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俗史话...............明代军事家翁万达  


　　翁万达（1498-1552），字仁夫，号东涯，卒谥襄敏，潮州蓬洲人。嘉靖年间，曾3度被明世宗委以兵部尚书。终其一生，虽仅有54个年头，但自28岁金榜题名开始，从政、从军长达26个春秋，其中戎马生涯就有16年之久。他"南平登庸，北惩俺答，筑边墙八百里，赈饥民三十万"，是有明一代屈指可数的一位重要军事家。
　　作为一代重要军事家，翁万达的确有其过人的军事才华。他那大量的论、说、序、记、书、铭、传、碑、表以及祭文，足以让人了解其心雄万夫的政治抱负和军事思想；而从占其遗著半数以上的疏与议中，更可窥见其谋国靖邦、抚夷制虏的真知灼见。综而述之，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曰严边备。翁万达认为，只有饬边备，整军实，才能"御强暴而绝觊觎"。所以一再提醒部下："彼者来亦备，不来亦备"；"遇夜及天阴之时，尤须※※"。他"谨侦候，明赏罚"，一发觉擅离哨位者，"归辄缚"，因而没有敢"离次者"。他在《集众论酌时宜以图安边蔬》中，对如何"饬边备，整军实"提出了八大措施：谨防秋、并兵力、重责成、量征调、实边堡、明出塞、计供亿、省财用等。根据他的筹划，每防秋，都严格按计划分布兵力，严申号令。他提出"重责成"，明确规定了岗位职责：总兵官不许择地拥兵自卫，务要往来调度，注重经常操练，振扬兵威；防秋之兵，步军登城住宿，日夜巡防；马军挨墙列营，联络声势。如果由于疏于防守，以致敌兵侵入，则要查明地界，追究责任，按失陷城堡之律治罪；如果遇敌兵分彼此，观望、推避，不立即赴援，不论主兵还是客兵，一律治罪。对军队的给养问题，他也一直当作大事亲抓亲为，并在边关实行军屯制度，所谓"塞下兵即塞下人"。如大同修边墙时，围进原敌占区4万余顷，即分给各边堡耕作。他还注意到武器的配备问题，在《置造火器疏》中，对各种火炮的性能、数量说得十分清楚，并指出这是"夷狄所绝无，亦其所骇慑者"，要求工部速增拨铅铁、硝磺，以供其尽快督造。
　　在上述八大措施中，"并兵力"一项独具灼见。他认为大同与偏头关一带外边城为山西藩篱，山系宁雁一带800里内边城在大同之南。大同有备，则山西可保无吁无虞；大同失守，则山西内边数万弱兵又奈强虏何？所以力主撤去内边之兵，合力以守大同。这既省费节劳，又能聚全力以守要塞。他的这一策略，得到山西巡抚杨守谦等的支持，也已得到※※的"嘉纳"。但是新任山西巡抚孙继鲁"未尝入境"，即大唱反调，说什么"重关为可恃，人心可安"，并以私信相恫吓，使山西将领意存观望，举棋不定，几误边计。翁万达为此两次上疏，力主原议。他引证了守边的实践经验，说明数年来因"大同幸不溃防，山西始有宁宇"的道理，明确指出守大同，也就是守山西；而兼设内边，则只有疲师糜饷。孙继鲁也上疏抗争，并声言不撤原议，则"罢臣无误边事"。这就激怒了明世宗，责其"腾私书，引往事，议君上"，逮之于狱。不久，继鲁病死狱中。孙继鲁为人耿介，所至以"情节"闻，与翁万达也交谊甚家笃，防边事有不同主张，引起争议，这本属正常之事。不料世宗一下子就置之于狱，翁万达不禁深为痛惜，特写了一篇《祭孙松山（按：即孙继鲁）文》，一面表示哀悼之情，一面又对并守大同一事再次表达了"不能苟同于公（指孙继鲁）"的决心。由于翁万达坚持了这一正确主张，使每年减少了六七万内边戍卒，接生了六七十万军饷。
