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俗史话............... 饮过“廉水”的好官王岱  


    明清二代澄海县令，连代理、兼职计算在内，多达133人。这一大班县官，有懿名于史册、并得百姓感戴与怀念者，其实寥寥无几。湘潭人王岱为其中不可多得的一位。他乃三楚名儒，崇祯举人，与王渔洋(士祯)诗名并世。老年出仕，初授京卫学博，却又生性耿直，不容于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贬为澄海知县，自言“待罪兹土”，心绪郁闷几与韩愈同。
    王岱是在澄海人民最困难的时刻到来的。澄海于康熙元年开界，先后分三批，最后于康熙八年才恢复建制，人民陆续从海阳县与客区交界的山中回迁。经历二十多年的战乱与迁斥，澄海已日遍地荒野，满目疮痍。朝廷虽委派潮州通判代理澄海知县，但直至14年后王岱履任，澄海依旧一片荒凉。县城较像样的公共建筑物，仅一座香火旺盛的城隍庙。这种不重苍生重鬼神的景象令王岱深为惊诧。面对百废待兴的澄海，他振作精神，施展经纶之手，在寺舍中理事，首先修复学宫，以恢复教育。接着，便着手修复县署、城池、堤闸、海防津梁、寨堡、市肆。这些都需大批劳力与财物。王岱—面向朝廷求助，一面依靠百姓自救。当时人口稀少，劳力缺乏，田园普遍荒芜，王岱四处征集劳力，动员百姓回迁，实行轻徭薄敛下政策。他莅澄海第二年，朝廷便开海禁，这给澄海百姓又多了一条活路。于是，一切开始正常运作，经济也复苏了。
    澄海自明代以来，有“正月灯，二月戏”的风俗，各社赛灯斗戏通宵达旦，至三月才结束。盛世尚有可言，当此艰难之际，百姓日名难度，官府犹习旧文，竞事奢华，歌舞升平，糜费民膏，百姓苦不堪言。王岱到澄海之后，撤灯罢戏，劝百姓节省钱财，用来度荒谋生建家园，黎庶无不额手称庆。
    当时人民生活苦，又缺教育，部分人好游荡赌博，盗贼猖獗，常聚讼闹事。王岱于每月初一、十五公开向百姓讲律令条约，各乡也设讲约所教化游民从事正业。澄海民俗信鬼神，那些神棍巫婆既跳神，又能觅鬼魂说生前事，谓“拖死鬼”。这类巫觋按例可免徭役，全县多达百人以上。王岱严惩这些人，革除其优遇，使硗薄之风淘改。莅澄第三年，诸事渐上轨道，他便着手主编县志。澄海自明万履朝有第一部县志之后，至王岱重修，历90年。因朝代更迭，战乱频仍，加上内迁撤县，文献资料散失殆尽。王岱多番搜求，掇拾于兵燹残缺之后，为澄海编成第二部县志，也是现存最古的一部县志。
    王岱生性廉洁，清苦自持，别人不敢以私情请托。每次因公列出，从不扰民，日常饮食极其简陋。澄海县令年俸平银四十两，这样微薄的俸禄，他还拿出部分损赠公益事业，及救济穷人。百姓都说他是个饮过“廉水”的人。他在任九年，裁奸吏，抑豪强，清洗不法下属，革除弊政，兴办学校，造就人才，风俗为之一新。由于操劳过度，最后病卒于任所，竟身无长物，家人扶柩回故里安葬，百姓沿途拜别，为之涕零。县志说他“视澄如家，视澄民如子。”他双足走遍澄海的山山水水，为澄海留下了几十篇诗文。澄海人民为他建祠，至今留下“王厝田”、“王厝街”等纪念性地名，尽管这些事实已不存在了。

潮汕民俗史话............... 古朴典雅的潮州明代建筑  


     在潮安县凤塘镇鹤陇乡东和村，有三座饱经沧桑的祠堂，前座面宽皆为5间，坐西朝东连为一体。祠前有一宽敞的埕口和溪塘，整座祠堂的地势由前至后逐渐抬升，因此屋脊也由前往后逐步升高，寓意连升三级(脊)和步步高升。其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古朴大方，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建造工艺富丽堂皇，熠熠生辉。
　　 在三座祠堂中，坐落于正中的祠堂，其规模、进深的尺度都比其它二座大，门面也显得雄伟壮观，它就是苏氏鹤陇大宗祠。该祠始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虽历经600左右年的风雨沧桑，但至今仍基本保存始建年代的建筑格局和建筑风格。其南侧的巨川公祠及北侧的小宗祠，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系二进院落的格局，小宗祠面宽15米，进深36.6米，建筑面积549.9平方米，天井为敞开式，被三山门和两侧墙体分隔为前后二部分，此做法现存不多。巨川公祠面宽14.7米，进深24.55米，建筑面积360.9平方米，天井两侧廊轩连接上下厅堂，成为四合院。
　　 大宗祠又名著存堂，面宽16.1米，进深44米，建筑面积708.4平方米，系三进两天井的建筑格局。屋脊饰以潮州民间工艺美术特色的嵌瓷，以“双凤朝牡丹”及其它花卉等装饰，硬山顶式建筑。抬梁与穿斗相结合的木石结构，柱式制作精细，中座中厅与后座中厅的屋架，至今仍保存潮州特色的“三载五木瓜”的典型结构。梁枋两端饰以形态各异的龙、凤、狮等祥瑞动物，祠内屋架的梁、枋、柱间的穿插构件均饰以小巧玲珑的潮州木雕。前座明、次间都开门，共三门，其门楼石壁上有精雕细琢的石雕人物、麒麟等。明间门额面刻“大宗祠”，背镌“奕世箕裘”。“奕世”意为一代接一代。《国语·周语》载：“奕世载德，不忝前人。”；“箕裘”比喻祖先的事业。《礼记·学记》载：“良治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中后座面宽各为3间，前天井为敞开式，后天井两侧有廊轩连接中后座。尤值得一提的是大门原建两侧的抱鼓石和堂埕树立的十二对石旗杆，象征朝官祠第。
　　 苏氏鹤陇开族伟祖孟容公至今已918年，家族繁衍昌盛，人才辈出。据《苏氏族谱》载：仅明清两代就有进士6人，举人14人。廷臣中比较突出的有工部主事苏光，吏部主事苏志仁，翰林院庶吉士太子太保苏彤绍，钦点营用守备苏兆龙等朝官。特别是苏志仁和苏彤绍，清光绪年间卢蔚猷编修的《海阳县志·卷三十七·列传》有载。据《焦炫献徵录·一百十一》载：志仁于书无所不读，尤精天文律历之学；下至金石彝鼎之文，山川草木虫鱼之细，靡不毕究。所著有《抱拙堂稿》、《中兴别响》、《日纪存疑》诸书。由于志仁才智出众，政绩卓著，被誉为明代前七贤之一。

