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
“金龠”青铜戈、青铜鐏   

西汉 1978-1980年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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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是中国青铜时代最主要的常用格斗兵器，横刃，青铜制成，装有长柄，是※※古代特有的一种长柄冷兵器。戈由戈头、戈柲（即手持的长柄，多为竹、木质，柲顶端捆扎戈头）和戈柲下端的鐏组成。戈头的形制很多，大致可分为直内戈、曲内戈、銎内戈等。戈柲的长度根据实际需要而不同，有短戈长戈之分，一般说来,车战用的戈柲长，步战用的戈柲短。柲的下端常装有套筒状的鐏。
    西汉初年，齐国军事实力强大。刘邦的妻子吕后死后，她的亲属“诸吕”专权，企图谋反叛乱，齐哀王刘襄曾率兵屯于济南作为外援，配合汉王朝平定了诸吕叛乱。其随葬坑出土了大量的兵器。这件铜戈，形制与战国时期的相仿，装金质筒形龠，顶饰一只回首鸳鸯，堪称西汉铜戈的精品。这一类的铜戈可能主要用于宫廷仪卫。

378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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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犀牛是生活在热带的一种大型动物，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的开阔草地、灌木丛或沼泽中。如果有人告诉你，在古代中国的华北大平原上，犀牛曾成群结队地出现过，那儿曾经是它们快乐的家园，你可能会以为这是神话中的景象。但大量的文物遗迹记载了这个事实，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尊是一种盛酒器。这件肖形尊被做成犀牛的形状。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用黑色料珠镶嵌。造型生气郁勃，孔武有力。尊的腹部中空，用来盛酒浆。尊背上有椭圆形口，并有盖。在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看似獠牙，实为一根管状的“流”。当握住犀牛尾巴轻轻抬起时，腹腔内的酒液便从圆管内流出。犀牛全身布满了像流云如游丝的花纹，是用黄金和白银的细丝（或细片）镶嵌而成的。这种错金银工艺，使质朴无华的犀尊显得华美无比，熠熠生辉。有专家认为，这件犀牛尊所塑造的是典型的苏门犀的形象。犀牛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现已绝迹，而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也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各国武士所艳羡的装备。但由于对犀牛这种生殖率低的野生动物大范围的捕杀，其数量在北方迅速减少，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以至王莽辅政时，曾用贵重的礼物，来换取南海黄支国的活犀牛。从此，犀牛在中国就成为罕见的动物了。
      无节制的猎捕和生态平衡的破坏，是犀牛这种动物灭绝的根本原因。这件青铜犀尊的出土，就像一面镜子，警示着人们不要滥杀动物，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376
十二支铁灯

汉 东汉  照明用具
1953年河南省洛阳市烧沟出土
高73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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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灯是汉灯的一种，形似花树。灯柱有规律地分层伸出枝条，枝头托灯盘，盘中往往立灯芯。顶端或置灯盘，或加朱雀等装饰。人们常以灯盘数目为计，可称之为五枝灯、六枝灯、九枝灯、十二枝灯、十三枝灯、十五枝灯等。灯一般高1米左右。这盏十二支铁灯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应是豪富家的用物。

　　徐州狮子山楚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发现时玉衣的金线已经全部被盗，玉片则因为无法销赃而留在了现场(参见前面帖子的介绍)，出土后得到了复原，号称是国内玉片组成最多的玉衣。收藏在南京博物院的，应该是一件徐州出土的银缕玉衣。现在国内的各种玉衣的复原，基本都是参照满城汉墓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来进行的。满城刘胜汉墓也是国内第一次发现完整的玉衣，揭开了古代玉衣形制之谜。满城汉墓出土的两件玉衣现为河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下面介绍一件在国博陈列的满城汉墓出土文物：

