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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民俗史话............... 裕德堂制壶史  


    裕德堂系潮州仙圃张氏手拉茗壶的堂号。其创始人张登镜先生字文耀(1865—1949)，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活跃于潮汕及东南亚商界的儒商。昔年曾率其膝下十个儿子艰辛创业，开设汕头水果行，承办新加坡祥泰隆、福兴隆批局；香港声兴批局、汕头悦记批局，事业蒸蒸日上。登镜先生崇儒而业商，兼有文玩之好，家中收藏颇丰。青年时代游历江苏宜兴时曾购得孟臣壶一把，十分珍爱，日夜相随，商界朋友因戏言道：“张公不可一日无此君。”

    1916年，登镜先生因不小心把至珍至爱的孟臣旧壶摔破，这时，他的失落之感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只能求制壶师傅仿制一把，聊慰眷念之心。当他见到制壶师以娴熟的手法拉制壶坯时，突然灵机勃发：商界注重礼尚往来的社交活动，若以亲手制作的茶壶作为赠品，岂不是更能显示馈赠者的诚意?于是拜师学艺，闲时亲手抟泥为壶，以赠新加坡、香港之商友。此后，又把手拉壶的制作工艺传给次子祯照和三子祯美，两个儿子学成之后也经常亲制茶壶以供礼尚往来之用。到了1930年立“裕德堂”匾，以宽宏之德勉励子孙。从此，他们父子的手拉茗壶也以“裕德堂”为号，“裕德堂”手拉茗壶成了东南亚华侨争宠的文玩，以收藏有裕德堂壶为荣。商友黄源先生曾感慨地说：“人在异国，有此精巧雅致之手拉壶为伴，月下品茗，既可把玩，更可解思乡之愁，可谓：‘故乡亲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此壶'。”三子祯美于制壶的过程中更有所悟，曾以“裕德”为冠首撰联曰：“裕后抟觚师造化，德先传法得心源。”

    张氏第三代传人开德、开基在家读书时已得父辈的制壶之法，裕德堂的壶艺得以绵延，后来开德因出任福兴隆批局经理之职远赴新加坡，至八十年代方归故里，见家中“裕德堂”之匾仍在，高兴地说：“匾在艺在，抟壶虽非吾家之事业，却是传家之技艺，昔年吾家于南洋商界享有美誉，裕德堂壶功不可没，此艺得代代相传。”遂于侄辈中亲教第四代传人景臣。

    景臣学成以后，有感于潮州的壶艺传统较为单一、守旧，且本地陶土有透气率较低的缺憾，故远涉江苏宜兴，以艺会友，虚心求教，常与工艺师储集泉、曹亚麟、庄玉林等相邀谈艺、互为促进。同时尝试以宜兴的紫砂泥和潮州的陶土相调剂，研制出既有潮味、又有荆(宜兴)韵的新品，使茗壶透气率得以改善，且器形力求新颖，深为世人所钟爱。庚辰年，景臣不以取得小小突破而固步不前，又以纯宜兴紫砂泥与潮州传统手拉工艺制壶，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宜兴工艺师曹亚麟赞曰：“景臣为壶、日制日新，吾辈当莫落后于景臣君。”的确，在手拉茗壶的用料、工艺、造型等方面的研究中，景臣从不停步，既遵古法，又辟新途。正因为他能严守变之不变、不变之变之中道，故其壶深为国内和东南亚各国的收藏家和茶人所器重。

潮汕民俗史话............... 王源在潮州  


    王源为明代中期官宦，仕途曲折，他任潮州知府历时至少9年，是※※上治潮时间较长的地方长官。
    王源在潮州，史志有多处记述，《明史》和《潮州府志》记载基本相同。明宣德十年(1435)，“英宗践祚择廷臣出为知府者十一人，赐宴乃敕乘传行，源得潮州”。
    王源治潮关注基础建设，改造环境，更重视文化教育。
    重修广济桥(又名湘子桥)。王源到任前，广济桥分二段，西桥称丁侯桥已建有10洲9孔，东桥称济川桥，已建有13洲12孔，中段未能建石墩，以24舟作浮桥相联接。桥因年久圮坏，王源决心修筑。他带头捐俸，发动商贾富户捐资。谋众者易成，共得募银万余两，兴工修筑，全桥23墩全面复修，换24只新船为浮桥，并以3条铁索，每条重4000斤连结24舟。因修桥尚有余资，对原来亭阁进行改造，建亭屋126间，并构筑12座风格不同的桥楼分布在亭屋间，遂出现※※上最壮丽的“海边楼阁，桥上亭台”的景观。王源还废除原有二个旧桥名，统一称为广济桥，取“济百粤之义”。
    培修四厢堤。明代潮城近郊四厢“堤长六百余万丈有奇，障水田数千万顷，沿堤上下居者鳞集”。(见顺治《潮州府志》洪孝生《王太守修堤记》)明代中期部分穷苦民众、迁徙流民，依江伴堤而居，是※※和自然环境所使然。正统元年(1436)，潮州发生洪灾，“河堤冲决”，“溺死人畜”。潮州府及海阳县均上奏朝廷，海阳县还奏请“潮阳等县人夫协力修筑”。(见《明清实录潮州事辑》）王源看到洪灾的危害，决心培修四厢堤防，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四厢堤数百里的培修工程。
    立社学、置乡校、讲乡约，是明代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和道德的普及教育。
    社学，是仅次于县学一级的地方教育机构。由元代开始，以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老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四书五经等。明代沿袭旧制，教学内容略有改变。“凡近乡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入学肄业，故当时文教翕然兴起”。(见饶宗颐《潮州志·教育志》)至正统元年朝廷强化社学教育，令各地州府县官严督功课，并选拔学习成绩优秀的社学补进县学生员。王源兴办社学十余所。
    乡校及讲乡约，是对民众进行文化道德教育的机构和活动场所。讲乡约，即是讲述同乡人共同遵守的规约，当时，社会流行吕氏乡约的做法。其约曰：“凡共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讲乡约对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诲导民俗，不失是一种好形式。王源置乡校讲乡约，并不是一般应付朝廷的政令，而是精心组织和策划。如在筑广济桥余款中，“建亭(乡约亭)设先圣四配、十哲像，刻蓝田吕氏乡约，选约正，约副偕士民朔望宣读，而讲肄之出乎至诚，远近感动”。其时王源建乡约亭在何处?就在西湖山，惜旧迹难觅。
    王源治潮，还在正统元年重修海阳县学宫、正统二年修建周元公祠、城隍庙等。均有庙记、碑记传世。

潮汕民俗史话............... 仙田乡的“陈厝巷”  


    仙田乡俗称深田，位于市郊的磷溪镇，全乡姓丁，唯有一小角落姓陈，人称“陈厝巷”。当地有一民谚云：“先有陈厝巷，后有深田丁”。这一民谚，是有关仙田创乡的传说。
    据说南宋时，陈坦任海阳县知县，丁允元任潮州知军州事(知州)，他们都是外省籍，是对地方施政有所建树的贤吏。
    由于当时处在宋室南移战乱频繁，半壁江山沦入异族之手，而潮州偏处东南一隅，人民安居乐业，是“海滨邹鲁”之地，于是都萌发任职期满后移居此地落籍。
    先是陈坦选中了仙田这个地方，因其离州城不远，滨海之地，一片沃野，利于生存，因此决定移族至此，由于与丁允元常有交往，又同有落籍潮州的念头，因此曾将选址之事告诉丁允元。时丁允元也正有意选址，在察看仙田后，觉得该处确是一块“宝地”，于是找陈坦商量，因陈坦熟悉风水学，因此希望他另择址，把仙田让给他。
    此后陈坦经勘探，发现在“婆姐岭”后靠海滨处也是一块很好的地方(即今官塘镇)，于是表示同意，并提出一个条件，即在仙田留一户陈姓，以志此事，同时希望不受同乡歧视，丁允元满口答应。
    此后，两人分别在仙田和官塘创乡，经历了千年，丁、陈二姓的子孙后代已遍布海内外，但仙田始终仍保留“陈厝巷”，并与丁姓和睦相处。
    现官塘巷下有宋代建的“陈氏大宗庙”(明清二代曾修建)，据官塘清末秀才陈舜臣所著的《心耕谷果》一书载，“(陈)坦由进士知广东潮州府海阳县事(宋元符间)，公治邑有惠政，任满，为百姓所攀留，遂卜居秋溪鹳塘(即官塘)，建祠以祀先祖……”。
    仙田也存明代的“丁宦大宗”，据《潮州市文物志》记载，“为仙田乡丁氏崇祀先祖丁允元之祠堂”。此二座祠宇，应是丁、陈创乡的史证。
    另据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潮州人物》和有关史籍记载，陈坦为福建晋江人，宋元符年间(公元1098—1100年)任海阳县知县；绍兴中(1131—1144)将县学宫由府治东(附设于府学西)迁至今昌黎路现址。放“陈氏大宋庙”大门两侧有石刻对联：“闽海分藩传旧德，秋溪卜世振新犹”。
    丁允元为江苏常州人，官居太常导卿，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因恳请赦免“盐铁”等税触怒皇帝，被贬为潮州知军州事；淳熙十六年(1189)将韩文公祠从城南迁至今址。“丁氏大宦”大门也有明末尚书黄锦题写的一副石刻对联。
    但从陈坦落任至丁允元贬来潮州，时间距离80多年，陈坦迁学宫与丁允元建韩祠，时间距离也是三、四十年，因此陈坦早于丁允元落籍创乡是可以肯定的，至于是否是两人商定由陈坦让出仙田，则有所质疑，因为按照时间推算，丁允元来潮州任职时，陈坦已是百岁了，因此这种可能性似不大。但不管如何，仙田乡之有“陈厝巷”确是一段※※佳话。

潮汕民俗史话............... 清初潮州的海运贸易  


     潮州东北和西北多高山，东南面临大海，在清代由于地狭人众，又经受长期的自然灾害，粮食尤其短缺。据嘉庆《澄海县志》记载“即鲜可耕之土，而又潮汐之往来，咸气熏天，一冲根株，则禾苗立槁，以视膏腴沃壤之区相去奚啻倍蓰。故务农者用力多而收获常歉。”“土田所入，虽有大年，不足供三月粮。”仅靠腹地平原根本就无法解决潮人的生活问题。面对开山的艰难，潮人只有求助于大海。
　　 澄海樟林港是清代粤东的重要出海口。康熙二十二年(1684)，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投降清※※后，清※※立即改变“海禁”政策，准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自此，“海疆宁谧，商民两益”。康熙六十一年(1772)，康熙帝听从暹罗贡使说，“其地米甚饶裕，价钱亦贱，二、三钱银即可买稻米一石。”为了解决闽粤两省的米荒，稳定民心，决定从暹罗进口大米30万石给粤、闽、浙诸省。两年后，首批大米运抵樟林。
　　 乾隆十二年(1747)正式准许沿海商人领照到暹罗采购大米以救济民食。潮州的海运贸易更趋兴旺。樟林港也因此成为“河海交会之圩，闽南潮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之处”。
　　 由于贩卖大米“获利甚微”，商人们就只是象征性地装载少量的大米以备查询，也使航运合法化。而主要是改运那些有利可图的货物：从南洋运回来的有象犀、珠宝等奇珍异宝；犀角、肉桂等贵重药材；还有暹绸、胡椒、香料、番藤等异国物产。当时南洋的高级木料，如柚木、桑枝、铁梨木等，也作为“压载物”而运进来。“米不满五千石，货可值数十万”。从樟林港驶往暹罗的船上也载满潮州的特产：如瓷器、潮绣、雕刻、蒜头、麻皮、菜籽、竹器草席等。还有从北方转运来的人参、鹿茸、兽皮、丝绸等。这些货物，在南洋各地都很受欢迎，获利丰厚。由大米贸易发展到其他贸易，使潮州地区的各行各业都卷入外贸之中，“农工商贾，皆藉船为业”。
　　 乾隆年间，粤海※※馆在澄海设五口收税，据嘉庆年间重修的《澄海县志》记载，当时广东“通省(每年)额征税银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两有奇，澄海以弹丸之地，几操全粤五分之一。”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澄海在当时广东的海运贸易中，确实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在澄海城南门外乾隆年间所建天后庙的石碑记载：“(澄)地滨大海，烟涛浩渺，天水弥茫，生斯土者，群以海为命，自富商以暨龙户渔人，咸于是托业焉。当风利潮高，扬帆飞渡，瞬息千里。操奇赢者，贸易数省，上诉津门，下通琼趾。布帛菽粟与乎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履焉为夷……”当时海运贸易的兴盛可见一斑。

潮汕民俗史话............... 南溪渡  


     南溪渡在韩江支流南溪河段，属革命老区澄海南溪村业权，自古为农渡，兼载些过客。自从南溪村成为革命老区之后，南溪渡即成为地下活动的交通渡。
     南溪村，解放前隶属饶平县，村北面东山村属潮安县，村南面梅州、董坑村属澄海县，南北不到一公里就跨三县界，又是一个三面青山一面河风景秀丽的山村。南溪渡口曾经还是一个繁荣的小码头。解放前，渡口经常停泊着十几艘大小木船，来往于潮州、汕头之间，东里往汕头的小客轮也在此上落客。橄榄是南溪人的经济命脉，南溪村出口橄榄必须在此下船，到汕头金山街后，才从汕头港出口东南亚各国。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南昌起义军有一部分战士到过南溪村，在南溪村祈报庙驻足，当时还有莲华的上墩等村农民赤卫队员到南溪祈报庙集中。祈报庙是一座三进、三大门、两层楼的大神庙。那夜聚集了很多人，吃了饭，就在神坛下各选自己适合的武器，然后在南溪渡口分乘六艘木船，驶向莲阳河南岸，登陆后冲向澄海城，和其他革命军一起把澄海城解放了，实现了※※上澄海“三日红”。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低潮时，驻在南溪山村的红三连战士转移了，※※※赵从元、许大贵及部分战士如赵亚包等转到闽粤边开展新的战斗。留下来任地下隆澄区委※※的赵从浩，主持南溪一带革命斗争。有一次，他化装到澄海探望狱中同志，回南溪时，太阳已经要下山了，准备从南岸溪洲果园边下船，被埋伏在园里的白派分子截击，最后身中数弹而牺牲。赵从浩同志牺牲，为南溪的革命写下了鲜红的一页。
     一九四三年农历六月十六日，日本侵略军越过莲阳河，侵略魔爪伸到南溪河南岸。莲阳和樟东一带，约有二万难民逃到南溪。下午，日本侵略军在梅州堤段大樟下，驾起轻重机枪和小钢炮，对着南溪村扫射和轰炸。难民们纷纷躲在果林里。下午约三点钟，日本侵略军停止扫射，但未渡过南溪河，一直到农历十月十九日，日本侵略军的旗子才插上西洋山头。日本侵略军强迫民工为他们筑工事，经常下乡掠鸡、勒索羊毛衫，掠青年妇女，无恶不做。这时，※※打入敌占区内，开展新的革命斗争。地下敌后武工队经常在月黑深夜往返于南溪渡。有一次黑夜，我地下敌后武工队从南溪渡过河，被日伪饶平县保安队发现了，但当敌人到了渡口就什么都看不见。渡工赵令寿装着熟睡，被敌人推醒起来，进行盘问：
     敌人叱吓道：“你刚才渡过什么人？”赵令寿装作睡意朦胧地答：“我没渡过什么人。”“你没渡过什么人，为什么刚才岸上一队黑影不见了？”“这我就不知道，我只管在船里睡觉。”
     这时，狡猾的敌人发现船桨湿漉漉的，就问：“你说没有渡过什么人，为什么船桨会湿？”赵令寿早就准备好应对的话，便毫不犹豫地说：“因为船桨放得不稳，刚才一头掉进水里，是我把它拿起放稳，不要误会。”
     就这样，赵令寿被抓到南溪众和轩伪保安警察驻地，经过反复审问，都没有透露半点情况。后转到伪县府保安大队部，经过多番严刑逼供，赵令寿坚定不认，敌人没有办法，最后由南溪伪保长具结领回。此后，赵令寿同志更加坚强地撑好南溪渡，守住这敌后武工渡的重要岗位。
     又一次夜里，月色朦胧，我地下武工队出动归来，刚从渡船上岸，就在狮山尾的狮爷巷，迎面碰到日伪饶平县保安队出巡队伍。当时，谁也不知道谁，不了解对方力量，双方开枪打起来，且战且退。我方有许多本地人，道路熟悉，最后迂回退入南溪村内。敌人退到南关，逃回后溪驻地。
     日本投降以后，※※※反动派的魔爪又伸到南溪村和南溪渡。这时的南溪渡是担负着从汕头澄海一带直通凤凰山区的地下交通枢纽，地下党组织为保证交通线的畅通，派江秀卿同志负责交通联系，经常来往于南溪渡。当时，南溪村已经组织起一支地下民兵队伍，协助负责地下交通线的安全畅通工作。澄海中学学生上山，就是由南溪地下民兵护送从南溪渡经过南溪到凤凰山的。直至解放，南溪渡胜利地完成了革命的交通任务，在潮汕地下党的革命史写上了光荣的一页。