潮汕民俗史话............... 千古名胜广济桥  


     广东俗语云：“到广不到潮，枉费走一遭；到潮不到桥，白白走一场。”这“桥”说的是广济桥。
　　 广济桥，位于潮州古城东门外，扼控闽粤，向为交通要津，全长518米。因传说当年“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曾在桥畔的石碑上书“洪水止此”，故此桥又俗称湘子桥。广济桥集梁桥、拱桥、浮桥于本体的建筑风格，在中国桥梁史上独具匠心。并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开合式桥梁”，是我市的首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宋以前韩江上无桥。据《三阳志》载：“由东出入广者，至潮有一江之阻。沙平水落，一苇可航；雨积江涨，则波急岸远。老于操舟者且自恐，阅一日不能四五济，来往者两病之。”足见摆渡之难，无桥之苦。人们翘首以待，渴望能在这江上建起桥。
　　 南宋乾道七年(1171)，潮州知州曾汪用了90天的时间，建成一座浮桥。它由86艘木船用铁链联缀而成。在江心筑起一个石洲，把浮桥分成东西两个部分，使它能更好承受水流的冲击。并命名为康济桥，这是最早的广济桥。
　　 此后，在5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由近10位州官主持，在韩江河道上分东、西两段筑起22个石墩，架起木梁。到绍定元年(1228)，桥西一共建造了10个桥墩。其中淳熙十六年(1189)修建的规模最大，筑造了4个桥墩，此工程由丁允元主持，因此西桥被称“丁侯桥”。绍熙五年(1194)，知州沈宗禹开始修筑桥东。二年后，知州事漳州人陈宏规在东岸又增筑两个桥墩，并称桥东为“济川桥”。至开禧元年(1205)，桥东连同曾汪创建的江心洲，共筑成桥墩12座。东、西桥建起来后，中间一段，因水流湍急，仍用浮舟连结形成了浮桥与梁桥相连的基本格局。
　　 元大德十年（1306）潮州总管常元德在东岸又增筑一墩。过了二十年后，判官买住(蒙古人)，首次用石板代替木板架桥，由于石板的宽度和厚度不够，容易折断，虽只架了4孔，但给后代修桥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此后，广济桥屡坏屡修，历经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至明中叶才迎来最繁华的时期。
　　 明宣德十年(1435)，潮州知府王源主持对桥进行规模空前的重修，全面加固23个桥墩，墩上加梁，木石间用，梁上铺厚板，板上再铺砖，并用灰勾缝以防火。为使行人免遭雨淋日晒，还在桥上建126间亭屋。亭屋间建起12座楼台，以壮游观。江心急流处，仍用24艘船只联结为浮桥。浮桥用3根铁索固定，每根铁索重达4000斤。桥修好后，并更名为广济桥，王源亲自题桥名，刻碑立于桥头。桥的雄伟壮观之景，令世人叹为观止，并被誉为“江南第一桥”(姚友直《广济桥记》)。
　　 为确保广济桥的长治久安，明正德五年(1510)，知府郑良佐拆去桥上的亭屋，而在桥墩间架起石梁。嘉靖九年(1530)，知府丘其仁减浮船6艘，遂成“十八梭船廿四洲”的独特风格。
　　 清代以来，广济桥虽历经维修，但保持其建筑格局。雍正二年(1724)，知府张自谦修桥，并铸二只牛，分置桥西第八墩和桥东第十二墩，以镇水患。谁知牛没镇住水，反而桥东的牛坠入河中。故当时有民谣：“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两只牛一只溜。”
　　 斗转星移，至解放前夕，广济桥已显残破不堪。1958年※※对广济桥进行全面维修，并撤去“十八梭船浮桥”，改为现状的钢架桥梁。1976年又一次进行扩建，原7米的桥面作为车行道，桥两侧各加宽2米作人行道，即广济桥的现貌。
　　 清同治年间英国人约翰·汤姆森为广济桥拍摄第一张照片，并在照片的说明中说：“潮州韩江桥也许是中国的一座最值得一提的桥梁。它和伦敦老桥一样，为城市提供了一个可供居民做生意的地方。”可见广济桥之所以蜚声中外，除其※※悠久外，还有本身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极高的观赏价值。其主要特点有三方面：
　　 一是十八梭船廿四洲的独特风格。梁舟结合，开世界上启闭式桥梁之先河，刚柔相济，起伏变化，生动地体现了一种美学与力学、建筑与艺术和谐统一的审美功能，是广济桥的一大特色。另一特色是巨大的石洲(石墩)和石梁，石墩全部是石砌，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南北两端均作尖形，利于缓和水流的冲击，石块与石块之间不用灰浆，但凿有卯榫，使相结合，然都庞大异常，其宽度自6米至13米、长度自11米至22米。各墩宽度相加，竟达207米，占桥总长的40%；桥面的石梁也都十分巨大，最大的长约18米，宽1米，高1．2米，重约50吨。在古代设备简陋的情况下，架设这样巨大的石梁，其难度可想而知，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毅力和精湛的建筑技术。
　　 二是“廿四楼台廿四样”的建筑艺术。在桥的初创阶段，便有筑亭于桥墩上的举措，并命名为“冰壶”、“玉鉴”和“小蓬莱”等美称。至王源修建广济桥时，打破宋元时东、西两桥全用亭屋覆盖的外观上的单调，而精心安排，把楼台亭阁作为桥体的有机组成部分，12座华美的楼阁分布在亭屋间，强调起伏的变化。同时，楼阁也改变了以往过于封闭的结构缺陷，楼上开窗户，使游客能领略桥梁四周风光。这些楼台亭阁规模之大，形态之多，装饰之美，实属罕见。既有可供行人憩息的实用性，同时也成为游览胜地。
　　 三是“一里长桥一里市”的民俗风情。广济桥是古代潮州由广东通往福建、浙江、江西的枢纽所在。人们既要从这里通过，又要在这里集散物资，于是便在桥墩上建楼阁，在桥面上建屋宇、设商铺、喝茶、饮酒、做买卖，在楼阁上赏景游玩，热闹非凡，正如明代李龄《广济桥赋》所描写：“若夫殷雷动地，轮蹄轰也；怒风搏浪，行人声也；浮云翳日，扬沙尘也；响遏行云，声振林木，游人歌而骚客吟也；风啸高冈，龙吟瘴海，士女嬉而萧鼓鸣也……”使人置身于此环境中，无怪乎会闹出了“到了湘桥问湘桥”的趣闻。的确是作为环境艺术的广济桥的又一特色。
　　 历经八百多年风雨沧桑的广济桥，虽失去昔日的华丽的英姿，但至今雄姿犹存。随着广济桥维修工程开工之后，不久的将来，人们将重睹古歌谣中“十八梭船廿四洲”的风貌。

潮汕民俗史话............... 手拉茗壶  


     名播遐迩的潮州工夫茶，在茶具方面非常讲究，其中的茶壶究尤甚，茶壶最好是江苏宜兴的紫砂壶，故潮人又称茶壶为苏罐，其中以明末清初的惠孟臣制造的最受钟爱，也有称紫砂壶为孟臣罐。此外铁画轩、秋圃、萼圃、小山、袁熙生等制造的也深受潮人欢迎。潮人选中的苏罐，因诸家之壶系用紫砂泥制成，茶于其中越宿不馊，且茶壶之容量偏小，极适合作为潮州工夫茶茶器。
　　 苏罐于潮州工夫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宜兴诸家壶师之产量和寿算均难以应付历今数百年※※且普及广泛的潮州工夫茶艺所需。潮州乃著名陶瓷之乡，艺师济济，故于清代在潮州便有仿制苏罐以解好茶者渴尘之愿，仿制之器其本以苏罐的造型、题款为摹本，有的干脆以孟臣为艺名自命。
　　 遍观前代潮州茗壶传器，其成型方法皆为手拉(轮制)成型，与当今宜兴的泥条镶接成型方法殊异。潮州茗壶的手拉工艺究竟有无所本?因此艺乃土生土长于民间，潮州有关志乘、专著尚未见记载。再观潮州手拉茗壶成坯后务必有施釉的程序，使釉光照人。而当今宜兴紫砂成型后无需施釉而器表平整光洁，用之越久而越发黝然之光、金属之韵。此又可见潮州手拉茗壶施釉之程序也似无源可本。
　　 考诸宜兴本土之造工沿革，“由明以迄顺、康，以捏造车坯(轮制)为多，全以手捏与印模者罕觏。雍、乾市制之器，印坯车胎为广。及嘉、道之世，曼生司马重倡壶艺，古法是尚，故捏造车胎之法极盛，如杨彭年、邵二泉、邵景南、冯彩霞、黄玉麟诸人所制之壶(应为圆壶)，俱用此法。”(1937年李景康、张虹合编《阳羡砂壶图考》上卷)可见，宜兴的制壶技艺并非一成不变，它是从金砂寺僧、供春之斫木为模以范壶形，时大彬之弃模用竹刀助以手捏，而自顺治至道光二百年间，于宜兴风行的捏造车坯之茗壶成型方法，与今潮州手拉茗壶成型之法近似。
　　 关于施釉，《阳羡砂壶图考》又有如下记述：“浇釉之法，先造壶胎，干后以釉浇之，有双单皮之别，与景德镇制瓷浇釉无异，”可见宜兴传统之茗壶也曾有施釉之程序。
　　 金武祥(字粟香)《海珠边琐》云：“潮州人茗饮喜小壶，故粤中伪造惠逸公小壶触目皆是。”潮州手拉茗壶之艺脉接宜兴已无可非议，而清代捏造车坯、浇釉之成壶技法尚盛于宜兴，该二法又是制瓷中既古老又常用的方法，陶瓷之乡的潮州不乏高手，故仿制苏罐的艺人师法“捏造车坯”、“浇釉”之成壶技法乃情理之中，可以说，潮州茗壶之手拉成型和施釉之法也本诸宜兴。

潮汕民俗史话............... 太平路由来  


     潮州城里有一条贯穿南北的长街，以前叫做“大街”。现在地道的潮州城人在口头上还是叫这条路为大街。
　　 1926年，※※洪兆麟在潮州城开辟马路，于大街北端近上水门街口左近，掘出一块石碑。碑约一人高，近三尺宽，碑阳镌刻“太平”两个大字，碑的左下侧，镌刻“致和元年”四个小字。致和是元朝泰定帝的年号，是年为公元1328年。太平碑是六百多年前之物。
　　 洪兆麟获得此碑，乃于大街北端筑一三级圆台，树碑其上，称为百花台。太平碑背北面南，正前方就是大街。洪兆麟遂将大街易名为太平路。原大街左右两侧也各有一条纵贯南北的长街称为东堤和西街，至此也易名为东平路和西平路。
　　 ※※盘踞时期的太平路并不太平。就在洪兆麟驻潮期间，有一次因欠饷而发生乱兵上街抢劫。太平路与竹木门街□□□□汇的南侧，有一家百货商店，店名“潮一”，因关门不及，与乱兵推拒，有一店员当场被击毙。东平路，福盛烟丝店也同时遭劫。又在另一次乱兵抢劫时，太平路羊玉巷口有一间庄吉昌的旧衣店，因店门已关闭，被乱兵把招牌从左向右看，店号昌吉庄，以为是银庄，也遭抢劫。
　　 洪兆麟所筑的百花台，在潮州解放前夜，被镇衙锣鼓馆连夜拆毁，太平碑不知所终。太平路的路名则定下来了。
　　