374
错金银鸟篆文青铜壶

汉 西汉
盛酒或盛粮器
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汉墓出土
高40.5厘米

    汉代铜器制造业规模很大，铜制品的数量和种类很多，其造型已摆脱商周铜器神秘、厚重、古拙的作风，显得灵便、轻巧，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需要。纹饰虽简素，在铜器上鎏金、鎏银以及用金银、玻璃、宝石之类镶嵌花纹的技术却相当发达。这件鸟篆文铜壶周身用金银丝错出鸟篆文吉祥语共31字肩、腹部宽带纹上错出龙虎相斗的生动图案，制作极其精致美观显示了两千年前中国金属细工的卓越成就。
   　此壶盖呈弧面形，上有三环纽，口微侈，鼓腹，腹上饰一对铺首衔环，圈足。全器装饰复杂的鸟篆文和图案花纹，其中盖中心饰一条蟠龙，肩、腹宽带纹上饰龙虎相斗图案；盖蟠龙周围三环钮间有鸟篆文三字“髹□盖”，颈部有鸟篆文“盖圜四□，仪尊成壶”，上腹部有鸟篆文“盛兄盛味，於心佳都，撎於”；下腹部有鸟篆文“口味，充闰血肤，延寿却病”。
     鸟篆文是古代的艺术字，其笔画构成或如鸟在腾跃，或如鸟在回首，变化无穷。此壶上的鸟篆文不仅是一种高雅的装饰，还是一首朗朗上口的颂酒诗文，阐明了饮酒有“充闰血肤，延寿却病”的好处，是※※以酒为药、养生祛病食疗保健法的较早记录。　　此壶鸟篆文和图案花纹都用金、银双线勾勒表达，以金线为主线，银线辅之，精巧美观，显示了汉代错金银工艺的卓越成就。        

补一件第一组农业的文物

373
石田塘

汉 东汉  明器
1979年四川省峨眉县双福乡出土
长81厘米、宽48厘米、高1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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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浮雕石田塘模型，一侧凿出两块水田，一块田里积有堆肥，另一块田里两个农夫正俯身劳作；另一侧凿出水塘，塘中置一小船，还有鳖、青蛙、田螺、莲蓬等。这就是汉代的陂池稻田模型。广泛利用小型陂池水塘，是汉代水利工程的一种类型。这种陂池水塘既可以蓄水灌田，又可以养鱼栽莲，可以同时发展多种农业生产。汉代称这样的水塘为“陂塘”或“陂池”，既可以蓄水灌田，又可以养鱼栽莲，发展多种农业生产，有的还有水闸、水渠等一整套发达的灌溉系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种水利工程。东汉※※专门设有“陂官”、“湖官”，推广发展陂塘。大庄园主也注意修建陂塘。陂塘在南方的普遍出现，表明了汉代农田水利技术的进步。
     目前出土的汉代田塘模型主要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以及陕西汉中地区，在四川西南部、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地也有发现，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却未见踪迹。有专家认为，除不同地区丧葬习俗存在差异外，其主要原因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盛行粗放的“火耕水耨”的稻作农耕方式有很大关系。而巴蜀一带在秦汉时期是历次移民的重点区域，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发达的水利灌溉技术和精耕细作的农耕技术。水田模型所反映的稻作农耕类型，正是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与南方传统的稻作栽培方式相结合的产物。

