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俗史话............... 潮汕历代移民与文化交流  


    一  秦汉时期汉文化向岭东扩展
    一直到秦汉以后，汉文化才对本区有所影响，而这种影响仍然是通过南越为中介来实现。
    秦戍五岭，有没有来到本区，至今众说纷纭。五岭之中，是否包括揭阳岭，文献记载原来就有异辞，这是一；都认为有揭阳岭的，对揭阳岭的位置，意见也还不一致，这是二。而年代较早的汉代文献，如《史记》，并未提到五岭。照《史记》的记载，秦始王对五岭用兵，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地域在广西东部、越南北部和广东的珠江流域，似乎未到达本区。在考古方面，也还没有十分可靠的材料，可以证明秦人已经到过本区。
    秦末汉初，南越国自立于岭南。南越的君主赵佗原来是南征的秦人，居南土日久，在习俗上已经越化。但是南越国的各项制度，都仿效秦汉，郡县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南越在南海郡增设揭阳县，本区的行政建置，就从这时开始。中原人也在这时候从南越进入本区。解放后，本区发现的汉代遗址，有揭阳埔田鼎盖山、揭阳玉窖三虎山、澄海龟山和潮安二塘龟山。其中澄海龟山遗址可能是汉政权的一处官署，但出土遗物一些仍有越文化的风格，其他遗址则土著风格极为浓厚，应该是越人的居址。墓葬的情况也基本相同，只有揭阳白塔宝联寨山一处木椁墓，是岭北传入的葬式，随葬品汉式和越式兼而有之，可能是※※或者是汉化程度很高的越人的墓葬，其他墓葬的随葬品，仍以越式居多。可见，即使到汉平南越之后，进入本区的汉族人仍然不多，他们与本地的越人杂处，虽有部分越人逐渐汉化，但本区文化的汉化程度，远远不及珠江流域，特别是西江地区。从考古遗存中，还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本区与广东各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而与福建地区却有很大差别。但※※对本地土著的控制能力，似乎相当有限。《三国志》上有一条材料很能说明问题。《吴书·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说，锺离牧任南海太守时，“揭阳县贼率曾夏等，众数千人，历十余年，以侯爵、杂缯干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皆首服，自改为良民”。照汉代本地的实际情况看，※※数量不可能多达数千人，曾夏等应为越族首领，因汉末乱，聚众自保，到赤乌五年才被锺离牧招为有户籍的居民。
    二  晋唐时期中原主流文化的传入
    晋唐时期，中原主流文化在本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一时期主流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三个情况值得注意：
    其一，晋室东迁，大批中原※※也移民长江以南地区。按照比较权威的看法，这次移民潮的浪头，涌到五岭和武夷山以北，就停住了，未能进入今天的广东、福建。实际一，有些移民在江南并没有停留多久，便又继续南迁。其中有一些进入了本区。这种情况，在考古和文献两方面，都可以获得证明：在考古方面，虽然本区至今尚未发现东晋南朝遗址，但发现了数处汉式墓葬。这些墓葬都是用砖砌成的砖室墓，其中有些还挖出纪年墓砖。例如潮安归湖清理出带有“泰元十一年十月一日”铭文的墓砖，潮阳铜盂也清理出带有“泰元十二年八月二日作”铭文的墓砖，是东晋墓；揭阳干林赤岭口二号墓有“大明四年”砖铭，是南朝宋墓。在文献方面，《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许多本地方志，都有东晋本区开始建置的记载。按《宋书·州郡志》的记载，东晋义熙九年(413)置义安郡是本区州郡一级建制的开始。义安郡下设立五个县：海阳、绥安、海宁、潮阳和义招，它的地域，包括粤东和闽南。郡县的设置，说明本地在编人口增加。这些新增在编人口，除了先迁入的移民和原来已经汉化的土著之外，多数是南迁中原移民。义招县就是最明白不过的例子。《舆地纪胜》因《南越志》说：“义招，昔流民营，义熙九年立为县。”所谓流民营，就是中原移民的营地，大概移民已有一定数量，就将他们收编入籍，并设县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南来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似乎处于一种隔离状态。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本区发掘清理了东晋六朝砖室墓十余座。这些墓葬，从墓室的形制到出土的殉葬品，完全保留着中原的风格，与江南地区同时期的墓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有人认为这种情况表示当时汉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融合统一，土著文化逐渐消亡。但是，本地土著在隋唐仍以十分强劲的力量与中原移民对抗，而且直到宋元时期，汉文化已经成为本地主流文化，土著民族也还有相当大的势力。所以以为这一阶段汉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已经融合统一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在我们看来，这些墓葬显示的文化风格，倒是反映了汉族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关系的疏远。
    其二，高宗武后时，陈政、陈元光父子屡次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是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通过战争的形式不断地互相接触的过程。
    先从隋唐时本区土著民族的情况谈起。
    《隋书·南蛮传·序》说：
        南蛮杂类，与※※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  。俱无君长，     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     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
如上所述，自汉代起，本地区土著，已经有一部分逐渐汉化。这部分汉化了的土著融合在南迁的中原移民之中。东晋时，开始设置义安郡进行管理，到隋唐之际，未曾与※※融混为一的潮州土著，根据史籍记载，有僚、俚两种。
    俚人是岭南土著，它是秦汉时的百越、魏晋时的南蛮中的一种。现代的壮族，就是俚人的后裔。俚人较早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不少部族的首领原来就是※※，汉晋以来，为※※※※所“羁縻” 当国家无事，俚人臣服属为齐民；国家板荡，俚峒酋豪则聚众蜂起，各据一方。高凉冯氏是俚人中最著名的一族。冯盎隋文帝时于僚有功授封，隋亡，聚众数万，占据百粤西部二十余州，杨世略也是一位有名的俚人渠帅，隋唐之交，占据粤东循、潮二州(《新唐斗·高祖记》)。可知当时岭南都处在俚人渠帅的统治之下。
    僚人亦称蛮僚或僚蛮，是自古居住在闽粤赣边界的土著。南宋以后，被称为畲、蛋的民族，就是僚人的后裔。※※势力进入岭南以来，僚蛮与※※的关系较为隔绝，经常处于对立的状态。福建《白石丁氏古谱·懿迹记》有一段关于本地僚蛮土著与中原移民对立的记录：
        泉朝之间，故绥安地也，负山阻海，林泽荒僻，为僚蛮之薮，互相引援     ，出没无常，岁为闽广患。且凶顽杂处，势最猖獗，守戍难之。言六朝以来     ，戍闽者屯兵于泉郡之西，九龙江之首，阻江为险，插柳为营。江当溪海之     交，两山夹峙，波涛激涌，与贼势相持者久之。
自晋立义安郡，隋改为潮州，绥安一直是其辖地。可知本地建置以来，僚蛮土著并不受汉族政权管辖。到隋文帝时，潮州僚人叛乱，朝廷假借俚人的力量平定了它。《唐书·冯盎传》就记载说，隋仁寿初(601)，潮、成等五州僚人叛乱，冯盎赶到京师报告，并请求朝廷征伐。乱平，有功，授紫金光禄大夫汉阳太守。此后，潮州又被俚帅杨世略占据，本地僚蛮土著应在俚人统治之下，俚僚杂处。
    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杨世略以潮、循二州与冯盎同时降唐，授循州总管。那时土著势力在本地区仍然占据着优势。
    高宗武后时，泉潮间蛮僚屡次啸乱。朝廷倚借本地豪强陈政、陈元光父子进行※※。陈氏是中原移民，陈政的父亲陈洪隋末出任义安郡丞，他这一族，从此就在本地定居。这是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大规模的较量。