潮汕民俗史话............... 妇女服饰习俗的真相——粤东闽南“文公帕（兜）”之※※考察  


　  清代，在粤东的潮州地区与闽南的泉州、漳州两府，妇女出门普遍流行盖头巾———一种被文人称为“文公兜（斗）”或“文公帕”奇特的服饰。
　　今人对文公帕或文公斗起源的解释，笔者见到的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曾楚楠受朱瑞熙说法的启发，考证韩公帕实为文公帕，提倡者非韩愈（韩文公）而是朱熹（朱文公）（1）。黄超云的意见与曾文刚好相反，又辨文公帕（兜）的文公是指韩愈而非朱熹（2）。郭联志又别开生面地提出“这种※※妇女带面纱的习俗，极可能是※※※文化对于民间风尚的渗透。”（3）以上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仍有不尽周详之处，也还留下可供讨论的余地。笔者从目今可见到有限的文献材料出发，试图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来解释这一有趣的文化事象，如有强作解人之处，希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一、清代人眼中的文公帕（兜）———理学正统的解释
　　过去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潮州歌册及歌谣，真切地留下本地妇女曾流行乌巾盖头的事实。
　　潮州歌册中有半老徐娘的牙婆形象：
　　遇着老人半中寅，乌乌衫子穿在身。
　　尺二弓鞋大步走，头上乌巾遮面形。（4）
　　潮州歌册描述逼夫离婚的少妇上路：
　　勿得怕羞误青春，主意以定有思存。
　　头遮乌巾门带锁，一直离了林家门。（5）
　　林植标搜集的潮州歌谣：
　　（其一）乌巾挈来头上幔，顶哩绣龙下绣蛇。
　　※※绣起孟姜女，四墘绣起人读书。
　　（其二）乌巾挈来头上跐，顶哩绣龙下绣鱼。
　　※※绣起孟姜女，四墘绣起人读书。（6）
　　这种用黑色头巾蒙头的妇女服饰，在文人笔记及官修方志中，被正名为“文公帕”。
　　清嘉庆、道光年间，江浙人梁绍壬的笔记记下：“广东潮州妇女出行，则以皂布丈余蒙头，自首以下，双垂至膝。时或两手翕张其布以视人，状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韩愈）遗制也。”（7）形制稍异。同一时期的地方志“风俗”载：“《礼》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我潮风俗之厚，妇人步行必盖丝巾，俗谓之‘文公帕’。”（8）※※《潮州志·丛谈志》称此习俗“清末潮阳尚盛行，今五十以上老妇装束，间且或见之。”（9）
　　同时让笔者注意到的是，与潮州为邻的福建泉州、漳州两地，旧时妇女出门也用头巾兜面，与潮州稍不同者，则是朱熹礼教下的“文公兜”之说。
　　在泉州地区，方志载“宋朱子主簿同安及守漳时，见妇女街中露面往来，示令出门须用花巾兜面，民遵公训，名曰公兜……一兜一屐，防杜之意深矣。”（10）道光《厦门志》载：“昔朱子守漳时，教妇人用公兜，出门蒙花帕盖首，俗曰‘网巾兜’，外服宽袖蓝袄。岛中尚仍其俗。”（11）
　　在漳州地区，嘉庆道光年间任福建巡抚的徐宗干在《斯未信斋杂录·垩庐杂记》称：“漳州女人以帛如风帽蔽其额，曰文公兜”（12）。光绪间龙溪县令撰《龙溪志序》称：“龙溪为漳（州）附郭邑，自承紫阳（朱熹）过化，理学名臣前后接踵。且就其小者言之，如妇女出门，有文公斗（兜）、文公衣、文公履、文公杖，诚海滨邹鲁也。”（13）※※《龙溪新志》也云：“吾邑旧俗，凡妇女出行，须穿浅蓝色阔袖衫，头蒙一杂色布帕，使人不得见其面，盖朱文公治漳时之遗制也。※※初乡间尚多见。”（14）对此，姚莹作了稍为具体的描写：“朱子守漳州，乃制妇人出门，以蓝夏布一幅围罩其首及项，亦宽其前，使得视地，穿大布※※，拄杖而行，皆良家妇也。……至今漳州妇人称蔽首之布曰文公兜，衣曰文公衣，杖曰文公杖。”（15）
　　又有同时提到泉、漳州妇女喜用“文公帕”的记载：“毋论老少，出必以幅布蒙头面。”（16）
　　以上材料表明，罗巾遮面在下层妇女中普遍流行，决不限于腼腆少妇，中老年妇女出门同样也用巾帕盖头。在潮州，通常用来盖头的是黑色头巾，其中也有绣上精美图案的，而在闽南的泉、漳州，用来包首的大多是花巾（杂色帕）或蓝布。
　　在外地文人及官员的眼中或耳闻之下，潮、泉、漳州三地的妇女同时流行头巾遮盖头面的习俗，或称帕，或称兜（斗）；或以长长黑布蒙面，或以丝巾盖头，或以蓝布罩项，或用花巾（杂色帕）包首，俱以“文公”名冠之，其实同也，其理一也。于是就有了儒学正统“海滨邹鲁”的解释，有竹枝词为证：
　　道光年间，潮州潮阳县举人高风清作《潮阳竹枝词》其一：
　　归宁少妇上康庄，楚楚青衫别样妆。
　　半幅罗巾遮半面，果然邹鲁是潮阳。（17）
　　无独有偶，在漳州，黄子寅《清漳竹枝词》如是描绘：
　　花卉千般错绣文，盖头纱帕白罗裙。
　　海滨邹鲁今犹在，不见巫山一段云。（18）
　　这两首文人的竹枝词，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持赞赏的眼光，一样解释为“海滨邹鲁”风气的流衍。在泉州也有类似的说法：“妇女出门，向多以帕幂首，阔袖，执红漆杖。左宗棠曾称为‘邹鲁’遗风。”（19）
　　为何粤东闽南地区的女子要以巾帕遮面呢？这样的行为被解释为妇女避免抛头露面的一种做法，官修方志推断是理学教化在闽南粤东深入民间的结果，由是才有以上“邹鲁遗风”的说法。方志又深一层加以解释：“漳俗尤慎男女之别，妇女非有大故不相见。其有家者，微但嫂叔，虽翁舅不见也。有事者，富者以肩舆，贫者以布覆头壅蔽其面，男子导以往，不自行也。故闺门常谨，其地无妓女之属。”（20）※※《潮州志·丛谈志》在“韩公帕”条后加按语曰：“按礼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是也，于此足见潮俗之淳厚有古风焉。”（21）
　　粤东闽南地区妇女巾帕遮面究竟起始于何时，据目今所见，康乾年间的漳州地区已见记载。康熙《漳浦县志》载：“（漳州府漳）浦人婚娶丧葬遵家礼，大抵皆文公遗教也，谓之‘海滨邹鲁’然哉。又城市中罕见妇女，间或有之，必以巾帕蒙面类北方，得古中原风俗之遗。”（22）龙溪县“妇人非有故，虽君舅小郎弗见也。家贫者出必以巾，男女之别尤兢兢焉。”（23）在漳州府长泰县，“邑男女之防最谨，非有大故不相见。女子出，富者以肩舆，贫者以巾裹头，未尝露面，男子导以行，有闺门不谨者则耻而绝之。”（24）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康熙乾隆年间，就已把头巾与礼教风化联系起来，但此时尚未统称头巾为“文公帕”，而且民间习惯称为“乌巾”，或称“网巾兜”，也未确指为朱熹治漳躬亲教诲之一端。从上面引用材料来看，大约到了清中后期，尤其是嘉庆道光以后才多以“文公帕（兜）”命名，对其解释才众口一词。
　　尽管清代士大夫或文人一再强调泉、漳、潮州三府妇女盖头巾是中原旧制、邹鲁遗风，是理学家教化的结果。然而，清代头巾遮脸更多的是贫家妇女的专利，其背后的事实是，这本是与中原有异的“弊俗”，其渊源向上可能要追溯至宋元时期潮州妇女“敞衣青盖”的异俗，向下可把今天之福建惠安女的特殊服饰视作其遗存。
　　二、宋元文献记载与现今服饰遗存之印证
　　《永乐大典》引《三阳志》、《三阳图志》残文，于宋元时期的潮州风俗，留下一段简要而珍贵的记载：
　　其弊俗未淳，与中州稍异者，妇女敞衣青盖，多游街陌。子父多或另居，男女多混宴集，婚姻或不待媒妁。是教化未洽也，为政者可不思所以救之哉？”（25）
　　笔者惊奇地发现，其时潮州妇女“敞衣青盖”的装饰，竟然与今天泉州惠安女的形象存在惊人的相似！惠安女的独特服饰，据陈国强等的研究，今天只分布于崇武城外、山霞乡和小岞乡、净峰乡三个半乡镇，可分为崇武、山霞类型和小岞、净峰类型两种。近二十年来大众传媒所表现的头顶缀花黄斗笠，头围缀花头巾，上身着短衣，露出银裤链、彩色裤带及肚脐的惠安女形象，主要是指崇武城外的。实际上，崇武城外现在的服饰是近百年甚至近几十年才改装的，大概是糅合了清末崇武城内妇女短上衣的特点，以花头巾和篾斗笠代替了旧时的黑帛“头篷”或布罩。（26）
　　宋元方志“敞衣青盖”之记载简略，以惠安女的装束为参照，遂觉豁然开朗，再也明白不过的。“敞衣”即是敞开着的上衣或上衣短小而露出肌肤；至于“青盖”，就是蓝色或蓝黑色的盖头。此外，现今惠安女之头部服饰，与上述姚莹对清代漳州妇女“以蓝夏布一幅围罩其首及项”之“文公兜”形象的记载尤为吻合。
　　事实上，除惠安女存在显著的特征外，时至现今，我们仍可在潮汕、闽南地区某些地点或某个特殊场合捕捉到“文公帕（兜）”的遗存。
　　闽粤交界处的潮州市饶平县新塘、坪溪及潮安县的凤凰、大山等乡镇的山区妇女，历来有戴“帕仔”的习俗：即取一块一尺见方的蓝色粗布，先将一面摺成两寸边缘，再摺成对半，打系于妇女头上的高髻。通常用于外出采茶时，时下仅有老妇女戴上它（27）。这种蓝色“帕仔”，其形制颜色应最接近宋元时期潮州妇女之“青盖”，似乎为其嫡传。在泉州，现今妇女仍有蒙巾者，如南安县老妇喜扎黑巾(多为丝织物，宽少许，自前额顺双鬓平铺至发髻处打结)，该县东田乡妇女则戴印有白花的蓝色方巾，巾沿出额，在鬓角处顶起成方形。而闽西妇女多折三角帕为头巾，也很有特色。
　　此外，饶平县如钱东、汫洲、海山等地在亲初死乘凶婚嫁———俗称“走贼日”，这种特殊情况下，“女方出嫁时头部盖一大块黑色的头布，这块黑布把新娘仔的整张脸挡住，而且一直披到肩膀上，新娘仔必须全身穿黑色的衣服，然后按选择的吉日吉时，自己悄悄地走到男方家里，去参加丧葬仪式。”（28）庄义青曾指出文公帕在现代的变相遗存，“用长达丈余的布料，盖头蒙面双垂至膝的妇女装束，今天在普宁地区可在丧葬队伍中见到，其形制完全一样，不过孝妇用麻布，邻妇亲戚用白布”。（29）不过，仅就以上情形，笔者尚未敢肯定绝对是文公帕在现代犹存之印痕，抑或只是特殊礼俗服饰的需要。在泉州的传统婚中，有“挑乌巾”的习俗，即新郎在洞房里有揭开新娘头上乌巾的习俗，送嫁妈念“榉乌巾，乌巾榉伊起，红凉伞金交椅。今日榉乌巾，日后生子又传孙”，这样挑乌巾的礼节才告毕（30）。
　　我们从整个地域文化背景出发来讨论考虑，潮汕与闽南在※※文化区域上的同一性（31），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两者存在的共同地域的渊源关系。这一服饰的渊源应当很古老，宋元方志的编纂者就清楚地指出，“敞衣青盖”是一种与中原地区迥异的“弊俗”，这就与清代文人强调妇女处自避免抛头露面的理解完全相反；同时，文献并没有显示出其与外来的※※※文化或※※※民族存在某种联系。
　　为理解敞衣青盖服饰存在的※※文化背景，我们有必要考察华南地区传统妇女形象及观念。在岭南地区，原来并没有中原地区那种“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32）。徐晓望的研究表明，在福建地区，传统女性要承担各种劳作，出入街市，习以为常，其社会地位比北方略高（33）。萧凤霞的研究也显示，在华南地方社会和※※中，妇女自有她们的天地和位置，也参与了地方文化和社会的创造（34）。潮汕地区自不例外，在宗族文献及口头传说中，存在不少颂扬女性祖先如祖妈、祖婆、祖姑等的例子，黄挺等认为“可能的解释是，在潮汕的土著居民中，原来有一种盛行于南中国的、与父系血缘传统完全不同的女性祖先祭祀传统，在中原文化向本地扩张的过程中，这种传统与宗族制度混融，并在宗族的传说和记载里留下了痕迹。”（35）
　　至迟到了13－14世纪，在以语言为表征下之民间习俗方面，潮州更接近于福建路沿海福、兴化、泉、漳四州（军）即时人所谓的“下四州”，而有别于同属广南东路的广州等地区（36），但有不少的社会风习，在岭南（两广）地区却也存在共同的文化特征。与上述宋元时期广东潮州“敞衣青盖，多游街陌”妇女形象类似的记载有如下数则：
　　北宋初或再早些时，循州（治在今河源市龙川县）龙川风俗：
　　织竹为布，人多蛮獠；妇人为市，男子坐家。（37）
　　北宋绍圣年间章楶撰《广州府移学记》，该文对广州风俗作如是描绘：