潮汕民俗史话............... 太平军骁将罗大纲  


　  洪秀全金田起义，固然主要是依靠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上帝教”骨干，而没有参加“上帝教”的罗大纲也是一位一开始就对太平军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将领。
　　罗大纲，原名亚旺，揭阳县蓝田都(今玉湖镇)人。生于清嘉庆中(约1810——1814年间)。他少怀大志，成年之后，游侠江湖，“往来茭塘一带，出没无常”；常劫富济贫，“犷猛异常”。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岭南※※※，罗大纲以“三合会”首领率饥民暴动。第二年因官兵追捕急，遂与波山艇军溯西江而上，进人广西。他参加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在永安(今广西蒙县)一带组织信徒，活动于浔、梧、永安、荔浦等地，攻城略邑，突袭清军。据罗惇《太平天国战纪》所载，洪秀全起兵粤西，与冯、杨、萧、韦、石等“六人共誓生死”。“时水寇罗大纲有众千余人，掠永安州”，曾遇胡以晃。胡以晃劝其“归秀全”。接着，太平军派冯云山对罗大纲进一步做工作，晓以大义，为罗大纲所“悦服”。罗大纲接受太平军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纲领，“爱其军律之严及其治军教理”，终于服从太平军集中统一领导的组织原则，于咸丰元年(1851年)初率所部2000多人从桂平江口投入太平军，被任为左二军军帅。
　　从此，罗大纲这支2000多人的“水寇”就成了太平军的水师骨干队伍。是年3月至9月，罗大纲随太平军辗转作战，由江口回师紫荆，西击武宣，北趋象州，东进金田、平南。9月，罗大纲随前军主将萧朝贵攻打永安，担任先锋。他用声东击西战术，攻下了永安，斩清军平乐协副将阿尔精阿和知州吴江，为太平军占领第一座州城立下大功。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建制，休整半年。罗大纲熟悉当地山谷居民，“为之招胁3000人以补其数”，受到“厚待”。同时，罗大纲又约任文炳率波山艇军两次出击梧州、藤县、平南、桂平等地，牵制清军。
　　太平军攻下永安后，清都统乌兰泰率兵把永安州重重包围。罗大纲于咸丰二年(1852年)4月5日，奉洪秀全之命率2000死士乘夜冒雨，一举攻破清军重兵防守的号称“铁打天下第一闸”古苏冲，捣毁了清军的兵营、关卡20多处，缴获了火药10多担和其他无数军用物资，为太平军永安突围战的胜利立下了第一功。太平军突围成功，清军大败，乌兰泰阵亡。为此，罗大纲曾假起乌兰泰旗号进军桂林，希能不战而胜，但被清军识破，围攻桂林一月不下。罗大纲乃转而挥师攻下兴安、全州。攻破桂北重镇全州之后，罗大纲“升土一总制，管带中一军”。可以看出，罗大纲不论是在壮大太平军有生力量方面，还是在实战中，都一开始就为太平军立下了卓著功勋，发挥了巨大作用。
　　此后，罗大纲随太平军入湖南，一往无前，12月中旬，在岳州升任金官正将军。第二年1月，在湖北升殿左一指挥，与天官丞相秦日纲同统水师。太平军于是月攻下武昌后，：于2月上旬撤离武昌，顺长江东下。中旬，石达开率※※破安徽重镇安庆；水军则大败清军于鄂东广济老鼠峡下巢湖。3月19日，林凤祥、赖汉英、吉文元等攻破南京。罗大纲、秦日纲率水师随至，共卫已占领的南京城。
　　太平军定都南京之后，派遣林凤祥、李开芳等统率大军东下，再折而北伐，直取燕京。罗大纲率水军配合作战。3月31口，罗大纲和副将吴如孝奉命从水路攻取镇江。镇江占称京口，是长江与运河交汇之处，既是南北要冲，也是南京东南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罗大纲顺利攻占镇江之后，依北固山，傍长江、运河，新筑城墙6里，建炮台6座，并广积资粮，备战不懈。于五六月间，连败来犯清军，“升殿左五检点”。7月，罗大纲奇袭北门外敌营，旋又飞袭东门外敌营，直使清军“环城七营皆尽”，稳定了镇江局势，被“升冬官正丞相”。
　　在镇江，罗大纲还很注重安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经济生活。他执行圣库制度，要求百工归衙，建立男馆，女馆，并一面动员百姓量力捐献军需，一面实行平买平卖政策。但为贯彻拜上帝会独尊上帝，罢黜诸神的宗旨而火烧金山寺、甘露寺等，却是不可取的。
　　咸丰三年(1853年)10月，为配合太平军西征，罗大纲和吴如孝督师突出江南、江北两门声援。田家镇一役，武昌同知劳光泰所招潮勇多归顺太平军，杨秀清“概令罗大纲统带”，并给罗大纲在镇江有较大自※※。越年3月，罗大纲奉调回南京，与胡以晃进攻和庐(今合肥)。4月又奉命代替秦日纲守安庆。11月，接连攻占安徽建德、东流和江西饶州石门等处。12月10日，罗大纲(时已升任为冬官丞相，功勋加一等)得知田家镇失守，即自饶州率轻骑由都昌沿陆路赶到九江援助燕王秦日纲的西征军，在小池口孔垄驿与湘军水师激战。由于安庆太平军赶来增援而大败清兵，毁其营盘。咸丰五年(1855年)初，曾国藩的湘军逼近九江，罗大纲率军与翼王石达开的大军配合，以诱敌深入，分割聚歼的策略，把湘军水师引入潘阳湖。2月11日夜半时分，石达开自九江，罗大纲自小池口共乘轻舟百余只奇袭湘军水师，焚烧湘军战船百余艘，俘曾国藩座船。曾国藩乘小舟逃人罗泽南军营，想投水自杀，为罗泽南所制止。这一役，大灭湘军气焰，对西征军三克武昌，稳定皖赣基地起了积极作用。此后，罗大纲虽曾偶返南京，但基本坚持在皖赣一带作战，于是年阵亡。死后洪秀全追封为奋王。
　　罗大纲之死，史载不一，但在战斗中阵亡，却是无庸置疑的。
　　他作战骁雄劲悍，用兵“剽迅如风，雄冠诸将”。特别是他爱兵一如
　　父母，“可与众同甘苦，士卒乐为效死”，所以“凡遇军事艰危之际辄
　　以大纲往”。就连所谓《贼情汇纂》的清方资料中也不得不承认：
　　 “罗大纲傈悍机警，贼中号为能者，然因非粤西老贼，功在秦日纲上
　　而不封侯王”。
　　罗大纲在太平※※除剽悍善战，战功卓著外，更值得大书特书
　　的是他有独具识见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外交才能。
　　太平军定都南京之后，洪秀全、杨秀清就急于图河北，取燕京。对此，罗大纲清醒地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以徐、扬(徐州、扬州)席卷山左(山东)，再出山右(山西)，会猎燕都”。并警告说：“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除此二策外，罗大纲还提出，既建都南京，务必多造战船，精练水师，战舰建成之前，应先用木筏堵截江面，抢占长江水上优势。可惜这些具有战略观点的正确建议未能为专权的杨秀清所接受。北伐军临行，洪秀全也以“诏告”叮嘱：“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以縻时日。”真是昏庸已甚。对此，罗大纲清醒而痛心地指出：“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噍类矣!”果不出所料，北伐军惨败于天津，太平军最终被消灭。罗大纲的话，都不幸而言中了。
　　罗大纲镇守镇江，受命参与办理对外事务。镇江是外国商船进人南京必经之道。咸丰三年(1853年)4月28日，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文翰和随员密迪乐，前往南京窥探太平军对西方态度，于5月离开南京。文翰此行往返都经镇江。罗大纲都与其打了交道。罗大纲在致文翰书中，严申太平军对满清“奉天讨罪”，而“惠外和中、商旅不禁、关市不征”，提醒英方不要被满清利用，替满清出力。当文翰得书，派密迪乐上岸谒见罗大纲时，罗大纲恳切地说，双方“承认同一之上帝”，彼此就如兄弟，当应互相帮助。并告诫英商“不应再去卖※※”。密迪乐也申明愿守中立而去。6月5日，英国传教士戴作士从上海到达镇江谒见罗大纲，停留三天，赠罗大纲有关耶稣教书籍，罗大纲也以太平天国印行的书籍回赠，同时，托其带信给上海的英国领事。在这封《殿左五检点罗大纲致上海英国领事书》中，罗大纲劝诫他们在战争期间暂时别来，这并“非阻通商，终以两下交兵，恐其往来不便”，亦以防满清水师乘机尾随，进攻太平军。书中再次声明，“同拜上帝，皆系兄弟”，书中要求其“现便携弟处各书，仰恳悉教历阅”。这无异于想通过传教士之手去宣传太平军的各种观点、主张。罗大纲与外国人打交道，虽未洞悉侵略者的本性，但能作到不卑不亢，有理有节，不愧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
　　

潮汕民俗史话............... 勤于职守敢于革弊的郑大进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郑克琐归顺清朝，海禁结束。地处东南海隅的潮州地区重新获得生机，生产又得以发展，人民又得以安居乐业，新的人才也应时而出。郑大进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郑大进生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月，字誉捷，号谦基，又号退谷。揭阳县梅岗都山尾村(今属揭东县玉滘镇)人。父郑养性，字帅堂，号舜斋。郑养性积学笃行，博览群书，深究理学，潜心儒家经典，并“以文字教授乡里”，是个私塾教书先生。康熙十六年(1721年)，广东督学惠士奇抵揭。郑养性以所撰《周礼注》和《春秋左传注》等书呈送。惠士奇向来崇尚经术，披阅之下，不禁称赞说：“开粤风气之先。”郑养性以一介乡村知识分子，而能得一省督学的称誉，可见其学识之非同一般。
　　郑大进正是在这么一个乡村间的书香人家，仰承庭训，吟诗谈史成长起来的。他聪敏足智，从小享有神童之誉。15岁得“补博士子弟员”，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中举，翌年(乾隆元年)登进士。郑大进高科中后，并未授官，“无所遇而归”。乾隆九年(1744年)始被召进京都谒选。初授直隶肥乡县令，不久调署大名府同知。后因父丧回家丁忧，直至十九年(1754年)才起用为河间府同知。越年调任北运河务关同知。二十二年(1757年)升迁为正定府知府。因政绩卓著，于二十九年(1764年)被擢升山东济东道，先后署按察使、布政使。三十三年(1768年)迁两淮盐运使。三十六年丁母忧告假回乡，至三十九年(1774年)服满起用为浙江按察使，转任湖南按察使兼布政使。越年调任贵州布政使。四十三年(1778年)任河南巡抚，转任湖北巡抚。一年后兼署湖广总督。最后，于四十六年(1781年)任直隶总督，授太子少傅衔。翌年十月因病卒于任上。年74岁。郑大进卒后，乾隆赐祭赐葬，御制墓碑，钦赐祭文，并赐谥勤恪。虽极尽哀荣，但正如后人所说他“办事干敏，具有经略，在当时督抚中，最为上所倚畀，惜未臻大拜，而遽薨逝，论者犹有未究其用之叹”。
　　的确，郑大进是清朝雍乾盛世中一位有才华、有经济头脑，而又很有改革精神的实干家。他“凡经七省，遭遇盛明”；“旌节所至，率多建白(建议)”。所以深得※※倚重，“累膺疆寄”，在各地任上都做了不少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工作。
　　首先，他精于治理，敢于革新。如，他在两淮盐运使任上，时“淮南煎波”，“所出纯杂不一，有上盐次盐之异”，但却无上盐、次盐之不同价格，导致商人只售次盐，民众待购上盐，“售既不行，待又不得，商民交困”，因而“鹾课(盐税)屡缺”。针对这一弊端，郑大进亲自“为之审辨盐色差等”，明确了安盐、梁盐二种价格，奏请朝廷批准，使“商民便之”，从而促进了盐业的发展，朝廷的盐税也得以征收。
　　又如，在湖南按察使兼布政使任上，郑大进见上缴朝廷的黄、白腊原来逐年上调，每年需8000多斤，此后合为数年一调，造成上调之年往往难以收足，而且一年内骤征，百姓也不堪其敛。郑大进察得实情之后，奏称黄白腊产地仅有辰州、宝庆二府，宜分年收购存储。并下令二府提早一、二年购买，存贮于司库，每年定期调运。终于“得旨如所请”，既方便转运上调，也有利于发展黄白腊生产。
　　在贵州布政使任上，郑大进了解到贵州仓库多储米粮，又没有一套出陈易新的方法，而黔地多雨，仓中米多有霉变的。贵阳之称，正是阳光可贵之谓。陈米质差，新米又进不了仓，有关官吏竟长期不思解决。郑大进建准于青黄不接，各地缺粮之时，将历年仓库中的陈米，“平价借、粜”出去，然后于秋后“按一米二谷，购补还仓”。此后成为定例，使仓储多改为贮谷，减少霉坏之害。这无疑有利于粮食供应和储存，也有利于发展粮食生产。
　　在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任上，楚北宝武局铸铜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引起他的关注。宝武铸铜的原料全靠云南供应。按原有铸法，需以40％的高质料配以60％的低质料进行鼓铸。而高质铜料越来越少，几至无法供应。采购者在云南有时守候经年，严重影响了铸铜生产。郑大进经一番考察、核算，认为低质铜料价格每斤便宜二两多金，若以低质料鼓铸，去除杂质之后，其成品仍能与混合料等质，剔除出来的铜渣还可炼成黑铅以制作子弹。于是，他极力推行单纯采用低质料的新的铸铜法，使云南的低质铜料不致积压，又使宝武局节省了铸铜成本，还能充分利用副产品黑铅，增加了利润。
　　郑大进的治绩，还表现在他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任湖广总督时，恰遇钟祥、潜江、荆门、江陵等县河堤溃决。他当即查清灾情，据实上奏，陈明安陆、荆州二府，以湘江大堤为卫，堤防必须十分坚固。其中钟祥县—带江逼浪冲；潜江县—带，地洼沙积。此两处尤须重点加固，应根据地势高低，改筑月堤，以求永固。朝廷见其建议具体可行，即予准奏。后任直隶总督，还查勘了永定河。他见望都县的九龙河流经清苑、安州、新安，然后汇人大清河，直达天津海河，为京津之重要水道。但因久年失修，河床淤浅，水坝又不够高大，因而时有水患。乾隆年间虽曾疏浚，但不得法，“旋挑旋淤”。郑大进经多方征求士庶、水利专家的见解，了解到“坝闸不修，则水无所蓄、泄”之道理，遂上疏提出：“宜分段开挑，增筑闸座，以时启闭”的措施，获朝廷批准，并拨给建闸经费7万余金。郑大进“相度兴筑”，终于既得以疏浚，又使蓄、泄得宜，而且还可通舟楫，便民往来。
　　郑大进还十分体察民情，关切民瘼。他所施行的诸多善举，诸如“边徼(边界)积习疲敝”，他“加意抚恤”；“丁徭缺额”，他允许“通融顶补”；“轸念农人，俾平民耕种，皆有所籍”；以至“为民※※，祈雨应时”等等，的确不可胜数。他每遇灾害，辄采取措施，“赈恤之政，酌诸至当”。如在河南巡抚任上，曾遇“沁、洛暴涨”，仪封考城决口150丈。他一接到险情报告，即赶赴现场，安抚灾民，“督饬员弁竭力堵筑，役伏日不下二万人”。他见灾情严重，一面自请朝廷处分，一面采取“以工代赈措施，使灾民踊跃参加抗灾，既增大抗灾能力，又改善了灾民生活。而郑大进自己却因“日夕工所”，致足患湿症。第二年，郑大进任湖北巡抚，又针对武昌辖下之通城，地僻山阻，漕运十分艰难的实际情况，疏请以武昌兴国等7县每年漕运余粮“输于官”，以抵通城漕额，然后将通城漕额折合银款，分解各库，作为兴国等县漕运“脚价”等费用。这就解除了通城粮运之艰苦，兴国等县也无亏损，又方便于调剂粮米入库。在湖南，郑大进见地方官吏动辄借用库款大兴土木，修缮公署，深知此中缘由全在于有关官吏常从中图利，当即奏准“凡修署者，责令保固十年，不及限者自葺”，使各地官员对此有所收敛，“积弊顿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据载，郑大进“视吏民如子弟。行部所至，农夫走卒皆得直前白事”；“与属员言无严词厉色”。但对邪恶势力，却毫不留情。他到河南任巡抚时，恰逢黄光三传教湖北，延及河南，一时教匪活动十分猖獗。他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区别对待。对为首分子，应严惩不贷，“痛惩其始”；而对人教普通百姓，应视作受骗，属“愚民之无知，可恕”。所以及时严令缉捕为首者，依法究办，并向朝廷奏称教匪贻害风俗，应饬牧令及时处置，深得※※嘉许。此后，“教匪事起，祸延川陕七年”，独河南不受其害，所以朝野都佩服郑大进有“先事之勇”。与此同时，他十分重视“教化”。他认为，“古者王道之行，成于教化；而风俗之厚，肇自师儒”。为此，他“所官之地，育爱士子”。他在正定府任上，即“修府志，建书院，立碑训学”。他亲自主持编修的《正定府志》凡50卷。他还在家乡倡建了梅岗书院，并亲为撰写了《梅岗书院记》。
　　更为难得的是，郑大进官阶不小，却不许乡亲仗势欺人。就在他授直隶总督之时，曾回乡省亲。他的家乡山美村与邻乡池厝渡村向来常因地界诸类事发生纠纷。山美村人想借用郑大进的权势压制池厝渡村。郑大进当即告诫乡亲：“强弱之不敌，父老所知也。世有千年池厝渡，而无百年郑大进。奈何修怨以累子孙乎?”郑大进的高尚品格和这富有哲理的话感动了两村村民，自此旧怨全消，和睦相处，成为千古美谈。
　　郑大进很有才华，主要著述有《爱日堂诗文集》，惜未付梓，故诗文多不传。还有《郑勤恪公奏议》，汇集了他的奏疏草稿，但也惜多不传。现存只有王先谦的《东华录》所收他在河南巡抚任上撰写的《开封得雨，河水骤涨，自请处分》、《拟藩库章程》两疏和直隶总督任上撰写的《浚保定九龙河》一疏。近抵贵阳，见贵阳名胜甲秀楼有其石刻诗《登甲秀楼》，该诗潮汕一带志书、文史资料均未录，特附篇末，聊以备考：
　　丙中春三月，岁旱破怒雷。
　　古者书云物，望气尝登台。
　　黔蛮夙反复，犹余万劫灰。
　　大化涵濡久，日月并昭回。
　　葱葱还郁郁，佳气东南来。
　　鳌矶拔地起，跨江阊阖开。
　　群山相映发，万壑纷追陪。
　　其下蛟龙宅，明月弄珠胎。
　　芳洲有杜若，相将毓陈荄。
　　虹饮饥且渴，蜿蜒雨风催。
　　我纵千里眼，游心骋八垓。
　　遐迩但一气，俯视如浮埃。
　　蜃楼与海市，顷刻生疑猜。
　　清空遽若洗，身疑在蓬莱。
　　昔过洞庭湖，仙圣景逸才。
　　岳阳亦新构，题名楚云隈。
　　波澜仍壮阔，南明水潆洄。
　　这是一首五言排律。甲秀楼建于明万历年间，耸立在贵阳市区南明河中鳌矶石上，跨江拥堤，雕栏玉砌，卓卓风姿，备极娇妍。郑大进的诗，直抒其临楼极目，山光水色，相映成趣，宛若置身画图的亲切感受，可谓深醇谨严，气概非凡。
　　

