全传》的残本（缺11－13、19－23卷共7卷）。

    这部书叙述春秋十八国时，齐王惠帝在位，御弟聘王掌十八万兵权，与奸相邱已狼狈为奸，杀害忠良，培植私党。刘成美中武状元，奉命解救被掳劫在犬界番邦的太子，邱已与聘王暗中通番，成美失援被擒。后得齐女李湘君之助，刺杀番王，得太子归。聘王囚兄篡权夺位，太子出亡，卖身为仆，得配何凤娇。成美逃至云南，与王钦、曹彪等诸将辅助太子。聘王遣孙齐征云南，使用法宝兽牌。太子伪装入陶知府家赚得女娲镜（又名轩辕镜）以破之。太子在贵州即齐王位，广招兵马，积聚粮秣，封成美为侯，以成美为帅，曹标女翠娥等为先锋，出兵攻伐篡位的聘王。兵过之处，关隘守将解甲投降。占据齐京的聘王纳三妖狐为妃，使之出战，赖妖法得胜。后为轩辕镜照出原形，遂尽诛之。大军卒破都城，俘获群奸，至此大封功臣。书中还带叙秦邦故事一节。叙说齐王妹丹阳公主嫁秦国为后，已生太子，有奸臣助孙妃为乱，秦太子亦出亡。秦王病死，丹阳公主被贬冷宫。齐王得信出兵，曹彪女翠娥之丈夫邓信为先锋，不幸为乱箭射死。齐兵攻入秦都，孙妃为翠娥所擒，被腰斩之，放出丹阳公主，终使秦太子登位。

    这部书共25卷、25回。卷与回互相对应，共8册。7字一句，竖排3句，21字一竖行，每页9句189字，共737页，约6633句、4．6万字，个别字眼、页面有伤残模糊的情况。这部书目录之后、正文之前残页附有抄写者的题识：“字阅者珍之时乾隆丁卯年重刊、三十六年抄”。（笔者按，这里的“字”字应是指上辈对下辈的告示之意。）此题识记录了这部书刊刻的情况和抄写的时间，这是鉴定这部书版本源流、抄写情况最为直接的依据。从题识可知，抄写者对这部书的珍惜，以及这部书重新刊刻于乾隆丁卯年（即乾隆13年，公元1747年），抄写于乾隆36年（即公元1770年）。这部书有“重刊”、“新刻”、“古本”之字眼，可知这部书并非初次刊刻。有关刘成美的潮州歌册在潮汕地区流传由来已久，而且传刻不绝，清乾隆13年以前已有刊刻本流行，惜旧刊本今已无从觅到。

    手抄本潮州歌册《新刻古本刘成美忠节全传》里面已出现大量潮州方言，如：拳头脚尖、忤逆、至亲、正房、淡饭、相辞、瑶琴、恶什、公厅、相熟、箱笼、求乞、对理、老身、嫁送、怎生、官人、舍人、小生、还魂、田租、心内、家内……且手抄本根据乾隆丁卯年重刊本抄写。据此推断，乾隆丁卯年重刊本应是以潮州方言改编后的版本。因此，这部手抄本潮州歌册，可以佐证明末清初，或者至少在清初，就有以潮州方言改编的木刻潮州歌册。

    从《新刻古本刘成美忠节全传》（残本）可知，在清末※※初大量印制出版木刻本潮州歌册之前，已有篇幅较长、内容较复杂的歌册产生，它通过手抄本传播，部分通过木刻本传播。

    清末※※初木刻本潮州歌册的歌词一般是七言句式，即7字一句，4句一行一节，首句起韵，二、四句押韵。节与节可连续同韵，也可以转韵，多用平声韵。全部文字，自左至右，竖行排列。而手抄本潮州歌册《新刻古本刘成美忠节全传》，同样是7字一句，4句一节，但竖排3句一行排版，并非都是4句转韵，这与弹词大体相同。歌词里面仍有不少说白，这同样是潮州歌册从弹词改编过来时留下的痕迹，也是早期潮州歌册的艺术形式。