    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僚啸乱，陈政以广州扬威府将领奉调为镇将，出守泉潮之间的九龙江首。《丁氏古谱》记载陈政平叛经过：
        降军政阴谋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流结筏连渡，从间道袭击之，遂建寨柳     营江之西，以为进取。恩威并著，土黎附焉，辖其地为唐化里。而龙江以东    之民，陆续渡江田之。且战且招，追桀寇于盘陀梁山之下，尽歼之。愿附者    抚而籍之。
所谓土黎，即是俚人。陈政采用招抚和武力※※相结合的办法，利用俚人和僚人的矛盾，孤立僚蛮，平定了啸乱。取得这一仗的胜利以后，陈政步步为营，向西进逼，把蛮僚压到深山里。《丁氏古谱》又讲述了这段史实：
        咸亨四年(673)癸酉，请于朝，移镇漳浦以拒潮冠，阻盘陀诸山为寨。仪     凤之初(676)，抚循既熟，复进屯于梁山之外，而凶顽不敌者率引遁丛林邃谷     中。犹虞出没，乃募众民，得五十八姓，徙云霄地，听自垦田，共为声援。这被招募为兵的58姓民众，应该也是中原移民，才在后起的文献里，讹为自中原前来增援的58姓军校。以后这些中原移民在陈氏对蛮僚的战争中，成为主力。
    仪凤二年(677)，崖山陈谦攻陷冈州(今广东新会)，联结潮州蛮僚苗自成、雷万兴，又攻陷潮阳。这时，陈政新病故，潮州刺史常怀德派遣陈元光为将征讨。陈元光经过大大小小百余战，才平息了这场啸乱(乾隆《潮州府志》)。永隆二年(681)，岭南蛮僚又乱，陈元光再一次参加平乱战争。潮州西北部的蛮僚相率归附(《读史方舆纪要》)。垂拱二年(686)置漳州，陈元光为首任剌史。但是，本地蛮僚并未完全受管束，景龙二年 (708)，潮州蛮僚雷万兴等又作乱，陈元光轻骑进讨，被僚将蓝奉高所杀。陈元光死后，他的儿子陈珦接任漳州刺史。开元三年 (715)，陈珦率领勇士夜袭僚峒，杀了蓝奉高，降伏蛮僚余众。唐代初期潮州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这场较量，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告一段落。
    这场较量推动了本地的民族融合，加速了汉文化在本地的传播。
    但是，被同化的蛮僚为数甚少。本地的蛮僚还保留着强大的力量。直到长庆三年(823)，礼部尚书郑权就任岭南古度使，韩愈为他写了《送郑尚书序》，还特别为他介绍了本地蛮僚的情况和节制他们的办法。他说：
        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踔数千里，     漫谰不见踪迹。控御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撞搪呼号以     相和，风屯蚁杂，不可爬梳。好则人，怒则兽。故常薄其征入，简节而疏目     ，时有所遗漏，不究切之，长养以儿子。至纷不可治，乃草剃而禽狝之，尽     根株痛断乃止。
南州当包括潮州在内。当时蛮僚虽然已受羁縻，但仍不容易管辖。
    其三，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在本区※※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韩愈在潮州仅8个月，却为潮州人做了不少好事：
    一是驱鳄。这件事，有《旧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自己的文集中，也还保存着《鳄鱼文》这篇文章。
    二是兴学。嘉靖《潮州府志·官师志》记载说：韩愈“以谏迎佛骨谪潮州刺史，首置乡校，延赵德为师，捐俸百千为举本，收其赢余给学生厨馔费。自是潮笃于文行”。这件事正史没有记录，但韩愈的文集里有《潮州请置乡校牒》，苏轼写《潮州韩文公庙碑)的时候，也特别强调韩愈兴学的功绩。
    三是关心民瘼。韩愈的文集中有《祭大湖神文》、《祭城隍文》、《祭界石神文》、《祭止雨文》等几篇文章，是在潮州写的。这些文章，都因为这一年(891)淫雨不停，妨害农桑而作，可以看出韩愈对百姓的关心。
    四是释放奴隶。这件事，正史把它放在韩愈移官袁州之后，韩愈的学生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却说韩愈在潮州，“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计直，辄与钱赎，及还著之赦令。转刺袁州，治袁州如潮”。可见韩愈在潮州已经有释放奴隶的措施和行动。南朝以来，岭南地区掠卖生口的风气盛行，到唐代，此风依旧不息。唐宪宗曾经以很严厉的律令，加以禁止。韩愈在潮州任上，着力执行这一律令。
    以上四件事，都见之文献记载。其中驱鳄和兴学，与本区文化发展最有关系。
    驱鳄是个很有趣的话题。这件事，正史所载，《韩集》有文，而自古来偏偏有许多争议。争得最厉害的有两个话头。一个话头很新，近年的事：唐代潮州有无鳄鱼?这本来是一个无须争论的问题。唐代潮州的气候比现在要热湿，有野象鳄鱼等热带动物活动并不奇怪。著名地理学家曾昭璇教授在1988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韩江流域的鳄鱼分布》，对古代潮州的鳄鱼有详细的研究，可为定论。但问题在于，争论的一方，即持“潮州自古无鳄”论者，将话头重新提起，目的是为了清除对韩愈的迷信观念。所以，争论便涉及到另外一个更加古老的话头：如何看待《鳄鱼文》?
    《鳄鱼文》真为韩江上食民畜的鳄鱼而作吗?用“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这样的言辞，真的是在谴责鳄鱼吗?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对《鳄鱼文》就颇有微词，他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批评韩愈，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王安石不愧为文章家，他把《鳄鱼文》当做移文来读(诗中“移鳄鱼”三个字，历来被理解为“鳄鱼西徙”的同义语，实在是一种误读。移，是古代一种文体的名称，移文，也就是檄文，一般用于声讨和谴责)，并用“诡怪” 二字来评论它，真恰当不过。韩愈写文章，喜欢用一种奇奇怪怪的文风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这就是“诡怪”。看来，王安石虽然对《鳄鱼文》有微词，却是读懂了它，知道韩愈声讨的，是那些冥顽不服王化者，所以他对吕使君说，宣扬皇权官威，声讨目无王法者，应该堂堂正正，不必假托《鳄鱼文》这种诡怪文字，使人疑惑。
    读懂《鳄鱼文》的，不止王安石。南宋陈馀庆在《韩山亭记》中把知州曾造的政绩与韩愈相比拟，说，“禁暴戢奸，如清潭鳄；修学待士，如立师训”，把暴徒奸人比作鳄鱼。清代《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材、吴调侯评点《鳄鱼文》说：“全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处处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压服他。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颤。”以为鳄鱼是指反复无常、桀骛不驯的“反侧子”。他们都读懂了《鳄鱼文》。
    韩愈在《鳄鱼文》所声讨的“反侧子”又是什么人呢?联系上一节提到的《送郑尚书序》，《鳄鱼文》声讨的对象就很清楚了：那就是“好则人，怒则兽”的蛮夷!那么，韩愈的驱鳄，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不受羁縻的本地土著的态度：驱之于化外，划界而治。可见，就是到了中唐，本地的汉族人和土著的关系仍是疏远的。
    兴办乡校是一个人所熟知的事件。韩愈的《潮州请置乡校牒》说，潮州以前虽有学校，却荒废已久，读书人少，百姓和官府的下层办事人员文化素质都很差。因此，他捐了俸钱办学，并举荐赵德为教师。驱鳄是针对本地未归化土著的行动，兴学则是为提高已在籍汉民和汉化土著的礼教观念而采取的措施。两者目标是一致的，同样是为了在潮州推行儒家之学和天子的教化。苏轼认为，韩愈贬潮之前“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潮州韩文公庙记))。这种说法，自吴澄而下，多有人反对。其实，苏轼并非把韩愈贬斥以前的潮州视为文化荒野，他在《与吴子野论韩文公庙碑书》中也说到：“潮州自文公未来到，则已有文行之士如赵德者，盖风俗之美久矣。”《潮州韩文公庙记》只不过是从潮州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着眼，而把韩愈看作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儒家文化的代表、看作转变潮州社会风气的百世之师，这应该是无可非议的。