潮汕民俗史话............... 明代力扶南明残局的黄奇遇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闯大军攻陷北京，年仅34岁的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接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清铁骑一路南下，朱明王朝在东南数省勉力支撑残局，小皇帝屡次迭更，南明政权岌岌可危。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潮人中的数位精英人物，奋起辅明抗清，在南明的※※舞台上演出了可歌可泣的一幕。其中就有被称为潮州后七贤和揭阳戊辰四俊之一的黄奇遇。
　　黄奇遇，字亨臣，号平斋，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卒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揭阳渔湖广美村人。黄奇遇的祖先原居住于潮阳坡美，迨元代中叶，黄凤溪始迁渔湖，至黄奇遇已是广美黄氏的第11代。祖父黄植槐，号少斋。父黄弘宪，字浩然。黄奇遇共有三兄弟。奇遇居长，二弟洪遇，三弟正遇。
　　黄奇遇小时家境贫寒。父常于农余外出谋生，后竟一去不归，客死他乡。为此，一家生计全落在母亲林贞慈身上。黄奇遇事母至孝，从小就负起了拾粪积粪之责。他是个苦学成才的典型。无钱进学，就在书斋外静听塾师讲课。他聪慧强记，不但对塾师所讲书史、诗文耳熟能详，而且常为塾中学子代续字句。塾师陈宝石发现后，既爱其慧，也怜其贫，于是将其收进塾中培养。黄奇遇进学之后，更加勤奋攻读，终于在弱冠之年考中秀才，接着又考取府学廪生。
　　天启七年(1627年)，熹宗去世，朱由检即位，是为思宗。翌年，改元崇祯。思宗“即位之初，审机独断，割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的确很想来一番作为。他除了大诛魏党，还传檄天下，会试贤才。黄奇遇得此机缘，应时大抒蕴藉，于天启七年乡试秋闱中举。第二年即上京应戊辰科试。终于春闱脱颖而出，得登进士。这一科，潮人同榜登第的共有揭阳郭之奇、黄奇遇、宋兆禴，海阳辜朝荐，饶平梁应龙、杨任斯，普宁陈所献以及程乡李士淳。因程乡后改嘉应州，后人遂将李士淳计开，称其余七人为潮州后七贤。辜朝荐因在揭阳投考，列为揭阳举子，故与同榜三位揭阳举子一同被称为揭阳戊辰四俊，并建“龙飞首盛坊”于揭阳城宣化街。这就是民间所称的“四俊坊”。
　　黄奇遇登第后，按例给假四月省亲、完婚。他回乡后，一连数月寻访乃父而未得，只得返京候选。但尚未授官，却惊接父亲客死异乡之确讯，旋即挂孝、告假，回乡守制。直至崇祯三年(1630年)冬，黄奇遇终三年之制，孝满服除，方才回京等待起复。第二年，固安县令空缺，吏部拟选能人出任。固安县位于永定河畔，邻接京城，乃属水陆要冲，向称难治。前两任县令均因故或下狱或被贬，令人视为畏途。经一番遴选，黄奇遇被认为有“边才”，终于被授为固安县令。
　　到固安履任不久，黄奇遇即发现县尉不尽守土安民之责，只知敛财扰民、以至诬良为盗，以从中渔利。为此，衙役更是为虎作伥，残害百姓。黄奇遇决意安抚循吏，严惩奸宄，革除弊政，宽待良善。他及时受理对虐民虎役的控告，严治现案，追究前恶，一一按律治罪。他还将办案惩奸情况刻于碑石，以儆后人，使“残者苏，毁者葺”，生聚教训，士庶以安。他见前任县令刘伸，因获罪下狱，未有后嗣，怜悯之下，购买了一婢女入狱服侍，使刘伸生得一男。后刘伸获释，感戴不尽。其宽厚之怀，即此可见。
　　崇祯七年(1634年)，黄奇遇秩满按例晋京，听候别调。这往往是个升迁机遇，但当时太监张彝宪专权，黄奇遇不为屈服，加上固安建城之事未完竣，故请求仍回固安继任原职。固安向来未筑壅城，“濠浅堞卑”，防御不力。前任县令秦士奇曾予兴修，但资费不足而未竣。黄奇遇上任后力主续建。他朝夕犒劳役工，加紧修筑。见资费不足，他一面带头捐资，一面多方筹集，还用犯人赎罚的款项，购置铁器，鸠集锻工，制造各种大小铳炮，练兵备警。
　　崇祯八年(1635年)，清兵南侵，直人畿辅，所至掳掠烧杀。固安的富户人家为避兵祸，已有不少人带着家眷，携着资财逃往内地。面对兵临城下，人心惶惶的局面，黄奇遇一面晓喻百姓，表示大敌当前，决当坚城御敌；对倡逃者，将杀无赦，多方安定人心。一面亲自率兵登城守御，日夜防备，以至膳宿均上谯楼。对士卒，他既能严令约束，又能爱惜有加，病者及时授药，寒者及时添裘，并不时以牛酒进行慰问。对四乡百姓避乱入城者，也借给粮食，以助不足。在林木茂密的地方，黄奇遇虚立边帅旗号，以为疑兵，使清兵探不到虚实，未敢妄动。黄奇遇以逸待劳，直至清兵老营主力到来攻城，他即“命擂鼓传喊，声振林木”，并指挥以炮火轰击敌群，一下子“毙数十人”，大队清兵见状，知防守周密，于是披靡而逃。这一役使清兵丧胆，也使固安人感念不已而祀其为名宦。
　　不久，朝廷调黄奇遇任东安县令。他到东安之后，即着手革除宿弊，剔除了侵害百姓利益的摊派银三千余两。崇祯九年(1636年)，黄奇遇又一次上京朝见※※，因“对策称旨”，被提拔为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熹宗实录》。接着任太子春坊中允兼※※起居注之职。此后因母逝，黄奇遇告假回乡丁忧。这一去，恰遇甲申国变。李自成大军入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败李闯农民军，河山为之变色，而黄奇遇尚在守制之中。
　　清兵入关，一路南下，福王朱由崧于同年五月继立于南京。第二年改元弘光，时已是清顺治二年。这时，黄奇遇在家，既因孝服未除，又因耻与弘光朝中擅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共事，所以没有前往辅政。一年后，清兵攻陷南京，掳福王北去。接着唐王朱聿键于顺治三年(1646年)闰六月继立于福州，建元隆武。隆武帝登位后，即传檄众故臣，共匡明王朝。黄奇遇闻召登时赶赴福州，辅明抗清，被任为少詹事。当时闽粤两省故臣多前往辅政，出谋献策，修械练兵，使局势稍有好转。惜辅臣苏观生兵败于江西，福州兵力锐减，以至在李成栋大兵突袭下，城门无法守住，隆武被杀，苏观生撤至广州。南明辅臣多有到李成栋军前乞降的。黄奇遇则与兵部主事陈邦彦、大学士陈子壮、监军御史张家玉、简讨陈世杰、副使黄公辅、推官陈子升、举人黄维璟等从海上潜回广东，图谋东山再起。李成栋乘胜进兵广东，悬赏搜捕抗清明臣，黄奇遇也在搜捕之列。
　　福州陷落后，时已嗣为唐王的朱聿钅粤与桂王朱由榔于同年 (1646年)十一月分别继立于广州、肇庆。十二月，广州被清军攻陷，广州绍武帝君臣死难。朱由榔于第二年建元永历。永历帝即位后，同样檄令诸故臣辅政。当时，黄奇遇因在逃亡之中，未及□□□□。永历三年(1649年)，李成栋反正归明，湘粤尽复。永历帝由桂林移驾肇庆，特旨征召黄奇遇，授与詹事府詹事、礼部左侍郎，主持部事并充经筵讲官。由于江楚渐次收复，捷报频传，加上某些善于阿谀邀功以营利之辈谣传虚假信息，使不少朝士以为早晚间就可以奏凯恢复河山了。乐部马吉翔率先为永历帝组建出巡用的仪仗队，准备好车驾，大献谄谀。诸权贵也跟着仿效奢侈之举，至天天“纵歌酣饮”，“中夜炬烛相望”。黄奇遇看不过，毅然进《孟子•禹旨酒义》，极言酒之为害，痛切指出“狂歌痛饮，何以收匡复之功”。黄奇遇为人端庄凝重，进止有度，智略兼备，每与议政，深合永历帝的旨意，其戒酒之议，更得到永历帝的赞许，奈何风气已开，积重难返。但永历帝对黄奇遇更为器重，于永历四年晋升其为礼部尚书，并依然兼经筵讲官。
　　当时，朝中史官缺乏人才，黄奇遇遂与黄士俊、严起恒等议拟效唐宋开特科取士办法，诏令三品以上廷臣各荐一人参选。黄奇遇并荐同从福州返粤的举人黄维璟就试。永历亲自主试，选取了 8人，授为翰林庶吉士。黄维璟未能入选。当时朝中吴楚二党交讧，互相猜忌。因黄奇遇平常较接近楚党，所以吴党的万翱和杜永和即利用黄维璟的落选捏造事实，攻击黄奇遇得了黄维璟的贿赂。黄奇遇上疏抗辩，终得澄清，不但没被加害，还兼任兵部尚书。吴党的王化澄怕楚党得势，于自己不利，即联合万翱、杜永和大肆造谣中伤黄奇遇。值此国难当头，诸朝臣不思鞠躬尽瘁，共图恢复，反而勾心斗角，结党营私。对此，黄奇遇深为痛心，也深为失望。他深知已无力回天，于是连上三疏，“迄骸骨归”。黄奇遇回乡后，杜门不出，自号绿园居士，尽日纵情于山水，怡情于诗文，直到寿终。
　　黄奇遇一生所作诗文甚多，原著有《绿园诗草》一集和《平斋文集》，惜未及付梓而散佚。现存世者，仅得《揭阳县志》所录的《涵元塔记》一文和《过旧园亭诗》一首。此外，还有一些散处于民间的诗联遗墨。试看其《过旧园亭诗》：
　　夙昔烟花地，于兹杖履游。
　　揭山犹历历，榕水自悠悠。
　　爽气侵江月，清风入古楼。
　　搀枪今扫净，景物自清幽。
　　据近人所考，此诗当作于李成栋反正，永历帝移跸肇庆诏令黄奇遇辅政，黄□□□□过揭阳城所作。诗人既借题发挥，以所见山水景物，无限感慨地咏叹了伤败之气(爽气)的侵扰，异族(清风)的进犯，又抒发了灾星(搀枪)已净，景象将清的振奋心怀。立意新颖，词雅韵丽，手法曲晦，内涵深邃，充分体现了这位君国重臣在那严峻的时势中大智大勇的心境。仅此一阕，已足可证见黄奇遇为诗为文的造诣之高。
　　

潮汕民俗史话............... 论明代浙江提学林大春  


    明嘉靖、隆庆年间，潮州出了一位“名甚重而官不甚显”的先贤。他的姓名叫林大春。
　　林大春，潮阳县人，字邦阳，号石洲，少嗜史汉，工古文辞；曾因读《后汉书》，仰慕东汉处士井丹的清高气节，又刚好井丹字大春，故林大春又以井丹为字，世称“井丹先生”。据林大春《自叙述》载，其祖先为商纣王的叔父比干，因封于“长林”而以林为姓。比干后代自河南迁江南，散居闽粤，在潮阳砂浦定居的渔川公林仁便是大春之始祖。乃父奉政公林杉。母陈氏，一生以“潜德懿行”闻知于乡。她常用“人生必勤苦方可成人”教育子女，对大春影响颇深。
　　据林大春之子林克鸣撰林大春《行状》所载，林大春生于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三日。出世“甫三日，忽不乳，母置门屏间”，以为已无生机。第二天，其祖母近前察看，见还有气息，连忙呼唤其母“以叶卷乳哺之，遂得复甦”。至三四岁，尚不能言语，身体十分羸弱。但天份颇高，稍为成长，“开口成文，咄咄出惊人语”。17岁时，补博士※※员，屡次考试，都获“高等”。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林大春在府试中获“异等”，被“召置五经馆下，尽友岭南知名士”。至省试时，“每试冠多士，多士也自以为弗及”，卒“领乡贡”。但越年春上京赴考不第；三年后再次上京赴考，又不第，不禁心灰意冷，与挚友陈宗鲁潜修于城北的鸣莺亭，探究起性命之旨来。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林大春第三次北上赴考。廷试时，分读卷官都谏张侃“得其文奇之”，推荐给严嵩。严嵩也深为赞赏，但认为文体似汉，不敢荐于※※。林大春虽因此仅获三甲进士，但却“由是知名朝署，所交游尽海内豪贤”。据载，林大春与张时、钱有威并称“守部三杰士”。张时“慷慨好谈边事，自负不在淮阴(韩信)下”；钱有威“经术明习，于人无择，生徒满京师”；而林大春则“介然孤立，非其义不苟容”。为此同僚分别以“任”、“和”、“清”评价三杰，的确十分中肯。
　　时奸相严嵩“执文柄，凡后进有文名者皆招致门下”。为此曾令其子和门客前往游说林大春为严嵩司奏记。林大春断然“以疾辞”。及后，严嵩又派人暗示林大春，说“吏部选新进士入中书直阁”，已首列林大春之名。林大春“再辞不就”。结果仅授行人司行人，出使陕甘。林大春一下宦海，即表现出不趋炎附势的高贵品质，的确难得。
　　林大春“使秦”途中，在咸阳晤会布攻使孔天胤，结为忘年之交。不久，与青州诸城人邱橓(时也官行人)一同出使，遍历关塞，过灵武，抵贺兰山，饱览西陲诸形胜，感慨边备之日弛。对“藩王金帛之饣鬼”，大春洁身自好，拒不接受。接着，林大春又出使泉南(今泉州)上清源，赐葬已故侍郎张岳，又拒不收受“故大臣家赠金”。皇命完毕，被封为迪功郎。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按例得选充台谏，任御史或给事中、谏议大夫等职。刚好这年为三年一次的考核各地官吏之岁，称“大计”。在这期间，有言官疏劾潮阳令，莆田人黄休泰。黄怀疑是林大春所为，即向同乡冢宰诋诽林大春。冢宰听信黄休泰的谗言，竟不选取林大春为台谏，仅授林大春为户部主事，使“京师哗然”。就在同日，冢宰因其他事获罪被逮，但林大春任职已定，遂与蒲州何东序、福建戴科、汝南赵贤共署郎事，专为尚书起草奏疏。当时，嘉靖故作“锐意政事”之态，经常半夜派遣中使下御札于各部，并要求立即回报。每遇这种情况，户部尚书方钝“辄秉烛趣骑”，传见林大春。林大春一到“即陈所见以复，无一不当上旨者”。为此，方钝对其十分敬重。
　　但是，林大春思亲心切，京居虽好，却常闷闷不乐，以至“谢病不接宾客”。方钝察知其情，特派大春护送25万帑金以饷辽东军队，让其乘隙归省。
　　第二年，林大春赴京复命，途中因病逗留了些时日。新任尚书怪林大春等使员迟迟未返户部任事，便上书弹劾。奏疏正盖章上封，恰好大春赶到，尚书大骇，遂把大春之名从奏疏上除去。大春极力替同舍郎数人辩解。尚书不听，于是几位同僚均被贬黜，只留林大春执掌部事。因其成绩显著，其父乃被诏封为承德郎。这年，张时到关西募兵，在汾水遇孔天胤。孔天胤思念林大春，赋诗寄赠，诗中有“清风作诵”句，把林大春比为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寄匡救时弊的重望。
　　林大春曾随众官员抵西苑直庐谒见严嵩，严嵩一见林大春即感叹地说：“古有名可得而闻，人不可得而见者，公之谓也。”把大春说成是如同古代的只能闻其名而不能见其面的贤士，这就使得同时前往谒见的十余人“相顾愕然”，以为林大春已认严嵩门生，但看大春的拜帖，落款却不称“门下”，唯具“户部主事”的官衔而已。有人为此发问，林大春解释说：汉代董仲舒拜见宰相，谒帖也只写“江都相仲舒”而已。众官员无不叹服。
　　林大春在任户部主事期间，还曾十分精当地处理过一件涉及宫庭中权力斗争之事。嘉靖曾于十八年册立庄敬太子，同时封裕王和景恭王。不久，太子薨。嘉靖心存顾忌，不想再立太子，故裕、景二王继序一直未予明确。景王居次，心怀叵测。不幸裕王长子 5岁夭折。嘉靖诏户部派忠实官员协同司礼内侍择地安葬。户部选派了林大春。司礼内侍因依附景王，对皇太孙的丧事根本就不放在眼里，竟以蟒袍玉带迎接林大春。林大春则坚持素服相见。在相地过程中，司礼要以老王废冢附葬，林大春认为不敬，坚决反对，“直走红门，召父老问道，得皇孙祖母窦太皇太户陵枝附焉”。众内侍不能阻挠，但十分不满。为此，林大春“揣知内人附景者众，密以告之徐少傅阶”。徐阶即用大春之计，奏准“请景王出封就国，人心始定”。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离家赴封地德安，避免了一场争夺太子的内讧，实是林大春之力。
　　就在这时，林大春升迁员外郎。这年，御史耿定向上疏弹劾吏部尚书。因林大春与耿定向和姜宝、王会、胡直过从较密，吏部尚书怀疑大春等四人为耿定向协从，竟将四人疏请外放任佥事。对此，京华舆论深抱不平，号为“四君子”。于是，林大春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出任湖广江防佥事，取道江西回乡省亲，路遇流贼扰乱江右，广昌危急，林大春为“调兵却贼，以保有孤城，昌人德焉”。广昌围城一解，林大春即急急南归，但至家时老母已去世三个月。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林大春居家守制未满，正值倭寇大举进犯。倭寇在潮阳城外焚烧民舍，发人冢墓，掳掠一空；又造临冲之车，环城而攻。林大春力倡距守，与县令郭梦得招募踏头兵400多人，入城分布各门，与倭寇对垒，相持50余日，终于击退贼兵。在守城期间，分巡张冕也督兵参加防御，派萧心为将。萧心“心谋不轨，首鼠两端”，被士民击杀。张冕上书按院陈道基，诬告生员萧某、郑某等十余人“妄杀良民”。林大春闻知异常愤激，立即致函按院，备述原委。陈道基深信林大春所言，当堂烧焚张冕原状，使萧、郑诸生员得以洗雪。
　　林大春守制期满，起补河南睢阳陈州道佥事。他“守正执法，不避权贵”，曾将高拱犯法门徒按律处斩。嘉靖四十五年，朝庭“大计”天下，大春按例回朝。不料高拱复相，高拱衔私怨，乘机将大春削职归里。“士民追送数百里”。越年，隆庆帝即位，河南道巡按颜鲸上疏为大春辩枉。不久，高拱再度免相，吏部遂起用大春为广西苍梧道佥事。林大春莅任后，与督抚吴桂芳十分友善，协同吴全力整饬兵备。同时，林大春力倡营房改用瓦房，以减少火灾。自此，苍梧兵备为之一振。时兵部侍郎谭纶与总兵俞大猷督军剿倭于蓟辽，慕名拟聘林大春为幕府参谋。林大春不愿离开苍梧，推荐张时。同年，隆庆帝诏封林大春之父为奉政大夫。
　　隆庆二年(1568年)，林大春改任浙江提学。隆庆为册立太子，诏令各地选拔诸生入贡太学。林大春以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己任，集中两浙生员2000多名，会于武林，挑选了90名赴试，结果“适试首选者六人，余悉高等”，殿阁大臣无不称异，通令各地今后选取贡士当以浙江为模式。吏部尚书杨博嘉许林大春能力，特为其疏请“晋秩宪副，督浙学如故”。与此同时，隆庆又诏修世宗实录。林大春在浙江广泛搜求有关人物，著为列传若干卷呈进。隆庆批下史馆礼官会阅，审议十日，皆无异词，隆庆也很满意。为此，林大春“名藉甚，京、省学官驰书使，质疑难者不绝于道”；“吴中人士渡江问业者日益”。有的则邀大春莅临讲学，为此，林大春足迹遍于两越。
　　越年，杨博被谗罢官，高拱再度起用，并兼掌吏部。在朝浙江籍居要职者，深知高拱对林大春未释前隙，又记恨林大春对他们所请“一无所受”，所以攻击林大春所拟试题有讥刺大臣之语，以激怒高拱。高拱的心腹带头上书弹劾大春拟题“断裂经义”。高拱更诬奏大春“高自标题，树立赤帜”。于是林大春又被免职归里。林大春归时，浙江士子沿途相送，“络绎不绝”。他两袖清风，只带回数箧书籍，门生说他“家居仅立四壁”。居二年，父逝，大春得以亲为送终，不禁宽慰地说：“假使当年新郑(高拱)不复挤予，予安得有今日哉。”
　　隆庆六年(1572年)春，穆宗去世，神宗即位。高拱再度罢相，张居正人掌相印。岭南镇巡诸公先后有十多人疏荐林大春。张居正是个大改革家，但为人刚愎自用，对于名士也不轻易援手。为此，有人以张居正奔父丧之机，寄言只要得到林大春“诔辞一章，卿位可立至”。但大春不为所动。他清醒地看透了官场的黑暗，看透了权贵们互助倾轧的严酷。他认为张居正“负才欠学，动多躁妄，必及于难”。不久，张居正果然“以擅权败”，还被抄了家。
　　林大春家居18年，“杜门著书”，“不事干谒”，“以翰墨自娱”。他的著述颇丰，所著有《瑶草编》，《井丹集》。“门生、故人多求为梓行，先生辞却之”。他的文章弘博雄浑，奇伟跌宕，谈道论政，卓识高瞻，说理抒怀，意超境高。他所写的诗，“各备诸体，有汉魏风”，运典浑成，矫然脱群。他还“善草书，日埽数百幅，略无倦色”，临池“求不暇接”，能“得一幅，如获拱璧”。现存《井丹诗文集》，凡二十卷，初刻于他卒后三年的万历十五年(1591年)。
　　尤为难得的是，林大春应潮阳县令，晋江人黄一龙之请，主修《潮阳县志》。黄一龙对林大春“总其事”是十分信服的。他在为该志所作序言中说林大春是“钜儒宿望，有良史才”，修志的过程能够“搜记传于子史，考遗文于金石，酌是非于舆论。正伪补阙，显微阐幽”，“探索无遗，评品咸当”，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该志编成之后，确也影响颇大。其体裁“悉依汉书”，“人皆以为有※※之笔”；“海内言志书者，必曰潮阳志”；“四方求文者，接踵而至”，的确不失为一部上乘的地方文献。这不能不说是林大春的一大贡献。
　　