　　二曰修边城。在整饬边备的过程中，翁万达特别重视边城的修筑。他说："山川之险，险与虏共也；垣堑之险，险为我专也"；"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堑，则寡可敌众，弱可制强"。在他的努力下，前后量词修边城共千余里。他先奏准修筑大通以东至宣府以西一段200里。当时预算为29万里，限87日完成。由于翁万达临财不苟，静于治事，结果节省了9万余两，并以51日提前竣工。接着，他再接再厉，又奏准修筑大同以西、宣府以东边城800里。在修边城的过程中"万达精心计，善钩校，墙堞远近，濠堑深广，曲尽其宜"。这样，不但敌人不敢轻易进犯，而且边城之内，士卒也得以有空暇从事耕牧，从而节省了大量的军费。当然，翁万达为此是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每一构想，鬓发为白。"有了边城，并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他一再指出："险而不设，与无险同，墙而不守，与无墙同"；"防秋之兵，所以比带甲而登墙，列营而待敌者"。除了强调要充分利用边城严加防守外，翁万达也很重视边城的保护维修。他说："遇有墙垣倒塌，壕堑淤浅，即时修补。"他还提出将地界及维修事宜分段刻石，以明各部职守，以求永不淤、塌，从而可望"内外之险全，而中国之势壮也"。
　　三曰重优抚。这是翁万达在军事思想中最精粹的一个方面。如果说重优抚这一谋略使得翁万达在军事上上获得出奇制胜的主动权，毋宁说重优抚在政治上带来的※※作用则更是不可低估。尽管这一进步的主张和做法在当年翁万达脑中还是相当模糊的，但它在客观上却无疑有利于民族团结、融合。在长期的征战中，翁万达始终坚持"重纳降，轻杀伐"。早在他任广西副使，参与对莫登庸的作战中，就上书兵部尚书毛伯温，说："揖让而告成功，上策也；慑之以不敢不从，中策也；芟夷绝灭终为下策。"并审时度势，提出宜以中策取胜。毛伯温采用了翁万达的计策，传剿檄安南臣民，怵以"□□□□兵威"，使莫登庸震惧，遣使到翁万达处哀词乞降。毛伯温"纳其图籍"，报准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并以莫登庸为都统使，正所谓"不发一矢而安南定"。在宣、大总督任上，翁万达更针对以往"首功赏重，招来赏轻"，以至敌方归降的人也常常被杀以邀功，使想归附的被人"南望号泣不敢近塞"的情况，提出了"严杀降禁，违辄抵死"的禁令，并颁布了"招降赏格"，以至"得降人抚之如所亲"，从而益知敌情。唐荆川对此大加颂扬，诗赠翁万达云："得一胡儿日爱子"，并生动地描述了边关上胡汉相安的情景："边人大半能胡话，胡骑年来亦汉装。"
　　当时陕西总督曾铣谋复河套，丞相夏言主其谋，世宗溺其说，万达却依然上疏力争。他详尽地分析了 河套的※※，权衡了敌我双方的利弊，深刻地指出：套地落入敌手，已40多年，胡人据以为家，不离住、牧，当不轻易放弃；而我方塞下喘息未定，边卒疮痍，虽"有当复之理，而无可乘之机；多必奋之志，而鲜万全之算"，所以不宜"复横挑强寇，以事非常"。同时，修书戒夏言不可轻易发兵。真是知己知彼，深识远虑。但是夏言不听劝阻，终于失事，与曾铣同被诛一西市。为此，时人无不佩服万达之有先见。
　　更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对待俺答"求贡"事。正如翁万达所说："俺答，夷荻之雄者，并西虏，吞海寇"；嘉靖二十一年，俺答即遣石天爵"求贡"，但朝议不纳，巡抚龙大有竟诱杀石天爵于市，激怒于胡人，致绝信使5年。嘉靖二十五年，俺答一来由于内部不和，争夺激烈；二来由于翁万达督边有方，近年南犯，均告失利；三来翁万达修边，城墙已固，所以又屡迁使抵边关"求贡"，边将董宝等又杀来使。对此，翁万达既不放松警惕，强调守边者惟知战守，"贡亦备，不贡亦备，时时※※，俾无可乘之隙"；又本着民族的和解的愿望，在深知俺答"求贡"诚意的情况下，一再上书明世宗，力主纳贡 ，实行优抚政策。他在《虏中走回人口疏》中痛切地说："是石天爵之事"，"大失夷心，横挑巨畔。臣每痛恨当时边臣区划之失策"；"进夏通款，即不许，当善相谕。诱而杀之。此何理也？"提出速诛董宝等人，并出榜于边塞上，示朝廷德意，解俺答蓄怨。可惜明世宗贪功忘义，拒不接纳万达所议。失却抚机。使战事纷起。