潮汕民俗史话............... 金山古松  


    金山之所以成为潮州游览胜地，不仅因为它地理位置独特和风景雅致，有摩崖石刻、参天古松，而且因这里曾成为潮人抗敌御外的军事要塞及战场，使它与许多英勇抗敌的故事联结在一起。
    最为著名、悲壮的是抗元英雄马发的沧桑史迹。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破汀关、逼梅岭，在攻下漳州后，将至潮州。潮州知府叶侯闻风弃印逃走，于是群盗蜂起蚁聚，州城四邻民众也纷纷建栅设垒以求自卫。正在这样一种纷乱局势之下，马发毅然率领摧锋军由州北入卫潮州城，主持军政事务。宋帝闻悉后派安抚使方兴，抵潮慰谕潮州摧锋寨正将军马发，“着摄州事，称安抚使”。马发率众坚守潮城，元兵屡攻不下，只好暂退，转攻它处。翌年正月，元将唆都在叛将陈懿的配合下，又将潮城围困。元兵塞堑填濠、造云梯，日夜急攻，终因马发用计“潜遣人焚之”。唆都因久攻不下，不得不使用重赏之策，他对元军下令说：“有能先登城者拜爵，已仕者增秩。”但潮城仍屹然不动。至二月底，元※※的乌古孙泽看清潮城久攻不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外有很多义兵策应。于是分兵攻破周边营垒，驱散义兵。潮城遂孤立绝援，难以持久。二月廿九日，南门巡检黄虎子见大势已去，将降书系于箭上射出，约定晚上大开南门，接应元兵。同时，元军悍将兀良哈尔也从浮桥东门率先登城，马发率军民死守月余的潮城陷落。这是宋溃亡后落入元兵手中的最后一座州城。元兵入城后，为报久攻不下之仇，“焚民室庐，城中居民无噍类”。马发决心拼一死战，率领残兵100多人退守金山前的子城，又浴血奋战了三夜三日，士兵死战殆尽。马发遂令妻妾家小皆缢死，然后自己饮下鸩酒，全家13人壮烈殉国。
    事后潮人把他一家尸骨收葬于金山，墓碑书“宋摧锋寨马公阖宅全节墓”。这就是金山马公坟。后人又于墓旁栽种青松、古榕，松叶茂盛，四季常青，人称“马丘松翠”，后又改为“金山古松”，成为潮州八景之一。元朝至正七年 (1347年)广东廉访使周伯琦莅潮，应潮人之请，立祠于金山南麓，并亲自撰写了祭文和《宋死节臣马侯祠记》。明嘉靖十三年(1537年)，潮人追奉马发为“金山圣王”，并于金山巷口建“忠节坊”，坊额为揭阳黄一道题书。坊几经修复至今尚在，成为府城唯一幸存的一处牌坊，也是金山沧桑史迹的见证。
    马公墓在建国后曾多次重修，在金山中学新教学楼前面，原松柏已苍老，代之以两株参天古榕，也有人称之为“金山古榕”。清代※※诗人丘逢甲曾游金山，于金山一小亭题下一联：“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独让前贤留姓氏?把酒吊马将军墓，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

潮汕民俗史话............... 抗战时期的揭阳话剧  


    ※※※※时期，揭阳同潮汕地区各地一样，凡人口较多的城镇，几乎每所中学都成立了抗日宣传队、话剧团（社），此外，也有由工人、市民所组成的类似团体。通过独幕话剧、大型话剧宣传抗日救国，成为这一时期※※爱乡人士最活跃、成绩最显著的义举。※※青年运用话剧这一最直接、最受群众欢迎的宣传武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也为文化古邑揭阳的话剧运动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揭阳的“青抗会”，会员皆为满腔热血的青年，他们忠心耿耿地团结在※※※周围，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特别是话剧在城乡反复演出，常常产生意料不到的剧场效果。如创作或改编、移植的《小黑子》、《盲哑根》、《邓三》、《泪痕》、《流寇队长》、《血洒晴空》、《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发挥了巨大威力，使观众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自由，更憎恨日本鬼子，更增强杀敌勇气。这些话剧，成为脍炙人口的剧目。“青抗会”的话剧，成为当时潮汕话剧团体较突出的一个，也为古邑揭阳话剧运动奠下了基础。

    1939年，汕头、潮安、澄海相继陷入日寇侵略之水深火热中，揭阳便很快成为整个潮汕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总枢纽，许多有名气的文化人和有识之士都纷纷集结于此。

    当时学校话剧活动一马当先，别开生面。南侨中学、韩山师范学校（其时该校从潮州迁至揭阳县古沟乡）、真理中学、揭阳一中、揭阳简易师范学校等，以“青抗会”会员为主体，组织、排练、公演大型优秀话剧《家》、《雷雨》、《愁城记》、《夜光杯》、《麒麟寨》、《凤凰城》、《结婚进行曲》、《※※※细菌》等。这些剧目鞭策人心，催人奋进，深为观众所欢迎。

    在抗日※※热情的推动下，聚集揭阳的男女话剧工作者之中有编剧、导演、舞美、服装、化妆、灯光、演员，大都多才多艺，有的身兼编剧、导演，有的既是演员，又是职员。

    毋庸置疑，揭阳抗战时期十分活跃的话剧活动，谱写了一曲热血青年、文化人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壮歌。

潮汕民俗史话............... 仵作  



    旧时官署中检验死伤的吏役，称为“仵作”。《清会典·刑部》：“凡斗殴伤重不能重履之人，不得扛抬赴验，该管官即带领仵作亲往验看。”这就是说，仵作是官府所雇用的专门为刑事案件检验伤势的专业人员。之所以要“亲往验看。”还含有查勘现场之意在其中。

    在古代，仵作属36行之一，称“仵作行”。其实，仵作既验伤，主要还是验非常死亡的尸体，验致死因由，近似于后来的法医。一般的斗殴，检验方法比较简单。验尸便复杂得多，仵作要在没有解剖尸体的情况下，把详细的检验结果报告给有司，作断案的参考。因之，仵作要懂许多专业知识，精通解剖学及药理病理，知道何处经络受伤便危及哪处脏腑，中何种毒便出现什么症状，判断越准确，对破案越有帮助。所以，仵作几乎都靠名师传授。认真负责的仵作，检验尸体极其详细，从毛发到指甲，决不放过任何细节，一具尸体总要翻来复去地勘查，寻找可疑之处。那些已腐烂的尸体，高明的仵作也有办法验证，甚至根据枯骨的颜色来判断当初中的何种毒药。潮汕女人骂孩子“脚手多”，乱动东西，说是“仵作脚手”，也是基于这方面。

    后来，许多潮汕人把殓尸工也称为“仵作”，那范围便扩大了。

潮汕民俗史话............... “留衣亭畔论纷纭”  


    在潮阳灵山寺中有一座“留衣亭”，是韩愈（字退之）在潮州刺史任满后要到袁州赴任前，与他在潮州时结交下的一位好友大颠和尚辞行并留衣为别的遗址。

    众所周知韩愈贬潮的原因，是因为其谏阻迎佛骨到皇宫供奉，又力主辟佛，而触怒皇帝。这与视“倡儒家道统，排辟佛老”这一生志行的韩愈来说，是一贯作风使然。而他到潮州之后，却与被他指为寄生阶层的僧侣大颠订交，且多次过从谈道。按“儒佛不两立”的观点来说，韩愈此举不单与自己初衷背道而驰，而临行时留衣为别，有依依惜别之意，则更令人无法理解。