　　 ……又其俗喜游乐，不耻争斗。妇代其夫诉讼，足蹑公庭，如在其室家，诡词巧辩，喧啧诞谩，被鞭笞而去者无日无之。巨室父子，或异居焉；兄弟骨肉，急难不相救。少犯长，老欺幼，而不知以为非也。婚嫁间有无媒妁者，而父母不之禁也；丧葬送终之礼，犯分过厚，荡然无制。朝富暮贫，常甘心焉。岂习俗之积久，而朝廷之教化未孚欤？（38）
　　北宋崇宁初，朱彧在广州的见闻：
　　广州杂俗，妇人强，男子弱，妇人十※※，戴乌丝髻，衣皂半臂，谓之‘游街背子’。（39）
　　而南北宋之交的宋庄绰记载：
　　 ……（广州）又妇女凶悍喜斗讼，虽遭刑责，而不畏耻，寝陋尤甚。
　　（广南风俗）……如贫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营嫁装，办而后嫁。其所喜者，父母即从而归之，初无一钱之费也。（40）
　　以上材料，与《三阳图志》对潮州妇女形象记载两相对比，类似之处不少：妇女抛头露脸，习以为常，父、子别居，婚姻不待媒妁等等，在政区上同属广南东路的广州与潮州，两地皆然。尤其反映在妇女的日常行为与观念，明显带有强烈的南方土著色彩，与中原风习相去甚远。
　　 若直以南宋朱夫子本人在漳、泉之政绩为例，可证明通常在传统社会，官府短期的移风易俗举措收到的成效甚微，而某些固有的民间习俗却有顽强的生命力。绍兴年间，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称“访闻本县自旧相承，无昏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为风，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亦或为之，无复忌惮。”（41）其时当出台禁令，但未悉效果如何。至绍熙年间，朱熹任漳州知州时，曾发布劝谕文十条，其一为：“劝谕士民当知夫妇婚姻，人伦之首，媒妁聘问，礼律甚严，而此邦之俗，有所谓“管顾”者，则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谓“逃叛”者，则不待媒聘而潜相奔诱，犯礼违法，莫甚于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42）
　　然而，几年后的庆元年间（1197－1199年），其※※陈淳仍对家乡漳州乡村盛行演戏表示强烈的忧虑，担心其“诱惑深闺妇女出外，动邪僻之思……旷夫怨女邂逅，为淫奔之丑。”（43）明洪武间，“时礼教未兴，有长泰民妇雍氏贞洁，（徐）恭特为上其事而旌表之。”（44）贞妇仅此一例。朱熹劝谕的实效究是如何，可想而知。
　　朱熹任漳州知州时，又曾劝谕漳州“遭丧之家，及时安葬，不得停丧在家及殡寄寺院”（45）时在绍熙元年至二年间（1190－1191年），而三十多年后，后任知州危稹看到的情况仍是“漳俗亲死不葬，往往攒寄僧刹”，只好择高地，辟为义冢，三令五申，督令收埋（46）。可见朱熹的劝谕并无实效可言；而危稹的务实做法，也只能局部地改变一时习气，不能切实扭转风尚。
　　由上可见，朱熹教妇女戴上所谓的“文公帕（兜）”之说法，不仅缺乏原始文献依据，而且根本就是办不到的。
　　即使到了明代中期，官修方志仍然称在潮州，夫妇离异自由轻率随便，且妇女大多不缠足。嘉靖年间的潮州社会“父子或至异居，夫妇之间亦有轻相背弃者。”（47）明中叶福州人谢肇淛曰：“今世吾闽兴化、泉、漳三郡，以屐当靸，洗足竟，即跣而着之，不论贵贱男女皆然，盖其地妇女多不缠足也。”（48）潮州也有同样的情形：“潮人喜穿木屐，至妇女皆然。”（49）
　　若再观蓝鼎元笔下的清代中前期的妇女形象：
　　妇女入庙烧香，朔望充斥，然皆中年以上者。及岁时应节，踏青步月，观剧赏灯，少艾结群，直排守令之闼，拥挤公堂，沸若鼎溢。遨游寺观，跳叫无忌，不复知人间有男女之别矣。海滨之妇，或捕鱼虾、拾蛤蜊以资生计。山城闺阁，日陟冈峦，樵苏为业，蓬头赤脚，多力善耕，虽昧逾阃之戒，然瘠土民劳，亦其势然也。（50）
　　可见清代中前期以前，闽南、潮州下层妇女并不像我们想象中传统的一副循规蹈矩的“淑女”形象。
　　遗憾的是，因眼界所限，笔者未能找到明代闽南、潮州妇女盖头的材料，此中论述存在时间缺环，所以只能作这样的推测：宋元时期潮州妇女的“敞衣”服饰在后来就渐渐地消失了，而“青盖”易变为黑色、杂色或花色盖头，因与理学家强调妇女避免抛头露脸的观念契合，被称为“文公帕”，保留至清末民初，而泉州惠安女保留至今的糅合的特殊服饰可视为“敞衣青盖”的“活化石”。
　　从上述材料来看，实在很难把清代的“文公帕”与《礼记》所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的先秦儒家理想联系起来，甚至把它与唐宋北方的帷帽联系起来。当然，中国妇女“蔽面”的风俗由来已久，汉代女子有头戴“面衣”（或称“面帽”）隋唐时期，从西域传入的羃籬，中唐之后，为帷帽所代替，主要在上层妇女如宫廷妇女中流行。先抛开梁绍壬记载的孤证不论，韩愈治潮不过八个月，未见有令潮州妇女戴上羃籬或帷帽之记载，即使有，也绝无流传及普及之道理。
　　 “文公帕”与“邹鲁遗风”的说法就是在以上※※背景下出现的。韩文公、朱文公云云，明显出于清代文人的附会。闽南主朱文公遗制，潮州主韩文公遗制，两位文公，孰是孰非，不必在此纠缠。
　　三、“文公帕”在周边地区的变异与非汉族群文化标志的解释
　　清代潮州府的客族妇女（大埔、丰顺二县）及嘉应、惠州妇女流行一种称为“苏公笠”（凉帽）的服饰：
　　惠州、嘉应（州）妇女多戴笠，笠周围缀以绸帛，以遮风日，名曰“苏公笠”，眉山遗制也。（51）
　　（镇平）俗妇女冬日戴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功樵采，则戴凉笠，以竹为之，笠檐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障日，名曰凉笠。（52）
　　而在政区上隶潮州府的客属大埔、丰顺二县也流行：
　　客俗妇女晴夏皆戴凉帽，制用竹织。其式为圆箔，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既可周遮头面，而长夏操作，可以迎风障日，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眉山遗制也。（53）
　　不仅在粤东，有学者指出，在赣南、闽西的客家妇女也同样流行戴“凉帽（笠）”习俗（54）。清代姚莹已记载：“余初至广东，过大庾岭，见妇人担负者，首戴帽如草笠，空其顶以出髻，有帷四垂，深约四寸，轩其前，轾其后。嗣至闽中，妇人担负者亦然。”（55）此处的“闽中”应该专指闽西的生活着客家人的汀州地区。闽西的凉笠具体形象如下：
　　过去客家妇女的辫发很多是盘成高髻的……髻上可套凉笠，髻端外露前翘，笠沿周围垂下长约五寸的五彩布条，微风吹来，彩条飘拂，确实别有一番风韵。（56）
　　凉帽至今在客家地区仍习见，梅州地区、惠州、深圳、广州增城、等地的客家妇女于田间劳作仍有戴凉帽的。
　　本来朴素的“凉帽”雅称“苏公笠”，变成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挂上钩的事物，当然也属文化模式的附会，与韩愈、朱熹之教习文公帕之传闻，其事理是一样的。但我们确实也看到，客家地区妇女以竹帽（笠）代替头巾，确实离潮、泉、漳之“文公帕”有些距离，不过事理仍是同一，何况竹帽之外，还留下以绸、布缝缀四边的一条“狐狸尾巴”。
　　在台湾地区，学者连横称“前时妇女出门，必携雨伞，以遮其面，谓之含芯伞。相传为朱紫阳治漳之俗，后则合之如杖，尚持以行，而海通以后，改用布伞，以蔽炎日。”（57）又说“旧时妇女出门，无论晴雨，必持一伞自遮，曰含芯伞，犹漳州文公兜之遗意也。”（58）观其形制，似乎与“文公帕”无涉，也比“苏公笠”走得更远了，仅存象征性了，我们自然可理解为随闽南移民而把其习俗传播到台湾后而产生的变异。
　　在全国诸多少数民族绚丽多姿的服饰中，各种各样的盖头或头巾是很普遍的。以粤东闽南地区而论，※※上与妇女盖头关系密切的既有畲民，也有蛋（蜑）人。
　　 “畲”人主要分布地域是闽、粤、赣、浙、皖、黔等地，昔年尤以闽粤赣边为中心据点。南宋后期所谓的“畲民”，是※※对闽粤赣边居住在山谷间的原住民的称呼，其族群的主要生活方式是：居住岩谷，刀耕火种；使用毒箭打猎伤人，会打击土、竹乐器以示庆祝等。而在元代，“畲民”却被用来混称闽粤赣边那些不入编户，与※※不合作的各个武装集团，不限于未开化之原住民。谢重光对“畲族”概念的界定尤可供本文参考。其表述为“畲族是※※上在赣闽粤交界区域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它的来源很复杂，包括五溪地区迁移至此的武陵蛮、长沙蛮后裔，当地土生土长的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等原始居民，也包括自中原、江淮迁来的汉族移民即客家先民和福佬先民。这些不同来源的居民以赣闽粤边的广大山区为舞台，经过长期的互相接触、互相斗争、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最后形成一种以经常移徙的粗放山林经济和狩猎经济相结合为主要经济特征，以盘瓠崇拜和相关文化事象为主要文化特征，椎髻左袵、结木架棚而居为主要生活特征的特殊文化，这种文化的载体就是畲族。”（59）
　　被称为“蛋”（蜑）的族群，※※上广泛分布在※※的南方，以闽、粤、琼、桂四省（区）为普遍。以潮州地区为例，在北宋前期，已见有关蛋（蜑）人的记载，宋元明清以来，居住在江河沿海的蛋（蜑）家与栖身于深山僻岭的畲人，是潮州地区在文化上有别于※※的的两大类主要的人群（60）。潮州蛋人之入编户，早在宋代已然（61）。其与※※接触与融合比畲民发生更早，也更密切。周伯琦笔下的元代潮州社会，就讲到“贾杂岛蜑（人），农错洞獠。”（62）明中叶潮阳县“其西南江上又有曰蛋户者，岸无室庐，耕凿不事，男妇皆以舟楫为居，捕鱼为业。旧时生齿颇众，课隶河泊（所），近或苦于诛求，逼于盗贼，辄稍稍散去，或有弃舟楫入民间为佣保者矣。”（63）
　　长期以来，畲、蛋（蜑）与汉共同生活于一处，相互依存，互为消长。蛋（蜑）人、畲民向※※的转化显然是一个绵延持续的过程，“汉”与“蛋、畲”概念之界定与模糊也变更不常。在早年，许多被称为“※※”的，其先民原是蛋（蜑）人；部分原居陆上平原、台地居民的※※，由于某些原因而迁居于山洞、水上而被称作“畲”、“蛋（蜑）”人。
　　于是，※※上闽、粤地区畲、蛋（蜑）人妇女的的服饰，可为我们提供某种参照与启示。
　　清代闽西汀州府长汀县的畲民，“妇人不笄饰，结草珠若璎珞蒙髻上”，又“女子不笄饰，裹髻以布”（64）。此外又说清代畲人“妇女高髻垂缨，头戴竹冠蒙布，饰璎珞状”（65）。据此看来，客家妇女之“苏公笠”俨然是畲妇头饰之翻版。王增能也持类似的看法（66）。潮州饶平、潮安北部妇女戴“帕仔”的起源，便有一说是来源于凤凰山顶石古坪村的畲族人家，后来他们同汉族关系日趋密切，畲、汉通婚，故此习俗便传播开来（67）。
　　郭志超的研究认为，惠安东部文化具有蛋民的文化特质，推测※※上惠东的汉民应与蛋民发生过文化接触，产生了文化涵化（68）。若其观点成立，也可证今之惠安女服饰即旧时“文公帕（兜）”承袭了蛋民的文化标志。据张寿祺先生的调查，20世纪50年代以前，珠江口及广东省沿海江河仍生活着不少的水上居民———蛋家人。其妇女一般穿着蓝、黑色衣裤，夏天，她们人人戴着一顶用细竹篾编成有深弯帽缘的圆顶竹帽（笠）；冬天，所有妇女都喜欢包上一条黑色的头巾（69）。在潮汕地区的饶平县，过去的水上人家（疑特指蛋家）衣着跟陆上人家不同，他们的上衣均缝上两色布料，头上戴竹笠必垂帘以遮面容（70）。
　　由此看来，华南旧时畲人、蛋家妇女的传统服饰与“文公帕”、“苏公笠”关系密切，其彼此可能存在某种共同的渊源。一直以来，被视为潮、泉、漳州※※妇女和闽粤赣边的客家妇女符合于儒家礼教的服饰，其实带有强烈的“土著”文化色彩。
　　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泉、漳、潮州一带妇女流行“文公帕”或“文公兜（斗）”服饰为独具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习俗，而周边客家地区的“苏公笠”（凉帽）与台湾的“含芯伞”是它的变式。该服饰习俗至迟可追溯到宋元时期潮州“妇女敞衣青盖”，而今天泉州惠安女的特殊服饰及闽南粤东个别地区妇女盖头帕当为其活化石。清代文人以社会风化、理学正统眼光来解释，并不符合实情。因此，笔者以为，它很可能是汉化土著（或为蛋、畲人的先民）的服饰遗存，也有可能在原本土著（如畲、蛋人）习俗影响下，为早期（宋元以前）入迁闽粤的※※接受下来的带有土著色彩的习尚。至于“文公帕”、“苏公笠”云云，只是清代文人出于对正统文化的一种认同，对文化名人的曲意附会罢了。
