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潮汕民俗文化和名胜古迹介绍 [主题管理员:W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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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潮人的早期移民  


   潮人移居国外※※悠久,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当年在潮州沿海参加张世杰的“义军”和随同陈植等护送宋王的潮州的“义勇”败退往广东新会一带,其中一部份随陈植、张世杰逃往越南,后来元兵攻越南,他们又转移暹罗(泰国)。明代在潮州沿海流亡的“海寇”和明末抗清志士,也很多流往南洋各地。清初实行禁海迁界期间,也有大批潮州贫民冒险出洋,往东南亚各地定居。其中大部分人沿广东广西海岸至越南、柬埔寨等地,为
泰国十八世纪吞武里五朝的国王“昭·达信”的父亲郑镛,就是澄海华富村人,于雍正年间乘帆船往暹罗的。那时暹罗与缅甸长期战争,人口大减,广大的肥沃土地没有人耕种,丰富的资源没有人开发,到那里种植
谋生甚易,且入境手续简单,当时在国内境况极为困难的潮州贫民,纷纷往暹罗谋生。因此,潮州人民在暹罗成为一支开发建设的积极力量。另外,从1767年至1782年的暹罗』:郑信(泰名昭·达信),有一半潮州血统,他组织以潮州人为骨干的武装队伍,驱逐了占领暹罗的缅甸入侵者,而被推荐为暹罗王的,这也提高了潮州人在暹罗的地位。当时在暹罗的潮州人,被当地人称为“皇家华侨”。《海国图志》暹罗条称:“潮州人在此为官,封爵、理国政、党财赋……”。在暹罗都城曼谷,潮州人为数极多,也有相当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以至潮州话成为曼谷通用的—一种语言。
    明末清初,许多明朝官吏和汉族士大夫,不愿受异族的统治,纷纷出国到南洋各地定居。台湾郑氏抗清失败后,也有大批抗清志士移居东南亚各地。
    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和“斥地迁界”,粤东各地受到严重破坏,许多人流离失所,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就纷纷往南洋各地谋生。其时正当西方殖民者开发南洋各地,需要廉价劳力,·因而对劳工入境,手续较为简单。于是潮、梅各地居民、乡族宗人、亲属朋友,互相介绍,接踵而行,成批成批往南洋谋生,这个时期,潮人出洋地点就在澄海樟林港。那时到樟林港乘坐红头船出洋的人,大多数是贫苦人民,他们所带的行李很简单,几件旧衣服,一罐淡水,几个冬瓜和一批“甜(米果)”。那时出洋的船利用风力行驶,有时遇上风势不顺,在海上滞延数日,安全是没有保障的,所以他们蒸制“甜棵”(糯米糕),这些东西较好保存,随时可以取吃,是很好的干粮。冬瓜既可压载,又可在缺乏淡水时食用,甚至还可以利用其浮力作为救生器具。这此都是多年漂洋过海的人总结出来的经验。那时潮州人有句俗语“无可奈何蒸甜(米果)”。它表达了因生活所迫,贫民百姓冒险出洋的苦衷。
    樟林有一种叫做“水客”或“客头”的,专做带居民出洋这一行的生意,做“客头”的人,都是在南洋经过一段时间,对情况熟悉,且与当地社会建立关系,凡要往南洋各地寻亲谋生的人,多是请“客头”带领。他们先由“客头”代办目白手续,名曰“做字”,做完字后,按船期由“客头”通知到樟中,安排住宿,然后乘红头船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客头其亲友,有的还能代其找工作。他们为服务的“客”收取酬,有的则以“包”的形式(旅客船租及沿途食宿均由“:千)。乾嘉年间,旅客从厦门乘帆船往暹罗需八块钱,而红头船只需六块钱。这些“客头”,到了十寸
期,有一些沦为帝国主义掠夺拐骗华工的馆”,但对于当时樟林港来说,却是视为工业,那些孤身出洋奋斗,并已站住脚跟的’往请“客头”代带其在原籍的眷属出洋,他本村或邻村的人,互相认识,比较可靠,头”的业务非常旺盛。
    “客头”除了带人外,也带物,他们对潮籍华侨及其在家乡的亲属很熟悉,出洋时,代侨属侨眷信或土产之类的物品,回程则带回钱银批信,他们深入穷将批信银钱送上侨眷家门,所以很受群众的欢迎。在未有政和汇兑体制的当时,这些“客头”对沟通国内与南洋各。侨汇,促进海外移民,起了重大的作用。据统计,至1858开埠之前),在暹罗(泰国)华侨已约有150万人,其中约有从樟林港乘红头船到达的。在正常年代,每月通过樟林寄汇约4万元,正因为如此,当时樟林在南洋华侨社会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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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潮剧※※的见证物——明本潮州戏文  


    潮剧是用潮州方言演唱,流行于粤东、闽南、香港、台湾,以及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的比较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本世纪30年代以来,流存于海外的明代潮剧本的发现,以及明代艺人手抄南戏剧本在潮汕出土,潮剧的渊源得到了史料佐证的论说。

    1936年,※※※※学家向达,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一文,首次介绍存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潮剧明代刻本《班曲荔镜戏文》(即《陈三五娘》剧本)。戏文的全题《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人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牛津大学所藏的这个刻本,因“最后一页有残缺,不能知道此书究竟刊于何时”,但向达认为“就字体各插图形式看来,类似明万历左右刊本”。

   1956年,梅兰芳和欧阳予傅倩率中国京剧团到日本访问,在日本天理大学的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一个是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剧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藏于天理大学的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与英国牛津大学所藏的《班曲荔镜戏文》是同一刻本。但该本保存完好,末页是明世宗朱厚燠年号,嘉靖丙寅年即公元1566年。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大全》,没有刊刻年号,但据专家考证,系明代万历年间刻本。

   1964年,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主任、汉学家龙彼得教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又发现潮剧的另一个明代刻本,这就是刊于明万历辛巳(公1581年)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大全》。这个“新刻增补”的潮剧本,不称《荔镜记》,而称《荔枝记》,是与《荔镜记》同一故事内容的不同演出本。这个刻本是“新刻增补”本,说明在万历之前,已在原刻存在了。

   1958和1975年,在揭阳县渔湖和潮字县凤塘两地的明墓中,相继出土《蔡伯皆》(即《琵琶记》)和《刘希必金钗记》手抄剧本。手抄本中夹杂不少潮州方言,如“你们”称“恁”,“我们”称“阮”,“什么”称“乜”,“刁难”称“吊割”,“好东西”称“好物”等。说明这是一个以潮州方言演唱的艺人演出本。

    《荔枝记》、《荔镜记》是以潮州民间故事编写,结构完整、手法娴熟、用潮腔演唱的剧本,说明潮腔在嘉靖年间已趋于成熟,那么,它形成的年代,自然应在嘉之前。前到什么年代呢?有的戏曲研究专家根据有关的史料,认为“明中叶以前,泉潮腔已很盛行,它有独特的剧目和演出形式,流传在泉州、漳州、潮州一带”。“明中叶以前”,即15世纪初,距今已有500多年了。如果从《荔镜记》刊刻的嘉丙寅(1566年)算起,潮剧※※的绝对数字,也有430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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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潮汕与浮滨文化  


  在先秦时期的粤东、闽南大地,有一种特征鲜明、风格独特、覆盖区域广阔的考古学文化--浮滨文化。这类文化遗存通过最近20多年的考古发现的研究,逐步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从先秦开始,粤东地区受到中原文化强烈影响的"潮汕文化",正在酝酿、孕育之中。浮滨文化的发现,对研究"潮汕文化"的源流,具有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个文化的露头可以追溯到本世纪的40年代。当时在粤东传教的意大利神父麦兆良,曾在海丰、蕉岭等地发现一类含釉陶大口尊、石戈的考古遗存,但因未能弄清其内涵而把它归入所谓的"菝仔园文化"。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在50-60年代对越冬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中,也偶有零星的发现。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广东饶平县浮滨区塔仔金山、联饶区顶大埔山两个地点,清理发掘了21座竖穴墓,第一次把它作为一直能够文化类型来研究。此后,又在揭阳、大埔、普宁和福建省的南靖、平和、南安、云霄等地发掘了同类一遗存。通过一系列的科学发掘和研究,特别是对1974年福建南安大盈出土的一组青铜器的重新认识,使我们比较完整地了解到浮滨文化共同体的组合、内涵,并进而认识了它的性质、时代。
  饶平浮滨、联饶等两个目的的21座土坑墓,共清理出土随葬品近200件,连同发掘前早先出土的器物,总数达300多件。从考古报刊开列的遗物清单看,有石器、陶器两大项。石器有戈、矛、斧、凿、砾石等工具、兵器及环、璜等饰物;陶器有大口尊、尊、壶、豆、杯、盆、盂、罐、纺轮等。陶器的质料有夹砂红陶、黑陶、泥质灰陶等;有部分陶器施酱色釉。在几个陶器的腹部或肩部上刻有符号或文字,计13中17个形体。
  在作为后来浮滨文化命名的地点,是浮滨区的一个山岗类型的墓地。被清理的残存古墓有16座,从中已可看出有贫富贵贱的差别。例如最大的一座--浮滨一号墓,位于山顶部※※,墓坑巨大,长4.2米,宽2.9米,深3.6米,竖穴内设置二层台,出土器物36件,多放置在二层台上。随葬品组合为石器、陶器、装饰品,仅大口陶尊和陶尊两种陶器便有16件,其中最大的一件釉陶大口尊高度有67厘米,大敞口、宽肩、长颈、折腹、 斜肩,肩部饰有三枚铆钉式泥饼,肩和腹拍印直条纹,并施厚薄不均的酱色釉。小墓则坑浅,长1.2米,宽0.6米,只有一二件随葬品。
  在顶大埔山墓地,除了清理5座墓外,还收集到一件青铜戈,长17.5厘米,援长13.3厘米,援狭窄,隆脊有棱,连侧带刃,无胡,援与内上各有一圆穿。这件戈与江西吴城二期商代铜戈相似。青铜戈发现在墓地,也与墓中出土的石戈很接近,应为同一考古文化的遗物。
  就在浮滨文化发现的当年,在福建省南安县大盈村寨山发现了一批出自墓葬的青铜器、玉器。出土的青铜器有铜戈5件、铜戚1件、铜匕首2件、铜矛1件、有段铜锛2件和8件小铜铃,共20件。该地点的寨山贝丘遗址,经调查属浮滨文化遗址。因此,大盈铜器群可作为浮滨文化的青铜器来考察。
  浮滨类型文化遗物的发现与广布在潮汕平原含云雷纹、夔纹等几何形印纹陶的山岗遗址截然不同,它带有若干黄河流域商文化的色彩而引起卡古学界的注视,当时把它称为"浮滨类型"。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浮滨类型陆续在广东的潮阳、潮安、普宁、揭阳、揭西、大埔、丰顺、南澳等地发现。另外,在相邻的福建省的漳州、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平和、南靖、南安、华安、龙海、泉州、莆田等地也有发现。目前发现的地点据不完全统计有近百处,已经形成一支地跨闽粤两省,分布在榕江、韩江、九龙江、晋江四个流域内,文化面貌基本相同的考古文化。
  终合有关考古材料,可以确认,浮滨文化是指分布在粤东、闽南区域内的一种以长颈大口尊、圈足豆、带流壶、釉陶器、直内无栏石戈、三角形石矛、凹刃石锛组合为特征的考古文化。浮滨人拥有少量的青铜兵器、青铜生产工具,使用刻划于陶器上的简单文字。浮滨人已有发达的制陶业,掌握轮制技术,创造了广东境内最早的釉陶。浮滨人处在一个战争频繁的时代,除了使用部分青铜兵器外,还使用大批制作精美的仿铜石兵器,如直内无栏石戈、三角形石矛等。饶平县地1座墓出土石戈33件、石矛7件,占石器总数的哦9%;南靖县三凤岭的一座墓便出土石戈10件,包括好几种中晚期,其下限可能到达西周。
  近年来,我们先后在粤东韩江、榕江流域进行人类考察,对浮滨文化又有许多发现和新认识。
  一、1991年在南澳县的考古调查中,确认了该县隆东乡东坑仔是一处浮滨文化类型的早期聚落遗址。在遗址中采集有浮滨文化的大口尊、梯格纹陶片、釉陶片外,还发现有石斧、石锛、网坠、纺轮、凹石和7件方块体陶拍等生产工具,并在遗址西北面的山坡地发现夹杂陶片、石器的贝壳层堆积。
  二、榕江流域的揭阳是浮滨文化遗存发现较多的地区,在114处先秦时代遗存有33处,基本上可分属于白塔群=玉湖群、黄歧山群、仙桥群、桑浦山群等5个遗址聚落群。其中黄歧山群的浮滨文化遗存即多达12处,榕江平原很可能是"浮滨王国"的中心区。
  三、在榕江流域的考察中,丰顺、揭阳、揭西、普宁、潮阳等市县否发现有浮滨文化的遗存。在揭阳境内如上所述,遗存极为丰富。在榕江南河东侧的仙桥镇,也是浮滨文化的分布密集区。在仙桥山前村的出土遗物中有2件石质牙璋,这是榕江流域浮滨文化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它与石戈、三角形石矛、石锛、釉陶、折腹豆、方格纹凹底罐、带流凹底陶壶共存。石质璋来源于中原的玉质牙璋,是众所周知的商文化的重要礼器和祭祀中的饿宗教神器之一。这种礼器随着中原文化向四周的扩展、传播,在浮滨文化时期已进入岭南。因此,石璋也成为浮滨文化的重要段代器物。
  四、1995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普宁下架山镇的牛伯公山遗址,除了获得一批浮滨文化遗物之外,还发现了浮滨人的居住遗迹、地窑、蓄水设施等。以往有关浮滨文化的发掘多属墓葬材料,此次发掘第一次揭示了这个文化的聚落形态,意义十分重大。同时,还通过地层采样,测定了一批标本的14C年代数据,6个标本的年范围在距今2870-3390年之内。绝对年代的测定,证实了前面把浮滨文化定在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前期的看法是基本可信的。
  关于浮滨文化的性质、来源,尚存在多种不同的看法。我们透过日益积累的考古现象※※,不难看出,在商周之际,为了掠夺南方的铜矿、食盐和作为流通货币出产在南中国海的宝贝,中原的奴隶主王朝对长江南及闽粤进行扩张。经济的开发、财富的掠夺,同时也带来文化的交流。有一支中原文化以江西清江吴城为基地,溯赣江而上,经闽南而影响漳潮。这支商文化的南浙,一方面既融合了本地的土著文化,另一方面也接受土著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异,也许那些渗杂中原语音的闽南方言已开始滥觞。这样,便产生了粤东和闽南境内不同于诸越文化的浮滨文化。在《周礼·职方氏》中隐约提到的西周或更早些时候存在于东南沿海的"七闽",正是这种中原人在殖民过程中获得的知识。浮滨文化在铜器、陶器、石器以及埋葬习俗上与商周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凹石、印纹陶、条纹褐釉灰硬陶系、有段铜锛等方面则反映出浮滨人所具有的土著特征。华夏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底一次融合的时间,由此而被大大的提前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粤东这片土地上第一次闪耀出中原商周文化光彩的"浮滨文化",应该是"潮汕文化"积淀的底层及其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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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贬潮九尉  