371
玉龙

西汉
1995年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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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前身是一条从新疆向东西方运送和田玉的“玉石之路”。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商周时期，也就是丝绸之路开通1000多年前，新疆和田玉就通过玉石之路送往中原地区，成为王公贵族的宝物。从西周起，王室、贵族祭祀、朝觐和起居都要用玉，并有繁褥的规定，玉成为礼制的重要象征。徐州博物馆的馆标――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龙形玉佩，就是这样一件文物珍品。
    玉龙长17.5厘米，宽10.2厘米，厚0.6厘米，比一个巴掌略大，以和田白玉雕琢而成，玉质温润，又有玻璃般的光泽，由于在陵墓中埋藏2000多年，龙身局部有沁斑。玉龙造型威猛刚劲，身体卷曲呈S形，张须露齿，双目圆睁，鬣毛向两边卷曲，前肢曲折，爪趾锐利，龙尾上卷并平削，通体饰蝌蚪状的涡纹。玉工采用阴线刻、浮雕和局部透雕的技法，把龙潜深渊、蛰伏待时的意蕴表达得淋漓尽致。玉龙眼睛下方有一钻孔用于佩戴时穿系丝线，表明这是一件佩饰。
    在中国玉器史上，战国至西汉是一个工艺高峰。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以及铁器和砣机的使用带来了琢玉工艺革命，使玉器一改几千年来的古朴，而变得精雕细琢，对此，有专家归纳出“五字诀”：利，边缘直切下去，锋利得可以割破手；亮，抛光后玉器光洁明亮；凶，动物形象凶猛；细，花纹扭曲宛转，比发丝还细密，被称为“游丝毛雕”；空，大量使用透雕镂空，更显灵动。S形玉龙就是在战国时期出现的，不过基本是横S形，竖S形只见于西汉早期的王侯墓中，徐州狮子山的这件竖S形玉龙，如此精美又如此巨大，在国内堪称首屈一指。战国时期，群雄争霸造就了强健、尚武、进取的社会风气，直接影响了玉器的审美取向，这件出土于汉早期楚王墓的玉龙就有明显的战国遗风――到了汉中期，皇权强化加之四海升平，玉器风格变得温顺柔和――可以说，这件玉龙是中国玉器史上威猛时代的绝唱。
     尽管在古代即被盗过，狮子山楚王陵仍出土了2000余件各类文物，其中，玉器是最大亮点，有金镂玉衣、镶玉木漆棺、玉璧、玉戈、玉璜、玉觽、玉卮、玉枕等200余件(组)，品种之丰富、玉质之优良、工艺之精湛，在全国考古发现中无出其右。
    这么多价值连城的美玉，盗墓贼为何弃之不取？原来，在汉代礼玉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般人不可佩戴使用，盗墓贼拿走玉器不仅无法销赃，而且容易暴露自己的罪行，因此只取可以镕铸的金银器。
      在中国，玉器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审美范畴。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玉器被认为可以沟通天地、神灵和祖先，人们用最虔诚的心态和原始的工具，耗费大量时间制作玉器。到了夏商周，原来的部落首领变成了统治国家的王，社会制度和个人生活都被纳入严密规范的礼仪制度中，玉器也从神玉变成了礼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仅祭祀时就有“六器”之说：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么做有其时代背景。当王国聚合了越来越多的族群甚至原来的敌人时，如何保证文化的认同和王权的尊严就成了首要问题，被认为吸收天地灵气的玉器成了礼法制度的载体。春秋时期，孔子儒家赋予玉君子的美德：玉器温润而散发出光泽，这是它的仁德；清澈而有细密的纹理，这是它的智慧；坚硬而不萎缩，这是它的道义；清廉而不伤人，这是它的品行；色泽鲜明而没有污点，是它的纯洁；受到伤害而不屈挠，是它的刚勇……君子比德于玉，成为后世玉文化的核心。
    当时的社会风尚是“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玉器要成组佩戴，走路时有韵律地叮咚作响，步幅、速度应与佩玉相和谐，以表现君子的仪态、气质和风度。由于狮子山楚王陵曾被盗贼扰乱，这件S形玉龙和哪些玉器配为一组就成了千古之谜，然而佩戴如此硕大沉重的一组玉佩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因此专家推测，楚王只在出席非常重要的仪式时才会用到玉龙。
   那么，玉龙来自何方？是朝廷的赏赐还是楚国本地制作？专家们倾向于后者。一则战国时，楚国玉器独步天下，很多玉器即使在现代也难以仿制，而西汉初年的楚国，在地域上与战国时期的楚国有相当部分的重合，制玉传统仍在；二则徐州汉墓几乎每座都有玉，举凡汉玉品种应有尽有，外地难以比肩，在徐州白云山西汉墓中还发现了一批玉料、边角料和残破玉器的改制件等，说明楚国当地有玉器加工作坊。狮子山汉墓中发现了一批造墓时的工具，有些工具的尖头部位为炒钢制品，这是中国最早的炒钢，比欧洲早了1800多年，这样的工具无疑会提高玉器加工的水平。
    关于这座楚王陵的主人，有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和第三代楚王刘戊两种看法，后者正是和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之乱的楚王。就像※※上无数次发生的那样，曾经富可敌国、盛极一时的楚国，以及王的煊赫、王的威严和王的野心，早已在时间的车轮下烟消云散，只留下玉龙这样的精华文物，把2000多年的沧桑化作永恒，作为※※的映像供人们去遥想和追思。
      公元前201年，刘邦废楚王韩信，封少弟刘交为楚王，建都于彭城(今徐州)，从此彭城作为西汉楚国的都城经历了12代楚王的统治，见证了楚国190余年的※※。
     近年来，徐州共调查和发掘了18座楚王(后)陵墓，再现了楚国的王室生活。其中玉器最为精美的要数狮子山，竖S形玉龙共发现了5件。作为徐州博物馆馆标的这件S形玉龙，造型简洁大气，线条坚挺，既脱胎于战国玉龙的多曲折造型，又具有西汉的特色。镂雕、浮雕和圆雕相结合的“侧弧面多视点”技法，使玉龙在平面中显现出较强的立体感，突出了龙的力量和气势。汉初快速崛起带来的自信、质朴和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在这件玉龙上得到了审美上的呼应。