　　注释：
　　（1）曾楚楠：《韩愈在潮州》，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6－28页；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
　　（2）黄超云：《“文公兜”来历考辨》，载《福建文史》1999年第1期。
　　（3）郭联志：《漳州※※※※※的来源及后裔》，载《福建民族》1996年第2期，转引自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
　　（4）不著撰人：（新造）《刘明珠穿珠衫》（潮州歌册）卷二，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刻本。
　　（5）不著撰人：《龙井渡头残瓦记全歌》（潮州歌册）卷一，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刻本。
　　（6）林培庐编辑：《汕头民俗周刊》第一期至第二十期汇刊第84页，绍兴汤浦民间出版部，1931年11月。“挈”、“跐”为潮州方言俗字。“挈”：拿来；“跐”：伸展。
　　（7）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35页。
　　（8）清·周恒重修：光绪《潮阳县志》卷十三《纪事·杂录》摘录唐文藻修嘉庆《潮阳县志·风俗》，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本（内部），2001年，第198页。
　　（9）饶宗颐纂：※※《潮州志·丛谈志·物部》，第3－4页。
　　（10）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六《风俗·泉州府》第2页引《同安志》。
　　（11）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第9页。
　　（12）转引自黄超云：《“文公兜”来历考辨》，载《福建文史》1999年第1期。
　　（13）清?乾隆吴宜燮修，黄惠等纂，光绪吴联薰增补：《龙溪县志》卷首，光绪五年增补重刻本。
　　（14）※※·陈鉴修：《龙溪新志初稿》卷三《轶闻》，※※三十四年铅印本。
　　（15）清·姚莹：《康輏纪行》卷十四，同治刻本。
　　（16）清·彭光斗《闽琐记》卷一。
　　（17）光绪《潮阳县志》卷二十二《艺文下》，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本（内部），2001年，第624页。
　　（18）※※·陈鉴修：※※《龙溪新志初稿》卷三《轶闻》，※※三十四年铅印本。
　　（19）《同安县志》（※※十八年铅印本）采陈棨仁《同城竹枝词》注，转录自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234页。
　　（20）清·沈定均修：光绪《漳州府志》卷三十八《民风》，第4页。
　　（21）同（9）。
　　（22）清·陈汝咸修，林登虎等纂：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九《杂志·丛谭》，※※十七年翻印本。
　　（23）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六《风俗》第24页引《（龙溪）县志》。
　　（24）清·张懋建修，赖翰颙纂：乾隆《长泰县志》卷十。
　　（25）《永乐大典》卷5343第12页《永乐大典·潮州府》之“风俗形胜”引《三阳志》下又接引《三阳图志》作补注。
　　（26）陈国强等：《闽台惠东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6－176页《妇女特别服饰》。
　　（27）詹克武：《“帕仔”》，载刘志文主编：《广东民俗大观》（上卷），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35－36页。
　　（28）邱秀娇的调查材料，调查地点：饶平县汫洲镇；时间：2002年3月。
　　（29）庄义青：《宋代的潮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2－63页。
　　（30）刘浩然：《闽南侨乡风情录》，香港：闽南人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第45－46页。
　　（31）拙作《试论※※上潮汕与闽南地区于文化区域的同一性》，未刊稿。
　　（32）〔日〕牧野巽：《广东原住民族考》，载《牧野巽著作集》第五卷，御茶の水书房，1985年，东京，页221－233，转引自刘志伟《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载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传说故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57－378页。
　　（33）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第256－264页。
　　（34）萧凤霞：《妇女何在？———抗婚和华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14期，1996年。
　　（35）黄挺、陈占山：《潮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4－505页。
　　（36）参见拙作《试论粤东闽语区的形成》，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7）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一《循州·风俗形胜》引《寰宇记》，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年，第2922页。
　　（38）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0－161页。
　　（39）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页。
　　（40）宋·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第53页、第66页。
　　（41）宋·朱熹：《晦庵集》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文渊阁本，1987年。
　　（42）宋·朱熹：《朱子大全》卷一百“文”，四部备要本，第1733页。
　　（43）宋·陈淳《上傅寺丞论淫戏》，载《北溪大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文渊阁本，1987年。
　　（44）万历《漳州府志》卷四引正德《志》，第82页。
　　（45）《朱子大全》卷一百“文”，四部备要本，第1733页。
　　（46）万历《漳州府志》卷四。
　　（47）明·戴璟修：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风俗》。
　　（48）明·谢肇淛著，郭熙途校点：《五杂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2页。
　　（49）明·郭子章《潮中杂纪》卷十二《物产志》，万历刻本。
　　（50）清·蓝鼎元撰，郑焕隆选编、校注：《蓝鼎元论潮文集》，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86页。
　　（51）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35页。
　　（52）清·黄钊：《石窟一征》卷四，中※※学丛书续编本（台湾），第175页。
　　（53）上揭《潮州志·丛谈志·物部》页5引丰顺李《志》、《两般秋雨庵随笔》、《雪泥杂述》，并加按语“东坡谪惠州，携朝云随侍，暇辄令其艺圃莳花，故制此笠，惠州、嘉应妇女群相效之，今大埔、丰顺妇女行之如旧。”
　　（54）马风：《“苏公笠”》载刘志文主编：《广东民俗大观》（上卷），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55）清·姚莹：《康輏纪行》卷十四，同治刻本。
　　（56）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载《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0辑。
　　（57）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三《风俗志·衣服》，上海书店“※※丛书”影印1946、1947年重庆、上海本，第412页。
　　（58）连横：《雅言》，转引自黄超云：《“文公兜”的来历考辨》，载《福建文史》1999年第1期。
　　（59）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60）潮州畲民与蛋民之研究见饶宗颐《潮州畲民之※※及其传说》及The She settlements in the Han River,Kwangtung.；《说蜑———早期蜑民史料之检讨》，分别载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页87－137。又可参见饶氏《潮州志·民族志》（未刊稿）。
　　（61）上揭《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引《三阳志》载潮州户口“比岁以来，总税、客户与蛋户言之，以户计者，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以口计者，一十四万五千七百三十二。”
　　（62）元?周伯琦《廉访分司肃政堂记》，载上揭《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五《潮州府三》引《图经志》。
　　（63）明·林大春纂：隆庆《潮阳县志》卷八第3页。
　　（64）清·陈朝曦修：乾隆《长汀县志》卷二十四范绍实《猺民纪略》、卷二十六《丛谈附》，故宫珍本丛刊第121册影印乾隆四十七年刊本，海南出版社，2001年。
　　（65）施联朱编著：《畲族风俗志》，※※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66）同注（56）。
　　（67）詹克武：《“帕仔”》，载刘志文主编：《广东民俗大观》（上卷），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35－36页。
　　（68）郭志超：《田野调查与文献稽考：惠东文化之谜试解》，载《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69）张寿祺：《蛋家人》丙《习俗与民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第162页。
　　（70）饶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饶平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95页。
　　
　　

