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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纳场面铜贮贝器(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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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王之印”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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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王金印是两千多年前的一枚印章，这枚印章揭开了中国※※上古滇国的秘密。它的发现还与中国著名的※※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有关。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和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来到了云南省博物馆。在这里，郭老见到了一些形制特别的古代青铜器，有的雕着牛、有的刻着鹿，还有的装饰着蛇的图案。只听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我们去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发现的青铜器。”
　　看着这些独特而精美的青铜器，郭老半天不做声，突然，他问道：“这些东西，是不是古滇国的?”原来，对中国※※深有研究的郭老，看到这批珍贵的发掘文物，马上联想到了两千多年前，生活在云南滇池附近的古滇国。
　　果然，不出郭老所料，上个世纪，云南相继发掘出了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两个大古滇王族墓葬群，出土的各种青铜器仅李家山就3000多件，在石寨山竟挖出了这件独一无二的滇国至宝——滇王金印。

　　长期以来，代表着云南古代文明之光的古滇国，在中外※※学家的眼中，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除了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寥寥几百字的记载外，再也找不到可供研究的任何※※文字记载了。因此，揭开古滇国之谜，成了史学界，特别是云南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1953年的秋天，一位汪姓古董商人拿着五六件青铜兵器想卖给博物馆。当时省博物馆的孙太初先生认真地看了这几件兵器后，发现它们的形制和文饰都不同于中原地区已经出土的古代青铜兵器，对青铜器颇有研究的孙太初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背后，可能孕育着云南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于是在请示领导同意后，他毫不犹豫地将汪姓商人手中的青铜兵器全部买了下来，但不知是古董商不愿说，还是确实不知道这些青铜兵器的出土地和收购地，孙太初始终没有问出青铜兵器的出处，这事成了孙太初心里急需解开的一个结。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太初与省文史馆的方树梅先生谈及此事时，又获知了一个与青铜兵器相关的重要线索。方树梅称在他的家乡晋宁县的小梁王山，※※※※初期曾经出土过大量的青铜器，但他也只是听过传闻，从未亲眼见过实物。这件事情更加让孙太初牵挂了。
　　翌年10月，在孙先生的建议下，省博物馆抽派熊瑛、蔡佑芬两人到晋宁县作一次实地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方树梅先生所说确有其事，但出土的地点不是在小梁王山，而是在距小梁王山南面不远的石寨山。熊瑛等同志还从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几件青铜兵器及一件磨制的非常精致的古代石犁，将其与馆藏的青铜兵器一比较，果然在造形和纹饰上都有很多共同点。另据村中的老人说，这座小山也是村里的风水宝地，村里人去世后大都埋葬在此，多年以来石寨山的村民们在山上挖墓坑时，经常都会挖到各种青铜器，然而他们不懂，大都当成废铜卖到昆明去了，听说曾经被驻昆的法国人买去了不少呢。鉴于这些重要的调查线索，省博物馆决定马上报请上级批准进行一次清理发掘，以便弄清石寨山地下文物的状况，彻底揭开青铜兵器之谜。
　　谁也不曾料到，就是这么一座乱石遍地、杂草丛生、其貌不扬的小山丘，竟然埋藏着一个两千多年前的秘密。浩瀚的滇池东南角的这座自平地突起的小山丘，山形呈枣核形，南北两头尖、中间宽，西面岩石陡峭，东面较为平坦，最高处至地平面仅30多米，长约500米，最宽处约200米。山前有一小村，名为石寨山村，属晋宁县的牛恋乡。
　　1955年3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作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省考古工作者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发掘一下就出土了各类青铜器数百件，其中也不乏绝世之作，最为珍贵的是两件贮贝器，一件盖子上铸有2.5厘米———6厘米的18个立体人物，反映了古代的纺织场面;另一件是反映杀人祭祀场面的。这一重大发现马上震惊了国内考古界。适逢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及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同志出国访问路过昆明，他们参观了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后，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发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郑局长在仔细询问了省博物馆的下一步打算后，当场拍板拨给专款和一台进口的经纬仪。于是，1956年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发掘又开始了。在历时两个月的第二次发掘中，考古队员共清理了20座墓葬，又出土了青铜器、金器、铁器、玉器、玛瑙、绿松石、石器、陶器等文物3000件，其中青铜器约占全部出土文物的80%左右。在第二次发掘工作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在最※※理6号墓的漆棺底部时，一个不大的被泥土包裹着的方形物体引起了孙太初的注意，当他小心地用软毛刷刷干净外面的泥土后，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这枚金印上有四个汉字，经过辩认为“滇王之印”。刹时间整个工地沸腾了，这一重大发现令已经在野外辛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的考古工作者们欣喜若狂，欢呼雀跃，有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小山头竟会是云南※※上著名的一代滇王的墓葬。
　　消息传出以后，石寨山附近的城乡居民奔走相告，一连几天，整个工地周围的山上全是闻讯赶来的人群，有时多达数千人，就连附近几个县的农民都不断地涌到考古工地，他们都想看一看“滇王”墓出土的宝物。
　　后来经细查，这枚出土于6号墓漆棺底部的金印“通体完好如新”。印作蟠蛇纽，蛇背有鳞纹，蛇首昂首向右上方。印面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O.7厘米，通纽高2厘米，重90克。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一文献的记载，同出土的繁浩奢华的各种随葬品一起印证了石寨山就是一代滇王及其家族的陵寝地。