    明代中叶,潮州出现了世所罕见的※※事象:九尉贬潮。所谓九尉贬潮,即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起,至二十三年(1595)止,有九位朝廷官员贬到潮州各县当典史(知县属下尉官)这九人是:孙如法于万历十四年尉潮阳,杨文焕于万历十九年尉海阳,高攀龙于万历二十二年尉揭阳,刘宏宝于万历二十三年尉惠来以及此期间陈泰来尉饶平,林材尉程乡,周宏  尉澄海,沈昌期尉太埔,周元蹿尉平远等。除普宁因新置,县冶首设潮阳贵屿外,九尉贬潮,十载之内,无邑无之,这在中国古代史中是罕见的。这些朝廷官员贬至潮州,大都是因敢于直言进谏或秉公行事。他们虽受贬谪,仍坚持正道,造福于民。以下列举数位:
孙如法(1559—1615),字世行,号俟居。浙江余姚人。进士。万历十四年二月以刑部主事言国本,因谏阻郑贵妃进封,被贬为潮阳县典史添注,即闲置之职。孙如法携眷属抵任后,不以位卑闲职为耻,大兴职外义举:游学讲艺,如与致仕家居的名儒林大春同育英才;奖掖后进,赞助贫寒秀土完成学业,给赴考士子资
助路费;秀才吴仕训祖母去世,家贫乏资,孙氏捐出所积俸银一百多两,让其安葬家人;林大春病故,孙氏为他汇集遗稿、捐金助梓,使这位潮州先贤的著述能传之后代。周宏榆,字元孚。湖北麻城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官至尚宝丞。虽屡因鲠直敢谏遭贬,然终不改其凛然正气。他因向朝廷推举有将才的官员嶂承恩,孰料次年嶂承恩等谋反,周遂被贬澄海。后以病辞归,卒子家。周留给潮州有多首诗作。《抵潮阳县》反映了当年潮州“民物喜康边浸息”的太平景象;《雨中谒陆丞相祠》自况离骚(B-漂泊江南)的屈原,也感慨忠臣身后冷
落。他为古瀛诗苑留了奇葩。
    高攀龙(1562—1626),这是“贬潮九尉”中惟一被收入《辞海·中国古
代史》者。高是明代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进士。后与颐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时称“高顾”,为东林党首领之一。万历二十二年以行人言事谪任。居潮时勇于惩恶扬善,如调遣捕役,擒拿惩治“县令束手”的讼棍恶健 ,《潮州府志》言他“尝集程朱诸子要语以示学者”。他还在潮汕留下了光辉的诗篇。高氏办公讲学的典史衙门(今称“部主衙”)。邑人将其周围命名为攀龙坊,以纪念其尉揭功绩。邑人还在孔庙名宦祠内祀其神位,尊为贤宦。清代任揭阳教谕的李星辉,还在《揭阳县志》中以“韩公去后高忠宪(高氏谥号),偏记前贤谪宦留”诗句赞之。
    九尉贬潮,反映朝廷腐败,忠于国家者遭降官贬谪。然而他们来到潮州后却做了不少好事,推动了潮州经济、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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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碧※※青史丰碑启后人  


  由原※※※※副主席刘华清书写的“汾水战役烈士纪念碑”已于1999年11月16日在揭阳汾水村建成。今年清明节,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林兴胜、原揭阳市委※※陈燕发和闽粤赣边纵队第二※※部分老战士冒着纷纷细雨,来到碑前向为建立※※※而长眠在这里的英烈致深切的悼念。

  1927年9月23日,※※※※※、叶挺、贺龙率领的南昌起义军
进入潮汕,26日到揭阳,28日至30日,在玉湖浮山村至汾水村纵深10里地带,同多于起义军三倍兵力的※※※薛岳、王浚和陈济棠等部激战三昼夜。起义军在贺龙、叶挺的指挥下,浴血奋战,连续攻克六座山头歼敌三千多人。但起义军的廖快虎等二千多将士也在此役中壮烈牺牲,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陈一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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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孙默斋不是“三女贵”》读后  


    陈建民先生,根据采访调查所得和康熙时潮安西林孙乡所编的族谱,证明了桑浦山“眠龙”的孙默斋墓,并非俗称“三女贵”的穴地。匡正了世俗的传说与一些地方史志记载的失实,可谓信而有证。可是因此也引发出另一个问题,即所谓“三女贵”的故事。
    陈先生引《孙氏族谱》说:“仲日兄公长子廷璋,号潛德。有同胞孙女三人,一配兵部翁,一配状元林,一配柯俱夭,淑女”。接着陈先生说:“其族谱记淑女,是订婚约后,柯俱天早亡。后虽配陈一松,按封建礼教,就写配柯,不写配陈了。”这段话不知是《孙氏族谱》的说明,还是陈先生自己的解释?按孙氏这种情况,俗谓之“退头婚”另嫁了并不是违背封建礼教。我们读潮汕地区不少“节妇”列传,未婚夫去世,作父母的不少劝女儿另嫁。可见未婚夫死了别嫁,为礼俗可容许,至于女儿一定要到夫家守节,这是她的自愿。不过这个许配柯俱夭的孙氏女,是否另配陈一松,却有可疑;据潮安《鳌头乡陈氏族谱》所载陈一松的妻儿情况:“一、娶夫人庄慈吴氏,下莆华富人。勅封安人,累诰封淑人。与陈一松合葬。生长男光儒(凤何),长女淑琼,嫁与翁万达的儿子思佐;二、姚氏,生次男光佃(凤阁);三、蒋氏生三男光仲(凤仪);四、侧室王氏生次女淑瑶;京妾某氏生三女淑玖。就是没有一个孙氏。或者说孙氏没有生男育女,但就当时的门第地位,孙氏应不属妾侍之列,理该给她一个地位,记上“孙氏无出”一笔,可是只字不提,于是陈一松是否曾娶孙氏,确是使人疑惑。潮安西林孙氏,鳌头陈氏,都是县中望族,人才众多,我们认为很有条件,弄清楚这个问题一一三女贵是否事实,为世上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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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三世尚书”林熙春  


    在潮安县庵埠镇宝陇村,有一座称为“教忠堂”的大祠堂,祠堂内有明朝天启元年《诰封敕文》、天启四年皇帝口授而书的“教忠堂”三个大字,复原之南明兵部尚书郭之奇所撰《林尚书熙春略传》大匾也悬挂在这里。这里的一切,记录着明代潮人英杰林熙春的传奇故事。

    林熙春,字志和,号仰晋,海阳县龙溪都人(今潮安县庵埠镇宝陇村),生于嘉靖三十年七月(1550)。明万历十年(1582)中举人,翌年登进士,初授湖广行省巴陵县(今湖南岳阳)知县,后调宗师,任户部给事中,礼科、兵科、工科都给事。林熙春作为可以直接向皇帝进言的给事,在任期间向皇帝提出了不少积极建议。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冬,兵部考选军政,帝喜怒无常,一时斥逐谏官34人,朝中大臣保奏无效,谏官不敢上疏。林熙春闻悉,毅然上《伸救言官疏》,慷慨陈言,请求公正对待谏官,一时激怒神宗皇帝,被贬后隐居庵埠宝陇村。

    神宗去世,光宗即位。泰昌元年(1620),年已68岁的林熙春重新被启用为南京仪制郎中,后又升任光禄寺少卿、太仆寺少卿、右通政、太仆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等,天启元年(1621),河北玉田县兵变,林熙春临危不惧,率众驾车平叛,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天启四年(1624),林熙春年事已高,连上6封疏书乞休,提升户部左侍郎后,朝廷予以告归。

    回到庵埠宝陇村定居后,林熙春仍然关心家乡的利弊兴革,多次向地方官员提出建议,并出力囊助。在潮州府,争监税,减里役,倡建凤凰台、三元塔,修玉简峰,筑炮台于海口,浚三利溪,修龙头、东集等桥,倡修文庙、乡贤祠,捐赎佛寺田百亩作为秀才“科试”费用。凡属应兴革的地方公益事业,他总是不遗余力地促其实现。如江东三元塔的倡建,传说由于该处河段地势险恶,江水湍急,不少过往船只航行至此屡遭翻沉,林熙春力倡在江东鲤鱼山上建塔以作引航,三元塔(也称急水塔)建成后,船只过往平安无事。

    在庵埠宝陇村,保留着由林熙春之父与林熙春先后建造的林氏祠堂。当年朝廷特赐“三世尚书”,如今该匾仍悬挂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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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纶褒双节”牌坊  


    在汕头市潮阳区棉城岭东宫西南侧,有一座造型别致的牌坊———“纶褒双节”。要知道它的来历,还得从郑肇奎其人说起。

    郑肇奎,字光星,号壁斋,潮阳平和(今潮阳区文光街道平东居委)人,清翰林学士。关于他的趣闻轶事,民间流传甚多,在此只讲其中一则。

    郑肇奎童年时父母双亡,兄长郑肇基、郑肇堂也不幸染病离开了人世。他一连失去四位亲人,家陷困境。幸得陈、姚二嫂温存贤慧,日耕夜织,勤俭持家,才使郑肇奎得以读书。陈、姚二嫂在生活上给予小叔无微不至的关怀。她们节衣缩食,常常伴以残羹稀饭度日,而送到书房给小叔吃的都是干饭鲜菜。

    小肇奎眼见嫂嫂有些消瘦,十分关切地说:“嫂嫂,你们不能为我而饿坏身体,我们可要吃同样的饭菜呀。”

    “细叔,俺吃的都是一样的饭菜,请放心就是。”小肇奎相信了嫂嫂的话,潜心攻读。

    有一次,嫂嫂因事没能及时给他送饭,他只好回家随便提一盒饭回书房。他揭开饭盒,拿起汤匙打起饭来,谁知饭盒底却发出“口国口国口国”的响声,小肇奎觉得奇怪,忙掀开饭一看,原来里面倒放了一碗儿。

    他顾不得吃,返回家里,等嫂嫂回来,便问道:“嫂嫂,我可以请教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嫂嫂说,“细叔,什么问题呢?”

    “这饭盒底倒放了一个碗儿,上面仅有那么一点点干饭,怎能吃得饭呢?”

    “细叔,这盒饭本是嫂嫂吃的,恰巧刚才嫂嫂不在家,让细叔提错了。”

    “嫂嫂此话是何意思呢?”