潮汕民俗史话...............两广总督朱英当上饶平城隍  


    明代成化十三年(1477)，两广总督朱英为国计民生，奏准在海阳 (原潮安县)析出一县，命名饶平，县治在今三饶镇。置县后，朱英又为县的防护和经济、文化建设，创立了业绩。饶民追及朱氏开县立业之功，奉之为城隍，筑庙祀奉，香火不断。
    饶平倚山濒海，置县前，常有山贼、海盗为害，县治又鞭长莫及，盗匪越来越猖獗，屡挫官兵。朱英虽曾督师破贼灭寇，但他觉得这并非长治久安之策。他说：“民所以会梗直顽固，是因僻远官府，政教不及的缘故，当另立县治”。为此他先命左参政刘洪督率府县勘察三饶各地，然后千里迢迢来三饶考察勘查。他停驾绣衣岭九仙亭时，见溪林秋色景美风清，情不自禁地在巨石上题个一联：“铁佛岩前霜叶老；绣衣岭上午风清”。该地因而有了“乡岭风清”摩崖石刻。朱英亲临观察之后定广袤数十里的下饶堡(今三饶镇)为县治。
    县治确定后，便着手建筑衙署及各有关办公场所。在筑防护城墙时，初时议定为取土为料。朱英总督考虑到土城不坚实耐久，因而命县内务部烧制条砖砌，使城既牢固又壮观。史籍载：“总督虑患之远，而嘉谟若此其周。……为安民之务也。”
    置县之初，朱英便建庙学于县东。此后除县城建一所县学和二所社学外，还在隆眼都、信宁都、宣化部和黄冈建4所社学。在总督朱英的重视和关照下，首任知县杨昱又力为倡学，并导民以礼乐使俗易风移。置县第三年的庚子首科乡试，饶平便“歌鹿鸣者六人”。中举人数竟占海、潮、揭、饶4县的三分之一，如以全省录取名额75人计，平均每县仅约1个名额，则饶平远超他县，文运之盛曾因此轰动一时。
    在经济上，如辟田野、劝农桑、兴水利、导工艺、均赋税等都业绩明显。成化十八年全县在册人口92921人，至弘治五年的10年间新增人口达1126人。人口的增长正是经济发展的辐射。
    朱英对饶平置县和建县初期的贡献，功不可没，因此饶民将其奉为城隍，城隍庙宇之大、品级和某些建筑规格之高，皆潮地古建筑所罕见的。
    饶民立总督为城隍，既是酬于朱氏在生之德，让其得以千秋庙食，当也寄望于神灵的庇护与造福。这表明为官处事能从国计民生的大局出发，终会赢得人民的敬仰和纪念。

潮汕民俗史话...............李龄重修白鹿洞书院  


    李龄是明朝宣德至成化年间潮阳县人，他从小的时候就十分聪颖，记忆力惊人，经史之类几乎是过目成诵。他的父亲李宪举也是个饱读诗书的人，对李龄的学业十分关心，很有意识培养儿子对先贤的景仰之情。有一年李宪举自四川中江县调任兴化府教授，家眷只是带李龄一个人赴任，当他们经过朱熹考亭遗址时，父子俩专门拜谒，李宪举虔诚地介绍了朱熹的生平、文学和业绩，在李龄幼小的心灵播下了追慕古贤种子。

    正统元年，李龄参加考试，中了举人，授宾州学正。没多久，他的母亲病逝，他归家丁母忧。他在家的时候，看到学宫门路狭窄，行人来往十分不方便，而他的家宅刚好在附近，于是割了一块地扩大学宫门面。他的德行得到了朝廷一些官员的赏识，推荐他为国子学正。

    李龄升任国子学正后，对国子学中的不正学风，感到忧心如焚。他很认真地向祭酒李时勉反映说：“我昨天在选部中听诸位同仁在相议，所说的无非是某个地方风景好，某个地方物产佳。没有听到一个人谈及政教方略的，如果长此这样的话，怎么可以呢？”李觉得他很有头脑，有眼光，对人夸耀说：“这一位新来的学正有见识，众人都比不上他。”李龄为官清白，当时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多多少少都有送礼物给国子监的大小官员，李龄坚决地拒绝了学生们的礼物。

    李龄对文教事业的贡献，主要是倡导重修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东南，相传唐朝李渤在这里读书的时候蓄养一头白鹿。南唐的时候在这里建成学馆，宋初改名为白鹿洞书院，是当时四大书院之一。白鹿洞书院由于朱熹曾在这里讲学，并且撰写《白鹿洞书院揭示》，一时名噪天下。但是，到了李龄任江西提学的时候，这一座古老的书院已经破旧不堪了。李龄在观谒书院后，决定重修书院。这一年刚好国子学※※、知府何氵睿莅任，李龄即把重修书院的任务委托给他。何知府不敢懈怠，“乃谋于推官沈瑾英、知县周让，募义民广达华等，得谷五百斛，鸠工聚材……邑人闻风慕义，捐赀财，施砖瓦，助力役者比比。”重修书院，振兴教育，实在是一件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好事，因此得到了百姓最大的支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半年的功夫就把书院修葺一新了。增建两庑、棂星门、贯道桥等设施，对周边环境也进行了美化，除去荒秽，种上松树竹林。再砌上围墙，整座书院里里外外都换了新颜。邀集了当时当地的贤士学人，讲学讨论，“继先贤之遗教而兴学于当时，诚书院之再兴也。”琅琅书声又在这古老书院响起了。不但如此，李龄为解决学院的供养问题，还买了一百多亩田地，再加上寺田八十多亩共二百多亩作为学田，同时作《规示诸生八事》对学院学规进行规范。并礼贤下士，物色了学识卓著、品格高尚的胡居仁为白鹿洞洞主，一时学风日炽，士风卓然归正。