　　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显出它的与众不同和极高的考古价值。西汉时期，※※王朝为了统治边疆地区，往往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称臣纳供，不对抗※※王朝，一般都以赐印、委派官爵等统治方式，来行使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西汉时，汉武帝曾在现在的晋宁设立益州郡。从现已掌握的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文献记载的汉代金印有1784年在日本博多志贺岛上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1955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滇王之印”蛇纽金印和1981年在江苏省扬州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此玺龟纽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体和印纽形制等方面与前两枚金印十分相似。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证了汉代※※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印证了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史记》中记载的真实可信。正是由于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如贵州省组织的对“夜郎王印”的寻找。人们也都期待着能够早一天将这枚同样记载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夜郎王”的金印发掘出土。
　　50多年过去了，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石寨山先后又进行了5次科学的考古发掘，一共发掘了89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数以万件。伴随着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及科学研究的步步深入，滇国神秘的面纱被揭开，石寨山已经成为云南考古事业的辉煌※※。如今的石寨山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南晋宁石寨山考古发掘还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100项重要考古成就之一。
　　金印重90克，印面呈正方形，边长各2.4厘米，高2厘米;蛇钮，蛇首昂起，蛇身盘曲，并有鳞纹。石寨山古墓群正是古滇王国的王族墓地。滇王之印的存在，把一个虚无缥缈的滇王国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史记》记载，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为打通由四川经昆明通往西域的蜀身毒道，兵临滇国，滇国国王举国投降，归顺※※王朝，于是，汉武帝赐予他滇王之印，复长其民，同时在此设置益州郡，将其纳入版图。滇王之印的出土，印证了《史记》中的记载和古滇王国的存在，成为古滇王国的象征。“滇王金印”现已成为北京中国※※博物馆的珍贵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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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钮铜錞于

汉 西汉 打击乐器
传四川省成都市出土
高59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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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今四川地区的经济、文化已高度发达，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上曾在这里产生并得到长足发展的巴蜀文化虽然逐渐与全国统一的汉文化相融合，但其灿烂辉煌的尾声依旧可寻。这件铜錞于，为虎钮，肩部膨出，腹部为椭圆直筒形，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蜀人或巴人遗物，为了解古代巴蜀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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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毛木手、桨形木器、木篦

西汉
1934年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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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靴

汉 西汉  殓服
1934年新疆维※※自治区罗布泊楼兰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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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兰城筑于西汉末或东汉初，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重要一站。早期楼兰墓葬分布于罗布泊北部的孔雀河两岸，是一种形式特殊的船棺葬。由于这里气候干燥，墓中发现过保存完好的干尸。他们一般头戴缀有羽毛和白鼬皮的毡帽，身着毛织披风，足穿短靴，在腰部和腕部常佩戴石珠、蚌珠或玉珠。与中原内地不同的是，墓前常插桨形木器作为标志。这些墓葬就是早期的楼兰墓葬。
        楼兰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汉朝。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末，楼兰已经建立了国家，濒临盐泽，盐泽即今天的罗布泊。张骞通西域后，楼兰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国家。公元前1世纪，古楼兰国王尝归因阻挠汉使商旅通行，于公元前77年为汉朝的平乐监傅介子所杀，汉朝另立尉屠为新王，并改楼兰国号为鄯善国，迁都于扜泥城（今新疆若羌县境内）。楼兰土地多沙少田，粮食作物都要仰仗他国，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盛产驴、马、骆驼等。后来它曾征服兼并过邻国小宛、精绝、戎卢、且末，据有西域南路的东半部地区。楼兰国易名迁都后，古楼兰城仍然是鄯善国内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东汉时，班勇曾在此驻兵，魏晋至前凉均在此设置西域长史，建立了屯田据点。但是，楼兰古城在繁荣了几个世纪之后，随着罗布泊自然环境的变迁而逐渐湮灭，到公元4世纪竟然成为“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死亡之地，从史※※载中消失了！
       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地区发现了古楼兰城，以后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等人又先后在此盗掘，楼兰古城才又引起了世界的注目。20世纪20年代，黄文弼多次赴新疆考察，在罗布泊一带做了不少工作，积累了一批考古资料。20世纪70年代，中、日合拍“丝绸之路”，※※电视台邀请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协作，组成考古工作队，于1979年至1980年三次深入罗布泊腹地，对楼兰古城及其附近墓葬群进行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城市、佛塔、渠道、烽火台、墓葬等。其中在孤台墓地出土了较多的羊头骨和部分羊骨，表明畜牧业在古楼兰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发现了许多珍贵的丝、毛、棉织品，不少织锦有隶书文字，应该来自中原地区；通过对发掘的头骨的测定推测，在古楼兰地区的居民种族组成中，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占相当优势，而个别蒙古人种头骨的存在，说明楼兰居民不是单纯的欧洲人种。
        在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下，作为早期丝绸之路的要冲，古老的楼兰国正在显示其永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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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式铜鼎(局部特写)