    “我们听从细叔的话,吃同样的饭菜。但恐怕你吃不饱,我们只好这样做,以此瞒过细叔,目的在于让你养好身体,读好书啊。”郑肇奎听着听着,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他从此更加发奋攻读,后来终于名登金榜,为报答二位嫂嫂教养之恩,郑肇奎于乾隆三十二年建坊在棉城岭东宫,名曰“纶褒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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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存以甘棠”颂侨贤  


    在韩江支流流经隆都的东溪北岸,于前埔村堤围上的防洪站旁,竖有两个老石碑:一称“纪念碑”, 1923年,夏立;一称“存以甘棠”碑,1928年,冬立。这两块石碑,记述了1922年“八二风灾”后,旅泰侨胞※※爱乡,捐资赈灾,修复堤围的美德善举。这是两件十分可贵的文史、侨史资料。可惜澄海和潮汕的《文物志》均未收录,现将它诉诸报端,以作补充。
    那“纪念碑”,高1.58米,宽约0.6米,原竖在前埔码头堤上,碑面朝东,碑文直书、阴刻,称:“※※十一年八二风灾,亘古未有,本堤防亦遭圯毁。幸暹罗华侨捐集巨资,举许少锋先生为代表,驻汕创办暹罗娠灾团,见各受灾之区,无不赈济衣食。查损坏之堤,亦皆抹(拨)款帮助修筑。本堤防亦蒙助银陆百元修复原状,刻经告竣,爰特竖碑鸣谢,以留纪念。”落款:“中华※※十二年岁次癸亥孟夏乡众竖。”
   “八二风灾”是※※时期,发生在潮汕的一次“亘古未有”的特大“海风潮”。是日“下午三时风初起,傍晚愈急。九时许,风力益厉,震山撼岳,拔木发屋。加以海汐骤至,暴雨倾盆,平地水深丈余,沿海低下者且数丈,乡村多被卷入海中。已而,飓风回南,庐舍倾塌者尤不可胜数。灾区奄及澄海、饶平、潮阳、揭阳、南澳、惠来、汕头等县市。”这些地方,不但“田园湮没、堤围溃没”而且“人畜漂流、船筏荡折”。全区因灾死亡者,(未计南澳)共34500余人,仅澄海就达26996人。(据《潮州志》)
    灾后,海外侨胞纷纷发起赈灾活动,潮汕各地民众甚为感动,先后竖了许多碑记,以彰他们恩德。前埔的“纪念碑”就是其中之一。在碑文中可以看到,当时旅泰侨胞对救灾善举非常热心,既“捐集巨款”,又“举许少锋先生为代表,驻汕创办暹罗赈灾团”,对灾区“无不赈济衣食,查损坏之堤,亦皆拨款,帮助修筑。”对前埔堤的修复,也“蒙助银陆百元。”这里提到的许少锋先生,是一位深受旅泰侨胞信赖,很有声望的隆都侨商。据《前埔乡志谱》记载:许少锋先生是该乡东厝社人,字锐俊,自号萍南公馆主。他是泰京“泰万昌行”行主许必济的长孙,生于1889年,少时在家乡读书,年青时到泰京接管祖业,经营“泰万昌”,事有所成,又增设批局,还出任“暹罗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对侨团组织、慈善福利等活动,都乐于参予出力。尤其对家乡的公益事业,更是关怀备至。“八二风灾”后,他受“暹罗潮汕飓风海潮赈灾会”的重托,作为代表,带赈灾款 25万泰币,来汕设置赈灾团(成员6人)具体襄理各项赈灾事宜。在已收录入澄海和潮汕《文物志》的“八二风灾”数篇碑记中,也多处有“暹罗赈灾团”的芳名。如修复南砂牛埔堤碑记,记述该团捐银四百元;修复德邻东洲堤碑记,记述该团助银一千八百元;澄海县立“八二风灾”碑记,记述该团拨来赈灾银三干元,还赠给便生医院一千元等,证实前埔堤上“纪念碑”所述史事,属实无虚。
    至于“存以甘棠”碑,它比“纪念碑”低一点,但宽度大些。其规格为1.34x0.8米,原竖于前埔新涵堤顶,碑面出向东,碑文直书、阴刻,字较小。前部分为碑序,称:“此堤因年久基颓,外璃忽然倾圯,将及龙骨,危险万分。幸蒙本都旅暹侨商捐集巨款,仍行修筑,恢复原状。从此堤基永固,皆出诸善长之赐也。兹将捐款芳名附勒于下,藉志鸿爪而彰善行,是为序。”在芳名中,首位陈黉利,捐五百铢;第二位陈乾利,捐五百铢;第三位泰万昌,捐三百铢;……等等,合共32名。“外又蒙林蓉昌宝号赞助大银肆百元,连暹之捐款,已达肆干之多。除修整此堤外,所余之款,查得沟乡之堤已是危险之象,是同一修葺完竣,并录。”落款“中华※※十匕年戊辰盂冬吉旦竖”。
    这块碑记,意蕴深邃。碑文所说“藉志鸿爪而彰善行”的“鸿爪”一词,是源自成语“雪泥鸿爪”。意喻往事遗留的痕迹。它出自苏东坡《和子由渑池怀旧诗》其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飞鸿那复计东西!”碑记作者很有文墨,他引用此典,意在表述对侨胞行善,竖碑留迹,有如“雪泥鸿爪”彰其善行。而碑名“存以甘棠”则是对侨胞的善举作了更高的评价。在古时启蒙读物《干字文》(梁·周兴嗣著)中就有这句话。《干字文》每4字一句,全文250句。其中第79句就说“存以甘棠”。接下一句说“去而益咏”。据考证,这两句话原是赞颂周朝召公施行惠政的。周武王灭纣后,他被封于北燕。《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召公之冶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甘棠》诗收在《诗经·召南》中,其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碑记作者把乡亲为侨胞善举竖碑留迹,视如古时先民为感召公惠政而存留甘棠一样,指明这是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弘扬祖国灿烂文化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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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金钗》溯源探温州  


    《刘希必金钗记》是潮安县1975年12月出土的明朝宣德年间戏文,是全国最古老的戏曲手抄演出本,属于南戏的剧目早已考定。这个戏文的渊源尚可探索,对此,潮汕※※文化中心派人前往温州考察,笔者在参与考察的过程中,也获知一些见闻和辩解。

    明朝祝允明的《猥谈》记述:“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既然南戏早称温州杂剧,那么作为南戏写本的《金钗记》(元本称《刘文龙》)最早出于温州,也有一些痕迹可辨。《金钗记》戏文,演的是刘文龙(字希必)往京赴考,得中榜首,奉命使番,18载不回还。传文龙已死,公婆迫文龙之妻肖氏改嫁,由吉公作媒,许与里人宋忠;肖氏不从,最后拟于洗马桥投河自尽,适文龙荣归,在桥头相会,回家团圆,宋忠吉公都畏罪投水而死。

    这个故事,在温州有没有迹象呢!笔者接触了当地一些学者和戏曲专家,言谈之中,获得一些颇有价值的信息。

    最重要的是“洗马桥”,这是刘希必与肖氏留钗诀别的地方,也是18年后相认团圆的处所,是全剧的焦点。温州学者们都指出当地古代有洗马桥,地点就在现在温州市内的大同巷。据《永嘉(今温州)县志》卷三记载,这条桥是在温州“府治东,旧志宋洗马桥,陈龟年建”。温州宋代已经有这一建筑物,是往来商官人士清洗坐骑车旅的地方,是远行者相送话别的要站,为《金钗记》戏中最重要的活动地点。这处桥梁,直至近代仍然存在,当代才在市政建设中拆除辟成马路。

    其二是宋忠亭,忠恭同音,也称宋恭亭,地点在温州市区瓯江的一处码头,是宋忠营商的必经之地。当地传说,宋忠住温州麻行,是木材商人,宋朝时收购山区竹木,扎成排筏,沿瓯江运销各商埠市集,颇有资财,但长年流泛江河,不惑之年,未有家室,与人设计拟谋娶肖氏不成,愤惧而在瓯江永清门投江自杀。因商贾交通关系,故在此地修起了宋忠亭,留迹至今,才在成建中被毁废了。这也是与《金钗记》主要人物之一可以联系得上的掌故。

    其三,《金钗记》中刘希必赴京赶考,有一仆人相随,而后为他送信回乡,被盗贼杀害。在温州传说此义仆名永宁,是刘文龙义仆,宋忠阴谋强娶肖氏,消灭刘文龙信息,也把永宁迫死。由于温州在宋代曾是永宁军(州级建制),在温州城中建有永宁巷和永宁王庙,一些曲艺节目中也把义仆永宁附会进去,成为与刘文龙《金钗记》间接有关遗址。

    其四是,温州传说《刘文龙》(《金钗记》)主角肖氏居住的地方是温州城的内厢巷,也是刘文龙居家的地方。

    这些《金钗记》有关的地点和人物,一直在温州流传,是因为当地许多曲艺节目长期以来都在演唱,成为人们熟识的掌故。温州曲艺节目中,如乱弹、鼓词、道情、花鼓等,向来都有与《金钗记》相同或近似的故事和情节,浙江的小剧种和剧甚至有《洗马桥头摆生祭》一剧,演的便是刘文龙的故事,这都是《刘希必金钗记》的翻本可能产生自温州的反映,也是这一戏文的一些原始线索。

    温州作为南戏的故乡,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早就指明:“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温州)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既然温州宋代已能写出这些南戏剧本,考察温州可以作为资料硬件的迹象,显示当时的文人也完全有条件写出《刘文龙》来,何况,当时温州还有从事写作的组织“九山书会”。钱南阳在《戏文概论》中说:“九山,永嘉地名,书会盖既以所在地为名。”为了觅迹寻踪,我们还争取勘踏“九山书会”的遗址,到了九山,只见修林亭阁,未见书会故迹,却见《九山公园》碑刻,也是故址的示意吧。《刘希必金钗记》的最早名目见于《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为《刘文龙菱花镜》,是否出于温州呢?温州之行觅得一些较有分量的线索,也是一把再考《金钗记》线索的新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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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王源修建湘桥除怪石  


    王源字启泽号苇庵,福建龙岩人,明永乐二年(1404)进士,明宣德十年(1435)出任潮州知府,在任9年,是历代潮州州官中建树较多、任期较长的一位清官良吏。

    王源在潮任职期间的最大业绩是扩充、完善湘子桥的建设,并顺应民心除掉西湖山上的两块大怪石等。

    湘子桥自南宋乾道六年(1170)由州官曾汪倡建,历经56年至宝庆二年(1226)基本建成,之后现经历代相继增建,但还不甚完整,约二百年后王源治潮时才作较大规模的扩建。在他任期内增建了5个桥墩;并在江心27丈3尺长的急流处用18条梭式形的木船连结起来,排解了潮民长期搭渡船过江的麻烦,形成了“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格局。当年,王源筹集到的建桥资金大有盈余,他便在24个桥墩(洲)上筑了24座风格不同、可供商家营业和人民游乐的桥楼,被人称为“廿四楼台廿四阁”;同时还在桥两边架设了126间亭屋让人经商,使湘子桥变成一条市街,以致留下了外人“到了湘桥问湘桥”的美谈(因外人到了湘子桥见到的是一条市街)。这是当时潮州农业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之一。王源的这些创举深得潮民称颂。

    王源备受潮民爱戴的事还在于他为寻找建桥石料而“除怪石”的行动上。这事在清光绪年间出版的《海阳县志》有这样的记载:“西湖有怪石二,一大十数围,高数丈;一仅及一半,几屹立湖滨。形状酷似蟾蜍,俗因名蟾蜍石,时常作怪。王源奉敕守潮,命百夫扑石,琢为广济桥(即湘子桥)用,怪遂息。源乃为记而勒诸石。”它记载到当时怪石作怪,使潮州因而常闹水灾火灾,百姓诉讼纷纭。它说到王源带领府官检教谨孚、典吏王礼驿丞秦祖等及民夫共100人上西湖山“扑石”。当时官民中有人害怕怪石作怪报复,迟迟不敢动手,王源就盟誓着:“昔韩愈能驱除鳄鱼,我王源岂不敢除却怪石?若是惹来灾祸,概由本官担戴!”说后就带头“扑石”.这一来,官勇民夫就纷纷动手了。不久,怪石便被辟开,就近搬运去建湘子桥.官民人等无不对此弹冠相庆、额手称颂!据记载说是潮州从此就“恶根除,美风回”。其实,这“美风回”还不是王源励精图治的结果?他只不过是“以贤治愚”罢了。他的“贤”还表现在他除怪石前后一段时间,带领人民全面修筑潮州城四厢的堤防,有效地抵抗了水灾等。

    《海阳县志》等还记载着王源“记而勒诸石”的内容,计有“潮州知府王源除怪石”等大字摩崖石刻,和他撰刻的《王源除怪石》诗一首:

    骈立西山为患久,俄然扑碎不终朝,一双石笋根除灭,百世妖氛气尽消。风俗顿回淳古朴,官民齐唱太平谣,从今正应三阳谶,公卿佐圣朝。正统元年七月初七王源题

    王源建造梭船为浮桥,断了豪绅们操纵撑渡诈财的财源,豪绅以王源造桥为自己树碑立传,挂自己肖像于亭中为藉口,向上司告发他,王源险被革职,幸潮州父老派人上京面君,澄清事实,一代好官才得以保全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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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杨梅记  


    杨梅,《本草纲目》中称其“形如水杨子而味似梅,故名”,《农政全书》称为“圣僧梅”。新石器时代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考证野生杨梅其生长史至今已有7000年。人工栽培杨梅的※※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公元前2世纪西汉司马相如所著《上林赋》中有“柚枣杨梅”的词句,汉代陆贾在《南越行记》中称“罗浮山有杨梅、山桃环绕”,证实人工栽培杨梅距今有2200多年。南宋丞相梁克家在《三山志》中描绘杨梅为“木似荔枝,叶细阴厚,实紫红,味酸甜,无皮壳”,北宋苏轼写下“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的佳句。

    杨梅原产※※,主产江南,生长于山地丘陵,树冠高大,好湿耐阴,温度要求15至30℃,以土质微酸、含有硅砾沙的红黄疏松土壤为最宜。

    杨梅花蕊短小,呈V字形,花开除夕夜,花谢初一晨;果实发育期颜色历经青—白—红—紫4色,成熟时大似乒乓球,小如柚柑,宜鲜食,也可加工成果脯;果期短———农历四月初成熟,端午节前结束。

    我省杨梅主要分布在潮汕丘陵山区,盛产于潮阳金玉镇及西胪镇等地,尤以金玉镇山内11乡因其山谷绵延环绕,无工业污染,土质富含红黄硅砾沙壤之特性而品质最优。

    杨梅经济价值较高,每当杨梅盛产之时,邻近商贩云集于此,千家万户皆采摘杨梅摆卖于市,场面尉为壮观;放眼望去,人群涌动,鲜红杨梅遍野,空气酣醉诱人,当地好客的农民俗称之为“杨梅节”,是他们收入来源之一,被美誉为“绿色企业,红色银行”。

    杨梅系一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保健食品”。《本草纲目》中称杨梅“可止渴,和五脏,涤肠胃,除恶气”。据测定,每千克杨梅含组氨酸0.3克,苏氨酸0.28克,谷氨酸0.13克,蛋白质3.1克,维生素C1.28克,铁0.006克。果核含有维生素B17,这是一种抗癌物质。杨梅还能治疗下列疾患:

    1、低热烦渴。鲜食杨梅8至10个,早晚各1次;

    2、下痢不止。白酒浸杨梅,每次食3个,日服2次;

    3、中暑不适。酒浸杨梅,饮其酒适量;

    4、皮肤湿痒。取杨梅树皮煎汤擦洗;

    5、牙龈出血。鲜食杨梅5至8个,日服2次;

    6、排尿不畅。新鲜杨梅10至20个,捣烂,加冷开水1杯,拌匀服用,每日3次。

    杨梅在潮汕还流传着一曲凄怨美丽的传说。据说,古时有姑嫂二人相依为命,小姑心灵手巧,善绣百花,唯因杨梅花开之期极短而尚未学会。一年,小姑在除夕夜执意上山观察杨梅花开形状,不幸却被老虎所害。其嫂次日上山寻找,遍山呼喊姑姑,见有血迹,方知姑姑已为老虎残害,随断断续续惨呼“姑—虎、姑—虎”,终化为青鸟。潮汕民间故事《姑嫂鸟》由此而生。至今,当杨梅出产时,必有“姑嫂鸟”飞至杨梅山上,哀叫“姑虎、姑虎……”,令人闻之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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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毋忘饿劫年 锻造民族魂  


    毋忘饿劫年锻造民族魂

    1943年(农历癸未年),对潮汕人民来说,是一个梦魇般的恐怖年头:“……是年春亢旱,米贵,大饥饿;夏,大旱,饥荒,自去年冬至今不雨将5月,饥民抢食……”

    在新编的《汕头市志》里只有这几个冰冷的文字。在这行文字背后,那是一幅惨厉的乱世殍民图。

    《潮阳县志》记载:“据※※34年调查,本县在日军侵占期间的癸未年,饿死病亡13.44万人,遭敌祸致死者9.87万人。”

    这就是距今60年整,人们谈之色变的“饿劫年”!