潮汕民俗史话............... 红头船起名说  


    清代康熙年间，澄海樟林古港被誉为“河海交汇之墟”和“南粤通洋总汇”之地。澄海先人从这里驾驶红头船扬帆出海，故有“红头船”故乡之称。

    散文大师秦牧（樟林人）的《故里的红头船》写有：“红头船，即一种船头漆成朱红色，单桅或双桅木材结构的大型帆船，从这里装载旅客和货物，乘风破浪，扬帆远征……南下出航暹罗、新加坡诸邦。”

    人们历来都把红头船当作清代潮州一种从事远洋贸易的商船，据史※※载，红头船并非以营造法式或用途来命名的，应追溯到清代的海禁条令。清代雍正朝为防范出海民船违法资盗，诏令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故此，广东把出海的一切民船，包括渔船和商船，船头油漆红色，桅杆亦油饰红一半。清雍正元年（1723年）7月之后广东出海的民船都把船头油漆成红色。

    广东民船船头漆为红色的因由是：广东位于南方，南方属火，用色为赤，赤即红色，故船头用红油漆饰，青色钩字，红头船的由来就是如此。

    此外，江南（江苏）位于北，北方属水，用黑油漆饰，白色钩字；浙江位于西方位，用白油漆饰，绿色钩字；福建位于东方位，用绿色油漆，红色钩字。因此，凡出海民船有“红头船”、“白头船”、“绿头船”之分。清代海禁防范从民船船头油漆的不同颜色辨别就一目了然。

    


明清潮州名园波萝房  


    波萝房位于西平路南段庵巷尾，即在辜厝巷尾与郑厝巷尾之间。光绪《海阳县志·古迹略一》云：“波萝园在城南隅，明尚书翁万达故居”。翁万达，揭阳鮀浦（今为汕头市郊区鮀浦镇）人。其气节、学问、勋业人所共知。然据耆宿相传，该园实为万达后裔明末翁陶峰之私人园林。

    清初，潮州烽鼓不息，家园荡折，遍地哀鸿。富民丘裕敏（清末名士丘芝田的先祖）为避祸，弃家遁至福建汀州，故虽家道中落而身完，子孙亦蕃衍。丘裕敏乱定归潮，筑庵于波萝房终老！近代著名※※诗人丘逢甲曾为诗吊之曰：“渔市巷留先代宅，波萝房筑定僧庵。宝盆虽去家还在，绝胜金陵沈万三（名富，元末明初的金陵巨富，因事遭明※※流放云南）”。

    道光年间，镇平（今蕉岭）黄钊置雁也来红馆于波萝房。钊（1783-1853），字谷生，号香铁。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历官潮阳教谕、翰林院侍诏、内阁中书，在京缮书馆多年。道光八年（1828），潮州知府黄安涛慕其才，延为幕宾，筑室于竹木门街供其居住，并赠孺子婢二，以娱晚年。十八年，主讲韩山书院。“东波萝园之胜，移家僦（租赁）居其间”（见《海阳县志.列传三》。后归里，设馆教授生徒。生平潜心著述，与张维屏、黄培芒等合称“粤东七子”。同治年间，又有邑人画师林松，林青兄弟居于此。林松檀长花鸟、草虫；作品形神兼备，栩栩栩如生，颇受时人喜爱，惜传世作品不多，中年早逝。弟青，亦擅画。