    韩愈曾经为此事做出解释，说是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而自己又“远地无可语者”，至于留衣只是“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有人还深入解说：“所谓道理，当然是儒家的道理。佛徒谈儒道，自然是颇为聪明。”尽管如此，但在儒学与佛教不相融洽的大背景下，人们还是以此大做文章。最为得意的自是佛家※※，似乎是多了个支持者，纷纷说韩愈此举是“逃儒从禅”。而作为儒家一派则是对韩愈进行批评，北宋理学开创者、坚定的尊儒派周敦颐过潮阳时作《题大颠堂壁》：“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这诗明显就是在指责韩愈主张与行为背道而驰，越是写得含蓄，越感深遂。当代学人不为“儒”、“佛”思想条条框框所囿制，故而对韩愈与大颠友好，有了新的看法。以为韩愈是“以儒为体、以佛道为用”；而大颠的佛学修为也益往儒家靠拢，他们有“求同存异”之心则“交个朋友，实无奇怪”。

    这场笔墨官司，一千多年来都有人提及，各种说法都得以充分表达，上述只是较有代表的观点，其它之论甚多，正如著名潮籍诗人黄雨先生所云：“留衣亭畔论纷纭”。其实，韩愈不就是刺潮时和大颠交了个朋友么，到临走时想起此去故人难遇，就送了一件衣服给大颠纪念，这是一件多么有人情味的事。何必说得那么复杂，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平常心对待。在人际交往中，许多在事业上是竞争对手，甚至是公敌的双方，而私下交情甚厚者不乏其人。况且韩愈与大颠，只是信仰上的不同，但都是在探对“明心知命”的真义，虽然认识不同，也不是就完全对立，故而二人称不上公敌，交个朋友何妨。再者韩愈受贬心情不畅，又“远地无可语者”，其寂寞心境窥见一斑，在这样的情况下，韩愈更应珍惜其与大颠的友谊。

    赵朴初先生题韩祠句曰：“到此虚怀遇大颠，留衣亭可与祠班。”因为有这段友谊，留衣亭也就与韩祠一样值得后人纪念。

潮汕民俗史话............... 行与走  


   “行”，“走”两个词，是我们日常通用的口语，但其由来却很久，距今二千多年前，在周、秦、西汉时代，已屡见之册籍经典。潮语的意义和古代汉语是相同的。而古汉语以“行”作“走”，“走”作“跑”，这和潮语说法一样。
    现举出古代汉语“行”即“走”例证：
    《礼·月令》：“孟冬其祀行。”注：“行在庙门外之西……”
    《诗经·国风·秦风·无衣》：“修我甲兵，与子僧行。”
    《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墨子·公输》：“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于郢。”
    又举“走”即“跑”例证：
    《说文》：“趋也。”《释名》：“紧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
    《诗经·大雅·绵》：“古公擅父，来朝走马。(译：“一大清早骑着马跑。”……予曰有奔赛(走)。”       同书《周颂·清庙》：“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译：颂扬文王在天之灵，急急往家庙奔跑。”)
    《左传·昭》七年：“三命而俯，循墙而走。”
     同书《庄公》八年：“走出，遇贼于门。”
    《孟子·粱惠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
    《庄子·大宗师》：“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
    《战国策·触砻说赵太后))：“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
    《韩非子·喻老》：“扁鹃望桓侯而还走。”
    《吕氏春秋·权勋》“齐王走莒。”
    《史记·蔺相如、廉颇列传》：“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
     同书《项羽本纪》：“沛公则置车骑，与樊哙……等四人持剑盾步走。”
     同书《吴王鼻传》：“西走蜀汉中。”
     潮语‘行”即‘走”说法，有“我行去大街一下”、“妆行去底块(唠儿)”等。“走”即“跑”说法，有“我走到一身汗”，“汝勿四散走”等。
     从这些例证及口语看来，可见潮汕方言，保存不少二千多年前的中原古音，是※※最古远的方言之一。

潮汕民俗史话............... 文天祥被俘处  


    广东海丰县城西北一公里外，有地名五坡岭。山峦后面是巍峨的大面山。山坡上绿草如茵，从草坪步上石阶数十级，有一座四柱石亭，高约3米，亭内树一石碑，高2米，宽1米多，上刻文天祥的画像。像的上端用篆字刻文天祥在天都（今北京）柴市死节时所撰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下端是明正德年间惠州郡守甘公亮的《画像记》，说明画像的来历，说他在江西文氏后人家中见文天祥画像，“刚烈如生”，乃摹写而还。石碑上复盖一座高大的八角亭，横额题“方饭亭”三字。

    这方饭亭，相传就是文天祥当年被元兵俘获之处。

    南宋景炎三年（1278），文天祥驻兵潮阳，都统陈懿叛降元兵，文天祥讨之，“十月，攻陈懿于和平乡”（明隆庆《潮阳县志》），“懿遁去，以海舟导张宏范兵入潮阳。”（《海丰县志》）文天祥兵寡不能敌，引兵入海丰。行数日，弘贩令其弟弘正轻骑疾驰追及。其时，“天祥方饭，客五坡岭，不为备，不意虏猝至，兵溃被执。陈龙复五人皆死焉。”（明隆庆《潮阳县志》）那天是12月20日，宋军正在造饭，元兵望见烟火，突然追至，宋兵还以为是当地农民逐鹿，及至发现为元兵，已措手不及，无法抵抗了。文天祥被生俘。后人为纪念文天祥，在此地建亭。因取名为“方饭亭”。

    方饭亭始建于明正德年间。当年海丰吴子昌提议在五坡岭东南坡建文天祥祠、祠后建方饭亭。正德十年（1515年），海丰县令张洛时主持建“孤忠祠”，祠前有石坊，上书“一饭千秋”四字；祠内三进，有“孤忠死节”等题刻。祠后建方饭亭，两边石柱上刻楹联：

    热血腔中只有宋

    孤忠岭外更何人

    方饭亭前两侧有碑记，记载了亭的缘起与兴废。

    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向为人所称道。为抗元兵，欲挽狂澜于既倒，他不惜毁家纾难。他于景炎二年三月复梅州，四月复兴国，在空坑遭突袭兵败。是役也，他的第二女、第三女失踪。后复惠州，于河源行军途中，长女、第六女病死；进兵潮阳时母亲病疫，战乱中死了第四女、第五女，他为国忘家，最后，老母和六个女儿都老瘁病殁。当他在五坡岭兵败被执时，原想自杀，“取怀中脑子服之，众拥上马，天祥亟索水饮，冀欲速死，竟不死。”（隆庆《潮阳县志》）见了元军元帅张弘范，他“不拜，令为书招降则不从，欲官以宰相则不就”，大义凛然。押至北京三年不屈，柴市就义前还再拜向南，真正是“孤忠”了。

    明嘉靖时，潮州状元林大钦凭吊五坡岭方饭亭，写下《五坡岭怀古》诗一首，对文天祥事甚为感叹。诗云：

           孤忠祠下拜冠裳，北望燕云几夕阳。

           庙食不惭专俎豆，路碑留得好文章。

           江山有色长灵秀，草木无知亦感伤。

           百十年前双眼孔，几人生死为纲常。

潮汕民俗史话...............一千多年前的潮州菜  


   《潮州府志·艺文》有韩愈的《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元十八名集虚，从柳宗元有《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白居易有《元十八从事南海、欲出庐山、临别故居、有恋泉之念，因以投和兼仲别情》等诗文，可知他与当时名士都有私谊。