369
玉枕

西汉 1995年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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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山楚王墓（上）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刘邦封其异母弟刘交为楚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刘交及其以后各代楚王的陵墓都设在徐州附近，在石灰岩山体上凿山为陵，狮子山楚王墓是其中形制最为奇特的一座。

　　以山为陵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封韩信为楚王，并划下邳之地为楚王的都城。次年，韩信被降为淮阴侯，领地下邳被一分为二，其中之一被刘邦封给其同父异母弟刘交。刘交建都彭城，即今徐州，共传位12代楚王。
　　徐州建城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两汉时期，徐州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徐州位于黄河流域的下游，四周皆山，中部地区地势低洼，常遭水患，因此历代显贵均将墓穴建于附近?高的丘陵地带，这批墓葬是考证历代徐州地域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
　　徐州地区的汉代墓葬按结构不同，可分崖洞墓、石椁墓以及砖石结构墓等。墓的形制往往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相关。汉代沿袭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建立的二十等爵制，以诸侯王和列侯为最高的爵位，这两类爵的许多待遇都与帝王近似。在墓葬制度上，他们也可以享受“凿山为藏、以山为陵”的帝王级规格。徐州四面皆山，正是楚地王侯们绝佳的安息之处。
　　考古人员已在徐州相继发现了不少西汉的楚王陵墓，发现地分别为环城的楚王山、小龟山、东洞山、北洞山、南洞山、卧牛山、驮?山以及狮子山等处。其中狮子山的楚王墓发掘历程最为曲折，所得文物最为丰富，附近还发现了埋有4000余件兵马俑的丛葬坑。墓中出土了金、银、铜、铁、玉、石、陶等质地的珍贵文物近2000件，其中的雕龙玉璜、弦纹玉环、雕花玉卮、螭虎纹玉饰、镶玉漆棺、铜扁壶等，都是※※考古史上首次出土的珍品。而关于该墓墓主身份的争论，至今还是考古界的热门议题。