潮汕民俗史话............... 论明代军事家翁万达  


  　作为一代军事家和政治家，翁万达的确不失为潮汕，乃至岭南先贤中事功最为卓著，诗文也最具特色的人物之一。万历朝首辅，大改革家张居正就曾对其作出了世宗朝边臣“仅仅推公(指翁万达)屈一指焉”的评价。《明史》对其推崇尤高：“嘉靖中，边臣行事适机宜，建言中肯寂者，万达称首”。其本传长达3330字(未加标点)，比同朝名相、阁老，如高拱、徐阶等人的传记还长。此后，翁万达一直广被褒扬。或称之为“岭南第一名臣”，或誉之为国之“干城”。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海外潮人的足迹，其威望还远播异邦。如在泰国，他被誉为“英勇※※”，立庙祭祀竟多达100余处。
　　
　　艰辛的家世
　　
　　翁万达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字仁夫，号东涯，隆庆年间追谥襄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因背疽发作，结束了其叱咤风云的一生。关于隆庆朝的追谥，系依清代张廷玉等所纂修的《明史》翁万达本传。对此，自清代黄宗羲编《明文海》，选人王锡爵的翁万达《神道碑》，将隆庆追谥，刻为襄敏之后，有关文史著述尽依《明文海》，因之近人也都考定《明史》为误。但据饶宗颐先生门人※※清从东京获得的郭子章《潮中杂纪》卷八艺文志下碑目，王锡爵撰翁万达神道碑条，却明白不过地刻为“襄毅”，全文为“太子少保翁襄毅公神道碑明翰林学士太仓王锡爵撰”。东京本为影印本，字大如指，是万历十三年(1585年)原刊本，时距隆庆元年(1567年)仅18年，应非误刻，据此，笔误似应为黄宗羲的《明文海》而非《明史》。
　　翁万达不像历代多数名流，有较坚实的家庭背景。他既非官宦世家出身，更非将门之后。尽管其家族一直标榜着先世是人闽第7代六兄弟俱登进士的“莆田六桂”，但至翁万达已相隔18代，根本就影响莫及。而从《翁氏族谱》我们可以考知，翁氏的入潮始祖翁雄，是在72岁高龄，妻子许氏已逝世之时，为避战乱，携子举家于明初洪武二年辗转至潮州的。翁雄虽也饱学博洽，谨言慎行，但因中晚年时天下大乱而无意于仕途，自号“秀峰隐土”，以耕读自乐。人潮后，翁雄居于蛇江畔之举登村，置办田产，创下初基，二年后去世。时其子翁保才20岁，四代单传，至翁万达之祖父翁可才育有四子。父翁玉排行第三，号梅斋。至于翁冢之迁入蓬洲所城，那还是在翁万达荣升为兵部尚书，经其奏准四乡居民进住之后。举登、蓬洲均属今汕头市区，嘉靖四十二年以前属揭阳县蛇江都，故《明史》、《揭阳县志》等称翁万达为揭阳人；嘉靖四十二年置澄海县，蛇江都划归澄海，故《潮州耆旧集》、《澄海县志》等又称之为澄
　　海人。
　　据《翁氏举登族谱》所载，翁可为人急公好义，藐视土豪，人称为“义叟”。当时，里正把持公租，巧立名目中饱私囊，还以修祠为名，分摊私派款项。各户敢怒而不敢言。翁可挺身而出，抗交私派。里正恐村人效尤，煽动流氓恶少掠夺其谷物，勒索其钱财。翁可忍无可忍，遂与恶少争斗，但势单力薄，伤而失物，里正更诬其造反，致使翁可被判罪戍边，“持戟从戎”。翁玉为此替父辩冤18年，终获申诉，使翁可归家，但已倾家荡产，无法完成学业。严嵩撰文，徐阶书丹的《梅斋翁公神道碑铭》上也述及此事：“义叟尤嗜书好古，颛颛守善。然义叟鲜兄弟，卒以寡助，阨于仇家。公(按：翁玉)生而闳朗，有志问学，为父辩冤，诣吏十又八年，已乃家计窘甚，又连值大丧，不克卒业。”至今，此碑尚屹立于揭阳锡场公路旁。
　　可见，翁万达出身是相当贫寒的。不过，不少有关翁万达的传说又将他说成是出生于打渔人家，并创作出翁万达少年闹海的神话来，那又失实了。事实上，翁家应是个清寒的小知识分子家庭。自翁保以降，子孙均学自庭训，以诗礼传家，只是屡试不第。翁可更是攻书力学，博极群书。翁玉也素以“经术著声”，在为父辩冤而无缘于举业之后，“犹时时诵说经义，授里中子弟”。在讲《中庸》时，对万达严加教诲；上陕西探子，一路自称“寒士”，摒退一切迎送礼节；后又置义田，讲乡约，捐资助赈，恤孤寡贫乏，其事不一。遗作有《思德堂记》，略可见其文墨。翁万达自己也说过：“某一介寒儒，少读父书。”可见，翁玉是个颇为开明的乡村知识分子，对翁万达从小起着良好的影响。
　　翁万达5岁丧母，又值祖父抗私案发，从小就过着清贫艰辛的生活。父亲功名无望，不得不寄意于翁万达，亟望其能光宗耀祖。翁万达登第，封赠仅及父，翁玉则“愀然不乐”；至翁万达任兵部尚书，封赠及于祖父，翁玉才欣喜地说：“足酬吾愿也。”这就足见当年翁玉对万达严加教诲，并且不惜安排其上龙泉岩(位于蓬洲所城北面的桑浦山麓)苦读的良苦用心。翁万达还曾因嗜好“戏渔”而受翁玉的呵叱。但艰辛的生活，逼使翁万达不得不时常参加生产劳动。在给薛中离的信中就说过：“吾素善耕渔。”
　　
　　不平凡的军政生涯
　　
　　翁万达自28岁登进士，从政从军长达26个春秋，而戎马生涯就达16年之久。综观翁万达的军政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从28岁到34岁为户部属吏时期。
　　翁万达中进土后不久，即授户部广西司主事，此后历任广西司员外郎、山东司郎中。这即使说不上是平步青云，却也可算得是稳步仕途了。流传颇广的所谓翁万达登第后长期得不到官职，以至到翰林院看望林大钦受诸翰林所辱，并导致此后斩杀18翰林的轶闻，完全是无稽之谈。在此期间，他查勘悬案，诅抑权贵，督税课兑，陈盐政利弊，赈畿辅饥民，精明练达。诸如豪强侵夺官地商税，阻挠漕运河道等等，都逃不出他的严正惩处。虽因此备受诽谤，他依然“略不为动”，秉公执法，诸豪强“毋敢挠其令”，因此“以廉法著称”
　　二、从35岁到43岁为梧守、征南副使、参政时期。
　　嘉靖十三年(1533年)，35岁的翁万达出任梧州知府。梧州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地方，加以边防要地，师旅众多，确非易治。但在翁万达的整治下，各族相安，足用省费。治梧4年，声绩大著，被誉为“治行第一”。这期间，咸宁侯仇鸾镇两广，纵悍卒横行。翁万达勇于保民，不惮权贵，断然拘缚其为首分子十余人，严加杖责，并投之于狱，炙手可热的仇鸾也无奈其何。自此，翁万达声名藉藉，远近尽知了。
　　就在他39岁那年，安南莫登庸篡位称制，反叛明王朝，世宗命
　　兵部尚书毛伯温等率领大军南征。翁万达被任命为广西征南副使，襄理军务，开始步人军旅生涯。这一役，翁万达立下奇功，崭露头角。他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先平定与莫登庸互为呼应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诛杀了土官李寰、韦应、赵楷诸酋，抚黄朝，擒卢回，磔公丁，招降黄贤相，使莫登庸势孤力弱，震慑乞降，一举而弭内外忧患，充分表现了其富权谋，敏机变的军事才能。
　　三、从44岁至51岁为川、陕巡抚，宣、大总督，人掌本兵时期。
　　这个时期，可说是翁万达青云直上，大舒其蕴蓄的峥嵘岁月。由于安南一役受知于明世宗，所以步步荣升，由四川按察使、陕西布政使，一跃而为右副都御史(明设都察院，专司察劾，为首官员称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监察御史均为副职)，巡抚陕西，不久又被擢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偏、保军务，这就是所谓三边大总制。最后还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这中间，还曾半载两迁，真可谓恩遇特隆。
　　他练达夷情，深谙边务。在他指挥之下，明军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漂亮仗：铁裹门鏖兵，鹁鸽峪血战，阳和退顽敌，曹家庄大捷。这些都充分显示其深谋远虑，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
　　他嫉奸锄暴，料敌如神。宣府总兵部永，副总兵姜爽，多年来与豪宗恶少，盘居城中，以至多方盘剥，欲壑难填，致万军茹苦。对此，翁万达毅然上书进行弹劾，直至罢其官，撤其职。大同和川王府奉国将军充灼一伙，通敌谋反，约为内应，充当※※。翁万达发觉后，一面秘密地按名捕获反者，一面发兵埋伏于各关隘，等待如约进犯的敌兵，终大获全胜。
　　他知人善任，惜才恤卒，因而每每“得士死力”。史载，翁万达常执小卒手谈心，幕客常数十人。张达、张凤、王邦直辈，都为之感奋，誓以死报。即大将周尚文之健斗，也有赖于翁万达的驾驭得法。如滴水崖之役，“既严檄之，复趣援之”，真是恩威具得。明代文学家唐荆川(唐顺之)说他“用三败将立奇功”，就是他这种大将风度的生动写照。
　　为此，他威震边关，气慑敌胆。滴水崖之战，董旸、江瀚、唐臣、张准等战死；周尚文率万骑激战于曹家庄，斩敌首，搴敌旗，苦战三天，十万敌军仍恃众据险不退。于是，翁万达躬擐甲胄，亲自率领参将姜应熊等提兵四千驰赴。刚好西南风大作，翁万达令兵士索车数百，拖着树木，顺风鼓噪，扬沙蔽天，敌军见状惊喊：“翁太师(时敌方称明朝大官员为太师)至矣!”于是连夜解围遁逃。诸将乘势追击，连打几个大胜仗，这是以少胜多的一个战例，后人评价很高。清代大埔人林达泉在《上丁日昌中丞书》中就说：“虽李成梁之守辽东，戚南塘(戚继光)之守蓟门，曾无以过也。”
　　翁万达督边六载，主要对手是蒙古鞑靼部的俺答汗。其时，俺答虽“势方张，控弦数十万”，但总不敢大规模进犯。边关一度出现了升平景象。唐荆川《塞下曲赠翁东涯侍郎总制》诗云：
　　湟川冰尽水泱泱，堡堡人家唤莳秧。
　　田中每得鸟兽骨，云是胡王旧猎场。
　　昔日胡王的猎场，今已成为我方的良田了。应该说，这才是翁万达督边的实质效果。
　　四、从52岁至55岁为丁忧、起复、罢官时期。
　　曹家庄一役，翁万达亲自临阵督师，以少胜多，威名慑敌。明世宗闻讯，立即授予其兵部尚书之职。不久，又召其回京“入掌本兵”，主持兵部大事。
　　象珥碉弓矢百卢，千官立杖听传呼。
　　忽看宣府翁兵部，百万人中一丈夫。
　　正当翁万达壮志满怀，准备进一步大展宏图之际，不幸传来乃父逝世的噩耗，遂于嘉靖二十八年年底匆匆南归奔丧。按明制，大臣遇丧事，可守丧三年，称“终制(终三年之制)”或“终丧(终三年之丧)”。可是，翁万达一离开边关，俺答即无所顾忌地兴兵犯境。在翁万达归里的第二年七月，大同失守，京畿震动。明世宗焦急之下，顾不得什么终制不终制了。他急急诏万达返抵边关，掌其督抚重任。万达因丧期未满，又加之背疽发作，所以匆忙修书，派义子翁从云携带《乞恩陈情终制疏》上京，请求※※怜其“父死未葬，情极悲苦”，“待三年服阕而后起用”。翁从云至河间府地界遇盗，不幸失落了表疏；尚未抵京，而俺答已从古北口，“溃墙南下，直薄都城”。对此，清代顺德人冯奉初说得好：“使公犹任事，何致敌骑横行若此哉?”明世宗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又连下两道金牌，催促翁万达起程。万达既感激于“特恩”，更“愤北虏之骄狂”，故虽父丧未葬，且背疽剧发，还是奋不顾身，登时就道，并命侄儿翁思远带《题知起程疏》先行赴京。赶至山东，翁万达又接获有关复兵部尚书的手诏，益切感奋，“扶病就道，昼夜兼行”。但是，由于翁万达家处“岭海极南之地，去京万里，虽间道兼程，犹必历四十一日”才抵京到鸿胪寺报到。
　　明世宗对翁万达“忧则夺情，急则召复”，恩遇不可谓不厚。王慎中有诗云：
　　光辉道路传宣急，一夕锋车※※催。
　　帝眷真如天左右，一程程报夏卿来。
　　对此描述得颇为真切。但刚愎自用的明世宗，稍不称意，即“朝登坛而夕夺符”，而且，就在他急于等待万达抵京之时，平素已为翁万达的严毅刚方所激恼的权奸严嵩，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向※※密奏，大肆非难万达，说什么万达“盘桓久顿，未知至日”；“谋武盈朝，何必翁某?”仇鸾则更是“衔宿怨，谗言构于帝”，使万达被降职派往边关，经略紫荆诸关。
　　越年，翁万达因背疽发作，故乘“京察”，呈上《再辞免重任恳乞陈情疏》，直言：“臣闻夺情起复前代如张九龄，我朝如杨溥者，皆负一时之望。”“臣实非其伦比，岂足以付陛下特达之知，佐安攘之绩?”请求※※“怜臣微恳，收回成命”。终引起明世宗的反感，遂免其职。接着又以翁万达的《谢疏》有讹字为由，竟将其“削籍为民”。于是，翁万达“冒暑买车，微服就道，人亦不知其曾为尚书”。明世宗亲佞臣，远贤人，终至自毁干城，令人扼腕!
　　嘉靖三十一年，55岁的翁万达约同友人抵闽游武夷山，途经三河，被当地山川形胜所吸引，顺便为自己选择了墓地。在福建清流县途中，背疽疾发，急忙回归，至上杭县，不幸于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卒于舟中。此前，明世宗又感到防边重任非万达莫属，于是年农历十月十三日颁诏，第三次起复其为兵部尚书。但惜已太迟了。翁万达卒后二日遗体运抵家乡，又四日诏命才临门。《明史》说其“未闻命而先卒”，即指此。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必要辩明的问题，就是民间一直流传着“翁万达错斩18翰林，※※三河坝”的谰言。翁万达身膺重任，两军对垒，怎么会要18个文弱的翰林去当解粮官?动用18个翰林，※※、阁臣又怎么能糊糊涂涂地同意?斩杀了18个翰林，翰林院必为之一空，这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怎么找不到任何官方记载?遍查史籍，倒是《明史•张璁传》有一点影子：
　　嘉靖六年，璁拜学士，诸翰林耻之，不与并列，璁深恨。及侍读汪佃讲《洪范》不称旨，帝令外补。璁乃自请讲读以下量才外补。改官及罢黜二十二人。诸庶吉士皆除部属及知县，自是翰苑为空。
　　显然，与诸翰林过不去的原来是张璁。张璁原为大学士参与朝廷重要机务，也曾做过诸如打击勋戚，清理勋田的一些好事，但为人狠毒，善于钻营。因疏请嘉靖帝行大礼，加称嘉靖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兴献皇帝、生母兴献王妃为皇太后尊号，而受到嘉靖宠用，并赐名孚敬。后又打击排挤首辅杨一清，擢升为首辅。这么一个善于逢迎而又毒辣的权臣，虽与诸翰林为敌，一朝得意，也不外是将翰林们或降职，或罢官，并不敢斩杀一个。栽赃者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了。
　　关于翁万达罢官、起复以至逝于旅途各节，其莆田姻亲邹守愚所撰《翁公万达行状》及其《墓志铭》(薛应脐撰)、《神道碑》(王锡爵撰)上都说得十分清楚。后人无端生造出什么翁万达错斩十八翰林，惧帝加罪，藏于棺内，终至在三河坝遇暴雨被沙土堵住气孔，活活闷死于棺木之中的传说，不仅是无稽之谈，而且是对翁万达的诬陷和丑化。
　　谋国靖邦的真知灼见
　　
　　作为一代重要军事家，翁万达的确有其过人的军事才华，或者说，有其较具科学的进步的军事思想。由于他“片言每系当世之安危，决庙堂之得失，断袍泽之功过，定旦夕之祸福”，所以，他“每一疏人，上辄抚几听之”，足见明世宗对这位统帅的倚重之情。从占其遗著半数以上的奏疏中，我们不难看到其谋国靖邦、抚夷制虏的真知灼见。综而述之，主要有三：
　　一日严边备。翁万达认为，只有“饬边备，整军实”，才能“御强暴而绝觊觎”，所以一再提醒部下：“彼者来亦备，不来亦备”；“遇雨及天阴之时，尤须※※”。他特别强调要“谨侦候，明赏罚”。一发觉擅离哨位者，“归辄缚”，因而没有敢“离次者”。他在《集众论、酌时宜以图安边疏》中，对如何饬边备，整军实提出了八大措施：谨防秋、并兵力、重责成、量征调、实边堡、明出塞、计供亿、省财用。
　　根据他的筹划，每防秋，都严格按布防计划分布兵力，严申号令。他号令森严，职责分明：总兵官不许择地拥兵自卫，务要往来调度，注重经常操练，振扬兵威；防秋之兵，步军登城住宿，日夜巡防；马军挨墙列营，联络声势。如果由于疏于防守，以致敌兵侵入，则要查明地界，追究责任，按失陷城堡之律治罪；如果遇敌自分彼此，观望、推避，不立即赴援，那么，不论主兵还是客兵，一律治罪。对军队的给养问题，他也一直当作大事亲自筹措，并为此在边关实行军屯制度，所谓“塞下兵即塞下人”。如大同修边墙时，围进原敌占区四万余顷，即分给各边堡耕作，他也注意到武器的配备问题。在《置造火器疏》中，他对各种火炮的性能、数量说得十分清楚，并指出这是“夷狄所绝无，亦其所骇慑者”，要求工部速增拨铅铁、硝磺，以供其尽快督造。
　　在上述八大措施中，“并兵力”一项，更独具灼见。他认为大同与偏头关一带外边城为山西藩篱。山西宁雁一带800里内边城在大同之南。大同有备，则山西可保无虞；大同失守，则山西内边城数万弱兵又奈强虏何?所以力主撤去内边之兵，合力以守大同。这既省费节劳，又能聚全力以守要塞。他的这一策略，得到山西巡抚杨守谦等的支持，也已得到※※的“嘉纳”。但是，新任山西巡抚孙继鲁“未尝入境”，即大唱反调，说“重关为可恃，人心为可安”，并以私信相恫吓，使山西将领意存观望，举棋不定，几误边计。翁万达为此两次上疏，力主原议。他引证了守边的实践经验，说明数年来因“大同幸不溃防，山西始有宁宇”的道理，明确指出守大同，也就是守山西；而兼设内边，则只有疲师糜饷。孙继鲁也上疏抗争，甚至声言不撤原议，则“罢臣无误边事”。这就激怒了明世宗，他怒责孙继鲁“腾私书，引往事，议君上”，并逮之于狱。不久，孙继鲁病死狱中。孙为人耿介，所至以“清节”闻，与翁万达交谊甚笃，防边事有不同主张，引起争议，这本属正常之事，不料世宗一下子就置之于死地，翁万达不禁深为痛惜，特写了一篇《祭孙松山(即孙继鲁)文》，一面表示哀悼之情，一面又对并守大同一事再次表达了“不能苟同于公”的决心。由于翁万达坚持了这一正确主张，使每年减少了六七万内边戍卒，节省了六七十万军饷。
　　二日修边城。在整饬边备的过程中，翁万达特别重视边城的修筑。他说：“山川之险，险与虏共也；垣堑之险，险为我专也”；“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堑，则寡可敌众，弱可制强”。在他的努力下，前后两次修边城二段共千余里。他先奏准修筑大同以东至宣府以西一段200里。当时预算为29万两银子，限87天完成。由于翁万达临财不苟，精于治事，结果节省了9万余两，并以51天提前竣工。接着，他又奏准修筑大同以西，宣府以东边城共800里。在修边城的过程中，“万达精心计，善钩校，墙堞近远，壕堑深广，曲尽其宜”。这样，不但敌人不敢轻易进犯，而且，边城之内，士卒也得以有空暇从事耕牧，从而节省了大量军费。当然，翁万达为此是付出了巨大心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每一构思，鬓发为白”。
　　在翁万达看来，有了边城，并不就等于可以高枕无忧。他严肃指出：“险而不设，与无险同；墙而不守，与无墙同”；“防秋之兵，所以必带甲而登墙，列营而待敌者”。与此同时，他很重视边城的保护维修。他说：“遇有墙垣倒塌，壕堑淤浅，即时修补。”并提出将地界及维修事宜分段刻石，以明确各部职守，以求永不淤、塌，从而可望“内外之险全，而中国之势壮也”。