    达濠万人墓就是一处让人痛楚的部位。

    达濠万人墓位于濠江区※※东一公里处,一个平缓的小山坡,林木合抱的一片静寂之所,这里埋葬着一万多位在“饿劫年”无辜死难的濠人。墓碑上不是刻着姓氏人名,而是刻上“×月×日××位。”

    “饿劫年”———因饥饿而酿成大浩劫。从表面上看祸患始于天灾———连续4个多月的大旱,田园颗粒无收,其实深层的※※成因乃是起于人祸———是日本侵略军在达濠长达6年的蹂躏和掠夺所造成的惨烈后果。可以说,1939年日寇的铁蹄踏上濠岛的那一刻,早为“饿劫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1939年农历五月初五日凌晨,日本※※※※※的炮舰在东湖近海对达濠岛进行一番轰炸后,一队约300人的兽兵从莲澳(今海滨游泳场)登陆。强迫乡民林亚国和李亚亭带路,并将他俩杀害。当天中午占领了达濠古城。尔后,日寇以达濠为跳板,全面侵占了汕头市以及潮汕地区。兽兵在侵占期间,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有位老人回忆,他亲眼见到一孕妇被日本兵用刺刀挑开了肚皮,血流满地,当场死亡;另一位老人看到一个盲童被兽兵砍去手臂,在地上打滚。

    1943年,潮汕春旱,颗粒无收。田野里惊现无数死蛙残骸。从三月起,乡人开始上山挖野菜、草根充饥,马粪中残留的谷粒都成争抢的对象,东湖海面漂来一只死象,肉已腐烂,饥民抢食,结果几十人中毒身亡;东湖一农妇饿昏了脑竟杀死亲生女儿烹食……

    从五月初开始,因严重饥饿而全身水肿的乡人开始大面积死亡,大街小巷到处都充斥着无人收埋的尸体。

    然而,就在此旱灾肆虐之时,日寇和汪伪政权竟加紧对达濠的奴役和控制。濠人出海遭禁,违禁出海捕捞的渔人被日寇用锁链串起,沉入海底;海外汇入的侨批悉被日伪没收;青壮劳力被强迫到下尾修筑工事,稍有不从而被活埋者300多人;强迫一批400人的青年远赴越南当苦力,到1947年仅剩120人返回……

    达濠,这个开埠早于汕头市区的千年古镇,喧闹的街市骤然萧条,死的死,逃的逃,人口锐减,癸未年底人口仅为年头的三分之一!

    ※※的灾难让赤港山仔后那片山坡成为一处永远的凭吊之所。

    面对岛上日过百具无法收埋的尸体横陈在道边或各处破屋,崇德善堂等民间慈善机构派出义工,四处寻找尸体,抬到赤港山仔后,每天一穴,草草收埋。从农历五月初四至十一月十四日共营160多穴,总计埋尸近万具。据不完全统计,达濠岛上当年死难者为1.6万多人,占总人口三分之一。

    日寇投降后,1946年7月,崇德善堂又倡义举向海外募捐,筹资修葺墓地,按穴立碑,仍记月日和位数,另于西侧筑一总墓,名曰“万人冢墓”,并勒铭概述当年惨状。碑文为:

    嗟吾濠民,生兹乱世,战祸所被,饿馑流逮,逝者露赀,存者陨涕,薄木难求,轻棺莫市,乃营巨穴,痊骨山阿,遗骸弗辨,徒唤奈何,荒郊寂寂,翠岫峨峨,万载千龄,哀此坎坷。

    解放后,在人民※※的重视下,墓园又经过几次修缮,最大规模的一次是1981年,海外乡亲、社会各界筹资扩建墓园,全面修整,并于园中竖一纪念碑,碑文曰:

    累累之冢,乃癸未受难同胞痊骨之所,时日寇南侵,濠岛沦陷,锁港封船,交通梗阻,又逢苦旱,田园失收,米珠薪桂,民无以生,饿殍遍地,收埋日以百计,窀穸未能分营,统埋巨穴,无辜濠民,罹此浩劫,生悲死恨,哀思绵绵……俾后人之凭吊,世代之毋忘,是记。

    达濠万人冢自建成以来,已成为乡人和海外乡亲瞻仰凭吊,寄托哀思的纪念地。1995年,汕头市人民※※把万人墓确定为市级※※主义教育基地,同时,有关部门还制作了录相资料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日寇在我中华犯下的滔天罪行。

    今年3月,新成立的濠江区委领导来到了这里,他们心中有一个计划:重新规划和修建万人墓,把它建设成省级※※主义教育基地,并着手编印《1943:饿劫年实录——幸存者口述》。

    癸未死难同胞,安息吧!中图为达濠纪念碑;下图为万人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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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唔对凯伯个数路——关于凯伯的故事  


    唔对凯伯个数路

    潮汕人民碰到别人算数或办事出错时,常用“唔对凯伯个数路”来责备对方。这个典故是从一则民间传说提炼出来的。由于传说流传的时间长,地域广,故事情节便有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凯伯是澄海人,其子在东南亚打工。有一天,凯伯收到儿子寄来的番批,是一张无字信和98元。凯伯对送批的人说:“数路唔对。”来人反问“怎么个不对法?”凯伯说:“信中画有4只狗(谐音‘九’)、8只鳖(音与‘八’接近),四九三十六,八八六十四,相加是一百,你少交了二个元。”送批人料不到凯伯会计算得这样准确,顿时面红耳赤,无法抵赖,只得如实相告,并补足一百元给凯伯。

    版本之二:铙平人凯伯在“番畔”托人带了一封无字批和100元给唐山家中的老妻。送批人只交了50元给凯姆。凯姆说:“50元么唔对阿凯伯个数路!”来人还想抵赖。凯姆指着信中所画的4只狗和8只鳖告以四九三十六和八八六十四的“数路”,据此讨回了被隐瞒的另一半批银。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凯伯其人其事一度见于潮州《大光报》小说连载的专栏。1932年小说出单行本,书名《长光里》。书中凯伯摇身一变成为潮州城长光里的居民,是“一邑知名的优秀分子”。他身兼数职:里民大会常会成员、里公所事务干事、长光里※※※浸信会礼释堂会计;职称“经济大家”。他是里长腰龟叔公的理财帮凶,用“三叉笔”(笔端开叉的毛笔)记账、公布账目。每逢“里库支绌”,所里便宣称“无以对凯伯的数路”。里公所借“举行游艺大会”向民众敛财,收入“的确不错”,凯伯便“欢头喜笑”。“游艺结束,大有微利可图”,就说“凯伯数路”是对的。凯伯损人利己,“醉心点霸王电”,“电灯一定点免钱”。“他自命殷实”,存巨款于“地府银行”,“派他的舅爷专管,月薪二十铜片”。他是会议迷,偶尔迟到了,却强词夺理说:“照炉底炭店的‘中国(音小)时钟’看来”,他和炭店主应该算是“依时出席的”。凯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出任长光里佛堂主持“翘嘴陆”涅圆寂仪式“司号房”要职期间,与同事“经气人”发生冲突,“二人相打相挽毛”。不久,长光里突发瘟疫,来势汹汹,大批死人。里中长期挂钩的“南医”、“北医”两位医生,在疫情初发阶段便率先去阴曹地府,为阎罗王后医治产后风。在里中名人病亡清单中,凯伯名列第五。这个名次,不知是按死亡的先后来排,还是按他在里中官位的高低来排?书中没说,笔者也不便妄加猜测。

    1999年3月9日,郭马风先生在《汕头日报·潮风》发表了一篇关于《长光里》的书评。他认为:“全书人物个个是被讽刺和自我讽刺者”,人们“不必花太多力气”去考证书中人物“是否实有其人”。如果郭先生这个意见能为大家所接受,我想,“哪一个凯伯的故事更真实些?”也就不成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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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父子进士石牌坊  


    广东大埔县素有“文化之乡”的称誉,它在明代隶属潮州府,县治设茶阳。其时,大埔儒学盛行,人文蔚起,士子读书,科榜争进,连年捷报。至今仍保存名闻遐迩的※※文物———丝纶世美父子进士石牌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该牌坊位于茶阳镇大埔中学校门口。建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为纪念当时父子进士———任江西按察副使饶相和任中书舍人的饶与龄所建。整个牌坊结构严谨精致,造型美观大方,雕刻工艺精湛,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是石料建筑、石雕艺术的精品。

    该牌坊为花岗岩质地建造,石预制石凿件迭架而成。牌坊高12.5米,宽4.65米,共为三层檐顶。底有四条横石条作基座,座上立四条5.3米高的正柱,八条附柱并列成四排,支撑石梁、石匾、顶盖,形成了中间大门、两侧对称小门的布局。坊顶端的亭盖是正檐高翘的仿木古雕凿件,有斗拱、亭盖,宛如楼阁。亭盖下有雕刻“双龙腾云”匾,双面阴刻“恩荣”两字。两旁镶嵌有人物石雕匾6块。中间有一横匾,正反面阴刻“父子进士”、“丝纶世美”。最底层的一条石梁刻有浮雕,正面“双龙戏珠”背面“双龙衔花”,两端均装饰双龙图案。两侧小门顶端的石梁镌刻有浮雕,右侧“双狮滚球”,左侧“花鸟动物”。右梁顶端均镶有一块麒麟石雕匾,精美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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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床脚婆”与“花公花婆”  


    “七夕”佳节作为传统节日,广东一带无论是待字闺中的少女或是持家有道的主妇,都免不了要在这一天准备香火银烛祭神。唯潮汕地区偏偏独树一帜,在这一天拜祭的不是织女,却是床神。

    ※※上,床神并非潮汕地区所独有,在《中华全国风俗志·广东·广州岁时记》中,就有广州地区拜祭“床前之神”的记载。但对该神的崇拜,现在却只盛行于潮汕地区。民间所流传的关于床神的传说有两种。据《潮汕诸神崇拜》一书载:

    在潮阳、揭阳等地,民间称床神为“床脚婆”,又称“阿婆”。当地传说这阿婆是宋代一位潮汕妇女,善于看护和教育幼儿,深受群众爱戴。史载,宋仁守出世不久时啼哭不止,危在旦夕,御医毫无办法,只好请阿婆进宫护理,果然见效。一日她正在开怀喂奶,皇帝忽然驾到,回避不及,只好躲入床下,憋闷而死。皇帝知道后大为感动,遂封其为儿童的保护神。以后,凡是有小孩的人家都要供奉阿婆,直到孩子十五岁时“出花园”为止。

    而在潮汕的澄海、惠来、潮阳的城前、溪头等地,又流传着床神的另一种说法:即床神是花公花婆二人,民间称之为“公婆母”。

    关于此神的来源,澄海民间传说是:丈夫常年在外经商,妻子与人通奸,丈夫撞见后,将二人杀死,埋在了眠床地下。哪知丈夫续娶后生的孩子皆不能活。丈夫认为是死者阴魂作祟,只好在七月初七为死者设立牌位祭奠,从此小孩平安长大。

    床神的两个传说,具地方典型性,从中反映出潮地两种不同的神祗崇拜心理。“床脚婆”传说的产生是出于一种崇敬的心理。“花公花婆”传说的产生,则是出于一种畏惧心理。无论是“床脚婆”还是“花公花婆”,在潮人看来都是庇护幼儿成长的神,契合潮人重子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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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脚踏湘桥问湘桥  


    潮州市的广济桥别名湘桥,或称湘子桥,它位于潮州城东门外,横跨韩江,全长517米。1958年以前,它是一座集拱桥、梁桥、浮桥于一身的启闭式石桥,与赵州桥、洛阳桥和芦沟桥并称中国四大古桥。民谣云:“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二只钅生牛一只溜。”