    从诗中可知韩愈当年吃到的潮州菜有鲎、浦鱼（悍鱼）、青蛙、干贝和蛇等数十种海鲜，当时不但注意调节酸和碱，还有辣椒和橙汁可作蘸料，这也把潮州柑的种植※※推上了一千多年。从韩愈吃得满头大汗可知当时潮州菜也和现代一样是趁热吃。从他把未杀的蛇放走看来，当时也和现在一样是现杀现吃，具有“鲜”的风格。诗中提及的干贝、青蛙和蛇都是“清”汤原料。加上要用椒和橙汁末蘸而不是放进菜里，证明当时也注意到“淡”，淡才能多吃，几十种才能吃完。可见当时也具备现代潮州菜“鲜、热、清、淡”的主要特点。

    《潮州府志·特产》有“鲎鱼、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沉。考其状：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腹中有子如粟，潮人以为常食之味。”今潮阳棉城鲎?应是很古老的传统食品。《潮阳县志·特产》有“潮邑鲎?乃粉?中之精品，康熙间也以奉客，而粉则唐乃有之。”韩愈的诗就是证明。鲎?是用番茨粉和米粉做成皮，包上鲜虾和碎肉做成馅料，加鲎汁蒸熟后用猪油炸即成。

    从《潮州府志·特产》可知“章举一名章鱼，一名章锯，以其足似锯也。形类乌贼而小，有八足而无骨，足上如有软钉，每仰卧水上，见鸟啄则以足粘卷之。江瑶柱其甲美如玉，有二种，大则江瑶、小者称沙瑶。沙瑶可种，逾年而成江瑶矣。江瑶柱与荔枝皆南中尤物也，故赏之。江瑶肉腥不中口，长可寸许圆半之，白如珂雪，一沸即起，甘鲜脆美，不可名状。”可知干贝在古代为潮州菜的汤料。

    《文献通考》有“潮阳郡岁贡蚺蛇胆十枚。按蚺蛇胆诸说不同：或言上旬在项，中旬在心，下旬在尾，性耐死，取胆后释之犹活。或云：遇人击伤，胆即至伤处护之，故独重肤，肚腹之胆无用也，以浮水而回旋行走者为真。其胆有三，一曰早胆，能疗目；一曰水胆，能止泻；一曰护身胆，能止痛。”可知唐朝已有服用蛇胆的记载，韩愈放掉的蛇取下胆了没有，现在不得而知。

潮汕民俗史话...............先祖迁自莆田  


    于潮人来说，最重要的移民中转站当然是福建莆田。下乡调查，常听乡人：“先祖迁自莆田。”再找族谱印证，确信此说不谬。现在居住潮汕延及惠阳、海南岛的不少姓氏聚落，其先祖多由闽迁入，而尤以莆田籍居多。小小一个莆田，为何其移民遍布广东沿海及海南各县？这实在是移民史上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明代以前，中原人向福建移民，有以下几个原因：
　　１．为避战乱。如东晋初年，世居中原的林禄人福建避乱，他起初定居泉州(时称晋安)，世代繁衍，林氏成为当时福建第一大姓，林禄被尊为开阂始祖。因莆田距泉州不远，庞大的林氏家族由泉州向莆田发展。到了唐代，莆田林氏可谓盛极一时，林禄的十六代裔孙林披生了９个儿子；全部当了刺史，※※上称为莆田九牧(刺史也称州牧)。因为族盛人众，宋代以后九牧和六牧的后代向潮州播迁。
　　２．随南宋小朝廷由福建莆田逃避元军追赶人潮州，宋亡后在此定居。
　　３．仕宦。莆田人文发展较早，且又是历代中原人人闽的主要居留地，历来人才辈出，外出为官者不少。如明代礼部尚书黄道周、吏部尚书方献夫等，皆原籍莆田县，致仕后在当地落籍(方献夫落籍于广州)。
　　关于以上情况可参考澄海县志办公室编写之《澄海百家姓》一书，这里不作赘述。本文着重谈的是莆田县如何成为文章开头所说的“中原移民的中转站或中途站”。澄海县建置较晚，又地处海滨，大多数人民是朋代以后才迁入的。
　　莆田成为移民中转站的※※最久。除了和珠玑巷、石壁乡一样，接待了一批批为避战乱而经莆田入潮州的移民外，它还有自己的特殊性，※※曾明确把莆田定为移民中转站。
　　原来明代从未元璋开始就建立了严格的户口管理和移民管理。公元1388年，朱元璋经过激烈战争，打败了元朝统治者和各路农民义军，建立了明朝。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生产力受到大规模的破坏，人口明显减少，大量土地也相对减少。朱元璋要巩固政权，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奖励移民。他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全”迁到“宽乡”，人多田少的地广的地方。小潮州自宋代以来，经济文化已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南宋统治势力的南移，潮州已成为重要州县。但是，潮州人民对元朝统治者的反抗最为激烈，受到的※※和屠杀也最惨重。元未明初，潮州人口锐减，急需补充，于是，潮州这块肥沃而又待开发的土地就成为移民们的目标。时值中原地区战乱方息，瘟疫又起，中原农民纷纷效法历代移民，沿着他们开辟的移民路线一路南下。
　　朱元璋虽奖励移民，但又怕流民失去管理，“惹事生非”，影响政权的稳定。于是在奖励移民的同时又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在全国几个重要的移民必经之地，设立类似现代移民局的机构，如山西通河南的洪洞县古驿道，陕西、河南二省交界的潼关及福建莆田县等。莆田县成为朝廷“设局驻员”的移民管理机构的驻地，有其独特的※※条件和地理优势。据《明实录》载，“凡民欲他迁”，需先在朝廷指定的地点集中，编排队伍，等候官府放行。移民多于“晚秋前后启程，发给川资凭照”。于是大批从中原南来福建的移民，便纷纷涌来莆田
县。当然，有的到来之后，只作短暂逗留，等领到过关照，便结伴沿着古驿道，翻过分水关，进入潮州境，各择地安居，繁衍生息。有的则在莆田就地安居，过了数年再继续迁徒。明代这种有组织的移民活动，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永乐末年才结束。朱元璋时代的移民活动史称“洪武移民”，朱棣时代的史称“永乐迁民”。以后，全国人口渐趋平衡，由朝廷组织和给予物质奖励的移民活动便中止，但设在各地的管理官员并未裁撤，自发的移民仍须来莆田集结等候领取“凭照”。
　　通过对明代移民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明白”先祖迁自莆田”的※※背景。在明初的全国性移民活动中，各地都留下不少文字记载和歌谣，如山西洪洞县，至今在当年朝廷设局驻员负责管理移民的机构广济寺旁，还有古大槐树下的迁民遗址，并广泛流传一首民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鸹窝。”老鸹就是乌鸦。可以想象，晚秋时节，槐叶凋零，乌鸦的叫声又是那样的使人心烦。这首民谣道出了移民者离乡别井的心境。在莆田，至今还未搜集到关于移民依依惜别家乡时哀怨的吟唱。或许这和移民者将要迁徒的目的地有关吧。潮州，宋时即有“海滨邹鲁”的美称，有宜人的气候，有肥沃
的土地，他们未来的定居地是渔米之乡，这是饱经中原战乱的农民所祈求的，于是心中没有牵挂，一路向所向往的福地走去。
　　不过，我们翻阅族谱，仍可以发现经莆田入潮州的中原移民，在字里行间留记下自己对祖籍的怀念之情。族谱中常有这样的记载：“先世居住莆田乌衣巷××门楼”或“居住客鸟巷乌门楼”等等。查遍莆田县城，就是找不到乌衣巷或者客鸟巷。莆田县志办的同志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们认为※※上没有这些地名的存在。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乌衣巷很可能就是移民者给自己的寄居地编造出来的地名，大家都记得“金雀桥边□□□□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诗句吧，乌衣巷是南京名门望族王、谢二姓的聚居她。原来他们南迁之后，仍不忘自己的显贵身世！而客鸟巷则明显地表达了客居此地的心境。这种假想有没有根据呢？有的，
如跟澄海邓氏同出一源的韶关邓氏，原居南京珠玑巷，南迁入韶关之后，也命名居住为“珠玑巷”。屈大均说这是“不忘(木分)榆所自”，也就是表达了对祖籍的怀念。不过，邓氏从此在韶关南雄定居，现在南雄珠玑巷还出名。而中原南迁的移民者，只在莆田驻足而已。随着他们继续迁徒人潮，这些巷名便在当地消失了，但仍停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并把它们传述给后代，于是一代代传下去，到了修族谱的时候就以讹传讹，子虚乌有的“乌衣巷”、“客鸟巷”便出现在各姓撰修的族谱上了。
　　但是不管如何，“先祖迁自莆田”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潮汕民俗史话...............孙中山※※莅汕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1866—1925年)继葛举※※革命的旗帜，不懈地同※※※、段祺瑞等羊※※进行斗争。孙中山先生领导※※运动(拥※※，恢复国会)期间，曾于1917年7月10日首次仙，时间虽然很短暂，然其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却意重大。 19世纪初，中国政治风云多变。1911年辛亥革，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时大※※，1912年2月让位给※※※。1916年袁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皆因不得人心，以失败而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执政，重组内阁，宣“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拒绝复约法的国会。段的反动统治，激起了国人的强反对，中国大地掀起了与※※混战相交错的※※争风暴。在此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孙中山先生为碎段祺瑞的独裁阴谋，决定从上海南下广州※※。
   当※※※败亡时，孙中山先生就明确地指出，中能否大治，关键是否“尊重约法，拥护共和”。1916 6月9日他发表了《恢复约法宣言》，重申“恢复约，尊重民意机关’：乃是立国“惟一无二之方”。1917 6月，当段祺瑞纠集督军在京压制国会时，他就致黎元洪和参、政两院议员“严诛谴以惩有罪，信赏罚，勿事调停”。希望议员“与宪法共死生，勿遑遽散，稍存让步，以保※※代表之尊严”。(《孙中山年：》)同时还派胡汉民赴广州联络讨逆※※力量。7月日，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寓所就张勋复辟事，与章炳程璧光及海陆各军官会商，决定通电全国，南下，法，讨伐叛逆。其时，※※※※※※※※总长程璧光及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因不满段祺瑞独裁，率※※第一舰队抵沪，发表联盟通电，拥护※※，表示听命孙中山先生赴粤※※。
    1917年※※※日，孙中山先生及其随行人员廖仲凯、何香凝、章炳麟、朱执信、许崇智(澄海籍)等，乘海琛号军舰自上海启航南下，10日抵达汕头。护国军潮梅总司令莫擎字欢迎孙中山先生莅汕；广东省长朱庆澜也从广州致电欢迎孙中山到广东来；革命党人罗翼群受广州革命人士的委托，携带密函专程由穗来汕迎谒孙中山先生，并汇报广州情况。汕头市民万人空巷、夹道欢迎孙中山先生及其随行人员，孙中山先生一路含笑点头，频频向欢迎者招手致意。其时孙中山先生虽不再担任临时大※※，汕头革命党人和广大市民仍将他作为中国※※革命先行者予以热烈欢迎。
    7月12日，孙中山先生高兴地出席汕头各界欢迎会，即席发表重要演说，讲粤语的他用普通话讲述南下※※主张。孙中山先生精辟地分析当时的国内局势，认为共和“非一蹴可致”、局势动乱是新旧潮流冲突引起的，复辟乃由“旧潮流造成”，皆因“新人物有新思想，新希望”，凡事“步步往前”，旧人物“步步退后”。他在学说中断定张勋复辟，不得民心，必然短命；指出段祺瑞、倪嗣冲、段芝贵等皆属"lB流人物”、“今日反对复辟是假，争后来之势是真”。他提醒国人“认定真共和与假共和，若不分真假，以后万无进步”。最后他明确地指出：“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先生这次重要演说，非但义正辞严地声讨张勋复辟的罪恶行径，而且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段祺瑞等人的独裁阴谋。孙中山先生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给※※革命运动扫清了迷雾，指明了航向，这一席话，似一把炽烈的火炬，照亮了※※革命胜利前进的道路。7月20日，上海的《※※日报》以显著的篇幅，刊登了孙中山先生在汕头的这一演说，在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当年于汕头发出反复辟和反独裁的呼吁，充分表现一代伟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在汕停留期间，孙中山先生还批示廖仲凯致函缅甸※※华侨饶潜川等人，向他们申明南下※※“目的不仅反对复辟，且图建造真正之※※※家”。他希望饶潜川等人予以理解，“速筹款项，以济军用”。    
    孙中山先生及其随行人员，在罗翼群的陪同下，乘舰离开汕头后；绕香港进入珠江口，于7月17日到达广州；程璧光和林葆怿率※※第一舰队也于7月21日由上海南下，于8月5日抵穗，受到孙中山先生的热烈欢迎。8月25日，孙中山先生召集到穗的国会议员130多人开会，因不是法定人数，故称“非常国会”。会议决定组织中华※※军※※，推选孙中山为海※※大元帅，领导讨伐段祺瑞※※※※的斗争。军※※的．成立，揭开※※战争的序幕，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    
    孙中山先生首莅汕头，在潮汕地区点燃了※※火种，培育了革命力量，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他在汕头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活动，充分表现他在辛亥革命后仍然不屈不挠为※※革命而努力奋斗，其革命精神是很值得我们敬仰和缅怀的。