　　三日重优抚。这是翁万达军事思想中最为精辟的一个方面。如果说，重优抚这一谋略使得翁万达在军事上获得出奇制胜的主动权，毋宁说，重优抚在政治上带来的※※作用则更是不可低估。它在客观上无疑有利于民族的团结、融合，无疑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尽管这一客观效果在当年翁万达脑中还是相当模糊的，甚或是非其始料所及的。
　　在长期的南征北战中，翁万达始终坚持“重纳降，轻杀伐”。早在他任广西副使，参与讨伐莫登庸的战役中，他就上书兵部尚书毛伯温，说：“揖让而告成功，上策也；慑之以不敢不从，中策也；芟夷绝灭终为下策。，田并审时度势，提出宜以中策取胜。毛伯温采用了翁万达的计策，传檄安南臣民，怵以“□□□□兵威”，使莫登庸震惧，遣使到翁万达处哀词乞降。毛伯温“纳其图籍”，报准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并以莫登庸为都统使，正所谓“不发一矢而安南定”。
　　在宣、大总督任上，翁万达更针对以往“首功赏重，招来赏轻”，以至敌方归降的人也常常被杀以邀功，使想归附的北人“南望号泣，不敢近塞”的情况，提出了“严杀降禁、违辄抵死”的禁令，并颁布了招降赏格，以至“得降人抚之如所亲，以是益知敌情”。”当年，唐荆川即对此大加颂扬，诗赠翁万达：“得一胡儿如爱子”，并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边关上胡汉相通的情景：“边人大牛能胡语，胡骑年来亦汉装。”可以看到，胡汉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积极的通贡互市的主张
　　
　　如前所述，明世宗对翁万达的倚重几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正如《明史》所说：“万达更事久，帝深倚之，所说无不从。”然而却独有一事，一直“与帝意左”，那就是在对待俺答请求通贡互市的问题上。
　　所谓通贡互市，就是蒙古族首领接受明王朝的封号，按规定向明王朝进奉贡物，然后由明王朝按贡品多少给予蒙古首领的酬赏，这就是翁万达在奏疏中所指出的，“获贡则利归其长”。故也称封贡。在通贡的前提下，双方设定场所，在明朝官吏监督下，由蒙古首领按定数派若干贡使，并按规定时间、物品进行货易货的贸易交往，以互通有无。
　　实际上，这种贸易交换活动，早在明初就已开始了。它对蒙汉两族人民都是有好处的。到明世宗嘉靖年间，鞑靼部的俺答汗继小王子之后成为蒙古族最为强大的一支。就如翁万达所说：“俺答，夷狄之雄者，并西虏，吞海寇”，“又以兵临朵颜，挟宁福”，横行北方四五十年。但是由于蒙古的鞑靼、瓦刺各部，互不相属，各部之内，又分成许多各自为政的小股势力，争夺激烈，就是俺答这样的雄者，也无法凝聚各部，形成真正可以问鼎中原的力量，所以对明王朝一直存在畏慑心理，从而一直选择求贡之路，以避免因交战而受到的损失，并通过通贡来获取比战争所获还要多的物质利益。
　　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及其属下阿不孩派遣使者石天爵向大同巡抚史道请求通贡，但惜朝议不纳；第二年，俺答再次派石天爵等抵大同求贡。时巡抚已换为龙大有。龙大有竟将石天爵缚献于朝廷，并胡说是用计诱擒的。明世宗信以为真，一面将龙大有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一面将石天爵磔于市。俺答盛怒之下，联络各部大举进犯，深入太原以南。龙大有虽终被罢官，但蒙汉却也绝信使五年。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和阿不孩又派使者到大同左卫求贡，又为边将家丁董宝杀之邀功。尽管如此，俺答仍未放弃通贡希望，于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又再而三地请求通贡，但都得不到允纳。
　　在俺答三番两次要求明王朝通贡互市的过程中，作为统率三边的封疆大臣翁万达，一直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一方面，他以高度的警惕性，提出“臣谬典封疆，所知者惟战与守而已，贡亦备，不贡也备，时时※※，俾无可乘之隙”。另一方面，他本着民族和解的愿望，一再上书明世宗，剖析俺答求贡的诚意，力主接纳其通贡互市之请。查看翁万达的遗著，关于“夷人求贡”这一专题，至少有一议三疏，另还有“虏中走回人口”三疏。如在嘉靖二十五年的《虏中走回人口疏》中，他痛切淋漓地说：“迩年石天爵之事，大失夷心，横挑巨衅。臣每痛恨当时边臣区划之失策。”今复“讲和求贡”，即不许，“犹当善其辞说，遣之使还”，“诱而杀之，此何理也?”坚决提请速诛董宝等人，并出榜于边塞，示朝廷德意，解俺答蓄怨。可惜明世宗一直听不进翁万达的正确主张，拒不接纳俺答通贡互市之请求，甚且在二十七年还怒责翁万达重提求贡之事，于是通贡之议乃息，以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翁万达南归奔丧之后，乃有俺答溃大同，直逼京师的“庚戌之变”。
　　明世宗为什么一再拒绝俺答求贡呢?我们知道，世宗在位45年，在明王朝中仅次于神宗。他15岁由兴献王人京即位。执政伊始，即革除了武宗朝的一些弊政，倒也有一些作为。但随着大权在握，他就逐渐作威作福，刚愎自用。对蒙汉敌我力量的对比，他更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估计，而是盲目自信。出于所谓□□□□上国的高傲心理，他自然没有把俺答放在眼里，也自然不会支持翁万达的纳贡主张。中晚期，他任用奸相严嵩。严嵩只知仰承世宗鼻息，当然也不会支持翁万达的纳贡之议。
　　明世宗的另一位内阁首辅夏言也是个盛气凌人，好大喜功的权臣。他当时正热衷于与陕西总督曾铣谋复河套，当然也不是翁万达纳贡主张的支持者。嘉靖二十六年，曾铣提出复套之议，实则是夏言主其谋，世宗也已是溺其说。翁万达却冷静地对待这一严峻的形势。他在《复河套议》一文中，详尽地分析了河套的※※，客观地权衡了敌我双方的利弊，深刻地指出，套地落入敌手，已40多年，胡人据以为家，不离住、牧，当不轻易放弃；而我方塞下喘息未定，边卒疮痍，疲于奔命，故虽“有当复之理，而无可乘之机；多必奋之志，而鲜万全之算”，故不宜“横挑强寇，以事非常”。在翁万达看来，胡人在套地安居乐业，既难强夺，也不宜无端挑起战事。这正体现了他知己知彼，深识远虑，也体现了他力促蒙汉相安，力主纳贡的一贯思想，是符合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为此，他还修书告诫夏言，不可轻易发兵。但夏言不听劝阻，终于兵败失事，与曾铣同被诛于西市。对此，朝野无不佩服翁万达之有先见。然而，善于护短的明世宗却不会为此而接受教训，以至转而接受纳贡之议。
　　尽管翁万达纳贡互市的主张一直未能得到明世宗的首肯而不能付诸施行，但这一正确的主张与其“重优抚”的战略思想一样却有着极其积极的※※意义。这是在当时应该而且能够实施的积极的民族政策。可喜的是，翁万达的这一卓识为此后的张居正、高拱辈所接受。就在他去世20年后的隆庆五年(1571年)，张居正、高拱在内阁力排众议，力主纳贡，使明王朝与俺答部通贡互市的关系得以确立，使北疆“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将蒙汉两族融合、团结的进程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能诗善文的儒将
　　
　　翁万达从小勤勉好学，天资聪颖，“五岁能诵书，比长，文日工，咽。《明史》赞其“通古今，操笔顷刻万言””。披阅他那丰富的遗著，我们不难看到，翁万达的确是博学敏思，才气纵横，能诗善文的一代儒将。
　　首先，作为诗人，翁万达平生并未刻意为诗。他登第后20多年天南地北，戎马倥偬，忙碌、紧张、履危蹈险，正如他在《自述》诗中所说，“退公开口难成笑，但看床头翻战图”。公务之余，还要翻看作战地图，考虑作战计划，哪有时间去从事“绮丽之文”，去锤字炼句。所以，翁万达留下来的诗作并不多。现在能到的有85首，原附录于翁万达生前自己编定的书信集《稽愆集》。30年代，潮州翁辉东将其名为《稽愆诗》，并将其与唐朝翁承赞的《画锦堂诗)40多首合辑为《唐明二翁诗集》印行。另见于贵阳人陈田的《明诗纪事》者3首，合共88首。余则散佚。
　　由于翁万达长期肩挑南北边防重任，足迹遍及大漠穷塞，炎檄蛮方，身经惊涛骇浪，血火硝烟，经历丰富，眼界开阔，其悲欢离合之情，发而为诗，尽管不事雕饰，却也使人感到境界宽阔雄浑，内容丰实，情真意切。与同时代一些泥古自高，内容空泛，形式僵化的作品相比，翁万达的这些篇什，是具有一定的※※和艺术鉴赏价值的。明代后七子之一，唐宋派古文家唐顺之曾写了《塞下曲赠翁东涯侍郎总制》诗18首。对此赠诗，翁万达也曾回书说：“佳什遥寄，诵之铿然，当一字一拜也。”表示钦佩之至。唐顺之主张为文“应直抒胸臆，如写家书”，“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曾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第一等好诗”。无疑，这些文学主张对翁万达是有深刻影响的。试看其《枳儿岭》一诗：
　　枳儿岭上烟火微，枳儿岭下行人稀。
　　长风卷树叶飞落，道是将军射虎归。
　　这是翁万达行军丰门，组织力士射杀猛虎一事的艺术概括，写来自
　　然流畅，明白如话，却又意境真切，饶有气势，与唐顺之的诗歌风格
　　如出一辙。
　　翁万达的诗，从内容划分有行边拒虏，思乡怀旧，写景抒情，借古咏怀等几类题材。其中尤以行边拒虏的边塞诗为多。如《朔州道》：
　　柳枝侵夏意仍怯，山麓出泉寒不流。
　　我已十年穿虎窟，地今四月尚狐裘。
　　思乡路远频挥泪，报主身轻何所忧。
　　不惜千里求死士，雕戈直向古丰州。
　　朔州是明军辕门驻地，气候寒冷，形势严峻，诗人思乡挥泪，但为报君国，所想到的是募求英才，直捣俺答的中心领地。诗的意境开阔，感情真挚，语言洗炼。又如《季夏驻云中》：
　　云中六月凉如水，塞上千营重似山，
　　缚虏难将神草结，供军须是血蚨还。
　　青林猎火秋声近，粉堞悲笳暮色间。
　　闻道黄河将饮马，诸君何以镇秦关?
　　云中就是大同，是翁万达的重点防区。诗中一派塞上风物：六月犹寒，千营林立；青林猎火，粉堞悲笳。胡人的骑兵即将饮马黄河了，将士们务必以“结草缚虏”、“血蚨钱还”的精神，群策群力，镇守秦关。看，边塞的特有景象何其鲜明，战前的紧张氛围何其浓烈，而诗人的心声又何其深邃。
　　思乡怀故是翁万达诗作中又一重要题材。这类题材，同样不事雕琢，而娓娓道来，却又情感真挚。如《有怀蛇浦诸乡朋》诗，诗人在描述了烽烟滚滚，风沙阵阵的燕甸边塞之后，直抒心声地说：“却恨当年别，临歧不我留。”似埋怨，似嗔怪，又似后悔。怀旧之情，抒发得十分深刻。其他有思念老父幼儿的，有牵挂弟妹侄儿的，有怀念旧交知己的，还有缅怀他幼年的读书处龙泉岩的，都写得十分真切。在《夜发指阳和道忆净儿因念家君及先太府君属情弟侄怆焉有怀》组诗中，有一首很值得一读：
　　宦族骄狂羞杀人，愁闻弟侄好肥轻。
　　岂思陵谷犹能改，况复箕裘愧此生。
　　鬼瞰高明应不爽，人非刻苦竟何成。
　　作书万里遥相寄，涕泣叮咛冀尔听。
　　对骄狂的弟侄辈的痛切教育，万里寄意，涕泣叮咛，以至引用陵谷变迁的成语，鬼瞰高明的俗谚谆谆告诫，真可谓“垂泪道之，流血挞之”，的确用心良苦。这就是在今天，也有着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
　　翁万达的写景诗，不论北国风光，还是南疆丽景，都很有特色。如南征期间的《同张静锋诸公泊舟登钟鸣洞得钟字(二首)》诗“船锁暮云喧聚缆，石鸣空洞叩悬钟”句；《平南张别驾携酒约冯次江使君同游思鹅洞舟(二首)》诗“依樯日暮歌声动，灯火何妨归路迟”句；北战期间的《感雪》诗“龙漠平看银海阔，虎贲初罢玉关还”句，以及晚年游武夷山写的《崇安》诗“长路悠悠云树隔，沧江寂寂鱼龙沉”等等，都不失为佳句。而《蓬辣滩》一诗，意境尤为深远，令人玩味无穷：
　　滩高水急吼素秋，雷风动地舟人愁。
　　东去潮阳沧海接，应看此水作平流。
　　诗写的是韩江上流的一个险滩，“滩高水急”，常令船夫发愁。但在诗人眼中，只不过是东出沧海途中的一股“平流”。诗人依题落笔，描述结合，明白晓畅，但其含意却十分耐人寻味。
　　此外，翁万达还写了一些怀古诗，其中也有不失借古讽今的佳句，如《汨罗》诗中的“佞臣有口自纵横”，“身葬江鱼悲楚客”，“剩有幽兰杂芳芷”等句，就是诗人愤懑情绪的抒发。当然，由于翁万达成年累月处于紧张的战斗环境，无暇顾及朝政的是非，也不屑于去正面抨击庙堂的阴暗面，这应是翁万达诗作的局限性。
　　必须指出，翁万达的才情，除映现于其诗作外，主要的还表现在他的大量的文学著述。他遗著丰赡，文体充备，生前自己就编定了书札集《稽衍集》；逝世后，他的好友兼亲家邹守愚将他所写的序、碑、记、议、论、说、疏、书、传、墓表、墓志铭、祭文编定为《东涯集》，凡17卷。其中篇幅最大的是奏疏，有10卷之多。《东涯集》最初的刻本为嘉靖乙卯邹刻本，此后多次重刻。
　　翁万达的文集一问世，即备受推崇。同时代人曹忭说他“一言关百世之利害，片词定顷刻之安危”；又说他“奏对边事，陈说虏情，料敌如神，立言指掌”。郑纲也说他“学闻至道，文率性成，笔引千钧，心雄万变”。清代冯奉初更赞其文章是“经世之文，非小儒所能及”。近代翁辉东则说他虽然不在意于“以文显”，但他“机括谟猷，淋漓经史，动见功绩，著成文章，即日用刺札，亦见负奇气而为奇文”。现代林建翰对其更是推重，说是“武驱熊虎，既著摧锋接刃之功；复文起麟凤，衍韩海苏潮之壮。”历代所有这些评价，都足证翁万达的文章影响所及的确颇为深远。
　　翁万达的著作，不仅对研究翁万达本人的道德学问和勋业有着重要的价值，而且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至民族关系史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例如他在《广西乡试录序》和《山西乡试录序》两文中，不但提出了自己对科举考试的看法，认为士人不应“徒以文学议论哗然相杂”，而应“敦尚本实，温雅博大，通达治体，忠骾有气质，敢于任事，不龌龊进退与时浮沉相上下”，而且提供了两组数据：嘉靖甲午，广西乡试参加士子1000多人，中举55人；嘉靖丙午，山西乡试参加士子2000多人，中举65人，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文化教育史上的可靠材料。
　　在哲学思想上，他服膺姚江学派，虽未正式拜师于王阳明，但其讲究心性之学的言论与王门的入室※※薛中离等基本是一致的。当然，翁万达由于长期致身于军政界的上层，他的学术思想明显有经世致用的实践倾向，重视外在事物，强调“以身殉国”、“束发行义，没齿令终”。
　　明清以降，直至近代，翁万达是一直备受推崇的。惜建国后，不论是在全国，还是在岭南，都对其研究极少。近十数载，才从潮汕地区开始，逐步形成了对翁万达的探研热潮。报刊上刊登的论文和文史小品自己不少，而且还为其创作了长篇小说和电视剧本，整理了民间故事，编演了地方戏剧。1992年底，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翁万达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作为潮汕※※文献丛编之一的《翁万达集》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把翁万达的研究工作推上了一个高峰，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经庄义友、庄义青两位先生的数年努力，又完成了翁万达诗文(66篇、首)的选注工作。这一选注本赶在1998年7月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也可算得是为翁万达诞辰500周年所献上的一份厚礼。
　　
　　
　　附：翁万达童年的传说
　　翁万达出生于明代揭阳蛇江都的一个滨海渔村，父亲以打鱼为生。小时候，他常随父亲出海。那沙滩上五颜六色的贝壳，那汹涌澎湃的波涛，那上下一色的海天，那抛网捕鱼的动人情景，常常令他流连忘返。可是，他每次出海，渔船都空舱而回；他一留在岸上，渔船就满载而归。日子一久，渔夫们就深感事非偶然。抓不到鱼，不都是这小子带来的晦气吗?于是众人一齐要挟他父亲不得再带他出海。
　　一天，风和日丽，正是大好渔汛，可几十只渔船，竟抓不到一条小鱼。渔夫们众口一声，纷纷指斥不该又让小万达出海。父亲再三发誓说，万达根本就没有上船，不然，愿叫万达喂鱼鳖。话音未落，一个渔夫跳过船去打开船舱板盖，舱底即露出了小万达睡得正香的红脸蛋。在众人的斥责声中，父亲一气之下，将万达倒提两
　　脚，往大海里狠狠抛去……。
　　大海溅起巨大水花，不知是在怒吼还是在叹息。父亲捶胸顿足，但已后悔莫及，只好拖着瘫软了的双腿，满脸泪痕地回到家里。母亲见状，忙问个究竟，父亲抽泣着诉说了经过。母亲听罢，止不住呵呵大笑，说：“你准是给海浪颠晕了头吧?孩子在床上正睡着呢!”父亲一听，三步并作两步，进屋一看，嗨!小万达真的正在床上作着好梦呢。原来，万达一落水，就忙煞了虾兵蟹将。众水族赶忙将这位未来统帅扶出水面，一溜烟送往翁家。
　　父亲看着床上熟睡的小万达，脑瓜里不禁翻腾开啦：“这孩子看来决不是一般人物，长大必成大器。想必他一下海，鱼儿呀，虾儿呀，就都得远远回避。这哪里是什么晦气?”为避免是非，翁家不久就迁往举登村。
　　迁居之后，父亲为使万达专心致志勤读书史，特为他安排了一个幽静去处，让他上龙泉岩潜修苦读。
　　小万达在上龙泉岩途中，要跳过一道小山沟，颇感费劲。他便到附近土地庙中，将刻着“土地之位”的石碑抬去垫脚。谁知当晚土地爷即向父亲托梦，诉说受不了翁兵部的沉重足力。第二天，父亲向万达问明原委，一面暗自惊异，一面责怪万达不该亵渎神祗。
　　万达受了严训，口虽唯唯，心却大为忿懑。为解受斥之怨，他径往土地庙中，将土地爷像套上稻草绳，似真非假地说：“你竟敢向家父告状，今即罚你到北口外去充军!”当时，小万达只是为了出出气，谁知这未来元帅的一道“军令”，竟真个将鲍江土地发配到三关之地，当了一名老兵。
　　几十年后，翁万达因屡立战功，升任为三边大总制。一天，督师修整长城，见一老兵，留着山羊胡子，也在工地上抬石头，不禁前往问讯。老兵说：“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呵，您就不记得我这鲍江土地了?”翁万达恍然大悟，暗想当年儿时一句戏言，竟害得这土地被贬边关数十秋，心里着实过意不去，有意成全了他。这土地爷倒也乖巧，借着一次强敌压境，对阵之时，驱使一只老虎为翁万达擎大旗，吓退敌兵，立下战功。于是，翁万达论功行赏，将土地爷送回鮀江，并擢升为一都城隍，享尽民间香火。
　　