　　楚王之疑

　　从墓葬形制上看，此座汉墓兼具汉代早期竖穴墓与横穴墓的特点，因此墓主的下葬时间应在西汉早期。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狮子山楚王墓的墓主很可能是第二代楚王?郢，其次则可能是第三代楚王刘戊。此外，墓中出土了薛郡的文阳之印和东海的兰陵王印，而两郡都在景帝二年（前155年）时被削，因此墓主人的下葬时间应不会晚于景帝二年。
　　景帝三年（ 前1 5 4年），汉景帝与晁错借口吴王刘濞有罪，削其会稽和豫章两郡领地。刘濞联合楚、赵、胶西、胶东、菑川和济南等六国的诸侯王发动叛乱，史称“七王之乱”。刘濞发兵20万，以“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逼迫景帝诛杀晁错。晁错死后，刘濞得寸进尺，企图争夺帝位，景帝名周亚夫与窦婴领兵应战，很快叛军便被击溃，刘濞在兵败东逃途中被杀。
　　当时在位的楚王是第三代楚王刘戊。叛乱平定后，汉景帝下定决心采取限制诸侯王的措施，开始进行削藩，文阳与东海两郡就是此时被削的。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钱币中，榆荚半两钱出现得最多，还有少量的汉代八铢半两、四铢半两和秦半两钱。说明墓主下葬时，正是榆荚钱向四铢钱过渡的时期，这与刘郢的在位时间比较吻合。
　　以刘郢为墓主的说法证据颇多，但至今仍没有确凿的力证可以为此下定论。

367
带辘轳水槽的陶井

汉 西汉  明器
1953河南省洛阳市烧沟出土
高47.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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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井是西汉常见的小型灌溉设施，在中原地区，人们普遍使用被称做“辘轳”的一种滑轮，从较深的井中大量提水用于灌溉。这件陶井模型，有水斗、水槽、滑轮等附件，是汉代井灌的真实反映。此陶井井栏仿木建筑结构，呈立体长方形，栏口模印鱼、鳖、耳杯，栏上模印人兽相搏的浮雕花纹，还附有汲水的尖底瓶、水槽、辘轳等。
    井灌是汉代农业灌溉的重要方式。出土的汉代陶井模型附有水槽、辘轳，说明当时的汲水设施，已经从简单的机械桔槔发展到先进的辘轳和滑车提水工具。除用于农业灌溉外，井还可供日常生活使用。山东诸城前凉台东汉画像石墓庖厨图中，就有一人在用辘轳从井中汲水，旁边有人正在屠宰鸭子。河南偃师中州大渠汉墓所出灰陶井模型，在其井栏模印的图案中有一人左手执瓶，右肩扛长竿作疾走状，画面两边各模印“东井”和“灭火”二字，说明当时已有灭火专用井。此类井口上往往有遮檐，以保证井口的清洁。

第二单元：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生活　　
       农业：秦汉时期，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逐渐形成。※※提倡牛耕，使牛耕在各地逐渐推广，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各类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犁的基本结构已经完善，还出现了以耧车为代表的新型农具。水利工程大量兴修，农业灌溉面积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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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五齿耙(左下)  铁铧(右)、铁犁壁(上)    西汉


    其中的铁铧、铁犁壁为一级珍贵文物，1967年陕西咸阳窑店出土。西汉时期耕作技术有很大发展，铁铧与铁犁壁组合在一起构成复合装置，能将耕起的土垡破碎和翻转，更适于耕翻土地和开沟作垄。大铁铧硕大沉重，与其配套的犁架必须加大加固，整架耕犁的重量也随之增大，通常需要两头或两头以上壮牛挽拉，用于开沟，也可用来窜垡、活地，是汉代铁器冶铸业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种表现。

363
绿釉陶楼(局部特写)

三层上持满弓的武士二层四周作持满弓欲射的武士；，楼四周有水池，池边堤上骑马的武士

可惜玉衣不朽的神话没有实现。

第四组　东汉贵族豪强的统治
　　新朝灭亡后，汉皇族刘秀于公元25年重建汉朝，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史称东汉。东汉王朝豪族大姓往往世代※※，有众多的“门生”、“故吏”和私家武装，实际上控制着※※和地方的政权。
　　东汉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和巩固※※集权统治的措施，使天下安定。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各地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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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坞堡