潮汕民俗史话...............宋代名臣郭浩  


     我市潮阳区金玉镇境内小北山，有一座宋代古墓葬，是原潮阳市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葬主人郭浩，为宋代名臣，法学家，也是郭姓入潮阳的二世祖。
    南宋乾道二年（公元1166）郭浩生于莆田魏塘乡一书香门第。父亲郭正，为当地一饱学秀才。郭浩少年时即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生性聪慧，5岁能背书史，7岁善吟诗作赋。”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郭浩中进士，授户部郎中，因政绩显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升任广西提刑按察使，其时广西为西南边陲，被称为“蛮野之地”，朝内官吏望而生畏，郭浩毅然赴任，在其任内，“兴农事，治水患”、“除弊政，倡清廉，锄奸恶，扶弱小”，百姓有口皆碑，流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相传宋绍熙五年，恶少张宏仗其父在朝为高宦，曾是郭浩上司，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横行乡里，民怨沸腾。郭浩微服私访，在掌握充分证据之后，顶住层层阻力，断然将张缉拿，数日后，将其“斩首于市曹”。按察使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为民除害，在当地民众中广为流传，一时间内恶徒收敛，治安好转，“蛮野之地，遍地笙歌”，百姓乐业，经济发展。汉族人民和当地少数民族关系融洽。郭浩的故事被广为传颂，其中广西桂剧《郭令公义斩尚书子》，就是根据郭浩的事迹编演的。
    宋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郭浩任满致仕。时值闽地沿海海盗猖獗，居民移居潮州、台湾、海南岛者甚众。郭浩不归莆田，与父亲郭正（潮阳郭姓一世祖）及眷属移居潮阳。离开广西时，百姓沿街挥泪送别，万人空巷。郭浩到潮阳后，选中小北山下，榕水之滨的一处地方定居，该村四周溪流环绕，搭竹为桥，称竹桥村（今属金玉镇）。郭浩生4子，分别创寨于泉塘（今属西胪镇）、铜钵盂（今属铜盂镇）、竹桥和南阳村（今属贵屿镇）。
    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郭浩病逝，享年62岁。