潮汕民俗史话............... 明代以来潮剧的发展轨迹  


    潮剧是※※一个古老的戏曲剧种，但因潮剧是民间的戏剧，虽然早在明代就有戏文刊行于世，却一直被官方文人视为不齿小技，因而少有记载，更极少研究。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言，“潮剧的资料，文献上有关的是少得可怜”，“有关潮剧最古的资料，只可追溯到清代中叶而已”。而即使这些“最古的资料”，也只是附带于县府志之中，以及少数文人游记随笔。可以说，在中※※民※※※建国前，潮剧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研究专著如凤毛麟角。因此，有关潮剧的发展轨迹，在此之前是不明朗的。

    清末民初潮剧的改良与繁盛

    清末民初，潮剧班社众多，“凡二百余班”。这一时期新编剧目增多，内容扩展。从各传奇故事和弹词歌册改编和搬演西秦戏外江戏的戏出如《张古董借妻》、《三打王英》、《五台会兄》等外，新编地方故事题材的戏有《揭阳案》、《龙船案》、《龙井渡头》、《翁万达》、《林大钦》、《萧端蒙》等。以丑角为主演的滑稽诙谐戏出很多，如《李唔直》、《周不错》、《金来清》、《双睛盲》等；以花旦为主演的戏也很兴盛，如《挑帘·裁衣》、《梨花送枕》、《卖胭脂》、《世隆走贼》等。新编剧目促进了表演艺术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丑行，分工较前细致，裘头丑、长衫丑、褛衣丑出现；传统生旦为主的“三步进三步退”的简单程式变为以丑旦为主的多样化，创造性较前多了。音乐唱腔变化更为明显，新编戏须新配曲调，依歌册吟唱，用西秦、外江戏的板式变化唱腔……在曲牌基础上融汇板式，与诸戏融合，但唱腔仍以柔婉为特征，少有激越的音调。舞台改变过去的三幅竹帘，用绣幕布帘代替；穿戴上往往以“服装新颖”招徕观众，潮绣在舞台美术中成为时尚。在剧目、音乐唱腔、行当表演、舞台服饰等各方面都有所发展，标志着20世纪潮剧将随时代狂飙，有迅猛的变化。

    清末民初的文明戏。为适应资产阶级政治运动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戏曲改良活动。潮剧文明戏有《林则徐烧英※※》、《徐锡麟》、《※※※》、《黎元洪反正》等。詹陈坤、阿倪、谢大目、徐坤全、黄阿漾、李德意、徐乌辫、陈楚兴、陈两福、林和忍等都是在世纪交替前后学戏的，或有创新成就（如阿倪），或有传承的贡献（如谢大目、林和忍），对潮剧艺术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但潮剧的这些著名艺人未能与粤剧等其他剧种一样自成一家。如粤剧文武生薛觉先人称“薛派”，与薛觉先共执粤剧舞台牛耳近40年的马师曾以丑角享负盛名。还有像红线女这样的粤剧艺术家。

    “※※”运动后潮剧的革新与变化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中国※※进入了新※※主义革命新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对戏曲产生很大的影响。

    潮剧受其直接间接的影响，除演古装戏外，渐渐向话剧的剧材及演出方式模仿，这时期剧材相当丰富，而且有尝试创作的勇气，最驰名的是《群芳楼》、《绛玉掼米果》……等。在国产电影流入潮州时代，这时期剧材多采自国产的电影名片，最早驰名的是《孤儿救祖记》。

    ※※※北伐期间，潮剧有《※※从戎》、《上海案》（五卅运动题材）上演，配合当时国民革命的宣传。※※※领导的大南山根据地组织有赤花剧社，并建有红场剧场，上演过现代戏《平江潮》，也演出不少反映时势的短戏。

    “※※”运动前后到※※※※潮汕沦陷前，潮剧活动与东南亚潮语社区的华侨关系十分密切。潮剧随着人口、贸易进出，在暹罗各州府，新加坡、柬埔寨、安南等地，演出点星罗棋布，在曼谷形成海外潮剧中心，二三十年代曼谷耀华力路五六家戏院同时演出潮剧，是海外潮剧的黄金时代。“※※”运动到※※※※前由于新编戏出很多，音乐编曲和表演唱腔皆有极大变化。

    1937年※※※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正式开始。潮剧虽一部分保持着固有的作风，但也有一部分以抗战为题材，将陈旧的形式装进了抗战的内容，编了几部较有意义的剧本如《韩复榘伏法记》、《芦沟桥纪实》等。潮汕沦陷后，潮剧班社日趋减少，艺人星散，潮剧遭受空前浩劫与冷落。1945年日本投降，潮汕地区处于※※※※※统治之下，国※※争烽火又起。只有正顺、三正、源正、怡梨、玉梨、赛宝等12个剧团。

    1919至1949年三十年间，潮剧剧目众多，有二三千个。专职编剧也始于这时期，知名度高的有十多位。谢吟（1904～1983年）终生编剧，是潮剧编剧时间最长、所编剧目最多者。还有吴师吾、洪逊、林先玉、孙炎章、林汉光、陈名振等；泰国青年觉悟社一批潮剧编剧家在这个阶段对潮剧的贡献最大，其中如苏醒寰、苏竞寰兄弟和陈秋痕、余春渠等。这个时期还出现很多有名的教戏、作曲，不少还兼编剧鼓师、乐师。如徐陈拱（乌辫）、林如烈、林和忍、卢吟词、黄玉斗、杨其国、杨树青等。在此期间成名演员也很多，尤以成年演的丑行和以童伶担纲的生旦行为多。最为著名的是阿倪、谢大目、徐坤全、黄阿漾、蔡龙汉．方尼姑、谢清祝、叶林胜、洪妙等。

潮汕民俗史话............... 工夫茶品饮程式溯源  


     到唐代，中国人的饮茶，从生理上的需要发展为文化上的享受。享受饮茶的精神乐趣，也就更加注重茶的品味。品茶过程对用茶、用器与冲饮程式的讲究，在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中已经有了系统的总结。宋元以后，饮茶风俗，代有所尚，用茶、用器与冲饮程式不免要有所变化。特别是到了明代，散条茶瀹饮成为时尚，与之相应，用器方面，茶瓯配上了盖子，成为一盏、一托、一盖三器合一的盖瓯，茶壶茶杯的配套也出现了。于是，茶的品饮程式与唐宋相比，面貌一新。
    散茶瀹饮，要求汤水温度较高，才能使茶叶的味和香充分发挥。茶瓯加盖，就是为了有利于保温。茶壶沏茶，即沏即饮，茶汤热而味香发，比盖瓯又更为优越。明清两代，宜兴的紫砂茶壶，最为茶人所珍重。而壶形则讲究小巧。生活在明清之交的冯可宾，在所著《岕茶笺》中对茶壶有一段十分有趣的议论，说：
        或问茶壶毕竟宜大宜小?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自酌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
茶壶小容易留香出味，原因正在便于保温。而冯可宾似乎更注重茶人在品饮过程的“得趣”，即文化上的享受。实际上，明代中后期，享受品茶的精神乐趣，已经成为士大夫出身的茶人们的共同追求。小壶冲沏的主张，在当时许多茶书中都可以读到。例如，周高起以宜兴紫砂陶壶为题材的《阳羡茗壶系》就强调：
        茗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方为佳也。
俗谚云，“少食多知味”，品饮的茶汤不求多，茗壶宜小，茶杯也趋于小型化。明万历间罗廪著《茶解》，讨论饮茶的器具，便说到茶瓯“以小为佳，不必求古”。
    总之，到了明代中后期，散茶瀹饮的需要，加上茶人饮茶的目的，是追求品味过程的“得趣”，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小壶小杯、即沏即饮的品饮程式的产生。这种程式，最初运用于散条绿茶的品饮，但是一如冯可宾《岕茶笺》所说，“施于他茶，亦无不可”。乌龙茶一般要等到新梢的顶端的幼叶已经开平，将上端二三片叶子一齐采摘，茶叶比较粗老，冲沏的时候对水温的要求更高，采用小壶小杯的程式也更加适宜。
    乾隆年间，用小壶小杯冲沏武夷茶的程式盛行于闽北、闽南。工夫茶的品饮方式实际上已经出现，只是还没有把“工夫茶”作为这种品饮程式的名称。乾隆二十七年(1762)修纂的福建漳州《龙溪县志》最先记载了这种品饮程式，该书卷之十《风俗》篇说：
        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壶，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水以三叉河为上，惠民泉次之，龙腰石泉又次之，余泉又次之。穷山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
龙溪是漳州辖县，治所在漳州府城。明末清初，武夷茶工多漳州人，这种茶俗的兴起，或者与此有关。《县志》这短短一段文字，既记茶具，又论用水，可以当做“简明工夫茶经”读，当时是否将这种品茶程式称作“工夫茶”，则尚不得而知。二十多年后，袁枚在《随园食单》“武夷茶”条中谈到他在乾隆丙午(五十一年，1786)品饮武夷茶的经过：
        余向下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
用小壶小杯冲沏武夷岩茶，嗅香试味，细吞慢嚼，姑不论砂铫泥炉、活泉响炭、松风蟹眼，个中情趣，已经和工夫茶烹治之法相同，只是袁枚也还没有提到“工夫茶”这一名目而已。更有意思的是，袁子才品尝了小杯武夷茶之后，竟然不再“嫌其浓苦如饮药”，反而“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
    乾隆嘉庆之交，上述品茶方式流行到粤东，“工夫茶”也由茶名被借代而且成为这种品饮程式的名称。最先把“工夫茶”作为一种品茶程式的名称载诸文献的，是俞蛟的《梦厂杂著·潮嘉风月》。俞蛟是浙江山阴人，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五年(1793—1800)任广东兴宁典史，《潮嘉风月》所记载的大约是一段时间的闻见。俞氏说：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     物，然无款识，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惟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煮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蜀茶久下至矣，今舟中听尚者，惟武夷，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
这一段记载，对当时韩江六篷船上的饮茶习俗有很详细的描绘。六篷船上所用的烹茶器具，有泥炉、瓦铛(砂铫)、宜兴紫砂陶壶、花瓷小茶杯和茶盘，还有垫茶壶用的棕垫、煽火用的纸扇和夹木炭用的竹夹，茶具已相当齐备。茶叶用福建茶，尤尚武夷茶，以及投茶、冲泡、淋罐、筛茶、品呷等程式，也和今天相同。作为品饮程式的工夫茶至迟到这个时候已经名实具存了。
    不过，当时工夫茶并不只流行于潮州。《潮嘉风月》所记六篷船主人，往来韩江上下，有的是梅州人，有的是兴宁人，并不都是潮州籍。道光以后，闽南的工夫茶俗也仍然十分流行。道光十二年(1832)修《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载：
        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深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或曰君谟茶之讹。彼夸此竞，遂有斗茶之举。有其癖者，不能自己。甚有士子终岁课读，所入不足以供茶费，亦尝试之，殊觉闷人。虽无伤于雅，尚何忍以有用工夫，而弃之于无益之茶也。
施鸿保《闽杂记》也说：
        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茶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曰孟公壶，杯极小者名若深杯。茶以武夷小种为尚，有一两值番钱数圆者。饮必细啜久咀，否则相为嗤笑，予友黄玉怀明府言，下府水性寒，多饮伤人，故尚此茶，以其饮不多而渴易解也。
《闽杂记》中多记道咸间事，此条所述，应该也在这一时间。实际上，一直到今天，闽南人嗜工夫茶的也还不少。
    况且，潮人饮茶也并非从来就采用工夫茶的品饮程式。