    可惜的是，由于李龄敦笃不欺，刚直不阿，竟为当时所不容。最后被一案牵涉，为流言所累，抑郁而死。

潮汕民俗史话...............南宋末年龟山尚有大型建筑物  


    南宋末年，宋朝君臣为躲避元兵追杀，经过粤东地区，留下许多传说。
    与龟山相距只有几公里的下坑村，有一石板，称为接龙桥。相传赵?经过此处，被小山溪阻挡，石板桥太窄，不敢过桥，于是臣子背他过山溪。
    龟山则传说有宋太子行宫。清朝嘉庆时的《澄海县志》中记载：“黄子佃山，一名覆盆山，又名龟山，距城西北十里华富村，高二十二丈，周?二里，前临大溪，旧传宋太子避元兵在此，设行在，因称北殿山。”行在，即行宫。
    北陇村内至今仍有北殿古庙，就是当地民众为纪念南宋末年宋太子流经该地而建造。但龟山上的所谓行宫却无迹可循，宋太子有没有在龟山逗留也无史可查。
    当地考古工作者分析，南宋末年有官府军民在龟山逗留是可信的，因为龟山遗址中还出土一些南宋时期的瓷器、铅网坠、宋镜等，但建行宫则不大可靠，赵?在潮汕逗留的时间短暂。很可能是宋以后的人将赵?行踪与军民活动联系在一起。由此也可见，南宋末年，龟山曾有过较大型的建筑物。

潮汕民俗史话...............揭阳“相国祠”石刻匾额来历  


    近来，在原揭阳县人民※※（今市成人中专）内，出土一块长190厘米、宽64厘米、厚18厘米的石刻匾额，上书“相国祠”三字，苍劲有力。

    揭阳有史以来从未出过宰相，何来这“相国祠”石刻匾额？文史界和书法界人士议论纷纷，归纳起来，有二种看法比较统一：一是认为可能是南宋时曾来过揭阳京岗教书的梁克家，后来当过宰相，因有功于京岗，是否是后来京岗乡亲父老为其建造祠宇而留下匾额；二是认为可能是揭阳名贤、明末※※志士郭之奇之后人为其建造的祠宇？

    笔者认为当年梁克家虽来过揭阳京岗教书，也当过宰相，有功于揭阳京岗，然京岗孙氏早已建“恩相祠”祀奉，今遗址尚存。那么，这匾额就只能跟榕城东门郭氏之郭之奇公有关了。然而，笔者不敢妄定。

    不久前，适逢榕城东门郭氏之“金马玉堂”修复竣工，我应邀前往参加庆典，遂向郭氏乡亲言及石刻匾额，众人大为哗然，引出了榕城甲东里有一座气魄壮观雄伟“郭氏家庙”。翌日，我专程前往参观访问。这是一座座北向南的三璧联“百鸟朝凰”清代后期建筑物，大门下的阳埕上立着一对露天大石狮，大门两边各嵌着一只大石鼓，门顶匾额书“郭氏家庙”四个大字，整座面积近2亩。此庙大门内的门顶上有一石刻碑文，名曰“郭氏家庙匾额碑文”，上面刻了密密麻麻的大片字，末处是“光绪三年岁次丁丑元月立”。

    后厅※※有一神龛，祀奉“相国祖之奇公神位”。

    原来，郭之奇之九代裔孙升裕，从事商贸，年至四十，尚未发达。有一次在祭祖时许愿说，“他日我若能发达致富，一定建造相国祠祀奉先祖”。后来，郭氏升裕公果然发达致富，遂在榕城东郊买地营建“相国祠”。在营建“相同祠”期间，郭升裕在外生意频频告捷，投入资金也逐步增加，买厝用地，范围不断扩大。此举使近乡感到震惊，认为郭氏营建范围的不断扩大，将对近乡造成一定的威胁和影响，遂联合向官府起诉（起诉理由不明）。官府为避免争端，即言明营建“相国祠”是官府的事，私家所建的“相国祠”应改为“家庙”，且范围不得自行扩大。第二天，官府派差役将“相同祠”石匾拆下扛走。