潮汕民俗史话...............顺治皇帝与潮籍高僧道忞  


    清顺治皇帝姓爱新觉罗，名福临，6岁时因其父太宗(皇太极)骤殁而登帝位。翌年(1644)，多尔衮亲王举兵入关，迎他至北京为中原之主。当时的朝政由摄政王多尔衮把持，他凭皇室的优越条件勤读群书，故对满汉文化均有深厚根基，对佛学也有所了解。多尔衮亡后，他于14岁亲政，日理万机。数年后，当他回首往事时，惊觉世间无常，皇室中的权势争斗，多尔衮骄横一世等等，都随时光逝去，眼前的一大堆军政事务，又如此烦心，纵有政绩武功，也免不了同样结局。于是他心中涌现了“色即空，空即色”的佛家名言，开始探索佛门所称的“觉悟”、“智慧”，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他的长篇《赞僧诗》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其中有云：“天下丛林饭如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身难。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悲欢离合多劳虑，何日清闲谁得知。若能了达僧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
    顺治皇帝对于佛教，起初只限于一般信仰。导他人宗门谈经论道的，是京都海会寺憨璞和尚；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浙江天童寺潮籍高僧道忞和尚。
                            道忞来自潮州
    道态是清代禅宗高僧，佛门典籍《续指月录》、《新续高僧传》及近年出版的《宗教词典》等，都对他有较详细介绍，现概括如下：道志，俗姓林，宇木陈，号山翁，广东潮州府潮阳人。他幼习儒学，20岁时考取生员(秀才)，接着因读《金刚经》，《大慧语录》等而信仰佛教，往庐山开先寺出家，后嗣法浙江天童寺圆悟禅师。圆悟卒后，他继承天童寺住持之位，因精通儒、释之学，且善长诗词、书法，故声名鹊起，远播九州。顺治十六(1659)年，他奉召人京为顺治皇帝说法，深受器重，受赐“宏觉禅师”法号。他一生著作甚丰，其中的《北游集》、《布水台》、《宏觉禅师语录》俱收入清初御制《大藏经》，后经雍正帝删节，仍保留《宏觉禅师语录》。他的诗词在清代诗坛占有重要位置，清代思想家黄宗羲、著名诗人钱谦益、吴梅村都对他有很高评价。
                            皇帝愿称※※
    顺治皇帝因慕道忞之名，于十六(1659)年下诏浙江天童寺召他进京。道忞三辞未获允许，于是整装启程。当他到达天津时，顺治即命官员备车马前来迎往宫中万善殿居位、慰劳，继而带学土王熙、状元孙承恩等人至方丈室问法谈经，谕免礼赐座，从容问答。经一番谈论后，顺治十分钦佩。从此，顺治于朝政之余，常到方丈室与道忞论道谈心。他们谈论的内容除佛学外，还涉及孔盂之道、老庄之学、诗词书法，甚至朝政及世俗之事。道忞本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宗风为顺治解答疑难，给予很深的影响，现略举数例：
    顺治自幼体弱，后又向往佛门清修，故一遇国事繁忙或挫折，就觉烦恼而有鞭打左右现象。道志闻知，曾进忠言：“参禅学道之人，于顺逆两境，皆宜镇定判断，不可任情喜怒。”顺治应曰：“朕遇事多次不能自觉抑制，但过后冰消，并不记怀。”道态曰：“素知※※长空皓月，一心向善，但皇帝喜怒与众不同，自古道：‘天子一怒，伏尸万里。’待过后不记，早已迟了。”顺治点头称是。此后，顺治非但不※※，骂人也稀了，并常赞※※※慈善待人。
    顺治受佛学与儒学的熏陶，颇具仁爱之心。有一天，他问道忞：“闻民间有生男则育，生女则淹杀之事，是何道理?”道态曰：“为贫故。”说后投去期望眼光，顺治毅然曰：“豹狼性极残忍，饥不食子，为人父母，怎可如此?朕即传敕，如有此等父母，议罪。”此后，溺婴就是犯法行为。
    尤侗，是清初有才华之人，曾将其诗文结集出版。顺治读该集后出示道忞，叹其才高而运不济，不能高中而居下层官吏。道志说※※既知，何难擢用。顺治应以早有此心。两年后顺治身亡，未完此愿。后道忞将此事写进诗文，继皇位的康熙见了，果然擢用了尤侗，称为“老名士”。
    以上数例，可见道忞威望之高及对顺治的处事、定法、用人等方面的影响。道志进京时已60余岁，顺治十分敬重，赐“宏觉禅师”号，并以※※礼相待。道态京居8个月之久，辞归时，顺治送至北苑门，命使臣护归，并御书“敬佛”二大字及送御画二幅赠行。
                           僧人也能影响国策
    顺治与道忞这段深厚因缘，使天童寺在佛教界享有崇高地位，寺中的御书楼、御碑亭，还有顺治所撰的“无法向人说，将心与汝安”等联对，都是※※的见证。更值的一谈的是，顺治与道忞对儒学、佛学都有很高造诣，他们的结缘与所表现的思想，对清代的治国有深远的影响，形成崇儒敬佛的国策，以儒家学说解决封建社会的实际问题，以佛家思想缓解人们精神上的激烈情绪，使两者起着互补的作用。清初有100多年的昌盛时期，应该与此有关。

潮汕民俗史话...............汕头港昔年的“猪仔贸易”  


    汕头港是※※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也是潮汕地区海外侨胞出入境的重要口岸。19世纪中后期至※※初年，曾经输送“契约华55"出洋谋生而“知名于世”。100多年来，汕头港与潮汕侨胞结下了不解之缘。
    “猪仔贸易”是指19至20世纪初，西方殖※※义者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诱骗和掳掠华工的活动。华1一上洋船，就如潮汕人卖猪仔一样，拘禁在船舱里，限制行动自由。“猪仔”是“契约华工”的怨称。
    19世纪中叶，西方殖※※义者在海外殖民地迅速扩大，急需大批劳动力，而当时中国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和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出现了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样，“猪仔贸易”(贩卖劳力)，便在沿海各地兴起，取代了自由移民。汕头与厦门、香港、澳门、海口等地，都曾经是“猪仔贸易”的主要口岸。第二次※※战争前夕，荷兰、英国的帆船就纷纷到这里作海盗式的探险，进行人口贩运和倾销※※。1952年 11月，一个英国船长同英属圭亚那贩运苦力的投机商签订合约，从这里掠贩了1000名苦力，运往麦地拉拉，其中大部份是男童。西方的苦力贩子、投机商和苦力船纷纷窜到这里，仅1855年就有。12只外国船一共掠去6388人。英国的使臣额尔金说：“1857年就有120艘外国船(其中多数是苦力船)在这里装卸货物，与1855年相比，相隔不过两年，从这里开出的外国苦力船几乎增加了10倍。据统计，从1852至 1858年的6年中，从汕头掠运出洋苦力共4万人，而在同一时期中，妈屿岛海滩上被抛弃的苦力尸体就有8000具之多，占运出苦力总数的20％，眺海自杀的不在其中。    ’
    1860年清※※正式承认人民可以出洋。1861年汕头被正式确认为对外通商口岸。汕头开埠后，在合法化招工的幌子下，西方先后在这里设立招工公所，招去了大批契约华工。1888年11月，荷兰使至汕头，洋务委员廖维杰与其议定华民出洋雇工章程，使汕头人口贩运进入全盛时期。1876至1898年，从这里运往海峡殖民地的“旅客”就有796284人，运往暹罗的194908人。从1888年起，荷兰殖民者在苏门答腊德里地区专种烟叶，专门从汕头掠运华工到德里烟叶种植园劳动，到1898年止，10年中一共掠去华工56028人。从1876至 1898年的22年中，从汕头运往上述东南亚各地的华工共有1512020人。
    1865年，澳门有“猪仔馆”8至10家， 1873年发展到300多家。这些“猪仔馆”以公开招工的名义肆无忌惮地贩卖人口，从汕头等地向国外运出大量苦力。香港同附近几个掠运苦力华工的中心口岸，因交通便捷，苫力华工也经常从这里转口出国，从1876至1898年的22年中，汕头从香港转口苦力华工有535024人。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发布《大※※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大※※令广东都督严禁贩运“猪仔”文》。※※※※下令搜捕客头、查处客馆，罪恶的“猪仔贸易”受到人民的反对而有所收敛，但潮汕地区饱受天灾人祸之苦，被迫自愿出国谋生者仍然有增无减。据日本前驻泰国公馆的调查报告说：“1906至1918年，从汕头入泰国的甲板客即在634466人。”《中国贸易》则记载：“自1931年至1937年，汕头往泰国的华侨即达176413人。”1936年汕头《侨务报》五、六月份合刊，曾谈及汕头出国人数，在国内各口岸列第一位。自1904至 1935年，由汕头出口侨民约298万人，归侨146万多人，出超为152万人，占当时潮梅人口三分之一。 1939年6月，日军占领下的汕头港客运不景气。抗战胜利后，客运恢复，潮梅人民往南洋谋生为数极多，也有众多海外侨胞急盼回潮梅看望家乡，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因此，潮梅每年侨汇数金之巨，也几乎为全国之冠。据《潮州志》载：“1948年汕头港出口旅客 139779人，进口旅客167175人。”因此，潮汕地区成为※※著名侨乡。