    广济桥最初叫康济桥,是一座由江心单个石墩和两侧共86艘木船组成的浮桥。浮桥从南宋乾道七年(1171)7月11日动工至10月9日落成,仅用了90天。此后57年间,经过十任州官和广大民众的不懈努力续建,桥墩增至21个,以巨木和巨石架于其上,东侧名济川桥,西侧名丁公桥,中间以浮桥相连接。明宣德十年(1435),大桥经过全面大修,石墩增至23个,统称广济桥。原丁公桥和济川桥的亭台楼阁,经过改建、增建,成为廿四楼台。正德八年(1513),广济东桥增建了1座桥墩,至此才有“十八梭船廿四洲”。明代李龄《广济桥赋》对“廿四楼台”的华丽这样描述:“五丈一楼,十丈一阁;雕榜金桷,曲栏斜槛;鳞瓦参差,檐牙高啄。”当时,每座楼台都有一个高雅动听的名字,刻在匾额上,如:南洲奇观、凌宵楼、凤麟洲、挹翠宫、仰韩台等。对联有:“茶有滋味原无味;亭不画梅却有梅”、“愿人常做好事;愿天常生好人”等等。楼台中,供奉着宁波神、十八罗汉、韩湘子、鲁班等的塑像,临水处立有“洪水到此”的石碑。一座交通要津,竞成了美仑美奂的文化长廊、赏心悦目的登览胜地。杨万里《登南洲奇观》诗赞叹道:“看着南洲奇观了,人间山水不须看!”可惜这些美景早已不复存在。西桥那只孤独的铁牛,1939年春天,被日冠炸断一只角,幸存的身躯在※※动乱期间又被当作“四旧”毁灭了。目前安置在桥面的铁牛,一看便知不是原物。

    湘桥曾经是一条十分繁荣的商业街,有过“一里长桥一里市”的美誉。清同治七年(1868),英人约翰·汤姆森为广济桥拍摄了一张全景照片,录下了“一个桥洲一画亭”的美景,并在说明中指出:“潮州韩江桥(广济桥—引者注)也许是中国一座最值得一提的桥梁。它和伦敦老桥一样,它们都为城市提供了一个可供居民做生意的地方。”清末民初,桥市仍是广济桥的一大特色,金武祥在《粟香二笔》中说:“广东俗语云:‘到广不到潮,枉向广东走一遭;到潮不到桥,枉向潮州走一遭……湘子桥在东门外,桥宽而长,两旁店铺比栉。”丘逢甲《广济桥》诗中有句:“五州鱼菜行官帖,两岸莺花集妓蓬。”五州指潮州、嘉应州;福建的汀州;江西的赣州、宁州。可见明清以来,广济桥已是“五州”商品的集散地。笔者上世纪40年代中期在潮州金山中学求学时,课余常与同学到江边或桥上散步。那时广济桥上两旁商户密集,东桥主要是果蔬杂粮的交易场所,西桥则摆卖着潮州传统的名特优小食,以及种类繁多的手工业产品,行人摩肩接踵,拥挤与喧闹比城内的商业街有过而无不及。那时经常有慕名前来游览湘桥的外地人,出了东门走了一阵子仍见不到大桥,只得驻步问路。而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湘桥就在你脚下。”这就是“脚踏湘桥问湘桥”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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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妈祖圣诞妈祖的传说  



    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妈祖圣诞。妈祖是福建、浙江、广东、台湾等沿海地区共同信奉的海神。后来、由于华侨漂洋过海,又将这种信仰习俗带到东南亚各国以至世界各地。
    最早记载妈祖事迹的古籍,现知是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其卷九“林夫人庙”条载:“兴化军(治所在今福建莆田县)境内地名海口、旧有林夫人庙,莫知何年所立,气宇不甚广大,而灵异素著。凡贾客入海,必致祷祠下,求杯珓,祈阴护,乃敢行。盖尝有大洋遇恶风而遥望百拜乞怜,见神出现于樯竿者。”那么,妈祖的身世又如何呢?元《铸鼎余闻》引《临安志》云:“神为五代时闽王统军兵马使林愿第六女,能乘席渡海,人呼龙女。宋太宗雍熙四年,升化湄洲,常衣朱良,飞翻海上,土人祀之。”妈祖的生地莆田县的县志记载:“天后姓林,世居莆之湄洲屿,五代闽王时都巡检林愿之第六女也。母王氏。宋太平兴国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妃始生……雍熙四年二十九日升化,一云景德九年十月初十日也。”在这些记载之中,不难看出妈祖原是一个凡人,姓林名默。据说妈祖在生之时,精研医理,为人治病,又性情和顺,热心助人。同时,由于生活在海边,熟悉水性,拯救海难,又能预测天气,指导航海。当时,人们称她为“神女”、“龙女”。在她逝世之后,由于民间多次传说她显圣拯救遭遇海难、海盗的商船、渔舟,故被人尊称为妈祖。
    在有关记载中,《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叙述神话成分最浓,其卷四载:“妃林姓,旧在兴化路宁海镇,即莆田县治八十里滨海湄洲地也。母陈氏,尝梦南海观音,与以优钵花,吞之,已而孕,十四月始娩身得妃,以唐天宝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诞。诞之日,异香闻里许,经旬不散。……兄弟四人业商,往来海岛间。……年及笄,誓不适人,即父母也不能强其醮。居无何,俨然端坐而逝,芳香闻数里,亦就诞之日焉。”民间传说,有一天,林默在家中痴痴呆呆地坐着,她的父母以为得了病,大声叫醒了她。林默醒过来后追悔不迭:为什么不让我保全兄弟无恙呢?父母不明白她说什么。不久,兄弟有三个人经商回家,哭着说三天前在海上遭到飓风,巨浪滔天,船沉没水中。而他们在风浪大作时见一女子牵着他们的船篷桅索而行,渡波涛如同平地。这时,父母才知道,前些日子林默形若痴呆的时候,原来是出元神而救兄弟。她的长兄没有得救,是因为父母叫醒了她。这时,父母才懊悔不已。
    曾有人对福建莆田地区的妈祖民俗作了一次全面调查,现摘录如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地域民俗活动形式的异同,从而看出地区民俗文化的交流与变异。
    (一)诞辰禁捕。湄岛渔民,每逢三月二十三日前后数日内,不敢下海捕鱼或垂钓。这个习俗系因妈祖诞辰。《妈祖显圣录》载:东海多神怪,渔舟常溺。天后曰:“此必是鬼怪为殃。”便命操舟鼓桨驰至海的中流。那时风日霁静,望见水族辏集,锦鳞彩甲,跳跃吐水沫。看见远处涛头,拥着—尊类似王子仪容的神,在天后面前鞠躬高呼,顿时水潮汹涌,舟中人怕得发抖不已。后说:“不必怕。”即传示免迎,突然水色澄清,海不扬波,才知道是龙王来朝。以后凡天后诞辰,海中水族都
集洲前庆贺。据此湄岛渔民在这几天内,不敢下海捕鱼垂钓;以示对妈祖的纪念。
    (二)半截红裤。湄岛妇女,主要是中老年妇女,常穿一条特殊的外裤,上半截为红色,下半截为黑色或蓝色。据说,妈祖生前最喜欢穿红色衣服,故湄岛妇女视为神圣而仿效。但妈祖是神明可穿全红,世人为俗人,所以只取一段红色;以此表示对妈祖的敬奉,也借此保平安。
    (三)船帆发髻。湄岛妇女特别是中老年妇女,发型都是船帆形的,即在头的中后部,梳成一个高约十多厘米、半弧型竖起的形似船帆的发髻。梳法是:先把头发分成左、中、右三部分,再把中间部分头发梳成发髻,再梳左右鬓边,然后统一固定起来梳成船帆一样的髻。,有时还在帆髻上插一根缝衣针,针上附一条红线,使发型更好看。    
    (四)杯菱问卜。莆田民间常用一对木制或竹制的、一面平坦、—一面隆起的半月型法器——杯笑,向菩萨问卜这种杯茭,相传也来自妈祖。莆人传说,有一位铸鼎工人来到湄岛铸鼎,连续三次难成。后来才发现是有个女孩站在旁边观看,工人以为不祥,要赶她走。’女孩说:“走是可以的,但我要那烧红的铁砂。”工人答应了她的要求。女孩即用双手捧起烧红的铁砂回家,安然无恙。据说这位女孩便是小时妈祖。后来妈祖即用这对冷却的铁砂——杯茭,与天界通话。后人仿效,成为民俗。
    (五).悬挂菖蒲。端午节时,莆田人必于大门上悬挂菖蒲,认为可以避邪。此民俗也与妈祖有关。《妈祖显圣录》载:有一次瘟疫盛行,莆:田县官全家病危。·吏告县官以湄屿神姑法力广大……官斋戒亲往请敬……天后念其素称仁慈,代为忏悔,取菖蒲九节……令贴病者门首,煎蒲饮之;病者立痊。
县官喜再生之赐,举家造门拜谢。自此神姑名闻全国。此后,民间认为菖蒲乃妈祖所赐,可以避邪消灾,相继仿效悬挂,渐成民俗。
    (六)香袋避邪。莆田民间,父母常为儿女到宫庙索取香袋,俗称“香火”,供子女佩挂,以保人身平安,不怕妖邪。这种香袋为布制,二寸方形,正面红色,中绣太极八卦,四角空隙处绣有“湄洲祖庙”四字,四角边缘尖端,扎杂色绒线,背面为草绿色,正中绣红花—朵,并在1/3处加一块红色盖帷,上绣“天上圣母”四字,袋内能藏符咒或香灰,于正面边缘边扎—扣眼,以便穿线佩挂。    
    (七)“九重米果”。莆人在农历九月初九日,必蒸制“九重米果”,即用米浆和料蒸制,先蒸第一层,然后再蒸第,二二层,连蒸九次,即成了“九重米果”。民间传说,蒸“九重米果”,因妈祖殁于九月初九日。
    (八)泛槎挂席。莆地渔船出海,常在桅杆上挂一帆式草席以保顺风。后因草席笨重不便,改成上插“天上圣母”布制三角旗代替,这是从古代挂席演变而来的习俗。
    (九)“尾晚元宵”。莆田元宵最早是初七晚,可是妈祖元宵节则是这个月的最后—天,即二十九晚或三十晚。为什么呢?据说元宵时民间多扎龙灯游戏,按莆俗元宵过后,龙灯必须火化让它升天以保平安。如不火化,便成“孽龙”,危害生灵。但龙乃海中之王,谁能主持这—仪式呢?民间认为妈祖是海神,统领四海龙王,所以妈祖元宵节定为本月最后一天,以便让全县的龙灯集中起来烧掉,以免留下作乱,这就是妈祖元宵节在月底习俗的由来。
    (十)装点“烛山”。莆人在妈祖元宵:节那晚,不论大宫小庙,都要装点“烛山”。所谓“烛山”,即在天后宫的宫庙广场
前,用铁或木头制成高低不等的排架,在排架一定距离的位置上,装上竹尖,以便插烛之用。这晚,信徒各献一对龙烛火烛,点燃之后,远看似一座烛山,象征妈祖海上显神光。事后,信徒自己记住燃烛的位置,待烧到一二寸时,吹灭后带回家中继续点完,以求一年内神护平安。
    (十一)龙舟挂彩。莆人在端午节常举行龙舟竞渡,它不同于全国为纪念屈原而举行的划龙船比赛,即莆田龙舟必附“天上圣母”旗,船上必附妈祖像。这是因为:龙为水中之王,而妈祖为海神,载着妈祖划龙舟,一为驱邪,二保平安,三镇龙舟,免生意外。
    (十二)奇特祭品。妈祖祭品较奇特,一般除了常用的食物外,还备有面粉制作的“水族朝圣”三十盘,其中有鱼、虾、蟹、蚌等三十六种。、船工祭妈祖
    妈祖的祭祀形式从莆田流传到潮汕,发生了不少变化。在过去,潮汕的船家每当新船下水时,总要到汕头港妈屿上的“妈祖庙”请香回来,在船中肚供置“天后圣妈祖”的香案。除初一、十五上香烧元宝外,每逢妈祖圣诞,更要隆重祭祀。平素最悭吝的船主,这一天也要以“五牲”或“三牲”祭祀妈祖,然后盛宴招待全船员工。上游来的船只临近潮州城时,要烧香祭拜妈祖,保佑平安过湘子桥。每当船只顺利通过桥孔时,则对江鸣放鞭炮,答谢妈祖。
    三、游妈祖
    每逢三月二十三日的“妈祖生”,各地的“营妈祖”活动均十分隆重(营,即游的意思)。这一天,各乡村挑选数批青年作为抬妈祖轿的“轿夫”。“轿夫”都是些健壮有力者,而且挑选多是结婚多年而未有子嗣者或刚刚结婚的男青年。“营妈祖”时,先到妈祖庙请了神像,安放在轿里之后,由马头锣鸣锣开道,接着是一抬大香炉,随后才是妈祖大轿,然后是诸路神仙,再后是扮成各种故事的人物和锦标、锦旗等。沿街沿巷的群众围观如潮,家庭中主妇必设香案于路边祭拜,而且各家各户点燃长长的鞭炮以示欢迎,等妈祖銮驾经过时,祭拜者便取三根燃着的香,插在队伍前面的炉里。围观的人,假如是结婚多年而未有子嗣、而又轮不到抬轿的,必争挤到前边去摸一摸神像或轿顶。摸得着的话,则象征今年必生贵子。游完妈祖后将神像送回庙时,要看哪一台轿的神跑得快,快者新年更吉祥如意。故此,当快接近神庙时,抬轿者总是发是狂奔。这时老弱者就是把木屐脱掉,提在手中也难以赶得上他们,故潮汕俗语云:“掼屐缀不着走庵”(用来比喻能力差,跟不上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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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肚兜与背带  