    尔后，郭氏只得将已买的“相国祠”附近厝地辟为“百鸟朝凰”之民居，并定名为“甲东里”，至目前，“甲东里”一带基本都是榕城郭氏所居住。

    据郭氏耆老的这番介绍，这出土“相国祠”石匾的来由，基本可明，故作引玉之砖，盼待完善或裁定。

潮汕民俗史话...............话说潮汕水井  


    昔日，潮汕水井是潮人生命的源泉。自古以来，世人无不对水井怀着极其浓郁的眷恋之情。民间就流传着“离乡别井过暹罗”的俗语。※※散文大师秦牧先生就曾满怀深情地写诗吟故乡村头巷尾的水井。明·《澄海县志》亦载：拔贡李士桢（番禺人）有吟下“岭东饮水清且廉”的诗句，盛情地赞美着潮汕清冽甘甜的井水。
　　潮汕水井※※悠久，开凿不计其数。据考古文物见证：宋哲宗（１０８６－１１００）时，潮州盐官李前在澄海筑堤开井，于今溪南镇仙市村旁狮山上石刻有碑刻诗文：“筑堤开井易通津……增光更俟后来人。”开凿于宋绍兴二年壬子（１１３２）的塔山龙泉古井（又称佛井），水清而湃，饮之甘醇。相传清初澄海县令王岱品尝井泉沏鹊舌新茶，品评殊佳，挥毫赋诗赞美，有“鹊舌新煎水”、“鸿渐茶分品”的佳句。在“红头船”的故乡——樟林古港，随处可见清代开凿的水井，用井水烹茗，甘润心脾。清代，在樟林古港的天后圣母庙（现称为妈祖新宫）前露天广埕，常年置有大缶数个。专盛肩挑来的井仔泉水，绵恋故里的海外游子常特地备好瓶罐装满数瓶井泉，乘着“红头船”飘洋过海带往东南亚诸邦。据宋人潮阳林绂写的《潮州知州震峰彭公传》中称：宋元本六年（１０８３），彭延年在潮州知州任上时，发动潮人凿井三十六眼。今日在潮州市区太平路南段的郑厝巷口，还有一座“四眼古井”，潮人称为“四目井”或“古树井”。这个古井的挖凿造型真是巧夺天工。成为街巷一景，惹人驻足。井台护栏呈八角形状，台面是用手工雕塑四个洞眼的大块石板材，用灰砂浆凝紧覆盖在井面上。这四眼圆孔是专供居民群众用绳索拴紧水桶打水取用。既方便打水，又利于加盖防止尘埃污染。古井石壁嵌有“光绪五年重修”的石碑记。
　　８０年代，笔者参加广东省水源水质调查，深感古代潮人先贤的能工巧匠超凡人圣，对挖掘水井的构筑技术的确设计独特，防护设施完善，填装滤料合理，滤层安排科学，有效提高净水效果，反映了潮汕水井水质优良。据澄海县对１０００口水井的构筑技术设施调查和抽样检验１００口水井，水井结构有防止周围污水流入的井栏，井台四周倾斜，周围设排水沟以及时排除积水；井壁用砖、石块或贝灰砂井圈砌筑，内接缝严封，外周充填粘土层以防在面水渗漏；井底井壁下段不密封，以便集水，底层先铺河砂，从粗砂、细砂至上层的卵石块供作滤料。夏秋节雨量多，井水易受污染，而有的还加氯消毒，有的还在水井放养几条鱼，可是当投氯时往往会将小鱼毒死。调查中还发现，某些水中含铁量较高（有铁锈味）的地方，自行设计安装一个家庭小型过滤缸，井水通过滤料过滤澄清饮用。潮家还利用冬季水位较低之时，以梯子连接起来放下井底，掏洗井壁，挖去淤泥污物，垫换滤料，确保水源水质清冽。
　　潮汕水井深受世人的崇拜，民间有井公井妈的神话传说。有的地主冬至要在水井贴冬节丸，除夕要盖井不汲水。正月初一人家自觉不上井台打水。初二凌晨，则由※※带着礼品前到井台祭拜，打上第一桶水，称为“开井”，然后就可以照常打水饮用。直至１９１４年汕头自来水公司在庵埠建造自来水厂竣工正式供水，潮人始饮用上自来水。
　　今日，水井已将逐渐成为※※的见证。然而，“离乡别井”的这句史话，令海内外世代潮人铭记难忘。