    波萝房究竟有何魅力，竟博得众多名士之青睐呢？据清邑人林川《韩江记》云：“我郡园亭最昭著人口者：城外东臬（今意溪），城内波萝房也，庭院池台，无出其右。而波萝房尤以假山奇石胜。或若人立；或若兽蹲；或如奇鬼，森然博人，他处所未见也。”韩山掌教古闽星岩黄硅光游园题有联云：“鼓吹移来蛙两部，楼台让出水三分”。布局独特，雕饰精致，故“波萝怪石”遂被列为潮州内八景之一。终因业权屡易，多姓杂居，乏人管理，※※时已荒废，然旧迹仍依然可辨。解放后改建为民房，仅剩巨石十数块弃置路旁，今亦不见。斯时斯景，令人不胜唏嘘！

潮汕民俗史话............... “饶平”得名考  


    饶平置县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是潮州府继揭阳、潮阳、海阳三县之后所设置的 第四个县(当时所辖地域包括今饶平、大埔两县和今潮安、澄海的部分乡镇)。
    饶平置县至今已有500余年，有关“饶平”这个美称的由来也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说 法，这便是“三饶太平”说、“惟饶故平”说、“梅溪石碑”说。
    一、“三饶太平”说。据明万历十年(1582年)潮州知府郭子章“郡县释名”载：“饶 平县成化间置，县在三饶也。三饶：即上饶、中饶、下饶。今县治在下饶，曰‘三饶太平' ，此饶平命名之故。”这是“饶平”得名见于文字的最早记载。
    二、“惟饶故平”说。据清·康熙年间饶平知县刘汴(康熙22年至26年任职)修纂的《饶 平县志》载：“饶平潮属邑也，又分自海阳，其建邑以饶平名，乱后思治，固有取尔也。然 惟饶故平，衣食足而礼义兴，饥寒迫则奸邪作矣。官思土者，顾名思义；欲使饶永不  ，平 永不乱，政在养民而已。”
    三、“梅溪石碑”说。源于王十朋所语“天下大乱，此处无忧；天下大旱，此处半妆” 。据清·康熙年间饶平知县刘汴所撰的《饶平县·古迹》中的“梅溪石碑”条目载：“宋王 十朋，尝经是地，逆旅中，夜半闻角声，起视莫知其处，周览山川曰：‘异日必有县其地者 ，立石记之'。相传云：‘天下大乱，此处无忧；天下大旱，此处半收。'明初，其石犹倒 覆在泥中……今片石尚横郊野。”清《饶平县志》亦载：“明崇祯十年(1637年)饶平知县邱 金声的《王梅溪碑记》云：宋时王梅溪先生曾经此地，逆旅中，夜半闻角声，起视莫知其处 ，乃周览山川，知异日必有城其地，遂立石记之，入明犹存……”而清·道光郑昌时所撰的 《韩江闻见录》一书则略有小异：“宋时王十朋过其地，夜宿双溪口，闻更鼓声，曰：‘他 日必有筑城于此者'，因题石云：‘天下大旱，此处半收，天下大乱，此处无忧。'以后饶 平县名，正符于此，是为双溪石。”
    上述三种说法皆是“饶平”得名的理由和依据。笔者当然倾向于“饶平”得名于“梅溪 石碑”之说法。
    据考证，“梅溪石碑”原竖于三饶文明塔下双流寺之侧，因两条溪水流经该寺门口而汇 合，故又名“双溪石”。1987年，湮没已久的“梅溪石碑”在三饶河口村被发现，但碑石已 断成五块，碑文尚有一部分可以辨认，上刻有王十朋的名字。

潮汕民俗史话............... 古代潮州韩江的堤市  


      近年的旅游旺市，使湮没了四十余载的“一里长桥一里市”的湘子桥市让人们逐渐追忆或想象，特别是近期广济桥维修工程的开工，桥市形象更是指日可待。而与桥市特色相近的堤市，却在人们的记忆中显得模糊、淡化。其实，堤市的最后消失离现在仅二十年。
    谈及韩江堤市，城内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北堤堤市。清乾隆周硕勋修的《潮州府志》(四十一卷·艺文)记洪孝生《王太守修堤记》载道：“北厢大和归仁堤长六百余丈有奇，障水田数千万顷，沿堤上下，居者鳞集……”北关乡，昔称北厢乡，文中所提堤段则是北堤。明清时期韩江水运鼎盛，北堤堤段沿江有石门斗、思妈宫、林厝等码头，商贾活跃，故居者鳞集。为详细了解北堤堤市的情况，笔者走访了当地几位年过七旬的※※，据他们介绍：韩江龙湫宝塔至竹竿山江段，民间称屠牛洲(因此处昔时有江边屠牛场而名，亦有称牛肚洲，盖此江段为韩江之最宽，如牛肚之大，因潮谚有“人心肝，牛屎肚”之谓)。屠牛洲西岸从七丛松(现三棵木棉树)至竹竿山堤段是竹木杉排的抛锚地，而商铺则从金山脚一直延伸至崩堤隙 (林厝码头上方，即原龙母庙处)，约二里长的堤段，全盛时有商铺约100多间。 1939年潮州沦陷以后，逐渐衰落，※※※※胜利后堤市又再兴旺，但那时已不足100间，主要从事什货、米、鱼、肉、烟、茶、酒、糖果、海贝灰、木料等行业经营。50年代以后，随着堤防的整治及公路运输的发展，水运逐渐衰落，北堤商铺逐渐减少，至80年代初建筑工程公司灰窑关闭，北堤堤市宣告彻底绝迹。根据1995年出版的《潮州市志》第七篇第四十六章坐商分布中※※23年(1934年)潮安县城商业主要行业分布情况所载，北堤顶登记入册的商铺就有：
    洋货商店广盛，北堤顶144号；酱园永盛，北堤顶155号；瑞盛，北堤顶62号；和合，北堤顶41号；两盛，北堤顶131号；肉店新盛，北堤顶140号；和裕，北堤顶204号；京果海味松记，北堤顶149号；广发，北堤顶139号；中药店瑞生，北堤顶163号；酒店源丰，北堤顶135号；祥兴利，北堤顶81号；糖饼盛发，北堤顶168号等十多户。
    与北堤对岸的意东堤，其堤市的规模及繁荣程度比北堤堤市要大得多。“意溪因地理条件优越，明清以来是闽、粤、赣三省的杉木、竹集散地，商业比较发达，市场颇为繁荣。由于杉、竹、木在这里集结，带来了香枝、木屐、家具等手工业的兴起和经营，各类商店分布于东津至橡埔的沿江堤顶和坝街一带，形成‘丁'字形商业区”。有杉行、佣行、布铺、米店、屠业、冻果、烟酒、饮食、中西医药店、木工店、香枝、豆制品、饼食、理发、长生店等业(据1998年编《意溪志》)。这些商店约600多户，而其中的三分之二分布于长达6华里的意东堤堤顶。解放后在意溪设立的汕头地区木材站，专管全地区木材调拨运输的业务，从侧面看出意溪作为闽、赣、粤木材集散枢纽的地位及其带动的相关商业活动的繁荣及堤市兴旺。
    韩江堤市，除上述外，还有南堤顶，涸溪堤顶以及江东、巷埠、归湖等堤段，几乎有船停靠的地方，都有堤市的存在，但规模不大，有的尚未成市，只是零星三几个小商店，也都在韩江水运的兴旺时期扮演了一个小小配角。
    潮州韩江堤市，史志尚未明确记载，亦未见专论，民间虽有“有堤就有市”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大确切，如换成“□□□□头就有市”可能更贴近点。但对※※的事实不能采用臆断，在目前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有几条可供参考：
    北关村是紧挨北堤的村落，其中的埠头美村创于隋朝，是潮州最早的古村落之一。“新、老土地”建于元(据当地居民反映，曾见有村碑“宋、新土地”的石刻，后不知去向，而在现“新土地”冲锋池中有建于宋的该村遗址，近年下水游泳的人仍可摸及残垣)。这些村落的海拔都在10米左右，低的仅为8至9米，其当时建村及村落的延续是否必须依赖北堤的防护。(因这涉及到河床变迁史、水文史，不能随意武断)。
    据明《潮州府志》载：“越王走马埒，在县北十里，南汉刘钅长祖安仁为潮长史时筑……上可容数百人”。可见，南汉时代(公元960—968年)，由竹竿山流入韩江的水流已被切断，北堤已筑就，且在北堤附近建有供地方长官演练的校场———“越王走马埒”。
    绍兴三十年(1160年)，由知潮州军州事傅自修主持兴建凤水驿，这是潮州最早的一座规模较大、设备齐全的旅馆，凤水驿在城北韩江边(据《潮州市志》)，说明在此或更早时期，韩江水运已相当发达，并具有水驿道的功能。
    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明兵取道水路从福建入广东，潮阳县及潮州路所属各县(据《潮州市志》)，说明当时从汀江至韩江干流的航道已具备行驶大型战船的能力。
    据《意溪志》大事记：“明嘉清二十四年(1545年)东津堤俱溃”。而相传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意溪已有墟市。
    潮州韩江堤市的兴起年代虽不能确切的认可，但众所周知，最晚在明末清初，韩江水运发达，北堤及意东堤位于无海潮影响的最前沿，从河港选址的条件看，这里港宽、流缓、水静、江深，当是最佳的条件。于此，这里形成千里韩江的特大港是理所当然的，而其担负的是闽、赣、粤三省二十四县的杉木、竹、山货的集散及潮客各种物资的交流，有这样坚实的贸易基础，从这一时期起，潮州韩江堤市旺了几百年。近几十年，随着陆地交通的开拓，以及社会经济生活对杉木、竹、原材料依赖的减少，沿江的修坝，筑水库，设水闸，使得水运逐渐衰落，堤市也随之式微以至逐渐消失。堤市虽然消失了，但作为一定※※时期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诸多因素而孕育并发展为相当规模的产物，它在潮州※※上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而对堤市的研究，也是“潮学”的研究范围。