    潮剧《汉文皇后》序幕,清河郡观津县驿馆,应征入宫的窦姬临行时对弟弟窦广平说:“你这肚兜又撕破一块,姐姐来不及与你补了。”第三场,窦姬在宫中为弟制新肚兜,“新肚兜,亲手制,待何日,为弟披上表深情。”末场,广平饮鸩伏法,窦姬取肚兜盖于广平身上。
    肚兜,潮人称为“肚腰”,盖围于“肚”而系于“腰”之故。这是孩子和老人必用之物,因老幼体弱,脐眼最易受寒。从前,每当外孙出世,做外祖母的便要送新衣服、鞋帽、肚腰。肚腰有表里两层,表面用几十块三角形小布片拼接而成,五颜六色,十分好看。那班勤劳的潮汕妇女,平日剪裁衣棠,存留一些边角料。这些杂碎,主妇们总是捡起来,积在一起,闲时便拼拼接接,缝坐垫,缝肚腰,缝孩子的雪衣和被子。老百姓还认为,穿这类近乎“和尚袄”的百衲衣,便受佛祖保护,易于养大。
    老年妇女也喜欢围肚腰,既可保暖,又可藏几个私房钱。因肚腰有一个袋,过年的压岁钱便称“压肚腰”。
    潮剧《滨海风潮》,李家弟弟小壮闹分家,其妻子收拾衣包回娘家,包内藏背带一条。
    潮剧《赵少卿》,林素月用背带背孩子上公堂。潮剧《韩氏女救孤》,韩贞姬救忠良幼子逃走,用背带将他背在身后。
    母亲产下孩子,无人照看小孩,又要参加劳动和干家务,便只好用背带把孩子背在身上。背带约三米长,两尺多宽,孩子在母亲暖和的背上,便酣然入睡。夏天背孩子,母子均受罪。有些山区妇女,背孩子回娘家,走几十里山路,手中还要拿手信,持雨伞,甚是艰难。潮剧《莲花姐妹》,春嫂盘条遮头布,睡在床上。遮头布是潮汕沿海老年妇女遮阳挡风之物,它不同于北方人的“羊肚巾”,也不同于古时潮州妇女的“韩公帕”。头布近一米见方,蓝地白花仔,对折成三角形,遮在头上,颏下打结。平原地区的妇女极少用遮头布,把用遮头布的妇女叫“海山婆”。从前,不少海山妇女挑着钱螺鲑、咸蟛蜞、青啼菜(一种海山藻类,近似野生紫菜)到处叫卖,便包着遮头布。至于平原地区的老年妇女,则常戴黑色绒布包头帽或黑色帽圈。潮剧电影《刘明珠》的何妈妈,洪妙饰演杨子良和张春郎两人的乳娘,都戴帽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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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海滨邹鲁”是何意  


    不断有读者来信来电咨询:汕头市的旅游宣传语“美食之乡,海滨邹鲁”中的“邹鲁”是什么意思?
    “邹鲁”一词,是典故中之典故。宋真宗时,在朝廷做官的四川人陈尧佐被贬来潮州当通判。他在潮州的时间虽不满两年,但与潮州人民和潮州的山水结下深厚的感情。他后来回朝廷,官至相爷级,但“未尝一日忘潮”。他回京都开封后,有一潮州王姓举人上京考试,榜上有名,陈尧佐很高兴,写了《送王生及第归潮阳》的诗赠他:“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诗中的“潮阳”指潮州一带。全诗大意是:不要小看潮州这“国角”的蛮荒之地,来自此地方的举子金榜题名衣锦回乡;潮州这处地方从此将贤人辈出载入史册;潮州虽地处海滨,但与孔子的故乡(鲁国)和孟子的故乡(邹国)一样,是文明昌盛的地区。陈尧佐还有另一首诗也出现“邹鲁”一词:“潮阳山水东南奇,鱼盐城郭民熙熙。当时为撰玄圣碑。而今风俗邹鲁为。”(《送潮阳李孜主簿》)
    鲁国,春秋时孔丘的故乡;邹国,战国时孟轲的故乡。陈尧佐以两位圣人故国的简称合成一词,作为“文明”的代词。潮汕文化人喜欢以“海滨邹鲁”作为潮汕地区的代称。
    有人问:孔子生于前,并是“至圣”,孟子是“亚圣”,为什么不称“鲁邹”?
    这其中有一大原因是格律诗的遣词造句受平仄的限制。以“邹鲁”,这个音步算仄声,用在这两诗中所处位置,合律;若以“鲁邹”,这个音步算平声,用在这两诗中所处的位置,失律。
    有没有其他原因?这就得请教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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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宋代创建的波美村  


    汕头市潮阳区西胪镇波美村,自宋建炎三年(1129)置寨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如今,村里仍延续着许多古风古韵。
    来到波美村,映入眼帘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沿公路边的新村,新楼林立,市场繁荣,车辆穿梭,行人如鲫;对面老村,清一色明清古民居,小巷悠悠,小桥流水,悠扬悦耳的古乐之声,使人似进入了世外桃源。
    据史料记载,宋大观三年(1109),福建蒲田人黄詹中进士,被朝廷选任潮州府通判,后升潮州知军州事,诰授朝奉大夫,宋建炎三年(1129),黄詹任满致仕,携眷于潮阳波美村定居,专事著述,设馆授徒,成为岭南著名学者和波美村黄姓始祖。村里的古民居多为明清时代的建筑,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黄詹纪念祠”,该祠始建于明代,清乾隆丙午年(1786)重修,祠外门为牌坊亭式,跟凹肚门楼形成鲜明差异,祠内三进厅两天井加拜亭,两旁有车房,前厅壁廊全部用石板构筑,结构严谨,桁木间有龙虎狮象、花鸟虫鱼等精美木雕,祠内有族规碑一块,主要内容为“重人伦以正纲纪;植树木以培风水;禁赌博以安生业;屏盗贼以扶善良;亲乡里以睦宗族;戒非为以怯生事。”还有“宜读于书,宜耕于田”等遗训,皆是黄詹遗著的“先德行而后文艺”的精神延伸与发展而形成独自的“宗族文化”。波美村后还有两处奇特的古建筑,一处是建于元代至正年间的古雪岩寺,岩寺由天然岩穴和人工建筑巧妙构成,前中后三厅成梯形排列,最为奇特的是后厅的大雄宝殿,这里的墙壁、屋顶由四块纵横交错的大石构成,石块交接处形成六个“天窗”,奇怪的是这些“天窗”都成三角形,能透进光线,使室内明亮、空气清新,古雪岩寺周围怪石嶙峋,形成100多处大小不一的石洞,※※※※时期,日寇飞机轰炸潮汕,这些石洞成了天然防空洞,当地居民数千人藏于洞内安然无恙。另一处古建筑为长美岩寺,该寺始建于宋代,岩寺以天然岩石为顶,依山构筑,古朴大方,反映了宋代潮汕工匠的高超建筑艺术。
    波美村的古树木也闻名海内外。老村四周,花果飘香,村后山坡,古柏森森,古树花卉引人入胜。在古雪岩寺前,有植于宋建炎四年(1130)的槐荫树,历经800余年,仍然枝繁叶茂;植于元代初年,曾被明嘉庆年间名儒林大春誉为“古梅新丛”的梅树,生长旺盛;植于清道光年间的铁树,近年来数度开花;有150多岁高龄的杨桃树,更令人啧啧称奇,该树一年四季皆能结果,其果被称为“四季杨桃”,味甜爽口。在诸多古树中,还有植于明代的白茶树,为茶树中之珍稀品种。
    波美村至今仍延续着古民风民俗,村民祖辈耕山务农,擅长石砌工艺。改革开放以来,石砌古建筑工艺焕发青春,目前全村有1000多人在全国各地从事这一建筑专业;古潮乐和弦乐,是村民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村里有大锣鼓队和弦乐队,村头巷尾,丝竹弦乐清音随处可闻;书画也是村民的传统艺术,村民耕山务农之余,挥毫泼墨,村委会定期举办村民书画展览,给古寨增添了无限春色。


    鲁国,春秋时孔丘的故乡;邹国,战国时孟轲的故乡。陈尧佐以两位圣人故国的简称合成一词,作为“文明”的代词。潮汕文化人喜欢以“海滨邹鲁”作为潮汕地区的代称。
    有人问:孔子生于前,并是“至圣”,孟子是“亚圣”,为什么不称“鲁邹”?
    这其中有一大原因是格律诗的遣词造句受平仄的限制。以“邹鲁”,这个音步算仄声,用在这两诗中所处位置,合律;若以“鲁邹”,这个音步算平声,用在这两诗中所处的位置,失律。
    有没有其他原因?这就得请教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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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天褒贞烈”牌坊的由来  


    在汕头市潮南区井都镇平湖西居委的福田古寺内,原有一座较古老的牌坊,题曰“天褒贞烈”。关于它的来历,当地民间有这样一个动人的传说。
    相传元朝某年,元兵疯狂践踏井都,无恶不作。有一天,元兵抓来了一群民女,向元兵头头报功领赏。元兵头头乃是个好色之徒,见吴喜之妻陈氏长得十分标致,心里便打起了鬼主意。于是,元兵头头把陈氏拉出人群,强迫她就范,陈氏对元贼的胡作非为早已恨之入骨,决定跟敌人斗争到底,搭救众姐妹。
    陈氏不露声色地对元贼说道:“要我满足你的要求倒也不难,但务必答应我三件事。第一件,先将众民女释放回家。第二件,把所有兵丁撤走,从此不得再来残害井都百姓。第三件,我平生喜欢游山玩水,今晚适逢十五,皓月当空,景色迷人,你得陪我游览一番荔头山风景,如何?”
    “这正合我意哩。”元贼当即下令释放众民女,并把众兵丁撤走了。
    陈氏见元贼已经上当,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天晚上,元贼果真陪陈氏登上位于平湖西村南侧的荔头山,游览山光海色,十分得意。陈氏乘元贼不备,迅猛将其推下荔头山,自己纵身跳入练江中,壮烈牺牲。
    为了褒扬陈氏那种坚贞不屈的高尚品德,后人特意在福田古寺内竖起一座牌坊,题曰:“天褒贞烈”,悼念英勇不屈的陈氏,同时希望人们永远纪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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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马岗人与台湾宗亲  


    地处粤闽边界的潮州市饶平县马岗村张姓人口近8000人,从马岗一村与台湾的关系,可见祖国大陆与台湾的人民骨肉亲情的缩影。
    根据马岗张氏族谱反映,马岗乡亲移居台湾较早,始于18世纪初叶清朝雍正年间,马岗村张氏第10世孙开始渡海过台湾。这与史载康熙22年(1683)※※※※后,解除海禁,以及加强对台湾的管辖,不少大陆人民到台湾创业的史实是一致的。而《饶平县志》对该县乡亲移居台湾时间的记载却较慢:“乾隆三十八年(1773),饶平人林钦堂、曾日辉等人往台湾员山垦殖创业”。
    清末,马岗村一老中医到台湾行医。有一次,在市场看中一条鱼,卖鱼人却说,这鱼“小马岗”人定了。老中医听了顿感奇怪,微笑说:什么“小马岗”,我大马岗人要了。卖鱼人认真地说:“别开玩笑”。老中医捋了捋花白胡须,也认真起来:“谁跟你开玩笑”。两人吵架间,一个身材中等的汉子挤进人群来,两手一抱拳,说:“叔台,你哪里来的大马岗?”老中医说:“还有哪里,就是潮州饶平的马岗。”那汉子精神一振,右手一摊,稍微一躬,说:“您请”。原来,这个老中医的一句话,无意中发现了迁居台湾的宗亲。在台宗亲子孙昌盛,形成一大宗族,自称“小马岗”。那汉子在市场见到自称大马岗的人,以为人家在侮辱“小马岗”,所以,“礼貌”地把他“请”到村里,考问他大马岗的宗祠和庙堂的详细情况,以判断此人身份的真实性。
    移居台湾的马岗宗亲不忘根在大陆,时时思念桑梓亲人。清光绪元年(1875),马岗村重修张氏宗祠的永思堂,在台的马岗村宗亲闻知即回来捐修、拜祖,并带回大楹联一副:永怀祖德宗功惠泽长流千百代;思念木本水源精神不隔两重洋。强烈地表达了对祖先的崇敬和故土的怀念。为让子孙不忘先祖根基,在台马岗宗亲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分别修有《永思堂张氏族谱》(清·张鸿章修)、《张氏一派宗支》传世。
    两地宗亲亲情往来天经地义,但受两地政治或外族入侵的影响,两地宗亲往来几经割断,有时还长达几十年之久。断肠人在天涯,白了少年头,至死未能见面,此恨绵绵。大海易渡,世事难料,凭空给两岸宗亲造成了许多悲欢离合。
    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1895年前),大陆与台湾的宗亲来往较多。1895年~1945年,台湾被日本人侵占,马岗人与台湾宗亲往来中断。
    1945年,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二战”结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后,两岸宗亲欢呼雀跃,重新有了来往。马岗又有人从本县的柘林港结伴坐帆船到台湾去,这是自愿去的。1949年底解放前夕,还有一部分人被※※※军队抓壮丁强迫去台湾当兵的,这部分共有21人。至今,村里的老人家还能一一念出他们的乳名。
    解放后至上世纪80年代初,来往又中断,但两岸亲人互相思念,千方百计了解对方的情况。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两地宗亲来往十分密切。台湾马岗宗亲经常回马岗乡寻根问祖,有的宗亲近年已先后多次回来。台湾宗亲张荣富博士两次莅梓寻根,大力倡导重视教育,为马岗村各小学和大中专学生设置奖助学金,并为新编的《马岗张氏族谱乡志》作序,弘扬传统美德,共勉与时俱进。解放前夕被※※※军队抓壮丁到台的人,目前在世的已不多,他们都千方百计争取有生之年回来故土探亲。“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两鬓衰”。有一归来的“壮丁”,适逢农历六月初一马岗村崇政庙前“做大戏”(演潮剧),日未落山,这老人家早早就扛椅去占位。大戏一演,潮曲一起,他高兴得手舞足蹈。特别那独具一格的“二弦”协奏,令他似痴如醉。乡里人看在眼里,酸在心头。
    马岗人一直挂念台湾宗亲。2002年,马岗村修成了洋洋大观、长达448000字的《马岗张氏族谱乡志》,其中,没有忘记台湾宗亲自家人,尽其所能,把台湾宗亲的有关内容都修编进去。在台宗亲主要集中在台中地区居住。住在海岛的宗亲经常受到地震灾害的影响。马岗人闻讯,即致电慰问,详细了解受灾情况,表关切之情。
    在台宗亲人口总数不但超过马岗村本土,而且发扬马岗村历来非常重视教育的好传统。从台湾的一些史志资料和回马岗寻根访祖的宗亲反映,他们认为,先祖怀着正义、道德来台打天下,立志求进,后人更应该严以律己,士农并重,特别要重视教育,因此,受高等教育成为族规和嗜好,奠定了在台宗亲今天先进的农业和高教育水准。据《马岗张氏族谱乡志》辑录资料反映,在台宗亲现在有百分之百的教育普及率,取得学士、硕士、博士、高普考、特种考的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出现了一大批专家、教授、著名会计师、律师、医生和大企业家等,不少高级专才扬名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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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过京北渡随笔  