潮汕民俗史话...............敢忤权奸吴一贯  


    在明代，潮州出了一位刚直不阿，敢忤权奸，为官清正廉明，深得人民敬仰的朝廷诤臣吴一贯。
                            惩贪靖寇  奸邪敛迹
    吴一贯，字道夫，祖籍揭阳县曲溪人，后徙居潮安县彩塘水美村。
    吴幼时家贫，曾随其母流落于饶平县澳头(今大澳村)，因其聪明活泼，受到该村※※郑瑶所喜爱，被收留为义子，于澳头入塾读书，16岁入泮，明成化十三年(1477)中举人，十七年(1481)中进士，授江西上高县知县，因有直声，擢升御史，弘治间历任福建、南畿(今江苏、安徽)巡抚，以办事精明强干闻名，其惩贪靖寇，所至肃然，奸邪敛迹。又擢升大理寺右丞，多次被派出赈恤灾民，深人灾区，事必亲躬，关心民众疾苦，事半功倍，深受各处灾民爱戴。而在他为宫中，有二次因敢于忤权奸，竟陷入险境，差点丢掉性命，但于绝处逢生，然丢官降职，却泰然自若而无所悔。
                            因忤权奸  陷入险境
    弘治初年，国舅寿守侯张鹤龄与其弟建昌侯张延龄，依仗其姐孝康皇后，注籍宫禁，因而肆无忌惮，纵容其家人巧取豪夺，为非作歹，内外朝臣敢怒而不敢言，孝宗皇帝又碍于皇后面子而不过问，偏偏遇到了鲠直无畏的吴一贯。当他巡按浙闽回朝时，便敢于当面数落张延龄的奸行，言至激愤时，还将其推倒，致跌折其齿，因而惹怒了张皇后，必欲将吴一贯置于死地。后因孝宗嘉其诤言，才怜之获免。至嘉靖十二年(1533)，张鹤龄、张延龄终以罪除去侯爵，下狱论死。
                            士民敬仰  建祠永祀
    弘治十七年(1504)九月，孝宗命吴一贯、锦衣卫杨玉会同新任巡按余濂赴辽东，查都指挥佥事张天祥所部泰宁卫戍兵射伤海西贡使，而以掩杀其他卫营戍兵38人抵代邀功一案。经吴一贯等实地勘查，尽得其实，张天祥畏罪毙于狱。其叔张洪，买通宦官刘瑾所掌握之东厂，反证吴一贯所勘皆诬。因其时刘瑾为孝宗所宠用，权倾朝野，结党营私，曾执朝士300余人下狱。而身为大理寺少卿的吴一贯，不满刘瑾的奸行，曾当朝直言予以弹劾，致刘瑾怀恨在心，故借张天祥案以构陷，使孝宗信其诬告，竟以“苟功罪不明，边臣孰肯效力”为由，尽反前狱，并亲临午门审问吴一贯，欲抵一贯死罪。幸尚书闵硅、御史戴珊力救奏免，被贬云南嵩明州为同知。正德五年(1510)，刘瑾奸情败发伏诛，吴一贯升江西按察副使，因讨伐“华林军”有功，进官按察使，行军至江西奉新县病逝。奉新、高安两县士民，敬仰他一生正直无私、清正廉明，为他建忠节祠永祀，吴一贯也名载《潮州府志·人物传》。今水美村，由状元林大钦书题的“少卿第”尚存。

潮汕民俗史话...............“丁允元治潮轶事  


    潮安县磷溪镇仙田等十三村创乡始祖丁允元，原籍江苏常州，宋淳熙年间任太常寺少卿。淳熙十四年(1187)，他因请旨赦免盐铁等税而得罪了孝宗皇帝，遂被贬任潮州军州事。
    丁允元治潮多有建树。他为政清廉，关心民瘼，崇拜韩愈，深得民心，其业绩广为传颂。
                  韩公祠与丁公桥
    丁允元莅任后，特别崇拜韩愈兴学育才的风范，规定各地增置“学田”(收益专门用于办学的田园)，发展教育事业。
    为了扩大韩愈治潮时的爱民精神的影响，并利于人民对韩文公的景仰，丁允元任职伊始，便把原建在城南的“昌黎伯韩文公庙”，迁至韩愈当年时常登临并亲手栽种橡木的韩山(今址)，还扩大了规模，易名为“韩文公祠”(简称“韩公祠”)，800多年来人们瞻仰不绝，使大家“见到韩公祠，想起丁允元”。
    丁允元治潮第三年即淳熙十六年(1189)，他见前任官员在湘子桥西岸督建4座石桥墩，便筹足款项，厉兵秣马，在江心深处增建五座石桥墩，扩至如今的西岸九墩。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特把这一段桥称为“丁公桥”。    
    上述两宗大事，可在丁允元葬于磷溪山内英山村凤地的墓园里得到印证。丁允元墓于1981年重修，坟茔两侧刻有诗画，一侧名为“韩祠崇祀”，诗为：

  韩伯丁公两太守，安澜兴学并功高；
  一祠永祀彰盛德，万古馨香荐礼牢。
另一侧为“湘桥彰德”，诗为：
  湘桥载誉传千古，费煞太卿一片心；
  世界桥梁新式样，堪称首创众同钦。
                 船载石与石载船
    自古只有船载石，丁允元却创造了“石载船”的奇迹。
    当然，丁允元督造桥墩的石头都是用船载来的，而架设桥梁的那些近万斤甚至超万斤的巨石呢?大船纵能载，但如何架上高高的桥墩之上呢?那就只好用“石载船”的办法了。
    所谓“石载船”，是在临江临海石山采石加工成大石条后，就地搁在滩面上，等涨潮时让水淹上去，即划来特大木船泊在石上水面，命夫役潜入水里把石条用大绳索捆住，再由船上绞车把绳索绞紧，将巨石绑在船身下面，水涨船高，巨石离地，连着船被划到建桥工地附近，等待特大洪峰到来时，就把船撑到桥墩的位置上，探正方位，抛紧了锚，把绞车上的绞绳放宽，让大石条滑到石桥墩上架起来，船才起锚离开。这种船在上、石在下的运载法，人们便把其称为“石载船”。据说当时丁允元就是用这个“难中易”的妙法，硬是把桥梁架成的。这说明了丁允元的聪明才智。

