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漂亮的青铜盘。

190
“虢季子白”青铜盘※※典故(一)

ZT
       在传世青铜器铭品当中，有一件堪称西周青铜器的魁首。它长近四尺，重达四百余斤。这件青铜器就是著名的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是西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5年)，虢季氏子白为纪念其受周天子命，率军战胜玁狁(xian yun)立下奇功，受到周王的褒奖而作的重器。盘的内底有铭文111字，对这段史实作了详细的记载。 就是这样一件鸿器重宝，它的面世竟然充满着机巧。巧就巧在夜半更深，万籁俱寂；巧就巧在将军秉烛，夜观虢盘。
      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5月11日，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在追杀太平军的过程中率部占领常州，刘铭传住进了太平军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由于护王手下的将士仍不屈服，经常利用夜晚伏在小街僻巷里进行反抗，所以淮军不得不在夜间加强城防巡视。一天，夜半更深，万籁俱寂，刘铭传在护王府大厅秉烛读书，忽然听到院中有金属撞击的声音，以为有刺客潜入。刘铭传大惊，立刻传呼众亲兵赶到院中搜索。众人里里外外搜遍，没有发现任何踪影，再仔细听听，原来声音是从马厩里传出的，循声搜去，才知是马笼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的叮当之声。马槽向为木料所制，为何有此清脆金属声音？刘铭传心生疑问，当即命令士兵用灯笼照看，在微弱的灯光下看不清楚，刘铭传就伸手去摸，只觉得浸凉异常，仔细分辨才知是一金属物体。第二天一早，刘铭传好奇地走到马厩中，叫士兵把马槽洗刷干净，这时才看清楚是一个铜盘。通体呈椭方形，具四边、圆角，周身满饰窃曲纹及大波曲纹，每边饰兽首衔环二，共八兽首，内底铸有铭文111字，面幅工整，结字优美。读过几年古书的刘铭传知道这种文字叫籀文，为三代文字，他暗想此物年代久远，必是国宝，忙叫人“三熏三沐”，洗涤干净，并在自己奉命攻击浙江湖州、安徽广德期间，设法叫士兵运回自己的家乡——安徽肥西刘老圩。

188
青铜钟

西周后期

继续上几件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出土的青铜器

186
“长思”青铜鼎

西周 周穆王时期   礼器
1954年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出土

图文并茂,增长※※与鉴宝知识

183
青铜编铙（3枚）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通高10-15.3厘米

    铙腔体作合瓦状，口缘内凹呈弧形，鼓部正中处有梯形凸起，舞部正中有管状甬，与腔体相通。铙腔体外两面均浮雕饕餮纹。青铜铙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打击乐器之一，始见于商代后期，西周早期继续沿用，敲击时器口向上。此型青铜铙主要出土于河南南部、山东南部与陕西关中地区，通常一编数枚，形制、花饰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其中以3枚成编最为常见，余为4枚成编与5枚成编。此型青铜铙有些经过测音，其鼓部正中与两侧可发出两个频率音，音程关系有小二度、大二度、大三度与小六度，其中以大二度居多，已能构成合理的音阶序列。而且，在一编3枚的青铜铙中，3枚青铜铙之间均以四度半音程之差排列，三者最低基频为一度、五度、八度，大致与C调相符。

第三组　音乐
　　二里头文化时期，乐器种类主要有埙、鼓、铃、磬，到了商代，出现了铙、编铙、编磬。西周时期，钲、编钟的应用，极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181
虎纹石磬

商  打击乐器
1950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
长84厘米、宽42厘米、厚2．5厘米