    近日与一朋友同到揭阳,我特意让他带我到京北渡看看。虽然从未到过这个古渡,但我也常神游其间。
    幼年时,祖母很喜欢听潮剧《苏六娘》,我无意识地也就跟着听,那时我还不能理解这个剧本的沉重主题,倒是为桃花与渡伯的斗歌所吸引。后来读了些书,知道这个渡伯摆渡的所在叫炮台古渡,民间习惯称为京北渡,是苏六娘从家乡揭阳荔浦到潮阳西胪表哥家的必经之渡;同时我也知道了这个剧本原来是在批判封建礼法对妇女的逼害。当我为潮汕在明代就出一位“妇女运动先驱”苏六娘敢于突破封建专制的条条框框、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的生活而由衷感佩时,又知道原来戏中的圆满结局,只是剧作者的追求与愿望而已。据《潮剧志》等有关资料载:苏六娘与表兄郭继春自幼青梅竹马,又曾同窗共砚,互生爱意,谁料苏氏族长与老父强将六娘许与讼棍杨子良;六娘誓死不从,族长动用宗规族法,把六娘装入布袋、下坠石头,投于京北渡,后浮尸西胪,为渔民所捞,继春视之,抚尸恸哭,未几忧郁而终。六娘之骨为村民葬于西胪白屿山腰,当地村民香火供奉不断。
    在《苏六娘》一剧中,我很欣赏乳娘这个角色,倒不是洪妙先生将她演活了,而是这个无知老妇在有意奉承少东时,反把恶讼的丑相表现无遗。她在行至潮州时看到一座“是亭勿歇雨,是门勿关”的建筑物———“节义坊”,与少东的精彩对话,若隐若现地道出她在杨家被主人奸污之事。
    苏六娘与乳娘正好是生活在封建礼法下,备受逼害的两个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妇女。虽然六娘敢于突破和反抗,但毕竟是牺牲了自己活生生的命;乳娘虽然能活下来,只是货乳为生,且又备受主人逼害,何其苦也!不管是民间建造的六娘孤冢,还是官方批筑的节义牌坊,都是封建礼法吃人的生动再现。在这种礼制下,妇女只是一具没有思想、没有自由、没有情欲的行尸走肉,如果服从这种礼法,乳娘就是榜样,如果反抗这种礼法,六娘就是下场,虽殊途而同归。
    现代生活首要是文明,妇女权益受保护已写在法律的条文里。然而在一些偏僻的山村,由于封建礼法还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妇女受逼害的事件不时发生。只要我们的“半边天”能拿起法律的武器自我捍卫,自由平等的生活就属于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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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杂话“苏六娘”  


    陈琳藩写的《过京北渡随笔》一文,所讲述的内容及其观点似乎有“老调重弹”之嫌。但我认为,“老调重弹”有时有“温旧而知新”的作用。
    数千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腐朽的封建专制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最后是英明的※※※※※领导大众砸碎了封建专制的桎梏。然而,封建专制的阴魂至今不散,其表现不仅在落后的山区,在文明的都市也有这样的戏出上演,内容五花八门,此处不赘述。女同胞们唯有自强不息并掌握了法律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才不会成为封建专制残余势力的牺牲品。
    关于苏六娘的故事,在饶平民间有另一版本———
    《苏六娘》剧中的杨子良,真实姓名扬子良,今饶平县浮滨镇新埔村扬家寨人氏,武举人。扬家寨已毁,不多的后人改附他姓。扬家寨的断墙残垣我在30多年前“凭吊”过。
    传说扬子良和苏六娘是指腹为婚的。苏六娘长大后追求自由婚姻,恋上表兄郭继春,大胆提出与扬子良退婚的要求,苏六娘“阳谋”失败,按原定婚期被八人大轿抬到扬子良家乡。扬子良记恨着苏六娘“退头婚”之“仇”,在“踢轿门”时泄愤一踢,竟踢到苏六娘要害之处,当场一命呜呼哀哉。扬家买贿了所有轿夫和“青娘母”(职业伴嫁娘)作伪证,做“状呈”告到潮州府,说是苏六娘“不从夫”,跳陂(陂,粤东山区筑坝蓄水灌溉的水利工程)自杀,要求苏家赔偿“精神损失”。扬子良胜诉,苏家为此而破家荡产。
    苏六娘的尸骨被葬在扬子良的家山上。该地方后来建为饶平马鞍山水库,苏六娘墓陷进水库里。新埔毗邻村很多农民告诉过我,他们参加过马鞍山水库的建设,都看过苏六娘的墓。新埔人则明白告诉我。那确实是戏出中的杨子良的老婆苏六娘的坟茔。
    饶平新埔和潮阳西胪都有苏六娘的坟墓,孰真孰假?我想真假无须细究,但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其中假者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家族声誉。设若潮阳西胪那口墓是假的,那分明是,苏家以此向世人显示,他们苏氏的家规族法是严厉的。设若饶平新埔那口墓是假的,那分明是,扬家以此向乡邻昭示:扬家是“翘楚”的,苏六娘生应为扬家人,死应为扬家鬼,容不得她对扬家说个“不”字。
    以※※辩证法来看问题,我认为苏六娘死在饶平比较合理。理由是:在那个吃人的封建专制的年代,苏六娘这样一个弱女子由于热恋郭继春一时“热昏”了头脑,冲动提出与扬子良“退头婚”的要求,这是够大胆的,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她没料到封建专制力量的巨大,是她完全弗能逆的,她只得屈服了。她的屈服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养育她的父母、她的家庭所有成员免因她而遭到封建专制的株连。株连,这是封建专制最残暴的一招!设若苏六娘真的是誓死不从,那当时遭害的不仅仅是她自己,还有她的亲人。
    就此带住吧。拙见仅供读者们参考,见仁见智。
    又及:撂下笔,忽忆及揭阳孙淑彦先生在其所著《乡邦人文》一书中有对西胪苏六娘墓的另一种解读,专此查出来,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据说苏六娘被沉江后不久,恰好在西胪地域内,尸首被人发现了!热心的人在面临榕江的小丘上,为她营筑一座香冢,使她能长久地倚立在心上人故乡的前面,永远享受着后人的顶礼膜拜。倘若有谁想去考察这墓的真假,那显然就是不理解造墓者的初衷,这是对苏六娘心扉的最深层的了解,而且世人也愿意为这香冢寄予某种惋惜,这难道不是对于美的崇拜和丑的鞭挞吗?我相信,能越过不同时空间与无数传说者的感悟对应起来,就有一种深层的真实,然而,“寂寂梨花春带雨,年年芳草为销魂。”清末诗人谢巢云这诗句,是对社会污浊的无可奈何的呼唤,是对那位“红颜薄命为情多”的苏家女子发出的几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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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对妈屿两个海关小考  


    我到妈屿岛收集文史,参观了被市※※公布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潮海关洋房时,岛上卢惠正诸君却说这里是常关,潮海关是在山下双忠庙旁。按此说法,妈屿岛上有过两个海关。但是,据1994年10月6日汕府[1994]149号文《关于公布汕头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中说:“潮海※※务司旧址”。所附简介又说:“位于妈屿岛,创建于清咸丰十年(1860),初建时为‘潮海关’关址。1865年‘海关’迁入市区改为‘税务司’。该址为钢筋水泥砌筑的中西合璧式建筑,面积为150平方米,现状基本完好。”这就是说,列为保护的洋房是“潮海※※务司旧址”,但村老却说此乃“常关”,“潮海关”是在山下。
    为弄个水落石出,我查阅了1988年10月傅国亮主编《汕头海关志》及有关文章,采访村民卢惠正、卢四孙等,证实妈屿曾有两个海关,今所获保护者是“常关”(即潮州新关),“潮海关”(俗称“洋关’)没改名为“税务司”,“税务司”是“潮海关”最高长官职称。今把两个海关来龙去脉分述如下:
    一、潮州新关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国※※开放海禁,在广州设立粤海关,雍正八年(1730),潮州府海阳县丞分驻庵埠,开始设关防,集行政、防卫、※※征收于一体,乾隆十五年(1750)六月,粤海关派员驻管潮州海关总口,潮各地共设正税口9个、挂号小口10个。其中,庵埠正税口也即潮州总口。上述各个关中均属潮州总口管辖。该总口为粤海关辖下的五大总口之一。
    咸丰三年(1853),潮州与香港之间的贸易发展很快,粤海关便在放鸡山(即妈屿岛)上设立海关,称潮州新关,原庵埠总口及其所辖各口(以后都称旧关)均归其管辖,自此庵埠总口变小口。
    咸丰九年(1859),潮州新关在汕头筹建海关办公楼和员工宿舍。
    同治二年(1863),海盗上岛抢劫潮州新关,劫走税银6000两、公款1万两。于是,在妈屿设置10年的该关,迁入汕头市区,关址设在现老妈宫对面的街内,街名遂称“新关”。
    光绪二十七年(1901),奉清※※户部和海关总税务司署令,潮海关(成立于咸丰十年即1860年1月)开始接管距汕头50里内各常关卡口。交接时,常关海关委员沈庆只同意将常关总口(即潮州新关)划归潮海关接管,改为潮海关监督公署。接管各口工作,直到1914年才完成。
    二、潮海关
    咸丰十年(1860)一月,潮海关成立。在妈屿岛潮州新关西侧山下,即今双忠庙附近,建一座二层洋楼(每层约100平方米,解放后为派出所办公楼,2002年被重建),供洋人头目住,另建一座二层“引水楼”(每层100多平方米,供洋人和中国籍引水员居住,至1991年因属危房,令10多户居民搬迁,然后※※),还在临海处筑2间“玉艇寮”,每间约100平方米,内设玉坞、用牙轮洗玉艇,寮、坞早已毁。存有刻着“潮海关”碑石。至此,潮汕并存二个海关:一是中国人管理的潮州新关,为与潮海关区别而亦称“常关”,主收国内船贸易税;另一是外籍人员操办的潮海关,亦称洋关,主收外国船贸易税。
    同治四年(1865)潮海关在汕头今居平路购买房屋一幢,作为办公楼,从设关5年之久的妈屿,迁至该址办公。1950年2月,潮海关更名为汕头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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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鉎牛一一※※悲歌的见证  


   
    
    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二只鉎牛一只溜。
    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中的鉎牛,为风流的湘子桥增添了亮丽的景色。然而,它却是旧时代※※悲歌的见证者!
    寄望“神力”  抗御天灾
    古人的能力有限,除人工辛苦征服自然灾害外,更重要的是寄望于“神力”来抵御天灾。在治水方面,他们“发明”了“厌胜法”(也称“厌胜术”)来制服水患。所谓“厌胜”,即是“以咒诅来厌伏其人其物”,实际上是一种迷信的巫术。制服水患的“厌胜法”就用“镇水兽”(牛),这由来已久。汉·扬雄《蜀王本纪>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牛)五……以厌水精。”以后历代各地多有仿效,并把石牛发展为铁牛。明·正统十一年(1446),河南开封的镇河庙铸有铁犀牛,牛背刻着名臣于谦所撰的《镇河铁犀铭》:“变幻灵犀,雄威赫奕。镇御堤防,波涛永息。水怪潜形,冯夷敛迹……”另据《荆州万城堤志》载:“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一月,上谕:‘向来沿河险要之区,多有铸造铁牛安镇水滨者。盖因蛟龙畏铁,又牛属土,土能制水,是以铸铁肖形,用示镇制。’次月,湖广总督毕沅铸造镇水铁牛九具,置放于险要堤段。”据以上记载,是见上至皇帝、大臣,都是如此的迷信!
    素有“岭海名邦”之称的潮州,在这方面岂能落后于人家?于是,鉴于韩江水患为害之烈,统治者对此束手无策,便应用起“厌胜法”来。清·雍正二年(1724),潮州知府张自谦亲自督造了两只用生铁做成的“镇水兽”一一鉎牛,分置于江心十八梭船两端的桥墩上,“以镇水患”。
    在此之前,由于韩江日渐淤浅,水位随河床不断升高,堤防不坚固,大洪水来时便常决堤。明·弘治八年(1495),大洪水还冲垮湘子桥桥墩4座。清·顺治、康熙年间,韩江下游决堤16次。特别是康熙三十三年至五十九年(1694—1720)这26年间,危及大半个潮州府属地区的北堤崩溃5次,境况甚为凄凉!无知无能的统治者只好把洪害频繁的原因归咎于水怪和蛟龙的肆虐,因而采用了“厌胜法”,企图以此来平息或缓解水祸,其实这是愚蠢之至!
    壬寅大水  墩垮牛溜
    安置鉎牛之后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118年间,据地方志※※载的韩江下游大决堤、大水灾就有29次。尤其是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年)水灾更为厉害,湘子桥被漂散的杉排卡住,被冲垮了12墩,连“镇水神兽”一一二只鉎牛中的一只也自身难保,被冲走得无影无踪,成了“二只鉎牛一只溜”的千古话柄!且看《韩江记》卷八《水患纪略》中对这次洪害的有关记述:
    “……壬寅六、七两月,淫雨滂沱,日夜倾注不绝。韩江之水既满,加以汀州、上杭客水横流猝至,遍城遂成巨浸……上河杉木漂至桥面,水与桥平,木为桥拦,枝枝插立,愈聚愈多,廿四洲间俨若木栅,阻遏急流,声如鲸吼,怒涛激浪高及城头,人心惶惶,彻夜不睡,或扎木筏、备干粮为避水计。延至黎明,忽闻霹雳一声,如万钟齐鸣,山摇地震,闻者无不胆战心惊,不解何故,陡然汗淋漓,而奔走者皆曰:“湘子桥坏矣!可怜历数朝之津梁须臾间尽皆倾折,连墩毁去……决东岸石墩圮者六、损者二、坏者一,决西岸石墩圮者三,木石桥梁损失殆尽,鉎牛失其一。”悲惨之状,可见尸斑!
    遭此次大灾的隔年,修建了西桥三墩,又造浮桥船42只,连结原来的梭船与存下的梁桥接通两岸,成为名副其实的“浮桥”。4年之后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东桥9墩才修建竣工。
    至于那只鉎牛沉江之后,有一说是“遍寻不获”,一说是“后在上游发现”(据称是水刮空姓牛旁的沙,使其慢慢向上移位),但从未有过打捞起它或复制它的传闻。估计是成为“事后聪明者”的官员和工匠们明白“厌胜”并不能取胜的道理,何必再安置上它呢?从那以后,湘子桥上就只留下一只孤独的鉎牛,默默地作为对※※悲歌的见证,也可让人们对旧时代统治者在洪水面前的无奈作讥弹!
    鼎铸不成  文物毁掉
    新中国成立后,在※※※的领导下,潮州人民大破封建迷信,大力兴修水利,加固韩江南北堤堤防建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人们有时未免有片面的偏激行为,认为鉎牛是完全无用之物,60年代中期,竟把那“一只留”的鉎牛也捣毁掉,拿去鼎厂回炉作铸鼎原料,可砸开来只有外层是鉎铁,里面包的是石头。鼎铸不成,却毁掉了文物!后来为了恢复※※原貌才重新铸造现有的这一只狂鉎牛安在湘子桥上,以留给人们观赏和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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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乾隆盛世严惩腐败不手软  