潮汕民俗史话...............出土文物引出的话题：“苏州货，三年来一过”——清代南澳与台澎贸易一斑  


    2000年5月4日，南澳县原总兵府主座复建工地出土了几件瓷器，其中一件清代青花碟引起文博工作者的兴趣。该碟面径8．5厘米，高3厘米，圈足，折腹，撇口，内底绘有海洋帆船图案，天空识以“姑苏”二宇。姑苏是苏州的别称。唐张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有名诗句的发生地，就在苏州。由此引出了在南澳流传已久的口头禅一一“苏州货，三年来一过”。凡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无不知道这句传言。那末，为什么南澳会从苏州进货?为什么要三年一次?问题得从当时南澳与台湾的关系说起。
    南澳于明万历三年设镇，派副总兵专驻南澳，协守漳潮，兼台湾、澎湖。清康熙统一中国，台湾归入版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开发荒岛，清※※从大陆沿海各营抽调兵力到台湾、澎湖驻防屯守。据李汝和《清代台湾班兵制度与屯田募兵之议》一文中称：“康熙二十二年 (1683)清人有台，制行班兵，初设万人，分水陆十营……其水师则由福建之海澄、金门、闽安三协标，及广东水师南澳镇抽调而来，三年更替，故谓之班兵。”班兵制度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更使地力滋厚的台湾得到了开发和利用，把台湾变成内地的一大仓储。每年额定台湾府的台湾、风山、彰化、嘉义四县供应内地兵米眷谷8万多石，主要供应福建、广东营兵。其中额定由凤山县供应南澳海防厅的兵米眷谷达4000余石。这些官谷都由专门指派的船只按规定对口运输。这些贩货运输的商船又有横洋船和贩艚船之分。据《厦门志》载：“横洋船……对渡台湾……往来贸易，配运台谷，以充内地兵糈；贩艚船又分南艚与北艚。南艚贩货至漳州、南澳、广东各处贸易之船；北艚至温州、宁波、上海、天津、登莱锦州贸易之船。”对台直航之初，由于商船制作之料坚实、船身宽广，运载多谷，每次可获利数千金，故船户安之若素。但是事后矛盾便显而易见：其一，由于夏季常刮南风，在台之船，要是直航多有不便，于是便改道北上载货至宁波、上海、胶州、天津等港进行贸易，然后待冬季北风司令才南下进港。这样，往返一次需时半年以上；而配额运输的官谷“在仓日久，海氛蒸变”，造成损失，运户赔累不敷而生※※情绪。其二，台地奸商屯户一闻专运台谷之船要购米谷时，竟囤积居奇，提高粮价以致台运亏耗。为解决这一矛盾，议事者改征台谷为“折色”，即以台地的谷价折银交仓再回内地购粮充仓。这么一来，价格的差异更使内地用粮不足，船户更是怨声载道。这就迫使船户另薜蹊径，以求既可完成台运任务又不亏空。这些运输船只在台置货，转而北上各海口贸易，然后候风南下又经各港口置货南卖，获利以补台运折色的亏耗。这一过程往往需要一年以上，加上运输船的维修、重置篷索等须假以时日，重复再来一次就需三年时间。再者，戍守台澎的班兵三年一换，换防战士面对重洋阻隔，寒暑季风的制约，运输船只的局限，往往只能望洋兴叹，不得不在台澎各驻防地建立暂时栖身生活的“伙馆”以待内地船只的到来，而转运台谷的配额商船有时就增加了接受搭载这些班兵的任务。
    由此看来，并非南澳必须舍近求远到江苏苏州进货，而是与台湾、澎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苏州货，三年来一过”的传言，其因由就在于此。