ZT    
     最早的石磬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打击乐器中，它的起源较早。石磬在商代是重要的礼乐之器，商人用以祭天地山川和列祖列宗。《尚书 益稷篇》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即是表述先民敲击石磬，举行大型宗教舞蹈的场景。磬的形制又分为单悬的特磬与成组使用的编磬，它们不仅在数量上有区别，而且其质地也在使用中有严格的规范。祭天地山川，使用石磬，祭列祖列宗，则敲击玉磬。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多件商代石磬，妇好墓中出土5件长条形石磬，制作比较精细，磬身上分别刻有文字和鸮纹，其中有3件，均为白色，泥质灰岩，形亦相近，可能是一套编磬。周制则规定，只有王宫的乐坛上才可以悬击石磬。诸侯如胆敢悬击石磬，那就是僭越，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在王室还设有磬师，专门教授击磬之道。 　
   　虎纹石磬出土在殷墟武官村大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形体最大的商磬。虎纹石磬是单悬的特磬，可称为商代磬中之王。它以青色大理石精心磨雕，薄薄的石片表面雕刻有一只老虎。这只老虎怒目圆睁，虎尾上扬，虎口扩张，尖尖的獠牙清晰可辨，老虎身躯呈匍匐状，做出猛虎扑食的架势。纹饰线条生动流畅。据测定，据测定此磬已有5个音阶，可奏出不同的音调，乐音清越悠扬。此磬出土时，其西侧有女性骨架24具，可能是殉葬的乐工。

延伸阅读:
[国宝档案]虎纹石磬　　  商代"虎紋石磬":為磬中之王　　
     

179
“作册般”青铜鼋

商后期 (前1300-前1046年)
通高10厘米，长21.4厘米，宽16厘米，重1.6056千克

ZT
        鼋作爬行状，探首，四足外露，尾向左偏，左肩部、背甲嵌入4矢。鼋背铸铭文4行33字：“丙申，王于洹，获。王一射，射三，率亡（无）废矢。王令（命）寝（馗）兄（贶）于作册般，曰：“奏于庸，作女（汝）宝。”记述丙申日商王行至洹水，射鼋，商王射1箭，作册般佐射3箭，全部命中，商王将射获的鼋赐给作册般。铭文所记正与此器取像相合。
        鼋是鳖科动物中最大的一种，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甲虫惟鼋最大，故字从元，元者大也。”鼋背甲圆形，背甲外包有柔软的革质皮肤，头小，吻突较短，鼻孔在吻突前端，四肢有发达的蹼，尾短，头、颈可完全缩入壳内。栖息于江河湖泊中，善于钻泥沙，以水生动物螺、蛙、鱼、虾等为食。鼋性凶悍，力气大。唐朝《宣宝志》中记述宣州江中的鼋曾上岸与虎搏斗的情景。     
        鼋有如此神力，商王捕获了鼋，觉得光彩，便把自己捕获的鼋赏赐给作册般作宝物。此器是目前仅见以鼋造型的器物，且是根据商王所射的鼋形制作的，具有写实主义的表现风格，故弥足珍贵。
       “作册般”青铜鼋形制特殊，不但丰富了像生类青铜器，也为研究商周时期的射礼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器作者作册般，还见于其他商代青铜器铭文中，曾因随商王征伐人方有功而得到赏赐。
        商代前期，少数青铜器上开始铸造铭文，字数较少，到了商代晚期，铸铭青铜器明显增多，直至商代末年，才出现几十字的长篇铭文。西周是青铜器铭文的全盛时期，100字以上的铭文颇为习见，超过200、300字的也不乏其例。青铜器铭文又被称作“金文”、“钟鼎文”，基本保持毛笔书写的形态，是当时的正体文字。

177
“王为般卜”龟甲刻辞(左)

商   传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
长18.6厘米、宽10.2厘米

ZT
       这是一块完整卜甲，商代时用龟甲，多数用腹甲，少数也有背甲，还有甲桥刻辞、甲尾刻辞。通过这片卜甲，可以了解甲骨文的选料、制作、记叙等内容，是研究商代甲骨文使用情况的宝贵资料。

祭祀刻辞龟甲(右)