潮汕民俗史话............... 清官遭诬陷黎民树丰碑  


    ——记饶平第一任知县杨昱
    明成化十三年(1477)，广东巡抚吴琛为加强统治，上疏请求割海阳县部分地域增设新县。朝廷准请，命两广都御史朱英主持其事，拆海阳县的宣化、信宁等八都置饶平县。十四年(1478)，饶平第一任知县杨昱奉命到任。
    杨昱，浙江会稽入，十举后任教官，因有成就而擢升为饶平县尹。建县之初，百事侍举，可谓干头万绪。杨昱忠于职守，勤于政务，善于用人，使事繁而有序，忙而不乱，仅一两年就使饶平县诸方面都赶上其他县冶，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严惩首恶  解除徭役
    当时的饶平县领域广阔，还包括现在的大埔县、南澳县及澄海县、潮安县的一部分。北部崇山峻岭，村落分散；南面海啸浪涌，岛屿交错。这里建县前远
离府冶、县治，官府鞭长难及，故常有恶吏劣绅与土豪欺压民众而引起反抗事件。杨昱到任后，即严惩一批首恶分子，对一般民众则采取一些宽恕与关怀措
施，如解除徭役(不合理的无偿劳动)，奖励开辟田园，鼓励勤种农桑，依法均衡赋役。经过整治，饶平社会趋于安定，入民安居乐业。  
    筑城建庙  民劳而悦
    一县之中，施政理事必须有县衙，而县衙须按朝廷定制设堂、厅及各更、曹司职之署、房、馆等，规模不小；保土卫民必须建城，工程更是浩大；兴文重教须建孔庙、学宫；以示尊崇懦学及用于培养人材，促进封建让会安定。此外，还有许多配套设施。一两年之中，完成如此多项建筑，民众不但无怨，而且-情绪高涨。原因何在呢?六十年后的饶平知县罗胤凯曾对此作出※※评价：“开邑之时，事烦而集，民劳而悦，若圃成宪而不扰者，杨公昱也。”意谓民众会心悦诚服地参予建县的各种建筑，皆因杨昱能如此依法行事，即赏罚分明，劳役均衡，使民众的生活与生产不妥干扰。    
    重教兴学  科举大捷
    杨昱曰忙之中不忘教化，庄他的重视勺督促下，除设县学外，于本县各地再设社学六所，民间的私塾更如雨后春笋，勤读书吏蔚然成风，为后来的科举大捷打下坚实基础。明成化庚子(1480)科省试，是饶平建县后首科。按照朝廷规定，该科广东录取举人亡十五名．平均每县约一名。谁知一放榜，饶平竟有翁理、陈理、陈宪、岳琬、李文赞等五入同时中举。捷报传来，官民同乐，杨昱更是眉开眼笑，县城特建"55麟坊”志庆。
    官场不公  被诬去职
    杨昱在挠平任职五年，政绩卓著，本该擢升，但因严明执法、柜贿、柜说情、不阿谀奉承而得不到上司赏识，还遭到地方一些恶势力的妒恨，最终被诬陷而受撤职处分。其情况是一些恶棍诬告他受贿，上司便假戏真做，奏请朝廷把他罢免了。六十年后的饶平知县罗胤凯对此事仍愤慨叹惜：“惜乎橱不能弥纳金之
谤”，“青蝇生玉，于公何伤哉广意谓杨昱不能消弥受贿之毁谤，殊为可惜，但恶人伤害不了杨昱的人格、政绩，就像蝇不能伤玉一样。
    当时官场不公，但公道自在人心，杨昱离任后，黎民卜分怀念，为他立碑记载政绩，并入祀名宦祠，后世所修的《饶乎县志》、《潮州府志》都为他立传。弘治年间任潮州府同知的车份，在巡视饶平时，仍然听到百姓赞颂杨昱之声，他深受感动，写了《行部至饶平》—诗赞道：
    三饶形胜甲三阳，土壤膏腴俗厚庞。
    水去东南趋瀚海；山来西北接汀漳。
    千年城郭开新邑；百里弦歌属旧乡。
    共说当年杨大尹，至今遗爱未能忘。

潮汕民俗史话...............戚继光对潮汕文化的影响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明代登州 (今山东蓬莱)人。他不仅是战绩卓著的的抗倭名将，而且又是—位出息的诗人、学者。他曾一度与俞大猷会师入潮，扫清了侵犯潮汕的倭寇和海贼。不仅如此，戚继光还对潮汕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潮刘J音韵学山的“潮州十五音”是从戚继光所发明的“击木知音”方法中的十五个声母改编而成的，这是戚继光对潮仙文化的最大影响。
    由于戚继光长期在东南沿海一带抗击倭寇，因此，为了快捷、方便地传送军事信息，他发明了  ‘种“击木知音”的传送方法。这种方法是运用简便而又符合东南沿海地区方言的声韵母，直接拼切，并依次击木辅助，在军队内部发送、接收有关信息，戚继)亡所编的声母歌诀是：“柳边求气低，波他争入时。莺蒙语出喜，打掌与君知”。第四句是凑成歌诀，实际的声母只有前面三句共十五个。后来，潮汕地区音韵书中的“潮州十五音”就是根据戚继，光所编歌诀中的十五个声母改编而成的。
    潮俗农历正月初九日为“天公爷”生，潮人有用面条、甜丸等祭品祭拜天公的习俗。这‘习俗的由来，相传与戚继光来潮抗倭有关。嘉靖四十三年的大年三卜夜，数厂名倭寇大举入侵潮汕沿海一带，；正在“围炉”的老百姓闻讯四处逃散。早有防备的戚继)亡立即率兵前来抗击倭寇，经过8天8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全歼入侵的倭寇，初九——早，逃散的人们回到家园。他们纷纷煮甜丸庆祝团圆，同时也祭拜阵亡的战士。后来，这一习俗代代相传至今。
    1564年，戚继光率兵自浙入粤，增援广东总兵俞大猷，一举剿平了盘据南澳多年的海贼吴平。当年，他曾经督兵夜过潮阳，有感而作L绝诗《督兵夜过潮阳渡》：“汗血炎方七见春，又随残月过江津。行藏莫遣沙鸥识，—-—片浮云是此身。”描述了他指挥※※在潮阳夜渡江河的情景，这首诗成为历代名人人潮诗作之一。戚继光之来潮汕，既扫清了侵犯潮汕的倭寇和海贼，确保这里社会安宁、稳定，同时又对潮汕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