1998年冬潮阳城南发现禁示碑显示:
    乾隆盛世严惩腐败不手软
    认真处理上诉案件,百姓敢于一告再告;查到地方豪吏,革职枷号示众;案情大白之后,立碑发布禁令,保护经济,警戒后人
    
    1998年岁冬天修建潮阳城南天后古庙,于围墙内发现两块禁示碑,内容均是惩治贪污勒索保护商船的。这两碑分别是清代乾隆五十四年二月的《广东布政使司许宪批发府宪严禁牌示》与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的《广东提督军门路大人严禁牌示》碑。
    从乾隆五十四年布政使司的《禁示(简称)》碑文中,可以看出“商船户船主姚长兴、生员马恒顺即马天笃等”因遭受非法“迭勒不休”而上诉,经调查做出处理答复,并下令禁止勒索。按旧例是“潮有二港前溪后溪海门达濠凡造商渔船只遵例编号印烙后”缴纳一定饷银,“并无重烙陋规”,“年换牌照仅用铜钱三百三十文”而已。但“自林金允更勒’商船烙金,每只银五圆、钱四百,换牌照关卡五圆、钱五百,渔船不无。”此案自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开始调查侦讯,经数年核校后处理,并刻于碑中:“筋提魏启等到案,魏启病故无从深究,将肖泰来、林俊、林钦各予杖责,林金均示以惩不法。”碑文严申:“凡有新造商渔大小船只应即印烙,不许增勒钱文;其已经烙号皆毋经重烙;所有从前勒烙陋规增勒换照以及修整溪港一切港例无厌需索暨行革除。遵照严例勒石示禁永定章程,后藉各项名色滋生事端。倘有不法“仍若需索”,“按律治罪,决不宽贷。”         乾隆五十九年《禁示》碑,可以说是上面碑文的补充。因为“各营弁兵分拨炮台汛口白应洁已奉公,实力盘洁,庶贼匪无从逃窜。”然而“海门炮台汛弁兵借挂号出口起例增勒银钱,继勒花边甚至花边数元,而潮营效尤”,引起“魏林万等四十余船户”向县堂上诉,经调查之后由军门对索勒弁兵作出处治;“将陈遂革责枷号三月,另有弁兵四名即日枷号沿海示众。”“日后不敢借端需索。”
    从这两块《禁示》碑,看出乾隆时期为了保护商船,严肃认真查处惩治借端勒索者:其一,—接到船户申诉,立即逐级凋查了解真相;其二,勒索案情大白之后,敢于动真格的,查到地方豪吏。枷号示众;查到弁兵,革职枷号,以至枷号沿海示众,警戒后人;其三、政、军相继发布禁示令,显示保护商船利益决心。
    从《禁示》碑看出:乾隆时期对反贪倡廉是有—定决心有举措的,也比较认真对待百姓申诉。像潮阳前溪的商船户敢于相继上诉,既表示确实利益受侵危及生存,也显示商船其时已有一定力量;也反映乾隆盛世较认真处理上诉案件,商船户才敢一告再告,不达目的不罢休。从以上看来,两块《禁示》碑对反映清朝乾隆时期政治、对研究潮阳商运以至民风吏治均有—定价值。
    可惜的是到了晚清,《禁示》碑不大起作用了。光绪年间编修《潮阳县志》卷九《海关》“禁例”条款后而修志者注明:
    “右装运有前(税)口,业经验过而该口人役擅行登舟搜盘滋事”“附载之搭客水捎带有零星物件勒索;”“用探签戮刁蹬羁留者”“更有视其船有贵重适用之物而短价而勒买者,种种陋规不可枚举”。
    《海关》禁例本为乾隆二十一年制府杨应踞颁布,而至清朝末期,政治腐败,官吏豪劣任意鱼肉商船,商船欲告无门,只好自尝苦果恶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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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慈黉故居之谜  



    
    慈黉故居是澄海市名胜风光之一,它位于该市隆都镇前美村。近些年来,这个故居倍受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参观考察者甚众。人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也提出了种种疑问,有的成了难解之谜。
    首先,人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建造如此宏伟的慈黉故居,到底要耗多少钱?
    这个问题,现在很难回答。因为该故居的建宅费用由多处支付。属进口建材,分别由泰国黉利行、香港乾泰隆和汕头黉利栈支付;灰沙石材料和工钱则由家乡黉利号支付。只有把各处支付的经费综计,才能得出总数。可是,这些资料绝大多没有保存,现在,要解开这个谜,只能从一爪片鳞去估汁,如买5副石门斗,用去7000龙银。一个灰工头包干一个10多人的灰工班,干了一年,净赚3000余龙银。请全国著名书法家华世奎写门匾,“一字值千金”,每字润笔费1000龙银。据此估算,其全部耗资是相当巨大的。
    第二个问题是,如此独特的故居是什么人设计的?
    许多参观考察者都认为,慈黉故居建筑风格是古今揉合,中西合璧的成功典范,一定是请了很高明的人来设计。可是目睹建宅全过程,现还健在的老管家回答说,没有请什么人设计,只是请了风水先生看风水,请信得过的族人总管施工。至于如何建,全凭建宅主人一张嘴,说要怎么建就怎么建,既无图纸也无方案。工头施工凭一支带有尺寸的竹竿比来比去,建到哪就算到哪。建得不合主人意,就遵命推倒、拆除重建。对此,人们不相信。普遍认为中国式的传统建筑,有经验的老建筑工还晓得怎样建,而这西方式建筑风格,如无设计图纸,他们如何晓得建?一些装饰花纹图案中还含有英文字母,如无事前的设计图,打石工如何打上去?每座宅第都是一个整体,布局奇特,上下左右四通八达,构思巧妙,恰到好处,能无设计吗?如有设计,又是谁设计?现无人能回答,恐怕永远也是个谜。
    第三,慈黉故居内“家承赐书”的石刻是何意?
    在老向东“郎中第”前院龙虎门的南石门匾背后刻有“家承赐书”与北石门匾背后“门有通德”相对应。这“家承赐书”指的是什么?在旧时,只有皇帝赐给的书,才称“赐书”。这“郎中第”开建于1910年,隔年就是辛亥革命,清朝末代皇帝下台,不可能给黉利家族赐什么书。是否前朝有赐,因无可考,也难断定。现有据可查的是陈慈黉之弟陈慈云(名步耀、号子丹),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五月粤东水灾时,作“救命诗"30首,为民※※,呼号赈灾,悲侧动人。朝廷嘉奖,御赐“寒木春华”匾额和御书“福方”、“寿方”两幅。然而这“郎中第”是陈慈黉次子陈立梅的宅第。立梅与慈云是叔侄关系,谈不上承接,何来“家承赐书”?但从陈立梅《仆告》中,确也可以看到陈慈云与陈立梅的关系非同一般。《讣告》中说:“先考(指立梅)虽厕身商界,然崇儒好学,素为恩进士步墀叔祖所器重,质疑论难,不厌其详,每与读※※治乱兴亡之迹,了然胸中”。或许陈立梅因崇儒而崇敬叔祖,以叔之荣为荣,用“家承赐书”来激励后人继往开来也有可能。但这是推测,难作定论。
    第四,更令人诧异的是,慈簧故居的“寿康里”内,石门匾和石刻门联排列很奇特。
    旧时的书写,无论横直都是自右至左排列,而“寿康里”就很奇怪。左边的门匾和石刻门联则是从左至右排列。门匾书刻“修身”和“先畴”与现今的横写同。但石刻门联则排列成上联“身度声律为子孙作仪型”,下联“修辞立诚从言语见学问”,与现今直写对联不同,是颠倒的排列。这样排列,令人费解。有说是打石工因不识字而排列错,属失误。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打石工可能会错,但建宅主人看不出错吗?然而知错为何无改呢?有说是,这样排列是建宅主人的旨意,是为了左右两边相对称。这也难于服人,因为这种对称有悖于书法常规,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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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番批“说略  



    
    “批”的原义是“手击”(打耽,“刨削”,引申为“批改”、“评判”,于是手成为公文的一种一一批示,即上级机关对下级的书面报告或请示所作的书面指示。在潮汕,则有出国谋生的潮人,寄回唐山(家乡)赡养胞亲和禀报平安的一种“银信合封”,即所谓的“汇款家书联襟”的民间寄汇一一侨批。它是一种汇款附言。潮汕方言用“番”表“外来”,因此把侨批叫“番批”。回信叫“回批”。
    饶宗颐先生青年时期总纂的《潮州志》的《实业志·商业》中首辟《侨批业》条目,对侨批(番批)的“起源、沿革、业务、同业商号”作了全面的表述。这是潮汕特有的文化形态,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自唐宋至明永乐年间,中国民信局正式出现之前大约1000多年间,联系海外侨胞与内地侨眷的所谓“水客”,他们经营的范围主要包括递带“人、信、财、物”四大类。水客帮潮侨妻寻夫、子找父,新唐(人)过番、生番回国。最经常的业务是递带“银款家书合封”的侨批。《潮州志·侨批业》有一段概括的记载:“因华侨在外,居留范围极广,而国内侨眷,又多为散处穷乡僻址之妇孺。批业在外洋……一一登门,收寄抵国内后,又用熟习可靠的批脚(按“脚”读<哥约>雇员),逐户按址送交,即收回批寄返外洋,仍一一登门交还。减少华侨为寄款而虚耗工作时间,至人数之繁多,款额之琐碎,既非银行依照驳汇手续所能办理;其书信书写简单,荒村陋巷,地址之错杂,也非邮政所能传递;故批业之产生与发展,乃随侨运因果相成,纯基乎实际需求而来,故不能舍弃现实,执泥于一法也。”“溯批业之源起,乃由水客递变。”“水客外洋无定所,则联合设置行馆以居停,名为批馆。”原始水客业是侨批业的发端。据说侨批最早的发源地是马来亚群岛、苏门答腊和爪哇 (印尼)。最初由水客从印尼带回能治恶性虐疾的特效药金鸡纳霜,把药物贩卖后,换成碎银或铜钱送交侨眷,作为批款。然后又从家乡购进红糖,运往印尼,交换金鸡纳霜。据1946年调查,东南亚各国的潮帮批馆、批局共有450余家,仅曼谷一地竟达130家之多。同年统计,潮汕地区设立的总店分号,也有130多家,其中汕头市占70%以上。每年通过批局的信件一般都在10万封以上。1921年以前,经过批局汇入国内的款项每年数千万洋元。1921年以后每年1亿洋元,有时高达2亿元之巨。
    澄海侨批收藏家邹金盛先生,收藏了侨批6000多封。以清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隆都樟山乡旅暹华侨萧英全寄给儿子萧炳乾的无封信、折叠式侨批为例:“兹是日付信局带去家信一封,外并洋银拾元,到社照信查收。内抹出银半元,与三兄收用;又抹出银半元,与四嫂收用;又抹银一元,与岳母收用。余存银捌元,以助家中薪米之需,今蒙神、天福庇,二地平安,喜之幸甚,余言后陈。此嘱。萧英全书。癸丑四月廿二日。”
    汕头张华云先生有《番批》一诗(见张华云《潮汕竹枝百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对侨眷收批有具体的描述:“褡裢长伞到寒家,饭菜报知五谷爷。一只火船千百客,几人发达几虫沙。”
    “番批”一词,反映了潮汕与海外的密切联系;反映了潮汕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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