商王武丁时期
长15.6厘米，宽9.5厘米

ZT
       这具商代龟腹甲，是当时的占卜工具，其上所刻内容涉及对商先公上甲的祭祀。上甲，名微，是王亥之子，曾为父报仇，杀有易氏，是颇有作为的商先公之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商代甲骨卜辞相继被发现、认识。此后，王国维(1877-1927)于1917年,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两篇著名论文，将甲骨卜辞内记载的商人先公、先王揭出，使《史记·殷本纪》所记商先公、先王世系得到物证，并且订正了其中的讹传。
          对于上述卜辞中涉及的商先公上甲及其父王亥，王国维考证，卜辞中王亥，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作“王亥”，《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亥”在《史记·殷本纪》中作“振”，《世本》中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中作“垓”，《吕氏春秋·勿躬篇》作“冰”，《世本·作篇》作“胲”。其中，亥为正字，核、垓均为其通假字，振当为核或垓之讹变。上甲即微，亦即《国语·鲁语》中“上甲微”。这些论证均为真知灼见。

175
卜骨

商王武丁时期 传河南安阳出土

ZT
      此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内容涉及土方、? 方入侵。

                                走进国家博物馆·甲骨传奇
                                                                                   西山黄鹂

       国家博物馆有40余个展馆，展品多得看不过来。但我们两次前去参观，都在同一个地方驻足许久，那就是《古代中国陈列》里一组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甲骨。为什么会对这些3000年前的龟甲和兽骨感兴趣，话还得扯得远点。
      小时候学※※，大概是因为商纣王的缘故，很不喜欢商代。在我的印象里商纣王是※※上最大的暴君，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荒淫无度，暴虐成性。他把议论他不是的人，绑在烧红的铜柱上，活活烙死；还把苦谏他的叔父比干杀死，残暴地剖出比干的心，声言要看看圣人的“七窍之心”。正是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让我觉得商代是一个野蛮、残暴、血淋淋的朝代。
      成年后读了一些书，看了一些博物馆，才发现以往自己的知识何等贫乏，而知识贫乏恰是思维片面、头脑浅薄的根源。且不论商纣王是不是※※上最大的暴君，起码不能把纣王和整个商代划等号。记得几年前去保利艺术博物馆参观，满堂的青铜文物将我们的视线引向几千年前的古代文明，其中许多难得一见的青铜瑰宝都是商代的遗赠。长有三条尖足的铜爵、造型独特的酒器先方彝、敲击腔体便能发出声音的铜铙、腹部铸有神秘饕餮纹的父庚方鼎……，无论器形还是纹饰，其精美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辉煌璀璨的青铜艺术让我们窥到了商代文明的一角，领略了先祖在金属冶炼、青铜铸造、工艺制做、美学设计等领域丰富的想象力和无穷的创造力。
      再次让我们对商代文明睁大了眼睛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因为陆陆续续读了一点有关甲骨文的书籍资料，便对那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对甲骨文背后的坎坷故事，对甲骨文揭示殷商※※文化的经过，特别是对发现和研究甲骨文并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王懿荣，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在京城做官，官至国子监祭酒和京师团练大臣。他在医病的中药材中偶然发现了流失在民间、刻有字迹的甲骨，凭着专业眼光和文化敏感，开始大量收集这些甲骨。然而，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避祸西安之际，负责京都防务的王懿荣不愿落在侵略者手里，便选择了自杀殉国，据说死得相当惨烈。
     继续收藏、研究甲骨文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王懿荣的好友、学者、小说家刘鹗的肩上。刘鹗经过研究，认定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神秘文字是“殷人的刀笔”。他应当是为甲骨文断代的第一人。可惜的是，刘鹗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朝廷，被流放新疆，最后客死他乡。
      甲骨文研究的薪火因此传到了刘鹗的儿女亲家、学者罗振玉的手中，这已是※※初年的事了。罗振玉感到最紧要的是找到甲骨的出土地点。几经周折，他从喝醉酒的商贩范维卿口中听到了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地名，于是亲自去了小屯，并在那里出土了更多的甲骨。罗振玉确定了安阳殷墟就是商代晚期的大都城，同时开了中※※学研究“田野考察”的先河。