    对潮州歌册深有研究的郭马风先生认为，这部乾隆手抄本潮州歌册的发现，对研究潮州歌册的版本源流，以及潮州歌册艺术形式的演变，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潮汕民俗史话............... 潮州解元坊  


     昔年在潮州城府前街(今潮州市昌黎路)学宫前，有一座为表彰历代潮州海阳县文科解元而建造之石牌坊———解元坊。
　　 清光绪卢蔚猷《海阳县志·卷二十·建置略四》载：“解元坊在县学宫右，旧作圣域坊，知县冯笏为县庠建。”
　　 明隆庆六年(1572)，海阳县知县冯笏(江苏姑苏县人，今江苏吴县市人，进士)重修海阳县学宫尊经阁及斋舍，又辟仓垣外地，为屏墙砻石，建贤关坊、圣域坊。贤关坊、圣域坊分别位于海阳县学宫头门左、右两侧。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贤关坊、圣域坊因年久圮坏，海阳县知县韩义(浙江会稽县人，今浙江绍兴县人，举人。后擢升潮州府知府)重修，将其易名为鼎甲坊、解元坊。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鼎甲坊、解元坊不幸毁于火，后修复。1951年春，鼎甲坊、解元坊均被拆除。
　　 解元坊列郑焕、蔡希仁、刘得海、王彰、郑安、盛端明、潘大宾、吴殿邦、游定海、陈春英、庄论、谢学圣、陈雄思、陈昌期十四人姓名(隆庆以后解元，均为续修坊者所补)。
　　 历代潮州海阳县十四位文科解元，映现潮州人文蔚起之轨迹，佐证潮州※※悠久，地灵人杰，豪贤辈出，人才荟萃，蜚声奕世，不愧为“海滨邹鲁”、“岭海名邦”、“国家※※文化名城”。
　　

潮汕民俗史话............... 从浪西楼说起  


      潮州最具游览价值的景观很多，精致秀美的北阁景区是其中之一，尤其是这里重建了浪西楼后，更是人们游览和凭吊韩愈的胜地。
　　 “浪西楼”这一楼名，最早出现在唐代苦吟诗派代表诗人贾岛的《寄韩潮州愈》诗中：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
　　 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
　　 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
　　 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
　　 贾岛生于唐大历十四年(779)，河北范阳人。性孤傲耿介，愤世嫉俗，他20岁就出家为僧，改号无本。他用生命写诗，“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且极注重炼字炼句，倾心于苦吟，他曾自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每至除夕必取一年来诗作置于桌上，焚香自拜，“此吾终年苦心也。”由此可见其苦吟成癖已是到了痴迷的程度。
　　 贾岛与韩愈初识于贞元十七年(801)，这一年贾岛23岁，韩愈34岁。韩愈和门人李景兴、侯喜、尉迟汾等来到了洛阳，结伴泛舟、钓鱼、闲游，也正在此时，贾岛与韩愈不期而遇。在香山寺石楼坐谈中，韩愈深觉贾岛谈吐不凡，便相与订交。韩愈劝贾岛还俗应举，求取功名。
　　 元和元年(806)冬节，贾岛带着他新作的诗文，从范阳赴长安谒见韩愈、张藉，时韩任国子博士，张藉任太常寺太祝。贾岛一边赶路，一边吟唱：
　　 袖有新成诗，欲见张韩老。青竹未生翼，一步万里道。仰望青冥天，云雪压我脑。失却终南山，惆怅满怀抱。安得西北风，身愿变蓬草。
　　 元和五年(810)，贾岛又一次来到京城，这一回，他是来应举的。由于路途跋涉(从范阳到长安，又从长安到洛阳，再洛阳赶回长安)，身体本就虚弱的贾岛终于病倒了。韩愈闻知，心急如焚，他马上到贾岛居住的新昌坊南门东郊青龙寺看望，并给予资助。此后还多次书信慰问，这使贾岛感激不已，遂作《卧疾走笔酬韩愈书问》诗致谢：“一卧三四旬，数书惟独君，愿为出海月，不作归山云。身上衣频寄，瓯中物亦分。欲知强健否，病鹤未离群。”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当他来到陕西蓝田时，侄孙韩湘赶来送别。韩愈触景伤情，想起自己原是满怀赤诚为朝廷革除弊政，竟落得如此下场，悲歌当哭，慷慨激昂地吟起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左迁》诗传到京师，贾岛深为韩愈愤愤不平，遂驰书慰问，作《寄韩潮州愈》诗，在这首诗中，贾岛表达了与韩愈非同寻常的交契，流露出深情的眷念和神往，并表示愿陪挚友“直到天南潮水头”。人虽远隔，心却相连，特别是末联：“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辞警意丰，感人肺腑，言外之意，友人无辜遭贬的冤屈，将会大白于天下。
　　 长庆二年(822)，44岁的贾岛又一次应举，可是这一次又是落第了，此时，贾岛仍然想到韩愈。他们一起泛舟于长安黄子陂，在船上谈了许多事情，回忆起自订交以来的情谊。韩愈作诗曰：“孟郊死葬北邙山，从此风云顿觉闲。天恐文章浑断绝，更生贾岛着人间”。两年后韩愈病逝，从此贾岛失去了一位诤友。
　　