第三组　百越

　　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和南方一带的百越各族，分布在今浙江、福建地区的称东瓯、闽越，广东、广西一带称南越、西欧和雒(luo)越。这些地区出土的文物，一些具有越文化的特色，许多则具有汉式特点，呈现了汉与越人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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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陶罐

汉 西汉 盛干果或调味品的器物
1953年广东省广州市华侨新村出土
长17.9厘米、高10.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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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罐由4个小罐联成，底部有卷曲形短足6个，其中每罐底部1个，两道横梁下各附1个。盖顶※※有鸟形立钮，边沿各有4个钮饰相对而立，2个作卷曲形，2个为鸟形。盖面间饰篦纹与细线旋纹，腹部间饰水波纹、篦纹与细线旋纹。
    广州地区出土的陶质联罐用来盛干果或调味品，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有二联、三联、四联和五联数种，延续至西汉后期，到东汉消失。这些联罐造型奇特，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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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饰

汉 西汉  装饰品
1956年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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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丰县西岔沟墓葬出土的大量玛瑙、碧色玉石、绿色石、白色石、各色玻璃质的管状珠、圆形珠、瓜棱形珠、扁方、长方形或菱形的石佩，构成了当时所称东胡部族所特有的装饰风格。

呵呵，也是网上搜的名字，这个香炉我也拍了，不过我一般不怎么拍标签，喜欢回来通过各种渠道搜索文物的有关资料，找到后会有点成就感，既加深了对文物的印象，也算是一种“二次考古”吧。但也常有查不到来历的文物，这个帖子里也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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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青铜印

东汉（公元25年—220年）
1979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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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印为东汉※※※※赐给匈奴首领的官印，“归义”是汉※※给予其统辖的周边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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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奏乐铜带钩

汉 西汉   佩饰物
1956年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出土
长4.5厘米、宽1.9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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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钩亦称“师比”、“鲜卑”、“胥纰”、“犀毗”等，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语音之译，是用于扣拢腰间革带的钩。其制一端曲首，背有圆钮，形式多样。匈奴人服装一般上着直襟衣，下穿长裤，在腰间束一条有扣的革带。传统意见认为带钩最早为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使用，春秋时传入中原，但最新考古发现在山东的西周晚期墓中已出现带钩。战国至汉代带钩极为流行，成为当时男子服装上的普遍用物。

LZ很专业，很倾佩！

再给启启蒙

龙泉窑青釉鱼耳瓶

欢迎光临！

第四单元 秦汉时期的周边各族　　秦汉时期，除中原地区人口众多的汉族以外，主要有北方的匈奴，东北的乌桓、鲜卑族，西北的西域各族，东南和南方的百越，西南的西南夷等。各族人民创造了各具特点的文化，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一组　匈奴
　　这一时期，匈奴具有发达的游牧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势力。秦朝大将蒙恬曾率军出击匈奴。汉朝和匈奴之间也曾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但又长期互通关市，多次和亲。西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立下盟约：“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在一些匈奴人活动地区出土的文物中，草原文化特色和汉式风格并存，反映了两族人民密切交往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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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形铜饰(左)

汉 西汉  服饰品
1956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郊出土
长5.3厘米、宽3.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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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是匈奴族的主要牧畜，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他们装饰艺术中常见的形象之一。这件铜饰作卧牛状，造型别致，堪称匈奴族的一件艺术品。

双羊铜饰(右)

汉 东汉 车饰
1967年河北省张家口市出土
高7.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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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初年，匈奴族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北匈奴雄据漠北，坚持与汉朝为敌，后在东汉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远遁西逃，从此在中国古代史上消失。南匈奴则入居边郡，成为汉帝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这件铜饰，作双羊伫立状，羊首低俯，双目圆睁，长角盘曲，短尾上翘，显得活泼可爱，为南匈奴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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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鼓说唱陶俑(局部特写)

足部特写脸部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