     终于要说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学者王国维了。是他将甲骨文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因为他的研究已不限于文字释读。《文物里的古代中国》一书称王国维于1917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两篇著名论文是“利用甲骨文系统研究商朝※※的开山之作。他在两文中将甲骨文内记载的商人先公、先王揭出，使《史记·殷本纪》所记的商先公、先王世系得到物证，并且订正了其中的讹传”。王国维虽然没有遭到王懿荣和刘鹗那样的厄运，但社会的剧烈动荡、时局的迷乱还是让他最终选择了自沉昆明湖来结束生命。
       19九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然而这些学者却在乱世中潜心研究甲骨文。或许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们用生命守望的事业，日后会成为一项专门的科学，甲骨文的收集、断代、确定出土地点、破译、研究、出版，会对史学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会使商代文明避免了被湮灭的命运。原来，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史学界刮起一股疑古风潮，有些人甚至怀疑殷商※※的存在。《史记·殷本纪》虽然记载了殷商先公、先王的存在，但缺乏相应的物证。而就在这一时刻，“是商代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拨乱反正，并开启了史学研究的新纪元”。余秋雨先生曾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将甲骨文比作中华民族“童年的声音”，认为甲骨文的发现“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
      甲骨文不但使商代先公、先王世系得到物证，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揭示出中华古文明在多个领域里高度发达的社会样态，比如商代已经具有了系统而精确的天象观察，青铜器的制做工艺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农业生产也达到了较为发达的水平，医学已出现分科的雏形……。除此以外，甲骨文还涉及了祭祀、军事、田猎、刑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医学、教育及历法等多个方面，内容相当丰富，被专家们称为“商代的百科全书”。
     如今，我们来到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馆，就站在这些被称为“商代百科全书”的甲骨文面前。甲骨文是在龟甲、兽骨上契刻或书写当时的占卜记录及记事刻辞。这些甲骨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多少都有一些残破，相同的是上面都契刻着以往只在教科书上见过的象形文字。用专家的话说，甲骨文的文字是一种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文字。
     眼前这块卜骨刻辞记述了北方有方国分别于甲辰日与戊申日征伐某地，并俘获31人。这里有两块卜甲，左边一块记述了戊寅日古（卜人名）为般（人名）占问是否有祸；右边一块的内容则涉及商先公上甲的祭祀。这块匕首形状的兽骨（宰丰骨匕），其实是一块肋骨，刻于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记述的内容是商王狩猎，以及宰丰受到商王赏赐的事情。帝辛是帝乙之子，也就是我们上文中提到的商纣王。看得出，此骨匕所刻字体与其他商代甲骨文不大相同，更接近于商代末年青铜器上的铭文。还有一块较大的牛肩胛骨，正反两面刻满长篇卜辞，记述土方入侵经过。据说该内容文献上都没有记载，这块牛骨正好补充史载之缺。其他甲骨文上的内容还包括占卜某日是否下雨，记载某日出现彩虹、日食、及商人纪日使用的“天干地支表”等。
      望着这些神秘而传奇的甲骨文，心情十分激动。忽然想起一位朋友的话：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似乎是在追寻中华民族的根。是啊，树高千尺离不开根。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中华文明的源头又在哪里？一路走来经历过什么样的曲折？为什么世界其他古文明都已灭绝或出现断裂，唯独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没有衰亡？问题的答案藏在苍茫的“田野”上，藏在浩繁的典籍里，也藏在博物馆的文物里。看来，我们真的需要从倾听中华民族“童年的声音”开始，慢慢推开那扇厚重的中华文明之门……。
      同时，我们还应当感谢那些为发现和研究甲骨文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正是有了他们的文化敏感和文化自觉，今天的我们才能在国家博物馆里看到古代文明的印记。让我们记住这些早期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们的名字吧，他们是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李季、梁思永……。

再上最后一件青铜车马器，夏商周部分的　第二单元－夏商西周时期的经济　到此结束，明天，我们将开始深入介绍第三单元　夏商西周时期的文化，传奇的甲骨文、形形色色的编钟乐器，以及包括大名鼎鼎的四方羊尊、虢季子白铜盘等在内的青铜重器将陆续现身。