潮汕民俗史话...............潮州总兵卓兴轶事  


　　卓兴，又名卓花开，出生于揭阳棉湖草厝巷一个贫苦的家庭，小时候长得身材高大，而且学得一身好武艺，为人豪爽，结识了一群好伙伴。清道光年间到钦州投军，屡立战功。历任本镇营平司、虎门水师副提督，受赐顶戴花翎和“格良叶巴图鲁”的称号，后封为潮州总兵。在潮汕地区，有不少民间流传的俗语与卓兴的轶事有关。
　　
　　 “草厝出大蛇”。这句话用来比喻穷乡僻壤的穷苦人家出了人才，当了大官。犹如“鸡窝里飞出金凤凰”一样。卓兴小时候家里穷，住的地方都是穷人，都盖了简陋的草房子，所以叫草厝巷．因为家穷，曾经想到陆丰碣石玄武山出家，混一口饭吃，但主持和尚看他相貌不俗，一表堂堂，断定他异日定能飞黄腾达，便劝他放弃遁入空门念头，并取出白银二十两相赠，鼓励他从军立功。卓兴后来投了军，立了功，被封了官，最后被封为潮州总兵，管辖一方军事行政，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所以群众都高兴地说：“这是草厝出大蛇。”
　　
　　 “同拍沙锅寨”。是指同生死、共患难的意思。卓兴小时候结交了一帮穷朋友，一起劳动，一起玩耍，并且效法《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结拜为兄弟。他们经常玩耍到深夜，有时候肚子饿了，就到地里偷些瓜果充饥。有一次，他们偷了黄豆，煮了一锅，大家七忙八乱，就把沙锅给打破了，大豆撒了一地，卓兴即兴打趣说：“众将听令，打破沙锅寨，放走黄豆大王。”。后来，卓兴弃农从军，在队伍中屡建奇功，最后官拜二品潮州总兵。棉湖那帮穷哥儿们听说卓兴当了大官，都到潮州府城来找他。门官见他们个个衣衫褴褛，而且出语粗俗，便不肯为他们通报。这帮穷朋友也不是好惹的，一气之下，跟守门士兵吵了起来。并声言，只要跟卓总兵说是昔日“同拍沙锅寨”的弟兄们，卓总兵肯定开中门迎接。门官见他们说得理直气壮，恐怕也是与卓总兵有特殊关系的，便不敢怠慢，连忙进去通报。卓兴闻报，果然十分高兴，吩咐手下大开中门，并亲自来到大门外迎接，兄弟们共叙旧情近况。最后还根据各人的特长和家庭情况作安排。回家的赠送银子，要服役的根据特长安排职务。卓兴富贵之后不忘贫贱之交的品德受到了后人的赞扬，“同拍沙锅寨”这一句戏言也成了同甘共苦的同义词了。

潮汕民俗史话............... 潮汕古港庵埠  


　　北宋时，韩江三角洲上的中部低地平原区已经形成，这个区域，以沿现庵埠——程洋岗——东陇一线为分界。这一线就是当时的海岸线，而上述这几个地方，就是当时韩江西溪、东溪和北溪的出海口，因而也就成为潮州的主要海港。

　　庵埠在韩江西溪边，紧靠?济河。这里古称龙溪都。北宋时还是滨海地方。徽宗（赵佶）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开始有郭姓来此定居。创立郭陇乡。随后杨、陈、王等诸姓也来此定居。到了南宋淳熙年间，已经创立了不少乡寨，那时这里尚属海滨，海水延伸至桑浦山脚，在浮聚成陆的地方，高处为埠，低处为陇，周围各乡以定居者代族为名。称薛陇、刘陇、庄陇、马陇等等，后来经济发展了，各乡集中在黄陇集市，该处有一白云古庵埠，故名为庵。那时已有海船在此停泊，从湖头至水吼桥一带，均是泊船的处所，有咸鱼踏头、盐踏头等古代码头旧迹。但集市却在庵埠，在湖头附近现已成为低洼田的地里。曾发掘出埋在泥里的古船、古钱和茶叶的残渣。《潮州府志》说：“庵埠集百货之舟，如蜂屯蚁聚”到了宋代末年，庵埠以南的海滩也已成陆。成为?浦盐场。南宋宁宗（赵扩）嘉定十四年（公元1220年），潮州水军移驻?浦场“以扼海道”，就是控制进出庵埠的海船航道。直至明代，庵埠湖头乡附近还有造船厂，为府宪建造兵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了台湾。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即开海贸易的第二年，清廷宣布广东的广州、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为对外贸易港口，同时设粤、江、浙、闽等四个海关。粤海关成立后，在广东沿海设了7个总口，潮州府属的海关总口设在庵埠，它是集行政、防卫、※※于一体的管理机构。乾隆十五年（1750年）六月，粤海关监督派员驻管潮海关总口，潮汕各地陆续设立关口征收※※。至今庵埠仍保存着雍正八年（1730年）设立的“庵埠海关地界”石碑。

　　海阳县庵埠，“在郡城（潮州）南六十里，地当海、澄交界，实海、揭、潮、澄四县之通市，商贾辐辏，水陆交通”。有梅溪直通沙汕头而出外海。乾隆年间这里成为一大港市。“海（阳）、潮（阳）、揭（阳）、澄（海）四邑商贾辐辏，海船云集，逐日市”当时潮州、樟林、东陇等处货物均“来在梅溪”，汕头及别埠货物米谷也“兼时来庵”。港内各乡驳船、挑夫云集，船载肩挑，分运“内洋乡村”。庵埠港到了清代前期，在庵埠港内停泊并征税的商货船有：往上海黄白糖船，往潮阳木排，往琼州铁锅船，往达濠、蓬州、?浦装零星木头的货船，还有出口和进口装豆麦各货的福建东都船。此外，还有往潮阳各地渡船、往潮揭小货船、纲桩船等。可见庵埠港是颇具规模的。然而，从道光末年始，庵埠所处的韩江下游双溪口一带，淤积日渐严重。经多次疏浚，屡浚屡塞。庵埠的地理优势，逐渐丧失。位于20余里外的沙汕头（今汕头）便代之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