潮汕民俗史话............... 潮州戏的渊源与形成  


    渊源：宋代南戏在潮州
    谈到潮州戏的渊源，必须先从南戏说起。中国真正的戏剧，在宋代开始出现。北宋与南宋之交，浙江温州有永嘉杂剧兴起。宋室南迁以后，这种地方性戏剧很快流行于南方各省。流行于南方的永嘉杂戏在文辞、音乐方面，与当时流行于北方的杂剧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又称南戏。
    南宋时南戏在潮州流行的情况，可以从一个间接的材料里得到反映。漳州籍学者陈淳(1153一1217)在给当时漳州知府傅伯成的—封信里讲到：
        某窃以为此邦陋俗，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曰“乞冬 ”。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赖数十辈，共相率倡，号曰“戏头”。逐家裒敛钱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今秋七八月来，乡下诸村，正当其时，此风在在滋炽，其名若曰“戏乐”。
漳州和潮州虽然分隶福建广东二省，但地域毗邻，居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语言与风俗基本相同，陈淳所提到的漳州乡下在秋后搬演戏剧娱神娱人的习俗，当时在潮州应该一样流行。这则材料对于戏剧的本体，例如剧本、角色、音乐等等，未曾涉及；但在戏剧的演出体制方面，把戏棚张搭在“四通八达之郊，以广观者”这一类描写，却有着今天潮剧广场戏的形影，而使人依稀想见南戏与潮州戏的渊源关系。
    《金钗记》：正音南戏在潮州流行
    入明以后，北杂剧在上层社会，还有许多爱好者在南方民间滋长着。有不少宋元南戏旧本，经过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文人的改编，成为名作——最有名的，莫过于明初四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这些改编过的南戏剧本，在语言使用、文辞修饰等方面，已经逐渐改变了原来的民间俚俗面貌。例如，原来剧本使用的方言，被通语正音所代替；剧本里的民间俗曲，也稚化而改为讲究四声、腔板的词曲。
    这一时期潮州地区的戏剧活动，从1975年12月潮安县北山溪出土的—个南戏剧本，可以略知大概。这是一个剧团演出用的手抄本。根据抄本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题签，剧本的全称是《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抄成于宣德七年(1432)。这个剧本据以抄录的原本应该是一个有插图的南戏传奇。剧本的行当角色、曲牌腔板都属于南戏体制，但是也吸收了北杂剧的某些成分，有些唱词使用了南北曲的合套，所以题目有“南北插科”字样。最值得注意的，是题目中标明“正字”两个字。正字，是正音的意思。它说明这出戏是用正音，也就是当时的通语——官腔来演唱的。那么，这个在潮州出土的南戏演出本，还不能算是潮州地方戏曲剧本。
    正字戏一直流播于潮汕地区。在这个过程，正字戏本身也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清代光绪年以前，正字戏一直是活动在潮汕地区的众多剧种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它为本地群众所熟悉、喜爱。到解放后，潮汕地区的正字戏班星散，这种在本地有久长※※的剧种，才归于消亡。
    不过，正字戏《金钗记》的宾白，有很多地方使用了潮州方言土语，透露出南戏向潮州戏演化的最初信息。
    《蔡伯皆》：弋阳腔的流播潮州及其对潮州戏的影响
    南戏流行于南方民间，而南方方音多歧，于是，在它的发展过程，又渐渐生成一些地方性的支系。到明代嘉靖年间，这些地方支系中流播最广的，有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四大声腔。这些支系都用地方声腔唱曲宾白，与正字戏用官腔演唱不同。作于嘉靖己未(1550)的《南词叙录》讲到这四大声腔流播的地域，说：
        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它所指出的地域未必就十分确切，但当时弋阳腔流播潮州，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还有一个本地出土的南戏剧本可以作证：1958年，在揭阳县西寨村明代墓葬里，出土了注有“嘉靖”字样的手抄剧本《蔡伯皆》两册。这个《蔡伯皆》剧本，是南戏四大名剧之一《琵琶记》的改编本。《琵琶记》现存版本很多，可以区分为多个地方性剧本系统。根据戏曲专家的研究，潮州出土的《蔡伯皆》，与弋阳腔剧本系统最为接近。《蔡伯皆》剧本里头采用的潮州方言，比《金钗记》更多，地方色彩更浓。
    今天的潮州戏有很多因素，来源于弋阳腔。最明显的，是用膨大鼓伴奏造成热闹的气氛。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谈到弋阳腔的特点，就说：  “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潮州戏用锣鼓伴奏渊源也相当古老。从戏剧资料看，在和《刘希必金钗记》剧本同时出土的散页里，已经有《得胜鼓》、《三棒鼓》两个锣鼓谱。这说明当时在潮州演出的戏班，已经用鼓伴奏。到清代，乾隆版《潮州府志》讲到潮州戏曲“虽用丝竹，必鸣金以节之，俗称马锣，喧聒难听”，与汤显祖所描述的弋阳腔的特点，几乎毫无二致。其次，潮州戏唱腔的滚唱——在南北曲固定的唱腔中间，插进以五七言为主的通俗易懂的唱词，用接近宾白的唱腔演唱；滚白——在唱腔中插进带有吟诵性的宾白；和后台帮腔伴唱等手法，也有弋阳腔的深刻的影响。
    揭阳出土的手抄剧本《蔡伯皆》告诉我们：潮州戏接受弋阳腔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明代。
    《荔镜记》：已经有使用闽南方言写成的剧本
    《蔡伯皆》虽然还不能算是潮州地方戏的剧本，但嘉靖时期，在潮州已经有地方剧种出现。第一个证据是嘉靖十四年(1535)的《广东通志》已经讲到，“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第二个证据是，现在在日本和英国都保存着一个嘉靖丙寅年(1566)刊刻的题为《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的剧本。这个本子实际一萃集了《荔镜记》的戏文、诗词，《颜臣》的全部曲辞，勾栏陈三故事折和选自《西厢记》等剧本的正音北曲几个内容。
    《荔镜记》搬演的，是发生在潮州本地，而为潮州和闽南人所熟知的陈三五娘的爱情故事。剧本最后，有一段告示，说明重刊《荔镜记》的原因：    
        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今将潮泉二部……校正重刊，     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名曰《荔镜记》。
从这段告示里可以了解到，在这本《荔镜记》刊刻之前，潮州和泉州都已经有传述陈三五娘的故事的《荔枝记》剧本流行。“潮泉二部”，按理应该是指分别用潮州话和泉州话写成的两种剧本，但是，二部可以合编为一本，又说明当时潮州和闽南的话语还能相通。《荔镜记》整个剧本，从宾白到曲文，都使用闽南方言写作，曲文的韵脚，也用闽南方音通押。如果仔细考究还可以发现，《荔镜记》的许多宾白和曲文的韵脚，今天用泉州音读起来比潮州音更为协谐。
    《金花女》：潮州地方戏——“潮调”的出现
    剧本《潮调金花女》是潮州地方戏业已形成的最有力证据。《潮调金花女》现在也保存在日本，一般认为，这个剧本刊刻于万历年间(1573—1620)，比《荔镜记》的年代稍晚。《金花女》剧本搬演的故事，虽属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老套套，而其中所描写的人情风俗，却完全是潮州本地风光。剧本里的许多地名，如韩江、东山(韩山别名)、龙溪(即磷溪)、岗山、庄林(即樟林)等等，在今天也仍然很容易对号入座。
    《金花女》作为潮州地方戏曲的更重要的标识，还在于它的唱词宾白，基本上：使用了潮州方音。这个剧本的题目上面，特别标明是“潮调”。潮调的“调”，指的是搬演戏文的念唱声腔，一如乾隆时漳州人蔡爽《官音汇解释义》所说的“做正音：<正>用官腔；做潮调：<正>用潮腔”。所谓“腔”，首先是指戏文所使用的语音字读。例如，搬演正音戏，使用的是当时通语的语音字读——也就是“官腔”来念唱；而搬演潮调戏，念唱用的是“潮腔”——也就是潮州的方言土音。这个意义，与成语“南腔北调”中的“腔”和“调”相同。其次，“腔”也指与戏文的语音字读——主要是平仄声调——相配合的唱腔旋律。《金花女》剧本17个锦段里头，大量使用五言、七言的曲文，而所用的曲牌极少。这也与剧本使用方言土语有关。由于一个曲牌的乐曲旋律已经基本固定，而这一旋律又是根据“官腔”来制作的，例如北曲依据《中原音韵》，南曲依据《洪武正韵》， 因而，用一个曲牌来演唱用方言填写的文辞，语音和旋律往往很难和谐，也就是说，观众不容易听清楚唱词。演唱五言、七言曲文，则可以借鉴、运用民间歌谣和歌册弹词的唱法，按照方言语音的平仄音高曲折来行腔，使用这种方言的观众，很容易把唱词听清。
    《金花女》一剧的出现，是南戏的地方性支系进一步分化的结果。尽管《金花女》剧本里还有少量正字曲和官腔宾白，但大量宾白和曲文毕竟以潮州方音念唱。它标志着用潮州方音念唱的地方戏曲新腔已经基本形成，这种地方戏曲新腔，当时叫做“潮调”。