东汉（公元25年—220年）
1956年广东广州东郊麻鹰岗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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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坞堡是一种防卫性建筑，也称坞壁。随着土地的不断兼并，体现在住所上的※※※※现象也日益严重。东汉以后，很多失地农民被迫依附豪强，地方贵族纷纷建立私人武装，其宅第不仅面积广大，房舍众多，而且形态封闭，建有角楼、瞭望塔等军事设施。这样的宅第实际上已成为武装堡垒，称为坞堡。

第三组　王莽改制
　　公元8年，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建立新朝。为了摆脱困境，他托古改制，把私田改为“王田”，土地和奴婢均不得买卖，又多次改革币制，使社会经济生更加混乱。公元23年，新朝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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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钱币   

汉  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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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的货币改革混乱荒唐，堪称中国古代货币改革史上的“绝唱”。各类货币比值不合理，导致货币严重贬值；币材太滥，品类太多，尤其是宝货制竟然一次将五种不同的币材、六种不同的货币、二十八个品类同时投入流通，重新使用被※※淘汰的龟、贝，徒然制造矛盾和混乱；十余年间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其变动之速，给社会经济生活和货物的流通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王莽的货币不仅铜质绝好，铸造精致，文字书法也很工整，风格纤秀，有的还错金，在古代钱币的品相方面堪称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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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月令诏条》壁书   

西汉   1990-199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坞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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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时月令诏条》全称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为汉平帝年号）太皇太后发布的诏书。为墙壁墨书题记，属于“国宝”级文物。月令五十条，分属十二个月，写明每月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所涉事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要求下级官吏尽力奉行。
       《四时月令诏条》以法律“诏书”的形式，确立了以“四时”为基础的自然时序和人事活动应遵循自然时序的生产生活准则，突出了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以时禁发”、“用养结合”的原则，提出了保护农业生态系统和保护林木资源、动物资源、水资源的思想，在古代生态保护和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件壁书题记系迄今所仅见，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最系统的关注人类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法律文书，对研究汉代公文、书法、农时节令和历法都极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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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缕玉衣(局部特写)

从足部向头部看半身特写玉枕

354
金缕玉衣(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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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鲜的神话
　                                                      陈成军 　  
       这纯粹是一个无稽之谈。新朝末年，为了反抗王莽的暴政，绿林军、赤眉军等揭竿而起。公元25年，赤眉军西攻长安，发掘了西汉帝王的陵墓，发现凡是身穿金缕玉柙的，尸体保存都非常好，就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实际上，考古发掘显示，凡是身穿玉柙的，没有一具尸骨不朽烂。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以玉柙作为殓服以保存尸骨不朽的神话，最终竟然被炮制成一项制度，为汉代上层社会部分特殊人士所享用。玉柙，又称玉衣、玉匣，系全部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用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缕编缀。由于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所以将它们分别称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柙和丝缕玉柙，其中丝缕玉柙仅出土于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中。西汉时期，玉柙初行，还没有根据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确定严格的等级。当时皇帝和王侯主要使用的是金缕玉柙。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墓墓主中山怀王刘修的殓服就是金缕玉柙。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他的这件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柙所用玉片都很规整，金丝横断面为圆形，中段较粗，两端尖细。玉柙的裤筒被截下一段，展开后盖在下腹部，又把护裆的两块三角形玉簾盖在两腋，胳膊比袖筒短，两手放在袖筒中。当然，西汉时期的王侯也有使用银缕或铜缕玉柙的。直到东汉时期，玉柙才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根据这项制度，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柙，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柙，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柙。迄今除因为汉代帝陵尚未发掘，皇帝使用的金缕玉柙一时难以求证外，东汉诸侯王使用银缕或鎏金铜缕玉柙，嗣位列侯及其级别相当的使用铜缕玉柙，都已被出土的实物资料所验证。
      用玉柙做殓服，不仅不可能保存死者的尸骨，也往往为盗墓者所觊觎，使死者无法得到安宁。刘修的墓室就遭到盗掘和火焚，并坍塌至底，其玉柙是焚烧后的劫余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