潮汕民俗史话............... 郑和曾过南澳岛  


    明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郑和曾舟经南澳岛，岛上曾建立广东省唯一的一座三保公庙纪念之。惜庙已毁，至今未复建。

    郑和（1371～1435年），本姓马，小字三保（一作宝），※※，云南昆明（今并入晋宁）人，明初入宫做宦官（太监），从燕王起兵，赐姓郑，任内宫太监。祖与父都到过※※※教圣地麦加，幼时就对外洋情况有所了解，故永乐三年（1405）受皇帝朱成祖派遣，与副使王景弘，率领水手、官兵2．78万人，乘62艘船下西洋，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瓜哇、苏门答腊、锡兰（今斯里兰卡）等，经印度折回，共历时2年，以后又屡次航海，前后28年间，七下西洋，访问了东南亚、南亚、※※※和东非等地区的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麦加，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据明正德十五年（1520）黄省曾所撰，记述郑和等旅行南海所历诸国之书《西洋朝贡典录》上卷中，有二次写到郑和舟经南澳。其一是在《占城国第一》载曰：“其国在广州之南可二千里，南济真腊，西接交趾，东北临大海。由福州钅咸往，取官土官之山。又五更（每更60里），取东沙之山，过东甲之屿。又五更，至南澳。又四十更，至独猪之山。”其二是在《暹罗国第十》载曰：“其国在占城西可一千五百里，由漳州而钅咸往，见南澳，取东董之山。山之状如唐冠。又取铜鼓之山，又经独猪之山……”所称“南澳”，据伯希和所撰《交广印度两道考》（上卷·二三占城）之考证，断为汕头之东的南澳岛。1946年饶宗颐先生主撰《潮州志》认为，郑和舟经南澳是如今我们掌握到之潮汕与南洋发生关系最早事件之一。这也是广东和全国水运史上的重大事件。

    郑和舟经南澳的※※佐证、位于南澳岛深澳古城东门外北侧清代东炮台旁的三保公庙，为广东省所独有，可惜已毁。据青少年在附近居住的原县政协副主席欧瑞木等所述，该庙筑于明代，毁于20世纪50年代，单间约200平方米，坐南向北（至※※时，被驻于庙的保安兵改为坐东向西）。神龛摆着郑和骑白马、两侍擎旌、六将随后和四船的木雕，两面墙上绘着郑和下西洋的大幅壁画。抗战时发生了义勇军夜袭庙内伪军的故事：1944年六月初一夜，以深澳青年为主的10多人游击队，从饶平渡海至深澳乡三澳村，奔袭包围了三保公庙，向庙内10余名伪军投弹射击，击毙7名伪军，游击队收缴伪军武器后速返大陆。

    三保公庙虽被毁，但其※※意义深远，引起省里交通部门和学者重视。1986年1月18日，省航运厅党委※※袁明钏偕省社科院※※研究所助研员邓开颂、省造船学会理事曾凯元及省水运史编写者共11人，到南澳岛三保公庙旧址等实地考证，认定郑和确实舟经南澳，故建议复建三保公庙，因资金紧缺一时无法复建，便以深澳镇管委会名义，先刻《三保公庙旧址碑记》。但因该址早已分给私人建房筑厕，有关部门又未引起高度重视，故重建工作一筹莫展。

潮汕民俗史话............... 丘逢甲与韩山书院  


    在韩山书院的史册上，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颇值得关注。是年，※※近代史上杰出的※※志士、卓越的政治家和诗人丘逢甲在书院任主讲。
　　 前此八年，丘逢甲二十六岁晋京会试，中进士并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但他无意仕途，到署后即以亲老告归。当时，适逢首任台抚刘铭传大刀阔斧办新政，修铁路、办电报、开医院。丘氏办教育予以配合。他慨括帖之无用，定阅日本、香港出版物，引导学生关心时事、阅读报章，吸收新知识以广见闻。他的举措得到社会认可，从回台之初任台中衡文书院主讲，稍后兼任台南罗山书院主讲，又再兼嘉义崇文书院山长，可为证明。
　　 经过甲午战争、割台事件，丘氏率义军在新竹与日军血战二十余昼夜，终因弹尽饷绝告败。奉亲内渡，返回祖籍镇平。行装甫卸，征尘未拂，就遭到土豪劣绅的排挤、诬陷，加上“归国降人谤义师”，他不得不赴省城寻求支持。当时广东巡抚许振炜感公义烈，会同丘氏举进士之座师廖寿恒会奏经过，本望朝廷予以任用。可能朝廷怕启用义军将领招忌日人，只颁旨令其“归籍海阳”。
　　 光绪二十三年(1897)，潮州知府李士彬敦请丘逢甲主讲韩山书院。这件事肯定由许振炜玉成的，丘居潮数载，李士彬始终礼遇有加。
　　 丘逢甲一到书院就栽松树，并写下著名的七绝组诗《韩山书院新栽小松》四首，其中两首：
　　 郁郁贞蕤夜拂霜，十年预计比人长。
　　 要从韩木凋零后，留取清阴覆讲堂。
　　 森森高节自分明，莫学胥涛作愤声。
　　 大厦将倾支不易，栋梁材好惜迟生。
　　 诗人以树木喻树人，表示要继承韩愈办乡校培育人材事业，提出人材的道德规范———贞心共岁寒。
　　 韩山书院和丘逢甲还有一段渊源。当他十四岁(1877，丁丑)应童子试时，因年最小而交卷最早受到闽抚兼学台丁日昌注意。丁氏出联“甲年逢甲子”，答以“丁岁遇丁公”。丁命加作《全台利弊论》，文成，丁日昌赞赏不已，擢丘为院试全台第一名。并奖“东宁才子”印一方。后来，丁日昌还推荐他到潮州韩山书院深造，因其父龙章公虑及孩子年幼生活难以自理而未成行。丘氏这次到书院，从相关资料可以看到，他完全恪守着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准则。希望和王通、薛侃一样，通过设帐授徒，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经邦济世之士，让自己的理想在生徒身上得到实现。
　　 教学对于丘逢甲乃驾轻车就熟路。但他在韩山书院，并未掉以轻心。从这一年的五十八首诗作看，到潮州之后，足迹并无出乎郡城、韩山之外。家属住在鱼市巷，与书院相隔约为刻把钟路程。诗集中却有留宿书院的记录，《对月放歌答友人》：“振华楼头看今月，今月冰人销侠骨……”，《和平里行》则记下梦文天祥事，“振华楼头梦公召”。从诗作中还可以见其交游状况，多为“旧雨”，“新雨”者只有陈衡仲和邻居丘芝田而已。资料虽如雪泥鸿爪，却无可辩驳地表明丘逢甲全副身心投之于教学中。
　　 据年谱载，公“专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学课士，被目为异端，遭当道忌。岁终，辞去。”专心致志于一所书院，其反响却与在台兼顾三所书院大相径庭。究其因，韩山书院乃粤东惠潮嘉三州最高学府，生员绝多为勋贵、势要、权豪、巨贾之子弟，他们入读书院就为中进士选翰林，光前裕后，称雄乡里。
　　 年谱说的“当道”为谁：笔者以为，指的肯定不是李士彬，可李士彬却处于三股强流之漩涡中。一方面丘的荐头为岭南说一不二之巡抚，一方为三州之地头蛇，第三方则为执一不改初衷之丘逢甲。好个李士彬，让其下属潮阳县令裴景福礼聘丘氏为东山书院主讲，使漩涡化为乌有。
　　 是年，丘逢甲《岁幕杂感》之七有愤愤之语，“说佛不妨妨说鬼，飞磷早已逐韩公”。
　　 再过些时，丘氏提到韩山涉及这段公案，依依恋恋中还有自许之意蕴。如：
　　 《说潮》之一：“韩山何峨峨，隔江若相避。千古侍郎亭，独无金银气。”
　　 《韩祠歌同夏季平作》：“我归黔突初不遑，前年韩山留瓣香，今年东山陈修羊。为赵天水何敢当？”
　　 《东山松石歌和郑生》：“我昔在韩山，有石曰双旌。种松其间，畀成梁栋，支大厦之倾，而惜其迟生。”
　　 丘逢甲在韩山书院“专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学课士”，寥寥十二个字，意义却非同小可。简言之，它记录粤东地区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教育领域的一次新旧之争。从这段时期世界范围考察，“新思潮及有用之学”，就是后来“※※”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科学与※※。然而就中国而言，当时虽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但诸如丘逢甲这些人基本仍应归之于君主立宪、洋务派。但丘氏诗作中又涉及“自由”、日心说、摄影、火车、飞机等新事新词。故我们把丘逢甲在韩山书院的活动，定位为投射在粤东大地的第一缕近代教育的曙光。
　　 正因为有这第一缕曙光，才有此有岭东同文学堂的成功，才能为粤东辛亥革命培养出一批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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