潮汕民俗史话............... 潮汕民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  宋元时期闽文化的西渐
    宋元时期闽文化的西渐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环节。宋元时期，闽文化空前繁荣，中华主流文化以闽文化为中介，对本区影响的力度加强。也是在这一时期，由于闽人对本区大量移民，闽地风俗濡染岭东，故南宋的《方舆胜览·潮州》已经有“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的记载。另外，本地土著的少数民族在这时期也加速与移民融合。潮汕民系在这时开始形成。时至今日，※※上政区基本上隶属广东的潮汕，文化面貌却接近闽台，就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的。
    宋元时期闽文化影响本区，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闽人出仕潮州，在本地培壅了邹鲁之风
    宋代潮州职官大多是闽人。以知州为例，北宋时期潮州知州籍贯可以考知的共31人，其中闽人17人，占55％；南宋时期潮州知州籍贯可以考知的有90人，其中闽人57人，占63％。州县属官之中，闽人更多。当时闽籍仕潮官师，尊崇韩愈，慨然以兴学明道为己任。饶宗颐先生有《宋代莅潮官师与蜀学及闽学》一文，介绍详尽，可以参考。
    这些闽籍官员，继承韩愈开启的兴学传统，普遍重视教育。保留在《永乐大典》中的宋元方志，对此有很详细的记载。他们的做法，可以归纳成三个方面。
    第一，兴建州县学宫学舍，创办书院。学宫和书院是兴学育人的基本设施， 南宋时期兴建、修治过学宫学舍的知州方略、谢明之、游义肃、孙叔谨、章元振、朱江、林（山票）、曾噩、牟溁等，都是闽人。除了官学之外，潮州在宋代兴办了韩山书院和元公书院两座书院。书院的创建者不是闽人，但复兴韩山书院的知州郑良臣，扩建元公书院的知州陈玮，也都是闽人。方志说：“潮二书院，他郡所无。”这里面，有闽籍官员的功劳。第二，教习礼乐。礼乐自古以来是儒家教育的重要内容，一贯很得到闽籍官员的注重。南宋初，潮州学宫先在黎盛的寇乱中被焚，几年后又遭遇大火灾，乐器不是散失，就是被烧毁。绍兴十二年(1142)，莆田人林霆来任潮州州学教官，配齐乐器，按音律考定乐章，并在假日亲自带领学生练习奏乐歌唱。以后，知州长乐曾噩按照朱熹所定的制度配备了祭祀孔子的礼器，兴化陈圭捐资改做礼服。林霆的嫡裔林光世出任知州，又亲自教学生着服行礼，操器奏乐。这几个人，也是闽人。第三，办置、扩充学田，保证了办学经费的来源。北宋潮州州学学生名额120人，南宋增加到180人，每逢举行科举考试那年，又临时增加20个名额。这些学生，由本州拨给膳食津贴。津贴经费的来源，就靠学田租税的收入。因此，官员们对增拨学田这件事，都很在意。  《三阳图志》记录了南宋时期拨田增加学廪的知州16人，其中曾汪、黄定、黄杞、林（山票）、黄自求、陈憺、孙叔谨、叶观、陈圭、游义肃等10个人，都是闽籍。郑良臣复兴韩山书院亦拨学田，而林寿公、陈圭又再增拨，这3人，也都是闽人。
    在这些官员的努力下，本地区民众的教育程度有很大的提高。《三阳志》记述了南宋后期参加贡举考试人数日益增多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淳熙元年(1174)，参加考试的士子只有3000人，到嘉泰四年(1204)，有4000多人。以后读书人越来越多，参加考试的人也比前增加。到绍定元年(1228)已增加到6600人，而咸淳三年(1267)竟然超过1万人。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参加贡举考试的人数从3000人增加到1万人以上。这一年(1267)本地区人口数在7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在本地，每70个人就有一个人参加考试!在民众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状况下，出现了一批精英。太平兴国四年(979)，海阳人谢言以“草泽应诏”，成为宋代本地第一个及第进士(嘉靖《潮州府志》)。于是，《方舆胜览》说，潮人“联名桂籍，自太平兴国始”。此时，距北宋建国还不到20年。自此后到宋末止，本地区
共有139人登进土第。其中正奏进士95人，特奏进士44人。宋代潮州教育状况，与唐代相比，有显著的发展。
    随着教育的发展，中华主流文化在潮州迅速传播，潮州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不低于发达地区，所以《方舆胜览》称誉潮州说，“封疆虽隶于炎方，文物不殊于上国”。同时，“海滨邹鲁”也成为人们对潮州的美称。
    显然，闽籍官员的兴学传道，在其间起了很大作用。
    二是闽人移居潮州，使本区风俗与闽南趋于一致
    晚唐以前，无论从全国还是从广东看，本区部属于荒僻之区，人口稀少。北宋以来，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利用，使本区的生存环境日益改善，来自闽地的移民日益增多，人门数量发展很快。
    我们曾经对《潮州·民族志(稿本)》和《澄海百家姓》两种资料进行统计，宋元两代移居本区的家族共有62个，其中北宋时迁入的有13个，南末时迁入的有28个，宋元间迁入的有13个，元代迁入的有11个。这些迁移入潮的家族大多数来自福建，特别是福建的泉州和兴化军(莆田)，只有少数家族来自江西、浙江和江苏等省。
    闽人移居潮州在文化上的意义，首先是将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特别是将从事工商业的传统带到本区，促使本区生产力的发展。宋代的福建，地狭人稠的矛盾已经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势下面，从事农业的农民，一定要讲究耕作技术，留心水利建设，而有了技术经验的积累；又有大批人口另求生路，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福建人的经商，在北宋已很出名。大文学家苏东坡就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东坡集·论高丽进奉状》)欧阳修有更加生动的描写：“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文忠集·在美堂记》)闽人的进入，促使本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海上运输和贸易活跃。发展情况，在上面一节已经述及。潮汕人的善贾，在此时已见端倪。
    其次，移潮闽人之中的仕宦与世家，有很多成为本地望族。兹据饶宗颐先生《潮州志·民族志》稿本和本区其他方志，举例如下：
    福建晋江入陈坦，在宋哲宗元符年间任海阳令。因多行惠政，任满后被百姓攀留，落籍海阳秋溪。
    福建莆田人郑徽，曾任广东运使。高宗建炎间，携家来潮，卜居潮阳隆井都。子、孙都举进士。另一位莆田人黄詹，高宗建炎时任潮州通判，代理知州事。落籍潮阳，子孙多从仕。
    福建莆田人丘君与，为丘氏迁潮始祖。高宗绍兴间任梅州知州，与潮州※※交往，因携家落籍，子孙多居饶平。
    福州人林绍坚，曾任侍御吏银青光禄大夫。高宗绍兴时，移家来潮，居莲塘。林绍坚施舍田产于潮州开元寺，开元寺供奉他的牌位至今。其子孙豪富，亦多施田寺院。
    福建建阳李子昌进士，宁宗嘉定年间，偕父同来潮州落籍，子孙世居揭阳梅岗。
    福建莆田人魏廷弼，理宗嘉熙间知潮州事。有惠政，甚得人民爱戴。因家潮阳，后迁澄海，子孙世居蓬洲富砂乡。他的弟弟魏廷璧，也随后来迁，子孙世居揭阳渔湖都。
    福建兴化进士陈憺，宋光宗绍熙年间任潮州州学教授，宁宗嘉定时，知潮军州事。先后在潮州为官多年，秩满，士人百姓恳留，家潮阳濠浦。他的后裔到明清时，登第出仕的，还有不少人。
    福建龙溪人萧询，理宗端平时任潮阳县令，因卜居南桥。为潮阳萧氏始祖。子孙蕃衍，多仕宦。
    理宗淳祐间，潮阳令陈汤征徙家潮阳，今柳岗乡陈氏即其后裔。方志说陈汤征是河南固始人，当时河南沦为金国的疆土已久，陈汤征哪还能够出仕于南朝?宋代福建人喜欢认籍河南固始，陈汤征恐怕还是福建人吧。
    福建莆田人邱成满，宋度宗咸淳间以翰林承旨谪宣政大夫、潮州安置，因占籍于潮州。
    这些望族，很注重自己家族的※※和文化传统。潮汕人至今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应于此时奠定基础。
    再次，闽人移居潮州，将闽地风俗，从方言、民间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习惯带入本区。闽潮同俗，自此时已然。这一点，与地方文化关系最大，故不避拖沓，多讲几句。
    先说方言。上面谈到，自秦汉一直到唐五代，大体上，本区与广府的关系，要远远比它同福建的关系密切。当时本区的语言，与福建应该有一定的距离。因为晋唐时，本地的移民与土著关系也相当隔绝，他们使用的语言，恐怕仍旧保留了很多中原音韵。这种推测，有一个例证：韩愈刺潮，能够指挥属吏秦济、史虚己，而他跟赵德、大颠交往，一定更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畅谈，完全没有他到阳山时碰到的那种语言障碍。这不正好说明，当时的潮州人还讲中州话?宋代以后，  闽人向本地区作板块式的移民，本地早先的移民语言被覆盖了。在这种背景下，就有了“韩愈正音”的传说。这个传说载在《永乐大典》第5343卷《潮州府·风俗形胜》，抄录如下：
        郡以东，其地曰白瓷窑，曰水南，去城不五七里，乃外操一音，俗谓之    “不老”。或曰韩公出刺之时，以正音为郡人诲，一失其真，遂复不变。市井     间六七十载以前，犹有操是音者，今不闻矣。惟白瓷窑、水南之人相习犹故     。吁!  文公能一潮阳之人于诗书之习，独不能语音变哉?是未可知者。
这段传说中的“不老”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有人说，“不老”音是少数民族语言，是畲族话。有人说，“不老”音是中州语，是“当时的普通话”。推敲一下，第一种说法是有些漏洞。《永乐大典·潮州府·风俗形胜》引用的另外一段记载，谈到嘉定十四年(1221)知州曾噩在潮州移风易俗，可知这段文献资料来源于1221年以后编纂的宋代方志。从这个时间倒推六七十年，在南宋绍兴年间。虽然现在畲族自己的语言已经基本消失，无从知道它的原本面目，但它与汉语差别很大是可以肯定的。无法想象南宋初期潮州城会流行畲族话。后一种说法， 比较可取。细读原文，“不老”音与当时潮州通行的语言，应有所不同。说“失真”，说“不变”，都是相对于通行的话语而言。由于两宋闽人，特别是泉州、兴化二地的居民，大量移居潮州，闽南话成为本地区通行的语言，而原来本地人所操的“不老”音，也就逐渐消亡。
    次看风俗。宋代福建的地狭人稠，迫使居民转事他业。做工经商之外，业儒和出家在福建亦蔚为风俗。闽人迁潮，把这些风俗也带到潮州。南宋，好读书已成为潮州民风的一大特色。《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风俗形胜》引用《潮阳志》说：
        (宋)孝宗尝问(王)大宝：“朝风俗如何?”大宝对曰：“地瘦栽松柏，家    贫子读书。” 习尚至今然。
很有趣的是，明代弘治的《兴化府志》讲述宋代风俗，也提到“家贫子读书”这句话。出家的风俗，在文献上还找不到直接材料，但是在“地理景观”一节我们已经讲过，宋代本区兴修和新建了不少寺院宫观，这些寺院宫观的修建，一定要以有人出家作为前提。宋代本区信佛风气很浓却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到现在还能够看到很多捐金奉佛或者修造祈福的实物资料。现在流行于本区和东南亚的大峰祖师崇拜，也是宋代潮州民间信佛风气的流衍。
    再谈民间信仰。宋代福建民间信仰风气特别浓烈，《宋史·地理志》都说“其俗信鬼尚祀”。由于移民大量进入潮州，有不少福建民间信仰传播到了本区。例如妈祖信仰和陈元光信仰都在宋代就已经在本区扎根。
    妈祖的原型是五代宋初莆田湄洲岛上的一位巫女，传说她能用法术为渔民解决种种危难，死后受到渔民、船民信奉崇拜，到北宋末年就被神化为能够助顺安澜的海上女神。潮州最早的妈祖庙也出现在宋代，陈天资《东里志。疆域志》“祠庙·天后庙”条记载：“天后宫……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可见妈祖信仰在宋代已经传入本区。南澳岛的妈祖庙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番舶》建起的。另外，南宋修成的《临汀志》，记载着一座嘉熙年间(1237—1240)创建的三圣妃宫，说这座祭祀包括妈祖在内三位女神的三圣妃宫，是由往来汀江、韩江上的运盐船工建造的，它在潮州有一座祖庙。这条史料说明，南宋时潮州除南澳有妈祖庙外，至少还有一座妈祖庙。这座庙应该是移民所建，而往来韩江上的船工又把福建传入的妈祖信仰再从潮州传到闽西山区。
    陈元光是一位※※人物，关于他的事迹，我们在上面已经介绍过。他请建漳州，又首任刺史，很受漳州人民的尊崇，死后被庙祀。到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陈元光被朝廷封为忠应侯，此后屡有加封，地位极为崇高。说明至迟到北宋中叶，陈元光已经从一位※※人物，被改造成为一位民间神明。这种信仰也随着移民的浪潮传播到潮州。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漳州陈元※※庙获赐“威惠”庙额。只过了几十年，潮州也建了威惠庙。现在，潮州西湖葫芦山，还保留着一面《重修威惠庙题记》摩崖石刻。石刻文说：
        威惠庙日就圯坏，邦人无有身其职者。玉牒赵希蓬毕力就事，以嘉定壬     申三月朔兴役，逾年春告成。敬书以志岁月，六弟希（禾道）书。
嘉定壬申即公元1212年。石刻说明，在嘉定壬申之前一段时间，潮州就有威惠庙。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宋代闽人移居潮州，促使了闽文化、特别是民俗文化向潮州迅速传播。
    宋元之交潮州的畲民
    在两宋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文献已经极少提到本地蛮僚的情况。大概在闽人移民的大潮中，原来在本地相当活跃的蛮僚，也加速了汉化的进程。但是，他们并没有全部汉化。到南宋后期，这些很久以前就居住在本区的少数民族，又重新出现在文献上。这时候，他们被称做“畲民”。
    畲民的称呼，最早可能是出现在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记》中。刘克庄的文章说：
        凡溪洞种类不一，……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     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畲长技止于机毒矣    ，汀赣贼入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岩栖谷     汲，……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役，畲田不税(不纳田赋)，其来久矣!      厥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    、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诉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掠省地。
比较上面引用的韩愈《送郑尚书序》和刘克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畲民和唐代本地蛮僚的关系。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畲民用来武装自己的“机毒”，就是韩愈文章里讲到的“机毒矢”。至于畲民的生活方式，从这两段文字里，可以看到不同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刀耕火种”的农居生活，一种是往来海上的航海生活。而后者，或者就是明清文献上的蛋人。下面要讲到的潮州陈懿家族所统领的畲兵，就是这一种。
    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记》是为宋理宗景定三、四年(1262、1263)漳州畲民之乱而作，所以他说“在漳者曰畲”。其实畲民生活在汀赣潮梅漳数州之间的大山长谷中，故潮州亦有畲民。文天祥在咸淳四年(1268)所写的《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中就讲到：
        潮与漳、汀接壤，盐寇畲民，群聚剽劫累政。以州兵单弱，山径多蹊，     不能讨。畲人在宋代本来已经羁縻，作乱是因为不堪汉族豪强与官吏的侵夺    ，所以只要稍加安抚，便能和※※共处。漳州畲民之乱，就是在景定四年以    受招安、编入户籍结束的。
    宋元之间，畲民在本区的战争中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
    畲民是宋末张世杰在漳汀潮泉一带抗元所依凭的主要力量。饶宗颐先生《潮州志·大事志》载，景炎二年(1277)五月，张世杰攻取潮州。七月，张世杰带领陈吊眼及许夫人所统诸峒畲军，自潮州出师，围泉州，攻蒲寿庚，不下。元兵进攻潮州，许夫人战死百丈埔，后人建夫人庙纪念她。宋亡后，陈吊眼(又称陈遂)一直在潮州坚持抗元。和他一起抗元的，还有陈满统领的畲军。至正十一年(1351)，陈满被招讨使陈梅※※，陈吊眼却越战越强。漳州方志说，陈吊眼入粤，归附他的人很多，一共有58寨。现在，潮汕许多地方还有陈吊王寨遗迹。澄海临江寨就是其中一个，寨中有“千人井”，是当年陈吊眼的部属挖掘的，井水可供千人饮用。如果以每寨千人计算，陈吊眼统属的畲军，将近六万人。至正十六年(1356)，陈吊眼攻陷揭阳城，自称定王。又占据潮阳县城，一直到明朝洪武初才受安抚。
    当时还有一支畲族武装，由潮州地方豪强陈五虎兄弟统帅。《元史》卷132记载，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十月，元兵进攻潮州，“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五人，以畲兵七干降”。陈懿等兄弟五人，统领畲兵，任宋都统，疑是战乱未起时已经受地方※※管束的畲民首领。这一家族又拥有海船多艘。至元十六年(1279)，元世祖就因为陈氏兄弟“出战船百艘从征宋二王”，封子官爵。陈氏家族所拥有的这支畲族武装，应该就是韩愈所说的那种“帆风一日踔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习惯于海上生活的畲人。
    尽管陈吊王和陈五虎摩下的畲民，在这一时期对宋、元两朝采取很不同的态度，但是，其发展结果是相同的，那就是在宋末和元代的动乱中，本地的畲民和※※加快了融合的进程。到明代以后，本地文献所记录的畲民的活动，比前代要少得多。
    二  明清时期的潮汕民系
    明清时期的海防政策对潮汕民系和潮汕文化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
    明朝建国伊始，便出于巩固政权需要，施行锁海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影响着明代潮州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
    海禁政策使宋元以来潮州发达的海上贸易，受到极大的冲击。潮州海商为了继续从事海上贸易，多冒充贡使，或以通事身份，诱番船以入贡为名前来通商。正统海禁稍松，潮州海商又络绎私自出海贸易。正德年间，明※※鉴于广东地方海上贸易不可禁绝的事实，允许海外商舶由“官府抽分，公为贸易”(《明武宗实录)卷113)，潮州民间私舶往来交易遂有进一步的发展。明世宗即位之后，朝廷又严海禁之令。这时，潮州的海上私市贸易已经不可抑止，南澳成为南中国海上私市贸易的中心。中外商人贸易交接于此，而后放发商舶，南下北上。从事这种海上私市贸易活动的团伙，往往以武力对抗海禁，又恃其武力攻掠村寨、截劫商船，以祈取得更多的财富，酿成几十年的潮州海寇之乱。
    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起伏，在潮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连锁性作用。
    由于实行海禁，福建下三州又有大量移民迁入本区。揭阳县计划生育办公室1985年对全县236个村寨的建村时间和迁入地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榕江流域明代创建的村落有107个，占45．3％，多于宋元以前建村总和91个。这些村落从福建移民迁入本地的占了三分之二(《揭阳县人口志》)。整个韩江三角洲的情况，还没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说明，姑且举潮安县浮洋镇为例：浮洋镇位于韩江西溪西岸三角洲中部，全镇共有94个自然村，基本上建村于明代以前，其中明代建村的有61个，比宋元之前所建的村子多三分之一强。在明代所建的61个村子中，万历以后建村的只有8个。在明初至嘉靖间建村的53个村子中，除迁入地未明者11个外，从福建直接迁入的有30个，其余自本县或本州各县辗转迁入者，多数仍然是来自福建(《浮洋镇志》)。
    福建新移民的迁入，为韩江三角洲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水利的兴修和双季稻种植面积的扩大，使本地的粮食产量平稳上升。这一时期，潮州仍有余粮可以输出福建。在人口增长的刺激下，农业商品化的倾向明显加强，手工业和商业也重新繁荣起来。由于民间贸易日益活跃，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潮州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口剧增。潮人善贾的特点，因此而进一步加强，成为传统。
    经济增长促进了文教的发展。洪武八年(1375)朝廷诏有司立社学，但在潮州并未曾表现出施行效果。正统元年(1436)潮州知府王源才在本州设立社学，他自己写的《海阳县学文庙记》，叙述社学办学措施，以及学校对潮州民风所产生的良好影响，说：
        韩子远矣，是其横诈雠杀之风，又复如昔。予奉皇帝玺书，令以礼义为    教，于是遵立社学十余所，诲民间子弟；置乡校数百余处，设乡正副，萃诸     儒士月朔讲论理致，旌淑别慝。横诈者销，慕义者众。
文中的乡校指乡约所，是为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而设置的一种教育机构。潮州举行乡约，就是从王源开始的。到正德嘉靖间，潮州※※薛侃等拜大儒王阳明为师，又回本地，聚众讲习王阳明的学说，并积极推行乡约。其时广东督学魏校也传檄各府县毁淫祠立社学。在这些官员和※※们的共同努力下，儒家文化渗透到下层社会。追远报本、荣宗耀祖的理念普遍为潮汕人接受。
    各类公私学校的兴办，使潮州人口教育程度有所提高。这在附方面也表现出来。从正德元年(1506)至嘉靖三十年(1551)，一共举行15次会试，潮州中了进士的，一共有45人，占广东进士总数187人的24．1％。其中嘉靖十一年(1532)海阳林大钦高中状元，嘉靖二十三年(1544)广东进士10人潮州占了7人，都是破天荒的。由于文化水平和道德风尚的进步，本地区“海滨邹鲁”的美称又为人所津津乐道。
    嘉靖以后朝廷的严海禁之令和因此而加剧的海寇之乱，在两个方面对潮汕民系和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个方面是嘉靖万历间，纵横东南沿海的几个大海寇商人集团，在明※※军事高压的逼迫下，出走东南亚，成为早期潮籍移民。请看史书的记载：
        吴平初据南澳，为戚继光、俞大猷所败，奔饶平凤凰山。掠民舟出海，     自阳江奔安南。
        林凤拥众数千，流劫海上，猖獗多年。为官军所逐，因奔外洋，攻吕宋     玳瑁港，筑城拒守。
        林道乾，图据闽粤不遂，又遍历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趾诸国，     无隙可乘，复之大年，攻得之。今大年王是其裔云。
吴平后来下落不明。林凤、林道乾和他们的部属在菲律宾和暹罗定居下来了。这些海寇商人的滞留海外虽然是被迫的，但他们在东南亚的开拓，却为清代以后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沿海一带大村寨的建立。明末海寇之乱，本地居民多聚族武装自卫以御敌。这使潮州农村形成一批人口高度密集的大村寨。如和平、鸥汀、庵埠、塘湖、冠陇、南洋、樟林等寨子，聚众都超过万人。大型村寨的形成和自立，导致宗族势力的强大，潮汕人的宗族观念也因此而强化。
    可以说，到嘉靖后期，潮汕人在心态、观念、行为方式、语言、风俗这些方面，都有了自己的特点，潮汕民系形成并开始向外发展。
    从明万历后期开始，本区经历了数十年的动乱，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严定台湾，弛东南海禁，潮州社会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五六十年间，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到乾隆中叶，本区的粮食产出已经不敷自给。人口压力对本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有着悠久海外贸易传统的潮州商人，在※※的许可下，打造洋船，从暹罗转运稻米进口。从稻米交易开始，潮州商人在东南亚的商贸活动不断拓展。与此同时，大量潮州商民移居暹罗，形成18世纪七八十年代潮州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高潮。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农民为了更高的劳动价值，扩大经济作物种植，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出现于明代后期的制糖、棉纺业应时而发达起来，潮糖、潮毯、潮蓝布，闻名南北。这又使得更多潮州人有可能专业从事商贸活动。最值得注意的是儒生的业商。清代的科举制度限制了许多读书人的仕进，而本地发达商贸业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儒生的业商，大大提高了潮州商人的素质；捐纳制度，又能给业商有成者带来与仕进相当的荣耀。这样，潮人善贾的传统上面，又添加了重商的成分。
    清代潮商活跃于国内外市场，随着商人们的走南闯北，本地的一些独特的民俗事象，例如潮州戏、潮州菜、工夫茶，在与中华文化其他地域分支的交流中定型，成为人们愿意承认，也乐于接受的文化特质。这是我们在下编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三  近代潮汕民系的发展
    汕头开埠(1860)以后，由于※※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潮汕文化有了一些发展。
    这一时期，潮汕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传统文化正面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经历了一个革旧易新的过程。例如，汕头开埠以后，新式学堂大批出现。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宣统三年(1911)62年间，潮汕地区改创办新式学堂，就其较主要者统计，已经超过100所。教育模式的现代化，驱动了潮汕文化的进步，潮汕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时期，潮汕又出现三次向东南亚移民的浪潮。时间分别为1870—1910年，1926—1933年，1945—1949年。这三次移民潮，导致了海外潮人社会的生成。海内外两个潮人社会的密切联系与交往，也促进了潮汕文化的发展。
    潮汕文化的新发展在它的很多文化特质上面都有所表现，而最主要还是反映为潮汕人文化心态的进步。具体地说，有两方面。    
    一是狭隘宗族观念的拓展  明清时期本地区的社会※※条件，使潮汕人形成了十分强烈而又狭隘的宗族观念。在这种观念的笼罩下，当一个潮汕移民赤手空拳来到异乡，首先想到的是投靠自己的宗亲，再谋求发展，而后者也会义不容辞地接纳他。易于立足无疑是海外潮人社会得以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狭隘的宗亲关系，也使早期海外潮人社会处于“小群可合，大群不可合”(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松散状态。海外潮团的创立，远后于福建、客家和广府诸帮，就是明证。当时有人批评说：“自来国人于团结观念，散而不整，松而不固，此南北各地所同也。而我潮人尤甚，相形见绌，时见讥于人者。”(赖连三《香港纪略》)本世纪初起，这种情况显然有所改善。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海外潮团组织纷纷成立。海外潮人在加强团结的同时，更加关心祖国和家乡。他们在潮汕办工厂，建学校，热心慈善事业。有不少海外潮人在辛亥革命和※※※※中，倾斥家资，甚至献出生命。随着时代的进步，海外潮人狭隘的宗族观念拓展而为爱乡※※思想。高度凝聚力成为潮汕人文化心态的一大特点。1981年以来由世界各地潮团组织轮流主办的国际潮团联谊大会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正足以证明潮人凝聚力之强。
    二是开拓精神的发扬光大  明清时期，受地理环境和人口压力双重挤压，潮人出海经商和移民海外的风气日见炽盛，形成一种不避冒涉风涛，向海外发展的传统，孳育出勇于开拓的心态。近代以来，潮汕人的开拓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近几十年来潮商经营方式的转型和业务的拓展。与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观念相应，早期潮商的经营，采取家族管理的方式，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合一。自30年代起，已经有一定经营规模的潮人工商业，逐渐采用现代化的股份制管理形式，任用有能力有经验的高层干部进行管理，把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开，使企业管理模式更加开放。与此同时，很多潮人企业家积极拓展经营领域，从传统工商业向金融地产、交通能源、高新技术等行业进军，进而打破行业与地域界限，组成国际性大集团公司，加强了竞争能力，取得了卓越成就。潮汕人勇于开拓的文化心态在这些企业家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历明编：《潮汕考古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
    2．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3．邱立诚编：《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4．解缙主纂：《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卷5343、卷5345《潮州府》。
    5．周硕勋修：《(乾隆)潮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影印光绪十九年(1893)年重刻本。
    6．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汕头，潮州修志馆，1949年。
    7．饶宗颐：《潮州志·民族志》(稿本)，原藏汕头市图书馆。
    8．朱维干：《福建史稿(上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
    9．国分直一著、林薇娜译：《关于南岛语族的故乡和南方蒙古族北渐问题的探讨》，铃木满男主编：《福建民俗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10．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11．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12．谢重光：《〈唐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考〉质疑》，《汕头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13．罗东升、姚代玫：《韩愈〈鳄鱼文〉与在潮祭鳄驱鳄的神话》，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等编：《潮学研究(四)》，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
    14．吴松弟：《宋代福建人口研究》，《中※※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