173
青铜轭

商  车马具
河南省安阳市大司空村商代车马坑中出土
轭脚长55.7厘米、宽5.7厘米，轭首高8厘米、上径7厘米、下径4厘米

ZT
    整器由轭首、轭肢与轭 组成。轭首顶端如菌状，饰夔龙纹，下部为管状体，饰夔龙纹。轭肢为半管状“人”字形体，下部上翘成轭，末端附扁圆筒形体。
    青铜轭，青铜器铭文中称之为“金轭”，包在“人”字形木质轭体外侧，使用时，轭首缚在车衡上，轭肢夹在马的肩胛骨前面，与系在轭上的靷绳借助马的行走以牵引车辆。这种系驾法有利于马的行走、奔跑，从而使车驾驶自如，可达到相当高的速度。此对青铜轭出土时斜立在马颈部，在轭首与轭肢管内，留有腐朽木质。

再上一件青铜軎作对比，但时代要回溯到更早的商代

171
青铜軎
商后期 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车马坑出土

ZT
      青铜軎,套在车轴两端，止配辖，用以加固轴头
      商代前期应已有以牲畜拖驾的车，可能已有马车（注：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遗迹，虽难知是否以牲畜拖驾，但古史传说中多有商人先祖始创以畜力驾车的记述。《世本》有“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的记述，胲即王亥，为商先祖，相土亦商先祖，故商人当懂得训牛、马以拖驾车子。殷墟出土晚商马车的制作工艺已颇成熟，木车制作规范，表明其前应有较长的发展历程，并非突然出现，故商代早期应已有马车。殷墟所出车马，均出于大型祭祀遗址和墓葬所附车马坑，目前偃师商城尚未进行有关上述遗迹及大型墓葬区的探掘。因此早商马车，尚待今后的考古新发现予以证实。），但使用并不普遍。军队以步兵为主力，指挥战斗的将帅或身分高的贵族，可能利用牲畜拖驾的车为运载工具，乃至成为指挥中心，但不具备组建成建制的战车兵为※※主力的条件。
    商代晚期马车制造工艺有很大发展，双马木车较多地用于军事，但缺乏适于作战的专用车辆，又未形成适于车战的组合兵器，所以战车兵并不发达，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商军以步兵为主的传统面貌，战车兵还难于成为克敌致胜的主力兵种。
    战车兵不够发达，轻敌自负，训练有素的兵员不足，诸多因素汇聚在一起，终成晚商军队致命的弱点。当周人及其盟军大军压境，会战于牧野时，面对以戎车三百乘为主力的周武王军队，商纣军难与对抗，终于难逃兵败覆亡的厄运。

再上两件倗伯夫人毕姬墓出土的青铜车马器，关于倗伯夫人毕姬墓，后面在夏商周部分的结尾处，还会有专门更详细的介绍

169
青铜踵饰、青铜銮

西周中期 2004年山西运城绛县倗伯夫人毕姬墓出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ZT
踵 装在辕末，即车门承轸处，上下车踩踏之。形状有多种，结构亦较周代复杂。

銮
古代皇帝车的仪铃,安装在轭首或车衡上方。上部一般为扁圆形的铃,铃内有弹丸,铃上有辐射状的镂孔。下部为长方形的座;座的两面常有钉孔。西周时开始流行
人君乘车四马四镳八銮,铃象鸾,鸟声,和则敬也。——《说文》

    车马器是指用于中国古代车马上的青铜配件。车马器的出现是同中回车马制度的出现和发展相关联的。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车子实物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马车，目前已发现数十辆。这些马车多被埋葬于贵族的墓莽旁边，一般一座车马坑中埋放12辆车。多数马车上有青铜制作的车马器，有的车箱内还有兵器和驾驭马车所用的器具，有的马车边还埋有驾车的驭夫。西周时期是车马制度开始出现的时代，马车被作为等级身份的体现物。战国晚期，骑兵逐渐取代战车成为主要的作战手段，并且主要被作为出行代步和运载货物的工具。汉代车马器分为两娄：御马器和御车器。

呵呵，鸭尊，挺熟悉的

第六组　商业与交通
　　这一时期，在遗址、墓葬之中大量发现海贝，在商代遗址中还出土鲟鱼鳞片、鲸骨、海蚌、龟甲、玉料，这些物品大多由远方贡献及交换而来。
　　车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二里头遗址内已发现双轮车辙。车既是当时的交通工具，也是军队的重要装备。

167
海贝