潮汕民俗史话............... 潮汕婚庆与贴“喜喜”  



    潮汕地区过去比较隆重的结婚典礼有诸多繁文缛节。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现在有许多地方删繁就简，婚事从俭。但其中有一个细节叫贴“双喜”，现在还沿续下来。从女方的嫁妆，到办婚庆宅第的大门、厅堂、洞房；从办婚宴的酒楼，到亲朋好友送的红包，到处都有“喜喜”的图案。《辞海》对“喜”字注解：“今俗凡吉祥之事，皆谓之喜，如嫁娶生子曰喜，有孕曰有喜”。按这样解释，贴一个“喜”就足够了，为什么要贴“双喜”呢。据说这个习俗不是在潮汕地区最早出现的，而是中原文化传播到南方和潮汕的，这里面还有一段有趣的来历和故事。据传与宋朝的名相王安石有关。

    王安石抚州临川（今江西）人，生逢北宋“庆历新政”、“选用贤俊”重视科学时期。他从小喜欢读书，才华出众。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他刚好２３岁，满怀信心赴京都（今河南开封）赶考，在马家镇歇息。饭后无事信步走走，见马员外家挂的走马灯闪出“走马灯，灯马走，灯息马停步”的对子，他见了连称“好对”！马府的管家看见这一情形，马上就去禀告员外。待员外等人出来时，已不见了这位年青的书生。

    随后，王安石前往京都会试，因他才思敏捷，博古道今，在考场上一挥而就交了头卷。主考官见他聪明，传他来面试一番。当时考场庄严肃穆，厅前厅后插着飞虎旗，便指着说：“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信口就对：“走马灯，灯马走，灯息马停步”。对得又快又工整，主考官赞叹不已。

    王安石考毕又回到马家镇，想起“走马灯”对他的帮助，特意走到马员外家。员外请他对对子。王安石提笔就写道：“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员外见对得又快又巧，马上叫仆人把王安石的对子传给他的千金小姐，他的女儿非常满意。马小姐为选婿出的对子，不知难住多少才子，今天终于有了结果。马员外就择日为女儿与王安石完婚。

    婚庆那天，正当新郎新娘拜天地时，朝廷的报子来报：“王大人金榜题名，明日请赴琼林宴”。马员外非常高兴，重开酒宴庆贺。此时王安石喜上加喜，带着几分醉意，找张大红纸挥笔写了一个大“喜喜”字贴在厅堂上，并得意地吟道：“巧对联成双喜歌，马灯飞虎结丝罗”。从此婚庆贴“喜喜”，便逐步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身在国外的华侨※※也沿用这个有丰富健康文化内涵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